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那道奏疏差点儿毁了他的政治前途，可上天终归是公平的，如果没有这样一次考验，王阳明也无法参悟出心学。
回到京城的王阳明暂时寓居在大兴隆寺，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每到一处，他最喜欢选择的住处不是寺院就是道观。他在京城的弟子和仰慕者纷纷来拜见他，几乎踏破了大兴隆寺的门槛。就在这时，王阳明遇见了他的另一个重要弟子，也是日后王学最主要的批判者——黄绾。
黄绾，字宗贤，号石龙。他比王阳明小八岁，其实他们两家算是世交。黄绾年轻时曾师从当时的朱学大家谢铎，尤其在“克己”“去欲”上下过一番功夫。
虽然黄绾晚年对阳明学展开了批判，但他在根本上仍没有脱离心学的范畴。在王阳明的众多弟子中，黄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不及其他弟子，但是他对阳明心学的反思和修正却是不容忽略的。
黄绾这个人非常有主见，从不迷信权威，喜欢与人辩论，口才也极好。他虽然早就听闻王阳明创建了有别于程朱理学的“阳明心学”，但对于这项学说的具体主张却一无所知。
当黄绾得知王阳明在京城后，就让王阳明的好友储柴墟引见他们认识。
二人相见，黄绾先谈的是孔孟之道。他向王阳明倾诉，自己多年来遍读古代典籍，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方向。这就像是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从一个路口走到另一个路口，太多的岔路让他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路。很多时候，有些岔路走下去会成为死胡同。
黄绾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将儒学之道发扬光大，传至久远。”王阳明觉得面前这个英武的年轻人是可造之才。他问道：“孔孟之学断绝已久，你从哪里闻得？”
黄绾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不过懂一点儿皮毛而已，并没有在学问上下多少功夫。”
王阳明听后，直接将话题引到人生理想这一高度来：“做人最怕的是没有志向，有了志向才会成就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的就是没有志向。大多数读书人陶醉于功名，只追求现实的功名利禄。而有些人则执着于儒家的理想，百死不辞。还有极个别的人，用自己的一生去探究生命的意义，探究世间的真理。你认为自己是哪一类人？”
黄绾沉思片刻，然后道：“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做得更好，也许就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当有一个理想摆在那里，才知道自己距离理想境界有多远，才会不断向前努力。”
黄绾早就听闻王阳明的“心即理”学说，他想深入了解，于是将话题引向阳明心学。他说：“朱子的格物致知，陆九渊的心学，与您所说的‘心即理’，都是用心去解释万事万物的‘理’，但你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王阳明笑了，他说，不同之处在“心”上，不在万事万物。心不同之处，即是“理”不同之处。
黄绾又问道：“如果我像你一样在心上用力，就可以挤进通向圣贤之路的那道窄门吗？”
王阳明摇头道：“你要记住心学不是在心上用力，不但不需要用力，甚至还要学会卸力。有一条相对便捷的道路可以通向你所说的那个目标，那就是学会做减法。人活在缠蔽之中，所谓的减法就是学会如何去蔽。这就像是一个堆满了杂物的仓库，有一天我们将仓库里不需要的东西搬掉。如此一来，我们的心就会像仓库一样变得豁然明亮。”
黄绾当时半信半疑，充满疑虑地问道：“心上用功，到底如何用法？”
王阳明说：“很多时候，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拥有的越多，存在感就越强。在这种观念里，生命个体经由比较而存在，别人的看法成为自己活下去的动力。人心可以知是非善恶，有恶念时就将其克服掉，有善念时就竭力为其保留。所以人心在这里是一个关键，一个可以让天地万物得以呈现意义的关键。”
黄绾说：“你这套理论听着耳熟，与禅宗有些类似，佛向心上做，莫向心外求，所有的相都是无常且稍纵即逝的。用佛家的话说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起性空’。”
王阳明对黄绾的看法感到不满。他为自己辩解道：“佛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而我认为，真理在心中，是要用行动去验证的。”
黄绾听着还是疑惑，他说：“你这与朱夫子那套‘去万事万物上格真理’也差不多。”
王阳明很不满意黄绾的说法，他解释道：“朱熹是去万事万物中寻找真理，而我认为，真理就在人的心中，需要做的是用行动去验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人可以凭着意志和内在的修炼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一番交流之下，王阳明摸清了黄绾的学问底数。黄绾所理解的“立志”与王阳明所理解的还是有区别的，黄绾所理解的是成圣的方向，而王阳明理解的则是心学的立场，也就是“心即理”所倡导的，天地万物都可以归于“吾心”，只要自己相信“心”的力量，任何想要实现的目标都可以实现。
