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为什么要先打詹师富？在他看来，第一仗至关重要，拿下第一仗就能赢得士气，占得先机。他在还没来到漳州之时，就对各方山匪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比较之下，詹师富的势力最弱，属于容易捏的软柿子。
对付软柿子，王阳明并没有用软的手段。虽然詹师富的势力很弱，但还活跃在山中，并且队伍越来越壮大，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值得探究。王阳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发现了三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心中贼”难除；二是内奸难除；三是民匪一家亲。
首先说“心中贼”难除。“心中贼”的说法，出自《阴符经》：“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眼、耳、鼻、舌、心”等向外追求无穷无尽的物欲，就像五个盗贼一样，在不知不觉中盗取了我们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元精、元气、元神，使一个人逐渐走向衰老，直至死亡。
王阳明在这里对“心中贼”做了新的诠释，他把一个人内心沉积多年的习气视为心中的盗贼。心中的盗贼不除，它们就会成为圣贤之路上的障碍。所以对于一个想要成为圣贤的人来说，清除心中这道障碍才是首要之务。
但心中这个贼不是想除就能除去的，尤其对于成年人来说，想要一朝改变多年的习惯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一朝除尽，那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儿，要下真功夫，要不达目的不罢休。
只有破了心中那个贼，才能荡平现实中的贼。王阳明要做一件旁人难以察觉，或者说察觉到了也难以置信的匡世之举，他希望借此重塑南赣人的价值观。
连年的匪患耗尽了地方财政，军费开支也被严重压缩。那些拿着微薄饷银的官兵，眼见土匪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又怎能像王阳明那样“不动心，心不动”呢？
身强力壮的士兵在一番考量之下，选择去当了土匪，只剩下老弱病残者在军队里混日子。因此多年以来，官军在与土匪们的较量中很少能够占得便宜。
如果说王阳明在来到南赣之前，他认为此处的读书人与他处并无不同，所信奉的价值取向还应该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观念。可是等他置身于此，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他才强烈地意识到，这些充满泛物质化思维的价值观一旦失去实现的途径，就有可能导致社会生态的裂变。
在王阳明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民众既没有读书的条件，也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可能，但在这其中至少有那么一部分人并没有放弃对“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向往与追求。
这种价值观的滋长与发酵，必然使官员逐利走向腐败，仕人逐名走向浮夸揽虚，部分不甘寂寞的农民忍无可忍又无计可施，索性选择铤而走险，用暴力手段获取暂时的满足。对于谢志山、池仲容这些匪首们来说，在利益面前，他们选择放下锄头、扛起刀枪，以血取酬，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长期以来，地方官军在与山匪的交锋中始终处于劣势，这让他们患上了“恐匪症”。王阳明的应对之策是：从交会的四省军队中挑选骁勇善战之徒，然后将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单独组建一支类似于敢死队的兵团，日夜操练。
二是“内奸”难除。所谓内奸，也就是兵匪勾连。王阳明的心学一直是“运用学”，现在他可以施展出来了。他很快从剿匪的卷宗中发现了突破口：每次官军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会被土匪提前知晓，等官军抵达匪巢，土匪们早就跑了。而小股部队出击却又会遭到土匪的伏击。总之，官军的虚实土匪总是提前知道。
他在一番调查之后，发现一位老衙役被土匪收买，是他向对方提供了情报。在王阳明的心理攻势之下，这名奸诈的老衙役将土匪藏于官府的内应全部供了出来。王阳明并没有将这些内奸处死，而是将计就计，来了一次反收买，让那些内奸将一些虚假情报传递给土匪。
治民先治官，王阳明认为这一带的暴民之所以肃而不清，就是因为各省都在找借口推脱责任，不肯相互协作。这些土匪始终处于游击状态，今天骚扰你，明天又骚扰他。到了你的地盘，我就当戏看；到了我的地盘，你也可以束手不管。各方府衙都不承认自己是责任主体，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以致贼情蔓延、匪患猖獗。
