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促的首义

    10月6日中秋节到了。在这个历朝历代造反者钟情的起义日子里，武昌城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不过还是安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变故。但是在暗地里，革命力量和清朝双方都开足马力进行布置，犹如两匹烈马相向飞驰，眼看就要迎头撞上了。到底会谁胜谁负呢？

    武昌起义是由湖北新军发动的。编练新军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清廷原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但各地进度相差悬殊。其中最成功的是袁世凯在直隶编练的北洋新军，紧随其后的是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编练的南洋新军，其他各省新军相去甚远，有的省份甚至毫无新军可言。部分南洋新军后来调往山东，归入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其余南洋新军随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而移驻湖北，发展成为了湖北新军。

    新军的编制从上到下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师、旅、团、营、连、排、班，长官分别叫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长、排长和棚目。北洋新军一共有六个镇，相当于后来的六个师；湖北新军只有一个镇和一个混成协（相当于独立旅），番号分别是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扎在武昌。此外武昌还有若干辅助部队和军校。张之洞创建这支部队的时候，怀着报国之心，征兵时多挑选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具有爱国创新思想的青年入伍。所以湖北新军官兵们思想活跃，气氛相对宽松，掺杂进来不少革命党人。而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时，则一心想把它变为私家军。除了少数军官之外，北洋新军都挑选身强体壮、憨厚木讷、只知服从的农家子弟入伍，不利于革命思想的渗透。结果，湖北新军在大变革时期倾向革命，北洋新军退化为袁世凯的私家军。总之，这两支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新军都没有像原本设想的那样忠君报国，而是先后把枪口对准了朝廷，成了清王朝的送葬者。

    新军反叛是清朝统治失败的表现之一。南方新军中弥漫着浓郁的不满和躁动情绪。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是缺乏出路而投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体制中看不到自身的前途；士兵几乎全是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子弟，从小就目睹社会不公，容易产生反抗情绪。因此，新军的不满是整个社会不满的组成部分，新军的躁动是社会不公的后果。他们成了武装起义的潜在基础。

    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预测：“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继承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的奋斗，经历了广州起义和保路运动的准备酝酿，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预测的星星之火，终于由湖北新军在武昌点燃了！

    仓促的首义

    武昌的革命基础良好。随着整个地区开埠和近代事业的发展，新兴社会力量对清王朝日益失望，倒向革命阵营。1906年初，一批年轻人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批评现状，谋划推翻朝廷，演变为了日知会组织。日知会原本计划响应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事泄，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日知会成员，酿成轰动全国的“日知会谋反案”。日知会被取缔后，会员化整为零，分化组合成为更多的革命组织。

    1907年，一批湖北、湖南籍的年轻同盟会员在东京组织共进会，发起人有刘公、孙武、居正、焦达峰等人。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刘公，当时26岁，湖北襄阳人，家境富裕，在日本求学期间，资助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刊物的出版印刷，参与同盟会的创立，为革命事业慷慨解囊。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刘公曾经骗家里说要买官上任，拿到银两后全部充作共进会经费。孙武，27岁，湖北夏口人，接受过军校教育，是前日知会会员，后到日本学习军事，还真刀真枪地参加过起义。这些人成立共进会后，目标非常明确：在长江中游发动武装起义！

    第二年，孙武和湖南的焦达峰分别返回国内，于1909年在武汉和长沙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积极准备武装力量。孙武把新军士兵当做重点争取对象，认为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地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武力，执行有力的武装行动。这一行动方针被称为“抬营主义”。共进会在各部队中确定骨干，各营队都设立了召集人，有条不紊地发展同志。

    新兵入伍，总有老兵用投军报国相互激励，刺激新兵的爱国心。过后，老兵再挑选其中的可靠分子，陈述朝廷腐朽、国家危亡的事实，激发新兵的救国意识。最后，老兵才宣传革命道理。如此水到渠成，一批批新兵倾向革命，被吸收为革命党人。

    当时在湖北新军中发展成员的还有一个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和文学根本不搭界，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又再次改名为文学社。改名的原因是革命活动屡被发现，为掩人耳目而取了个毫无政治色彩的名字。

    文学社的骨干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也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比如蒋翊武，1884年生，湖南澧州（今澧县）人，读书后有了革命思想，不事科举，曾因参加长沙起义被学校开除。刘复基，1883年生，湖南武陵（今常德）人，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积极从事革命宣传。两人曾联系两湖的会党参加革命，后来为了在新军中发展同志双双亲自加入新军。蒋翊武于1909年入新军41标当兵，刘复基在1910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当兵。他俩是文学社的老骨干，到1911年，蒋翊武是社长，主持文学社事务，刘复基是评议部长。为了集中精力做好社务工作，刘复基从军队请长假，当起了文学社的职业革命家——这也可见当时湖北新军的宽松气氛。文学社除了蒋翊武和刘复基外，文书部长詹大悲是另一位骨干。詹大悲，1887年生，湖北省蕲春县人，长期从事报纸出版，倡言革命。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就由他主编。1911年7月26日《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激烈改革，遭湖北官府查禁，詹大悲因此被捕关押，是为“大江报案”。

    文学社也大力在新军中发展成员，默默地耕耘了好多年，到1911年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在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这个数据比共进会要多出一倍。湖北新军总额约为15000人，而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官兵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革命者。

    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同志，并没有相互拆台，而是走上了合作道路，共谋大事。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湖北的革命形势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方面是反清舆论高涨，为革命做了准备，同时清廷的注意力都被四川局势吸引住了，忽视了武汉地区。不利的一方面的是湖北新军的两个标被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有不少革命同志被调走了，革命力量遭到削弱。共进会和文学社决定起义，利用有利的一面，同时抢在清廷继续抽调湖北新军前起事。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合大会，商议起义方案。和广州起义一样，大家也将起义时间定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届时武昌的新军和长沙的焦达峰同时发动起义。大会确定了军事领导小组，推举30岁的刘公（共进会）为总理，27岁的蒋翊武（文学社）为军事总指挥，31岁的孙武（共进会）为军务部长，决定由三人共同指挥起义。

    确定起义计划后，革命同志们和同情革命的人们都很兴奋，议论纷纷。这就导致了一个老问题：泄密。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武汉三镇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开报道革命党要在中秋节起事。

    消息传开后，清朝官府十分惊恐，赶紧布置应对。

    武昌是湖广总督驻地和湖北的省会，清朝统治力量很强。时任湖广总督是47岁的瑞澂，他也算是晚清的一个能吏，并非庸碌泛泛之辈。瑞澂，满洲正黄旗人，鸦片战争时期主持外交的大臣琦善之孙。他走的是干实事、逐步升迁的道路，从刑部笔帖式起步，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坚守在北京收拾残局，之后在上海道和江苏布政使的任上推动新政，处理洋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后世对瑞澂有许多不好的描述，比如说他是靠拉关系发达起来的，又比如说他如何贪腐堕落，其实瑞澂在当时的名声还不错，做了不少实事，而且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腐败成风的官场上做到不贪不占，很难得。但是，瑞澂性格优柔寡断。可能是信佛的关系，他行事风格温柔乏力，遇到重大决策常常犹豫不决。这对于手握湖南湖北两省军政大权、需要在乱世处理种种突发事件的湖广总督来说，不是个好性格。

    可能是考虑到瑞澂的柔弱性格，清廷让性格强硬、51岁的老将张彪和他“搭班子”，担任湖北提督。张彪的崛起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他是山西榆次的农民，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赤贫，成年后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后来到太原当兵扛枪吃军饷。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时，发现张彪身体健壮、踏实可靠，提拔为随身侍卫，还将贴身丫鬟嫁给他（张彪因此被戏称为“丫姑爷”）。张之洞对张彪一再擢拔，后来又带到湖北。张彪参与创办湖北新军，除了担任湖北提督外还兼任第八镇统制，并统领湖北巡防营。

