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领导阶层不思进取，害怕改革，体制逐渐僵化，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同时，苏共领导干部队伍老化、言行不一、以权谋私及浮夸奢侈之风盛行，引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不满。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后，继任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听取苏联干部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强化纪律，整顿涣散”的措施，并安排研讨经济领域改革的具体方案。然而，安德罗波夫执政仅一年多便因重病离世。继任的契尔年科总书记循规蹈矩又年老体迈，于1985年3月去世。之后，苏共中央选举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后6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先后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等口号，宣扬其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经济“加速战略”，接着便在思想领域提出“公开性和多元化”，并以“民主化、多党制”等为口号，着手推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在对外政策中宣扬“新思维”，对西方世界单方面地妥协退让。结果造成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苏共丧失政权、统一的苏联国家分崩离析。
一 改革、民主化与新思维
1.经济改革：从“加速战略”到休克疗法式的“500天计划”
在1985年的四月全会上，苏共中央提出了“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目的是集中财力和物力，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业，购买西方技术，实现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加速”口号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发展和缩小与西方国家差距的愿望，但发展战略仍然是不计投入，只强调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逃脱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增长的老路。
1986年2～3月，苏共召开第27次代表大会，在批准“加速战略”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苏联1986～1990年及200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这些战略的出台，反映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层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的心理：乐于制定宏大的战略，而不是艰苦细致、脚踏实地推进改革与发展。几年后，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这些宏大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便被束之高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也尝试过在农业部门实行租赁或承包形式，1987年准许个体农场经营合法化。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同年年底，又出台了关于计划、价格、财政、信贷、金融、物资技术供应、外贸等10个改革配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权力”，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企业自治，完全的经济核算）。1988年5月，苏联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1989年出台了《租赁法》。然而，这些旨在推行改革的法律实施后却有悖初衷：不仅没有增加生产，反而造成了管理失控、物价飞涨、商品短缺、通货膨胀等诸多新问题。
1989年苏联的财政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众消费品产量等计划指标均未完成。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中对经济形势作出如下描述：“……消费市场的情况极为困难，经济关系严重失调，交通运输混乱，国家纪律显著松弛，围绕着所有权、自主权和职权范围划分问题的政治冲突有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犯罪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目前危机仍在继续深化……”[185]1990年前10个月，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0.8%和2%。
经济形势的极度恶化造成社会日用消费品市场供应急剧紧张，各地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引发职工群众日益不满。1989年前7个月，有500多厂矿企业先后爆发罢工。
1990年前后，苏共高层内部以及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激进势力围绕选择和实施哪一种经济改革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代表的稳健派则不同意“500天计划”提出的经济全盘自由化和全盘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定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市场化手段，目的是促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行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时间里，苏联政府的外债从13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戈尔巴乔夫多次向西方大国——首先是“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援助和经济援助，但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却“口惠而实不至”，找出各种托辞，始终不肯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多次向英、美、德写信要求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而拒绝提供财政援助和贷款。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政策朝令夕改，实施有头无尾，不能善始善终。经济改革裹足不前，反而造成新旧问题叠加，消费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经济速度年年下降。在公开性和舆论开放的背景下，经济改革的失败严重损害了“改革”和苏共领导的威信。而急于在国内外树立威信的戈尔巴乔夫便将目光转向“外交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根源在政治领域，改革不力源自苏联社会的“停滞机制”和苏共党内的“保守力量”。
2.思想领域：公开性与历史反思热
扩大公开性原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的口号，目的是扩大群众的知情权，防止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官僚主义。6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借用“公开性”的口号，推行所谓“无限制的公开”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把舆论的矛头对准苏共、对准苏共历史、对准社会主义制度。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宣传舆论负责人会议上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纵容下，当时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有意识地放纵舆论，鼓励他们将批判的视角转向苏共和苏联社会的“阴暗面”，挖掘和暴露苏联历史的“空白点”。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先后有一批有争议的文艺作品“被解禁”，公开出版发行。1986～1988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自由派”人士接管：《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等报刊的主编被撤换。苏共中央所属的《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
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发起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背景下，这些由西化、自由化头面人物把持的苏联报刊肆意歪曲历史，恶毒攻击苏共，经常发布“耸人听闻”的“黑幕”消息，其发行量和影响力极大，严重损伤了苏共的历史形象。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苏联允许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原来的国有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在重新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苏共不仅让出了重要的报刊阵地，而且在广播电视领域也放任自流。
