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戈尔巴乔夫离开权力光环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事实上，与他耀眼的生日聚会相关的每样东西都刺眼地贴着“二流名人”的标签。莎朗·斯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热门电影中饰演主角了，与她共同主持聚会的凯文·斯帕西（Kevin Spacey）也是如此。出席庆典的还有戈尔迪·霍恩（Goldie Hawn）、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泰德·特纳（Ted Turner）、莎丽·贝希（Shirley Bassey），还有——我遗憾地告诉大家——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生日庆典的举办名义是为关爱癌症儿童的赖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募集资金，但这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却显示了戈尔巴乔夫的怪诞命运。这个男人发起了公开性运动和经济改革；他主持了苏维埃帝国和苏联的解体；他也是现代俄罗斯的缔造者之一——而他的生日庆典却是在位于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为他祝寿的也几乎清一色是陌生人。
这并非偶然：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人在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是纠结的。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被奉为英雄，大多时候还被当成灾难性的领导人被人记起——倘若有人记起他的话。的确，他在20世纪80年代用以往难以想象的自由开启了公开性的新纪元，但在俄罗斯，他同样需对90年代的经济崩溃负责。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会对他终结苏维埃帝国心存感激。恰恰相反，俄罗斯现任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2011年3月（即戈尔巴乔夫寿诞之际）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约有20%的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怀有深刻的敌意，47%的俄罗斯人对他“毫不在意”，仅有5%的人对他表示尊敬。而这一结果比以前已经有所改善：在2005年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有45%的俄罗斯人对其怀有深刻的敌意。在俄罗斯，“改革”一词几乎完全沦为贬义。
在伦敦和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当然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他受邀参加了罗纳德·里根的葬礼和老布什的80岁生日宴会，后者常被视为和平和冷战结束的“象征”。但他得到的大多是索然无味甚至不合时宜的恭维。在庆典上，保罗·安卡（Paul Anka）与一位前苏联摇滚音乐家合唱了一首二重唱，歌词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想起/他为我们大家/改变了世界。”接着，为了表示对他的赞赏，莎朗·斯通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俄罗斯没有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它将何去何从？”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就在现场，亲眼看看那些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参加聚会的人的脸上的尴尬表情——因为俄罗斯实际上并没有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在场的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清楚这一点。就连戈尔巴乔夫自己最近也将俄罗斯民主称为一种假象：“我们有制度，但它们没有起到作用；我们有法律，但它们没有得到执行。”
戈尔巴乔夫当然无须为当今克里姆林宫政治透明度的缺乏、政党的虚弱、前克格勃影响力和势力的复兴，或者俄罗斯当局为镇压各种不同政见者所使用的暴力负责。20世纪90年代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低廉的石油价格、70年恶劣的经济政策以及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俄罗斯高层的贪得无厌——也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俄罗斯的首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对俄罗斯的腐败经济负有更多的责任，而普京更应对俄罗斯的政治僵化负责。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解体）。不过，戈尔巴乔夫也并未打算成为现代俄罗斯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是一名改革者，而不是一名革命者。在1985年3月当上苏共领导人时，他的初衷是重振苏联，而不是解散苏联。他知道体制是僵化的，但不知道僵化的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废除中央计划体制或倡导价格改革，而是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反酗酒运动：也许工人少喝点酒，他们的劳动效率会更高。上台两个月后，他即对酒类贩卖加以限制，提高了法定饮酒年龄，并下令削减酒类的生产。结果，苏联政府的预算大幅减少，商品（如糖）严重短缺，伏特加私酿成风。
直至这场运动失败后——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使他意识到在一个发达工业社会保密的真正危害之后——戈尔巴乔夫再度寻求改革。如同反酗酒运动一样，公开性运动的初衷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戈尔巴乔夫相信，公开讨论苏联的现有问题能够巩固共产主义。毫无疑问，他从未打算让其政策深刻改变苏联的经济体制。相反，上台不久，他就对党内的一群经济学家说：“你们中的很多人想通过市场机制取代直接计划来解决问题，有些人还把市场当成经济体制的救星。可是，同志们，你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救星，而是船，这艘船就是社会主义。”
当然，戈尔巴乔夫后来在经济和其他诸多领域都转变了观念。的确，这一模式将多次重演。他决心拯救中央计划，于是号召人们对其公开讨论——人们断定这毫无作用。他决心拯救共产主义，于是允许人们对其批评——结果，人们决意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决心拯救苏联，于是赋予东欧更多自由——东欧人民借势及早摆脱了苏联的掌控。他从不明白怀疑主义在自己的国家有多么根深蒂固，也不清楚反共主义在苏联卫星国中有多么强烈。他从不了解中央机构变得多么腐败，也不清楚官员的道德沦丧到何种地步。他似乎总是对自身行动带来的结果感到吃惊。最终，他加紧了追赶历史的步伐，而不是自己去创造历史。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最重大、最激进的决策都是那些他未曾作出的决定。他没有下令民主德国向翻越柏林墙的人开枪，没有发动战争阻止波罗的海各国的反叛，也没有阻止苏联的解体或叶利钦的上台。当然，如果掌权的另有其人，共产主义（在苏联）的消亡本可以来得更加血腥。由于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暴力，他无愧于安卡的那首小夜曲。
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不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也没能使自己的同胞对重大的政治经济变革做好准备。他没有帮助设计民主制度，也没有为有序的经济改革打下基础。相反，直到最后时刻，他还企图继续执掌大权——以保全苏联，直至无可挽回。结果，他的政治生涯也随之画上句号。下台以后，他曾三次试图组建新的政党，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政治中，时机就是一切，我们在2011年中东的政治剧变中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一年前倡议自由选举，他将作为一名宽容大度的政治家而名垂青史；如果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让位于儿子赛义夫·伊斯拉姆（Saif al-Islam），他此刻将是欧洲国家所敬重的对象；如果突尼斯的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稍早一点开始其退位计划，他现在就能平静地生活在突尼斯的某个郊外，而不是在沙特阿拉伯躲避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
同理，如果戈尔巴乔夫从1988年起对苏联的解体进行周密规划，而不是在1991年愤怒地接受既成事实，那么他2011年生日收到的可能是感恩戴德的俄罗斯人的祝福，而不是美国女演员的陈词滥调。我们还可以从中东国家看到，专政到民主的有序过渡必须具备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愿意交权的精英和另一个准备受权的精英。而俄罗斯两者皆无，部分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当政的最后几年不愿退位和政局混乱所致。
戈尔巴乔夫可能没有别的选择。他对真正的民主毫不清楚，甚至对自由市场经济也一无所知。由于他是在苏联文化中长大并接受教育的，因此他的思维方式便无法超出这一体制。他没有阻止变革的发生，没有枪毙那些最终促成变革的人。但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无知不是借口。
（王文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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