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当地的山民对他怀有各种复杂的情绪。虽然龙场驿的吏员没有多少特权，但毕竟是官府派下来的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民与官之间都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人发现这个瘦骨嶙峋的读书人，虽然经常有怪诞之举，但是对他们充满了善意。他会选一块平整的地方，闭目打坐，一坐就是几个时辰。他会像庄稼人一样耕种土地，修葺居所，生火做饭。在田间地头遇见他们，他会冲他们微笑着打招呼。
王阳明邀请他们来听他讲学，山民们抱着好奇之心而来，他们想听听这个奇怪的读书人究竟会说些什么。有人隐隐不安，以为王阳明会像他的前任那样，在集会上态度蛮横、颐指气使地向他们训话。王阳明是个不拘泥于形式的人，他最常用的是“处处是讲坛，时时点化人”的教学方法。王阳明在《诸生夜坐》一诗中就提到了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他与学生一起骑马、鼓琴、投壶、诗酒唱和。诗中流露出的是人生的极乐境界，他觉得自己与那些听讲者之间，在精神上实现了高度的共鸣。
那些参加讲座的山民们发现，这位京城来的王先生竟然这么有学问。王阳明会用才学会的并不标准的地方土著语言，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的知识深入浅出地讲给他们。没过多久，那些仰慕王阳明的儒生们也从贵州各处赶来，聚集到龙场。王阳明给他们制定了必须遵守的教条——《教条示龙场诸生》，类似于今天的学生守则，内容包括“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个方面。
在文中，王阳明告诉他们，一个人无论愚钝和聪慧，都具有良知。即使身处这蛮荒之地，王阳明也没有放弃自己传学布道的初衷。那些克服重重困难、慕名而来的儒生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安慰。他本来以为，被贬谪到龙场担任这小小的驿丞是他讲学的终结之日。他所谈的经，所论的道，在这蛮荒之所再也找不到与之回应的人。何曾想到，龙场乡民的关爱以及那些儒生的到来，让他的讲学之路变得柳暗花明。
王阳明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在龙场设立的“龙冈书院”也名声大噪。所谓书院，也就是由民间发起并创建的教育机构，它和政府设立的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是民间自主发起的，所以它的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更加自由。
书院里的讲学者可以针砭时弊，言辞激烈。名气最大的书院是明朝末年出现的东林书院，那些在此讲学的学者形成了“东林党”，被朝廷视为眼中钉，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或许是王阳明闹出的动静太大，在一定程度上抢夺了地方官府的话语权。也因为王阳明的存在，使得龙场这个地方不再是默默无闻的闭塞之地。前来拜访的人中，有好学的布衣书生，也有贵州的各级行政官员，贵州世袭军政长官安贵荣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安贵荣可不简单，他是彝族首领，水西土司的上层人物。他的祖上奢香夫人是彝族女政治家，为大明朝廷在这一地区创建了大量的驿站，龙场驿（今修文县）就属于水西土司辖区。在安贵荣看来，贵州的驿站就相当于自己祖上留下来的家族资产。当他听说龙场驿来了这样一位有大学问的奇人，就想当面请教王阳明一些有关驿站的事情。
他说，祖上创建了贵州驿站本来是想替朝廷分忧，可现在贵州通往中原地区的驿站数量太多，反而成了朝廷的财政负担，所以他想撤去一些。
王阳明并不认同他的观点，他说：“裁减驿站对于其他省份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对于贵州这样的边疆之地，则要慎重。贵州境内的驿站类似于长城上的烽火台，撤并驿站，就会弱化朝廷对贵州地区的控制，所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
这番话让安贵荣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鸟不拉屎的龙场驿，居然藏着这样一个世外高人。他不禁赞叹道：“祖上创建驿站以来，贵州地区的驿站大多是由一些贪图蝇头小利的吏员在掌控，从未有过像先生这样的大才之人。就依先生所言，从今往后再不提裁减驿站之事。”