在公开性运动中，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很快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这股“历史反思热”的焦点在于“揭露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目的在于怀疑历史，否定过去。一时间，苏联文坛和报刊上出现了大批污蔑列宁和咒骂斯大林的影视作品和文章。它们否定农业“集体化”、否定工业化，把十月革命称为“暴力和罪恶”，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称为“极权主义”、“异化、变形的社会主义”、“兵营式的社会主义”。结果是，苏共成了历史的“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苏联社会理想破灭，苏联人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政治和舆论极度情绪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彻底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猖獗，严重动摇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政治基础，苏联改革迷失了方向。
3.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
为配合国内改革，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和对外政策主张，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其亲信帮助下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书中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平竞赛”，声称要放弃世界上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相互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时代“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生存高于一切”，全人类价值优先于其他任何价值（民族价值、阶级价值等）。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对于改善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军备竞赛的紧张局势，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随后几年间戈尔巴乔夫信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和苏联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都积极参与了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具体实施。
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时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思想上的转变，并软硬兼施：一方面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继续在军备上拖垮苏联；另一方面利用东欧、人权、民主、自由、宗教、民族等议题，对苏联继续施压。戈尔巴乔夫推行对外新思维，先是放弃与美国的争霸，逐渐演变为放弃原则的步步退让和妥协；压制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放任东欧国家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政治夺权；任由西方势力公开支持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种种行为；单方面取消《华沙条约》；配合里根“推到柏林墙”的号召，进而同意两德统一后继续留在北约军事联盟，等等。
人们通常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外关系的“新思维”是推动东欧剧变的思想基础。而戈尔巴乔夫、里根、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瓦文萨、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在东欧剧变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东欧共产党垮台和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反过来又影响着苏联内部的政治进程，成为促进苏共垮台、苏联瓦解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186]。
4.政治改组与苏共垮台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一手创建了苏维埃政权。此后70多年的时间里，苏共一直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核心，苏联大厦维系在苏共这一重要的政治支柱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打着“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口号，采取了“非党化”的路线。苏共党组织先后被削弱、被边缘、被分化直至被抛弃。失去了苏共也就没有了苏联。
在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先后提出“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的口号。他认为，民主是改革的先决条件，而且是改革的本质。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以往改革不成功，主要是由于没有发扬和扩大民主。而扩大民主的途径就是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改组。
1988～1990年，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到苏共28大，苏共一共召开过13次中央全会，其中只有一次专门讨论经济问题（即1989年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农业问题），其余全都主要讨论政治改组和权力分配问题。在此期间，还召开过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过三次全国性的选举活动（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加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和苏共28大代表），并对宪法作了两次重大修改，进行过两次以上的共和国和全苏范围的全民公决投票。在彻底改组政权的过程中，苏共被日益边缘化，苏维埃、政府的作用被忽视，而戈尔巴乔夫却由担任党的总书记，先后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总统，最高统帅，甚至最后被赋予特殊全权——实行总统直接治理。而这些都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民主化的旗号下进行的。
自1987年以来，在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口号的鼓励下，苏联各地纷纷建立了各式各样的“非正式社会组织”，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发展到9万个。其中多数是有目标、有组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它们有的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有的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有的要求复辟沙皇贵族统治等。这些组织的活动地点有的在波罗的海地区，有的在高加索地区，有的在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们遥相呼应，斗争的目标一致对准苏共和联盟中央。1988年，苏联170个城市和居民点共发生2600次大规模行动，参加人数达1600万。1989年全苏共发生5300次群众性集会，有1260万人参加。而1990年前两个月全苏共举行1500余次集会示威活动，有700万人参加。
戈尔巴乔夫还“解放”持不同政见者，或明或暗地扶植“民主反对派”。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打电话，把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后来还帮助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选区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随即萨哈罗夫成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反对派——“跨地区民主议员团”——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成为反对苏共政治势力的精神领袖。
