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王阳明已经没有了当年主试山东时的书生意气。宦海浮沉，命运颠沛，四十岁的王阳明已经看透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病，也对仕途得失有了不同的理解，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充满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同年十月，王阳明升为文选司员外郎。
正德七年，王阳明又被擢升为考功司郎中，职级又升了半级。
外在功业虽然让人留恋，但是真正让王阳明感到满足的还是在心学道路上的收获。
这时候的王阳明，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与门徒。在其弟子编著的《同志考》中，记录下了他在这一年新纳入门下的弟子十余人。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着他，心学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王阳明的良知世界也变得愈发开朗。
在经历了身心的艰难历练之后，尤其是在过了“朱陆之辩”这一关之后，王阳明知道，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在心学之路上的狂奔。他已经摆脱了宋儒理学的围剿，尤其是朱子的牵绊。王阳明认定程颐与朱子的路线不是儒学正宗，周濂溪和程颢才是正宗，陆九渊虽然没有偏离方向，但他在心学上所下功夫还是远远不够的。
不讲学，圣学不明；讲学，就得开口说话。这时候有人说，王阳明是天底下说话最多的那个人。不光别人这么说，就连他的朋友湛甘泉也这么认为。
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早就渗透了沉默的基因，世人也早就习惯了饱学之士低调和谦逊的面目。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喋喋不休的另类，对大家公认的圣贤指手画脚，一副自己是圣贤的狂妄姿态。如此做派，自然会引发诸多的批评之声，王阳明却不以为意。其实大明官场上多言之人又何止王阳明一人，那些位列朝班的文官大多是谏官，而谏官靠一张嘴吃饭，说少了，皇帝是不答应的。当然说多了，也是要捅娄子的。
他的朋友王尧卿当了三个月的谏官，便托病不出，后来干脆辞职回家。在他离开京城之前，朋友们纷纷出言挽留，唯独王阳明没有说一句话。王尧卿很看重王阳明这个朋友，极力要求他写两句赠言。
王阳明并没有违心地夸赞王尧卿退隐山林是明智之举，他对朋友的选择并不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人做某件事，如果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德行操守，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德行圆满之人；一个做某件事，如果只想着免于常人的议论，那么他就难以进入圣贤之途。
王阳明曾带着自嘲的口吻对湛若水说：“我们这帮人是不是话说得太多了？”湛若水没有正面回答王阳明的这个问题，而是问王阳明他是怎么看待世人对他们的评论。
王阳明为自己辩解道：“话说多了，行动就会迟缓，我早就想沉默了。自学术不明以来，人们以名为实。所谓务实者，不过是为名利所累罢了。”
王阳明还强调：“我也讨厌聒噪多言之人。因为一个人话一多，必定气浮、志轻。气浮的人热衷于外在的炫耀，志轻的人容易自满松心。所谓言日茂而行日荒，这言与行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都懂，但你睁眼看看这个时代，那些所谓务实的人，不过是在忙着追名逐利罢了。这就是学术不明的缘故，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也只好去选择做一只一天到晚聒噪的乌鸦了。”
王阳明选择走一条布满荆棘的圣贤之路，也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做一个沉默的袖手旁观者。不但不能沉默，而且还要装一个喇叭大鸣大放地说。
那些混迹于王阳明门下的也不全是求学之人，其中不乏利益场上的投机分子。他们打着向王阳明请教学术的幌子，其实本意并不在心学，而是结交人脉、谋求升迁。
王阳明的另一个朋友王纯甫就是这样一个功利主义者。王纯甫是一个才学尚可、情商并不高的文职官员。他觉得自己人生最大的短板，不是自己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缺乏为官做人的技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身在体制内就要遵循规则，而规则之下就要讲究技巧。不懂技巧之人，往往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状态，将上下级关系搞得极为紧张。王纯甫在听了王阳明的几次讲座之后，觉得有所收获，他希望从王阳明那里求得仕途顺遂之路。
于是，他就当面向王阳明请教，自己究竟该怎么办，才能在官场上混得更好。
王阳明就告诉他：“你之所以对自己的状况不满意，甚至感到莫名的紧张和不安，是因为你的身心还没有修炼到位，更缺乏充分自由的空间。就像是一块即将淬火而出的金子，正在经受最后的冶炼。”
