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抑或是你？
柳絮，杨花，雪，羽毛，飞尘……
我想到了世界上一切轻盈的物体，可是我比它们还轻。我不具体积，缺乏形状，所以，我也没有重量。
我没有四肢、没有躯干，甚至也没有头颅，我却依旧能看、能听、能闻。我的感官失去了承载它们的器皿，如丢了鞘的刀，自由、尖锐，所向披靡。我不仅挣脱了身体的羁束，还挣脱了万有引力这根巨大绳索的捆绑，现在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限制我的行踪，把我拉回地面。我是风、是云，我可以抵达任意一个高度，穿越任何一条哪怕比头发丝还细的缝。
然而，我还不太习惯这份突然获得的自由。我总觉得万有引力是在和我玩着某种规则掌握在它手里的恶作剧游戏，短暂地松了松它的掌控，只是为了让我在享有片刻虚妄的快活之后，再把我锁入那个万劫不复的囚笼。我战战兢兢、忐忑不安地探测着我的边界，不敢轻举妄动。
我飘浮在天花板上由两面墙夹筑而成的一个角落里，四下观看。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世界，所以每一样撞进我视野中的东西，都让我产生婴孩第一次睁开眼睛猝然看见万物时的那种好奇和惊讶。从高往下看，房间的线条是斜的，墙壁白得刺眼，墙上挂的那幅画，有点像一片上窄下宽的裙摆。其实那也不能算是画，它只是一幅加了注解的人体器官剖视图。我不知道房间所在的楼层，从窗口显露出来的那片树梢来判断，这里至少是四楼。此刻所有关于时间和季节的记忆，似乎都已经像墙壁一样被刷白了，我只能根据窗口射进来的那抹光线来推测，现在应该是下午4点半到5点之间。至于季节，那倒相对简单：树枝上的叶子已经落尽，露出了一只黑乎乎的鸟巢，所以只能是冬天。一群灰头土脸的雀子在光秃秃的树枝之间窜来窜去，用毛糙尖利的嗓音吱吱呀呀地唱着歌。我听不懂，却也知道那是哀怨——关于饥饿和萧瑟的哀怨。街上的人流很稠密，从高处望下去，我看不见他们的身子，因为他们的身子已经被他们的头所遮蔽。他们像一颗颗棋子，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搡着，在街市的棋盘上来来回回地挪动。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视野里的中心内容。墙不是，窗不是，树不是，阳光不是，雀儿更不是，甚至连街景和行人也不是。他们太光滑，身上没长毛刺，我的目光短暂地扫过他们时，他们没能勾住我的眼睛。真正勾住我眼睛的，是屋子中间那件貌似水母的庞然大物。它周身长满了吸管，每一根吸管都扎进一个躺卧在它肚腹上的长条物件中，窸窸窣窣地吸吮着那物件体内的汁液。过了一会儿，等我的目光终于找到了聚焦点，我才明白过来那水母原来是一张病床，而那长条物件，原来是你。你的大部分身子都掩盖在一张白床单底下，露出来的那张脸，被纱布和管子分割完毕之后，只剩下两爿山岭一样陡峭的颧骨。你大概刚刚在这个姿势里固定下来，你的身子，身下的床单和枕头，甚至还有房间里的空气，都还彼此认着生，正在试试探探地进行着第一轮关于空间和地盘的谈判。
屋里还有两个人，是一老一小两个护士。小护士一边看着仪表上的数字，一边在一个纸夹上做着记录。老护士站在小护士身后，目光越过小护士的肩膀，蛇似的在小护士的纸上爬行。
“仔细点，这份病历将来一定会有人盯着。”老护士叮嘱道。
小护士大概是个新毕业生，连白色的帽角上都挂着一丝初出校门的紧张和拘谨。小护士的指尖觉出了老护士目光的重量，颤了一颤，笔就从手里掉了下去。笔落在了你的枕头上，顺着你头压出来的那块凹痕，滚到了你的脖子底下。
小护士轻轻地托起你的头，取出了那支不听使唤的笔。突然，她发出了一声压抑了的惊叫，捏着笔的手在空中凝固成一朵半开的兰花。
你插着管子的鼻孔里，突然涌出一股液体。那液体清清亮亮的，中间夹杂了几抹桃红，像生着气的蛋清。
“脑脊液。”老护士轻描淡写地说。
老护士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见过了从生到死过程中间的所有稀奇，神经网络早已经被磨成一张满是褶皱的牛皮纸。
“要取样化验吗？”小护士问。
“用不着。脑子心肺都成那样了，不可逆。”老护士说。
“要不要，去问一声刘主任？”小护士犹犹豫豫地问。
“刘主任交代过了，维持着就行。今天这几个病人累得他够呛，让他歇一歇。”老护士说。
护士做老了，就做成了精。成了精的护士通晓科室里的每一根筋络，知道什么时候该捏哪一根。成了精的护士不仅调派得了护士，甚至也可以调派医生——是不动声色的那种调派法。
小护士用棉球小心翼翼地擦去了你鼻孔插管四周的黏液。小护士其实还有问题想问，可是小护士的问题被老护士的一个哈欠给堵了回去。小护士知道刘主任站了多久，老护士就陪了多久；刘主任有多累，老护士就有多累。小护士不懂的事情还很多，她还有半辈子的时间可以慢慢地体会，她用不着一次问清。
小护士堵在嗓子眼儿里的那个问题是：“既然不可逆，为什么还要上艾克膜？”（艾克膜是ECMO的音译，指体外心肺支持系统，是一种先进的急救设施，俗称“人工心肺”。）
小护士终于仔仔细细地做完了记录，在合上夹子之前，又核实了一遍病人信息。小护士凑过身去核对你病床上方的那块名牌时，我看见了你的名字。
路思铨。
我吃了一大惊，因为那也是我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我才终于醒悟过来，原来你就是我。
或者说，我就是你。
眼睛，抑或是鼻子——一件七个月前发生的事
茶妹坐在门前的树荫里，一边揉捻刚刚杀过青的茶叶，一边抬头闻天。
今年的天时很顺。梅雨按着时令来了，把茶树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雨水多，却没有多到让人着急上火的地步，连绵的雨天里总能挤进一两个有太阳的好日子，让人抢上几个钟点采茶、摊晒、杀青。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好天。空气里的味道很杂，茶妹闻到了日头烘烤着土坡的泥尘味，茶叶在她手指的揉搓下渗出来的青涩味，还有鸡走过她家门前屙下的一摊稀屎味。茶妹不仅闻得着气味，还闻得出颜色。筛子里的茶叶不如去年的鲜绿，兴许是雨水的缘故，兴许是日头，兴许是杀青的火候。茶是一样古灵精怪的物件，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性情脾气，季季不同。不过颜色只是秀给人看的，茶妹知道这一季的茶和上一季的味道一样清香。村里的家家户户都靠茶叶吃饭，茶妹家也是。只是阿爸年年收茶时都会留一小部分茶叶，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这些茶阿爸总是要手工制作，阿爸信不过机器。
其实那天茶妹还闻着了另外一样味道，一样她这辈子都没闻过的味道。她说不出那是什么味道，只觉得带着隐隐一丝的铁腥味，也带着隐隐一丝铁一样的重量。那味道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沉沉地弥漫在空中，压得她脑瓜仁发紧。那味道在几个月后的某一天里，还会再次出现，那时茶妹才会醒悟，原来这是老天爷变着法子在给她递话，告诉她日子要有变故。
茶妹今年虚岁19，周岁18，算不上细皮嫩肉，眉眼也长得寻常。可是茶妹的嘴角，却生着两个浅浅的坑。用不着笑，只要脸上的任何一根筋肉轻轻一扯，就能扯得那两个坑一阵乱颤。这一颤，茶妹的脸上便再也挂不住一丝阴云。
可惜茶妹看不见自己的模样，因为茶妹是个瞎子。
茶妹并不是生下来就瞎的。在6岁以前，她看得清蝴蝶翅膀上的每一条纹路，天边云彩里最细的那条皱褶。6岁那年，颜色开始一样一样走失，先是红，再是蓝，再是绿，再是黄。后来世界变成了一片混沌的灰暗。再后来，连灰色也消失了。等到有一天，茶妹在正午时分问阿妈天为什么还没亮时，阿妈才觉出了不对劲，可那时事情已经进入了一条不可逆转的死胡同。
不过，茶妹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个瞎子，她只是觉得眼睛走迷了路，走到鼻子里去了而已。鼻子紧跟在眼睛身后，眼睛每丢下一样东西，鼻子就捡拾起来。当然，在接替眼睛的过程里，鼻子并不是孤军作战，鼻子还有一个可靠的同盟军，那就是手指。手指告诉鼻子形状和线条，鼻子告诉手指气味和颜色，鼻子和手指合着谋，就瓜分了眼睛遗留下来的职责。
“天撑不了多久，又要下雨了。”茶妹抽了抽鼻子，自言自语地说，因为她听见了云被风追着跑的咝咝声。
其实，耳朵也是鼻子的同盟军。耳朵把远处的声音拽到鼻子跟前，鼻子才闻见了云里的水汽。
茶妹的指头蛇似的在温热的茶堆里窸窸窣窣穿行，一捻一搓之间，叶子就服服帖帖地蜷缩成了长条索。茶妹是生在茶树下长在茶树下的茶女子，从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起，就看见阿妈调教茶叶的样子。阿妈的手指仿佛施了魔法，阿妈想叫茶叶长，茶叶就是长的；阿妈想叫茶叶圆，茶叶就是圆的。茶妹似乎很小就意识到了眼睛是靠不住的，所以她把每一样看见的东西，都急急忙忙地往脑子里转移。等到她的眼睛完全背弃了她的时候，她早已熟记了阿妈的指法，她只需要把阿妈的指法从脑子里往指头上搬。所以，瞎女子茶妹在茶季里还能顶得上家里的一个劳动力。
突然，茶妹的手停了下来，一把条索从她的指缝里流出来，沙沙地落到米筛上。她听见了一阵脚步声，两个人，笃笃的，是硬鞋底敲打在硬石头上的声响。脚步声从远到近，越来越响，最终在她跟前静了下来。茶妹抬起头来，感到了眼皮上的重量——是来人的影子叠压在她的脸上。
“莉莉阿妈。”她说。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错了。
这一带方圆几百里村村都种茶，茶的种类杂，制作手艺也杂。货多了就贱，村和村之间你挤对我、我作践你，这儿的茶叶总也卖不上个好价。这几年莉莉阿妈不知怎的跟城里的大茶叶公司搭上了线，村里的茶才长了脚，渐渐走得远了。阿爸就吩咐茶妹别再在人前喊“莉莉阿妈”，要叫邱经理。茶妹打小和莉莉厮混在一起，叫惯了莉莉阿妈，一时难以改口。茶妹记得阿妈也说过和阿爸类似的话，只不过阿妈话里的意思却和阿爸的不全一样，阿妈是说那女人不配做莉莉的妈。
“邱文，你还没开口，她怎么就知道是你？”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一听口音就是外乡人。男人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喉音，轰隆隆的，像是雷雨来临之前天边的闷雷。男人的每个毛孔里都冒着香烟熏过的气味，只是男人抽的烟没村里人的烟凶猛，男人的烟味里多少有几分磨去了边角的斯文。
