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冕大典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正式声明成立。

    就在这前一天，威廉国王仍然强烈反对此事，国王说他答应称“德意志的皇帝”，但绝不接受“德意志皇帝”之称。

    俾斯麦全力劝导国王，他解释：“德意志的皇帝”会让人误以为国王要把全德领土视为己有，招致其他邦国君王的反对。而且按照过去的例子，罗马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是称“罗马皇帝”、“俄罗斯皇帝”，绝不称“罗马的皇帝”、“俄罗斯的皇帝”。普鲁士的银币上刻的是“普鲁士王”，并非“普鲁士的王”。再说“皇帝”和“国王”在地位上并无上下之分，由“普鲁士王”改为“德意志皇帝”并不表示是由地位较低的“普鲁士王”晋升为“皇帝”。俾斯麦如此详细说明。但老王一旦决定，也很顽固。

    “我绝对不做‘德意志皇帝’。”他大吼着，像个小孩子，然后拂袖离座，走到窗前眺望。不久，老王流下眼泪，说，“过了今天，我就不能再称为普鲁士王了！”国王认为这个称呼是他的祖先用剑维护，沿袭而来的可贵尊号，经腓特烈大王的英名后已经被神圣化，如今要放弃它，成为莫名其妙的德国皇帝，有些于心不甘。

    最后，国王对俾斯麦说：“王子与卿持同样的意见，但我决不让步！我还是固执普鲁士的名号。明天典礼，我不参加。”国王甚至威胁俾斯麦，如果再强迫他他就退位，让王子继承皇位。俾斯麦没有慌乱，因为他知道老王的心意。他很了解这位军人性格的国王，刚勇、正直、有责任感，没有一点虚荣心和功名心，只是性情偏激、顽固了些。所以俾斯麦要唤起他的责任感来说服他。

    第二天早上，俾斯麦问位列邦联诸王首席的巴登大公说：“当我宣读完帝国成立的文告后，大公将发表祝辞，到时你准备如何称呼威廉老王？”

    大公回答道：“我想按照国王的意思，称他为‘德意志的皇帝’。”

    俾斯麦说：“这违反了柏林会议的决议。”

    经俾斯麦这么一提醒，大公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俾斯麦知道大公也是一位立宪主义者，极为尊重议会的决议，所以他期待着自己所投的妙药奏效。为这件事，巴登大公立即求见了威廉国王，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会谈。

    俾斯麦相信，虽然皇帝名称未定，但威廉国王一定会出席此次典礼。他知道威廉国王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人，一旦自己的臣属发布了公告，身为国王而主持其事乃是他神圣的义务。

    典礼当日，在王子腓特烈亲王的指挥下，60位持军旗的士官，600位将官，及数十位大官，列队进入凡尔赛宫的大厅，随后是各邦联的元首，最后出现的是威廉国王。

    典礼开始，祈祷之后，俾斯麦庄严地宣读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文告。他声音洪亮。他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排除了列强的干涉，顺利地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由于内心激动，他的脸色略显苍白。俾斯麦宣读完毕，全场鼓掌欢呼。

    王子腓特烈亲王走到父皇面前，跪在地上亲吻父皇的手，老皇帝也扶起王子，双手拥他入怀，因为这个帝国将由这位王子来继承，父子二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威廉一世走下高台，满场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放在了俾斯麦身上。大家都知道俾斯麦是创建帝国、拥立国王称帝的大功臣，新皇帝一定在众人面前向他表示谢意，但是新皇帝却走过俾斯麦身旁，来到排在俾斯麦身后的军队前，伸出手和将官们一一握手致谢，直到最后都没有和俾斯麦交谈半句。这难道就是新皇帝对俾斯麦将近10年的辛苦努力的报酬吗？

    俾斯麦在众目睽睽之下忍住羞辱，他了解皇帝的性情，他知道皇帝暂时的怒意不久后便会化解。更何况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德国的将来，所以俾斯麦并不与威廉皇帝计较。

    公爵的尴尬

    俾斯麦这位成功的政治家表面上虽然志得意满，但内心有时却很苦闷懊恼。

    普丹战后，俾斯麦被封为伯爵，为此他雀跃不已，为自己能让俾斯麦家族由男爵提升为伯爵而骄傲。但是现在他被封为公爵的心情是又惊又恐，因为他知道爬得愈高跌得愈重的道理。被封为公爵后一定会遭致嫉妒。所以当他得知皇上有意封赏自己时，就祈望此事不要成真，并准备当皇上征询己意时委婉辞拒。

    谁知道在出席议会开会典礼时，老皇帝突然称他“公爵”，在座的皇族都齐声祝贺。当时真让他不知所措。不过一向忠于皇帝的他，也只有领受恩赏。但他心中早已预感到日后将会产生许多困难。

    他对近亲好友说：“普通的收入就能维持伯爵的体面，但是要维持公爵的体面，就必须要有相当的财产。”幸好老皇帝赐给他价值300万的大庄园，所以维持体面大概不成问题。

    但他还有更大的烦恼，那就是同族的嫉妒。他出身地主贵族的地位相当于男爵，与子爵或再高一级的伯爵都算是门当户对，但成为公爵后就相当于一个小邦的元首，一定会遭致同族的嫉妒。

