心法:传习录中的知与行-知十五:无善无恶是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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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养病期间的王阳明经常会无端地陷入回忆之中,这是一个逐渐老去之人的自然反应。他的思绪经常会将自己带回到青春年少之时,回到那个对酒当歌、策马奔腾,敢登长城射胡人的少年王守仁身上。

    他还记得在烽火台上大声朗诵的那首高适的五律:“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王守仁到王阳明,从英姿焕发的少年到青衫磊落的中年,从北京到贵州,从南赣到江西,他的梦想从未褪色。如果说男人一生当中要经历两次成熟,第一次是适应社会,那么第二次就是找回年轻时的梦想,王阳明早已将这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

    这一次出山,王阳明的身份依然未变——领兵平乱的将领。朝廷命令王阳明以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的身份领兵出征广西,去平息思恩州和田州一带爆发的叛乱。不过王阳明的社会影响力已经很大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时光基本是在故乡度过的。

    王阳明此时已名满天下,四方“裹粮而来”者不计其数,他家附近凡是能住人的地方全都住满了登门求学之人。“更相就枕席,歌声彻昏旦”,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种盛况。与之相反,王阳明的思想表达这时候却表现得越来越易简,而越是易简传播的速度就越快,影响力就越大。

    王阳明出山的消息让所有的人都长出了一口气,上至嘉靖皇帝朱厚熜,下至那些关心他的乡野之士。在王阳明为父亲丁忧的这三年时间里,有不少朋友和弟子举荐他,盼望他早日出山。王阳明真想当面告诉年轻皇帝朱厚熜,西南边陲的这次叛乱只不过是小小的疮疥之疾,身为皇帝,你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心怀谗嫉之心的官员,他们才是帝国的腹心之祸。

    嘉靖六年八月,别无退路的王阳明只好无奈地上路,他在几个贴身弟子的陪同下,又一次离开自己的故乡。而这一次,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就像一个赴死的战士。这么多年来,他从未产生过这种决绝的念头。临行前,王阳明找来最为信任的朋友和弟子做了一番细致的交代,也向家人交出了一份遗嘱。

    他专门为弟子写了一篇《客坐私祝》,其中简洁地记述了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谨记于心的事项,字字句句饱含着王阳明对弟子们的殷切期望,提醒弟子们要远离狂躁惰慢之徒,禁止赌博饮酒。王阳明还给首辅杨一清写了一封信,他说:“这次出征事毕,你就让我当个散官吧,比如让我去国子监带带学生,搞搞研究,守仁感激不尽。”

    在等待出征的闲暇时光里,王阳明会经常带着自己的两大弟子钱德洪和王畿登上天泉桥。他非常喜欢站在这里,极目远眺。远处的古树奇石,有一种不事雕琢的自然美。眼前的一切,总是会让他不自主地游离出现实。他说,自己真想永远地留在这里,此处紧靠西湖,是他心目中的静心修身之所。

    钱德洪和王畿也是依依不舍。王阳明还在天泉桥上裁定了二人对于“四句教”的争论和解释。

    这四句心学教义会让我们想到王阳明曾经与弟子薛侃的一番对话。有一天,薛侃在花园里除草,酷热难当,薛侃就发起了牢骚,他说:“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当时正在花园赏花,听到薛侃的叹息,认为这是一个与弟子交流,做思想工作的绝好机会。于是上前说道:“你就没培养善,也没有铲除恶。”

    薛侃觉得王阳明这么说不合情理,自己在花园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天,铲除了很多杂草,怎么能说是没有培养善,没有铲除恶呢?王阳明察觉到了薛侃的疑惑,说道:“你如此看待善恶,因为从形体上着眼,错误在所难免。”

    薛侃更是如堕雾里,他实在不明白王阳明这句话的意思。王阳明解释道:“天生万物,如这园中的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即以花为善,以草为恶。若要利用草时,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从形体上着眼看善恶是错误的。”

    薛侃还是疑惑不解,继续问道:“如此说来,天地之间不就没有善恶了吗?”

