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象牙威胁到大象的生存，

    而牛肉却保证了黄牛的繁衍

    在非洲一些国家，偷猎者们为了取得象牙而大肆捕杀大象，大象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为什么象牙的商业价值会威胁到大象的生存，而牛肉的商业价值却保证了黄牛的繁衍呢？

    为了对付偷猎，部分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已经把猎杀大象并出售象牙作为违法行为。但这些法律一直很难得到执行，偷猎行为仍在发生，大象种群在继续减少。

    而另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则采取另外的方式。他们通过法律允许人们捕杀大象，但只能捕杀作为自己财产的大象，这样一来大象便成为私人物品。人们有了保护自己土地上大象的激励了，结果在这些国家，大象的数量开始增加，在南非甚至出现了大象猛增的情况。

    非洲国家制定的不同法律，其根源在于对经济学的掌握程度。大象之所以被猎杀，是因为象牙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并不是所有具有商业价值的动物都面临着这种威胁。比如黄牛，作为有价值的食物来源，没有人会担心黄牛灭绝。这是因为对牛肉的大量需求，使人们大量饲养黄牛，从而保证了这种动物的繁衍延续。

    经济学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因为大象是公共资源，而黄牛却是私人产品。大象遍布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中，不属于任何人，每个偷猎者都会尽可能多的猎杀它们，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偷猎者人数众多，每个偷猎者都想获得别人没有的利益，大象就会被疯狂地猎杀。而黄牛是私人放养的，每个养牛人为了赚钱都会维持自己牛群的数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南非等国的法律制度，将大象私有化。在这样的制度保护下，大象的灭绝得到了有效控制。

    鸡虽然被宰杀，而且数量之大，但鸡从来没当过濒危物种。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物种濒临灭绝，有的却没有？

    2007年，环保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用已故澳大利亚“鳄鱼猎手”史蒂夫·欧文的名字重新命名它的一艘反捕鲸船。这艘长53米的船只原以绿色和平组织创始人之一、加拿大人罗伯特·亨特命名，誓言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日本的年度捕鲸活动。一旦日本被起诉到国际法院，按照国际法院的临时禁令，日本应当在听证会开始前立即停止所有捕鲸行为。

    2009年12月11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这样警告日本：如果日本不立即停止以科研名义从事捕鲸活动，将对日本提起国际诉讼。陆克文当天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接受日本所谓捕鲸是出于科研目的之类说辞，我之前说过，如果这事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我们就把日本告上国际法庭，我是认真的。”

    日本以研究之名进行的南极捕鲸作业。2009年预计要捕杀935头小须鲸和50头长须鲸。虽然1986年国际法院已经禁止商业捕鲸，但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捕鲸还是允许的。

    但是在日本，鲸鱼肉在市场上广为销售。日本人捕鲸的真正目的就是用来销售鲸鱼肉以牟利。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则表示，日本不打算停止在南极海域捕鲸活动。冈田只字不提捕鲸是出于科研目的，辩称从事捕鲸是因为食用鲸肉是日本文化一部分。“我认为饮食是一国文化中重要元素，因此有必要相互尊重并认同彼此文化。”

    日本商业捕鲸有4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捕鲸、食鲸国。1986年国际《禁止捕鲸公约》生效，世界各国宣布放弃商业捕鲸，包括日本。但日本从1987年开始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绕过国际公约，重新开始大规模捕鲸。因为日本捕鲸，鲸的数量已经急剧减少，濒临灭绝。

    其实不仅仅是澳大利亚政府谴责日本捕鲸，几乎每年环保主义者都会上街游行，谴责国际捕鱼业对许多大型海洋哺乳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可从来没有人上街抗议，号召大家拯救小鸡。这是为什么呢？

    鲸鱼的数量锐减，是因为鲸鱼不属于任何人。它们在公海里巡游，而好几个国家拒绝遵守保护鲸鱼的国际条约。日本捕鲸人绝对理解自己目前的做法会威胁到鲸鱼的生存，进而损害自身的生计。可每个捕鲸人也都知道，由于鲸没有主人，自己捕不着的鲸鱼，最终会被别的人捕获。因此，捕鲸人无法从自我限制中获益。

    反过来看，世界上大多数的鸡都是有主人的。如果你今天杀掉了自己的一只鸡，明天你就会少了一只鸡。如果养鸡是你的谋生手段，那么，你必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使送去市场卖的鸡和新养的鸡在数量上保持平衡。

    鸡和鲸鱼都有经济价值。人们对鸡能享有可靠的所有权，但对鲸鱼却不能。这一事实解释了前者繁衍不息、后者濒于灭绝的原因。

    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物可以得到物主的保护，即使物主鸡本身很弱小也不要紧，社会和法律会为物主提供产权保护。有了产权的保护，社会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建立起来。虽然宰杀的牛和鸡比猎杀的大象和鲸鱼要多得多，但是，市场仍然能够保证牛肉的供应。我们永远不会担心牛会灭种，牛群、鸡将永远繁衍下去。而大象、鲸鱼的命运可能就比较惨了点，濒临灭绝。

