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人民代表、苏联总检察院特别事务高级侦查员

    《独立报》原编者按：捷利曼·霍列诺维奇·格德良[100]，1983～1990年苏联总检察院特别事务高级侦查员。1989～1992年担任苏联人民代表，1995～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俄罗斯人民党创始人之一。

    捷·格德良提出，改革的思想其实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戈尔巴乔夫只是开始着手。但他异常积极地反对侦查小组调查腐败案件，执政末期已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格德良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是政治冒险，他将国家和多数民众带入了25年都无法走出的旋涡。

    一直以来都认为改革思想出自戈尔巴乔夫。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从安德罗波夫儿子的讲话中才得知，其实是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改革思想。不久前，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同样表示：安德罗波夫曾组建旨在探寻改造社会最佳方案的工作小组，其成员包括戈尔巴乔夫。

    安德罗波夫因健康原因辞世，没能实施这一思想，即选择最佳的、最有效的国家发展方案。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后来选择了最糟糕的改革道路，对社会、体制，最主要是对经济进行大改造。刚开始时许多人都对戈尔巴乔夫上台表示欢迎，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以脱稿讲话，他能够平易亲切地与民众交流，他许诺在其执政期内创造苏联的黄金时代。甚至在国际舞台上，不会令人难堪地看到一个发令员——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这样形容那种说不了几句话的人。大家看到的是个完全符合现代外交规则的人。所有这些吸引了外界对新任总书记的注意。

    我作为一个曾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可以断言：苏联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欢迎这种新气象的。然而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一种冒险，因为大家都知道想要什么，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不懂行的人，某种意义上说是肤浅的人，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他承诺的是其无法实现的东西。而国内的情况是越来越糟。正因为如此，对苏联新领导人的全体欢迎逐渐转为沮丧，然后是不满，后来是强烈的抗议——国家该走向何方，是否最终又会将其引入另一个死胡同？

    这种运动开始蔓延，刚开始是缓慢的，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口水战，即我们是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或者这种所谓的改革是否会导致社会生活质量以及整个国家新的恶化。

    后来出现了新的力量，他们提出另外一种解决国内紧迫问题的机制。而这导致在全体不满和寻找国家今后发展道路的高潮时期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我指的是叶利钦，他最终彻底完成了国家的毁灭。

    而戈尔巴乔夫在自己执政末期只专注个人的事情，他在解决问题时已经不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而是考虑这样做西方是否高兴。而我们外交和国防政治中的最根本利益都被他毫无缘由地拱手交出。现在我们才知道，为实现德国的统一，德国人当时准备在我们财政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提供4000亿～5000亿美元。而我们联盟的总统只开口要100亿～120亿美元。后来知道，格尔穆特·科尔对自己的亲信曾非常难听地说，他从头到脚都被震惊了。“我没想到会这样，”德国总理承认说：“当然，也只能同意如此可笑的数目。”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写过同样的内容，他吃惊苏联竟然会有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会这样放弃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时代。

    说到当时我们和有关我们的事情，我们通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是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改革，而是我们，我们的侦查小组在苏联开始了改革。谁也没有发出全力打击腐败的信号。后来有人想到了反对“特殊供应”，说是安德罗波夫邀请格德良，并责成他揭露、曝光并追究犯罪者的责任等。很遗憾，我并不认识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院的领导邀请了我，并且说：“是这样，格德良，您该去塔什干调查苏联检察院对某个中校、布哈拉州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处处长的刑事诉讼。”我感到震惊，苏联检察院要负责这样的小事，他们说，那里没收了大笔的黄金和现金，金额在150万卢布左右。

    那是在1983年，我受命去乌兹别克斯坦，很快调查清楚，差不多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将案件移交了法院。没有任何人会事先预见，事情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到塔什干，空降到那里，初期我们只有三个人。但是案件因大量的细节和证据而迅速展开，逐渐有越来越多的新人被吸收到侦查小组。我们发现，这不是一起孤立的中校受贿案，而是一个完整的、有分支的体系。该体系远远超出州的范围，扩展到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其他州，然后更远，到其他共和国，而且不只其相邻的共和国。而最主要的是与莫斯科的犯罪联系。当秋天来临时，我们仍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对案件的调查也越来越深入。我被总检察长召见，第一个问题就是：“格德良同志，为什么你们调查的案件仍未结案，没有移交法院，那里还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迅速向我下达了指示，要求在此收尾和立即结案。现在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我说了，我不能结案，因为这样不合法。我们怎么能这样结案，如果出现新的线索涉及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领导、其他多个共和国和莫斯科的部委等。这样就开始出现混乱，因为他们没想到我会不服从上级的指示。

