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即便天才的预言家也无法料想，随着他的上台，国家开始了一个怪异的、可悲的时代。那时人们既激动不已又惴惴不安，满怀憧憬又极度失望，这个时代的名字就叫“改革”。从不可思议的198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周年。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在苏联和新俄罗斯之间悄然而过。在纪念改革25周年的日子里，人们不由地回想起，25年前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当时是怎样生活的？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一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1982年、1984年和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去世。年老体衰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75岁），激起了民间的冷嘲热讽。红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宏大的国葬场面，在民间引起种种不祥的说法。全苏联都明白了，谁是治丧委员会主席，谁就是下一任总书记。契尔年科治丧委员会主席是54岁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当时是政治局最年轻的领导人。
原定于在契尔年科离世后第二天举行选举新任总书记的政治局会议，那时死者的遗体尚未下葬。在电话里政治局委员们只讨论了一个候选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整个选举过程十分神速：会议一开始，政治局里德高望重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就站起来，提出选举戈尔巴乔夫，获得一致赞成。从上一任总书记辞世到新一任总书记选出，只用了20个小时。国家生活的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二 是安德罗波夫为改革做了准备？
有人说，改革是安德罗波夫筹划的。如果不是病入膏肓，安德罗波夫也许能够进行改革。还有人说，还早在开始改革的15年以前，安德罗波夫就对亲信说：“机器已经老化，该维修了。也许该大修了，但不能破坏根基，基础是好的。应当从经济上开始改革。人们感觉到生活变好了，那时才可以逐渐放松控制，给一些自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把握好度。”
正是安德罗波夫把年轻有为的戈尔巴乔夫从斯塔夫罗波尔调到莫斯科，又派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去考察积极向上的叶利钦。
安德罗波夫肾病严重，已无治愈希望，临终前不久他对亲信说，应当大力加速经济的发展。
加速科技进步，是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以改革为标志的四月全会（1985年）上提出的首要任务。苏共的承诺是，通过加速发展，到2000年使每个家庭有一套独立住房。老百姓特别高兴。后来戈尔巴乔夫放弃建设共产主义的思想，提出完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更“具人情味”。为此，再后来他提出了“公开性”的口号。
三 改革带来的效果
198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被软禁在下诺夫哥罗德）家里装上了电话。无疑，很快就有人打电话给他。很快，他就接到戈尔巴乔夫的电话：返回莫斯科继续从事爱国主义的行动。一周以后，萨哈罗夫夫妇回到莫斯科。
解禁之风迅速在苏联大地上兴起。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忏悔》等一批轰动性的影片开始公映。过去一些禁书如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断头台》，以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等作家的地下出版物被公开出版。刊登爆炸性揭露文章、政论文章和改革内容文学作品的《新世界》、《旗帜》等杂志在人们手中争相传阅……
四 改革时代的标志：肥皂成了礼物，行贿需要伏特加
改革之风是悄悄吹起来的。维克托·崔[147]最先唱了《我们期待改革》，这首歌曲就成了改革之歌。可是从1985年5月起，买什么都得排队，伏特加成了硬通货。再后来，商店货架空空，很多商品凭票供应。
有人过生日，送一小块进口肥皂，就是很体面的礼物。就更不用说一条连袜裤、一包万宝路和几块口香糖了。有一句玩笑话很流行：到我家做客，喝茶加糖可以，可别用肥皂洗手。
后来出现了健美操，引得苏联姑娘们在诱人的节奏下疯狂地摇摆。国家上下争相试穿“洗染”牛仔裤（多数是在自己家厨房里过水的）。全国上下都梦想购买一辆改装后的“塔弗利亚”牌小汽车（一种两门三缸的简陋的小汽车），全民哼唱安东诺夫的歌曲，争相拷贝卡式录音磁带，欣赏着西方少年那种“脱口秀”，虽然听不懂在唱什么。大家全都拥挤在电视屏幕跟前，看那些从未有过、直率和敢讲的电视节目：“视点”、“午夜前后”、“改革之光”等。到后来，人们又迷上了卡什皮洛夫斯基的电视算命节目。
五 当事人的回顾
戈尔巴乔夫：“我们错过了很多……但没想到上天给我们送来了叶利钦。”