    王阳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之所以有善恶,全是你强加于它的。”

    先生又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因气动而产生的。不为气所动,就是无善无恶,可称至善了。”

    薛侃问:“佛教也主张无善无恶,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王阳明继续道:“佛教执着于无善无恶,其余的一概不管,不可以治理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有意为善,也不要有意为恶,不为气所动。如此遵循先王之道,到达极致,便自然能依循天理,便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在王阳明看来,禅的本来面目是空,而阳明学说是天理。天理是实理,而禅则认为是虚无的,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薛侃又继续问道:“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它也就不宜拔除了?”

    王阳明笑道:“你这么认为,又成为佛、老的主张。如果草有所妨碍,为什么不将其拔除?”

    薛侃仍是不解地问道:“这样做不就是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吗?”

    王阳明摇头,解释道:“不着意为善去恶,并不是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着意’,只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别无他意。如此,就与不曾好恶是一样的了。”

    薛侃问:“除草时,如何只是凭借天理而没有其他想法呢?物的本身毕竟没有善恶。”

    王阳明说:“草有所妨碍,就要拔除。就算没有拔除干净,也不要将其放在心上。不然的话,便会成为心体上的累赘,便会为气所动。善恶自在人的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在心如此,在物也是如此。世上儒者只是不懂这一点,舍心逐物,把格物之学认错了。成天向外寻求,只做得一个‘义袭而取’,恐怕此生只能行而不明,习而不察。”

    薛侃问:“对于‘好好色,恶恶臭’,先生又该做何解释呢?”

    王阳明说:“很多人都认为现实世界过于残酷,经常抱怨自己受到束缚,精神也无法自主,受到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和外物产生了对立。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物,于是就会生出是非好恶之情,给外物贴上是非善恶的标签。一旦你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就有了生命,反过来就会干扰你对现实世界的判断。说到底,我们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全是我们庸人自扰。遵循天理,就不能再添加一分故意。有一丝愤恨与欢乐,心就无法做到中正。”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能够见识到真正的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得通。如果只是此处通,彼处不通,也不能识得大道。

    王阳明在天泉桥上向钱德洪和王畿灌输的“四句教”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此时的王阳明已超然物外,那种只争一时之短长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兴趣做了。他已经不屑于跟那些俗也俗不透,雅也雅不高的半吊子一起浪费生命了。

    王畿认为,既然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都应该是无善无恶。而心之本体是超越善恶的绝对没有的东西,即便是想通过修行达到,也终将会拘泥于善恶之念而无法领悟绝对不存在的心之本体。

    钱德洪持不同意见,他说:“心之本体原来是无善无恶的,可是在这纷乱的世道里熏染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有善恶的存在,就会想办法去为善去恶,恢复本体。”

    王畿认为,恢复心之本体,在于人的顿悟能力,有的人领悟到了,就会达到无善无恶的境界。

    钱德洪却不这么认为,他反驳道:“王畿你这个人太过理想化,你这么认为就太不了解现实世界里的人心了。要想达到无善无恶的境界,就必须积累修行,才能达到绝对无的心体。”

    两个人争论了好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决定还是当面向王阳明请教。这一天是王阳明出征的前夕,诸多亲友前来道别,直等到很晚,他们还在院里不忍离去。于是,王阳明领着他们来到天泉桥上。

    王阳明听了二人的观点,心中很是欣慰。他说:“我正在等着你们有此一问。你们二位有此认识,也不枉我平日教诲。二位的认识不应相互抵触,而应该相互弥补。王畿必须用德洪的工夫,而德洪必须渗透王畿所说的‘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原来是没有的,心体就像是一个宇宙,即使有也是个体的感知。宇宙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无所不包。没有任何东西会成为宇宙的障碍,而心之本体也是如此。你们二位以后与人交流,务必要记得我说的这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们若能依照这四句话去好好修行,定能跻身圣人之位。”

    夜风透着几分凉意,王阳明咳得更厉害了,他大口地喘着粗气,就好像黑暗处有一双鬼手紧紧地卡住了他的喉咙,令他无法轻松地呼吸。钱德洪走到其身后,轻轻地拍打恩师的后背,借以缓解病痛。几十年的运思、讲学,一场场疲惫不堪的论辩和悲欣交集的领悟,消耗着王阳明的体能。有时候,王阳明会琢磨,到底是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患上了肺病,还是肺病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常人所没有的光亮和色泽。