过了一会儿，茶妹才明白过来男人嘴里的那个“邱文”就是莉莉阿妈，也就是“邱经理”。茶妹只听过莉莉阿爸管莉莉阿妈叫“阿香”，却从来不知道莉莉阿妈还有个名字叫邱文。
“茶妹，告诉城里来的路经理，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莉莉阿妈对茶妹说。
莉莉阿妈的话尾巴里浅浅地埋了一个软钩子，茶妹听出来那钩子不是用来钩她的回话的，而是用来钩那个男人的眼睛的。
“花露水。”茶妹说。
莉莉阿妈和那个叫“路经理”的男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没吹牛吧，路经理？别看这女子眼睛瞎了，倒比五个十个明眼人加在一起还机灵。茶还长在树上的时候，她就闻得出年成了。不信你走几步路去隔壁村里拿包茶叶过来，隔着袋子她都能闻出来不是我们村的货。”
男人没有说话。茶妹听见男人的脑袋瓜子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蛇在草间爬行，那是男人的想法在男人的额头里找着路。
半晌，男人才开口。
“只拍一个录像可惜了，可以考虑做个形象代表。小袋装茶，学台湾的样子，每道工序都是手工，盲人监工，靠嗅觉定位。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意思。当然先要包装一下，打造一个正能量的励志故事。”
茶妹没听懂这话，不过茶妹知道这话本来也不是说给她听的。她便依旧低了头，把挑出来的茶梗扔到米筛外边。
“那赶紧，去问问，她爹妈。”莉莉阿妈结结巴巴地说，语气里夹杂着一丝抑制不住的兴奋。
“我先问问她自己的意思。”男人说。
男人近近地蹲到她身边，问，茶妹你去过城里吗？
茶妹忍不住就笑了，她想告诉男人她的耳朵没瞎，瞎的是眼睛，他用不着那么大声。可是茶妹到底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茶妹岂止没去过城里，茶妹连县城都没去过。阿爸说去县城路上摩托车、汽车太多，阿爸怕一不留神儿车子会撞上女儿。
“想不想去城里工作？”
男人又问，这回，放低了嗓门。男人的喉音嗡嗡地在茶妹的耳朵里挠着，有些痒，却是暖暖的妥帖的痒。
茶妹怔了一怔。
城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城里的天上，怕都不是一样的日头和月亮，在城里她不知道还会不会走路。
“每个月挣3000块钱。”男人说。
茶妹又怔了一怔。她不知道一个月3000块钱到底是个什么数目，她只记得阿妈告诉过她，阿爸去年一年总共挣了18000块钱。她的嘴唇颤颤地抖了起来，却没有抖出一个字。
以为她是嫌钱少，就又补了一句。
茶妹的嘴唇颤得更厉害了，嘴角上的两个浅坑也跟着乱颤起来，她看上去满脸笑意。
没人知道，她害怕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
男人轻轻一笑，站起来，对莉莉阿妈说，这事还得跟廖总汇报。头儿拍板了，才算得数。
一直到那两人的鞋底敲在石头路上的笃笃声一路远了，没了，茶妹才想起她忘了问一句话。
这句话是：“城里有多远？”
百，抑或是零？
“王队，您的茶。”
午休过后刚回到办公室，就有人往他手里递了一杯茶。午休在这里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他其实没有午休。他已经很久没有午休了。他一直在和手下开会，他只是在开会的间隙里草草吃了一个难以下咽的盒饭。
他有名字，可是现在几乎没人会直呼他的名字——除了他老婆之外，他的职位已经成了他的名字。
他职位的全称是交警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中队队长。
茶是他喝惯了的冻顶乌龙，热气腾腾地躺卧在他用了好几年的那个金属保温杯里。杯子肯定洗过了，而且洗得很是仔细，早上残留在杯沿上的茶渍唇痕已被去除得干干净净，金属杯身被洗洁精舔得熠熠生辉。若关了灯，把这样的杯子摆放在高处，说不定可以当作一样差强人意的照明物。
给他递茶的是刚分来的办公室秘书。新人就有这点好处，知道过五关斩六将进入机关系统的不容易，所以老实乖巧，眼里有活。可惜，过个一年半载，新人混成了老人，身上就免不得沾上机关的油气。不出五年，就会是一根手指捏上去都滑的油条。
头疼啊，头疼。说不清楚是哪个点上的疼，那是一股弥漫在整个额头的隐隐约约的疼，仿佛有人在他的头上系了一块头巾——坐月子的婆娘那样的系法，只是不小心系得太紧。疼不是今天开始的，也不是昨天，甚至也不是前天。疼已经缠绕了他两个多月了，时缓时紧，不分日夜，连睡着了也疼。因为睡着了就免不了有梦，梦把白日的担忧演绎成一幕又一幕的现实，醒来常是一脸一身的冷汗，头比没睡的时候更疼。
他清晰地记得他的头疼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那次全局中层领导会议上。今年前三个季度的重大交通事故，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92%，局长说。局长说这话的时候，谁也没看，可是全场的眼睛，都落在了交警大队长身上。那天大队长的身上嗤嗤地冒着烟。他坐在大队长身边，知道这烟很快就会蔓延到自己身上。谁都明白，第四季度只要再出一次重大事故，仅仅一次，这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那条百分之百的红线。百是什么意思？百是千仞山巅，百是万丈深渊，百是火海，百是油锅，百是万劫不复。一想到百这个数字，他全身的汗毛就会炸成一片钢针。
“林秘书刚打来电话，传吴局的话，下午4点在吴局办公室开会。”秘书说。
秘书说这话的时候，没敢看他，连声音都踮着脚尖。虽然秘书才来几个星期，秘书也知道周五下午4点钟被局长召见，轮到谁头上谁都得胆战心惊。
“说是什么事吗？”他问。
“没说。”秘书答。
其实不用问，他大概也猜得出是什么事。这个季度辖区内虽然零零星星地出过几桩交通事故，老天长眼，哪件也还够不上重大事故的标准。现在离新年只有三天了，可是这三天中间偏偏蹲着一个不祥的周末。这是一年里的最后一个周末，路上将行走着一年中最繁忙的人流和车流，有赶着坐飞机火车去探亲的，有赶着开车回家来过元旦的，有赶着替公司运送一年中最后一趟货物的……一根烟、一条手机短信、一瞬间的迷瞪、一个急转弯，甚至一个路坑、一秒钟的闪失，就有可能酿造出一起事故。吴局无非是想再亲自叮嘱一遍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其实，用不着吴局叮嘱，他早在两个星期前就已布置了任务，在交通要道和事故多发地点增加了灯光警示牌，配置了更多疏导监控的人手。
三天，还有三天。他已经把心在手里提了两个多月，他还得再战战兢兢地提上最后的三天。只要熬过了这三天，那个血淋淋的百就会被刷新成一个雪白干净的零，他就能从头来过。老婆多次催促他去医院做脑电图检查，他迟迟不肯动身，是因为他知道唯一能治愈他的头疼的，不是医生，而是太平无事的新年钟声。
绷了一早上的天，这时突然裂开了一条大缝，阳光从窗口探进来，在空中炸开一条白色的光带，他一下子看出了办公桌玻璃面上的灰尘。秘书在屋角整理文件柜，弯着腰，蓝制服裤子里裹着的腰臀浑圆、结实、紧致。这裤子一定是自己改过的，要不怎么能这么合身，他暗想。年轻就是好，就算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在屋里走来走去看着都养眼。每个科室都该配备这样一个秘书，那是最有效的减压药丸。后勤科应该把暖气再调高一点，让秘书们冬天也能穿裙子，在所有人的眼睛跟前晃来晃去。
“你过来。”他听见自己对秘书说。
秘书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垂首等待他的吩咐。
他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即使没有镜子，他也知道此刻他脸上的表情一定接近于慈祥，尽管他憎恨这个形容词，因为它和年龄有着某种不清不白的关联。
秘书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阅历给她垫底，她经不起沉默，她低垂的双手开始不安地绞来绞去。
“你们年轻人现在玩什么手机游戏？听说有个什么鸟来着，很流行？”半晌，他才问。
秘书吃了一惊，她没想到悬念竟是以这种方式落地。
“愤怒的，小鸟。”她结结巴巴地提示。
“对，就是这个，你帮我找找，我也想学。”
他打开自己的手机，递给她。
他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指头灵巧地在手机屏幕上滑来滑去，他的眼睛几乎跟不上她的速度。她的指甲修得很好，长长的、尖尖的，泛着一层粉红色的亮光。指甲都能看出年龄，他想。她还没挨过生活的锉刀，她还不知道什么是毛刺、死皮、裂口和茧子。
突然，手机在她的掌中扭动起来，发出一声含糊而暧昧的呻吟。紧接着，便是一阵震耳欲聋的乐曲声。那是《喜刷刷》的旋律，他设置的手机铃声。那本该是一段没心没肺的乐曲，叫人听了忍不住想扭一扭腰肢和胯骨，可是这一刻听起来，不知为什么却有一种不祥的凄厉。他闭上了眼睛，不敢看显示屏上的那个来电显示。
老天爷，千万别是，那个号码。
他默默祈祷。
“是林科。”秘书告诉他。
他的心咚的一声坠了下去。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他终究没有熬过，这最后的三天。
褐斑，还有梦想
“你儿子的房租又涨了50美金。”
妻子拎着一条滴着水的洗碗布，从厨房里探出身来说。
刘主任正躺在安乐椅上看报纸。还没看完一段话，字和字就开始相互进犯，打成了一团模糊。作为一个有20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深知在消灭完一大碗鱼头汤和一整只螃蟹之后立即进入午睡状态，有可能导致他患上急救过的许多病人所患的那些疾病，可是他顾不得。在重症监护室连轴转了一整天之后，他甘愿用几年的寿命来换取这一刻的放纵。