    以上就是革命力量和清朝双方的对阵主角：刘公、蒋翊武、孙武、刘复基对瑞澂、张彪。

    话说瑞澂、张彪听说革命党将在中秋起义后，判断出起义的主力就是新军，认为新军不可靠。于是，瑞澂以调防为名，将新军分调各处，企图打乱新军内部的革命组织，破坏起义计划。蒋翊武所在的军队就奉命从武昌调防到了岳州，起义指挥系统因此受到破坏，由孙武接替指挥。瑞澂还不放心，专门召集了文官知县以上、武官队长以上参加的防务会议，做出几项决策：首先是中秋节期间军队实行戒严，士兵不得外出，军官从排长到标统，必须每日在营地歇宿、不得擅离。营房里经常紧急集合，按册点名。军官不在营者，就地撤职，并永停差委；士兵不在营者，严加惩处，上级军官也连带受罚。其次，收缴军队武器，各营枪炮的机钮要卸下，连同子弹一起送缴军械局。第三，在武汉三镇的旅馆、学社进行筛网式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可以当场捉拿。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给革命党造成了措手不及的打击。

    湖北革命党人手忙脚乱的时候，9月28日焦达峰从长沙发来电报，说明湖南方面准备不足，请求延缓十日起义。武昌的孙武等人也需要时间重新部署，同意将起义推迟十日，也就是10月16日再发动。

    中秋节一天天临近了，10月2日和3日两天，端澂连续召开大范围的文武官员会议，商议对策。会议主题是瑞澂提出的：“党人将在中秋起事，应该如何防范部署？”已有的应对措施已经很严密了，大小官员就开始查漏补缺。有人提出武昌城内的楚望台军械库最为紧要，如果失守，革命党人将获得枪炮子弹，后果不堪设想。楚望台军械库是清朝第二大储存武器的基地。里面藏有从德国、日本购买的枪支25000多支，汉阳兵工厂自造的新枪数万支，子弹数万箱，以及野炮、山炮、要塞炮上百门。同时，楚望台还是武昌城内的制高点，军事价值显而易见。

    端澂问：“何部守卫楚望台？”

    守卫楚望台的是第八镇工程八营。当时工程八营管带出缺，由队长阮荣发代理管带。阮荣发也参加了会议，这时候站出来报告说：“职部守备楚望台。据卑职了解，工程八营中党人众多；楚望台能否守得住，卑职没有把握。”

    督练公所（负责新军编练的部门）总办、满族人铁忠提议说：“31标第一营都是八旗士兵，可以依靠，让他们换守楚望台军械所可保万无一失。”

    混成二十一协的协统黎元洪闻言反对说：“我们汉族人素来轻信谣言，在如今的敏感时刻用满族人的军队换防汉族人的军队，可能会在军民当中挑起种族误会。本来汉族人和满族人就有种族矛盾，如果再被革命党人从中蛊惑煽动，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说工程八营的官兵多数是武昌、黄陂子弟，父母家人都在附近，应该可靠。他建议让该营继续镇守楚望台，同时派前任管带李克果带几个军官去加强监视。

    黎元洪的分析得到了张彪的认可。工程八营隶属张彪的第八镇，他当然不愿意承认属下多是革命党人，以免授人把柄。因此，会议采纳了黎元洪的建议，对楚望台的守备不加更换和补充，只是加派李克果前去监视而已。

    10月6日中秋节到了。在这个历朝历代造反者钟情的起义日子里，武昌城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不过还是安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变故。但是在暗地里，革命力量和清朝双方都开足马力进行布署，犹如两匹烈马相向飞驰，眼看就要迎头撞上了。到底会谁胜谁负呢？

    10月9日下午，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14号的起义筹备处，革命同志们正忙碌地做着起义准备工作。刘公与孙武先点验了党员名册，之后孙武在房间里配置起炸药来，其他有人印制革命钞票，有人整理起义文告。1时左右，刘公的胞弟、16岁的刘同进来了。刘同看大家都在忙碌着，插不上手，就东看看西看看。他对孙武正在配置的炸药感到好奇，就停留在他身边观看。刘同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小小年纪学会了抽烟。只见他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燃烧着的烟灰一弹，落入了炸药中。顿时，房间里浓烟腾起，四处翻滚。孙武的脸部、眼睛和右手被烧伤。同志李作栋赶紧用长衫蒙住孙武的头，扶着他从后门跑出去，前往法国租界的同仁医院救治。其他人急忙摸索着去找那个装着革命党人名册和起义文件的柜子，企图打开柜子取走重要资料。无奈屋内火势凶猛，烟雾太大，大家找不到柜子钥匙，只有空手而逃。

    房屋起火，浓烟冲天，很快聚拢来一圈圈围观的群众，也引来了沙俄巡捕队。起义筹备处暴露了！

    当天下午，共进会员邓玉麟也在宝善里14号的机关中。邓玉麟原是新军士兵，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1911年，邓玉麟在武昌新军营地附近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革命活动的联络站，专门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做起了职业革命家。爆炸前几分钟，他正好外出购物。等他回到机关，看到房子冒着浓烟，发现门前围满了巡捕和旁观者，知道出大乱子了，就赶紧往周围的里弄里跑，路上巧遇了刘公、刘同和李作栋等人。李作栋此时安置好了孙武，告诉邓玉麟，孙武在同仁医院救治，很想和你谈一下。邓玉麟赶紧向同仁医院跑去。

    刘公家就在附近的宝善里1号，他想到家中还有文件和名册，于是赶紧让弟弟刘同回家处理。不幸的是，沙俄巡捕已经根据从宝善里机关搜出的名册查到了刘公的家，刘公的妻子李淑卿、弟弟刘同等人被巡捕抓走。刘公得知弟弟被捕后，知道事情不妙。他清楚年幼的弟弟幼稚又软弱，恐怕熬刑不住，会供出知道的革命党和起义的情况。如果那样，武汉三镇的革命党人和多处秘密机关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刚才遇到邓玉麟的时候，刘同也在场，听到孙武在同仁医院。刘公不敢再想，当即派人通知孙武从同仁医院转移，又通知其他机关的同志撤离。他自己则到汉口汉兴里的一位友人家中躲藏起来。

    话说邓玉麟到同仁医院找到孙武。孙武分析后，认为起义计划和革命党人名单都已经泄露了，清廷势必按照名册搜捕同志。情势万分危急，怎么办？孙武觉得只有马上发动起义才可以“死里求生”。他建议提前起义。邓玉麟非常赞同。孙武就让他马上过江，通知在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的蒋翊武（潜回武昌指挥起义）、刘复基等人，立即发动起义。

    与此同时，刘同果然捱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

    邓玉麟急匆匆渡江，从汉口奔至武昌小朝街85号。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几个人在场。他向众人通报了危局，转达了孙武马上起义的意见。

    蒋翊武觉得准备不足，有些犹豫。刘复基见状，愤然而起，拔出手枪对着蒋翊武说：“你为总司令，事势这样危迫，在生死存亡关头，却裹足不前，难道你是个怕死的懦夫？”

    蒋翊武也拍案而起，勃然作色说：“你们真的以为我怕死吗？怕死者不革命，革命者不畏死，纵然是头颅落地，也要掷地有声。”就这样，指挥部一致同意提前起义。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到当夜（10月9日）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一齐起义。

    下午已经过去了大半，时间紧迫，必须马上通知各处的同志。蒋翊武派人分头传递消息。驻在城区的各标各营，包括守卫楚望台的工程八营、陆军测绘学堂的同志们都在晚上10点前接到了通知。大家严阵以待，紧张地等待着城外的炮声响起。

    如何让城外的同志得到通知，难度很大。至关紧要的是让南湖的炮队知道消息，因为他们的炮声是起义的信号。信号发不出来，其他的准备都是白费。邓玉麟、徐万年和艾良臣三个人被派去通知南湖炮队。他们每人各拿着一枚炸弹以备不测。当时，武昌官府已经得到消息，实行戒严了。邓玉麟三人到了城门口，发现官兵对出入的百姓搜查很严，很难混出城外。三人只得把身上携带的炸弹扔掉，空手出城（一说三人发现城墙上守卫不严，越墙而出）。当他们最后到达南湖炮队时，已经是深夜时分。邓、徐、艾三个人翻墙而入，差点被在营内值勤的卫兵开枪打死。幸亏卫兵就是革命同志，帮助三人进入了炮营。在夜幕掩护下，三人和炮队的同志聚集到马棚，通知了起义计划。可惜，起义计划此时已经流产了——因为大家在马棚商议时，时间已经过了12点！

    是继续开炮，冒险起义呢？还是按兵不动，拖延起义呢？本身就是南湖炮队营代表的徐万年感到很为难。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且兵营内的同志们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混乱中成功的可能性极微。炮队的同志们都认为应该拖延起义。邓玉麟只好暂时呆在炮队不动，等第二天天亮重新回到武昌小朝街总部，找蒋翊武等人仔细商议，再重新议定起义时间。