不久，贵州境内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安贵荣按兵不动，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王阳明写信给安贵荣，明确地告诉他：“叛乱之事发生在你的领地，如果不管不问，朝廷追究下来，你难辞其咎。就算不追究你的责任，你也会形象大损，威严尽失。作为地方的军事长官，管辖的土地有上千里，属地的农民也有四十多万。这场战事关系着无数百姓的身家性命，像这种时候，你还是应该将‘私心’放下，多问问‘良知’。”
安贵荣听从王阳明的意见，出兵平定了叛乱。安贵荣是一方土司、彝族首领，没有官场中常有的那种势利眼和政治框框，他不怕和失势的谪臣逐客沾边，谁是贤良谁是奸佞，心中明白得很。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派人给王阳明送来米和肉，并要求派些人手帮他做一些杂活。虽然王阳明坚辞不受，但他送来了马匹和金帛。
此时的王阳明所扮演的角色，绝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驿站站长。传经布道让他在这里的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向地方政府建言献策又让他扮演了一个政治家的角色。如此一来，王阳明想要做一个隐于野的讲学者已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王阳明这时候的身份还只是一个小吏，他的种种高调言行难免招来和他身份相同的地方小吏的嫉妒。在羡慕嫉妒恨的驱使下，就会有人站出来挑起事端。
思州有个小吏召集了一些地痞流氓，隔三岔五就来龙场羞辱王阳明。虽然王阳明早已练就了“动忍增益”的功夫，也不屑于和这些人做过多的纠缠，但龙场周围的乡民实在看不下去。在他们眼里，阳明先生虽然行为举止略显古怪，但他身上并没有官家人的派头，与他们一起住山洞、吃素食、睡窝棚，还请他们听似懂非懂的讲学，因此他们是十分尊重王阳明的。
他们见不得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欺负王阳明，他们视王阳明为自己人，自己人受欺负，他们当然要拿起武器去抵抗。当地山民打跑了欺负王阳明的“官匪”。山民们这么做无形中扩大了事态，让思州太守王质觉得很丢面子，自己的手下居然奈何不了一个区区的九品驿丞。于是，他向朝廷举报王阳明煽动群众，殴打朝廷官吏，集体闹事。
思州太守传话给王阳明，要他登门谢罪，对此次骚乱事件做出检讨。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是王阳明同乡，他亲自出面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晓以利害，喻以祸福，劝王阳明当着土著民的面郑重道歉，赔礼了事，以免受到官府的继续追究。
毛科与王阳明是同乡，两人此前有过交集。王阳明曾专门为毛科的“远俗亭”写过《远俗亭记》。现在毛科既要在太守面前为王阳明疏通，又要劝王阳明主动赔礼道歉，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王阳明写了一封所谓的“道歉信”。在信里，王阳明先是故作姿态，给知府一个台阶下。然后笔锋一转，明明白白地说，自己与太守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不存在当面谢罪的问题。然后，王阳明又柔中带刚地说：“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大府苟欢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动吾心哉！”王阳明的意思是，自己在恶劣的龙场经历了足够多的艰难危险，一天之中要多次面对生和死，再大的风暴对自己而言也只是虫豸。自己虽然是一个流放官员，但也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
知府王质看罢信后心服口服，只好接受尊严被侵犯的现实。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对王阳明这个落难英杰来说，这一胜利使他在贵州官场赢得了一席之地，不算太大的地方权力场对此时的他来说也是大环境。那些将其视为高人的当地秀才、卫所官员纷纷上门求教。
龙场此时虽不能说是群贤毕至，但也可以说是百鸟来栖。其中有来自附近州县的生员，也有王阳明昔日的弟子。
夏去秋来，王阳明在自己的舞台上春风化雨，一点一滴地影响着贵州的学子。既不耽误修习心学，又不耽误讲学布道，这时候的王阳明早已忘了自己身处化外之地。
正德四年（1509年）秋季的一天，一名吏目从中原来到龙场。吏目的身边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来这蛮荒之地上任，路过龙场附近，晚上投宿于一户苗族人家。
王阳明从篱笆中间望见吏目，当时阴雨昏黑，他本想向这个吏目打探北方的消息，但没能实现。这时候，王阳明离开京城已经有三年时间，音信不通，遥远的中原已变得陌生。能够在这蛮荒之地见到从中原来的人，王阳明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如果能够与其坐下来聊聊中原的时事风物，不失为一件乐事。