阳光很暖和，落在眼皮上酥酥痒痒的，隐隐有几分重量，叫人几乎忘了这是冬至向小寒过渡的严冬时节。上一次在阳光里午睡，是哪一年的事了？5年前？10年前？或许还是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那时候，他像马一样精壮，在课堂和实习之间，还可以挤进一场篮球赛；那时候，他不挑太阳，太阳也不挑他，随便在哪里的草地上一躺，还没来得及感受阳光在眼皮上的分量，就能立即入睡。他见过多少个版本的太阳啊，巴尔的摩的、旧金山的、斯德哥尔摩的、阿姆斯特丹的，还有……思绪也开始相互啮咬，变成了一团团边缘残缺不齐的云雾。手里的报纸咚的一声落到地上，他倏地惊醒了，醒得干净彻底。睡意来得急，去得也急。他终于明白，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阳光和午觉都已经和他生疏了。
“你儿子又要换车。说那辆丰田老了，去医院实习的路上死过几回。”
妻子刚刚结束了一通越洋电话，正在向他转述电话里的内容。妻子说话的语气和神情，仿佛是一个后妈在对现任丈夫抱怨前妻所生的孩子。
实情当然不是。儿子是他的儿子，也是她的。他们唯一的儿子现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读书，而那所大学，也是他的母校，他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妻子并不真的在抱怨。妻子只是借着儿子的口，提醒他下一笔汇往美国的生活费，要加大力度。
其实，儿子是一个好儿子，很少乱花钱。儿子三年暑假没回来过，就是为了能打一份暑期工，填补生活开支。儿子的成绩一直很好，这个学年甚至获取了一笔对医学生来说相当不易的奖学金。只是像约翰·霍普金斯那个级别的医学院，从来就不是给穷人家的孩子预备的，最基本的费用对许多家庭来说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他坐起身，想去够掉在地上的那份报纸，腰身一扭，突然打了一个响亮无比的饱嗝，喉咙和舌尖泛上一丝酸辣交织的午餐记忆。
“今天的剁椒鱼头，实在是太好吃了，多久没吃过这么正宗的辣了。”他由衷地赞叹着。
妻子已经洗完了碗，正站在厨房通往客厅的过道上，往手上抹防裂霜。
妻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半晌才说：“怨谁呢？你什么时候在家里吃过饭？”
妻子的确是在抱怨，她在抱怨她的孤单。这些年里，很少有一个轮休日和节假日他是待在家里陪伴她吃饭的。他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汽车里，赶往一个又一个熟悉或者不那么熟悉的城市，一次又一次有意义或者不那么有意义的会诊，一场又一场有意思或者不那么有意思的讲座，仅仅是因为那些场合能够帮着充填他钱包里那个工资所不能填满的巨大空缺。
妻子的抱怨是一件粗布面的丝绵袄，手摸上去略略有点糙，可是内里絮的却是温软的体恤。妻子担忧一匹老马是否还能负得动比年轻时更重的轭，妻子害怕一匹幼驹能否有足够的耐力爬上路途尚且遥远的山巅，妻子忧虑一个女人在孤独地度过中年之后，是否还有力气孤独地迎接老年。
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或许，当时他应该听从妻子的建议，让儿子在国内的医学院毕业之后，再去美国深造，就像他自己当年那样，而不是在儿子高中毕业之后就把他匆匆地送出去，从而把全家绑上了一驾卸不下轭的战车。
他伸手捡起地上的报纸，翻找方才被睡意狙击了的那一页新闻。突然，他愣住了，他发现他的右手背上，有一个褐色的斑块。它浅浅地潜伏在皮肤之下，似乎随时准备要在表层开出一朵邪恶的黑色的花。皮肤的细褶从它中间穿过，为它营造了一丝居心叵测的笑纹。他知道这块斑的医学名词叫脂溢性角化症，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叫老年斑。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昨天下班洗澡的时候，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莫非它是在昨夜不安的睡梦里找到了可以繁殖的土壤？在它身后，还有多长的一支队伍在等待着陆陆续续地登场？
其实，这不是它的第一次亮相。早在实习生们见到他时毕恭毕敬的眼神里，早在他发现自己和住院部医生们一起吃饭却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谈话时，早在他把儿子发给妻子的电邮里提及的 Abercrombie &； Fitch 当成是一家新药厂的名字时，那个貌似无辜的褐色斑点，就已经明明白白地印在了他的额头上。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只有他还蒙在鼓里，像是一个被周围的人严密地封锁了病情的晚期癌症病人。
他刚刚过完了53岁的生日，他一直以为自己来日方长，直到这块褐斑意想不到地冲出来，戳破了那个年富力强的肥皂泡。他还有许多个梦想没来得及展开。他曾想到过去非洲，去海明威描述“乞力马扎罗山峰的雪”的地方，开一个小小的诊所，培训一批在没有先进仪器的情况下依旧可以靠经验做出快速诊断的基层医生，教年轻女孩子如何简易而有效地节育，给边远乡村的产妇接生。他也想过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买一个小木屋，重拾小时候只冒了一个尖就被掐断了的绘画兴趣。
当然，这些都还不是他最大的梦想。
在他还未考入医学院的时候，他就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眼科或者脑神经外科这样精细得像绣花，无人可以轻易替代的专科医生。而在53岁的当口，站在急诊科主任的位置上，他才恍然大悟，他已经做了一辈子的守门员，恪守职责地守护着生命的大门，却始终无缘探索生命的景深。
太晚了，太晚了，他的手背已经出现了第一块褐斑，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展开一个停留在草图阶段的梦想。他只能期待他的儿子，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能从他手里接过那份草图，再把它演绎成一张完整的设计图纸。
这时，挂在衣架上的大衣突然颤动起来，发出一声被蒙住了嘴似的瓮声瓮气的呻吟。那是他的手机。轮休日的手机声多少让人有些心神不宁，他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接。可是手机很有耐心，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把暧昧的呻吟渐渐演绎成刺耳的絮叨。
妻子终于忍受不住了。妻子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他的手机，戴上老花镜，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神色就有些慌张起来。
“辛头。”她对他做了个手势。
辛头是新上任的院长，直接分管重症监护室，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拿过手机，刚接起来，就听见耳朵里炸进一句接近于气急败坏的斥责：
“连我的电话你也不接了？”
他想解释，却来不及，辛院长没有给他留一丝缝隙。
“车已经等在你楼下了，赶紧到急诊。”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等着你上艾克膜。急诊那几个人都是二把刀，全院只有你接受过那个柯什么的培训。”
辛院长说的是柯文哲，台大医院创伤部主任，有人称他为亚洲艾克膜之父。可是此人在业外几乎完全无闻，况且此时离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成功竞选台北市长，还有小小的几步路，难怪辛院长记不得他的名字。
“是个什么情况？”刘主任一边穿大衣，一边问。
“57岁的男人，车祸，多发伤，深度昏迷，双侧瞳孔散大，没有自主呼吸。用去甲肾上腺素血压才升到60/40，血氧上了呼吸机才到40，很快就要维持不住了。”
“值得上艾克膜吗？”他问。
片刻的犹豫之后，他听见辛院长说：“不值。”
“家属知道不值吗？”他问。
“家属知道没有医治意义，他们只想维持。”
“那，费用呢？他们清楚吗？”
这是一个他不得不问的问题。
艾克膜是院里最昂贵的医治手段之一，插管的费用接近4万，每天都需要上万元来维持。加上其他的辅助设施，这一张账单很快就会长到没有尽头。
“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愿，费用应该不是问题。”辛院长说。
在急诊室，刘主任已经见惯了各式各样的扯皮，为方案、为时间、为费用、为责任，可是有时候他依旧像个实习生似的忍不下好奇。
“为什么？”他问。
电话那头是几秒钟的沉默。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见面再说。”辛院长说。
他进了电梯，妻子追上来，从电梯缝里塞进了他的围巾。电梯里的接收效果很差，辛院长的声音被剪出大大小小的洞眼。
“……对医院……你本人……没坏处……”
谁是Q？
丈夫起床的时候，其实她早就醒了，只是没吭声。这阵子她的觉就像是一张稀薄的绵纸，一个翻身、一声鼻息、一缕没有成形的思绪，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那上面捅出一个无法修补的窟窿。
她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6点25分。今天丈夫比平常早起了一个小时。昨天入睡前他说过，今天茶叶基地有个新项目落成，他要一早赶过去参加剪彩仪式。她随口问了一句，是朱家岭基地吗？他含含混混地应了一声，听不出是承认还是否认。她其实完全可以继续追问下去的，只是她还不习惯那样的对话方式。
透过洗手间半开的门，她看见丈夫的脸近近地贴在那块玻璃镜前，手里捏着一把小牙刷，正在给鬓角补黑。自从丈夫提了总经理之后，头发白得很快。开始时是她嫌他老相，总追在他身后要给他染发。他拗不过，只好从了，神情不耐烦得像是被迫卖身的青楼女子。
渐渐地，她发现他不再在家里洗头，每个星期都会去发廊正儿八经地染一次头发。剩下的那六天里，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会用发廊买回来的一种不需洗涤的简易补色剂，追杀那些在夜里趁他不备时偷偷钻出来的白发楂。它们有多快，他就有多快；它们有多鬼，他比它们更鬼。
“公司形象。”