    德国当时政界分为四大势力，其一是最右派的保守党，即贵族出身的政党；其二是斐尔科领导的国民自由党，也就是俾斯麦自小就厌恶的自由主义人士；其三为渡索斯特领导的中央党，是日后俾斯麦所要对抗的由罗马教皇指挥下的天主教徒代表者；其四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此党势力较小，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属于极左派代表。

    普法战前，中央党没有出现，社会民主党只有两名党员，所以俾斯麦只要借保守党的力量与国民自由党抗衡就可以。但是现在他被封为公爵后，失去了保守党的支持，所以在议会内就不得不提携国民自由党，设法通过议案，这对他来说，在社交和政治上都是一个打击。

    当时的贵族阶级就曾恶意攻击过他，自1872年起，保守党的机关报便开始诽谤俾斯麦的名誉和人格。例如：

    “俾斯麦在没做宰相时与财阀的关系密切，如公爵和布莱希礼二人，在公爵尚未有多少产业薪水也不多时，就已开始来往，所以使公爵能在巴黎和法兰克福过着犹如君王般的生活。他们可能对公爵在财务上给予很大帮助……大致说来，为了隐瞒与柏林财团间的勾结关系，内阁无所不用其极。”该文影射俾斯麦曾出卖政府机密中饱私囊。

    该报还根据李男爵所言，在普法开战前日，他在外交部遇见过布莱希礼，进而诽谤俾斯麦利用开战后股票下跌的情报，指使布莱希礼卖出股票，获取暴利。

    报上提到的布莱希礼是一位犹太籍的银行家，俾斯麦常借他透过巴黎的罗斯查德家族与拿破仑三世交涉，这是事实。不过报上所说的买卖股票、中饱私囊之举则纯为虚构。

    普法战后，因为法国赔偿了50亿法郎，这对德国国内经济帮助很大，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发财了，尤其是上流阶级的贵族，利用股票市场，个个成为巨富。但他们却不提自己的卑鄙行径，反而责骂为德国带来繁荣的俾斯麦。

    后来，还有机关报更过分地写出：

    “如今腐败已甚，我们在暴政下痛苦呻吟，而暴政的别名就是俾斯麦！”这已构成了损害名誉罪。所以，撰写这段记事的记者为了逃避俾斯麦的控诉跑到国外，并继续在瑞士尽其诽谤之能事。

    俾斯麦在执政的28年间的确成为了巨富。不过这并不是得于不法手段，而是他善于经营，他委托当时商界第一流人物——犹太人布莱希礼接掌其财务。他虽从未向这位犹太人泄露半点国家机密，但仍难免遭人非议。

    1877年以后，俾斯麦卖掉了所有的公债和股票，因为他认为如果要在外交上和欧洲各国打交道，必须拥有对方的有价证券。

    前面提到的保守党机关报对他的恶意中伤让他很生气，他在议席上公开叱责：“为了阻止这些无中生有的攻击者，我们应停止购买该报，如果有人要看报，一定是那些一派胡言者的共犯。”

    但是贵族中的46位名门及数百位牧师却联名请求奖赏该报，公开声明他们是该报的忠实读者。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些是俾斯麦从前亲密交往的好友。可见当时贵族们已经将他视为了眼中钉。

    俾斯麦曾在普奥战后不久，对议员发出如下的请帖：

    “从4月24日以后，俾斯麦伯爵在议会开会中，每周六、日下午9点以后，都在官邸候教，欢迎阁下来访。”

    此举让很多议员都大吃一惊。

    这次从巴黎回来后，他又重施故技。许多议员接到他的请帖后惊讶不已，俾斯麦现在是公爵身份，参加他的宴会必须身着燕尾礼服，那是件多令人受不了的事啊！后来议员们得知不必穿燕尾礼服，着日常服装即可又吃了一惊。

    参与首相官邸清谈的人渐多，也许是因为首相官邸豪华、座椅舒适，有美味佳肴及无限制供应的各国名酒，最吸引人的还是主人那殷勤好客的态度。

    俾斯麦是一位很难侍候的客人，却是一位少见的爽朗主人。所以每周六、日的清谈席中，不分敌我，相谈融洽，宾主尽欢，这对他推行的政策大有裨益。

    “和平外交”政策

    俾斯麦对法政策的大要是消灭法国，孤立法国。到底要实行哪种办法，看政局演变而定，不过德国必须要随机应变，消灭法国，就必须在他们尚未备战时进攻；要孤立法国，就必须诱使欧洲列国与德国缔结同盟条约。根据以上两点，俾斯麦开始进行他的外交政策。

    回柏林后，他立即拍电报给法布尔，目的不外是恫吓巴黎政府，同时静观法国行动，如果稍有差池就可以借机出兵。当然法布尔也因这无由的来电而惊慌失措。

    但是当普法两国在法兰克福签订和约后数日，巴黎就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曾被德军炮火击毁的巴黎又再度陷入暴乱及流血的局势中。不过，让世人深感意外的是法国人民的潜力，他们虽然遭受了战败和流血革命，但很快便克服了这两大灾难，再从废墟中站起。