    为什么美国人愿搬家，而中国人却要买房

    从前，有个地主有很多地，找了很多长工干活，地主给长工们盖了一批团结楼住着。一天，地主的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有点钱了，他们住你的房子，每月交租子，不划算，反正他们永远住下去，你干脆把房子卖给他们，起个名堂叫做——公房出售！告诉他们房子永远归他们了，可以把他们这几年攒的钱收回来。地主说：不错，那租金怎么办？谋士说：照收不误，起个日本名儿，叫物业费！地主很快施行了，赚了好多钱，长工们那个高兴啊！

    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城镇了，有钱人越来越多，没地方住，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又有钱了，咱们给他们盖新房子，起个名堂叫做旧城改造，他们把手上的钱给我们，我们拆了房子盖新的，叫他们再买回去，可以多盖一些卖给别人，地主按照某士的话又施行了。这次，有些长工们不高兴了，地主的家丁派上用途了，长工们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地主又赚了好多钱。

    又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大城市了，有钱人更多了，地主的土地更值钱了。谋士对地主说：东家，咱们把这些长工的房子拆了，在这个地方建别墅，拆出来的地盖好房子卖给那些有钱的大款还能赚一笔。地主说：长工们不干怎么办？谋士道：咱给他们钱多点儿，起个名堂叫货币化安置，咱再到咱们的猪圈旁边建房子，起个名堂叫经济适用房，给他们修个马车道让他们到那边买房住，地主说：他们钱不够怎么办？谋士说：从咱家的钱庄借钱给他们，一年6分利，咱这钱还能生钱崽，又没风险。地主又施行了，长工们拿到钱，地主的经济适用房到现在才建了一间，长工们只好排队等房子，直到现在，还等着呢！

    于是，长工们开始闹事了。地主有点慌，忙问谋士怎么办？谋士说：赶紧通知长工们，房子要跌价了，别买了，租房住吧，正好把我们的猪圈租给他们。结果，这么多年后，长工们的钱全没了，还在租房住，直到永远！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深受“房”事的困扰，无论是买还是租，中国都充当着房奴的角色。

    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在中国一个老太太要存够了一辈子的钱老了才能住上房子，而美国老太太住了一辈子的房子才付清贷款，但实际上在美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熟悉的故事中“美国老太太”一样贷款买私房，也有不少人像“中国老太太”一样攒钱买房，甚至攒了钱也不买房而是租房。至于住房面积，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城市普通百姓也不追求宽敞，韩国城市里面积小于59平方米的小型住宅达到40%，日本普通人家的住房面积，大都是六七十平方米；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为了省租金，租住两室的公寓，女儿来了就加一张床，一间房睡三个人。比德国、日本和韩国穷得多的中国，现在城市里造的新房八九十平方米的房型都算是小的，动辄100多平方米，没有钱节衣缩食借巨债购买，这是多么荒谬的事！

    在南京“对话中国”高层论坛上；外交名嘴龙永图，与戴着一丝方巾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为中国百姓住房问题的“偏头痛”“把脉听诊”：“最主要的症结在于，老百姓没有改变观念，每个人都想买房，其实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龙永图在拿美国人人均占有住房作比时说：“美国三成人群买房，六成人群租房，实际拥有住房的人并不多。”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租房问题，百姓的目标是‘有房子住’，而不是总是将注意力一股脑儿扑在‘高房价’上。”

    比尔结婚十三年来一共搬了六次家。当比尔的妻子在迈阿密找了一份导游的工作，于是杰西举家迁到了迈阿密，这是他们的第五次搬家。美国人热爱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到哪里，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就是夫妻不能分居。他刚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搬到这里。

    比尔的妻子辞去了迈阿密导游的工作，而同时比尔在洛杉矶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不到两年时间，杰西从美国西海岸搬到东海岸，又从东海岸搬回西海岸，这位老兄真是够能折腾的了。

    很多美国人都有像比尔这样因工作而搬家的经历，很多美国企业诸如微软、可口可乐都会为从外地搬来的员工支付搬家费。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搬十几次家。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当地税收少、生活成本低、更换了工作，甚至那个地方的餐馆多味道好，都会成为美国人搬家的理由。

    美国人搬家不怕麻烦，甚至乐此不疲。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工作几年收入高了点就立刻换租大一些的房子，等有钱付首付款了就贷款买房，收入再增加了，毫不犹豫地把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如果再发达了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就搬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住。

    在美国搬家没有任何限制，没有户口制度，搬家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甚至也不需要到警察局去报告一声。搬家也很方便，有专门的搬家公司，有的专管本市搬家，有的则经营往外地的搬迁。搬家时，人们几乎100％地都用汽车作搬运工具，人们可以利用专门的搬家汽车。但家具一般是不搬的，多半就地卖掉。搬完之后，再按房间的大小、色调和风格重新购置。

    搬家之所以方便，主要因为美国有住房市场。在住房市场条件下，通过房租水平的升降，供应和需求永远是平衡的。换句话说，在美国，你只可能感到房租贵，而不会租不到房子住。相比中国，租房更容易。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护租客的利益，严防出租方滥涨价，所以在伦敦、纽约，有些房屋的租金甚至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水平。