当他在镜子里发现了她的眼睛时，他总会这样对她解释。她从前信，现在却也信也不信。她隐隐觉得公司是件大袍子，底下藏了许多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的东西。看着丈夫在镜子前全神贯注的样子，她的心情有些复杂，就像是一个师傅辛辛苦苦地敦促徒弟学一门手艺，一觉醒来，发现徒弟的技艺不知不觉间已经超过了师傅的期许。可是徒弟拿着这门手艺满世界显摆，目的却不是为了取悦师傅。
嗡。
丈夫的手机在那边的床头柜上轻轻地哼了一声。不，那不是声音，那只是一下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的振动。
这是丈夫的疏忽。
丈夫的手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即使是睡觉，他也会把手机严实地压在他自己的枕头底下。丈夫下班回家，总是预先把手机调到静音模式。他说是为了不吵扰她，她从前信，现在却也信也不信。现在丈夫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隐含了另外一种她以前从未想过的可能性。比如他在镜子前的专注神情，比如他给公文包新设置的密码，再比如他接电话时压低了的嗓音。尽管丈夫的解释听起来无懈可击。
她信了他一辈子。一辈子搭建起来的信任，怎么只需要一刻，便说塌就轰的一下塌了呢？
那一刻就发生在昨天。确切地说，是从昨天她洗衣服时在他裤兜里发现了那张收据开始。
那是一张古驰专卖店的收据，一只手袋，13500元。票面上印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以前。
她站在洗衣机跟前，手里捏着那张收据，身子抖得像风里的一片叶子。那张小纸片像只尖嘴的虫子，沿着她的神经爬来爬去，随心所欲地下着牙，于是她的思绪，就被咬成了一根根断线，有头的没尾，有尾的没头。一直到晚饭之后，她才渐渐冷静下来。
千万不能冲动。她暗暗告诫自己。
这张小纸片的背后，也许是一条简单明了的大路，也许是许多条幽暗诡秘曲折的羊肠小道，除非她知道出口，她不能轻易捅破那张纸，陷入那些进去了就可能永远也走不出来的歧路。
昨天晚上丈夫参加公司年底的员工会餐，回家很晚，人也显得有些疲惫，没说几句话就睡下了。当他充满酒气的鼻息拂过她的耳畔时，她几乎有些如释重负。她庆幸他没给她机会，因为她还没想好怎么开口，拙劣的开场极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她输不起。
今天吧，还有今天。丈夫说早上的剪彩仪式完毕后有饭局。现在风声紧了，一切从简，但庆功饭还是要吃上一顿的。这顿饭可以是一个小时，也可以是半天。她还有整整一个上午，加上至少半个下午，可以想清楚每一条羊肠小道的进口和出路。
丈夫的手机还在持续不断地发出振动，洗手间里的水开得很大，他听不见手机的求助。她侧过身去，看见显示屏上跳动着一个大写的Q。她不知道这是英文字母，还是汉语拼音的缩写。丈夫通信录上的名字，通常都是汉语输入，这个简洁到极致的Q字，突然就萌生出一丝藏头掖尾的含糊和暧昧。
隐藏得太深，其实也是一种暴露。
她突然想起了不知从哪部谍战片里听来的台词。
她的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搜集着他们熟人中间可能与那个字母相关的姓名。
裘晓露，他公司的海归财务；仇国毅，他的大学同学；秋月，她表妹的女儿；钱珊珊，他公司的行政助理；邱文，朱家岭基地的业务经理。
她把这几个名字在脑子里抛扬筛选着，比较着他们和那个古驰手袋之间的距离。她首先排除的是仇国毅，因为他是个男人，而且比丈夫年长。其次，她排除了秋月，秋月是他们的小辈，一直居住在澳大利亚，多年未曾联系。再次，她排除了裘晓露，她听丈夫说过这个女人和董事长有一腿，丈夫再大胆，也不敢在上司的碗里偷食。想到钱珊珊的时候她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把她排除在外。钱珊珊刚休完产假回公司上班，以她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阶段的女人，除了孩子之外，很少有多余的精力关注别人。
最后，剩下的便只有邱文了。她没见过那个女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个女人就是丈夫手机里存的那个大写字母。即使她证明了邱文和Q之间的关联，从Q到古驰手袋中间，也还隔着千山万水的路途。
不过，排除法本身也是一种证据，它至少提供了通往证据的第一步路。
兴许，它还不仅仅是第一步路。
她想起了昨晚她随意问到朱家岭时，丈夫脸上的那丝不自然神情。还有，在茶叶市场如此恶劣的竞争环境下，丈夫公司在朱家岭的项目却开拓得如此顺利，短期资金回笼并不是奢望。
当一个人睁大眼睛时，就能从每一件熟视无睹的事情上，突然发现蛛丝马迹。
她暗自感叹。
手机终于疲软无奈地停止了振动。
丈夫从洗手间里走出来时，已经梳洗穿戴完毕。丈夫今天穿得很正式，铁灰色的双排扣西服，里边是一件带细隐条的白衬衫，领口系着一根青灰色夹杂着芝麻点的丝绸领带。丈夫的行头看上去布料厚实，做工精致，却没有一样是名牌。丈夫小时候家境贫寒，到现在也没有改掉小心翼翼的消费习惯。丈夫几乎从不光顾品牌商店——除了那只现在不知挎在谁臂弯里的古驰手袋。丈夫需要置办行头的时候，只会去那几家经过数十年的筛选而最终沉淀下来的国产老店，而且只在打折的季节。从那些店里买来的衣装，穿在丈夫身上时，总让人感觉价格比实际支付的昂贵得多。那是因为丈夫的眼光，也是因为丈夫的身架。在这个岁数上，丈夫依旧腰杆挺直，小腹上虽然有几丝隐约的赘肉，但这几丝赘肉实在分布得太到位了，几乎可以被轻而易举地理解成关于阅历的暗示。假如你可以忽略他鬓角即使看守得再严实还会偷偷逃窜出来的几条灰丝，乍一看，他几乎还像是一个在四十的某一个阶段徘徊的青壮汉子。
“你的电话，响了很久。”她指了指床头柜对他说。
“吵醒你了？”他问她，却并没有马上过去看手机。
“Q是谁啊？”她闲闲地问，又马上用一声咳嗽，遮掩住了声音里那一丝轻微的颤抖。
“同事。”他若无其事地答道，她发现他的眉毛轻轻地挑了一挑。
他弯下腰去拿他的公文包，她在这短暂的间隙里酝酿着下一句话。
“这么神秘啊，一个字母。”
她想给这句话涂上一层幽默的油脂，不知怎的，话一出口她就觉出了干涩。
“哦，那名字太难写了，我懒得写。”他说。
话说到这一步，就几乎走到了死胡同。当然，假若她什么也不顾，死命往前拱，她总是可以拱出一条路来的。可是，这不是她惯常的姿势。即使他没觉得，她也会憎恶自己的没脸没皮。
“今天你抽空和豆豆视频一下，问清楚航班信息。”他吩咐她。
豆豆是他们的女儿，5年前移民去了蒙特利尔。豆豆去年夏天生了一个儿子，元旦过后要带儿子回国探亲，他想和妻子一起去上海迎接他们从未谋面的外孙。
“老路。”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叫住了他。
他疑惑地回过头来，她犹豫了片刻，摇摇头，说，算了，晚上回来再说。
他替她关了灯，说再眯瞪会儿吧，上班还早。
门关上了，他用钥匙锁上了保险栓，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那头。
是的，她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岂止是再睡一会儿，她想睡多久就可以睡多久。她今天不用上班。
她永远也不用上班。
昨天上完最后一堂课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校长已经等在那里，桌子上放着一盒包装精美的比利时巧克力。
她有些吃惊。她在艺校已经工作了将近20年，校长换过了好几届，哪一届也没送过她礼物。
校长漫无边际地说了些闲话。校长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她，只是低头摆弄着巧克力盒上的缎带。
电闪雷鸣间，她突然就懂了。她没搭茬，只是静静地收拾着抽屉里的物件。
“学生家长反映……”校长终于嗫嚅地进入了正题。
“他们希望，希望学校能够聘用，年轻一些的老师。”
家长没错，校长也没错，错在她自己。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在哪个行业都是老妖精了，她已经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那个前浪。
不，她不是今天才成为前浪的。早在23年前她所在的歌舞团解散了的那天，她就是前浪了，现在她只是前浪留下的一团泡沫。她的姐妹们在比她年轻很多的时候就退休了，她却一直在这所艺校工作了这么些年，拿着羞于启齿的薪水，仅仅是因为她舍不下舞鞋踩在地板上的温软灵动感觉。她觉得哪一天轮到她非得脱下舞鞋不可，她就离死不远了。
终于，在19年之后，她像一块用脏用烂了的抹布，被人扔了出去。没有预先通知，没有欢送仪式，因为她只是临时工，不在学校的正式名册上，他们也没签过任何劳务合同。
没有人会记得她在还是一块新布时的色泽和光亮。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做广场舞的教练。”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她听见校长在身后说。
假如她还是不情愿脱下舞鞋，那么，她就只配教那些膀大腰圆，穿戴得花红柳绿的老太太了。
她又眯眯瞪瞪地睡了回去。觉依旧浅，中间破着大大小小的洞。睡睡醒醒的，她再一睁眼，竟然已经错过了午饭的时间。
她懒懒地起了床，梳洗过了，走进厨房，想给自己煮碗面。拧开煤气，煮上了水，突然又改了主张——她腻味了自己煮的饭。听说时代广场的二楼新开了一家港式茶餐厅，可以喝下午茶，有各式广东点心。她从来不舍得在这个级别的餐厅消费，今天她要去试一试，一个人。
吃饭不是她唯一的目的，吃饭只是开始。吃完饭，她会照着那张收据上的地址，找到那家古驰专卖店，买一只和收据上一模一样的手袋。买回来后，放在家里一开门就可以看见的那张茶几上。手袋旁边，会并排摆放着那两张数目相等日期相隔一个星期的收据。然后，她会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等着看丈夫进门时的惊讶表情。
当然，还有惊讶之后的那个解释。
她打开自己那个多年前买的，边角已经磨破了皮的手提包，检查过了皮夹子里那张几乎没怎么用过的信用卡，然后走出了门。