    这一夜，邓玉麟和炮队的同志们紧张得一夜阖不上眼。他们得不到城内同志的消息，更不清楚自己的决定会不会对同志们造成伤害。同样，城内的多数同志也彻夜未眠。这一夜，多少人在数着星星，辗转难眠；多少人在竖着耳朵，等待计划中的炮声；又有多少人反复地谋划着炮声响后的每个细节。但是炮声没有响。

    起义没有爆发，官府的逮捕行动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沙俄巡捕房把搜到的一切都转交给了清政府，其中就包括革命党人的名册。清政府知道了共进会和文学社的组织、成员和机关。

    深夜，小朝街85号。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在漆黑的屋里焦急地等待着起义发生。门外忽然响起拍门声。蒋翊武、刘复基迅速起身，摸黑到二楼，向窗外望去，看到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正在包围房屋。蒋翊武等人纷纷持枪、找炸弹。军警们见无人开门，猛然砸开大门，直朝屋内扑来。刘复基冲到楼梯中间，掏出一颗炸弹扔向冲进屋来的清军。遗憾的是，这颗炸弹竟然没装上栓钉，没有爆炸。军警们慌乱了一阵后，冲上楼梯抓住了刘复基。蒋翊武等人趁乱，立即退回二楼。他们关死房门后，从窗户攀至屋顶，跳入邻居院内，各自散去逃走。

    军警在周边街巷设置了盘查。幸好蒋翊武刚从岳州潜回武昌不久，穿着破旧的棉袍，看上去很像个乡下人。军警把他拦住后，他结结巴巴，解释说自己是来看热闹的。军警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不疑有诈，抬手给他一棍，一脚猛踢他屁股，让他快滚。

    一同从小朝街逃出的彭楚藩在途中被军警逮捕。

    彭楚藩原名彭谭藩、彭家栋，1887年生，湖北武昌人，早年参加新军并加入了日知会。日知会遭到破坏后，他更名彭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充任宪兵，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竟然升任军官（一说是排长、一说是棚目）。他凭借宪兵的有利身份，担任起义的交通联络工作，当晚留宿在小朝街，结果没能像蒋翊武那样幸运逃脱。

    除了刘复基、彭楚藩二人外，稍早被捕的还有杨洪胜。杨洪胜，1875年生，湖北谷城人，是个参加文学社仅半年的普通士兵。他为了革命，请了长假，开了一家杂货店做掩护，整日忙于通讯联络。起义指挥机关决定当晚起义后，杨洪胜就是送信人之一，是他把起义计划通知到了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和驻扎在圹角的辎重营。然后，他又给各处同志运送弹药。官府已经严控一枪一弹。杨洪胜偷运的这些枪弹，无异于雪中送炭，对起义的成功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杨洪胜给工程营同志运送子弹的时候，被反动军官察觉，遭到追捕。在逃脱过程中，杨洪胜向追兵扔出一枚炸弹。毕竟是土制炸弹，质量不过关，杨洪胜本人反被弹片击中腿部，仆倒在地而被捕。

    瑞澂听说抓住了三个革命党的重要分子，立刻在总督衙门对三人进行夜审。

    首先被押上来的是穿着宪兵排长军服的彭楚藩。在座的铁忠一看，心慌起来。因为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他的妹夫，他担心宪兵排长造反连累自己的妹夫，有意为彭楚藩开脱。铁忠马上抢先发问：“一帮草包，怎么把宪兵营的人也拿了来！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铁忠说话间眼睛紧盯着彭楚藩，示意彭楚藩按照自己的意思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彭楚藩随声附和，说是军警抓错人，很可能就能活命，甚至马上得到释放。但是彭楚藩正色回答：“他们没抓错，我正是革命党人！”铁忠闻言脸色大变，随即又说：“你既然是宪兵营排长，竟然受革命党指使，犯上作乱。速速招来！”他还想为彭楚藩开脱。只要彭楚藩承认是他人指使，并供出一两条信息来，就能大大减轻罪责，还有“立功”的机会。彭楚藩却高声抗言：“我加入革命党，完全自愿！满人卖国，奴我汉人，我们就是要推翻满洲政府。要杀要剐，随你们便！”铁忠逼问：“党羽多少，各在何处？”彭楚藩回答：“凡天下黄帝子孙，皆与我同党！我现入革命党，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大丈夫死耳，早杀为盼！”一席话说得铁忠哑口无言。他气急败坏呵斥衙役：“还不让这厮跪下！”衙役们涌上来又推又按，彭楚藩屡跪屡起，叫骂不止：“我革命党人，岂能跪你们这些国家败类！”听审的瑞澂、张彪等人看到这场闹剧，大怒。瑞澂提笔写道：“彭楚藩谋逆大罪，枭首示众！”彭楚藩边走边骂，慨然走上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4岁。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文学社的重要领导人刘复基。刘复基外表文弱，看似是一介书生，说起话来底气十足，慷慨激昂地痛批清廷，呼吁革命。铁忠问他，身为新军士兵，拿朝廷俸禄，为什么还敢向军警投掷炸弹。铁忠的问题太幼稚，恰好给了刘复基发挥的机会。只听他朗声说道：“自从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杀我汉人千万，奴我汉人二百余年，犯下无数罪孽，清朝实与我有血海冤仇，何德何惠于我！近年以来，清朝政府卖国割地，与洋为奴，天人共愤。天下百姓，正是要推翻你们，重振国家，雪百年耻辱，重振中华声威！……”刘复基滔滔不绝地说来，说得满堂清朝官吏坐立不安。

    瑞澂下令大刑伺候。棍棒交下，刘复基被折磨得鲜血横流、四肢全部骨折，但他仍旧骂不止口，最后被押赴刑场。就义前，刘复基用生平最后的力气，高呼：“中国万岁！共和万岁！革命万岁！”年仅28岁。

    最后被押上来的是杨洪胜。杨洪胜的大腿为炸弹所伤，一直流血不止。他是三个人中年纪最大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长得憨厚木讷。瑞澂等人就想从他这里打开缺口，说他受知识分子蛊惑，如果将革命情况如实招供，可以无罪开释。不想，杨洪胜坦然回答：“我自愿加入革命党，立志推翻清朝，并未受他人蛊惑。”铁忠又问：“炸弹从何而来，何部所造？”“不知道！”“只要你供出弹药藏匿地点，本官保你不死。”“老子不怕死！杀便杀，死便死。”最后，杨洪胜也被押赴刑场，终年36岁。此时已经是10月10日的凌晨了，层层阴霾中已经能见到丝丝鱼肚白。

    彭、刘、杨三人同时壮烈牺牲，被尊称为“首义三烈士”。就在他们血洒刑场的时候，在张彪等人建议下，瑞澂派人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刘同拉出辕门砍了头。这个16岁少年的生命，在摇摆着呼啸而来的历史车轮下被碾得粉碎。

    这时候，瑞澂优柔寡断的性格显现无余。敌我阵营都知道查获的革命党人名册就在瑞澂手上，如何处置大家都很关注。名册上几乎都是新军官兵的名字，如果按图索骥一网打尽，很多军营将会为之一空。瑞澂身边就有人声称这份名册是伪造的，是革命党人使的“反间计”，建议总督大人当众将名册付之一炬，宣布对名册上的官兵既往不咎；也有人建议可以对大多数人宽大处理，但不能放过名册上的首要分子，还可以按照名册上的地址破获革命机关。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不失为是务实可行的方法。可惜瑞澂在这个问题上迟迟不做决策，不说抓人，也不说不抓人，让人摸不着头脑。革命党人都知道名册被抄，自己的身份即将暴露，万分关注总督衙门的反应。没有权威说法，谣言就开始四处传播，从一两个人口中扩散到千万人口中，从一处弥漫到武汉三镇。瑞澂的犹豫，反而助长了革命党人——主要是新军官兵们的焦虑、恐惧和反抗情绪。这股情绪正在军营中迅速蔓延……