    就业的灵活性必将引起人口的流动，如果没有住房市场，人口的流动将受阻。

    为什么小孩会说真话，而专家最有可能欺骗我们

    一位奢侈的国王每天只顾着穿衣服，不管其他任何事，最后竟然还受骗，穿着……不，是什么都没穿去游行！没有人去揭穿谎言，甚至还夸耀，最后一个孩子天真的一句话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为什么周围的大臣、贵族不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小孩却说出了真话。

    专家通常指对某一事物精通，或者说有独到的见解的人。在百度百科关于“专家”这一词条上，网友把“专家”解释为“专门欺骗大家”和“指常常与人唱反调，以此来提高自己声望获取利益的人群”、“专家＝专门欺骗大家”。这个戏谑的等式，得到很多人的共鸣。

    一项针对美国无家可归者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米奇·斯尼戴尔（MitchSnyder）的人开始为美国无家可归者奔走，他宣称美国当时至少有大约300万人无家可归。公众立刻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关注。至少有超过1%的人无家可归？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太离谱了，可既然这是专家的统计数据，那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这个话题立刻引起了全美公众的关注。斯尼戴尔甚至跑到国会力陈此事的严重性。据说他还曾经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告诉听众，说每秒钟会有45名无家可归的人死去，也就是说，美国每年都会有14亿无家可归的人死亡（当时的美国人口总数为2.25亿）。假设斯尼戴尔口误或者可能是记者引用错误，假设他的意思是每45秒钟就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死亡，那每年死亡的人数仍旧可以达到70.1万——几乎是美国每年死亡总人数的1/3。最后，当有人质问斯尼戴尔该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时，他终于承认自己是在捏造，因为当时记者们一直追问他具体的数据，他不想让他们失望。

    利斯特防腐液（Listerine），该产品发明于19世纪，最初被当成一种效果奇强的外科抗菌剂。它后来被一些商家进行提炼，然后当做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物出售。可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它被标榜为治疗“慢性口臭”（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健康不良的标志）特效药的时候，这种药物才最终取得成功。在利斯特防腐液的新广告中，有一对神情沮丧、郁郁寡欢的男女，他们一方面很想结婚，另一方面却又为对方的口臭而苦恼不已。“我能忍受他的口臭吗？”广告中的女性自言自语道。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把口臭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利斯特防腐液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就好像广告学者詹姆士·特维切尔（JamesTwitchell）所写道的那样，“利斯特防腐液让人们感觉口臭甚至比淋病还要严重。”就这样，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生产利斯特防腐液的公司的收入从11.5万美元上升到800万美元。

    像斯尼戴尔、特维切尔这样的专家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这听起来不仅让人有些难过，甚至让人感到意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欺骗的并不仅仅是斯尼、戴尔特维切尔他们。

    2008年12月11日8点30分美国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董事长、与“股神”巴菲特比肩的投资大师、犹太“基金教父”、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因遭举报，涉嫌进行一项规模达五百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在他曼哈顿的豪华寓所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执法人员带走……

    与此同时，由伯纳德·麦道夫执掌的、纳斯达克最大做市商（marketmaker）、纳斯达克五大经纪公司之一、纽约证交所第三大经纪公司——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被查封……

    伯纳德·麦道夫被他的投资人亲切地称呼为“伯尼”。胖胖的、笑起来很可爱的犹太人“伯尼”，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家族基金的可靠委托人。在佛罗里达以及纽约的犹太社区里，麦道夫被很多人视为投资方面的“上帝”。麦道夫的基金，被圈子里的人简称为“犹太人基金”。

    1990年代，麦道夫借用自己作为成功的股票上市经纪人的身份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麦道夫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为这个基金公司进行筹资，他在透过棕榈滩乡村俱乐部或其他慈善团体的场合，广交朋友，并利用一些已落入他陷阱的投资客做介绍人，介绍更多客户给他，那些介绍人可以收取回佣，自然乐于做中间人，这样就有滚雪球效应。有报道说，正是在这个俱乐部中，麦道夫找到了一个后来给他吸引了其他成员加入的投资者。

    在表面看来，麦道夫的基金是一项风险很低的投资行为。他的庞大的基金有着稳定的利润返还率。一个月中的增长可能达到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背后的原因是该基金不断地做着购买大盘增长基金和定额认股权等等生意。这种综合性的投资组合一直被人们认为可以产生稳定的投资收益。

    2005年的时候，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说法，麦道夫的投资基金生意逐渐变成了一个新的“庞式骗局”，所有的返还给投资者的收益都是来自于越来越多的新加入的投资者。根据美国证监会早些时候的数据显示，直到2008年一月份为止，麦道夫的基金一共管理着171亿美元的资金。虽然2008年的形势不断的恶化，但麦道夫依然在向投资者报告说——他的基金依然在稳健的增长当中，这一增长数字直到去年11月依然高达每月5.6%，跟标普相比平均增长下降37.7%。

    2008年12月9日麦道夫突然宣布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将提早发放红利。而按常规，公司的红利都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发放。对此异常举动，令麦道夫的儿子十分不解。