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国家应该变了。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想法。我想起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那天。在政治局开会之前，摆在我面前的是今后怎么办的问题。晚上11点我召集所有领导人开会。会前半小时，我要求与葛罗米柯见面，当时他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长。我说，我们得行动了，不然人们就上街了。连着走了三个总书记！就连歌手维克多·崔都知道需要改革，我们就不知道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可以说，改革在安德罗波夫在任时就开始了。当时成立了工作小组。安德罗波夫很在行，知道应当做什么。因为1982年他主政时，经济大幅度滑坡。因此，可以说1985年我和葛罗米柯的谈话由此而来：我们党或者寻找出路，或者被赶下台……
许多事情应当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首先需要改革苏共。共产党人、自由派、基督徒，都躲在苏共的屋檐下，成了一个混合体。后来，就开始相互制约，最后是叛乱。谁领导了叛乱？是政治局委员！1991年7月我们才做到，终于通过了纲领草案，要举行非常代表大会。我们明白得太晚了，不知所措……
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每况愈下，这不仅是我们的过错。如今，很多事情都有详细的披露。里根（1981～1989年的美国总统）政府请求沙特阿拉伯国王降低油价。这样一来国际油价走低，造成我们损失了2/3的外汇收入。五年计划的所有设想都落空了……
政治上层矛盾尖锐，时常出现重大争议。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处境困难：13个副手，都是技术官僚。全会上通过了决议，可会后处处受到掣肘。合作社，以及通过的企业法和租赁法，这些本来都可以改变经济形势……反酗酒运动对我们来说也帮了倒忙。大家都说，戈尔巴乔夫好像是个聪明人，怎么想出这么个糊涂点子？在俄罗斯发动反酗酒运动！可这是最聪明的勃列日涅夫的主意！当然他原本坚决不同意，可迫于社会压力就同意了。葛罗米柯告诉我，他在和勃列日涅夫从郊外官邸返回莫斯科的路上提出：
“应当采取点措施？不然人们都成酒鬼了。国家瘫痪了。”
勃列日涅夫沉默了10分钟以后，说道：
“你知道吗？俄罗斯人不能不喝酒。”
整个苏联也需要改革，可是我们却迟迟没有改革：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精英、自己的经济体制、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机构。也就是说，形成了独立的国家。它们确实符合国家体制的要求，可是却按老的规则运行。当时就需要非集权化。这是明摆着的事，水到渠成。看看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宪法就知道：加盟共和国是国家主体，享有主权和选择权，可以留在苏联或退出苏联。其实，这早就写好了。我认为，我们错过了。我们太相信苏联，甚于相信自己！我们为友谊付出得太多！……
苏联解体后，西方人把酒相庆：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战争没有征服苏联，苏联人却自己毁了自己。应当利用大好时机……北约不东扩的承诺被抛在脑后。他们还为自己辩解：俄罗斯不是苏联，我们当时是对苏联承诺的，苏联不存在了。这是强词夺理。现在不得不讲清楚……
我们头一次进行竞争性选举。他们（政治局的对手）用政治方式没能扳倒我，就进行了叛乱。后来就是上天给我们送来了叶利钦。送来的？是我们给他提拔上来的……当时雷日科夫就说过：“你们会饱尝他的痛苦。”的确，饱尝苦果：不仅是我们，而且是国家。
《文学报》总编辑尤里·波利亚科夫说：“言论自由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国家崩溃相抵。”
有人认为，我的《一个区的紧急状态》是关于改革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小说是1985年1月出版的，当时契尔年科还在，谁也想不到几个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命令之前的100天》这部小说则是改革时期出版的。
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免不了对年轻的戈尔巴乔夫着迷，为重大改革的前景所诱惑。作家这个职业所具有的观察力，使我很快就对形势持批判态度。
我的小说引起了很大反响，根据小说拍摄了电影，还改写成剧本上演，我进入权力机构。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带领着一批像他一样非常喜欢谈论问题的人。这些人没有长性。他们善于计划，实施既定的决定。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常将愿望误当成现实的可能。戈尔巴乔夫做得最多的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政治改革，然而却忽略了经济。
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不应当把国家当成改革的对象。
中国和东欧国家之所以能够理性地进行改革，是因为这些国家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的错误，没有重蹈覆辙。
是改革时期埋下的地雷，毁掉了苏联的历史进程，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崩溃。
许多人说：“可是我们得到了言论自由。”如果让我作出这样的选择：保留苏联，没有那将我们所有人抛入垃圾堆的可怕的20世纪90年代，不让老人失去存款，但是我的作品15～20年以后才能发表，我宁愿如此！国家混乱、老人穷困、领土沦丧，这样的言论自由又价值几何！