王阳明首先照会各省，将自己的这种观点说出来，并取得理解和支持。他说：“几个省都有剿匪任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当这个领头之人，那么我王阳明就来挑这个头。如果剿匪成功，荣誉是大家的；如果剿匪不力，责任就由我一人来担。”
此等好事，各方自然同意。但是王阳明又补充了一条：各方必须听他的统一指挥。这个条件并不为过，也得到了支持。
王阳明要求各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巩固城池、选拔向导、组织大户、开垦边地、兴屯足食。总之，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三是民匪一家亲。治民，最好的办法是有效地让民众自治。那些人上山落草为寇，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当地的老百姓不但不痛恨山上的土匪，而且经常给他们通风报信。
王阳明推行了十家牌法，每十家为一甲，发一块木牌，十家轮流掌管。每天酉时（晚七时）左右，当日值勤的农户手持木牌前往另外九家巡视，查审各家人员情况，有无少人或多人，少的人往何处去了，去干什么了，何时归，多的人是谁，从哪里来，来做什么，都要一一记录在案。
如果在询问中发现可疑之处，即刻报告官府，如有隐瞒，十家同罪。一家窝藏或暗通山贼的，十家都有罪。如果其中一家出了山贼，限期规劝回家，否则十家同罪。
这种“十家连坐”的惩罚措施，较之朝廷的“株连九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十分有效。这样一来，每一家为了自家的安全，都会死死地盯着其他各家，每个人都是官府安插进来的间谍，人人互相检举揭发。十家牌法相当于朱元璋时期为了防范游民的产生而推行的“保甲制度”。
王阳明在发牌时告谕各府百姓：“我岂忍心以狡诈待尔等良民，只是为了革弊除奸，防止通匪，不得不这么做。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
十家牌法虽然有些不近人情，甚至还破坏了人性向善的一面。不过对于王阳明来说，这项制度像是激发人内心良知的一剂良药。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所以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被别人连累。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需要官府的宣传发动，人人都怕被别人连累，他们会主动去监视别人。
人人都有良知，而良知告诉他们，不能牵连太多人，所以他们会拒绝土匪。即使他们家中有家庭成员是土匪，他们也会为了家人的安危，将土匪拒之门外，甚至将家中的土匪主动送到官府。
王阳明推行的十家牌法，迅速切断了老百姓与山贼的联系，将土匪赶进了山林，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瓦解了山贼的军心和战斗力。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诚使此法一行，则不待调发，而处处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养，而人人皆兵。”
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之后，王阳明开始着手选练民兵。
王阳明在《选练民兵》的告示中说：“我到任十天，还没来得及走遍所属各处，仅就赣州一府的情况来看，财政枯竭，兵力脆寡，卫所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根本就无法抵御强寇的力量，让他们去剿匪就像驱羊攻虎。所以，以往动辄会奏请兵，不是调湖广的土军，就是请广东的狼达。往返之际，经年累月。集兵举事，他们魍魉潜形，无可剿之贼。大军一走，他们又狐鼠聚党，便又到处是不规之群。群盗也因此而肆无忌惮，百姓觉得官军根本靠不住，便竞相从匪。”
民兵，最晚在宋代已有常制，在禁兵、厢兵、役兵之外，就是民兵。选拔健壮的农民列入兵籍，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则应召入伍。
在王阳明贴出的这份告示里，提到了剿匪的狼兵。针对四省交界地区的匪乱，朝廷派来的军队大多是湘西、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狼兵，这些狼兵其实就是当地土司豢养的家兵，他们以当兵为业，凶猛勇敢，吃苦耐劳，善于爬山钻林，南赣的山贼十分惧怕他们。
和狼兵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南赣的山贼们采取回避的战术，狼兵来了，他们就躲起来。等到狼兵撤走，他们又出来骚乱。各地请来的狼兵是要回老家去的，一来一回得一年，又费钱财又起不到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决定培养当地的民兵。王阳明从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部队挑选骁勇之士，编为四团。每个团设有团长，除了农事季节，四个团都必须集中到赣州城军营操练。
在任何时候，战争都是一场烧钱的游戏。没有钱，任何兵法战策都没有用。指望朝廷拨饷是不现实的，明朝税赋很低，户部缺钱是常态。没有钱，户部尚书就算不是铁公鸡，身上也无毛可拔。