1989年5月，苏联召开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以叶利钦和萨哈罗夫等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势力借助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治舞台，对苏共领导地位发起猖狂的进攻。他们几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1990年2月4日，在苏共中央召开二月全会的前夕，在“跨地区民主议员团”的组织下，莫斯科市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打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口号。随后在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表示认可西方式的“多党制”，并在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对国家领导地位的规定。同时宣布苏联要实行总统制，由大选产生的苏联总统掌握苏联政治和军事大权。40天后，经苏共支持的戈尔巴乔夫顺利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
1990年7月，在苏共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28大上，戈尔巴乔夫声称：“苏共将起着议会党的作用。”苏共28大通过的纲领宣称，要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借鉴“全人类文明成果”，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此时，苏共从本质上已经彻底蜕化变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阶级基础、政治角色、组织原则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8大以后，苏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形同虚设、党员队伍四分五裂、党的各级组织失去了最后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广大党员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
据苏联《对话》杂志报道，1985年苏共退党人数为4万，1986年为4.5万，1987年为4.9万，1989年为14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37.1万，而苏共28大以后7～8月又有31.1万人退党，出现了退党高潮。1991年7月，据苏共中央公布，在最近一年间共有420万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减为1500万，退回1973年的水平。据苏联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的比重较大。1990年头5个月，在莫斯科的1.1万退党党员中，工人党员占57.4%。1990年6月15日，全苏矿工代表大会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的同时，声明矿工“不认为目前这种形式的苏共是工人自己的党”。
5.民族冲突与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苏联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流血冲突愈演愈烈，民族分离主义、地区分离主义成了瓦解苏联的催化剂。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民族动乱。1988年2月开始，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地位问题发生了愈演愈烈的冲突，持续多年。1990年1月又发生巴库流血事件。除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之外，苏联境内14个加盟共和国都发生了大规模民族冲突。1988～1991年，苏联境内共发生175起民族冲突事件，造成1万多人死亡，数万人受伤，几十万人背井离乡。
这些民族冲突是由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操纵的，他们同党内的激进势力和社会上的政治反对派汇合在一起，对抗联盟中央，制造分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以及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乌克兰“鲁赫”民族运动、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等，纷纷提出民族独立的口号，反对苏共和苏联。这些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与以叶利钦等为代表的俄罗斯“跨地区民主议员团”等激进势力遥相呼应，迅速成为能够左右苏联政局、动摇瓦解苏联基础的政治力量。
面对民族分裂势力和地区分立势力的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表现得优柔寡断、畏首畏尾、投鼠忌器，这样反而更加纵容了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一个染上民族主义的党，是一个走向灭亡的党[187]。苏共的失败是从党内的分裂开始的，而民族分裂是撕开苏共的重要突破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各地民族主义分裂势力兴起之际，苏共当地党组织姑息、纵容甚至参与民族分裂活动。1989年末，立陶宛共产党首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拉开了苏共分裂和苏联解体的序幕，随即一些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开始抵制苏共中央决议。1989年6月，为抗议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不作为，俄罗斯联邦建立了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但这非但没能有效阻止戈尔巴乔夫削弱党的行径，反而客观上促进了脱离苏联的进程。
面临着党要丧失政权、联盟要解体、国民经济要崩溃的危险形势，苏共党内外要求稳定局势、制止危机发展的呼声不断增高。在苏联危在旦夕之际，戈尔巴乔夫继续妥协退让，为保住自己的权位，不惜掏空苏联的政治内涵，改变苏联国家性质，去掉“苏维埃”、去掉“社会主义”等内容，将苏联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
1991年8月19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勉强妥协达成的新“联盟条约”签字在即，莫斯科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部分高层领导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代行在外休养不能理政的戈尔巴乔夫的最高权力，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但由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缺乏政治意志，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戈尔巴乔夫拒绝合作，政治局势骤然变化。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反对派势力很快赢得主动。3天后，“8·19”事件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而告终。
1991年的“8·19”事件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发生的。然而它非但没能挽救苏联瓦解的命运，反而加快了苏联瓦解的进程。8月24日，回到莫斯科后的戈尔巴乔夫借机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随后，《真理报》等苏共报刊被停止出版，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各地苏共党员从此失去了“政治归属”。至此，一个拥有93年历史、74年执政历史的国际共产主义大党——苏共——彻底瓦解。
“8·19”事件后，苏联也即将分崩离析。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别洛韦日森林里密谋，决定摆脱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公开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体停止存在”。12月21日，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原苏联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自此苏联不复存在。新成立的“独联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之上的结构，它只起协调作用。这一过程被称为一场“文明的离婚”。12月25日夜晚，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镜头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至此，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已存在大半个世纪的苏联，走完了历史的最后一步。
二 苏联演变的原因