    新成立的法国共和政府，基础稳固，改善内政之余，全力筹措赔偿金。因为赔偿金没付之前，50万的德国大军将继续驻留在巴黎郊外，法国人民都希望尽早赶走这批德军，所以勤勉、节俭地努力工作，终于在两年半内偿清了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

    同时，俾斯麦为了缓和法国人民的屈辱、怨恨之情，也放宽了条件，减轻了法国人民的负担。因为这时他发现如果消灭不了法国，就只能减少他们对德国的反感，也利于避免日后的复仇战事。

    俾斯麦想：“不要逼得法国走投无路，成为一头受伤的狮子，但是也不能让它过于强大。”因为这个考虑，他认为法国最适当维持共和政府，因为立宪共和政体不会像帝政专制政体般强大，另外他考虑到欧洲下层阶级所酝酿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巴黎这次所爆发的革命就提醒了一点，那就是欧洲各国随时都可能爆发类似的革命，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巴黎，所以他要让巴黎继续保持激进主义的政府，以防止共产革命的危险。

    “欧洲和平”的口号是俾斯麦外交上的基本政策，由此，我们也能看出这位实际的政治家颇具卓见，他曾经主张以铁血统一德国，率领普军东征西讨，让欧洲人人自危。但战争不是他的目的，对他来说，战争只是一种外交工具，最后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德国的统一繁荣，他知道一个民族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和平之上。

    俾斯麦进入他政治生涯的第二期，他所致力的是欧洲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是俾斯麦的目标，所以全力解除战争的威胁。

    除了法国，奥地利也可能对德采取报复手段。1866年普奥战事，奥国大败，奥地利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怨恨，随时都在伺机报复。普法战争打响后，奥地利就想从侧面偷袭德国，因为俄国出面干预而坐失良机。萨多瓦战后，俾斯麦以宽大的条件与奥议和。但是他明白外交之事并不能靠其他国家的好意解决，所以他开始准备应付奥地利的变化，方法就是与俄联盟。

    如今战胜法国凯旋柏林的俾斯麦，威望如日中天。首先承认新兴德国并表示支持的是俄皇亚历山大二世。1871年7月，俄皇率首相高柴可夫来柏林访问，向他的叔父威廉皇帝表示敬意。欧洲第一大国的君主亲自来柏林访问，这使德国人民大感光荣。

    此端一开，各国君主都争先恐后地来柏林访问，从此欧洲政界的中心逐渐从巴黎和伦敦移到了柏林。

    德、俄两国皇帝乘坐马车在柏林郊外阅兵，然后在宫殿内举行晚宴。两国首相——俾斯麦与高柴可夫也在不断会商政情。全欧人士都在注意此事。这两大强国究竟在策划什么？如果他们二者联合，其他欧洲各国根本无法与之相抗。

    其中最受刺激的就是奥地利，奥深知自己绝对无法独力对抗这两大国。此时，布斯特不得不放弃反德政策，决定与俾斯麦联合。

    俄帝访德后的第二个月，即1871年9月，奥皇弗朗西斯约瑟率宰相布斯特到达奥国边境的萨奥斯堡温泉胜地，迎接德皇威廉一世和俾斯麦。这实在是划时代的大事。自1866年奥国战败蒙受屈辱以来，奥国首次改变态度将旧时恩怨一笔勾销，由排德变为亲德。而且这次德、奥连手也是后来1914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因。这也实在是俾斯麦外交上的伟大胜利。

    德、俄友好，德、奥亲善，俾斯麦的外交政策正一步步朝着最后目标迈进。

    俾斯麦认为布斯特态度的改变并不代表两国间百年的怨恨就此一扫而空了。他认为如果要加强两国的关系，必须更换奥相。同年11月8日，布斯特被免除首相兼外相一职，而派任为驻英大使，继任者为匈牙利政治家安德若西，这当然也是俾斯麦所安排、策划的结果。

    关于这位新任的奥地利首相，俾斯麦曾对人说：

    “奥地利政治家们的言论对我来说就像马耳东风，不值一闻，但唯安德若西例外。”后来安德若西之所以能在柏林议会中立功，也是俾斯麦一手提拔的结果。

    同年12月，俾斯麦建议威廉老皇遣王子访问俄国，作为俄皇访德的答礼。当时王子率毛奇等陆军将官一行人出发。俄皇热烈欢迎，举行国宴，声明两国的友好是欧洲和平的最大保障。俄皇的这项声明，对法国和奥地利影响很大。因为该声明表示了两国军事同盟。而他们的敌人不就是指奥地利吗？奥地利国内大为惶恐，想：“倒不如趁此机会与他们缔结同盟才是上策。”