王阳明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军队和钱粮。而后者又决定前者。当务之急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筹集钱粮。他查看了府库的账目，心里凉了半截。地方府库早就接近空虚，而他又不能盘剥民众，这该如何是好？
没有兵饷，如何平乱？当时的情况是，既不能直接向朝廷伸手要钱，更不能加重当地百姓的赋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来钱的办法？王阳明的目光落到了盐上。
在古代，食盐就是黄金，王阳明经过一番调研，上奏了《疏通盐法疏》，提出三项主张：一是把原来南安、赣州两府行销潮州粤盐的范围扩大到吉州（今吉安）、临江（今樟树）、袁州（今宜春），商人在南赣两府卖盐按原来的税率十抽一交税，到新增的三府卖盐则按十抽二的高税率交税；二是为了防止偷税漏税，把南安梅亭税关归并到赣州龟角尾税关，统一纳税；三是在平定民乱之前，这些盐税全部留作军费使用。
面对王阳明的奏折，朱厚照和朝中大臣们也很无奈。如果不给王阳明盐税权，就无法平定民乱。民乱平定不了，盐税还是会丢。权衡再三，朝廷最终同意了王阳明的要求。结果，南赣地区“不加赋而财足”，王阳明也争取到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当王阳明锁定詹师富为第一个目标后，他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将其拿下。
詹师富并不容易对付，他曾经多次粉碎前南赣巡抚文森的围剿，有着丰富的反围剿经验。王阳明决定利用那些内奸，他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找到在那次“抓内奸”专项行动中的落网者，让他们将这条消息散布出去——新上任的巡抚要向江西的横水、桶冈两处用兵。
消息放出去后，横水的谢志山和桶冈的蓝天凤都很紧张，做好了迎敌准备。这个消息同样也迷惑了詹师富，新任巡抚居然还没有注意到他，这让他很是庆幸。
他准备放松一下，趁着府衙空虚，下山去捞上一把。王阳明发出指令，让福建都指挥佥事（正三品）胡琏带着五千人马杀到了詹师富的根据地——长富村。
詹师富做梦也没有想到，新任巡抚用兵如此神鬼莫测。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得大败而逃，领着残兵败将逃回他的老巢漳州象湖山据守。
胡琏率军抵达山下安营扎寨，然后派人送信给王阳明和周边省份，要求支援。
王阳明这时已经在赶赴战场的路上，当他带着部队行军至大伞（福建与广东交界地）附近，忽闻前方一片喊杀之声，却是福建卫指挥使（正三品）覃桓和县丞纪镛。原来他们准备去象湖山驰援胡琏，匆忙之间走进了山贼设下的包围圈，相邻的广东兵却不愿出手相救。
王阳明只好亲自提兵去救，一番苦战，将贼兵击退。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王阳明的军队也遭受重创。
各路军马终于在象湖山下会师，准备发起总攻。谁知有着丰富反围剿经验的詹师富却早已在此设下了伏兵。虽然身陷包围，但王阳明的军队并没表现得像一盘散沙。他们不仅撕破了包围圈，还对詹师富形成了反包围。
久攻不下的王阳明实在有些坐不住了。他征求将官们的意见，得到的结果是，象湖山地势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强攻只会带来更大的伤亡，更何况这里从未被攻破过。他们说，暂时先撤，请调有丰富剿匪经验的狼兵来解决最后的问题。
王阳明不置可否，他按照诸将给出的意见，假意上奏朝廷，添调狼兵。同时密谕诸将：将计就计，佯言犒众退师，实则只退老弱残兵，而率各路精锐部队，潜伏于不远处的上杭，趁敌人松懈时出击，直捣匪巢。
王阳明在詹师富的眼皮子底下撤军了。当詹师富知道王阳明的军队正在慢慢撤退，内心保持的警觉也随之烟消云散。当探子将山上的情况报告给王阳明的时候，王阳明立即挑选一千多名精兵为先锋，四千多名重兵分作三路，紧随其后。三路兵马犹如三箭齐发，直取詹师富的险要关隘。双方在山中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这些山贼个个身手不凡，骁勇异常，在山中穿梭如履平地。双方的厮杀从白天打到夜晚，又从夜晚打到第二天中午。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苦战，土匪有数万之众，而王阳明的军队满打满算只有五千人。山中作战不比平原，几万人撒在几十处据点，每一个据点也只有几千人。虽然双方在人数上悬殊，可是在士气和斗志上，王阳明的军队显然要更胜出一筹。在进攻过程中，王阳明专门拨出一部分人擂响战鼓，以营造声势。那声声战鼓像是敲在詹师富的心头，让他听得肝胆欲裂，他实在不清楚王阳明带来了多少人马。就在詹师富恐慌焦虑之际，受王阳明派遣由山间小道偷袭贼后的数千士兵突然发起攻击。詹师富的防线很快溃散，被斩杀者两千余人，俘虏一千五百余人，坠入山间深谷者不计其数，詹师富也在一个山洞里被擒获。
王阳明的军队犹如疾风暴雨一般，将詹师富的多处据点一一拔除。从正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一日，连续六十多天的穷追猛打，詹部终于全线溃败，王阳明首战告捷。