    第一枪

    10月9日的漫长黑夜终于过去了，10日的曙光投射在武汉三镇上空。

    官府对武昌的严密盘查依然没有松动。清晨，武昌各个城门紧闭，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搜查的军警。彭、刘、杨三人砍头的布告被张贴在城区各处，三人身亡的照片被发到各处军营。上午，又有几个革命党人的据点在拉网式的搜查中被军警查获，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有人谣传，清朝要“杀尽汉人士兵”。很多军营官兵人人自危。中午，瑞澂召集军警长官开会。他还是守着名册没有动静，只是下令对新军进行更加严苛的监控。规定新军各营长官要对士兵亲自监视，吃住在军营中；选派可靠的士兵把守营门，武装巡查各棚；不许士兵迈出营门一步，甚至大小便都让士兵在棚内“自便”，用痰盂盛之。

    工程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根据上级指示，在各队中挑选亲信士兵20名，发给子弹，守卫兵棚入口，规定其他士兵都不得擅动武器，呆在棚内睡觉，不得出入，不得高声说话。

    该营部分官兵驻扎在城内紫阳桥南。其中的革命士兵们知道了刘复基等领导人遇害、瑞澂掌握了起义名册的消息后，人心惶惶，白天又得知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大家更是心急如焚。工程八营的起义召集人是该营的一位棚目，叫做熊秉坤。熊秉坤和大家一样心急如焚。

    熊秉坤，1885年生，湖北江夏人，少时家贫，做过学徒和搬运工，后来进入新军，一直在工程八营当兵。他倾心革命，先后加入过日知会和共进会，在工程八营发展了200多名同志。按照预先的起义部署，熊秉坤应该在一天前就带领同志，攻陷楚望台军械所。千呼万唤的起义信号始终没有出现，相反一干人等被困死在军营中，动弹不得。熊秉坤觉得这么下去，大家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拼死一搏。熊秉坤秘密召集几个同志碰头。大家看着三位烈士尸体的照片，想着军营内外的白色恐怖，都不言语。熊秉坤就说：“早晚是个死字，与其为官府按名册一一砍头，不如奋起革命，即使是死，也死得其所。”他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周围没有一人犹豫，一致赞成拼死一搏。有人还说：“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吓唬我们！”最后，大家决定当晚（10月10日）9点钟独自起义，以枪声为号，希望能赢得其他部队同志的响应，乱中取胜。起义决定传达下去后，大家整装待发，紧张地等待夜幕降临。熊秉坤借故到各队查看了一下，遇到革命同志，大家就以目光交流，相互勉励。

    大家没有子弹，怎么办？幸好有杨洪胜昨天送来的50发子弹，又有个革命士兵在10日当天从长官那里偷来了两盒各50发的子弹夹。熊秉坤将这150发子弹在起义骨干中分发。军营中的中下级军官开始察觉到了异样情绪。下午，卫兵长方定国找到熊秉坤，说：“我知道各位要干大事，我决不阻拦，也不告发，只求兄弟们别对我下手。我以前有对不住大家的地方，请多多包涵。”熊秉坤也直言相告，只要不反对革命，革命党人决不滥杀无辜。方定国走后，队长罗子清也找到熊秉坤，淡淡地说自己晚上要“外出办事”，有事请熊秉坤多“原谅”。可见，革命情绪已经震慑了部分中下级军官。很多人选择逃避或者向革命党人示好。

    傍晚，武昌的天空阴霾聚集，黑夜逐渐笼罩大地。7点过后，顽固军官、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名护兵，到各个军棚查探情况。他走到三棚，发现士兵金兆龙穿着黄军服笔直地坐着，左臂上系着一条白布，手中紧握步枪，十分可疑。陶启胜仔细一看，金兆龙的步枪中子弹上了膛！

    陶启胜心中暗叫不好，惊问：“金兆龙，你想干什么？”

    “以备不测。”金兆龙冷冷地回答。

    陶启胜大声喝道：“我看你是想造反！”一边喝问，一边他就向金兆龙扑过去，要夺下步枪。金兆龙和陶启胜扭打了起来。他死死护住步枪，疾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呼声惊动了隔壁的同志。五棚的革命士兵程定国（又名程正瀛）听到金兆龙的喊声，连忙持枪跑到三棚来。他一看情形就明白了，也没多想，举起步枪对着陶启胜就扣动了扳机。“嘭！”的一声响，陶启胜腰部中弹，松开金兆龙，踉踉跄跄地跑出屋去。陶启胜的两个护兵至始至终都不敢动手。

    程定国无意识的这一枪，是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崩溃的第一枪。这第一枪的荣誉起因于金兆龙的提前暴露，收功于程定国的拔刀相助。可是后人多把第一枪的荣誉归在熊秉坤的头上。原因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程正瀛堕落为军阀爪牙，被昔日的同志沉江；金兆龙则沦为军阀侦探，北伐战争后抑郁而死。二人“发难之功，不复为人道及”。而熊秉坤始终站在革命阵营，为人信服。可见历史褒贬人物的作用多么巨大。

    话说熊秉坤听到突发的枪响后，急忙携枪，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二排三棚。他当机立断，宣布立刻发动起义。同志们纷纷响应，冲出营房。营房是两层楼，二三排住在二楼，二楼的起义士兵们迅速向楼下冲去。一些士兵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鸣枪示威。一时间，枪声四起，流弹横飞。

    代理管带阮荣发正在一楼，听到二楼枪响，和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一说排长）张文涛一齐持枪前来弹压。阮荣发看到有个人影扭着腰，从二楼奔跑下楼梯，向自己跑过来，认定这一定是带头造反分子，没有多想，抬手对着人影就是一枪，正中来人的前胸。不料，中枪倒地的不是别人，正是刚才带伤而逃的陶启胜（陶启胜并未当即死去，随后被起义士兵通知家人领回家去，第二天死在家中。他可算是武昌起义中第一个被打倒的敌人）。

    楼上的起义士兵见状，嚷道：“各位长官，跟我们一块革命罢，同去同去！”阮荣发等人顽固到底，大声喝阻起义士兵，还要冲上楼梯去追究为首分子的罪责。熊秉坤与章盛恺、程风林、程定国、金兆龙等人与他们在楼上楼下对峙，展开枪战。其间，章盛恺负伤，程风林伤重而死。程定国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起义士兵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负伤逃跑，一边跑一边向前队放枪，打死一名起义士兵。随即，阮荣发被起义士兵徐步斌打死。此时，工程营的其他军官，已经作鸟兽散了。

    控制住营房后，熊秉坤吹响警笛，召集士兵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听到外面零零星星的枪声，熊秉坤不能确定自己的冒险有没有得到同志们的响应。不过考虑到起义后缺乏弹药，熊秉坤很快就率领同志们冒险奔往楚望台军械所。夜，漆黑漆黑的。一队起义士兵快速行进在街道上，不知道前方的楚望台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楚望台上，派来监视的前任管带李克果听到发难枪声时，非常紧张。他召集军械所的官兵训话，命令他们：“如果有徒手的‘匪人’来，你们应该开枪抵抗；如果有持枪的‘军队’来，你们人少，要避一避，再看情形。”士兵马荣是革命党人，乘机对李克果说：“我们都没有子弹，怎么能抵抗‘匪人’？”李克果觉得有道理，叫人搬出两箱子弹，分发给士兵。革命士兵们得到子弹，马上朝天鸣枪。马荣兴奋地喊：“起义了，起义了！”李克果大惊失色，和其他监视军官抱头而逃。这时，熊秉坤带人逼近军械所。所里的满族士兵负隅顽抗，不让熊秉坤等人靠近。马荣等人冲着满族士兵放了一排枪，后者就逃散一空了。马荣打开营门，和熊秉坤的起义队伍胜利会师。楚望台军械所，这座湖北新军最大的军火库落入起义者手中。

    工程八营枪响时，29标驻地离工程营最近。29标的起义代表蔡济民听到枪声大作，迅速向天鸣枪响应，高呼：“起义了，起义了，大家快出来！”蔡济民，1886年生，湖北黄陂人，参加新军十年，先后任29标司务长、排长等职。他还加入过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三大革命组织，竭力促成共进会、文学社联合。蔡济民参与了起义谋划，是计划中的领导机构成员之一，也是直接参加武昌起义的两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另一人是吴醒汉）。他判断出工程八营率先起义后，迅速带领29标300多名革命士兵冲出营房，冒着小雨向楚望台奔去。他们沿途击毙了阻挡的若干旗兵，迅速到达楚望台。