    结果，德、奥、俄三国在柏林订立三国同盟。

    普奥战争时，意大利曾是普鲁士的同盟国，但是在普法战争时两国感情冷淡。后来意大利逐渐发现德、意两国利害一致。其一是关于天主教的问题。意大利王国内，罗马教皇享有治外法权，这让意大利政府很为困扰。因此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不断发生冲突纠纷。而俾斯麦也体会到罗马教皇和德国间的利害冲突，所以也实施排除天主教的政策，拉近了德、意两国的关系。

    另一共通的利害关系是法国，意大利一向害怕法国的强大，尤其担心波旁王朝复活。

    1873年9月，意大利国王伊曼钮率首相和外相访问柏林，受到热烈欢迎，而1875年秋，威廉皇帝也亲自前往米兰会见了意大利国王。

    1873年秋天，法国偿清赔款后德国必须全数撤离，而在此之前的5月，齐耶内阁垮台，由麦克马亨元帅继任为法国总统。

    麦克马亨元帅是色当战役中的败将，但他在法国国内名声显赫，他在克里米亚一战中骁勇善战，在北部意大利与奥地利作战时屡建奇功，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公爵。

    他就任法国总统后，向议会提出将总统任期由3年延长为7年的议案，然后又提出陆军改革案，二者均顺利通过。这些事令德国大感不安，德国人害怕麦克马亨元帅准备复仇战事。

    此时火上浇油的是宗教问题。欧洲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天主教徒必须绝对服从罗马教廷，这与各国的内政相抵触，所以，时常引起政治、外交上的大纠纷。现在法国也正在煽动天主教徒事件。

    法国属于旧教，即天主教国，德国人民大多信仰新教，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人民大多数信仰天主教，所以法国旧教徒的偏激分子便以教会的名义攻击德国，而各地的天主教也激烈排斥德国。这使俾斯麦很愤怒。再加上奥地利与意大利两国有意脱离德国转而与法国同盟，这让法国天主教徒大为兴奋，四处宣传天主教国家将联合势力击败德国。

    俾斯麦的政策是尽力谋取和平，但是如果不能和平就随时攻打法国。现在他眼看着法国蓄意挑拨，心中的怒意几乎按捺不住，德国精兵准备随时渡过莱茵河攻打巴黎。

    为此英国深感震惊，想尽办法加以阻止，法国也感到惶恐，因为他们还没有作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势下，俄国宰相高柴可夫有意出面调停。高柴可夫对俾斯麦在欧洲的声望有所嫉妒，而现在正是一个大好机会。所以他答应法国大使的要求说：“最近我要随皇帝到德国温泉度假，途经柏林时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俾斯麦的。”

    1873年5月10日，高柴可夫与俄皇一起抵达柏林，在问明已无开战的危险后，便以俄帝的名义发表和平声明，同时高柴可夫也电告各国大使：

    “皇帝在确定柏林有维持和平的诚意，并获得保证后，将要离开此地。”

    柏林会议与欧洲和平

    1878年6月13，在柏林召开的柏林会议与德意志帝国的诞生，都是俾斯麦一生中的外交盛举。这是拿破仑战败，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以来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当年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小小德国，如今已成为一方之雄，而且该次会议的地点还在德国首都柏林，议长是德国首相俾斯麦，难怪德国上下都会为之欣喜若狂。

    会议起因于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北方大国的俄国一直都希望在南方能拥有一不冻港。俄国在南方有4条出路。

    第一条是巴尔干半岛，先占领君士坦丁，然后进入地中海。如果俄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就会严重威胁到奥地利的安全，如果俄国进入地中海，就会妨碍英国本土和印度间的交通，所以英奥两国便从中全力阻碍。

    第二条是从中亚经波斯湾进出印度洋。这等于横夺了英国的宝库——印度，英国一定会誓死保卫。

    第三条是从中国北部或朝鲜南下，为此，日本后来就与俄发起了大战。

    第四条是从中亚穿过新疆、四川，自广东出海。俄国的间谍曾在华南地区活动。

    1877年4月，俄国以虐杀保加利亚人为口实，对土耳其宣战。第二年3月，土耳其战败投降，双方订立条约。

    当时，英国内阁为狄斯累利领导的保守党，外交政策较强硬。因此狄斯累利将英国舰队集中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把印度兵团调到了马耳他岛，并在议会通过两千万英镑的军事用款，英国国民也在街道上示威游行。

    全世界都屏气凝神，静观是否会发生一次欧洲大战。大家注目的焦点是俾斯麦。因为欧洲强国中德国与巴尔干半岛的利害关系最少，而且德国的首相是欧洲第一位大英雄。要和要战，都要看俾斯麦的举手投足而决定。

    2月19日，俾斯麦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说，为了欧洲和平，他挺身而出，想要担任英俄两国纠纷的调解人。一开始，俾斯麦就认为英俄间根本不到发生冲突的地步，他曾对身边的人说：“鲸鱼和大象是不会打起来的。”

    英国是世界第一海上强国，俄国为世界第一陆上强国，两者都很强大，但一海一陆，根本无法一决高下。俾斯麦愿意出面调停，对英俄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