这场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消息传至京城，最得意的莫过于兵部尚书王琼，自己没有看错人；最高兴的莫过于王阳明的那些弟子，看来心学的威力不光在于致良知，更体现在践行现实功业上；最害怕的人莫过于山中的贼首匪头们，他们震惊了，通过各种途径打听这个王阳明究竟是何许人也。
皇帝给王阳明个人以特别嘉奖——白银数十两。对于向来抠门的皇帝来说，这已经算十分丰厚的奖励。王阳明对物质奖励看得并不重，对他来说，一场胜利根本算不了什么，他要的是消除南赣的匪患，他急需的是四省军队的调度权。在此次与詹师富的较量中，政府军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兵力不足，还有兄弟部队的漠然。就在他领着军队在战场上舍身用命时，相邻省份的另一支军队却在袖手旁观。
王阳明先是给兵部打了一份报告，紧接着又给明武宗朱厚照上了一道奏折。内容都是希望朝廷将南赣全境部队的调度权，包括周边四省部分军队的调度权全部交给自己，至少在剿匪期间，自己有统一调度四省军队的权力。同时，王阳明提出要求，希望皇帝不要着急，要给自己充分的时间来完成消除匪患的任务。
与皇帝讨价还价，王阳明这种略显自大狂妄的态度激怒了许多朝中重臣，其中对王阳明最为不满的是内阁首辅杨廷和。
当初王琼保荐王阳明巡抚南赣，杨廷和之所以没有提出强烈反对，是因为他低估了王阳明的能力，也低估了王琼的眼光。南赣之地由于多年匪患，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杨廷和根本就不相信一个整天坐而论道的书生能平息南赣之乱。杨廷和做梦也没有想到，王阳明会一战而胜。
打了胜仗的王阳明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在捷报中将此次功劳全归给兵部，只字未提内阁。据说，他的捷报传至京城，杨廷和与几位大学士、六部尚书正在议事。兵部尚书王琼拿着王阳明从江西发来的奏疏，眉飞色舞地说：“王伯安果然不负所望，过去用兵数万，费时三载，剿匪一无所成。现在他只用几千地方守军，花费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就旗开得胜！”身为首辅大学士的杨廷和不无妒忌地说：“王大人，你们不愧为本家，他王阳明可是将功劳全都推在你的身上啊。你瞧这奏疏上写的：‘臣得以伸缩如志，举动自由，剿寇初成，此皆本兵之议，朝廷之断也。’这里的‘本兵’不就是指王尚书您吗？”
王琼听出杨廷和话里有话，他淡然一笑，说道：“首辅大人多虑了，王阳明的奏章上不是还写着‘实由朝廷之上，明见万里，洞察往弊，处置得宜’。这朝堂上下说话最有分量的，除了首辅大人，还能有谁？”
杨廷和与王琼的这番对话传至赣州，王阳明也只能无奈地报以叹息。他那句“山贼易除，心贼难破”是有一定道理的。“山中贼”不过是放下锄头啸聚山林的暴民，而“心贼”却有可能长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那些掌控别人命运的人，他们的心中有了贼，就会坏了法度、破了规矩。
心贼难除，是因为欲望难除。就在王阳明与山匪缠斗不休之时，有人借着打仗大发国难财。浙江镇守太监毕真，让皇帝身边的太监说服皇帝派他去当剿匪部队的监军。太监监军并不是从明朝开始的，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此风大为盛行。太监参与军事，让领军之人难以施展，领军将领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要通过监军这一关，这也是明军在对外作战时经常失利的重要原因。
毕真已经做好了赴南赣当监军的准备，就在皇帝朱厚照准备宣布任命之时，王琼将其拦了下来。王琼说，南赣军情复杂，如果让毕真监军，他在南昌，王阳明在赣州，王阳明每次军事行动都要经过他的许可，不免贻误战机。
这一次，王阳明又躲过了来自京城方向的暗箭，而保护他的不是别人，还是王琼。如果没有王琼在背后支持，王阳明即使再有心学功夫，也无法突破官场上的重重藩篱。
王阳明心里明白，自己能有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是兵部尚书王琼给自己创造的。正因为王琼赏识自己，才会在他沉沦于体制内的时候，拉他一把；才会在有人对朝廷重用他提出质疑时，发出愤慨之语：“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
有了朝廷的全力支持，王阳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改革。在剿灭詹师富的军事行动中，王阳明对南赣政府军的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很大。如果不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方式，政府军想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政府军的弱势在于，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心理上对山匪有着习惯性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决定从各个部队再挑选骁勇之士，编为四团。每个团有团长，全部集中到赣州城军营操练。同时将士兵二十五人编为一伍，长官为小甲；二伍为一队，长官为总甲；四队为一哨，长官为哨长；二哨为一营，长官为营官；三营为一阵，长官为偏将；二阵为一军，长官为副将。并设立牌符，牌符具体到个人，上面注明“某军某阵某营某哨某队某伍某甲某人”。各级军官检查到人，战事一开，则凭牌符调遣。此法治众如寡，上下相维，每一级将官都是由王阳明亲自任命。军队管理实行层级制，令行禁止，严格有效，如此一来，王阳明的剿匪部队俨然成了一台精密而高效的战争机器。