这个冬季实在不像是冬季，风吹在脸上几乎有些暖意。她抬头看天，天已经阴阴晴晴了好几个来回，隔着薄薄一层雾霾，太阳看起来像一张没来得及梳妆的脸，有些憔悴苍老，照在身上却依旧让她觉出了冬衣的重。她突然注意到，门前那棵叶子早已落尽了的梧桐，枝条有些臃肿。她再仔细看了一眼，才发现那是些隐隐地包在枝条里的新芽。
天。她的心猝然抽了一抽。
草木不守时，要有灾祸。
她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跟她说过的话。母亲说多年前院子里的一棵桃树，突然在正月里开了花。那年城里闹武斗，死了很多人。
这时，她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拿出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便顺手掐灭了。这阵子广告电话实在太多，她接得有些腻烦。可是电话很固执，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手中吼叫着，直到嗓音嘶哑。
她终于接了起来。
“我姓王，是交警大队的。”那头说。
那头说话的声音很急，她听见了，却没有听懂。电话从她的手里掉落下来，擦拭得锃亮的塑料面在人行道坚硬的路沿上磕开了一条似笑非笑的裂纹。
皮球，到底该落在哪里？
廖总来到茶座包厢的时候，女人已经到了。
女人侧身对着窗外坐着，肩胛骨在黑毛衣里挺出两个小小的棱角，脖子和肩膀的线条消瘦、柔和。
到底是搞文艺出身的，摊上这等事，还能坐得那么直。童子功已经刻在骨骼里了，什么衣裳也盖不住。
廖总暗想。
她是一个人来的，他却不是。此刻公司的律师、办公室主任，还有行政助理，正坐在隔着薄薄一层板壁的另一间包厢里，密切监控着这里的一举一动，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一旦发生撒泼厮闹昏厥等事件，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冲进来救急。
这些，女人并不知道。
女人的女儿在国外生活，娘家和婆家的人也都在外地，他们这会儿正在赶往这个城市的路途中，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就将出现在她面前。他们是她的战略参谋、挺进队、工兵团、掩护部队，他们将随时为她提供谋略、兵力、武器，为她排除各种她可能看不见的陷阱。在女人的全套人马到来之前，他必须先攻克她的心，至少在她的思维模板上抹下一笔色调。
窗外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双孔石桥。岸边是一排青瓦白墙的江南民居，屋檐上垂挂着一串串绵纸糊的灯笼。河是人造的，桥也是。就连矮房和铺着石子的街道，都做过旧。在钢筋混凝土堆积成的都市里，水是一样奢侈品，即使是人工挖掘的运河，所以那条步行街上挤满了周末看水的行人。孩子们手里捧着棉花糖和气球，从这头跑到那头，大人半真半假地呵斥着他们的淘气。持续了几天的雾霾到今天也没完全散去，灯笼上的红显得有点脏旧。他其实很想走过去，放下落地窗上的百叶帘。他实在不愿在这个时候，让女人看见任何能产生节日和团聚联想的景致。
“元元。”他喊了她一声。
他可以叫她路夫人，也可以叫她林女士，但他却选择了元元。关于这个女人，他已经做足了功课。他知道她的全名叫林元梅，熟悉她的人，都管她叫元元，因为她是元旦那日出生的。
她转过身来，茫然地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几乎不能算是看，因为女人红肿的眼睛里几乎找不见眼珠，那一刻女人的脸就像是一座略去了眼睛细节的拙劣城市雕塑。
“老路这一辈子，都贡献给茶叶了。纪念他的最好办法，是让后世喝茶的时候就能想起他。董事会刚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在朱家岭，我们最新的茶叶基地，给老路建一块纪念碑，让他的名字能永远流传下来。”他说。
这个开场白他几乎想了整整一夜。死亡太绝，在死面前，所有的补偿都是苍白无力的，即使是钱。钱已经被用得太滥了，他不想再用这么滥的一样东西，为他今天的想法开路，尤其在这么一个女人跟前。所以他才想到了永恒。
当然，这样的开场白虽然具备创意，却并非没有风险，因为此刻老路还没死，至少还没全死。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盖子拧得很紧的保温杯，放在女人面前。他摆弄杯子时的神情很小心谨慎，仿佛那是一件刚出土的明代瓷器。
“这是食堂的大师傅特地为你煲的汤，银耳木瓜，去火清肺的。大师傅是广东人，懂得煲汤的原理。知道你这两天大概不会开伙，从今天开始，他会专门给你开小灶，每顿三菜一汤，让办公室送上门。”
女人呆呆地望着他，仿佛他说的是一门她还没来得及学会的外语。
“你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听说17岁就获得了省级汇演一等奖，当年一曲《绣金匾》，听得台下刚平反的地委书记不顾身份号啕大哭。你晓得分寸，做事有主见有原则，不像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家庭妇女。老路有你，是他的福气。”他说。
女人脖子上系的那条黑丝巾，轻轻地颤了一颤——她大概想起了一些连她自己似乎也已经淡忘了的陈年旧事。他知道他已经在她花岗岩一样严实的情绪巷道里凿开了一丝细缝，他已经把她举到了一个供人仰视的位置。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女人就得三思而行，再也不能轻易做出与之不符的举止。
“我知道，你是想等其他亲属到了再一起商讨解决方案。这当然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人一多脑子也容易乱。所以我建议我们两个人先单独会一面，这样，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气氛随意，也不做记录。”
女人依旧沉默，红肿而失神的眼睛像两个找不到进口的洞穴。情绪虽然裂了一条缝，可是从那条缝里望进去，依旧是一片看不出细节的昏聩。
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难啊，实在是难，经营一家公司，难得几乎像养大一个多灾多病的孩子。这几年市面上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几十家良莠不齐的茶叶公司，拼价格、拼包装、拼名家推荐、拼移花接木的历史渊源、拼东编西扯的神话故事，把市场搅成一团浑水。他的公司一直浅浅地浮在水面上，不至于淹死，却也活得辛苦。朱家岭的项目本来是翻身的希望，可是就在公司从水里爬上来，一只脚已经踩在岸上的时候，却出了这档子事。这件事可能把公司这几年积攒起来的微薄利润和将来的盈利前景，通通赔个精光。
出事的那辆车里总共有四个人，两人当场死亡，其中一人是司机。司机的案子是四个人里最简单的，他是老员工，早就上了五险，只要走正常的索赔程序就可以了，搭上的至多只是人工。车里的另外三个人中，有一个受了伤。那人是新员工，还没来得及签署正式劳务合同。幸亏伤的是皮肉，医药费应该在可以预见和掌控的范围之内。最麻烦的是另外那个当场死亡的人。此人不是单位的员工，但这次却是为公司的项目出差的。家属已经聘请了律师，要证明临时雇佣关系——那必定是一场昏天黑地的恶战。
还有老路。
老路的问题虽然不是最棘手的，却也有可能演变成一件棘手的事，假若他不立即介入。
“老路的事，我们人事部门已经在准备工亡事故申请材料了。我们的法律顾问，也会随叫随到全力帮你。”他对女人说。
女人还是没说话。
“老路是有单位的，单位会给你做主。”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战术是否明智。此刻他宁愿女人能从那个高位上走下来，做一些着地的事，比如哭泣、叫喊，甚至厮打，这样至少他能在女人捂得严严实实的想法里找到一个缺口。
这两个晚上他几乎都没有合眼，一直在考虑着应对方案。他知道他必须保持清醒，他若允许自己陷入泥潭，那么淹死的，将不仅是他一个人，还有整个公司和公司身后的300多名员工。他把这四桩赔偿案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铺陈着，一遍又一遍地沿着它们的边缘行走，看是否有一条先前忽略了的小路，能导致任何一笔可以削减的费用。
比如那个受了伤的新员工。
新员工是从乡下招来的，一家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算得上是老实人。他们只要求在医药费之外，另外支付3个月的工资作为营养费。他当场拍板同意，并且答应再多给两个月的工资。那家人便不再有话。
他多掏了两个月的工资，是因为他另有着他们所不知道的打算。这几千块钱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里，为公司省下几百倍的巨额开支。这个新员工是车里唯一一个活下来而且可以开口说话的人，她可以在法庭上作证：车上那个被家人描述成临时雇员的死者，其实已经完成了公家的差事。那人本该留在朱家岭的，却偏偏要跟着公司的人搭车进城——是为了他自己的私事。公事和私事，一字之差，却是天渊。
“只要你，通知医生……”他对女人说。他的语气里开始出现第一次磕绊，他知道他已经进入了谈话最坚硬的核心。
“只要你一签字，就可以开始走索赔程序了。”
走出那个磕绊之后，他发觉路就变得平坦了。
女人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她的声音喑哑破碎，过了几秒钟他才明白她说的是：
“他还没死。”
这是女人第一次开口。
“其实，送到医院，就已经是，脑死亡了。”他说。
“可是艾克膜，可以维持……”女人说。
他终于在女人的想法里找到了一个缺口。他能做的，就是把身子蜷缩成一个细条，挤进那个缺口里，看能不能在里边捅出一个更大的缺口。即使这个缺口不能通往一条平坦的路，至少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捉襟见肘，步履维艰。
“老路的情况，是脑干完全、永久性、丧失功能，不可逆、永远。”
他把一个句子小心翼翼地掰成了几段，像是把一个军团打散成几支小分队，希望总有一支能抵达目的地。
“艾克膜适用的病人，有两种。一种是买时间等待器官移植的；另一种是心肺出现严重功能障碍，但还是可逆的，用艾克膜暂时替代心肺工作，让心肺休养生息。这两种情况，老路都不是。”他说。