    12月10日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准备在麦道夫的办公室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公司已濒临破产边缘的两个儿子，质问麦道夫：如果不能支付投资者，公司又怎能发红包呢？麦道夫示意回家后再谈。

    当天晚上麦道夫的儿子来到他的寓所，见到麦道夫的脸上出现了罕见的沮丧。麦道夫向儿子透露，由于一拨客户要求赎回的投资达到70亿美元，令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麦道夫向儿子摊牌：“一切都是谎言。”他不得不承认，麦道夫公司的投资管理业务“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

    在“麦式骗局”中，诸多知名机构被击中，有西班牙金融业巨头桑坦德银行，此次诈骗案中的风险敞口高达约合31亿美元，有法国巴黎银行、欧洲银行巨头汇丰银行、日本野村证券等等。

    ……

    2009年6月29日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150年监禁，现年71岁的麦道夫将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罚款1700亿美金。

    这长达20年、高达500亿美元的投资骗局是对华尔街监管者的极大讽刺。到处都是经济学家的华尔街怎么没有能拆穿麦道夫的骗局。愚弄了华尔街的诸多投资家，欺骗了一大批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受害者。

    自2009年9月中旬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目睹一个个金融巨头倒下，华尔街投资者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照说是经历了足够的锻炼。但是，当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11日被戴上手铐带走，并由此引出一个可能长达20年、高达500亿美元的投资骗局之后，华尔街还是被震动了。

    一个拥有近半个世纪“白璧无瑕式”从业记录的投资专家，一种并不新鲜的欺骗手段（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投资者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一大批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受害者，完美欺骗了我们。

    而近年来，一些专家常为了吸引眼球，言论往往过于标新立异、或出于个人目的而歪曲以往的定论，使得我们觉得莫名其妙。

    如：“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国内一些知名度甚高的经济学家一再发表完全悖于常理，也脱离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基本准则。

    所以我们不能迷信专家的谎言，我们应该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我们需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方法去判断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如果一味做经济学家的应声虫，最终受到伤害还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油价只追高不追低，而粮价只追低不追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突然宣布，自6月1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400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6130元和5390元，分别上升了6.13%和6.91%。发展改革委说：自2009年3月25日国内汽、柴油价格上调以来，ＷＴＩ原油期货价格由每桶53．98美元上涨到66．31美元，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参考的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由每桶45美元左右上涨至目前的57美元左右。根据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上调汽、柴油价格，并综合考虑相关因素，适当缩小了价格调整的幅度。

    对于此次油价上调有三大质疑：为什么只追高不追低？在1月15日油价调整后，国际油价也曾有低点，2月17日跌破每桶35美元。有消费者表示，为何政府调油价只追高，不追低？为什么库存高还要涨？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曾表示，2月末，全国成品油库存量1485.23万吨，同比增长36.3%，环比增长11.4%。为什么经济危机下增加企业成本？国内经济受经济危机冲击，前四月工业企业利润大降的情况下，调涨油价不利于企业复苏。涨价到底谁谁说了算？是按照市场需求还是油气巨头的垄断·一些人提出中国的油价比美国的还要高。

    2009年6月30日起，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一次上调了成品油价格。在上海地区，汽、柴油零售价上涨均超过了0.4元/升，此次上调幅度超过了6月1日的调价幅度。

    6月份发改委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上调成品油价后，有舆论质疑国内油价“虚高”，并指中国油价已高于美国。对此，中国石化一位权威人士与7月6日提供了一份详尽的中美两国成品油价对比数据，力证国内油价目前仍低于美国。

    以2009年7月6日的油价水平为例，美国当天的汽油零售价为每加仑261.2美分，其中包含了联邦税18.4美分/加仑以及州税21.72美分/加仑，税占比为15.36%。按照汇率折算之后，美国不含税的汽油价格折合人民币为3.99元/升。至于柴油，美国不含税的柴油价格折合人民币为3.83元/升。

    而7月6日中国90号汽油的最高零售价为7543.67元/吨，其中包含了增值税1096.09元/吨、消费税1388元/吨、城建等税收248.409元/吨，税占比为36.22%。最终，不含税的国内汽油价格为3.47元/升，比美国低13.03%，不含税的柴油价格为3.38元/升，比美国低11.75%。

    上述数据中，国内最高零售价采用中国各省市的平均值，但因北京采用的是国IV标准，造成国内平均值较高。尽管如此，从这一数据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不含税的油价仍比美国为低。

    虽然专家的苦心“力证”，终于把中国的油价证低了。但公众关于高油价的质疑依然声浪不减。虽然是专家证明的，但仔细分析其中的“硬伤”太明显。

    专家用的是裸价，只选90号汽油，并且把北京等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排除在外。显然，中石化的专家这样做是有考虑的，中国93号汽油的价格和美国的差距更大。把北京的油价排除在外用其他地方的平均油价代替，这样才能证明出油价“真的”比美国低。按照这位专家的意思，生活在北京的人就应该承受比美国高的油价。北京的民众也在喊油价太高。

