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智囊回忆改革[109]

    原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

    25年前发生的改革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对于改革及改革领袖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仍将继续。这是难免的。一种声音才是民主的敌人。

    1985年3月，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是一件大事。一位会与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分子和劳动群众交谈的、年轻的领袖接替了一帮衰老的领导人，而且他还能脱稿讲话。

    人们对他充满希望，更重要的是，期盼立刻改善现状。此前人们已经厌倦了等待。人们曾经期待的共产主义没有建成，国力日益落后于西方，军工综合体极度膨胀，国内消费市场的短缺还在恶化。人们不仅期待，而且要求提高生活质量。

    三个月后，1985年7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加速科技进步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难道可以在这么短的期限内就制定出改革的纲要吗？当然不可能。报告的草案依据的是俄罗斯学者们优秀的研究成果。因此，改革不是一个人的事，它表现了当时国内人们较普遍的情绪、要求和希望。

    会议相当清楚地勾画了产业结构政策、投资政策、加速科技进步以及完善经营机制的总体原则。如果在会议阐述原则基础上，制定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那一定会收到明显的成效。

    但那时要求改革马上见效、立竿见影，当时企图找到某种“救命棒”。于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开始了：先是争取把所有人都转到承包队，然后又提出了实行生产“租赁制”的口号，之后又改为“提高人的因素”的口号。还没来得及应付这个，又决定寄希望于干部政策。人们忙于评价和更换口号，完全忘记了进行激进改革所必需的条件，首先忘记了必须彻底改善农业关系和复兴消费市场。

    1988年开始筹备苏共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参会代表的选举是在公开性的新条件下进行的。我不得不去很多人文研究所发表演说，听取并总结学者们的意见。会议的第一天我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在我之前所有的发言都是关于自己工作的汇报，不存在争议，不具有真正的公开性。但我代表着庞大的学术团体的意见，站在学术代表的立场上。戈尔巴乔夫很不喜欢我的发言。当天他就针对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我坐在大厅里考虑后果。可能是过上一段时间，党史作家们将会这样写道：“在第19次党代会上又出现了一种‘倾向’。”休息后我来到户外抽烟，感觉很孤独。那时有很多出来抽烟的人，但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谁也不走近我。

    会议的材料每天都发表在《真理报》上，为全社会所共享。当我回到研究所后，“专机电话”几个月都没有用。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的。

    代表会议快结束时，尼·伊·雷日科夫走到我面前，希望能与我再见面。此后我就定期参加部长会议主席团的会议。

    1989年开始选举代表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选举按规定的规则进行，我是按党的指标当选的。全国人民都蜂拥到电视机前，激动地收看会议。大多数代表都想在会上发言，但不可能都冲到讲台上。

    当我们离开会场时，数百人围着我们提问。如果你不把代表的标志从外衣上取下（很多人都这样做了），就不得不耗上约1小时来讲述大会的工作，评价国内的局势，提出改进的希望。

    在大会工作期间，雷日科夫又来找我，请我去他那儿谈话。他建议我到政府中担任他的副手，支持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我请求给我时间考虑，他说：“就一天。”我只和妻子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表示同意了。我认为，在祖国经历磨难时，能够帮助它是自己的学术职责和公民责任。

    表示愿意之后，我提了一个问题：我能否保留经济所所长的职位？当然，是社会兼职。尼古拉·雷日科夫同意了。当时便确立了第一副所长的职务，由鲍·扎·米尔纳担任。研究所成了改革委员会的科研基地，起草分析报告和建议，参与研究和制订各种规划和方案。

    确定后的政府构成被大幅度缩减。原来的部长中只留下5个人。部长人数从52人减少到32人，也就是减少了40%。政府成员变得年轻化：50岁以下的有5人，51～55岁的有21人，56～60岁的有31人，60岁以上的有13人。总理领导的政府主席团成员包括总理、办公室主任和3位科学院院士。

    逐步开始经济的非国有化，首先是管理的非国有化。取消了一些部，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国家康采恩：维·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尼·米·奥利尚斯基领导的“农业化学公司”。

    大量成立合作社开始得更早。“合作社”的起草极其困难。该筹备委员会由院士谢·亚·西塔良领导。1988年5月，雷日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作了一份《关于合作社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苏联“合作社法”草案》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首次对市场与竞争在激进经济改革理念中的作用予以原则性的肯定。这项法案的通过不仅破除了国家所有制的垄断，而且推动了企业的经营活动。其中很多企业就是在合作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忘记了合作社，而合作社能够消除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隔阂。而现行宪法中已经不再提合作社了。

    当时非常需要尽快通过决策，允许成立股份公司，但没有相关的法律。有一天晚上，尼古拉·雷日科夫给我打电话，提到申请建立“卡玛斯汽车制造厂”股份公司的事情。我请求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要与改革委员会的同事们商量一下。然后我告知他：我们赞成他的公司把一半股票分给中央和鞑靼斯坦，另一半给劳动集体。“卡马斯”汽车在汽车拉力赛中的成绩证明了这一决策是合理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解除中央银行对政府的隶属关系，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主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争论了很久，最终作出了决定。而后来的俄罗斯政府直接重写了这部法案，中央银行至今仍按当时制定的规章发挥职能。