    临近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听到工程八营的枪声，推开拦阻的教官，撕烂窗帘和被单，在臂上捆扎白布条作为标记，全体冲出教室，奔向楚望台。此外，加上从其他部队冲出来的部分士兵，很快楚望台就聚集了400多名起义者。大家紧张有序地打开军火库，分发武器弹药武装自己，并在楚望台附近布置防御。

    起义同志还在陆陆续续赶来，越来越多的人或站或坐在雨中，等待下一步的行动。有人在争抢军火，有人在争吵意见，场面出现了混乱。因为是仓促的起义，大家并没有成熟的行动计划。当务之急是成立一个临时指挥机关，把大家组织起来继续战斗。最先发难的熊秉坤军阶太低，难以服众，也不懂指挥。当日在楚望台当值的工程八营左队队长、29岁的吴兆麟并没有随李克果逃走，选择留下来。他是在场军阶最高的人。吴醒汉等人就拉他出来，要他担当指挥。

    吴兆麟，1882年出生在湖北鄂城的农家，16岁即到武昌工程营当兵，后来考入随营将校讲习所、工程专门学校、湖北参谋学堂进修，并参加了清朝组织的新军历次演习。1909年，吴兆麟以最优等生毕业于参谋学堂，回工程八营任左队队官。他既有较高的军事素养，有一定指挥能力，又曾参加了日知会，同情革命，是可以接受的指挥人选。熊秉坤和其他人都同意推举吴兆麟充当临时指挥。吴兆麟并非革命积极分子，起初并不太愿意担当指挥。他对众人说：“满清无道，我也素有起义之心。不过，军队要申明纪律，起事时更不能漫无纪律，一盘散沙，也不能大开杀戮。如果大家能做到纪律严明，不妄杀戮，我就同意担当指挥。”周围的起义者纷纷允诺，表示服从吴兆麟的指挥。吴兆麟这才答应下来。

    吴兆麟得到起义群体的推举后，临危受命，很快进入了角色。他和蔡济民、熊秉坤组成了临时领导机构，负起整个队伍的指挥责任。因为情况未明，吴兆麟一边命令加强楚望台周边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部队的同志联系。？起义有了正常的指挥，散乱的起义者们顿时凝聚了起来。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在城内工程八营打响第一枪之前，武昌城外的圹角就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话说10日上午，城内革命机关被破获，革命党人被捕遇害的消息传到了圹角辎重队。该队的起义召集人李鹏升在一片缉拿风声中，也是心急如焚，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独自起义，和清政府拼个鱼死网破。他和同志们秘密商议，决定当晚10点独自起义，以纵火为号。

    晚上6点，革命士兵都在棚内持枪以待，一切准备就绪。驻扎圹角的清军突然召集队以上军官开会。营房监管顿时松懈下来。李鹏升觉得机会难得，立即通知大家提前起义。起义士兵们迅速冲出营房，到军装房抢得子弹一箱，又点燃马房里的草堆。接着，李鹏升带敢死队撞开邻近炮队的营门，冲入排长室内纵火。城外的起义就此爆发。

    如果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来计算，城外圹角的起义要早于城内工程八营起义一个小时，是真正的首义。但圹角的起义影响很小，也没有及时扩散到城内来，因此只能算是武昌起义的支流而已。

    李鹏升发动辎重队起义后，带领100多人向武昌城进发，希望与城内同志联合，继续推动昨天的起义计划（他还不知道城内工程营同一时间的起义计划）。他们先冲到武圣门，发现大门紧闭，再转向大东门，大门也是紧闭；他们只好折向同湘门，到达后发现城门大开，里面空无一人，一行人反而不敢入门，生怕有诈。最后，李鹏升带人到达相国寺，听到城内枪声大作，知道城内同志已经行动起来，大家兴奋极了。巧的是，他们在相国寺遇到了起义后入城的南湖炮队。双方彼此欢呼，一起由中和门（今起义门）入城，到达楚望台与起义的大队人马会合。

    辎重队发难，带动城外各处部队起义。7点，圹角工程队见到火光，革命士兵也纵火燃烧营房响应。辎重营、工程队、马队和炮队的起义士兵驱赶军官，涌进城来。入城的南湖炮队迅速在楚望台、凤凰山、蛇山等高地布置炮阵，构筑了起义军牢固的炮兵阵地。炮兵和炮台倒向革命一方，使得起义军占有了火力优势。各处军官闻讯，开始大规模地弃职离营，或就近找地方躲藏起来，或连夜溜出武昌城去。晚上8点半后，各路人马陆续到达楚望台。起义的新军官兵超过了4000人，与之对抗的只有辎重八营、宪兵营、总督府卫队、巡防营和第30标第一营（主要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约2000名清兵。至此，起义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清朝文武官吏多数或躲或逃，只有少数人集中到总督衙门商议应对，或就地组织抵抗。

    只要攻占总督衙门，就能获得起义全胜。吴兆麟等人很快制定了以湖广总督府为攻击目标的计划，组建队伍分头进攻，彻底推翻清朝在湖北的政权组织。起义官兵们领命，分头散落进夜幕中。最后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光复武汉

    晚上11点，武昌上空下起微雨。北风渐起，裹挟着细雨，和黑暗一起拍打着武昌城。

    起义人马向总督衙门发动了第一轮进攻。中和门和蛇山上的炮队向总督衙门开炮，星星点点的炮火时而照亮一方天空。多路起义官兵在炮火支持下，向总督衙门方向进发。沿途有藏在黑暗处的清军用机关枪扫射阻扰，起义官兵在巷战中艰难推进。

    战斗进行了约一个小时，枪声有所减弱。侦察兵向吴兆麟报告说，各路队伍因为天黑不能展开，炮兵也不能找到准确目标。除了蔡济民带领的队伍剪断了武昌全城的电线外，其余各路队伍均无进展。

    天太黑，怎么办？吴兆麟决定采用火攻。正好附近有一家杂货店，士兵们向店主买了数十罐煤油，兵分三组，每组三到五人，提着油罐一路放火。半个小时后，烈焰冲天，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越烧越旺，总督衙门周围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炮队有了目标，集中火力开炮。一会儿，总督府的官署、钟楼、签押房和花厅都被击中。

    湖广总督瑞澂早从梦中惊醒，忐忑地等待着局势的变化。他急切需要知道各处的情况，得知电话被切断后，焦急万状。他判断起义军开始接管城市，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想到刘复基三人血淋淋的脑袋，瑞澂知道自己一旦落入起义军手中凶多吉少，对自己的身家性命忧虑万分。当起义军的炮弹落到总督衙门内，他看到窗外的炮火，听着越来越近的喊杀声，惶恐到了极点。瑞澂决定开溜，现在不跑就怕没有机会了。瑞澂不敢由总督府大门出去——怕与冲锋的起义官兵狭路相逢。可是总督衙门又没有后门。原来，清朝的列祖列宗早就担心后辈出现瑞澂这样贪生怕死的封疆大吏，为了阻止不肖后辈弃城而逃，规定各地督抚衙门只能有正门，不许开后门。瑞澂性命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了，下令士兵将衙门后边的围墙打穿。打出了一个低矮的门洞后，瑞澂带着卫兵一个排，叫上家眷，从洞里爬出去，落荒而逃。他出了文昌门，登上“楚豫号”兵船。聚集在总督衙门里的铁忠等一群官吏，见一把手瑞澂带头爬洞而逃，也相继带人从这个洞口爬出去，跟在瑞澂一干人后面，登上了楚豫号。

    瑞澂临阵脱逃，瓦解了还在顽抗的清军的军心，鼓舞了冲锋向前的起义者的士气。它算是宏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却对全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武昌城内，有将近一万名新军官兵（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并没有参加起义，还在观望犹豫中。“此时的瑞澂，如果能镇定一点，亲自率军抵抗，群龙无首的暴动者能否成功，实在是未定之数。哪怕他学叶名琛，来个‘不死，不降，不走’，结局也许会有点不一样，至少，统制张彪的抵抗，会更卖力一点。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澂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可是，这边起义者的枪一响，他就挖开督府的院墙开溜，溜到江中楚豫号军舰上，摆开一个随时准备逃之夭夭的架势，一下子，人心就散了。”（张鸣：《瑞澂之走》）