    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已经高于美国2元左右。

    从美国能源管理局网站上，我们非常清楚地找出目前美国的官方油价――在美国，汽油价格是1加仑200美分左右，1加仑相当于3.785升，若按照美元和人民币1：6.83的比价折算，那么美国汽油价格大概每升相当于人民币3.6元，而且已经是含税的价格，比我们国内低2元人民币。即使在全美汽油价格最贵的夏威夷州，油价也只有3.1美元/加仑，相当于5.59元/升，仍然比现在上海的油价低了0.4元/升。不过，上海地区的油价比起北京来还是便宜的，如果按北京地区93号汽油6.37元/升的价格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油价差距更大。

    我们的油价是随时追高的，但相对于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其价格却只追低不追高，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却难卖。

    虽然囤了一年，5月18日，湖北建始县红砂村村民孙伟还是将他家去年没舍得卖的5袋油菜子和新收的油菜子掺在一起卖给了上门小贩，由于去年菜子比较干，混合一起小贩才给了1．78元每斤的价格，比单卖新菜子每斤高2分。

    孙伟：“还是卖掉省心，去年油菜子刚下市价格曾达到2．8元一斤，最高还卖到3块去年装袋后一直没舍得卖，总想着还能再涨到3块，没想到后来一路下跌，2009年春天小贩干脆就给1块6一斤，就是那样，小贩还挑三拣四，甚至卖不掉。”

    孙伟：“种油菜的好日子到头了，去年10月份国家收储价还是2．2元，虽然农民一般都卖不到那么高，但毕竟有托市价撑着，小贩们不敢压得太低，2009年只有1．85元，国家都调低了，想再涨上去也不可能，我打算以后再也不种油菜了。”

    农民的油菜价格被一压再压，从而导致农民丰产并不能丰收。这打击了种油菜农民的积极性。

    为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实施的粮食价格调控政策。一般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国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必要时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国家委托符合一定资质条件的粮食企业。

    但我们看到是最低保护价收购粮食，而不是高价收购粮食，农民种出来的粮食远不能按照市场出售的价格卖，同时在市场上，由于小商小贩的挤压，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往往成为有粮难卖。

    市场上，油价只愿意追高，而粮食收购价只愿意追低，这是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小商小贩、中石油还是中储粮其市场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中赚取差价，赢得利润。油价在售卖的时候高一点，就能多一点利润；粮价在收购的时候低一点，就能低一点成本，一高一低折射出市场活动买卖的全过程。

    为什么统计数据看见的不重要，看不见的才重要

    房地产商费尽心思大力宣传，你所居住的小区是高档小区，你邻居的年均收入是20000元；而该区域的税务部门却反复向政府强调，这里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是该减减税了。有人说统计数据就像比基尼，让人们看得见的完全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而一些重要的数据往往看不见。

    我们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抱有很大的怀疑，比如物价指数、平均工资的统计，我们感到物价飞涨的时候，统计部门发布的物价指数却在负增长；我们的工资仍然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统计部门公布的平均工资却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4715元。与2007年职工平均工资39867元相比增长了4848元，涨幅达12.17%。

    但在这份统计数据的背后，很多人感觉工资低于全市水平，工资被增长。由于各单位所处行业、隶属关系、单位性质、所在区域、经济效益及个人所在的岗位不同等诸多因素，工资水平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造成平均收入被增长：

    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较大。个别单位职工年均工资高达上百万元，有的单位年底基本工资都不能兑现，而公布的职工平均工资是一个平均数，反映的是全市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部分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在低位徘徊或增长比较缓慢，尚未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因此，在这些单位工作的职工感觉公布的平均工资水平偏高。金融行业仍居平均收入榜首，最高平均收入与最低平均收入相差上百万。金融证券等行业仍高居平均工资榜首。平均工资最低的仍是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中，证券业，银行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保险业，烟草制品业和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等行业年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在8至10万元之间。

    行业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工资水平较高的证券业，收入高的单位职工年均工资超过百万元，收入低的单位职工年均工资不到5万元。职工年平均工资低于2万元的行业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

    职工平均工资不包括个体户。2008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反映的是国有、集体、各种合资、合作、独资公司以及私营单位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不包括个体工商户。采用的是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2008年全市共调查了13.8万个法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类型。

    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是由统计部门根据每个单位上报的数据汇总计算得来，即用各单位全年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除以同口径的职工年平均人数，计算出职工年平均工资。

    一些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但公布的统计数据却没有真实反映出来收入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赵人伟教授和李实教授领导，利用国家统计局城乡家计调查的资料，坚持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17年。其中，还在1988、1995和2002年三次组织样本户入户调查，分别估得这三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8、0.45和0.46。

    2006年7月11日，《北京日报》刊登了经济学家萧灼基先生的观点———对中国基尼系数“不要感到有多么严重、可怕”。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炒作基尼系数的现象，认为基尼系数高了，就要发生动乱。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基尼系数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大。第一，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总体来说是在下降和减少，广大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第二，我国还有三条保障线：贫困线、低保线和下岗职工的最低补助线。第三，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魏杰教授在发表的《基尼系数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碰撞》的文章认为，“用于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影响的标准应该适当放宽，而不是教条地使用0.4作为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进入收入差距过大的区间，但其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继续，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收入差距影响超过警戒线。”