    6月3日，邀请函正式发出，13日，各国代表聚在柏林。当时的俾斯麦73岁。

    俾斯麦的官邸大厅里聚集了七大国的20位代表。他首先用法语宣布开会，他魁伟的身躯和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全场人士。俾斯麦致辞后，在他右方第六位的瘦小老人站了起来，脸色略显苍白，相貌略似东方人，黑眸、黑发、多须，这一切都和俾斯麦不同。这位老人开始低声说话。

    听众们都探出上身，专注倾听，不过即使听到了声音，也听不懂内容。失望之余，众人开始窃窃私语，只有俾斯麦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许。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他在用哪国语言发言？大家都猜不出来。这位老人就是顶顶大名的英国宰相狄斯累利，他在用英语演说。当时的国际会议规定使用法语，狄斯累利竟敢漠视规定用英语演说，而且声音微小，这真的是英国第一雄辩家的演说吗？

    各国代表交头接耳，他们都不认识狄斯累利。其实这是狄斯累利的一种战术，他有意在俾斯麦演说后用小声而无表情的态度演讲，当他发现众人皆不知他所云时，不禁暗自窃笑。没有人知道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当然俾斯麦早已看穿。

    接着发表演说的是比英国首相狄斯累利和德国首相都年长、瘦骨嶙峋的俄国首相高柴可夫。他脸色光润，拄着拐杖，以流畅的法语演说。

    坐在议长席上的俾斯麦低着头，似乎在专心听这位老者的演说。他手里拿一支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着，原来他正用德文写了一大堆“过分，过分，过分……”。

    第一天的议程结束后，第二天进行讨论。俾斯麦担任议事的裁决工作，他的确有一套。会议进行得很顺利，过去的维也纳会议花了半年时间，而这次的柏林会议只用时一个月，这全归功于俾斯麦。会议自6月13日起召开，到7月13日结束。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俄国和土耳其所缔结的条约该如何处理，关键在保加利亚等地的归属问题。保加利亚问题，英、俄两国都坚持己见，互不相让。英国首相甚至在参加会议前就完成了一切的战事准备，还命令他的秘书准备好专用火车，以便随时离开柏林。俾斯麦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旅馆拜访了狄斯累利，提出各种妥协方案。但狄斯累利表示在伦敦与俄使已详细谈过，所以决不让步。

    俾斯麦问他：“这算是你的最后通牒吗？”

    狄斯累利明白答道：“是的！”最后俾斯麦说：“我现在要去王子那里，今晚你能否到舍下用晚餐？”

    当晚狄斯累利辞去英国大使的款宴，来到俾斯麦官邸。他们两人边吃边喝，相谈甚欢。最后，俾斯麦终于认定，英国首相的最后通牒绝非虚张声势。第三天，英国首相电告维多利亚女王：“俄国终于屈服，承认英国对土耳其帝国的欧洲国境有军事、政治的支配权。”

    英国女王立即回电嘉勉狄斯累利。狄斯累利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柏林会议的成功是有代价的。俄相高柴可夫悻悻地返回俄国，俄皇也认为德国背叛了俄国，竟然不顾及普奥、普法战争时俄国曾给予的支持，反而处处与俄为难。于是俄国国内的反德分子趁机煽动，欧洲外交界也谣传德、俄即将开战，若真是这样，法国也一定对德宣战，德国将前后受敌。

    就在此时，俾斯麦又展露了他一流的外交手腕。

    1879年9月底，俾斯麦突然出现在维也纳，但是仅仅停留了4天，就是这4天，他口袋中有了一份德奥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中约定，如果德奥两国有任一国遭到俄国攻击，另一国必得全力以助。这并非攻守同盟，而是单纯的防御同盟。但有了这个条约，德国安心不少。

    这是俾斯麦外交策略上的一大成功，因为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仅仅奥地利答应了军事援助，也说明奥地利已不再记恨萨多瓦战败之耻，而且为了征求亲俄主义的威廉一世的同意与奥结盟，俾斯麦费尽口舌，最后不得不提出辞呈才勉强获得了皇帝的许可。

    俄国曾建议法国订立两国攻守同盟条约，但遭到拒绝，所以在欧洲一直孤立无援。1881年3月，俄皇亚历山大二世遭人暗杀，俾斯麦立即提议各国订立政治犯引渡协议，此举使俄国政府深受感动，因而改变了与德对峙之态。同年秋天，两国皇帝和宰相在但泽会见。虽然政治犯引渡协议没有获得各国的支持，只有德俄两国签署成立，不过却对德俄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很大帮助。

    另外，俾斯麦暗中扶植土耳其的新势力。在柏林会议中，他极力保全土耳其的欧洲领土，让土耳其国王很感激，尤其欧洲列强中，唯有德国对土耳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土耳其国王便聘请德国的文武官员负责该国军事、行政、财务等各方面的内政改革之事。同时到德国留学的土耳其青年也逐年增加。可惜俾斯麦死后，德国政治家没有善用他所扶植的土耳其势力，反而加以破坏，造成德国的孤立。