    总督衙门的战斗还在继续。熊秉坤率领的起义军在衙门正面遭到清军困兽般的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为了突破敌人的对抗，熊秉坤挑选了40名精悍的士兵组成敢死队，进行火攻。队员王世龙手提煤油、木柴冒死跃上钟鼓楼放火。清军纷纷把枪口对准王世龙，王世龙被密集的火力击中，不幸壮烈牺牲。然而钟鼓楼还是着火了，火势大作，映衬着敢死队员们视死如归的气魄。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清军被敢死队员们大无畏的气势所震慑，放弃东辕门，败退到西辕门去了。起义军乘势呼喊着追到西辕门。不料，总督衙门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机关枪向外猛烈扫射，起义军又被疯狂的火力给拦截住了。这时候，只见敢死队员纪鸿钧提着一桶煤油，穿梭在密集的子弹中，成功跃入总署门房。清兵见状，集中火力向他扫射。纪鸿钧英勇献身，死前纵火成功。门房升腾起熊熊的烈焰，很快蔓延到总督衙门的大堂。顽抗的清军慌忙逃散。起义官兵呐喊着，冲入总督衙门，清除残敌。

    张彪起初并不知道瑞澂出逃之事，还在城内望山门至保安门一线组织清军抵抗起义。如今看到总督衙门陷入一片火海，喊杀声隐约可见，知道大势已去。凌晨时分，起义部队完全占领了总督衙门，喊杀声渐渐低沉下去。张彪又得知瑞澂临阵脱逃，抵抗的意志一下子丧失得精光。他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汉口租界寻求保护。这时，辎重营管带跑来报告：“我营没有一个革命党，统制请先到辎重营再行商议。”张彪就带着部分残军，来到辎重营会合，之后不敢在城内久留，退走汉口刘家庙。他在刘家庙搜罗残军败将，等候朝廷的增援。第八镇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在战乱中找到张彪，建议他带领现有兵力潜到武昌大东门，伪装投降，骗入谘议局，消灭革命党人的指挥中心。如果这次冒险成功了，再上奏皇上自请处分，到时候朝廷必能将功抵过。失败了，不过一死而已。张彪权衡后，觉得此举风险太大，不敢采纳，只是在刘家庙修筑工事，消极防守。凌晨两点，新军第八镇司令部被起义部队占领。

    总督衙门被攻占后，起义部队的主要目标就是藩署。藩署是湖北布政使衙门和银库所在地。之前夜里，一股起义军曾进攻此处。湖北布政使连甲率领若干卫兵与武装消防队，在藩署南搂作困兽之斗。起义军的第一波进攻没有得手。天明后，蔡济民带人来助攻。起义军势力大增，对藩署发动猛烈进攻。凤凰山炮台也对藩署发炮。很快，连甲的卫兵及武装消防队作鸟兽散，藩署归入革命军的掌握。布政使连甲逃跑，赶紧找地方躲藏起来。藩署易手之时，30标第一营左队队官、满人崇光率领本部兵马闯入藩库，企图劫取现银。结果，该队被守库的起义官兵击溃。守库士兵恪守纪律，面对满地的银两、银元、纸币，没有私掠分文。经过清查，湖北省存款约4000万元。这个数目是从张之洞到瑞澂历任督抚积累的结果，在各省中遥遥领先。这笔巨款为日后湖北革命政府扩充军队、稳定市场，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

    起义军占领这几个主要目标后，开始对其他军政机关和没有参加起义的部队发动进攻。

    起义如火如荼时，混成协41标始终平静如水，没有举动。原来，起义发生时，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就在41标，强力阻止官兵起义。47岁的黎元洪是湖北新军的第二号人物，非常敬业，吃住都在军营中。他在41标军营中得知起义消息后，马上召集本协将校集合开会。会上，黎元洪做出了两项决策：第一，关闭所有还能控制的部队的营门，收缴武器，禁止人员出入；第二，部队遇到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革命党人退去则不追击，按兵不动，待天明再做计议。晚11时半，工程八营士兵周荣棠翻墙跳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41标官兵一起去攻打总督衙门。黎元洪气急败坏，抽出佩刀，当场将高声呼喊的周荣棠杀死。午夜时分，远近炮火印红了武昌的黑夜，越来越近的喊杀声让41标官兵心惊胆战，很快在41标营地接连落下重炮。起义部队对该标发动了进攻！黎元洪知道胜负已定，长叹一声，下令打开军营大门，允许军官带领士兵逃生。命令一出，早已丧失斗志或者倾心革命的官兵们都鱼贯而出，前者一哄而散，后者欢呼着去寻找同志。黎元洪夹杂在乱军中，灰头土脸地逃出营房。他不敢回家，就躲入参谋刘文吉家中。

    当晚，总督府、藩署、官钱局、邮电局、各个城门、各类学校都被起义军占领。各部没有参与战斗的士兵，也都自动倒戈。中和门外陆军中学堂约千名学生，全体荷枪入城，与倒戈的清军一起到楚望台集合，听候改编。这些部队，长官都逃跑了，都由棚目带队，秩序良好。大约15000人的湖北新军，除少数部队因对清廷愚忠而在起义中被消灭外，成建制地转变为了革命军。

    11日早晨，当武昌百姓迎着晨曦，小心翼翼地走出家门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换了一个天地。清朝军警和官吏，都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左臂缠着白布的士兵，守卫城门、机关，巡视大街小巷。

    由于胜利出乎意外，武昌城内的百姓准备不及，有的用被单为旗，有的用白布当旗，欢庆胜利。原先，起义军计划以共进会的会旗——十八星旗作为军旗和胜利后的标识。但是宝善里机关被巡捕查抄时，预备着的十八星旗被抄走了。只有李作栋在混乱中，扯出一面十八星旗带在身上逃出。他把这面旗帜由汉口带到南湖，参加了昨晚的南湖炮队起义，后来又进城作战。11日清晨，他将这面旗帜交了出来，让它高高飘扬在黄鹤楼警钟楼楼顶。此后，十八星旗始终飘扬在黄鹤楼顶上。

    值得一提的是，11日后武昌城内还有部分对清朝愚忠的顽固清军，就是新军第30标第一营，主要由八旗子弟组成，对革命抱敌视态度。管带郜翔宸在革命军起义后，开始的时候坚闭营门，后来遭到了起义部队的炮击，就率领全营满族士兵出击起义军的蛇山炮兵阵地。楚望台指挥部派遣进城的李鹏升部队增援蛇山阵地，将这一营顽固清军击退。郜翔宸部队在败退途中遇到吴醒汉等四五十名起义士兵。他误以为吴醒汉等人是观望的部队，竟然强迫吴醒汉等人“归队”，胁迫他们来到第一营的营房。吴醒汉等人将计就计，抓紧时间在敌营养精蓄锐。休息到天明，大家精神恢复，一鼓作气，对旗兵大声喊打。郜翔宸部队不是对手，纷纷夺门而逃。下午一点钟，郜翔宸纠集部分残余，竟然偷袭谘议局（当时已经是临时政府所在地）。起义军因为军队不够，临时安排测绘学堂的学生们守卫谘议局。这些学生兵战斗力弱，被郜翔宸等人攻散。正在谘议局内吃午饭的蔡济民等起义领导人，不得不爬到谘议局后面的山上躲避。所幸郜翔宸这支残军，很快被闻讯赶来的起义军杀退。郜翔宸等人狼狈逃出小东门，窜至东湖一带，最后被民间乡团击溃。此后，武昌城内再无成建制的顽抗清军了。

    武汉三镇中，汉阳、汉口与武昌隔江相望，由第二十一混成协42标驻守。10月11日，高级军官听说武昌失陷后，弃职而逃。下午，驻汉阳的42标一营的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后，决定于当晚8时30分举义。起义按时举行，左队队官宋锡全却想上前制止，一名士兵将白布突然缠在他的左臂上，瞪着他说：“不要糊涂。”宋锡全就这么参加了起义。起义者未遭任何抵抗，迅速占领了兵工厂等目标，并拖炮在龟山布防。汉阳兵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能够生产完备的新式武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2日清晨，瑞澂派载有步兵的军舰一艘，从刘家庙直驶龟山，企图夺占兵工厂，结果被龟山上的炮兵发炮击中，被迫缩回江中。