    对于基尼系数的怀疑，典型的有两种表现，一是认为我国过高的基尼系数不可怕，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第二种表现是认为基尼系数本身并不准确，有夸大之嫌，可能被利用作为劫富济贫的手段。

    斯坦福大学学者尼妮·郭和约翰·潘卡维刚指出，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变动性很大，现在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将误导人们对中国居民收入的理解。我国统计的基尼系数虽然低于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但与亚洲和欧美国家比，已经处于严重不平等行列。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如果不加控制，将引发社会的动荡和经济萎缩。

    不论是平均收入的统计，还是基尼数据的统计，我们都没有看到真实的数据，或者说一些重要的数据被隐藏起来，从而造成了统计的假象，这也就是让人们常常会产生统计数据怀疑的原因。

    为什么经济学家常常往前看，而普通人常常往后看

    西汉时期有个读书人朱买臣，家境贫寒，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几年时间过去了，他的妻子实在受不了贫寒的生活，终于决定离开他而嫁给了一个家境殷实的人。

    几年后，朱买臣出人头地，做了太守。当他衣锦还乡时，他的前妻挤在街道两旁的人群中，看到朱买臣穿着官服戴着官帽，煞是威风。她不禁为以前离开朱买臣而自责，主动上前要求和朱买臣复婚。朱买臣叫随从端来一盆水，泼在地上，对前妻说：“泼出去的水，是再也收不回来了。”

    后来，“覆水难收”便比喻一切都已成为定局，不能更改，这其实就是沉没成本。企业的机器、厂房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其价值，会无形之中就贬值了。这源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机器和厂房都有一定的使用年限，超过了这个时间就得报废；二是由于有新的技术和生产手段会大量涌现，机器和厂房会无形中贬值。

    单位发给员工每人一张免费音乐会门票，位置在前排中间，价值300元。可是天公不作美，在开音乐会的那天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雪，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导致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暂停使用，但是音乐会照常进行。你如果要去，只能冒着寒风步行半个小时去音乐厅。请问你会不会去听这场音乐会？

    去？不去？

    如果这张票不是单位发的，而是你自己花300元钱去买的呢？你又会不会去听音乐会呢？

    很多人在第一种情况下都不愿出门，音乐会门票浪费就算了，想想自己的损失也“不大”；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就感觉非常舍不得，宁愿冒着寒风和交通不便，也要坚持去听音乐会。为什么看似相同的问题，却做出完全不同的决定呢？

    不过，我们还不免疑问的是，为什么人们在自己花钱买票以后，就有更大的动力去听音乐会。

    这种现象在行为决策理论中被称为沉没成本谬误：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情将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和因此引发的成本，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过投入，虽然这些投入已经是不能收回的沉没成本。

    当然有时候沉没成本只是价格的一部分。比方说你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骑了几天低价在二手市场卖出。此时原价和你的卖出价中间的差价就是沉没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沉没成本随时间而改变，那辆自行车骑的时间越长，一般来说你的卖出价会越低。

    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你是理性的，那就不该在做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比如在前面提到的看电影的例子中，会有两种可能结果：

    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但忍受着看完。

    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退场去做别的事情。

    两种情况下你都已经付钱，所以应该不再考虑钱的事。当前要做的决定不是后悔买票了。因为票已经买了，后悔已经于事无补，所以应该以看免费电影的心态来决定是否再看下去。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选择把电影看完就意味着要继续受罪，而选择退场无疑是更为明智的做法。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说，普通人（非经济学家）常常不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没成本”。

    不计沉没成本也反映了一种向前看的心态，而计较沉没成本也反映了一种向后看的心态，我们很多人常常会惋惜、惆怅。

    对于整个人生历程来说，我们以前走的弯路、做的错事、受的挫折，何尝不是一种沉没成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总想着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的事情只能是自我折磨。

    过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均代表着昨天，无论对错，无论你如何后悔都已经无法更改，这与沉没成本的道理是一样的。昨天的成本已经打进去了，是赢是亏，都是昨天应该的支出，从今天来看，这些成本是昨天的沉没成本。人在思考问题时老是后悔莫及、悔不当初，其实是非理性的，是自己给自己寻找痛苦。

    所以，应该承认现实，勇敢地承认自己过去言行的对与错，把已经无法改变的“错”视为昨天经营人生的坏账损失，今天经营人生的沉没成本。以全新的面貌去面对今天，这样才是一种健康的、快乐的、向前看的人生态度，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才可能轻装上阵，才可能有新的成功，才会有辉煌的人生和幸福。

    为什么八个经济学家换不掉一个灯泡

    有这样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段子：

    问：要多少个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八个。一个人负责把灯泡换上，剩下的七人负责保持所有其他条件不变。

    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万能的自由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更换，如果市场没有更换，那就说明没有换灯泡的需求，那就不必去更换。

    问：要多少个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那就要看当时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指数如何了。

    问：要多少个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越多越好。因为这样便可增加就业，刺激消费，经济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问：如果我们派1000个经济学家去换灯泡，他们多久能换好？