有人拿王阳明的“团练”和后来曾国藩的“团练”相比较。二者虽有不同，但不得不说，曾国藩在治军方面也是师从王阳明，包括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也是从王阳明这里得到的启发，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
王阳明日夜操练新军的消息传播开来，活动于福建南安的山匪惊恐难安。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只好暂时收形敛迹，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样肆无忌惮。有的甚至下山将亲人也接到山上，准备躲避风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山匪都被王阳明吓破了胆，大庾岭的陈曰能就是其中之一。
陈曰能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加猖狂，他在白天对南安府进行了数次试探性的进攻。王阳明决定将剿匪的矛头指向大庾岭。大庾岭是南赣最为险要之地，遍布荆棘，山崖陡峭，只有一条重兵把守的山路。
王阳明依然采取虚虚实实的战术。和进攻詹师富如出一辙，先是麻痹敌人，然后实行偷袭。陈曰能所凭借的那条通山之路，也被王阳明用火攻轻易就打通了。陈曰能在逃跑途中也做了王阳明的俘虏。
接连两路山贼被消灭，南赣群贼大为震惊。他们不能坐以待毙，决定主动出击。谢志山、蓝天凤联合高快马，共同起兵向政府军发动攻击。
在南赣地区的山匪中，谢志山的实力仅次于池仲容。谢志山的影响力不仅来自实力，还来自他那奔放豪爽的性格，好酒者纵其酒，有难者助其急，肝胆相照，和衷共济。凭借着好侠仁义的人格魅力，谢志山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投奔。
谢志山少年时期与王阳明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读过很多书，也特别喜欢研究兵法。或许是觉得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过于渺茫，他索性带着那帮平日结交的朋友一头扎进了深山密林当了山匪。他们占据横水，同时凭借着自己深广的社会关系，拉拢了一帮有能力的人，先后在左溪、桶冈建立了根据地。
多年来，在与官军打交道的过程中，谢志山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谋略，几乎没有遇到过对手。他也不明白，朝廷出钱出粮养的军队，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对手的羸弱，也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他的野心，他甚至自封为“征南王”。
谢志山主动出击，偷袭南安。为了给王阳明一个下马威，谢志山亲自带着一千人马杀向南安城，同时带来了强大的攻城装备——吕公车。这是一种大型攻城器械，车上起楼数层，内藏士兵，外蔽皮革，以牛拉或人推，可出其不意推至城下，因与城同高，可直接攀越城墙，与敌交战。
王阳明早有防备，这场攻防战打得异常艰苦。南安城虽然没有被谢志山攻陷，但政府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局面是双方都没有想到的，王阳明没有想到的是，山匪还有如此强大的军事手段，而且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政府军发起挑战；谢志山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亲自带兵，武器装备如此精良，却没有拿下南安府。
王阳明和众将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横水易守难攻，且谢志山屯粮积水，广修战备，准备和官军就这么无限期的耗下去。既然如此，不如先去打桶冈的蓝天凤。桶冈作为横水的羽翼，一旦攻破，横水必然不保。
越是无意识的行为，往往越容易暴露内心的虚弱。从谢志山变攻为守的那一刻起，王阳明便已洞悉他内心的一切，得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攻打横水。
王阳明说服众官的说辞是：若攻桶冈，横水必救，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并且官军准备攻打桶冈的风声已经放了出去，湖广巡抚也上奏了朝廷，谢志山必然笃信不疑，放松警惕。若能趁敌不备攻打横水，必能一战而定。作为精神领袖的谢志山一倒，余乱就会很容易平息。
王阳明的谋划看似滴水不漏，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谢志山周围的山贼势小，且没有合作意识，不敢在官军攻打横水时抄官军后路，但广东的高仲仁和池仲容却有可能那么做。