这两天里，他不仅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做足了功课，他也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急症重症的科普自学课程。这两天的时间里，他已经从一个企业的老总，变成了半个心理学家和急救室医生。
“使用艾克膜，是交警队的意思。三人以上立即死亡的，就是一起重大事故。要是经过七天抢救再去世的，就不列入死亡统计。今年的重大事故率很高，他们要严加控制。可是，这只是交警队的考虑，他们的想法，不见得就是家属的想法。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你。”
他说的是实情，但不是全部的实情。被他隐瞒了的那个部分是：艾克膜不在工伤保险所认定的医药目录上，除非救治单位能证明这是必要抢救。今天他和急诊的刘主任通过电话，旁敲侧击地打听过这到底能不能算必要抢救。刘主任说老路要是我的家属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他猜想这就是“不算”的意思了。刘主任是老急诊，老急诊和新急诊的区别，就在经验。经验不仅在医术上，也在说话的艺术上。刘主任没有直接使用“是”还是“不是”这样的词，刘主任只是丢给你一句话，让你自己在里头挑意思。他轻轻一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他知道艾克膜费用这只昂贵的皮球很快将会踢到他那里，他必须趁皮球还在空中的时候就想好接应方式。
“医生说了，艾克膜代替不了真正的心肺，很快会出现血液循环问题，造成血栓坏死。”
女人的嘴唇又翕动了一下，但这次却没有发出声音。
“你女儿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你外孙还从来没见过外公。你忍心，让他们见到这个样子的老路？”
女人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抽搐起来。女人在哭，尽管没有声音。
他就知道，他先前分头遣送出去的小分队，至少有一支已经抵达了目的地。
“只要你愿意，我们马上就请最高级的化妆师，给老路化妆，让孩子们见到最好的……”
这时，他桌子上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他已经把手机调到了静音，他本来想在整个谈话过程里不接任何电话，以显示对这个女人的尊重，可这是一个例外。
因为这是交警事故处理中队的王队长。
“老廖，我要和你商量，艾克膜的费用。”王队单刀直入地说。
球已经落到他跟前了，速度远比他想象的要快。
廖总顿了一顿，才说：“是不是继续使用艾克膜，归根结底，要尊重家属的意愿。”
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王队显然在他的语气里觉察出了前几轮谈话中所不具备的底气。
“老廖，你们企业的年审报告虽然已经交上去了，可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今年还没过完，还剩下30几个小时。如果有好管闲事的人，这世界上总有好事之徒，非要纠缠这一两天的区别，你们的安全生产指标，银行信用指数，会是个什么情况？”
廖总愣住了。
这两天他想得很周全，几乎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了，唯独漏过了这件事。年度评审材料一交上去，他就把这件事归在了已完成的单子里，完全忘记了他完成的只是前面部分，后边还露着一爿屁股。王队的眼睛狠，嘴也狠，王队一嘴就咬住了那块裸肉。他几乎无法相信他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那两个已经走了的，有一个不算是你们的人。老路怎么说也是你们单位的员工，老路要是死在年底，他加上司机，一共是两人工亡。要是不算他，就是一人。一人和两人，在统计学上属于什么样的百分比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廖总瘫坐了下来。这两天紧绷起来的精气神，这会儿突然像落潮的水一样退了下去，他疲乏得几乎拿不动手机。
“挨过了年，对所有的人都好。这点医疗费，你们出得起，就算是给医院一个过年的红包。”
王队的声音散落在他的耳膜，像一群嘤嘤嗡嗡的蚊蝇。他想说话，却找不着句子。
“你顺便转告一下家属，车里有几样东西，需要她来认领。”王队说。
“她就在这儿，你自己跟她说吧。”廖总疲惫地把手机递给了女人。
“路夫人，我们在车里发现了你先生的手机，还有一个放在礼品盒里的古驰手袋。你什么时候过来认领一下？”王队问。
女人抽搐着身子静止了下来，姿势突然硬得像一坨铁。女人怔怔地望着包厢里那堵被香烟烧出了几个洞眼的墙壁，眼睛里就有了眼珠。那眼珠像两粒炭火，烧着一种莫名的情绪，与其说哀伤，倒更像是仇恨。
她终于知道了，谁是她丈夫手机里存的那个Q，还有，谁是那只古驰手袋的主人。一团纠结得那么紧的乱线，就这样解开了，被死亡。死亡让精心设计的掩饰猝然失效，死亡叫盖得严严实实的真相瞬间败露。
“路夫人，关键时候，你要有主见，不能听信别人瞎说。我知道你的生日是元旦，再过一天半，你就是55周岁了。55周岁在赔偿法里属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你就可以拿到抚恤金，你丈夫收入的40%。”王队压低了声音对女人说。
“抚恤金和一次性赔偿不同，抚恤金是一辈子的，每个月按时到，雷打不动。”
女人仿佛没有听见王队的话，女人只是神情恍惚地挂断了电话。
真相，另一个版本？
刘主任开完院里的科室领导会议，刚走进办公室，护士长就跟了进来。
“6床的家属来了，不肯走，要见你。”护士长说。
6床是路思铨，重症监护室里唯一使用艾克膜的病人。
“什么事？”
“要探视。护士告诉她病房里已经有两个探视的人了，她不肯走。”
重症监护室一周开放四次探访，一次一个小时，只允许进两个人。
“谁在里边？”刘主任问。
“交警队的王队长，还有那个受伤的盲人小姑娘。”护士长说。
“那小姑娘不是在留观吗？怎么能让她到处乱跑？”
“她情况很稳定，李副主任说明天可以转骨科病房。她说临走前一定要看6床一眼，谁也拦不住。”
刘主任跟着护士长往外走，远远地就看见路思铨的妻子半个身子伏在护士台上，在跟值班护士说着什么。他听不清她的话，却从满是毛刺的语调里听出了她神情的激动。
值班护士看见他，如释重负。
“刘主任来了，你自己跟他说。”
女人抬起身来，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我要见他。”女人说。
今天的会议很长，从午饭之后一直开到现在，一个又一个冗长而乏味的发言，磨得他每一根神经都起了茧子。但真正在他太阳穴里磨出一个洞来的，还不是这些发言，而是辛院长的一句话。散会的时候，辛院长叫住了他，问起路思铨的情况。他刚讲了几句，辛头就打断了他，说，我信任你做的决定。他走到门口，又被辛头叫住，辛头说，老刘你要注意和兄弟单位搞好关系。辛头没说谁是兄弟单位，辛头用不着，二人都知道是交警队。
走出会议室，他才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辛头不想听他的汇报。辛头希望他做某些决定，可是辛头又不想在他的决定里有份，辛头只想做可以随时抽身的半拉子知情人。
辛头的话叫他纠结了一路，这会儿他已经没剩下多少精神。他努力地搜刮着残余的耐心，和颜悦色地对女人解释道：“路夫人，重症监护室之所以有探视制度，目的是为了病人，让他们有充分的休息，也防止交叉感染。”
“你不是说过，老路实际上已经死了？死人难道还需要休息？还怕感染？”女人说。
女人的话是一块砖头，猝不及防地砸了过来，他来不及躲闪。他看见值班护士的嘴角，浮起一丝努力压抑了的笑意。
这是他对廖总和王队说过的话。这样的话，他没跟女人说过。他跟女人说的，是另外一个版本，一个意思相同、言辞却委婉得多的版本。
“你把那个姓王的喊出来，换我进去。我搬不动你的护士。”女人冷冷地说。
“王队刚刚进去。”护士长在他耳边轻声提示着。
“他是家属，还是我是家属？”女人说。
护士长还想阻拦，刘主任摆了摆手，对女人说，跟我来吧，我去和王队商量。
刘主任一边走，一边在想他的记忆是否出了差错。
这是他第三次见到这个女人，头两次都不是单独会面，女人的身边围着一群人，单位的、交警队的。
第一次见到女人时，她几乎没说话，只是哭。低声的、断断续续的哭，是一种天猝然塌下来，砸碎了一切日常参照物的麻木。第二次见面时，女人基本不哭了，似乎已经接受天塌了的现实。从头至尾，她表现出了克制。那是骨子里的教养浮到表面来的自然姿势，和急诊室里常见的那种哭天抢地把世间所有的灾难都归咎于他人的市井悍妇毫无相似之处。她话不多，听由身边的那些人提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但是他看得出来，她不是没有主见，她只是还没有想定。
可是今天她变了，她像换了一个人，仿佛她体内有一样压抑了很久的东西，被猝然唤醒了。那东西醒了，就再也不肯安宁，在她的眼神、话语，甚至姿势里，焦急地寻找着突破口。他不知道从上次见面到现在的10多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版本，今天的，抑或是前两天的，更接近女人真实的自身。
他让女人在门外等，自己进去和王队沟通。
王队很爽快，立即同意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握住了他的手。
“队里和局里，都感谢你的配合。”
王队说到“配合”两个字时，压低了嗓门，仿佛那是一个只适宜在耳语的氛围里传播的隐晦词。
王队的手很大，骨节突出，掌心有一道焦硬的疤痕。王队在进入交警队之前，曾经是消防队队员，受过伤，也立过功。
王队是真心的。王队的真心没经过包装，裸露着粗糙的毛孔，贴着他的掌心走过的时候，轻轻蜇了他一下。算不上疼，只是隐隐的不适。这些年的行医生涯，早已经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每当配合这个词在重症监护室里出现的时候，它都不是孤单的，它有一个贴身的影子，那个影子叫妥协。
他从王队结实的手掌里抽出了自己的手，轻轻摇了摇头。这个姿势很暧昧，可以理解成委婉地拒绝，也可以理解成谦逊地接受。
王队跟在他身后走出病房的时候，迎面遇上了在门外等候的女人。女人几乎是擦着他们的身子走过去的，可是女人的目光里却空无一人。王队的招呼被女人从舌尖冷漠地堵回了喉咙。
王队回头看了女人一眼，脸上浮起了一丝狐疑。