    俾斯麦很有先见之明，他不满足于孤立法国，而且想到要让法国有所发泄，所以建议法国向外获取殖民地。柏林会议时，法国全权大使曾对俾斯麦开玩笑说，其他各国都获得土地，唯独法国未得任何好处。俾斯麦当场答道：“那你认为突尼西亚一地如何呢？那块土地谁也不会去干扰。”

    后来，当法国侵占土耳其领地突尼西亚时俾斯麦毫不拦阻。因为他想让法国人的注意力转向非洲大陆，这有利于分散阿尔萨斯及洛林的胶着情势。果然法国的全副精力都放在了海外拓展上，国内的反德思想也逐渐缓和。

    俾斯麦的外交手法不仅是一石二鸟，有时甚至一石三鸟。他把突尼西亚默许给法国，博得了他们的欢心，同时使一向垂涎突尼西亚的意大利掀起了反法运动。过去意大利的第一敌人是奥地利，第二敌人是法国，后来因为拿破仑三世的援助，法意两国关系改善了。如今，俾斯麦又使意大利和法国反目。

    1881年，意大利国王伊曼钮访问维也纳，这表示奥地利与意大利两国间多年的仇视已消，也是意大利亲德的表现。果然，在1882年，意大利便加入了德奥同盟，成立了三国同盟。

    这个三国同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间，一直是欧洲外交的中心，维持了欧洲和平。此外，俾斯麦还注意到了西班牙。

    当时的西班牙正陷于内乱，一次小型战斗中，叛乱者俘虏了西班牙国军的一支分队，其中有一位德国人，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军作战，而叛军误认他是密探将其枪毙。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十数年前，德国也只好认了，但现在不同了，俾斯麦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马上派军舰封锁了叛军占领的港口，使其无法从国外获得粮食，并且警告法国不能再帮助西班牙叛乱分子，进而通知欧洲各国承认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除俄国外，其他各国都赞成俾斯麦的主张，所以西班牙内乱很快就被平定了。西班牙政府因感谢俾斯麦而实行了亲德政策。

    包围法国的政策逐步完成。这时，突然掀起的风暴是俄国皇帝与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在哥本哈根会面。多年来的对峙化解了，难道是因为反德政策的契合？这让德国上下惊惶不已。不过俾斯麦却冷静地告诉德国国民说：“不要担心，格莱斯顿是个头脑冷静的人，虽然身处《哈姆雷特》的鬼魅城堡中，但我相信他还不至于迷失。”

    这话的意思是指当时哥本哈根郊外，有一座传说是哈姆雷特看见他亡父幽灵的城堡，俾斯麦是说英国首相不会像哈姆雷特般失去理智。俄相高柴可夫去世后，新首相采取了亲德政策，同时在1884年秋天，与俄、德、奥三国皇帝在波兰会面，使一度战云密布的欧洲又恢复了和平。

    和平之风从德国东部慢慢地吹到了德国西部的莱茵河畔，也就是德法两国缔结的新同盟协议。俾斯麦的和平政策终于攻占了最危险的巴黎，一向彼此仇视的两国将要缔结盟约。

    二十年的和平

    普法战争结束后60年的时间内，仅发生过一次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此外欧洲一直没有发生战祸。这要归功于俾斯麦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

    不过在1887年春天，德法间有过开战的危机。因为德国的侦探在边界附近以军事侦探之罪嫌逮捕了一位法国士官，俾斯麦马上向法国致歉并给予赔偿金，缓和法国人的愤怒。

    同年，俄国又突然反德，俄国上下对俾斯麦的权谋诈术深恶痛绝，指责他欺骗了俄国皇帝。这事让俾斯麦百思不得其解。1887年秋，俄皇访问丹麦后返国，途经柏林时，俾斯麦获得觐见机会。他从俄皇口中终于得知了症结所在，原来俄国人以为俾斯麦表面上声明援俄，暗中却唆使保加利亚背叛俄国。

    俾斯麦立即否认，表示一定有人居间挑拨。俄皇相信了俾斯麦，抛弃前嫌，两人相谈甚欢。数周后，误会终于澄清，原来是法国王室中的一支，利用与保加利亚国王的亲戚关系伪造文书，欺骗俄皇，企图煽动德俄两国开战，然后借机恢复他们的王室势力。

    此阴谋被公开后，全欧哗然，这也提醒俾斯麦，他的和平政策前途很坎坷。因此俾斯麦认为除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外，还需要让俄国加入。他安排德、俄、奥三国皇帝会晤，缔结了秘密条约，成功地隔断了俄法的关系。

    这时，威廉老皇帝的健康每况愈下，俾斯麦一心想在老皇帝去世前稳固德俄的外交关系，以报皇帝知遇之恩。

    治理内政，鞠躬尽瘁

    堪称欧洲巨人的俾斯麦在外交上的伟大事迹和卓越功勋我们都知道了，那内政方面呢？一流外交家在内政方面是否也一样成功呢？

    当时众多的内政问题中，需优先处理的问题就是宗教问题，也就是天主教问题，这是两千年来欧洲的大问题，很多国王和政治家都曾因此而遭受挫折。梵蒂冈教皇是宗教上的领导者，同时在政治上也有权力，所以很容易与各国君主的政权发生冲突。