    武昌起义的消息11日早晨就传到了汉口。文学社骨干詹大悲的朋友看到汉口江边有外国人拿望远镜向武昌方向观看，就向一个日本人询问。日本人说昨夜省城已经被革命军占领。这名朋友干脆大胆地闯入汉口监狱，将正在服刑的詹大悲拉了出来，其他在押的罪犯尾随而出。看守瞠目结舌，不敢阻拦。12日上午，驻汉口的第二营中的革命党人，在第一营策应下，亦率众起义，并拟夺占刘家庙车站。该营在进军途中，得知清军河南援军已经抵达汉口郊外，担心寡不敌众，就退回大智门一带防守。詹大悲在汉口组织了军政分府，担任主任。

    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革命党人自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个重要城市，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泥菩萨黎元洪

    起义军占领武汉三镇后，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与清政府对抗的政权，不然他们不是叛军就是历史上的游寇。

    同盟会对起义成功后的政权设置有一套规定，计划在光复地区建立军政府，以都督为最高领导。按同盟会所订《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第一条：“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这也是惯常的做法。武昌起义的实际领导人是吴兆麟，按照惯例应该由他出任胜利后的湖北都督。但吴兆麟坚决拒绝当都督。一方面，他年轻资历浅，没有丝毫行政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他自知在文学社、共进会也好，在同盟会也好，自己不是活跃分子，之前在革命阵营中默默无闻，如今不适合担任革命领袖。参与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也不愿意推举吴兆麟当都督。

    11日午后，各处起义士兵控制局面后，纷纷涌向湖北省谘议局，要求尽快建立新政权。为什么他们都涌向谘议局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尽管谘议局是清朝政府批准设立的，但毕竟是经过一定范围的选举所产生，其成员是本乡本土有威望有能力的士绅。之前，谘议局里面的立宪派们批评现实，推动立宪改革，多多少少为老百姓说了话。因此，在广大士兵心目中，谘议局和清朝政府是有区别的，议员们是可以信赖的。起义成功后，谘议局的议员们纷纷赶到这里，和起义各部军官联合商议未来去向——这就让在起义中没有丝毫功劳的立宪派们参与了政权。

    起义骨干和议员们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主持商讨会议。大家都有让汤化龙出任湖北都督的意向。汤化龙是著名的立宪分子，之前和革命党人没有瓜葛，赶紧表白说：“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同。”但他马上表示：“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就这样，他婉拒出任都督。汤化龙一席话，说得立宪派议员们纷纷点头。他们对既得利益比较看重，对革命胜利的前景还没有把握，所以不愿意出面领导与清廷对抗。这就是立宪派在革命前期的立场。

    既然汤化龙不愿意出头，吴兆麟作为起义总指挥提议：“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吴兆麟作为旧军官，而非热心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政权领袖不是立宪派就是原来的高官将领。他的意见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吴兆麟的提议，起义后的政权军民两政分治，将行政权力让给汤化龙。这里面可能有起义官兵不熟悉地方政务、缺乏相应人才的现实考虑，更有通过权力妥协争取立宪派支持新政权的目的。而推举黎元洪的原因，吴兆麟说了两点：一是湖北人，二是声望高，容易获得各省响应。还有一个原因是黎元洪作为在清朝官场有重大影响的高官和新军名将，容易被新军官兵和立宪派所接受，也容易争取尚在观望中的前清官僚。

    果然，吴兆麟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但是，黎元洪人在哪儿呢？

    当天下午，马荣在大街上发现了黎元洪的一个佣人，拦住盘问得知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随即带领一队士兵前往刘文吉家，用枪把黎元洪逼了出来。其中具体的情形如何，众说纷纭。后世盛传黎元洪是躲在床下被起义官兵揪出来的，宣扬黎元洪的保守、恐慌和懦弱。“床下说”最早见于反黎报纸《震旦日报》1912年春攻击黎元洪的社评，并没有切实的证据。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时黎元洪躲在刘家的卧室里，见士兵们荷枪实弹涌进房间，以为是来杀自己的，颤巍巍地问道：“各位弟兄，黎某自问不曾亏待过大家，为何要取我性命？”不想，士兵们七嘴八舌道：“协统勿惊，我等是来迎接您出去领导革命的。”这一回答让黎元洪更害怕了。他又摇头来又摆手，连连说道：“不行，不行，造反是要杀头的，莫害我，莫害我。”说着，他竭力和士兵们拉开距离，一会躲到蚊帐后面，一会绕着大床和士兵们玩躲猫猫游戏。最后，马荣急了，拉响枪栓，威胁黎元洪：“你再不跟我们走，我就开枪了！”黎元洪这才极不情愿地随着众人，前往湖北省谘议局。

    黎元洪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得到起义官兵和立宪派的一致认可，又为何会有如此的戏剧性反应？

    黎元洪，1864年出生于汉阳中等偏下人家。父亲黎朝相投军累功升至把总一职，老实本分，没有多少收入。他常年行军在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黎元洪小时被父亲接到驻所直隶北塘读了几年私塾，但是黎元洪读书取仕的心思早没了，却立下了从军的志向。1883年，黎元洪考进天津水师学堂，开始军旅生涯。入学不满月，父亲黎朝相病故，黎家断了经济来源。黎元洪作为长子，上有母亲小有弟弟妹妹，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他的收入，只有每月四两银子的学校补贴而已。用这四两银子，黎元洪养活了全家。在学校里，他生活俭朴，埋头读书；每次回家探亲，他都徒步走完从天津学校到北塘家里的百里路程。当时水师内部的风气极差，赌博、吸毒、嫖妓成风，黎元洪洁身自好，获得了上下一致赞赏。

    1894年，黎元洪已升为五品官，任南洋水师“广甲”号的二管轮。黄海海战中，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率舰临阵脱逃，结果慌不择路而搁浅。日军尾随而来，吴敬荣独自逃生，余下的官兵决定凿船自沉。船沉后，官兵们落海逃命。黎元洪不会游泳，却在与大海拼搏了三个多小时后，安全漂到岸边获救。广甲号只有四名官兵获救，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个。

    黄海海战后，黎元洪赴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先是受委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出任南京炮台总教习。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带着一部分南洋新军和黎元洪等人同去湖北。对这部分力量进行扩编后，张之洞组建了新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是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是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湖北新军第二把手。张彪对近代军事知之甚少，很多事务需要仰仗黎元洪的意见。此外，黎元洪兼任新军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并兼管湖北水师，可算是能者多劳，一肩多任。

    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因为品行卓越，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关心官兵生活，从不克扣粮饷，坚持足额如期发放；专门建立被服厂保证军服供应——南北新军演习时，湖北新军军容就胜过北洋新军；他鼓励士兵学习文化，对学有所成的官兵着意提拔；从不虐待士兵，对犯错士兵都交给执法官审讯定罪。让官兵感动的是，二品顶戴的黎元洪和官兵同甘共苦，坚持吃住在军营中，和官兵一起作息，就连过年也不回家，而是让家人到军营中团聚。

    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曾查出士兵杨王鹏、李抱良、廖湘云等人组织文学社的前身振武学社。黎元洪也只是将涉案的革命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而已。至于为革命官兵说情、保释等事情，黎元洪更是没少做，甚至对新军士兵剪辫的行为都听之任之。所以，在革命党人看来，黎元洪即便不是同志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革命党人回忆：“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黎元洪“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

    领导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人，年纪都很轻，缺乏声望，推举谁当领袖都不能服众。这也为黎元洪的“异军突起”创造了客观条件。起义前半个月，革命党人酝酿胜利后的都督人选。蒋翊武、孙武、刘公三人在职位上争执不下。而居正提议邀请黄兴、宋教仁来武昌领导革命，希望以外部的强大人选制止内部分歧。更多的人希望推举湖北籍的有声望的人物出任都督，首选人物是时任北洋军统制、湖北人吴禄贞。吴禄贞是革命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又是日知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在湖北革命党人中声望很高。可惜他远在北京任职，不可能回武昌领导起义做都督。

    这样，同样声望卓著的湖北同乡黎元洪就成了二号候选人。早在起义前的1911年4月，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洪山宝通寺开会时，就讨论过推举黎元洪的可能。他们认为：“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会上，革命党人刘九穗认为：“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与会党人没有异议，但希望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等吴禄贞在北方率部起义南下后，再推举吴禄贞为正式都督。虽然有过提议，但是革命党人没有做出推举黎元洪的正式决定。他只是备选之一。