    在老百姓中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及其侦查小组是一路绿灯畅行，到处都欢迎和接待他们，当局都喜欢他们，亲切地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正在执行针对沙拉夫·拉希多夫及其团队的特殊任务。所有这些都是谎言，就像我们总理所说的，一派胡言。根本不是这样，有人给我们使绊，给工作制造大量的障碍，甚至我们时常受到解职或各种不听话就制裁的威胁。鬼知道我们在总检察院和国家领导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有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他们总是吹毛求疵，不听从于任何人和事，不想接受领导的指示等。

    在我们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都是这样：一切都是在违背，而不是依靠总检察院和党机关的指示——整个高层都不想触动这些。那些不想深入调查腐败的人，其实都完全知情，他们知道，到处都是这样干的。而我们曾相信戈尔巴乔夫，我们想，来了个年轻的，与这些事情都没有瓜葛的国家领导人，现在我们将获得政治决心，我们将进行下去并调查到底。但后来我们看到，他恰恰是最积极反对调查这些事情的人。我当时对此长久地思考，要知道实际上已经把剑递到他手中，这把剑可以让他摆脱那些不诚实的腐败领导人，似乎他应该欢迎这些，而相反他却坚决不喜欢这些。这样，我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顾虑。我们那时在克格勃大楼里工作，自然，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所有一切当时都被非法记录下来，并汇报给上面。在小范围里我经常说，应该继续向外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进展，然后是沿北高加索、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推进，最后在莫斯科收尾。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曾经是在这三个边疆区之一的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有可能，他在领导边疆区的时候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干净。

    我们的事业是完全建立在思想信念之上的，现在的读者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很多改革派人士都有将所有寄生虫从国家机制中清除的想法。国家在当时已经失控，没有责任感，已经毫无顾忌地做着丑事，因为已经有了逍遥法外的感觉。我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抓住这样级别的人物、布哈拉州党委第一书记阿卜杜拉希德·卡里莫夫时，我们问他：“您为什么要数百万的钱，我们在您那儿找到了120多克的黄金制品，难道您不害怕会败露？”他说：“现在没什么可隐瞒的，没有任何恐惧感，因为甚至在做噩梦时也不会梦到，会有人来送我去监狱，然后还会审讯和没收一切。”党的机关控制着一切，在地区一级发生的一切汇报给区第一书记，在州党委一级的汇报给州委第一书记以及更高的共和国一级等。当圈子里所有的人都相互关联时，这自然就保护了他们，也使得他们一般没有可能维持安全的办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我们是党员，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党受到玷污。我们是国家公仆，因此不能同意国家机关腐化。现在对此有一种说法，叫爱国主义。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的目标，我们只是无法按照其他方式生活。后来这些全部被改头换面，开始在黑屋子里找黑猫，寻找背后支持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的人。我们的批评者压根儿不会想到，这些普通的苏联侦查员，虽然来自苏联检察院，那里有着严密的上下级关系，他们却可以不听从检察院领导，不听党的，甚至不听苏共中央的。而我们做着自己的事情，坚守自己的理念。有人甚至当面对我们说，你们怎么了，是蠢货还是疯子，要知道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好处（我把话说到前头）——升职、肩章上加星、给钱和其他等。顺便说一下，后来是有一些反复无常的人，他们利用了这一切并获得任命和其他所有的东西。当然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背叛者。但我是国家的人，我过去和现在都永远以此为出发点（这种怪念头深植于我内心深处）。你们记得《高加索女俘》中的主人公吗？他曾说过：“你们不要把自己的毛皮和国家的搞混了。”但那时和现在很多的贪污分子把一切都搞混了。而我所受的教育、我的世界观等一切都告诉我，最关键的问题的是权力应该为所有人服务，包括我、我的家人、亲朋等。这很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从其实施的形式来说，是政治冒险。似乎是为人民进行改革，却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东西。可是许多人在改革的浑水中捞着了自己的金鱼。但我们大多数人，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曾获得2/3以上民众的信任票，却被带入陷阱和旋涡，过了25年都无法从中走出来。

    （粟瑞雪 译 薛福岐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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