“刘主任，假如医疗方案有任何变动，请事先跟我沟通。务必。”
王队再次握住了刘主任的手。
女人进了屋，在床前坐下，又倏地站了起来，仿佛凳子上爬着一只蜇人的虫子。女人用衣袖擦过了凳子——不是灰尘，而是前一个人残留的体温，才又重新坐下。
上一次见到他，是昨天下午。因为不在探视时间里，她只能站在玻璃门外，远远地看着他。隔着一排玻璃，她只看见了一个被床单和仪器包围了的身体，她甚至很难断定那个人是不是她的丈夫。
现在，近近地坐在他身边，她依旧无法断定。他的头被厚厚的纱布和管子分割以后，只剩下两爿脸颊。她的目光在那两爿脸颊上扫来扫去，终于找到了一样熟悉的东西。她是从他嘴角向下垂挂的那两条纹路上认出他来的。那是他最惯常的表情，仿佛是在忍受一种轻易不能道与人知的疼痛，又仿佛是在压制一丝刚刚成形的讥诮。他的脑子虽然死了，不能再支配他的表情，可是肌肉有自己的记忆，肌肉在失去脑子的指挥时，依旧可以沿袭自己的老路。
他的脸色停留在青和黄中间的某一个层次上，皮肤上隐隐闪现着一层光亮，像水果店里那些香蕉苹果表层的蜡。她知道这种光泽在殡仪馆里会有另外一种解释，叫尸色。在上一次的离别和这一次的重逢之间，他又死了一些。
“你能不能让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我有话要和他说。”女人对守候在床前的护士说。
护士犹豫了一下，终于离开了病房。
屋里静了下来，走廊的嘈杂被严严实实地关在了门外，耳朵里只剩下管子轻若微风的吮咂声。
血液通过这根管子从人体里抽出来，送进这个铁箱子里，在这里经过氧合处理，加入氧气，去除二氧化碳，然后再送进一个温度调节器里，调整到人体的温度。然后再送进这个圆罐子，它是一个精密操控的泵，它可以把那些吸饱了养分的血液，重新打回到人体之中，维持大脑和身体的基本需求。
刘主任就是这样跟她解释艾克膜的工作原理的。
当然，这是一种医学教科书的科普解释方法。更通俗的版本是：你的心烂透了，你的肺也烂透了，你的心和肺再也无法供养你的脑子。所以，你只能依靠在你体外的那套机器，来取代你的心肺，担负起赡养你脑子的责任，尽管你的脑子和你的心肺一样，也已经烂透。
按照艾克膜的原理，人身上任何一个罢了工的器官，都可以在体外找到一个替代品。
那么，脑子呢？还有脑子里那些比乱线还复杂纠结的想法，也能找到替代品？
女人暗暗问自己。
她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
她感到了冷，一种与季节与室温毫无关联的冷，从骨头里洇出来，散发到每一个毛孔。她的牙齿开始咯咯地相互磕撞。
名字，也许就是那个名字惹的祸。他叫路思铨，这个名字用他家乡的方言发音，就是“路死去”。他果真，就是在路上出的事。
“你别想，就这样走。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听见一个声音从两排打着架的牙齿缝间钻出来，尖利、决绝，几乎在口罩上穿出一个洞。
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是她自己的声音。
“阿姨，你别吓着，路叔。”
有人在她身后怯怯地说。
她回过头来，才发觉屋角还坐着另外一个人。一个清瘦的，几乎可以同时归在已成年和未成年两类人中间的年轻女子，隔离服罩住的右侧身子里，鼓出一个大大的三角——女人不知道那是石膏夹板。
也许在进屋的时候她就看见这个女孩了，不过那时看见女孩的只是眼睛，而不是脑子。今天她的脑子罢了工，眼睛递过去的信息，脑子拒收。
“你是那个……”女人犹犹豫豫地问。
女人其实是想说“瞎子”的，那两个字滑到舌尖的时候她觉出了不妥，可是临时却找不到替代了，于是那句话就像截了肢的裤腿，空荡荡地瘪着。
“我是茶妹。”女孩说。
“他已经死了，他不会被我吓着。”女人说。
女孩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不是用眼睛。
“他还活着，他什么都知道。”女孩说，轻轻的，却很坚定。
女人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早上她在茶座里，对廖总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她当时的想法。可是从那时到现在，她的想法变了，所以她再也不会说这样愚蠢的话了。让她改变了想法的，不是廖总，不是王队，也不是刘主任，甚至不是此刻坐在飞机里往这里赶的任何一个家人。让她的想法在某一个岔道上突然拐了弯的，是一只在一辆报废了的汽车里找到的古驰手袋。从那一刻起，他就死了，坚决、彻底、永无更改地死了。
女孩坐在椅子上，神情疑惑而专注。夕阳从半开的窗帘里探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皮微微颤动着，仿佛在秤光线的重量。
女人从那一双因为失去焦距而显得略微呆板的眼睛里，突然看到了一条她从未想过的通往真相的小路。
她把凳子往女孩身边挪了一挪。
“茶妹，那天，去和回来，你都在他的车上？”她问。
车是在回程出事的，在离城里不到5公里的地方。
女孩点了点头。
“那个邱文，也一直在你们车上？”她问。
女孩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他们，他和那个邱文，在车上都说了些什么？”
女人问这话的时候，回头瞟了一眼床上，压低了嗓门，仿佛那里有一副张得很大的耳朵。
女孩没说话，但是女孩的额头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女孩在想话。
“那天我坐前排，睡着了，没听见他们说什么。”
许久的沉默之后，女孩终于说。
女人站起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女人太疲乏了，几乎抬不动腿。女人那两只套着消毒鞋套的鞋底，在地板上蹭出一些接近于火柴擦在磷片上的嚓嚓声。
“你们都知道的，你们只是瞒着我一个人。”女人喃喃地说。
女人走到屋子的尽头，就走不动了。女人把胳膊做成一个枕头，搭在墙上，将头靠了上去。
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身后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动静，女孩顺着她的声音摸索着走了过来。
“阿姨……”女孩犹犹豫豫地扯了一下她消毒外套的后襟。
“路叔给你买了一个名牌包，很贵，说是元旦送给你的。”女孩说。
嗤的一声，有一样东西火药引子似的在女人的身子里烧了起来，一路蹿过她的五脏六腑，蹿到喉咙，在那里炸出了一个大洞，满脸便都是温热的爆炸物。
她拿手抹了一下，才知道那是眼泪。
你没忘记，我的生日，55岁。
女人倾金山倒玉柱地在床前跪了下来，把手伸进床单里，去抓她丈夫的手。
“等着豆豆，你给我等着豆豆啊！”
女人大声说。
突然，女人愣住了，因为女人看清了男人捏在她手里的那只手。那只手的颜色有些古怪。开始她以为是灯光，就转了一个方向，把男人的手和上臂作了一番比较，这才明白灯光说的是实话。男人的手是青紫色的，像在泥潭里泡浸得太久了，泥浆已经渗进了每一个毛孔。
她慌慌地站起来，走到床尾，掀开床单。
他的脚比他的手看起来更加青紫，也更加肮脏。
皇天。
那个被临时抓来替代他心肺的玩意儿，只不过是一件昂贵的赝品，它永远也不可能替代真品。它无法像真品那样，日夜兼程、任劳任怨、永不停歇地给他身体最边远的区域运送血液和能量。
女人捂着脸冲出了门。
“他的手，还有脚，你知道吗？”
女人冲进刘主任的办公室，慌慌张张地说。
“查房的时候就发现了。四肢缺血导致坏死，这是大剂量使用升压药的结果，也是艾克膜的并发症，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刘主任说。
“有什么办法控制吗？”女人焦急地问。
“截肢，假如不是路先生的这种情况。”他说。
女人震惊地望着他，仿佛他刚刚从嘴里吐出了一条蜈蚣。
“路先生这种情况，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艾克膜。这个治疗方案，不是我建议的。”他在说到“我”这个字的时候，加重了语气。
他吃了一惊。这句话在他心里沤了一阵子了，从接到辛头的那个电话起。这句话还没出口他就已经闻到了馊味。他知道他迟早是要把它吐出来的，只是没想到是现在这个时候。
她听得出来他想撇清自己，她突然就被他的语气惹恼了。
“可是，你并没有反对。你是专家，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建议。他们不懂，你懂。”
女人的话并不尖利，却很结实，一下子把他杵到了墙角，竟让他无话可回。
半晌，他终于疲惫地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真的，有时候医生也很无奈……
他原本想说“有时候医生也得妥协”。他之所以没说出妥协两个字，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词有些矫情。这些年里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妥协。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在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每一次妥协都会让他在事后纠结很久。后来资历渐渐老了，虽然时不时还会为一些事情纠结，那纠结来得快，去得也快，再也不会长时间在脑子里驻留了。
她没想到他会跟她道歉，她有些不知所措，两个人就都无话了，听着墙上的石英钟呱啦呱啦地在耳膜上划着痕。
“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决定撤下艾克膜，假如你愿意。”他最终说。
“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控制四肢的坏死，我是说，假如决定继续使用艾克膜？”女人问。
刘主任摇了摇头：“我真想告诉你有办法，可是我不能骗你。”
“两天。不，一天半也行，从今天晚上，到元旦早晨。”女人低下了头，不愿让他看见她眼神里的乞求。
“工伤保险不会支付艾克膜的费用，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证，这也算不上是必要抢救。”