苏联曾经是两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之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是东西方对峙中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对世界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东剧变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塌，而且包含了社会制度改变颜色、道路改弦易辙、共产党的衰亡、国家政权更迭等含义。一般来看，导致苏东剧变的原因和因素复杂而繁多，可以罗列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民族的、体制的、主观的、内部的、外部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言：“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88]
为什么一个屹立世界74年、曾创造自己辉煌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在戈尔巴乔夫实施不到6年的改革中土崩瓦解？为什么列宁亲手创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灵魂的、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过社会主义建设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苏联共产党，竟被自己的总书记宣告解散而悄然覆亡？为什么一个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短时间里创造了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会突然夭折？
归根到底，苏东剧变的根源在苏联，而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苏共的衰败源于后期的蜕化、变质。苏共的变质又集中表现为苏共后期领导层在思想信仰上的背离、路线道路上的背离、政治组织上的背叛。
1.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改变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将党和国家引入歧途
自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91年8月，短短6年多的时间，有着90多年光荣历史的苏共丢掉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丧失殆尽。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民主化、新思维”为旗号，实施的却是否定社会主义、抛弃马列主义之路线，非但没有给苏联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葬送了社会主义。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弊端和错误，戈尔巴乔夫不去认真改革与完善，而是以偏概全，借机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他甚至胡说“十月革命使俄国脱离了人类文明的正道”，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雾”。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完善与革新，而意在推倒重来，全面否定，通过“改革”完全倒向资本主义，全盘西化。1989～1990年，在苏联社会中“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失去吸引力。苏共领导和思想界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革，只能彻底打碎，苏联只有彻底转向西方文明世界才能有出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写道：“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189]
在苏联社会后期极力“告别和摆脱社会主义”的同时[190]，苏共也逐渐抛弃了长期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1990年举行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政治纲领中已经看不到“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字眼。苏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只提“利用进步的（隐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的成果”，用“全人类价值”代替了“共产主义理想”，用“议会党”代替了“领导党”。显然，此时的苏共已经不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后期的苏共企图试穿西方社会党的外衣，思想已经开始迷乱，组织上出现分裂。这样，自掘坟墓的苏共离失败和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2.放弃党的领导、放任敌对势力的进攻是导致共产党丧权的政治原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苏共是一个有着光荣和悠久革命历史的大党。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两大军事和政治阵营的长期对抗没能动摇苏联，反而使苏联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性的超级大国。苏联的瓦解是由内部引起的，是党内外一小撮变节分子煽动、策划、瓦解、分裂造成的。他们口头上宣称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革，增强苏联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际上，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使他们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进而摧毁了苏联，埋葬了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提高苏共的战斗力，反而严重削弱了苏共。1987年以后，苏共成为政治改革中“被改革”的对象。苏共成了戈尔巴乔夫“非党化”、“去党化”的牺牲品。在1988年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盗用和歪曲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口号，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际上，其目的是摆脱苏共党内监督，使苏共政治边缘化，他自己则金蝉脱壳，进而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大权。33
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随即几百万党员退出苏共。在1990年夏天召开的苏共28大上，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政治纲领激烈的较量。1991年夏天，苏共中央内部已经出现了多个有着不同政治纲领的政治派别。
面对激进派、自由派、民主派、保守派等政治势力的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自乱阵脚、不知所措。苏共在苏共变节分子、社会持不同政见者、黑社会势力、影子经济势力、地区分离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等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轰然倒下。
随着作为政治支柱和领导力量的苏共的垮塌，苏联国家和社会运行机构也几近瘫痪。1989～1990年，苏联领导人愈益丧失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苏联财政捉襟见肘，各类商品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奇缺，民族流血冲突不断，民族分裂和地区分立势力乘机抢夺了国家政权。
3.西方长期推行冷战政策和和平演变手段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因素
自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红色政权的遏制和干涉，一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苏、反共宣传和渗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力空前壮大。西方也改变了直接武装干涉的想法，转而采用和平演变战略，企图利用“水滴石穿”计划逐步渗透，配合“心理战”、“宣传战”等方式，最终颠覆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是从经济上破坏苏联的经济收入，阻断其所需技术，激化其经济矛盾，加重其经济危机；二是展开军备竞赛，消耗苏军及苏联的经济实力；三是援助苏联东欧国家的反对派，从内部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