    现在，俾斯麦也面临了这样的危机。在1870年7月，俾斯麦要与法国开战时，教皇公布了一项“绝无错误主义”，即“教皇的一切行动都是神的意旨，所以绝不会有错”。这一宣告给了俾斯麦很大的打击，如果承认教皇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那将来政权和宗教权发生冲突时，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恐怕就会服从教皇的命令而不服从普鲁士国王的命令。这是件很矛盾也很危险的事，因此俾斯麦决定打破这个难关。

    法国就在“绝无错误主义”宣告后的第二天向德国宣战。普法战争时德国国内成立了中央党，这个党是以温索斯特为中心组成的天主教政党，在第一次总选举中，就获得了57议席的多数，成立了一个反俾斯麦的强大权力集团。而且新政党又和社会民主党互相联合。

    这使得俾斯麦下定决心排除教皇势力，并计划趁中央党还没有强壮起来就把它连根拔起。所以普法战争一结束，他马上就采取行动，制定了各种法律，试着驱除德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最后终于和教皇发生了正面冲突，俾斯麦镇压天主教的举动，引起了议会的激烈讨论，俾斯麦的正面敌人是温索斯特。这位个子瘦小的政党领袖，以尖锐的言辞和俾斯麦周旋。此时，向俾斯麦伸出援手的是自由主义者斐尔科，他是科学家出身，帮助俾斯麦的原因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认为宗教和政治应该分立。因此引起了宗教和科学、政治和教堂的双重斗争，这不仅是德国的国难，而且波及全欧洲。

    原来，早在普奥战争以及普法战争时，俾斯麦就感到了天主教的威胁。因为奥、法两国的皇室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教皇一定会因同情这两国而反对普鲁士，尤其是法国政府选定教皇公布“绝无错误主义”的第二天就向德国宣战这件事，让他倍感必须要趁早消灭祸根，所以他发布了有名的“五月法”，开始迫害天主教徒，放逐神甫，并禁止德国国内传播天主教教义。这样一来，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没有了神甫，失去了精神依托。同时，俾斯麦拒绝接见教皇派来的大使，教皇便公开宣布俾斯麦的罪行，冲突日益严重。

    这种情势的发展震撼了全欧洲，当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企图暗杀俾斯麦时，全欧洲更是动荡不安。大家都以为震撼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将在德国重演。全世界的人都在睁大眼睛注意着俾斯麦和教皇的斗争，将会持续到何时。1878年，教皇拜亚斯九世去世，利奥十三世被选为教皇。自此以后，情势大变，因为新教宗认为如此斗争下去对双方都不利，所以逐渐缓和了对德国的政策。俾斯麦也开始缓和对国内天主教徒的迫害，另外，还派王子访问西班牙，顺便到罗马去访问教皇。教皇当时还索取了俾斯麦的照片，俾斯麦为了报答教皇的诚意，也曾经邀请教皇评判有关卡露林群岛的归属问题，并调解德国和西班牙两国间的纠纷。如此一来，俾斯麦和教皇间的关系逐渐改善了。国内的中央党也愿意以它四分之一议席的势力支持俾斯麦，国内外一片和谐。

    俾斯麦勇于退让的做法，也体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才能，因为战争中最困难的不是进击，而是撤退。作为一个政治家，最困难的并不是斗争，而是保持和谐。

    威廉一世凯旋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巴黎却发生了社会党的暴动事件。当时是1871年3月18日。

    这次暴动引发了欧洲各地社会主义者的示威，德国国内也有民众大示威运动。

    俾斯麦见此情形，几乎彻夜难眠。幸好巴黎的暴动不久便被镇压，但这次暴动也留下了后遗症。俾斯麦知道这次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后将会成为全欧洲的大运动，所以他决心抛弃社会主义思想而做一个弹压社会主义的斗士。

    他马上向议会提出组建治安维持法，但议会很快就否决了。

    两个月后，一位青年暗杀威廉国王失败，听到这个消息后，俾斯麦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他下令立刻制订新治安维持法，10天后向议会提出。他希望趁暗杀事件所造成的国民义愤尚未平息时，能顺利通过议会这一关，但议会再度否决。

    三个星期后，刺客再度突击皇帝，这一次皇帝受了重伤。俾斯麦正带着爱犬在腓特烈大庄园的林间小道上散步，接到电报后，他立刻离开公园踏上征途。他充满勇气，满怀斗志地回到柏林，这次枪击对年老国王的生命是一大威胁，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发觉这次谋杀事件可能是让议会通过治安维持法的最好机会，所以又开始积极进行他的计划。

    暗杀国王事件后的第九天，议会被解散，又经过两三周，俾斯麦终于在议会中获得了绝大多数的赞成票，而80岁高龄的老皇帝也奇迹般地康复了。这让全德国的国民欢欣不已，他们都认为老皇帝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并且是位难得的明君。