王阳明拿理来体会道，而朱熹是拿理来解释一切；王阳明把理拿到里面来，而朱熹则将理推到外面去。王阳明认为，朱熹虽然已经将理说得很透彻，也通过建构理的世界来支撑一个精神世界，但是他在得到“理”的同时，也要求得到一个贯穿天地的身份，得到这个身份必须要有天下般大的理，这理是宇宙的理、人生的理、内心的理。而王阳明则认为，理的解释权在人的内心，无须在有形的世界里苦苦寻求所谓的“理”。
王阳明的这一套理论并不容易理解，但还是让黄绾听得几近痴迷。第一次见面，王阳明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心学之道倾囊相授，可见他对黄绾的赏识。也正是因为黄绾寥寥数语就点到了儒学的要义所在，王阳明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学风，心里已经有了要将其吸收为盟友的想法。
第二天下午，黄绾又在王阳明住处见到了湛若水。一直以来，王阳明认为在京城学界之中能够与自己展开精神对话的只有湛若水，现在又来了一个黄绾。他们倾心交谈，定下“终身相与共学”的寻道誓言，结为精神盟友。
这时候湛若水的名气要比王阳明大，尤其在官僚缙绅的上层圈子里，他比王阳明的口碑要好许多。湛若水这个人生性超然，不像王阳明那么狂狷，也不爱参与政治事务，与体制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显得境界高远。为了潜心学道，他曾将科考凭证焚之一炬。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的心学和处世学也有不认同的地方，二人虽然在精神追求上有共同语言，但是对于政治的态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黄绾身上有着“侠儒”的气质，虽然此时他已身居都督府都事一职，但是他并没把自己的主要心思放在求取功名的“显学”上，而是跑去和王、湛二人共同追求精神世界的“潜学”。在时人看来，他也算是不务正业的儒生。
黄绾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也是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就算是投身心学，他也要求个实实在在的结果。他不会轻易相信别人，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此时的王阳明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和黄绾成为儿女亲家，那是在他死了多年之后，刚升任南京吏部侍郎的黄绾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王阳明的儿子。多年的友谊结出这样的果实，是王阳明始料未及的。
当时，湛、黄二人在京城还是很有能量的，尤其是黄绾，凭他所担任的职位，可以与帝国高层说上话。他和湛若水出面找到了当时的吏部尚书杨一清，请求将担任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不久的王阳明调回京城。杨一清很爽快就答应下来，之所以如此，一是看在他父亲王华的面子上；二是王阳明曾因反对刘瑾而遭到贬谪。在杨一清的帮忙下，王阳明得以重返京师，担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
吏部为六部之首，下设四个司：文选、验封、稽勋和考功（排名分先后）。验封司就是管封爵和褒赏的，有实权，是一个肥差，在四个司中排名第二。
三人有了更多的时间聚在一起，谈经论道。这一时期，王阳明所写的《京师诗二十四首》八题，其中两题是写给黄绾的，还有两题是写给湛甘泉的。
三人的小沙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为京城名气最大的沙龙，一些有抱负而又对现实不满的低级文官也加入进来。于是，沙龙聚会的规模越来越大。这时候，虽然讲学已成为一种时尚风气，但是在京城，在体制内，如此痴迷于讲学的王阳明，还是被主流社会所不容。原因很简单，朱子的理学体系代表了儒家文化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官家文化的一张名片。而王阳明突然另立山头，认为朱子的那一套理论不够科学，这么做等于是在向天下儒生士子发出挑战。如此一来，体制内豢养的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自然容不下他。
黄绾这时候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大兴隆寺听王阳明讲学的日子里，他为王阳明的道学素养深深折服，惊为圣贤转世。但是他并没有急于拜在王阳明的门下。一直到嘉靖壬午年（1522年）春天，他才正式入了王门。
黄绾这个人悟性极高，很多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的问题，王阳明只要略微加以点拨，他就立即有所收获。尤其让王阳明看重的是，为了维护“知行合一”学说，黄绾曾经多次与人论辩。这让王阳明十分感动，深有感触地夸赞他“吾党之良，莫有及者”。