20世纪80年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推行对外政策“新思维”，西方国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全面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大力扶植亲西方的“第五纵队”，以求里应外合。1982年6月7日，在梵蒂冈，里根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达成秘密协议，决定联手行动，从东欧国家入手，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并用，瓦解共产主义阵营。“政治上捧杀、经济上扼杀、思想上谋杀”——西方国家通过软硬兼施的各种办法，使苏联东欧国家领导层和知识精英一步步落入陷阱，最后将党和国家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 苏共败亡的教训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剧变使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数量锐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给国际政治思想领域造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苏东剧变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为保持共产党的永久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有必要深入总结苏东剧变深刻的历史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的经验和教训，加强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廉洁勤政，防止重蹈覆辙。
1.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之基。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的6年多的时间里，推行了一条“由削弱到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路线。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取消了关于苏共作为领导核心的规定，盲目推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搞乱了国家，搞乱了社会，结果导致地区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甚嚣尘上。苏共在境内外反共势力的合力进攻下被搞乱、被瓦解、被搞垮、被摧毁。苏共作为国家政权的核心，作为凝聚苏联各民族的政治力量被削弱、被打垮，统一的苏联的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苏联，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使党的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手里。必须制定正确的组织路线，高度重视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而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被击垮的；不是被下层群众起义推翻的，而是由党的领导人自己解散的。苏东国家共产党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并将党推进了“火葬场”。正是苏共后期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的背弃、在路线上的背离、在政治上的背叛才导致了苏共的败亡。
2.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积极推进改革与开放
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曾经发挥无比巨大的优越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新生制度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弊端。比如，对于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应当适时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改革应当是进行创造性的“兴利除弊”，而不是“毁掉崇高、泛起糟粕”。在改革过程中，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改革绝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3.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讲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191]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我们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生命力的灵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在思想路线上却出现严重偏移，由原来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一个极端，跳向了“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从思想信仰上的动摇到历史上自我否定，庞大的苏共最后变成了失去思想灵魂的“泥足巨人”，在内外病毒的侵袭下土崩瓦解。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珍惜自己的历史，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
4.必须实行人民民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民主”与“专政”是同义语，都是指一个阶级或集团独掌政权。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代表广大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在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国家和民主制度的消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上，列宁多次戳穿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等的虚伪性。列宁指出，民主、自由和平等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列宁反对笼统而抽象地奢谈一般性或普遍性的“民主”与“自由”。列宁告诫人们，不要落入资产阶级“普遍民主”、“超阶级民主”或者“绝对的民主[192]”等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
冷战开始以来，西方国家积极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将其视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砝码和利器。西方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时常祭起“人权”、“民主”、“自由”等旗号，对苏联发动猛烈的政治和外交攻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利用苏美高层会晤的机会，将“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列入会谈的议程，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西方政要毫不掩饰地讲，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而苏共在政治上的失败正是缘于戈尔巴乔夫等人落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人权”的圈套。
因此，必须处理好人民民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要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处理好国家、社会、公民等相互关系。要树立正确的民主观，处理好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完善和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
5.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共产党执政后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社会事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时期，苏共在建设工业强国和军事大国的同时，也建立起了独一无二的社会保障体系。苏联人民享受的社会福利一度给西方资产阶级以强烈的刺激。苏共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美苏争霸，经济结构失调，商品短缺现象严重，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官僚阶层脱离群众的现象日益明显，官僚作风和特权腐败等现象引发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非但没能满足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的需求，反而专注于自己的政治得失和个人虚荣，盲目推行的改革恶化了经济局势，给敌对势力提供了口实和可乘之机，最后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他自己也遭到人民的唾弃。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要坚持科学发展，以人民利益为重，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93]因此，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垮台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的领导，因此其对于我们的教训十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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