当夜风雨大作，因此王阳明没有出门去找他，使得这位北方来客在生命的最后一夜，体验的只是异乡的秋风和与冰冷的秋雨。没人知道，死亡这头怪兽会从何时何处跳出来，一口吞掉脆弱的生命，就像是无情的秋风掠走树上最后一枚泛黄的叶子。第二天早晨，王阳明再派人去探视，吏目不知何时已经离去。近午时刻，有人从蜈蚣坡走来，带来一个消息，一个老人死于坡下，旁边两个人哭得很是伤心。王阳明隐约觉得，这一定是昨夜的那个吏目死了。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死了两个人，旁边一人坐着哭泣。”问明他们的情状，王阳明知道这是吏目的儿子又死了。第二天，又有人来说：“看到坡下堆了三具尸体。”王阳明知道，那个仆人也死了。
想到他们的尸骨暴露于荒野，王阳明决定前去埋葬他们。两个仆人脸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王阳明说：“我和你们，与他们并无多少区别啊！安葬的是他们，放生的却是我们的良知。”
两个仆人面有愧色，拿起工具跟上了王阳明。他们在山脚下挖了三个坑，让死去的三人入土为安。随即供上一只鸡、三碗饭。王阳明面向荒野，口中念着悼词。王阳明要把昨夜没能完成的一场对话弥补上，尽管已经天人永隔。他在心底问，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做山中之鬼？没人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只有秋风掠过荒草的肃杀，像是有人在黑暗里发出一声长叹。
吏目的死让王阳明倍感凄凉，他的内心无比伤感。孤身一人，在贵州待了三年。天晓得，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重返京都；天晓得，这里的哪抔黄土又将掩埋自己。命运无常，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死亡会在何处等待着自己，自己会不会像吏目那样抛尸异乡。
王阳明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篇祭文，祭奠像自己一样千里投荒的三名死者，也祭奠过往的自己。在这篇名为《瘗旅文》的祭文里，王阳明几乎是有点儿迫不及待地和死者说着话，死者成了他久未谋面的旧友。
祭文的大致意思是：我和你都生长在中原地区，我不知你的家乡是何郡何县，你为什么要来做这座山上的鬼魂。古人不会轻率地离开故乡，外出做官也不超过千里。我是因为流放而来此地，理所应当。听说你的官职，仅是一个小小的吏目而已。薪俸不过五斗米，你领着老婆孩子亲自种田就会有了。为什么竟用这五斗米换去你堂堂七尺之躯？又为什么还觉得不够，再加上你的儿子和仆人啊？你如果真的是为留恋这五斗米而来，那就应该欢欢喜喜地上路。为什么我昨天望见你皱着额头、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深重的忧虑呢？一路上我们常冒着雾气露水，攀登悬崖峭壁，走过万山的峰顶，饥渴劳累，筋骨疲惫，又加上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难道能免于一死吗？我固然知道你会死，可是没想到会如此之快，更没有想到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也会很快地死去啊。死亡，是你自己找的呀，还说它什么呢？
此时的王阳明需要有个人听他诉说，而这个死去的吏目有幸成为他的听众。更重要的是，王阳明也需要通过安慰死者的言说来安慰孤独的自己。
身处僻壤的王阳明，潜意识里一直是以“圣贤”自许的，更何况这是从他少年时就立下的宏愿。“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经常换位思考，如果圣人走到他这步田地，会选择怎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共存。他日夜冥思，以求获得一个真解。混沌无序中，思想慢慢变得澄明，浮躁的世界也慢慢变得安静下来。王阳明的龙场大悟，就此结束了他较为漫长的心灵修习期。
正德三年，毛科来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他被王阳明自由飞扬的心学理念所感染，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邀请王阳明到省城贵阳开坛讲学。王阳明对他邀请自己出山的目的持怀疑态度，于是婉言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王阳明之所以会拒绝，是因为他觉得毛科邀请他的动机不够纯粹。自己讲学的目的是传播自己的心学主张，而毛科邀请他前往，是希望他能够在程朱理学所框定的范围内给那些身在体制内或正在准备进入体制内的儒生士子来一场头脑风暴，这显然违背了王阳明讲学的初衷。王阳明的学说直指内心，而毛科却希望借助他的学说，让读书人收心敛性为体制所用。