黄绾以结识王阳明为荣，他在自己写的文章里说自己与王阳明、湛若水这样的当世名家的关系极为密切，密切到了“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砺”的地步。
当年十月，王阳明又升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这就相当于中组部负责官员升迁和调动的副司长了。没过几个月，他又升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成了部门的一把手。
然而，王阳明的内心却有着难以名状的空虚之感。这难道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现实的功德在哪里？精神的归宿又在哪里？作为一个四十不惑的男人，经历了生死一线、颠沛流离的贬谪岁月，这时候的王阳明已经不需要再去向谁证明自己。从今往后，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向这个世界展示自己的心学理念。
户部侍郎乔宇前往南京任礼部尚书。临行前，他专程来向王阳明道别，并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
王阳明问：“学习贵在专，你做得如何？”
乔宇说：“我小的时候跟人学下棋，废寝忘食，目不窥园。做到三年之内无敌手，的确是学贵专。”
王阳明问：“学习贵在精，你做得如何？”
乔宇说：“我长大以后学文辞，字斟句酌，博采众家之长。我现在已经不喜欢韩柳的文章，改攻汉魏的大赋，的确是学贵精。”
王阳明问：“学习贵在正，你又做得如何？”
乔宇说：“我中年以后想学人生哲学、为圣之道，开始后悔以前学的那些雕虫小技。如果让那些东西充塞内心，心里也就没有多余的空间储存更美好的东西，你说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问：“学下棋、学写文章、学修道，都被称作学问。然而，由这三件事所导向的终点，却大有不同。你放着大道不走，偏要去走小路，一路上充满荆棘，很难到达目的地。因此专精于道，才能被称作真正的‘专精’。如果只是专精于下棋，却没有同时专精于道，那这个专精就是沉溺。如果只是专精于写文章，却没有同时专精于道，那这个专精就会流于怪癖。道宽广博大，能从里面发展出文辞与技能。不去求道，而是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文辞技能上，那就会离道越来越远，甚至会背道而驰。”
明朝中后期，文人患得患失的情怀日益加重，内心的命运感也日益加深，这种略带伤感的颓废之风很容易让人迷失。在这种人文大环境下，他们的内心变得异常敏感而脆弱，往往会借助一些小情小调的东西来确立自己的存在。早期的王阳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他最后还是回归了大道。
王阳明继续道：“你我都被限制在体制内的岗位上，因为工作的需要，人的大脑需要不断地重复着相应的区域，直至僵化。你可知学问除了专业的知识，更要有为人处世之道，涵养心性之道，知进知退之道？你所从事的职业如果不能与‘道’结合起来，最后只能流于平庸，人生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王阳明最后用一句话概括：“一，是天下之大本；精，是天下之大用。”
如何做到“唯精唯一”，他给出的方法是：能通于道，则一通百通。
乔宇走了，更多的人来了。一时间，京城兴起了一股“阳明热”。王阳明成了京城的公众人物，大兴隆寺俨然成了国子监，大批帝国官员、儒生士子来到这里。来自各行各业的崇拜者们都想一睹王阳明讲学的风采。
方献夫饱读儒家经典，二十出头就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他虽然比王阳明年轻，却是王阳明在吏部的领导。方献夫喜欢钻研辞章之学，因此也去大兴隆寺听王阳明讲学。
而这时候，他对于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依旧持审慎的态度，并没有完全认同。当然这时候，方献夫也没有提出拜师的请求。
随着接触的时间增加，方献夫越来越信服王阳明的心学之道，甚至不顾世俗观念，在王阳明面前恭恭敬敬地自称门生。后来，方献夫自认为已经从王阳明处寻得了圣人之道，于是毅然辞职，退隐于西樵山中潜心修志求道。像方献夫这样的人在当时虽然不是绝无仅有，但也着实难得。
王阳明居留在大兴隆寺的这段时间里，辩诘与争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有时发生在学生们中间，有时则发生在王阳明和某个学生之间，其他人或附和或参与。在一往一复的语言运动中，王阳明的内心十分愉悦，精神处于时刻紧绷的状态。
有人捧，当然也就会有人提出质疑。质疑之声大多针对王阳明的心学与陆九渊的心学有何异同。王阳明的弟子王文辕在读完陆九渊的著作后，又捧起朱熹的书去读，两下对比，他觉得陆九渊的心学字字珠玑，可称之为圣学，而朱熹理学实在不具有可读性，是学说中的偏门。而王阳明的另一个弟子徐成之却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陆九渊的心学不过是蹈虚务空的禅学，无法与朱熹理学相提并论。