高仲仁刚与谢志山结盟，两人正打得火热。池仲容更是个狠角色，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他常年广积粮不称王，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终成广东一霸，人称“金龙霸王”。
王阳明连夜草拟了一封《告谕巢贼书》。这是一封情理交融、刚柔相济的告白书。王阳明派人带着牛羊布匹，连同书信交给高仲仁和池仲容。
信中这样说：本老爷以弭盗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百姓天天来告你们的状，所以决心征讨你们。可是平完漳寇（詹师富），审理时得知，首恶不过四五十人，余者皆属一时被胁迫，于是惨然于心，因为想到你们当中应该也有被胁迫的。走访得知，你们多是大家子弟，其中肯定有明白事理的。不派一人去招抚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杀，日后我必然会后悔。所以，现在特派人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凭，人马不少，比你们强大的都被消灭了。
平心而论，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也会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此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若有人抢夺你们的妻子财物，你们也必愤恨报复。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呢？我也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怜。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试问当初生人寻死路，你们尚且要去便去，如今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这是为何？因为你们久习恶毒，心多猜忌，无法理解我的诚意。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何苦必欲如此？我每为你们念及于此，都终夜不能安寝，无非想为你们寻一条生路。
如果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是在骗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那也决非我之本心。你们还是朝廷的赤子，譬如同一父母所生十子，二人悖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
我听说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亦不多，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充者。何不将为盗为贼的辛勤苦力，用之于农耕商贾，过正常的舒坦日子？非得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像鬼一样潜行遁迹，忧苦终生，最后还是免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有什么好？
你们好自思量，若能听我之言改行从善，我便视你们为良民，抚之如赤子，也不追究既往之罪行。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也由你们任意为之，到时我就南调两广之狼兵，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剿你们。一年不尽剿两年，两年不尽三年，你们财力有限，官军兵粮无穷，纵使你们如同有翼之虎，也难逃于天地之外！
“不是我非要杀你们，是你们使我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想让他们躲避你们吧，他们的田地被你们侵占，已无可避之地；想让他们贿赂你们吧，他们已无行贿之财。你们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是不是应该杀尽你们而后可？！我言已无不尽，心已无不尽，如果你们还是不听，那就是你们辜负了我，而非我对不起你们，我兴兵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你们皆是我之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要杀你们，痛哉痛哉！行文至此，不觉泪下。”
这封攻心的书信传出去后，那些本就有些动摇的山匪果真放下武器，归降官府。甚至连他们的首领也深受感动，带头放下武器。其中有赣州龙南的黄金巢、广东龙川的卢珂。王阳明将其中愿意留下当兵的，单独编成一个武装单位，由卢珂担任指挥官。手下僚属和弟子提醒他，这些山匪心性无常，要提防他们在背后捅刀子。王阳明不以为然，他说：“山匪大多是有诚信的血性汉子，我用真心待他们，相信他们不会以伪心待我。”
在卢珂看来，王阳明实在不像一个领军之人，很少见他召集各路将领开会。他每日只是在纸上画出各种奇怪的阵形，然后交给各路将领，让他们依照图纸训练士兵。王阳明不管有多忙，也坚持正常的心学讲座。用他的弟子的话说，就是“出入贼垒，未暇宁居，亦讲聚不散”。
