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逼近

    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吓一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二十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已经积赀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它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作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如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主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账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诀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不过，我也是要回国去招股。我们把合作的办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伦敦市场上传了出去，相信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股本募足。”

    “股本算多少呢？”“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地产作价——当然是实价，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徐润点点头问古应春：“你看呢？”

    “他这个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过，我认为我们这方面股份要多占些。”

    徐润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确的办法，这中英合资的公司股本定为四百万两，华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华方以房地产核实作价，英方四成半计一百八十万两，由英国汇来现金。

    于是，请律师撰文签订了草约，徐润还送了一万两银子给顾林，让他回国去招股。但是徐润的房地产，照实价只值一百五十万两，还要再买价值七十万两的地皮，才能凑足二百二十万两，合足五成半之数。

    “应春兄，好朋友利益均沾，这七十万两，你来入股如何？”古应春筹划了一下，愿意出五十万银子。这是去年年底的话，到这年二月里，地皮买足数了，可是顾林却出了事。原来顾林回到伦敦不久，在一次皇室邀请的狩猎会中，马失前蹄，人从马上倒栽出去，头先着地，脑子受了重伤，请了两个名医诊治，性命虽已保住，但得了个癫痫症，合作设大公司的事，就此无疾而终。

    这一来徐润跟古应春大受打击，因为中法在越南的纠纷，法国政府不惜推翻已经达成和解的协议，准备动武，且已派水师提督孤拔，率舰东来，同时国会通过，拨款五百万法郎，作为战费。因此上海谣言纷纷，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法国军舰不断巡弋在吴淞口外，决定要攻制造局。胆小的人已经开始逃难，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房地产根本无人问津。

    “我那五十万银子，其中三十五万是借来的，现在银根紧到极点，上海三十几家钱庄，催得心惊肉跳，只怕再来一个风潮，大家提存挤兑，一倒就是多少家。我借的款子，催得很急，实在是急！每天都有钱庄里的伙计上门坐讨，只好不断同人家说好话。”古应春又说，“还有一层，我怕阿七晓得了着急，还要时时刻刻留心瞒住她。小爷叔，你想，我过的是啥日子？”

    胡雪岩听了他这番话，再看到他憔悴的形容，恻然心伤，“应春，你放心！”他拍一拍胸脯说，“我来替你了，都在我身上。”

    古应春迟疑未答。胡雪岩倒奇怪了，照情理说，现有人替他一肩担承，他应该高兴才是，何以有此显得困惑的神情？

    “应春，”他问，“还有啥难处？我们这样的交情，你还有啥在我面前说不出口的话？”

    “小爷叔，”古应春顿了一下问道，“莫非上海的市面，你真的一点都不晓得？”

    “怎么？市面有好有坏，这也是常有的事。”古应春愣住了，好一会方始开口：“看起来你老人家真的不晓得。我现在说实话吧，来催讨欠款，催得最厉害的，就是老宓。”此言一出，胡雪岩脸上火辣辣地发烧，真像上海人所说的“吃耳光”一样，一时心里七上八下，竟开不得口了。原来古应春口中的“老宓”，就是他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自己人催欠款催得这么厉害！岂有此理！”胡雪岩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连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这么厉害，可见得阜康的境况也很窘。

    这一转念间，惊出一身汗，定一定神说道：“应春，你晓得的，这几年，阜康的事，我都交给老宓，难得问一问，照现在看，阜康的银根好像比哪一家都紧，你倒同我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小爷叔，你从江宁来，莫非没有听左大人跟你谈上海的市面？”“怎么？上海市面，莫非——”“从来没有这么坏过。小爷叔，你晓得现在上海的现银有多少？”“有多少？”

    “这个。”古应春伸一指相示。“一千万？”

    “一百万。”胡雪岩大吃一惊，“真的？”他问。“你问老宓就晓得了。”

    胡雪岩仍旧有点不大相信，“市面这么坏，应该有人告诉左大人啊！”他说，“我在江宁，跟左大人谈起上海。他说因为法国兴兵，上海市面多少受点影响，不过不要紧。”

    “哼！”古应春冷笑一声，“现在做官的，哪个不是瞒上欺下，只会做喜鹊，不肯当乌鸦。”

    “走！”胡雪岩说，“我们一起到集贤里去。”阜康钱庄设在英租界集贤里，与胡雪岩的公馆，只隔一条马路，他经常是安步当车走了去的。正要出门时，女管家陈嫂赶出来问道：“老爷，啥辰光回来？”

    “现在还不晓得。”“刚刚宓先生派徒弟来通知，他说晓得老爷已经来了，吃夜饭辰光他会来。”陈嫂又说，“今夜难得买到一条很新鲜的鲥鱼，老爷回来吃夜饭吧！”