二人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两大主流思想，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徐成之写信请王阳明做出裁决。自从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奉行“心即理”，他的理论主张更倾向于陆九渊。在当时，朱子的学说是整个知识界的主流，其权威不容置疑。
徐成之和王文辕对朱陆学说的争论只是缘于各自那颗不服输的心，所以王阳明觉得二人与其去争论朱陆学说的异同，还不如去克服自己的求胜心。王阳明告诫二人，不要轻易评论别人的是非，而要先弄清自身的是非。
一直以来，王阳明在宣扬自己的心学主张时，并没有提及陆九渊的学说。于是有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说王阳明是在故意回避，不愿承认自己心学学说的来源。
尊朱乎？尊陆乎？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常尖锐、异常敏感、异常具有炒作价值的话题。
王阳明知道自己出言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王阳明说：“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就是没有徐成之的争辩，王文辕也不能让陆学大行天下。你们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无聊的，你们要是听我王阳明的话就赶快养心息辩。”
王阳明给出这样一个只有结果、没有求证过程的答案，引起知识界大部分人的不满。那些参加过大兴隆寺求学的人，他们早就感觉王阳明的心学不符合朱熹的理学思想，而是脱胎于陆九渊的心学，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的。
扑面而来的质疑声音，逼着王阳明不得不给出结论。王阳明并没有评判对错，只是阐述观点。他说：“朱熹和陆九渊各有得失，二人的学说相互融会贯通，不是非黑即白、你错我对。但是，朱学早已风行天下，再去讨论它的存在价值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陆学蒙受不白之冤已有四百年，应该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这番言论一出，朝野上下为之哗然。
王阳明的观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他王阳明尊崇的不是朱熹，而是陆九渊。当然，王阳明虽然支持陆九渊，但他并没有否定朱熹。
朱陆之争是后期儒学的一大公案，而王阳明所采取的对策则是：领会精神、坚持原则。他不可能去做学案式的疏理，这也不符合王阳明的处世哲学。
陆九渊不著书，主要靠自身修养立境界，然后靠门徒扩大影响。他和朱熹之间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而是一种互补性的关系。有人先是跟随朱熹，后又转而跟随了陆九渊，两边转来转去，只为让自己的儒学理念更为完整。陆、朱之间的关系，有点儿类似于王阳明与湛若水。王、湛二人同属大心学一脉，他们的弟子也有互相转换师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始终没有跑偏。
王阳明颠覆朱熹学说，与当初朱熹颠覆流行官学一样，都是对当时的儒家正统思想提出质疑。朱熹曾经针对当时朝廷颁布的《十三经注疏》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而私下著《四书集注》，他所尊崇的程伊川之洛学，在当时也不是官学正说。
正是在这种不断质疑中，儒家思想才会不断丰满，不断得到补充。自元代以来，“朱陆同异”就成为儒学界常辩常新的话题。结果辩来辩去，辩出一个“朱陆同调”论。朱子学说的支持者更愿意承认这一现实。
舍朱熹而尊陆九渊让王阳明成为众矢之的。攻击他的文章如雪片般飞来。但对王阳明来说，他的心并不在这战场之上。王阳明推崇陆九渊，也是意在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他的主张与陆九渊的心学有相似之处，支持陆九渊就是要唤醒世人对心学的重新认识。
当时的学界觉得陆九渊的心学专注于“尊德行”，更像是务虚的禅学。在儒家学者看来，禅修并不是务实之学，修的不过是德行和修养，而其中的学问是空洞的。王阳明指出，自己所创建的心学并不是务虚之学，心学既讲究德行操守，又饱含问道之学。禅修让人退一步，心学让人进一步。
此时的王阳明显然忘了他曾一度沉迷于佛、道的世界。其实，佛、道二教为他创建心学提供了思想帮助。但这时的王阳明一心传播他的心学，若有人在他面前说起佛、道二教，他一定会劝说对方不可沉迷其中，应该修正自己的内心。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欢佛、道之说，来找王阳明交流思想。王嘉秀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来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教人学坏。说到底，也是看到圣人的上半部分，但并不是通向人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也可以借高官保举。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受的。