    等到不再咳了,王阳明才继续道:“你们二位将来不可更改这‘四句教’,我早年修习心学以来,几番更改,今日才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早已被世间习俗所染,如果不在心之本体上下一番为善去恶的功夫,只去凭空去想心之本体(良知),显然是不现实的。”

    王阳明终于上路了,钱德洪和王畿一路送行,一直送到浙江严滩。王畿与王阳明在严滩的对话被世人称为“严滩问答”,他们在那里谈论到了佛教的实相与幻相。王阳明曾经沉迷于佛道世界,不过最后还是无法挣脱世俗幻相给自己带来的热情与冲动。他近来也常想,如果自己一直沉迷于佛道世界,那些折磨自己身心的政治热情、道德热情、爱的热情会不会平息,他病殃殃的身子骨会不会有大的改观。

    纵观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一生,而立之年人在贵州山区,不惑之年人在江西南部,年过五十又来到这毒瘴丛生的广西边境。难道一切都是天意弄人,都是命运掌控?王阳明不由感慨道:“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王畿听完,回应道:“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

    王阳明很满意弟子的解读,钱德洪当时还未能充分理解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经过数年修行,他才确信本体与功夫合一。

    王阳明的这句话乍听上去像是一句禅语,其实说的还是致良知,而心之本体就是良知。王阳明的这句话就是说,良知之中有功夫,功夫之中有良知,良知与功夫合一。没有无良知的功夫,也没有无功夫的良知,良知总是在功夫中得到提高,功夫是本体的作用。他说的本体就是良知,功夫就是致良知。

    一路之上,都有相识和不相识的弟子前来送行,或者迎接。王阳明一行沿钱塘江、富春江逆流而上。船到广信,有好多弟子沿途来见,王阳明只能与他们匆匆相见,又匆匆别离。他只能抱歉地告诉他们,眼下军务在身,不及一一相见,待他日忙完军务再好好欢聚。

    有一个叫徐樾的年轻人从贵溪一路追随而来,追了有十几里地。王阳明召他上船,见他面目清俊,不觉有几分喜爱。徐樾还处于王阳明心学的初级阶段——静坐,他确信在静坐中理解了王阳明心学,得到了真谛,所以才会一路朝圣般地追随王阳明而来。

    王阳明有心试探他,让他描述一下心中的意境。他虽然说了很多,但都未能契合王阳明的心意。

    王阳明让船工点亮蜡烛,对他说,光,是无处不在的,不要以为光只在烛上。王阳明指着船舱的每一个角落,说道:“此处是光,彼处是光,处处是光,就连那船外的水波,也是光的所在。”

    王阳明再指向目力所及处,说道:“那还是光。”

    徐樾先是一怔,但很快就兴奋起来,连声说道:“先生我懂了,先生我真的懂了。”

    王阳明淡然一笑,接着道:“不要执着,光不仅在烛上,记住这点。”

    徐樾想要跟着王阳明进入广西,遭到拒绝,他只好拜谢而去。

    嘉靖六年十月,王阳明从鄱阳湖沿赣江向南逆流而上,抵达南昌府港口南浦。八年前,这里曾经是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的主战场,这里留下了太多激情燃烧的回忆。这里的军民也没有忘记王阳明,当他乘坐的官船驶入南浦流域,码头上早已挤满了顶香相迎的军民,街道两旁也是水泄不通。

    这种高规格的礼遇,让王阳明也不觉心生愧疚。疯狂的场面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王阳明乘坐的轿子从人群的头顶上方传递到南昌府衙。这里的军民越热情,王阳明的愧疚之意就越深。他们曾经为了平定叛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出身这里的很多将士不但没有捞到功劳,有的还身陷牢狱,被朝廷反复审查。而这里的百姓,也没有因为那场战争而少纳一分粮。也难怪王阳明会在诗里感叹:“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

    王阳明拜谒孔庙后,在明伦堂开坛讲学。堂内挤满了听众,很多人挤不进去就在外面竖着耳朵听。有个叫唐尧臣的人,以前对阳明心学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当王阳明来到南昌地界,看着欢迎的人群,他也不觉开始心动。尤其是在见到王阳明本人之后,不禁发出惊叹:“三代后安得有此气象!”