王纯甫不解地问：“那我历练到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王阳明说：“历练到‘心不动’才算真正到位，现在正是变化气质的紧要关头，平时要发怒的现在不能发怒，平时惊惶不安的现在也不能惊惶不安。能有得力处，便是用力处。”
王阳明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天下事千变万化，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也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新世界。作为行走于尘世间的每一个局中人，所做出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四种表情，但这四种表情却有着多重多面的身份与角色的认同。戴上一个面具是一个角色，戴上另一个面具又是另一角色，每个人都活得既孤立又多面。如何才能游刃有余地做好自己，王阳明在这里给出的答案是练出好的心态。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王纯甫琢磨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个月后他给王阳明写了封看上去言辞谦虚、实则自以为是的信。王阳明读后，觉得这个爱钻牛角尖的朋友在回信里缺少最基本的诚意。王阳明回了他一句话：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王阳明就是想告诉王纯甫：“你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你没有一颗足够强大的内心。万物都是依赖于人的心而存在的，人的身体是由心主宰的，一切行动都是意念所支配的，所以说没有心外之物。你的心若强大，那么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得强大，那些困扰你的事、困扰你的人，根本无法束缚你的身心。”
离开京城的王阳明并不寂寞，那些追随王阳明的弟子们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南，浩浩荡荡地跟随着。浙江永康的周莹就是其中一人，他的前任老师应元忠也是王阳明的朋友，同时是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也曾向王阳明求教过。
王阳明见周莹这么远上门请教也不容易，在与他交流后，就直接问他：“你是从应先生那里过来的吧？既然来了，我倒想问问你，应先生都教了你什么？”
周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应先生什么也没教过我，就是每天教我要立志，要读圣贤书，不要沉溺于庸俗无聊的事。他还说，这些道理都请教过阳明先生，如果我不信，可直接向您求证。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不远千里向您求教。”
王阳明说：“如此说来，你还是不相信你老师的话，非要当面向我求证？”
周莹忙道：“先生此言差矣，我正因为相信老师的话，才会来到先生身边。”
王阳明笑道：“既然你相信老师的话，还来找我做什么？”
周莹：“应先生教了我应该学什么，却没教我怎么学。没有学习的方法，终究于事无补。”
王阳明摇了摇头道：“其实你已经懂得了学习的方法，没有必要再来向我求教。”
周莹急了：“先生可别拿我开心，我若知道方法，就不会千里迢迢来见先生了。还望先生看在应老师的面子上，不吝赐教。”
王阳明见对方话语诚恳，便问道：“你是从永康来的，路程应该很长吧？”
周莹点点头，言道：“是的，先生，我从千里之外而来。”
王阳明问道：“确实很远，你是乘船而来的吗？”
周莹说：“我是先乘的船，然后中途又换的车。”
王阳明继续问道：“时值盛夏，路上应该酷热难耐吧？”
周莹如实答道：“是的，先生。一路上炎天酷暑，汗流浃背。如果不是来向先生请教，我是坚持不下来的。”
王阳明问：“你这次出行，可有带盘缠、仆人？”
周莹虽然有着满心的疑惑，可还是如实答道：“都带了。但仆人在途中病倒，我将盘缠留给他看病，自己借了些钱继续赶路。”
王阳明说：“既然如此辛苦，中途为什么不折返回乡？是否有人强迫你？”
周莹被王阳明的问话弄得哭笑不得，又感到委屈无比。他苦笑道：“先生又拿我说笑，弟子是一心向学，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来找您。只是我不甘为人下之人，才四处求学。如今既已决心投入先生门下，在别人看来或许是艰难劳苦之事，但我不会轻易放弃。”
听到周莹如此回答，王阳明不禁拊掌大笑。他朗声言道：“你舟马劳顿，不辞辛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是谁教你的方法？不都是你自己的主意吗？既然如此，你立志于圣贤之学，自然也会用这种方法去追求。现在还需要我教你其他方法吗？你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
周莹听完，不禁如梦初醒，向阳明先生投去仰慕的眼光。
其实很多时候，世人眼中的是与非，只需从自己的内心去辨别。如果做了一件事你觉得内心安稳，那这件事就是对的。反之，若于心不安，则可能是错的。不能等别人为你铺好路，而是要自己去走、去犯错，最后创造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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