    一听宓本常要来，胡雪岩倒有些踌躇了，古应春便即说道：“既然如此，不如等老宓来，有些话也是在家里谈，比较方便。”

    胡雪岩听这一说，便从纱背心口袋中，掏出打簧表来看，已经四点半了，便点点头说：“那就叫人去说一声，请宓先生早一点来。”

    于是重回客厅去密谈。胡雪岩此时最关心的是要还汇丰银行第一期的本银五十万两。陕甘总督衙门出的“印票”，不过是摆个样子，还款来源是各省交上海道衙门代收的协饷，数目如果不够，他可以代垫，但银根如此之紧，代垫恐有不能，需要及早筹划。

    “应春，”他问，“汇丰的款子，月底要交，你晓不晓得，邵小村那里已经收到多少了？”

    “前十来天我听说，已经收到半数了。这几天，总还有款子进来。差也不过差个百把万，不过，现在全上海的现银只有一百万，”古应春吸着气说，“这件事恐怕也是个麻烦。”

    胡雪岩的心一沉，“我的信用，伤不得一点点。应春，”他说，“只有半个月的工夫了。你有没有啥好主意？”“一时倒还没有。”古应春答说，“且等老宓来了再说。”宓本常一直到天黑才来。据他说，一接到通知，本来马上就要赶来，只为有几个大客户提存，调度费时，所以耽误了工夫。胡雪岩知道，所谓调度，无非先开出银票，问客户到何处提款，然后通知兑付的联号。譬如客户要提五万银子的存款，说要到江宁去提，便用最快的方法通知江宁的阜康。如果江宁“头寸”不足，再查何处有多余的“头寸”——上海阜康是总号，各联号存款进出的情形，都有账可查，查清楚了，透过同行的汇划，以有余补不足。

    不过这是近来的情形，早些日子说要提现银，还要照付，胡雪岩便查问那些现银都到哪里去了？

    “都分散到内地去了。”宓本常说，“不靠水路码头的联号，存款都增加了。不过照我计算，转到别处只占十之六七，还有十之三四，是摆在家里了。这些现银，要到市面平空了，才会派到市面上。”

    “喔，”胡雪岩沉吟了好一会儿说道，“这十之三四的现银，也要想个法子，早点让它回到市面上。你开个单子给我，看哪几处地方，存款增加了。”

    “我说过了，只要不是水路上的大码头，存款都比以前多。”“那是怕中法一开仗，法国兵轮会到水路大码头。”胡雪岩问，“京里怎么样？”“加了很多，而且都是大数目。”宓本常说，“文中堂的三十万都提走了。不过，北京存了四十六万。”文中堂便是前年升了协办大学士的刑部尚书文煜，提三十万存四十六万，表示他对阜康的信心十足，胡雪岩自然深感安慰。“难怪大家都想做官。”胡雪岩说，“他调到京里，也不过三四年的工夫，倒又积了十六万银子了。”“不！”宓本常说，“其中十万两是他的本家的。”“不管他了，总是他的来头。”胡雪岩又问，“上海几十家钱庄，现银只有一百万，大家是怎么应付的呢？”“全靠同心协力，在汇划上耍把戏。”“喔，”胡雪岩从受知于左宗棠开始，一面要办西征粮台，一面又创办了好些事业，而且做生意的兴趣，集中在丝上，对于钱庄的经营，差不多完全交给宓本常主持，钱庄的制度，有所改变，亦很隔膜，“汇划”上能够“耍把戏”，却不甚明白。在过去，他可以不求甚解，现在出现了危机，他就非问问清楚不可了。

    “说穿了，一句话，等于常在一起打牌的朋友一样，赌得再大，不过赌筹码，今天我输他赢，明天你赢他输，听起来很热闹，无非数数筹码，记一笔账，到时候结一结就轧平了。不过，这只好常常在一起的朋友这么办，夹一个外头人进来，赢了一票，要拿现款走，这个把戏就耍不下去了。所以——”

    所以上海的钱庄，由阜康领头，联络了十来家“大同行”，成立了一个“汇划总会”，仿照日本在明治十二年所设立的“手形交换所”的办法，用交换票据来代替现银收解。

    票据交换，不能私下办理，一定要送总会。凡是汇划钱庄，到期的银票，一律先送总会，分门别类理齐，派老司务送到各钱庄“照票”。如果不误，这家钱庄便将银票收了下来，另外打出一张收据，名为“公单”，规定以五百两为基数，不足五百两，或用现金找补，或者记账另外再算。

    这些“公单”大概在下午三四点钟，都已集中到总会，算盘一打，立刻可以算出哪家该收多少，该付多少，譬如，阜康应收各庄银票共计一百万，本号开出的银票只有八十四万，有十六万头寸多。

    有多就有少，由总会开出“划条”交阜康向欠头寸的钱庄先收现银。时间规定是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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