佛、道二途走到最后，和儒学也差不多。如果我们把理学家的自修功夫，拿来和《百丈清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生活反省上的功夫，在很多地方是一样的，都是要人谨慎、小心，要人从生活里体会，从砍柴、搬水、静坐中得到学问。后世儒生往往只能看到圣人的下半部分，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辞章、功利、训诂之学，结果越走越远，直至成为异端。而那些日夜忙着记诵、辞章、功利、训诂的人，虽然终身辛苦劳累，却也毫无收获。当这些人看见佛、道两界之人整日清心寡欲、超然物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是应该持之以恒地学习圣人之学。”
王阳明当然不认可他的这一套理论，他说：“你所讲的虽然没有错，但是将圣人之学分为上、下两部分，容易使人走入误区，这也是理解上有所偏颇。至于说到圣人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么会分为上、下两部分？”
王嘉秀说：“先生今日让我不要沉迷佛、道，你年轻时不也如此吗？”
王阳明料到弟子会拿自己早年的行为作比较，他说：“我年轻时是因为不愿意在圣学上下功夫，才转而去学佛道，但我很快就认识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后来我在龙场求取圣学时发现，自己那么多年都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我之所以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是因为佛、道之学和心学只是一张纸的距离，心若不能专注于此，就很难识别。所以你只要立志于心学，一定会看透其中玄机。”
王嘉秀还是茫然无解，问道：“一张纸的距离又是多少？先生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吗？”
王阳明说：“佛教徒担心父子关系会连累他，就离开父子；担心君臣关系会连累他，就离开君臣；担心夫妻关系连累他，就离开夫妻。佛教徒总说自己不执着于‘相’，其实这些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会逃避。而儒家与此不同，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给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所以，王阳明的心学是教人向这个世界进取，去建功立业，而佛、道则主张隐世避人。
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叶，社会矛盾已渐趋尖锐激化，危机四伏。作为官家哲学的程朱理学已趋于僵化，成为一种专门用于应付科举的章句之学，但是绝大部分读书人依然笃信不疑，穷极一生去研究钻研。
王阳明在朱子学说里，发现了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朱熹曾在岳麓书院与张栻有过交流，张栻主张人对理的判断，是心；朱熹则将理放在先，心放在后。但到后来，朱熹的心跟理、心跟性之间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他关于理的解释，经常在变换，因为他不得不变换，不然的话就会越说越不清楚。
在朱熹看来，天地之间随时、随处都有理的存在。他解释沧海桑田：低处曾经是一片海洋，天地一变，低处变成高处，成了凸起的山峰，所以我们在山顶上可以捡到贝壳。他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客观世界是跟着理在走。但王阳明却说：“我没有到过你说的那座捡贝壳的山，你说的这些就与我无关，所以这个世界是跟着我的心在走。”
很多人无法理解王阳明逆势而动的真正目的，就连他昔日的至交好友汪抑之、崔子钟、储瓘等人也无法理解，毕竟他们都是理学专家。为了捍卫所谓的真理，他们与王阳明划清界限，甚至到了断交的地步。
1515年8月，皇帝朱厚照准备举行一场规模巨大的佛事。王阳明上了一封奏疏，其中的大意是：“佛是夷狄的圣人，我们的圣人是孔夫子。作为一国之君为何放着自己的圣人不去祭拜，却要祭拜夷狄的圣人？”
王阳明还举了一个例子：“让夷狄的圣人来到我们的土地上，就好像陆地上用船、水面上用车。把船放在陆地上，就无法航行，把车推进水里，就会下沉。我担心佛来到我们的土地上会水土不服。既然皇上有一颗敬佛拜圣的心，那就应该拜祭我们自己的圣人。”
王阳明的这道奏疏正德皇帝并没有看到，但是朝臣们都知道了他的主张。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在那些去大兴隆寺听王阳明讲学的人中，绝大多数是支持王阳明的。起初他们或是带着疑惑而来，或是想“砸场子”，但随着接触日久，他们最初的理学信仰发生了动摇。发展到最后，他们在公开场合支持王阳明，他们指责当今朝野上下都不讲学，只以记诵辞章为乐。他们甚至表示，程朱理学谬误百出，其存在价值连佛老都不如。