面对杀人不见血的山匪，王阳明并不赞成使用纯粹的军事手段。在他看来，王道仁义才是兵法之本，血腥和阴谋只能引发更猛烈的血腥和阴谋。正因为如此，战前劝降成了王阳明最常用的一种战术。
在王阳明看来，治理山匪的根本办法不在杀戮，而在倡明政教。他强调综合治理，反对不教而杀。每平定一方，王阳明都会奏请朝廷，在当地建立巡司或县级政权。在这期间南赣地区先后建立了三个县：平和、崇义、和平。
王阳明还恢复了已经废弃很长时间的由本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行的“乡约”制度，以此担负对乡民的日常管理工作，保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与秩序，教化民众改恶从善。在有条件的地方，王阳明还建立了社学。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他所推行的这套制度，虽然走的还是儒家礼乐教化的老路子，但是在南赣地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王阳明的攻心术没能动摇谢志山和池仲容。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开始部署兵力，攻打横水。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七，王阳明手下的将领一致要求先围剿桶冈，然后再攻下横水、左溪。王阳明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站在湖广地区的角度看，桶冈是山贼的咽喉要塞，而横水、左溪却是心脏地带；站在江西的角度来看，横水、左溪同样是心脏地带，桶冈却不那么重要了。权衡之下，正确的做法是直奔心脏，一击毙命。
这时候，江西、湖广、广东三省集中了上万的政府军，王阳明将其分为十队，并重新任命将领，部署行军路线。王阳明并不赞成官军集中剿匪，他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切断山匪之间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在南赣的山匪之中，谢志山的实力最强。他为人豪爽，一些有胆有识之人都被他招至帐下，而蓝天凤就是其中之一。
谢志山与其他山匪的风格不同，像詹师富这样的山匪，属于关门过日子型的，很少主动与官军对抗，而谢志山则是开门搞活型的，经常会冲下山向地方官府发起军事进攻，借此树立自己在山匪中的地位。
谢志山之所以不甘于做一个山贼，是因为他骨子里住着一个骄傲的自己，他的骄傲来自他的盲目自信。在他看来，他所占据的横水、左溪和桶冈是险中至险之地。他的这三个据点要比已经被灭掉的詹师富和陈曰能的匪巢险要百倍。以前也有官军意图围剿他，都被他轻易破解了。虽然王阳明两次突袭就灭了两股势力，可他并没有将王阳明放在心上。
王阳明率大军抵达南康。就在这时，有人告发义官（编外官）李正岩和医官刘福泰通敌。王阳明将他们叫到面前，当面对质，可二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投敌。
王阳明相信了他们，并勉励他们为国立功。当天夜里，李、刘二人求见王阳明，说有要事相告。王阳明将他们招至帐中问话。二人向王阳明禀报：官军攻占桶冈、横水匪巢之时，必然途径十八面隘，此处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
王阳明问有何良策，二人说：“有一名叫张保的泥瓦匠，长期身居匪巢，并多次参与修筑山寨、城堡，因此十分熟悉这里的地形。如果能找到此人，就能详细了解匪巢的地形。”
王阳明命人找到张保，将其带入后堂，大声斥责：“你帮助山匪修城筑墙，这是死罪。可今天，本府暂不治罪于你，命你将此处险要、山寨布局及贼兵部署情况告知于我。你若忠于朝廷，可以不再追究你的罪责。”
张保感激王阳明的不杀之恩，于是精心绘制了一副匪巢地形图。王阳明手捧此图，也不禁感慨，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十月初十，王阳明将自己的指挥部从南康迁到了离横水较近的至坪。两日后，王阳明的军队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他把部队分为十路：两路为机动部队，趁着黑夜埋伏于横水周边；四路为诱敌部队，在约定时间发起攻击；还有四路是精锐部队，待谢志山的主力部队进入他们的攻击视野，他们将会对其进行致命的打击。而这时候，两路机动部队将会绕到敌军背后，攻取他们的根据地。
两天以后，王阳明下达了进攻命令。从正面发起攻势的是佯攻部队，人数并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谢志山命令打开寨门，带着他的精锐部队就杀向官兵。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之时，王阳明的机动部队从侧面攻破横水寨门。
谢志山领着他的队伍还在往前冲杀，突然身后和身侧鼓声雷动、杀声四起。放眼望去，山头山腰到处飘扬着官军的旗帜。四下传来呼号：“我们胜利了！”谢志山心惊胆战，从马上摔了下来。山匪们大惊，以为各处险隘均被官府军攻破，登时斗志全无，四散奔逃。
其实，这不过是王阳明安排的几百个山民和樵夫在那里虚张声势，动摇敌方军心。