    他借着给王阳明献茶之机挤入明伦堂旁听,一听之后就再也放不下。他当时就行拜师之礼,三十年后,唐尧臣重新刻录了《传习录》,为心学的广泛传播做出贡献。

    随后,王阳明又到达吉安府。王阳明与此地渊源颇深,当年他从龙场驿流放归来,前往庐陵县任职,曾经路经此处,并在此讲学。如今在简陋的螺川驿站,他又为等候在此的三百多名儒生士子们做了一场学术讲演。只要站在讲坛上,王阳明就会忘记整个世界,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场大规模的讲演。站在临时搭就的讲台上,王阳明的讲演与往日并无区别,句句叩击人心。

    很多年后,现场听过讲演的弟子们还记得王阳明当时说了什么。那一天,王阳明说:“上古时代的尧舜虽然是生知安行的圣人,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功夫。而我们只有困勉的资质,却整天悠悠荡荡,岂不误人误己。”这场讲演最后还是归结于日常生活,也就是王阳明平日里所提倡的日用皆是道。

    他说:“功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心学是一门简易的学说,让你内心更加充实,没有烦恼。”

    王阳明走下讲台时,差点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大脑兴奋过后的短暂缺氧,又加上舟车劳顿,不要说是受尽人生百般折磨,渐趋老境的病人,就是一个壮年人也难以吃得消。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王阳明到达广西梧州。梧州在汉朝时期被称为苍梧州,属交趾郡。这里虽然是边境蛮荒之地,但它是大明帝国的西南屏障。再加上多民族在此杂居,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帝国政治的敏感区域。

    王阳明到达此处之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向嘉靖皇帝上了一封《谢恩疏》。顾名思义,他要感谢嘉靖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将那么重要的任务交到自己手上。他笔锋一转,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王阳明认为,田州、思恩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防御安南国的第一道屏障。如果朝廷无法控制此处,就等于在西南边陲打开了一道缺口。岑猛之所以会起兵造反,除了他的政治野心,更重要的是因为朝廷将他逼急了。岑猛曾经多次帮助朝廷在此处平乱,但是并没有得到奖赏。朝廷不但没有给他奖赏,反而剥夺了他的田州府知府的官衔,将其打发到其他地方任职,等于是要将他赶出这里。

    姚镆领兵来此,更是彻底激怒了当地军民的反意。凭借着强大的军力,姚镆虽然消灭了岑猛,但是并没有平息此处的民怨之气。王受、卢苏再度引爆导火线,也是这个原因。王阳明的计划是以抚为主,去掉流官,保留土官,因为“流官之无益,断可识矣”。

    考虑到此处与交趾国接壤,王阳明认为应该安抚那些身处于深山绝谷中的瑶族土著,借其兵力而为中土之屏障。如果将他们都杀了,改土为流,则实在无异于自撤藩篱,滋成边境大患。也就是说,王阳明主张边境之地应当以当地土官为主来治理,这样有助于本土的防御。

    也就在这时,朝廷下旨,命王阳明兼任两广巡抚。王阳明没做任何考虑,就写了一封辞呈。他说,两广之地的地形与别处不同,到处都是贼人出没之所,百姓苦不堪言。这里需要一个精明强干之人来此主持大局,他实在是有心无力。在此,他推荐三个人代替自己,他们是副都御史伍文定(宁王之乱时,经常打头阵的将领)、刑部左侍郎梁材或者就任南赣副都御史的汪鋐。这些都是可堪大用的人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担此重任。