    俾斯麦有时利用保守党，有时利用中央党，向新议会提出严峻苛刻的治安维持法。最后终于获得通过。这项法令严格压迫民权自由，它赋予宪警取缔一切影响公共安全的事物的权力，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一切言论自由都被剥夺了。

    根据这项新法令，俾斯麦展开了全国性的大镇压行动，67位社会主义干部被逐出柏林。在此后的6个月内，取缔、禁止出售的社会主义书籍达600种以上，有数千人因此而失去了工作。

    有人批评说：“这是近代德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迹。”

    莱伯克尼科特在议会的讲台上大声疾呼：“散播这些种子的人，不久将会自食其果，我们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俾斯麦根本不理会这些，他认为弹压社会主义的措施是内政方面的根本政策之一，必须要彻底执行，所以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潜入地下，结成了秘密组织。

    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因为从法国获得了50亿法郎的赔偿金，国内经济空前繁荣，事业发展、贸易振兴、股票上涨，使得掌握实权的一部分权贵禁不起诱惑，利用职权谋取财富。但俾斯麦对这一点特别小心，他曾经遭受过反对者的诽谤，所以他警告官员们不要贪污，如果犯了贪污罪，一律严办。他要以肃清政风、维持纪律来争取国民对政府的信用。

    另外他努力维持军备，虽然在巴黎时他曾经盛怒之下大骂军人，并且反对扩张军备，事实上，他很了解为了保持德国的独立，必须随时防备俄国和法国，所以他恢复冷静后，就一心一意地扩充军备以防外敌侵扰。

    他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统一律法。原来，德国联邦内的38个小邦都各有独立的法律，各自拥有法院，但法治观念上彼此颇有歧异，内容也复杂不一，所以他便开始着手统一工作，并在1877年制订了帝国刑法。他下台后，在这方面的努力仍未间断。1889年，他成功地制订了统一商法，1900年又统一了民法。

    但是最高法院的所在地问题未能如俾斯麦所愿，他主张设在柏林，但是议会依据地方分权的办法，把它设在了莱比锡。

    俾斯麦还计划让中央政府的财政独立，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铁路收归国有，但在他的任期内始终未能实现，仅做到了铁路国营的地步，因此他不得不征收人民的间接税作为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

    接着他还完成了货币的统一。德国统一前，各小邦都有自己的货币，甚至一个小邦内有两三种货币。而且这些货币的价值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因此俾斯麦将货币统一通用全国。各联邦要求货币铸造权，他想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在货币的一面印上统一德国的徽章，另一面则刻印各联邦元首的肖像。

    此外，他还着手改善关税，废止英国式的自由贸易制度，重新设立保护关税制度。在社会福利立法上，他是近代国家中第一个实行强制性劳工保险制度的人。

    1883年议会通过疾病保险法，规定雇主负责保险金的三分之一，而劳工负责三分之二，强制他们储蓄，以备生病所需。

    1884年订立伤害保险法，规定矿场、工厂及其他各种职业，雇主都要负责全额的医疗费。此外，养老险提案直到1889年才获议会通过，完成立法，其内容规定雇主、劳工和国家需共同负担支付年龄超过70岁以上的退休劳工的养老金。

    起初，这些社会立法遭受了激烈的反对，在议会中被数次否决，但他认为为了防备日后的风暴，必须要保障劳工的生活，所以他排除万难以贯彻他的初衷。在他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他使出了破天荒的新手段：“以友为敌，以敌为友。”

    统一德国的初期，他与国民自由党友好，与保守党及中央党抗衡，但是当他发现依靠国民自由党还不足以让社会立法通过时就改变了态度，与过去的政敌保守党和中央党联合，以便使新法案通过。其实在政治上不付出是很难有收获的，他为了社会立法，付出的代价就是施行对保守党有利的治安维持法。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在改善劳工的待遇，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劳工势力的激进，又订立了弹压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两者相辅相成。另外，他给予中央党的代价是缓和迫害天主教徒的行动以及与罗马教皇言和。

    俾斯麦为什么会想到要改善劳工的地位呢？他自己曾经说：“我认为盼望退休金的人，比较容易受我们指使，例如一般公务员，因为他们有优厚的退休金，所以很顺从我们而安分地工作。没有退休制度的个人与社会，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我认为为了满足劳工大众，即使花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这是一种为了避免革命所做的投资。”

    在内政方面，俾斯麦还努力进行了另一项工作，就是操纵新闻。

    俾斯麦是一位善于利用新闻的天才，他不断制造和提供新闻给报社。他头脑灵活，能如泉水般涌出许多新闻事件，同时他还很详细地安排在何时何地把何种新闻发表在何种报纸上。不过他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每次在制造新闻事件或杂志论文时，他都会把有关他本身的宣传或称赞的文字删掉。他不但不关心民众对他的看法，对后世历史家对他有什么样的批评也完全不在乎。有一次，他的左右对他说：“殿下一定会在后世的历史上留下伟大的政绩。”

    他却很生气地回答：“你以为我是考虑后世的批评才每天这么辛苦地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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