谢志山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往桶冈，投奔蓝天凤。横水贼众，或逃或降，官兵一路追到了桶冈。
桶冈之所以叫桶冈，是因为此处青壁万仞、连峰参天，像是一个水泄不通的铁桶。
在蓝天凤的带领下，盘踞于此处的山贼开垦荒地，囤积粮食，一次次地击退了前来围剿的官军。
桶冈地势极为险要，想要从正面攻进去几乎不可能。山寨入口极小，进入其中必须架设绳梯，攀登悬崖绝壁而上，贼兵只需数人守住崖巅，坐扔巨石，便可抵御进攻。
蓝天凤知道，朝廷派来的这个王阳明不好对付，因此格外小心。
王阳明好像看透了蓝天凤摇晃的内心，派出使者前去招降。在这里，王阳明又玩了一出虚虚实实的把戏。他并不相信谢志山会同意蓝天凤投降，所以招降也就成了他的虚招，找机会发起进攻才是实招。
使者告谕贼众，三日后的早上，愿降者出冈统一接受招降。桶冈的山贼慑于压力，大多愿意出降。十一月初一，王阳明命令南康县县丞舒富领数百人奔锁匙龙下寨，准备接受蓝天凤的投降。
谢志山宁死不降，而蓝天凤早就乱了分寸，选择听任谢志山的。负责把守各个关口的山贼处于观望之中。王阳明派人买通其中几处山贼，暗中调遣军队，准备发起进攻。
王阳明的队伍同时从锁匙龙、葫芦洞、茶坑、十八磊、新地发起进攻。等到蓝天凤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五处关口已丢失三处。剩余两处山匪与官军鏖战一夜，最终落败。
蓝天凤在追兵的重重包围之中走向绝路。他在坠崖那一刻，不由仰天长叹“谢志山误我”。如果不是谢志山，他也可以像卢珂、黄金巢等人一样弃暗投明。
谢志山束手就擒后，依然摆出一副硬汉的姿态。王阳明见此情形，知道此人留于世上，将来还会成为朝廷在此处的大患，于是下令将其处死。
桶冈平定，湖广的龚福全和广东的高仲仁也先后归顺。
王阳明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横水、左溪、桶冈。班师途中，远近乡民沿途迎拜，皆言：“今日方得安枕而卧。”
经此一战，王阳明已经成为山匪们无法摆脱的噩梦。当时的湖广统兵参将史春为了和王阳明会合，率军队疾奔桶冈而来。当他抵达省界郴州时，收到王阳明派发的公文，桶冈之贼已尽数剿灭。他大为震惊，不禁感叹道：“我等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年，还担心没有迎敌的实力。而阳明先生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桶冈，真乃神人也！”
史春这句话并无夸张的成分，王阳明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荡平了桶冈、横水的八十处匪巢，抓获及斩杀谢志山、蓝天凤等八十六名匪首及三千一百六十八名匪众，另俘虏两千三百三十六人。
在王阳明看来，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事上练”。王阳明说过，三省部队的将官都是平级的，没有统一的指挥，而且距离剿匪之地路途远近不一，先头部队如果等后来的部队会合，就会贻误战机，也浪费了粮草。等到三省部队聚集到一块，大家又都不用力。比如围剿横水、左溪，湖广部队和福建部队认为这是江西部队的事。如果围剿龙川，江西部队又认为是广东部队的事。这样推诿扯皮，难以形成战斗力。这样经过多次剿匪失败，南赣地区的部队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了。
王阳明的目光不仅在战场上，也在战场外，他在打给朝廷的一封军事报告中说道，南赣地区匪徒数量在五六年前还是几千人，可最近这几年，发展得很是迅猛。一方面是因为像谢志山这样的山贼的确有过人之处，在地方极具号召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执政者的推波助澜，各种恶制度将老百姓逼向朝廷的对立面。
王阳明并不想通过屠杀来清除暴民，他甚至会为自己杀了那么多山贼感到自责与不安。他也曾在围剿蓝天凤的现场，对身边的弟子说道：“如果能再给我几天时间，蓝天凤可能会出来投降，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而对于谢志山之死，王阳明更是心有凄然。行刑之前，王阳明与谢志山有一番对话。
王阳明告诉谢志山，杀他的不是王阳明，而是国法。
谢志山也告诉王阳明，反朝廷的不是谢志山，而是朝廷把谢志山逼反了。
王阳明又问他如何笼络那么多人，与他一起赴死。
谢志山说，此非易事。平日里，只要他发现英武神勇之士，就不会轻易错过。他会通过各种手段引诱他们，请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或者是给他们一些银子，资助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对他感恩戴德。这时候，他就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必然会死心塌地地为他鞍前马后。
事后，王阳明对他的那些弟子们说：你们与人相处，其实应该学一学谢志山。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同志相求志自同，岂容当面失英雄。秉铨谁是怜才者，不及当年盗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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