苏联的改革迟早能来。改革先于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了。当时已经有一代优秀的管理者。他们是很强的苏联管理传统的代表。他们有现代化的思维，却少有共产主义的教条。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只需要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能掌舵。考虑到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广人稀，他们会铁腕治国，同时也会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可是，由于国家瓦解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有眼无珠”的改革幻想家。甚至索罗斯都害怕他们。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本末倒置，将车套在了马的前面。这就像一个农民接受了哲学教育，最后他成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
提起“改革”，我自己对“改革”没有任何激动之情。只能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悲惨的一页。
“俄罗斯新闻”电视节目主编谢尔盖·多连科说：“这不是西方的设计，而是‘山寨版’的西方思想。”
俄罗斯是一个充斥着歇斯底里和自发性极端行为的国度。戈尔巴乔夫不是改革的设计师，他是好奇的看客。戈尔巴乔夫像一个独自在家的孩子一样，不小心打开了家长锁起来的物品。然后他既惊慌又无助，既兴奋又恐惧地看着会发生什么情况。
作为一个苏联人，我对国家的命运非常悲伤。我们的祖国被毁掉了。是的，她是生病了。可是如果她是健康的，她就不会牺牲了。所以说，我的祖国是生病了。可是可以医治好她的伤，而不是将她杀死。
“改革”不是西方的设计。这是“山寨版”的西方思想。这出自我们之手，而不是西方。西方人总是惊奇地看着我们。当科济列夫担任外交部部长时，我们躲在他们怀里哭泣，我们满脸眼泪和鼻涕地去舔舐他们。西方人深感不解。西方人原以为棋逢对手，把我们看成一个狡诈而凶狠的敌手，而我们却是一个懦夫。
1986年竞选期间叶利钦的私人政治形象顾问、现任尼科洛 - M（Никколо М）集团公司总裁叶卡捷琳娜·叶戈罗娃说：“我们千万别变成朝鲜。”
进行了改革，这对国家有好处，否则现在我们还生活在朝鲜或古巴那样的制度下。当然，改革有许多重大失误。我记得，已经开始改革的1985年，我在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时，因为拒绝加入苏共就不许我出国。当时的党委书记坚持一点：既然不入党，其他东西包括出国等就别想！这个规定一直实行到1989年。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
改革在时间上拖延了。可最幸运的是，还是有了改革。
苏联总理（1985～1990年）尼古拉·雷日科夫说：“安德罗波夫开始的改革，而戈尔巴乔夫却毁掉了。”
1982年我当选为中央书记，负责国家计委、财政部、物资供应委、物价委等9个部委的工作。
两周后，安德罗波夫把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负责重工业的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们过去老讲，存在不少问题，应当采取新方法……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谁也不清楚今后做什么？朝哪个方向走？怎么走？我们还没有关于今后目标方向的一个文件。因此我委托你们尽快研究制定今后如何发展的构想。
我们三人开始研究这些问题。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时，提出了改革构想，作了报告。这是我们准备了整整三年的报告啊！
我们提出，按计划逐步向市场方向过渡。这是戈尔巴乔夫报告的基调。1987年之前，我一直支持戈尔巴乔夫。
后来我们有了分歧。1987年，我和我们的同仁们想看看安德罗波夫委托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结果发现，戈尔巴乔夫没有按安德罗波夫的方向走，他走的完全是另一个方向。他断送了安德罗波夫开创的改革……
最终，戈尔巴乔夫支持叶利钦强加于他的经济模式。还记得亚夫林斯基的“500天计划”吗？我曾坦率地对戈尔巴乔夫说：“难道您不明白，苏联的整个经济和基础设施都建在原有的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上？”从一条路走上另一条路需要时间。在既没有银行体系，也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如何过渡？任何法律都没有……有的只是“500天计划”。
我对戈尔巴乔夫讲：“请注意，这些都不现实，很可怕。您会明白的，这是在毁灭国家。这是拿3亿人当人质，这是冒险。”
戈尔巴乔夫不知为什么对这些非常平静。甚至1990年12月我提出辞职的时候，他竟然还和我讨论接替我的总理人选……
（以上由亚·加莫夫访谈记录）
附：改革时期的笑话两则
（1）买酒的人排了长长的大队。一个男子受不住了：
“哥们儿，我去克里姆林宫，要揍戈尔巴乔夫一顿。”
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了：
“敢情那里的队比这儿还要长1倍！”
（2）戈尔巴乔夫来到排队买酒的队伍前说：
“不害臊吗？一群酒鬼！有党员吗？”
队伍中有一个声音回答：
“有！”
戈尔巴乔夫：
“加快造酒才对！”
“倒想加快造酒，缺糖！你给吗？”那位党员说道。
（张树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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