眼见得大兴隆寺的狂徒们如此不敬，那些早就视王阳明为眼中钉的理学捍卫者们开始反击。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拆散王阳明、湛若水和黄绾的“三人小组”。一直以来，湛若水和黄绾都为王阳明留在京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尽管湛若水在京城官场上一向口碑良好，但是他生性疏阔，对政治的热情不大。而黄绾这个人性情豪爽，颇有侠士之风，加上在都督府做事，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但毕竟过于年轻。仅凭这两人的活动打点，很难把王阳明这样一个心怀异志、得罪当朝士林的异类分子留在京城。
正德七年（1512年）的秋天，注定是一个离别的季节。湛若水奉朝廷之命出使安南。王阳明在送别湛若水的诗里写道：“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与此同时，黄绾也得到了一个休长假的机会，去雁荡山、天台山之间结茅修行去了。黄绾此去是为了专门修习自得之学，以期明心见性。分别之际，王阳明与他们约定日后三人还要重聚，清风明月，把酒论道。
黄绾说，他此行是先探探路，如果找到了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去处，就再来邀请王阳明与湛若水一起去逍遥快活。
黄绾的这番话让王阳明感动得落下了泪。尽管那逍遥的所在不过是一张充饥的画饼，但苍茫的人世间，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点儿难得的安慰？真是知我者，黄绾也。他在诗中怅然写道：“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黄绾回到浙江天台后，王阳明还不忘通过书信与他交流，施以教诲。
黄绾此去只能算是脱产进修，并不是真的要远离官场、退隐山林。他是靠恩荫赏赐入仕，是“任子”，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去当隐士的。精于识人的王阳明也无法看清，在他死后黄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王阳明不会想到，黄绾到了晚年，开始否定阳明心学并转而批判他。不过此时此刻，王阳明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有朝一日和湛若水、黄绾一起拂衣还旧山。
其实王阳明本人也不是那么纯粹，他在那篇《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中写得情理并茂，其中不乏为黄绾粉饰之处。黄绾本是恩荫入世，也就是说，他能够有机会进入体制内，不是因为十年寒窗，而是沾了祖上的光。这样靠父兄辈得到功名的人，往往被文人儒生们所看轻。王阳明明知其中缘由，却言不由衷地夸赞对方比自己高明，说他自幼就放弃举子业、立志于圣贤之学。
王阳明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这个世上的读书人都有机会恩荫为官，谁还愿意去寒窗苦读？自然也都立志圣贤之学了。王阳明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侠义之气，美化朋友是他应尽的义务。他与黄绾的感情深于湛若水，与湛若水是平行的朋友，与黄绾还有纵向的师生情谊。
黄绾也是有侠气的人物，他不忍与王阳明分别。临行前，他让王阳明给自己写几句指明方向的话，他的这种心情是相当诚挚的。而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内心意旨表现在两个字——自得，自然张口闭口就是这个主题。
王阳明对黄绾说：“心本体是光明透彻的，只是人心长出欲望挡住了本应光明的地方，人生经验就会将它污染了。要想祛除阴暗、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从外部入手是没有用的。人的心犹如一汪清泉，有了污染就成了浊流。人的心又像是一面镜子，蒙了尘埃就会失去光亮。如果只是从清理外物入手，一个一个对付，显然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是，那样就得先下水，就等于入污以求清，积累尘垢以求明。等于是在负积累和负增长。”
黄绾开始也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是越勤奋越艰难，差点儿走进了死胡同。
王阳明则教他从“克己”做起，从人的本心出发，明心见性，这样可以不依赖于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行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会变得渺小。这时候的黄绾对阳明心学很是信服，他总是虚心地听从于王阳明的教诲，每次听完都觉得内心丰盈、天地豁然。
北京的冬天本就寒冷，失去了朋友的冬天更冷。不管王阳明和湛若水、黄绾等人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憧憬，这时候，他们在京城组建的学术小团体就这样暂时性地结束了，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未卜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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