毛科对此深以为憾，后来他被调离贵州时还心有不甘。临行之时，他对自己的继任者席书说：“王阳明有经世之才，留在龙场这个地方太可惜了。”
席书是弘治三年的进士，比王阳明早九年进入大明官场。当年席书在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任上时，云南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灾情严重，人心惶惶。朝廷派南京刑部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调研的结果是，当地政府荒于政事，救灾不力，导致天灾酿成人祸。于是上疏朝廷，请求罢免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
对此，席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顶着压力上书朝廷：“云南只不过是四肢，应该治朝廷这个本。朝中大内供应数倍于往年，冗官数千，冒牌的校尉数万，天天到寺院道观去做佛事、法事，浪费无算，织造频繁，赏赐过度，皇亲夺民田，大量增加宦官并增派到各地，贤能的大臣得不到重用，小臣因言贬官不平反，文武官员中活跃的是那些‘传奉官’，权力被滥用。”席书如此见解，可谓一言戳中大明朝政的弊端。他的这番言论与王阳明在弘治十七年主试山东时说的话十分近似。
王阳明潜心修道，比席书进步得快，虽然席书的官阶高，但是精神世界的开悟要比王阳明来得晚，也要低几个层次。他能够屈身向王阳明讨教，也足见此人胸怀之广，绝非庸碌混沌之辈。
席书上任不久，就专程来到龙场向王阳明讨教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不同之处。王阳明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借着朱陆学理，向席书阐述自己的心学学说。
王阳明认为理存在于人的心中，而朱熹则认为理存在于万物之中。朱熹认为“格物穷理”，通过事物的研究来弄清理，而王阳明则认为，天下本无物可格，一切的知和理都在人的心中，是为“心即理”。当然这些知和理若不能变成现实中的“行”，那么也是枉然，只能成为一个表里不一、圆滑世故的人。王阳明告诉席书，如今朝中像焦芳那样的奸佞小人能够入翰林、当阁臣，就是因为知行分离，所以知行合一才是读书人修养身心的不二法门，如果每个人都能用现实世界的“行”来说话，用“行”来检验真伪，才能重新恢复士林道德，恢复儒学修己治人的教化功能。
席书觉得，王阳明的这套心学之说虽然挠到了他的痒处，可还是觉得不够解痒。
王阳明看透了席书的心思，他继续说道：“我并没有标新立异，朱子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陆九渊则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虽然二人得到天理的方式有所区别，但他们都是先知后行、知行有序。而我和他们不同的是，我认为知行合一，两者相伴而生。”
为了让席书放下心中顾虑，王阳明进一步解释道：“我起初也怕自己创建的心学有悖圣学，于是拿来圣贤之书逐一对照，心学与圣人经典不但相契相合，而且也能切中圣人之意。”
两天之后，席书心底的疑惑渐渐被化解，他对王阳明创建的心学有了大致的了解。王阳明的《五经臆说》算是给这位提学大人备课用了。这也是王阳明意料之外的，他的本意是先安顿自己的精神世界。当有弟子来问业，还没顿悟的他也免不了抠课本，从圣贤处找依据。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并没有动摇自己的理念，他还是一以贯之地用自己的臆说去点化弟子。从《传习录》中可以发现，他的弟子反复搬出“朱子曰、孔子曰”这样的话语结构，但是轮着王阳明表述的时候，他所说的都是自己的话。
席书先后四次来到龙场，与王阳明的交流也一次比一次深入，他的领悟也愈发深刻。席书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没必要再纠缠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这句话也正应了王阳明舍弃后世诸儒、回溯儒学源头、还原儒学本来面目的志向。
席书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回到贵阳，修复了贵阳的文明书院，正式礼聘王阳明主持书院。席书率领全体生员，向王阳明行拜师大礼。席书年长于王，官高于王，但却终生以师礼待王阳明。由此，王阳明正式拉开贵阳书院讲学的序幕。
对于王阳明来说，能够离开龙场是他人生的转折。龙场是王阳明的精神涅槃之地，进出之间，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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