    朝廷似乎已经习惯了王阳明的这种回绝的态度,因此并未恩准。无论答应与否,非你不可。与此同时,以桂萼为首的实权派并不认同王阳明以抚为主的战略主张。他们要求王阳明先镇压瑶族,再攻打交趾。王阳明对他们的安排很不能理解,他在给朋友方献夫的信中说:“然欲杀数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所幸王阳明在接收任务前,委任诏书中曾经说过,是安抚,还是暴力平乱,任由王阳明决定。为了将自己安抚为主的战略决策传递出去,王阳明下令,解散湖广兵之外的政府守备军。其实说解散并不是真正的解散,而是在解散和暂留之间。暂时让解散的队伍就地务农,让湖广兵守卫思、田地区的城池。

    王阳明在这里玩了一把虚实结合的计谋,同时他又贴出告示,军队所过之处,不得侵扰百姓,有违令者,杀无赦。解散人员回到家后,不得恃强凌弱。

    王阳明这么做,很快就收到效果。思恩、田州的叛乱头目卢苏、王受早就听闻王阳明的大名,当他们听说朝廷要派王阳明来此,本就不够坚定的内心产生了动摇。又加上王阳明刚到地方,就立即撤下守备军,稳定地方民心。

    卢苏、王受二人也不禁暗自叹服,此人有着高深的计谋,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商量过后,他们达成共识,向王阳明投降。他们甚至觉得,能够有机会向王阳明投降也是一种荣耀。于是二人身穿囚衣,让手下人将自己绑缚着来到王阳明面前,自诉罪状,恳求能免于一死。

    王阳明对二人说:“既然我已经有言在先,投降者可免一死,那么就不会取你们性命。但你们拥兵负险,骚扰地方多年。上使朝廷忧患,下使百姓不安。如果不惩罚你们就无法向军民交代,免于你们的死罪是皇上的恩义,施与你们杖刑是我作为执法者的理义。”

    二人心服口服,跪在地上流泪不已。于是王阳明将二人各处以一百仗刑,然后送他们回营帐。王阳明看着那些欢呼雀跃的士兵,内心隐隐生痛。他说:“我之所以招抚你们,并不是想让你们替我戴罪立功,而是想给大家一条活路。我不忍心将你们从一个战场赶向另一个战场。你们活得够艰难的了,今天我就放你们回家去过正常人的生活。”

    在未动一兵一卒的情况,王阳明就平复了思恩、田州叛乱。他的好友湛甘泉评价道:“人知杀伐之为功,而不知神武不杀者,功之上也,仁义两全之道也。”王阳明之所以能够用近乎完美的结局诠释“神武不杀”,是因为他再一次用致良知的方式打开了现实的路径。

    他知道,这一地区的军民并没有放弃良知世界的光明,他们并不想让自己生存的家园变成血流成河的战场。对于他们,暴力是最愚蠢的手段,只会让局面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姚镆就是前车之鉴。一直以来,王阳明都是一个习惯于将外部战场引向内部良知的军事指挥家。有人说他那一套,不过是《孙子兵法》玩剩下的,虚虚实实,让对手找不到方向。其实他最擅长的就是与对手打心理战,看似漫不经心的每一步,都饱含着致良知的过程。

    为了维护思恩、田州地区的长治久安,王阳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是朝廷并未全部采纳。一是田州仍立土官,让岑猛之子岑邦相为田州知州。王阳明之所以重新确立岑氏为田州土官,是因为在他看来此举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岑氏时代占据田州,根基深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王阳明虽然仍立岑猛后人为田州土官,但并不是恢复原有建置,而是在田州府城外再选择一块地方设立府邸,降为田州,只授予一小部分军权。同时要求田州知州要服从于流官知府,以流官对岑氏土官进行限制和监管。这样既让土官们有了参政议政的荣誉感,又让他们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能力。

    二是加强流官知府对土官巡检及土官知州的节制,以分散知州的力量。比如田州各甲拟分设十八土巡检司,思恩各城头设九土巡检司,每司设立土巡检一名,他们都由流官知府分管。

    三是发展教育,拯救人心。在王阳明看来,这个世界无不可化之人,只要平复了人心,就平复了整个世界。对于边境之所开办教育这一课题,王阳明并不陌生。早在他被贬谪贵州龙场时,就开始收徒开讲,积极投身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对当地瑶族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心服,用兵威把持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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