    答：永远也换不好。这1000个经济学家会先分成10个派别，每个派别会分别拥戴一个自己的精神领袖，然后众多派别开始口水大战，纷纷寻找对自己有利对他人不利的证据，然后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也陆续加入助战，最后还是没人去换灯泡。

    这就是经济学家，每天都在经济学理论的思维指导下追求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经济学家。然而，如果生活中的大小琐事都做得如此较真，未免又会让人觉得太过于小题大做，让人觉得迂腐和不可理喻。

    上则笑话里面提到，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自然会把灯管换掉，这当然是过分夸张的说法。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机制跟自由竞争，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也反对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

    当然，市场机制不会自己把坏掉的灯管换掉，但自由竞争是芝加哥学派的信仰。有好事者就说，既然市场只要自由竞争就好，还要经济学家做什么呢？

    从20世纪起，经济学家成为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职业，经济学家有着耀眼的光环。有人曾预言，“骑士时代已经过去，来临的是经济学家的时代”。颇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在早些时候说：“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赋予有限责任制度的无名的发明者像与瓦特、斯蒂芬森以及工业革命的其他先驱并驾齐驱的地位。”，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个社会离不开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经济学家。

    外科医生，经济学家，还有工程师等人争论这个话题，外科医生和工程师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外科医生首先表示反对，他站出来举例说明，“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取下了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就了夏娃，这件事情如此古老，而且只有外科医生可以做到，所以，外科医生才是最古老的职业。”

    而工程师也同样提出了反对，他说：“上帝创作世界之前，陆地和海洋就已经分开了，除了我们工程师，谁还能做到呢？”

    这时，经济学家才站出来，慢悠悠地说，“不要着急，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地球可是一片混沌，你们认为谁该对此负责呢？”

    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证明制造了世界混沌的是经济学家，并探讨了他们的社会价值。经济学家在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需要他们为市场打开混沌的局面，制造均衡市场。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万能的。

    两位大国首脑在会谈的间歇闲聊。其中一个人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100个卫兵，但其中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另外一国的首脑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有100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人讲的是事实，可每一个都不是同一个人。”

    这则讽刺经济学家的笑话意在揶揄经济学的华而不实。实际上，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必有其可取之处。放眼当今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间合作与竞争的加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确，人们正越来越切身感受到掌握经济学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人们对经济学也是从陌生走向熟悉。蓦然回首之时，才发现经济学原来就在我们身边。经济学概念已经不再为经济学家所垄断，CPI、成本、股票等生活中的经济学词汇，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可以说，生活在当下，如果不懂一点经济学，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世外，简直是寸步难行。

    有心者也许会发现，我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商品价格起伏涨跌，口袋里的钞票价值增减，是买房还是炒股……每一件小事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可循，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经济学。

    有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医生和一个牧师约好某天去打高尔夫球。这天，玩兴正浓时，他们发现有一个人老是在球场上漫无目的地乱跑，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兴致，于是他们决定去向球场交涉。球场的管理人员向他们解释：“球场为了向全社会的残疾人献爱心，星期一下午是向盲人免费开放。今天是星期一，那个到处乱跑的人是盲人。如果他的行为影响了你们，我向你们表示道歉。”三人听后，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牧师听后大为感动，遂决定抽出一定时间，免费为残疾人祈祷，祈求上苍保佑，为残疾人带来福音。医生听后，马上决定，向球场学习，并准备在他的诊所里，留出一定的时间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医疗服务。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有些不明白，你们球场为什么不把向盲人开放的时间从白天改到晚上？”

    从经济学的理性视角来看，白天与黑夜对于盲人没有区别，把对盲人开放的时间从白天改到晚上，一点都不损害盲人的利益。如果盲人在白天和正常的游人一起共享高尔夫球场，盲人的利益虽然能得到保证，但显然，正常游客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说，盲人的利益是建立在一般游客利益牺牲的基础上，如果这样，球场资源的配置是缺乏效率的。

    经济学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能不说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处处都以经济学理性的视角观察世界。毕竟，世界上还有除了经济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亲情、友情、同情心，如果一味把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一切生活准则中，生活将不可避免会有点变味。

    经济学越来越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以经济学理性的视角看待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有经济学知识或具有经济学思维的人做决策或经营会更理智，事业一般会更成功。这也正是大多数人都愿意学点经济学的主要原因。

    经济人的理性思维，就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都会用最好的办法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当然，这里的“理性”指的是有限理性。因为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人的行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占有信息的多少、理智和聪明的程度以及外部条件的复杂多变使人难以驾驭等。但是，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会尽力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趋利避害既是每的本能，也是他的理性使然。

    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超脱和排除了其他的价值判断，即不去判断一件事是好还是坏，对社会有无精神价值，而仅仅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培养起自己的经济学视角，比如机会成本的意识、成本收益观念等，以理性人的视角面对生活，这样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为什么海盗想过渔民生活，