    可是在11日，情况就不同了。在场的吴兆麟、汤化龙等人不愿意担任都督，之前设定的领导人刘公、蒋翊武二人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孙武还在医院中治疗，而同盟会领导人并不知道武昌天翻地覆的变化，黎元洪就从一个备选成为了唯一现实的、可能的都督人选。

    当天下午，黎元洪被逼无奈来到谘议局。他头戴一顶南瓜小帽，脑后拖着根辫子，双目无神，耷拉着日式胡子，愁眉苦脸地落座。革命官兵和立宪派立即宣布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主持大计。黎元洪马上跳了起来，甩着长长的辫子说：“兹事体大，务须谨慎，我实在不能胜任，请各位另请高明吧。”

    现场哗然，蔡济民当即痛哭：“昨夜多少同志牺牲，方有今日之光复，若因无人主持而功败垂成，何以面对死去诸同志？若黎协统再不答应，我便自杀以谢烈士！”革命党人朱树烈更加激奋，抽刀剁下一根手指，用血淋淋的断指指着黎元洪说：“你要再说一个‘不’字，我就和你拼命。”黎元洪闭目不答。革命官兵也不管他同意与否，着手组织政权，写好安民文告送到黎元洪面前要他签署。黎元洪连连摆手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翊东见状，提笔在布告上写了个“黎”字，张贴了出去。

    按照东京同盟会预拟的文稿，布告写着“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这是用“中华民国”字样发出的第一张布告。

    黎元洪名义上出任都督，影响不小。“午后则见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黎元洪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人心为之大定。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

    这下，黎元洪算是上了“贼船”，名字上了布告，身子被软禁在军政府。愤然断指的朱树烈佩刀持枪，日夜监守着黎元洪。黎元洪闭目养神、面无表情、呆坐无语，既不说可也不说否，根本就不处理政务。都督不做事，蔡济民提议成立谋略处，代行都督职权。蔡济民出任谋略处负责人。11日晚，在谋略处主持的会议上，革命党人讨论了有关国家建制和政权标志的问题。与会者认为，起义是全国性的行动，必须依靠同盟会的规定办事。同盟会规定，起义成功的地方，立刻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某省都督府。会议决议新政权称为中华民国，政体改为五族共和，规定国旗为九角十八星，改为黄帝纪元。都督府就设在原来的谘议局。

    最初数日，上自政制建立，下至茶水油灯，都督府事无大小都由蔡济民管理，任何人都找他，以致他面容憔悴，声嘶力竭，说话不能出声，只能佐以手势。

    蒋翊武10日凌晨逃出武昌，在郊区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听到武昌起义成功后，匆忙赶回。他赶到谘议局，看到木然的黎元洪和憔悴的蔡济民，失声痛哭：“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革命党人张振武脾气火爆，看到如此尴尬场面，对吴兆麟说：“如今虽占武昌，然清廷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人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不如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壮声威，使一应旧臣皆为胆落。”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当时年轻气盛的起义官兵们对不合作的黎元洪很不满意，希望以吴兆麟等人取代黎元洪。吴兆麟坚决不同意，认为黎元洪就是一言不发、一事不做，对大局也有利无弊。还有一种意见是让革命后迅速赶到武昌的黄兴取代黎元洪。但以李翊东为首的一派人坚决反对说：“黎都督为我们所推举，出尔反尔，如何取信于人。何况赖黎都督的威望，人心始定，今日无故免之，人心必乱。”

    在湖北方言中，“黎”和“泥”发音相近。黎元洪呆坐中军帐，不发一言，加上他身宽体胖，起义官兵们就讽刺他是“黎菩萨”，因为谐音的关系很快传为“泥菩萨”。黎元洪的这个绰号传播得很广，非常符合他当时的状态：自认为与革命党人不合，又因为被迫做了都督成了朝廷的要犯，两头得罪，可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但是黎元洪毕竟领军当官多年，是有能力的人物。原本，他以为官兵起义，也就是瞎闹，闹几天就会被朝廷镇压下去。可随着日子的推移，起义官兵在武汉三镇的脚跟越站越牢，各地都有响应之声。黎元洪的心不能不松动起来。他当都督的第三天（13日）晨，躲藏在长江水面上的湖广总督瑞澂率楚豫等三艘军舰和革命军进行炮战。黎元洪兼管过湖北水师，对朝廷军舰的战斗力还是有信心的。不料，炮战的结果是黎元洪看重的清朝水师被仓促组成的革命军打败，三舰中有两舰受伤。老上级瑞澂自此逃离战场。黎元洪又一次受到了刺激。

    当天，部分起义官兵对黎元洪的消极态度不满，革命党人甘绩熙持枪奔向黎元洪，扬言：“我就是不杀他，也得逼他表个态。”许多人跟着他一起来到黎元洪处。黎元洪见此，以之为转变的台阶，对甘绩熙等人说：“年轻人，你何必如此激烈！我在这里呆了四天，并未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呵！”革命党人陈磊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您的辫子还拖在脑后。您既然是民军的都督，就该剪掉辫子，做个表率，以示决心。”黎元洪立刻回答：“之前，你们要剪发，我悉听尊便。现在，我还在乎一条辫子？”围观者闻言欢呼雀跃，马上找来工具，帮黎元洪将辫子剪去。辫子落地，黎元洪与众人相视而笑。晚上，黎元洪正式主持出席军政府的军事会议，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他开始真正行使都督权力。

    有关黎元洪剪辫子的说法，还有许多细节。比如说黎元洪辫子落地后，蔡济民特地放了鞭炮庆贺。又有说法是辫子没有了以后，黎元洪索性剃了个光头。望着黎元洪光秃秃的脑袋，蔡济民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笑着说：“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黎元洪自己也笑了：“我看像弥勒佛。”又有说法认为，黎元洪“泥菩萨”的绰号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剪辫后，革命党人就放心地将湖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了黎元洪这个前清将领。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谭人凤，组织隆重仪式，给黎元洪授旗授剑，慷慨誓师，“一时欢声雷动，革命军自黎公以至士兵，上下一心，自此始也”。

    黎元洪用前清将领身份统帅革命军，对前清阵营造成了不少震动，减少了革命阻力。武昌起义时，很多新军军官都躲了起来。军政府初建，面临很大的军官缺额。“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湖北各地官绅，接到黎元洪以都督名义发布的电文，纷纷附和起义。“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黎元洪还利用在前清的人脉关系策反前清将领。起义后，清军派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军舰逆长江而上，协助陆军镇压起义军。萨镇冰是黎元洪在水师时的老师，在学校时很欣赏黎元洪。他的现代化海军大炮对武昌城威胁很大，革命军没有炮台可以与之抗衡。黎元洪就写信给老师：“老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元洪再三考虑，才接受此职。希望老师爱惜百姓，也希望老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萨镇冰为之动容，下令海军向岸上空地开炮，不久即率军舰退出战斗，顺江而下。

    清朝陆军大臣荫昌奉命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顺道去洹上村拜访了“病休中”的袁世凯。荫昌乐观地表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

    北方清军源源不断地南下，武汉上空战争阴云密布。此后，这块狭窄的地区成为南北方之间、革命势力和清廷之间的主战场。

    武汉起义军面临空前的压力。湖北新军在实力上本来就弱于北洋新军。起义中，湖北新军原来的中上层军官又几乎逃避一空，下级军官中参加起义的也不多，且事后大多担任了领导职务。起义成功后，军政府的军官和士兵都极度短缺。为了打赢即将到来的决战，军政府决定大规模招兵。招兵消息一经传出，城乡百姓踊跃应征，四方志士也前来投效。除了个人应招之外，不少人是集体前来投军。比如大冶矿工1000多人、汉口布帮伙计等，成批加入新军。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尤其高昂，纷纷报名参军。还有外省，甚至海外华侨听到武汉捷报，也不远万里前来投军。很多人不甘心被编入普通部队，奋勇要求组织敢死队。这一时期，武汉涌现了多支敢死队。

    不到五天时间，湖北军政府就招纳了3万新兵，编为5个协。革命军人数虽多，但军事素质实在令人担忧。参军者多数是城乡贫民，因为战事迫在眉睫，政府没有时间训练他们，多数人连开枪都不会。军政府就在每协中加入一营老兵，打散编制到各部，带领新军边战边学。这些热情高涨的年轻人，满心兴奋地迎接着决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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