    1989年11月前，委员会编制了长期的改革方案。这项方案发表在发行量很大的《经济周报》上。11月13日在圆柱大厅召开了全苏科学实践代表大会的全会。会上研究了“激进经济改革：首要的和长期的措施”这一主题。米·谢·戈尔巴乔夫、尼·伊·雷日科夫、政治局委员、部长和著名学者都参与了大会的工作。于是，激进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这项激进经济改革构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它的权衡性和实施的阶段性。改革包括三个阶段：1990年、1991～1992年、1993～1995年。根据改革方案，到1995年，国有企业比重应占30%（按固定资产价值计算），股份企业和其他经营公司占25%，租赁企业为20%，合作社占15%。这样可以不给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造成震荡。

    到1990年底，雷日科夫的政府里已经有了一切：清晰的行动纲领和一些积累了经济改革经验、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人。只缺一样东西——信任。最高苏维埃的每次会议一开场都要求内阁辞职。在会上总是讨论这一问题，但总也通不过。

    事态要求政府具备强大的执行权。于是出台了一个方案，取消部长会议，组成部长委员会代替它。行使执行权的首脑自然是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相关的宪法修正案实际上未经讨论就通过了。

    后来发生的事件本文不可能详细阐述。但说到戈尔巴乔夫的命运，我们应当回忆一下1991年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辞职。之后宣布暂时休会，中央委员会成员决定支持他。他们起草了一份书面的声明，请亚·伊·沃尔斯基宣读（他是发言人之一）。大约有70人在上面签名。

    但在中间休息之后，辞职的问题被搁置了。沃尔斯基也就没宣读申请，却讲道：“如果有人指望新的总统和总书记会让国家重新恢复铁腕统治并让人民服从的话，他应当明白，这种变动将面临整个社会的对抗。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将无异于国家政变，意味着将重新用‘铁幕’把苏联包围，但这是我们首先发起的。”

    正是在那时提出了要将党分开，建立社会民主党。我和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但认为为时尚早。今天国内没有任何社会民主党。

    我说不出，苏共分开后党员人数的情况会是怎样：一方是800万人，另一方大约是600万人。但知识分子群体、社会改革的拥护者都集中在社会民主党内。之前，就曾因为谢·谢·沙塔林院士在报刊上发表了拥护社会民主思想的言论，就把他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当时反对这项决议的有三名中央委员会成员：我和另外两个人。

    在此我想起了社会选择理论。请打开手掌，伸直手指。您将看见左边、右边、中间的指头和它们之间的缝隙。过段时间，情况将发生变化，但社会选择理论是不变的，它决定社会进步的逻辑。如果我们不承认它，那就是有某种神秘不解的力量在决定着当代历史中和20世纪悲惨事件中的一切。

    下面要说的会把我们带离当代更远。为此应当思考一下当代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俄罗斯的明天、俄罗斯的未来需要的正是它，借助它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恢复祖国的荣耀与庄严。

    从这一点来看，关键的问题是制定一项长期的社会经济战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项战略。已经通过的那项到2020年前的战略规划是不公开的，但在全球危机的状况下完全过时了，需要重新确定目标选择。

    要制定这项战略，赋予其全民性，就必须在科研机构和主要的高校中，在工商界、地方组织以及工会等进行讨论。这样政府才能通过它并承担实现它的责任。

    发展战略的长期性非常重要。在三年规划中，尤其是在“手动管理”[110]下，我们永远无法产生创新的经济。为了不让变革流于空谈，而是落在实处，需要制订一些方案、起草商业计划、购买设备、培养人才。但这要经过5～7年才能见效。因此，以现有的这种方式，原则上是不会有创新的。

    把资本的财产性和资本的功能性混淆的问题仍未解决。资本财产性的收入表现为红利。可以把它投资到银行或者购买股票。功能性资本带来的是经营性的收入。它的本性（按照新标准）不带有剥削的形式，而是一种因组织和管理、创新和开发市场以及为此承担风险而得到的报酬。

    对政治经济学这些关键概念的蔑视引发了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扭曲。所有者和企业主被混为一谈。前者同时也是企业主。他们是执行经理，自己给自己定工资，获取高额奖金或分红。执行经理中甚至还包括政府代表。他们自成一统，自我循环。国内没有出现任何把收入拉平的迹象。

    有一个关于“等分系数”的概念：10%的最穷阶层与10%的最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欧洲国家是1∶6或1∶8。如果超过1∶10，就达到极限了，再高则是追求以最快速度致富、侵略性和社会动荡。在俄罗斯，这个比值是1∶16。不打破上述的“旋转门”，我们就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

    今天所有政治家都学会了脱稿演说。所有的政论演说中都充斥着这样一些词语：创新、现代化、经营多样化、纳米技术、硅谷等。只有用实际的作为来代替这些名词，我们才能对明天充满信心。

    （粟瑞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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