    而毒品贩子还要和妈妈住在一起

    1991年索马里内战的爆发，令亚丁湾这一带海盗活动更趋频繁，曾多次发生劫持、暴力伤害船员事件。

    纳吉彼是一名海盗，现年30岁，他看上去很沧桑。纳吉彼的家，在当地新建的一片富人区，房子很漂亮，但周围环境很差。

    在成为海盗前，纳吉彼是海滨小镇埃勒的一个渔民，虽然国内政局不稳，但渔民在当地是一群富有的人：渔民们经常能够捕捉到鲨鱼，而每公斤鲨鱼鱼翅在当地能卖到150美元。当时，纳吉彼每个月能有1万美元的收入——这足够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当大量外国渔船涌入索马里海域开始捕捞之后，纳吉彼能捕到的鱼越来越少。“他们的机械化捕捞船布满了海域，各自占据一块地盘，那都是鱼最多的地方。”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几乎捞不到鱼，生活也无法维持下去。

    2年前，纳吉彼开始知道埃勒成为海盗据点的消息，而且这些海盗不少人以前都是自己的朋友、同行，而现在他们都有着巨额的收入。纳吉彼决定，卖掉房子和土地，并用这笔钱购买武器。

    索马里当地有大量的武器可以自由出售，摩加迪沙最多，邦特兰也不少。在邦特兰，一支AK47现在的价格大约700美元，一颗子弹则为1美元左右。纳吉彼的钱，买几十支枪绰绰有余。买到武器之后，纳吉彼很快拉上了20多个和自己情况类似的朋友，武装了起来。

    对纳吉彼来说，把埃勒作为抢劫海域是当然之选。纳吉彼说，埃勒是一个地势险峻的地方，易守难攻，而且背靠印度洋，打不过，还可以乘快艇从海上逃走。

    纳吉彼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当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后，他并没有马上开始“工作”，而是先找到了一个中间人。纳吉彼说，索马里海盗找到的中间人，多半是一些翻译，他们往往会说两种乃至更多的语言，可以和多个国家的人进行沟通。“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参与海盗的分赃，但他们收取高额的佣金。”

    根据过来人的指引，纳吉彼选择在2007年11月的一天晚上出行。那晚，他和11个伙伴带着GPS和卫星电话，开着两艘小艇，往北进发在近海找寻落单的渔船。

    几个小时后，在哈丰角附近海域，他们找到了一个目标——一艘并不算太大的船。他们的船逐渐靠近目标，纳吉彼扔上去绳梯，开始攀爬。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被船员发现了，船上的人想把绳梯弄下来，但在纳吉彼拿着枪对天一阵狂扫之后，再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了。最终，纳吉彼带着三个人上了船，“你们被我劫持了！快叫你们船长过来！”

    在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后，纳吉彼的中间人终于与渔船所在的渔业公司就赎金数额、赎金交割地点等达成了一致，双方为此耗费了几天的时间。第一次抢劫，纳吉彼一个子儿都没让：150万美元。

    拿到赎金后，纳吉彼和伙伴们拿走赎金中的大部分——100万美元。因为是首领，纳吉彼拿得最多——50万美元。但其他的人从数千美元到数万美元不等。

    但他很认真地说：“相信我，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海盗，我的生活并没有以前的好。”

    一个小伙子非常得意地掰开鲨鱼的嘴给我们看鲨鱼的牙齿，他说光是一条鲨鱼的鱼翅就能卖到上千美元，“以前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捕捞到20条，那样的话，一年都不用工作了。我喜欢捕鱼。”

    这几年海盗问题，也成为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头疼的问题，我们国家已经派出舰队在索马里护航，以期解决这个问题。

    但索马里海盗并非十恶不赦的高级犯罪团伙，相反，拿起枪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他们因为国内政治、国外渔船等一系列原因而不得不走上海盗这条道路，也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的生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他们还是愿意过上渔民的生活。

    在该黑帮处于顶级位置的120名头目每个月的开支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从人数上来说，他们只占黑帮总人数的2.2%。除了那些顶级的头目之外，大多数毒品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

    加索尔每年的净收入大约为10万美元，这显然要远远比办公室里的白领挣得多。加索尔只是整个毒品贩卖系统之中上百名领导中的一位。该犯罪团伙的20名顶级成员平均年薪都在50万美元以上。所以有些大的毒品交易商能够买得起大房子，那些“董事会”成员更可以买得起豪宅。

    但在加索尔的手下有3名副手以及大约50名小兵，如果按照这个规模进行类推的话，整个黑帮至少还有5300名成员，他们都在为顶级的120名“大哥”工作。那么这些普通成员的收入到底如何呢？下面是加索尔支付给手下的工资明细：

    付给3位副手的总开支2100美元

    付给所有小弟的总开支7400美元

    月度薪酬总开支9500美元

    由此可以算出加索尔付给他手下的钱一共只有9500美元，比他自己的账面工资高出1000美元。加索尔每小时的薪水是66美元。相比之下，他的3位副手每个月只能拿回家700美元，也就是说，他们每小时的工资只有7美元。小弟们每小时的工资只有3.3美元，而这远远低于美国最低工资水平。

    在这里就我们找到了为什么还有毒品贩子跟妈妈住在一起的答案：因为他们没有挣到足够的钱去买大房子、大豪宅。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

    所以，铤而走险去犯罪，其所得的收入并不比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高，相反，这些犯罪分子还顶着很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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