话一出口他又是一惊：他以为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应付那张躲不过去的鉴定证明，话在喉咙口时还是一股犹豫，一走到舌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决定。
“路先生的单位，现在态度也不明朗。”他提醒她。
“那我自己来支付，我明天早晨就去交款。”她急急地说。
刘主任看着她，沉默无语。
“何苦呢，路夫人？”半晌，他才问。
“我只想，他陪我，再过一个生日。”
女人突然趴在他的桌子上，号啕大哭起来，像个市井悍妇。那根把她的身体和情绪拴成一体的绳子，终于绷断了，女人散成了一地瓦砾。
送走女人，刘主任头痛欲裂，太阳穴里像埋伏着两只螳螂，一边一只，在肆无忌惮地挥舞着大钳。他服了一片强效泰诺，仰着头靠在椅背上，等待着药性发作。
突然，他掏出手机，给妻子发了一条信息。
“赶紧去订两张机票，我们去三亚过元旦，别管多贵。”
发出后，他想了想，又追补了一条。
“儿子的事，先放一放。”
开始，抑或是终结？
那天茶妹坐在化妆室里，又闻见了那股奇怪的气味。
那天她很早就起床了，只洗了一把脸，就被带到了化妆间。化妆师是两个小姑娘，听声音比她大不了多少，一个负责头脸；一个负责服装。
“皮肤不怎么样，不过扑了粉底，只要镜头别拉得太近，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负责头脸的那个说。
“可惜了，要是眼睛不这样，真可以算得上是个美人。”负责服装的那个说。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她，似乎她压根儿就没在场，仿佛她的眼睛死了，耳朵也跟着殉了情。
有人呵呵地清了一下嗓子，那两人立即噤了声。
是路经理。
她们不怕她，可是她们都怕路经理。路经理走进屋子的时候，灰尘都不敢随便飞动。她们怕的是路经理脸上的表情。这是她听公司的人说的。她看不见他的脸，只听得见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很低沉，没有扎人耳朵的尖尖角，所以她不怕他。
“再练一遍台词，茶妹。”他说。
他把椅子挪到她身边，在化妆师给她梳头的当子里，见缝插针地和她再对了一遍讲话稿。她看不见稿子，必须把一篇讲话从头到尾地背下来。幸好，只有一页纸。路经理说这个讲话是要录像的，而这个录像将来要编进茶叶宣传资料里，送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
所以，她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别人使用眼睛，我使用鼻子。嗅觉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它决不会欺骗你，也不会背叛你的心。”
说到“最忠实的朋友”的时候，她打了个磕巴。不是她记不得词——她在家里已经背了几个星期了，她记得每一个标点符号，她只是忍不住有点想笑。“最忠实的朋友”不应该是狗吗，怎么突然变成了鼻子？
“不能笑场。”路经理说，语气有点严肃。“这里会插进一段音乐，你等着音乐完了，再过两秒钟，一、二，你这样数两下心跳，就接着往下说。”
其实这事不归路经理管，公司里专门有一个负责活动执行的小姐。此人这会儿正坐在公交车里，在赶往这儿的途中。此人管活动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包括领茶妹上下台，随时跟踪茶妹的讲话，万一茶妹忘了词，她会在耳麦里轻声提醒。
可是路经理还是不放心，路经理不放心年轻人。
“我出生在茶树下，成长在茶园里，我的鼻子可以带领你找到茶林里最好的那棵茶树……”
“停。”路经理说。
他觉得这一段有些过于空泛煽情。可是来不及了，他不知道怎么改，况且，即使是改了，茶妹也没有时间再从头来过了。他只好沮丧地摇了摇头，让她继续。
这时身后的门推开了，屋里响起了一阵笃笃的脚步声。茶妹一下子就听出来是莉莉阿妈，或者说，邱经理。邱经理穿的是高跟鞋，那种细得像锥子的高跟，邱经理走到哪里，哪里的地板就鲜血淋漓。
“天！这一化妆，我都认不出来了。这是谁啊？”
她听见邱经理在大声惊叹。这话是说她的，却不是说给她听的。
“人生在城里，又是另外一种命。”路经理感叹道。
邱经理放下手提包，就开始一扇一扇地开窗。
“都要到小寒了，天还那么热，屋里太闷了。”
哗的一下，窗外涌进来一股子清晨的凉气，茶妹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就在这时，茶妹闻到了那股味道。隐隐一丝的腥味，不是海货的腥，而是锈铜烂铁的腥，也带着隐隐一丝金属的重量。那味道沉沉地弥漫在空中，压得她脑瓜仁发紧。
她记得几个月前的那一天，她在家门前的树荫底下揉捻茶叶的时候，也闻到了这股气味。就在那天，路经理找到了她，告诉她要把她带到城里来。
今天她又闻到了这股气味。今天她已经在城里了，路经理还会把她带到哪里去？
聚光灯下，电视机里。今天她将是，整个朱家岭唯一上了电视的女子。
她忍不住抿嘴一笑。
“老路没吃早饭吧？我从旅馆里拿了两个茶叶蛋，你先垫一垫。”邱经理说。
突然邱经理哧哧地笑了起来，仿佛拿着茶叶蛋的手被虫子蜇了一口，不是疼，而是痒。
“讨厌。”她听见邱经理低声说。
咚。咚。大概是路经理在桌子上磕茶叶蛋。茶叶蛋很干，他吞咽起来喉结在叽里咕噜地乱窜。
“还有一个呢，怎么不吃啦？”邱经理问。
“饱啦。”他说，“这个留给茶妹吧，今天起得太早，她还没来得及吃早饭。”
“嘴唇都画好了，还怎么吃啊？”邱经理说。
“吃了再画，反正化妆师也是一路跟着。从现在熬到午饭，还有好几个钟点。”他说。
茶妹从来没有在一张椅子上坐过这么长时间，茶妹坐得几乎有些腻烦起来。她不知道眼睛可以被分成这么多的细区，上眼睑、下眼睑、眼皮、眼窝、眼睫毛，刷子在每一个区里一遍又一遍地行走，不厌其烦。
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样子，才终于化完了妆。茶妹看不见自己的样子，只觉得脸皮很厚，厚得像蒙了一层塑料膜，嘴一扯，膜就裂开一条缝。
管服装的拿出两套衣服，亮给路经理看，问到底穿哪一套。茶妹事先已经知道了，一套是大红绣金花的无袖旗袍，还有一套是翠绿镶银丝的中袖夹袄，配一件黑色长裙。
“当然是大红的喜庆。”路经理还没说话，邱经理就抢了他的先。
化妆师领着茶妹进了更衣室，帮茶妹换上那件旗袍。哪儿都紧，胳膊肘、腰身、小腹，甚至领口，轻轻一动，就觉得身上木偶人似的扯着无数根线。腿上有点凉，她用手一摸，摸出来旗袍的开缝很高。
“我，不穿，这件。”茶妹犹犹豫豫地对化妆师说。
“怎么啦？”化妆师有些惊讶。
“露，太多。”
化妆师掀起帘子，对外边的人转述着茶妹的意思。邱经理就哈哈大笑起来，说，茶妹啊，人家大老远来开会，不看你的腿，难道还看你的眼睛？
路经理又呵地清了一下嗓子，邱经理就收了声。
“我，不穿。”茶妹的声音很轻，但语气很坚定，像敲进木板里的钉子。
“怎么办？路经理，你决定。”管服装的女孩子渐渐失去了耐心。
“算了，她真不想穿，就换那套吧。这天，露这么多，还是冷。”路经理说。
女孩子给她换上了那套绿色的夹袄，周身依旧还是紧，只是胳膊和腿都包住了，茶妹就没再吱声。
往车里走的时候，路经理喊住茶妹，往她衣兜里塞了一个小信封。
“过年的红包。”他说。
信封没封口，茶妹的手指探进去，轻轻一捻，是五张硬朗得像塑料纸似的百元新钞。
“别把什么都寄回家，一个小姑娘，住在城里，身边总得有几个零花钱。”他轻声对她说。
她的喉咙堵了一下。她其实是想说谢谢你路经理的，不知怎的，话出口的时候却变成了，知道了路叔。
茶妹在病房里对路夫人说的话，不都是撒谎，至少有一半是真的。
去朱家岭的路上，她的确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深。那天早上起得太早，又让化妆师折腾了几个小时，所以车一启动她的眼皮子就开始打架。路经理原本还想让她背一遍讲话稿的，却怎么也叫不醒她，只好作罢。车里发生了什么，她一无所知，眼睛一睁，人已在朱家岭。
回来的路上她很兴奋，没有半点睡意——她还一直沉浸在早上每一个细节的回忆中。
她没想到自己被引上台的时候，竟然是这样镇静。毁了她的是眼睛，救了她的也是眼睛。眼睛关上了一扇门，门里黑洞洞的，空寂无人。她站在台上，感觉跟站在家里的地板上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脸上微微有些发烫，她知道那是聚光灯。她把那篇讲稿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没漏下一个字，根本用不着别人提词。在背诵的过程里，她加入了一些抑扬顿挫，还有恰到好处的停顿。
恐慌是在她讲完了的时候才到来的，因为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她觉得她踮着脚尖孤零零地站在了一片悬崖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了雷声，轰隆轰隆的，响了很久很久，震得四壁嗡嗡发颤，才明白过来那是掌声，这才觉得脚踩到了地上，放下了心。
接着他们就让她分辨茶叶的种类和等级。茶叶是事先准备好了的，贴着标签，装在纱布包里，放在一个托盘里送过来让她闻。路经理有些紧张。她知道他就站在她身后，呼吸里带着一丝颤抖。她很想告诉他别怕，这事我9岁就会做了，一直做了这么些年。可是她不能。她猜到他们四周都站满了记者，因为她身上芒刺似的落满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在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等着她出错，或者露出作弊的蛛丝马迹。
会场的气味很杂，有汗味、脂粉味、烟味、香槟酒味，还有鞭炮爆炸之后的焦纸味。在这么纷繁的气味里寻找茶叶的清香，就像在厚厚的一垛棉花里寻找一根针。还好，她的鼻子就是为了寻针而生的。她分门别类地报出了那些茶叶的标签，只是比平时多费了几秒钟。从四周一次又一次的欢呼声里，她就知道她没出错，一次也没有。
最让她头疼的是后来的采访。她再也没有讲话稿可以背诵，她得学会随机应变。有一个记者问她是怎么把嗅觉练得如此精准的？她竟然一时语塞。这个问题太简单，又太复杂了，就像问为什么黑夜过后就是白天一样，她不知从哪里开讲。她愣了足足有几分钟，才嗫嚅地说：“眼睛不管事了，鼻子只好当家。”话一出口，她就觉得蠢，觉得给路经理丢了脸。没想到全场听了哄堂大笑，都夸她答得妙。在那一屋嘈杂的笑声里她听见了阿妈的声音，阿妈唏嘘地擤着鼻涕，嘴里叹着，我的娃啊，我苦命的娃。这是阿妈的口头禅，阿妈只要说起她来，总会用这样的叹息开场。她很想从人群里挤过去，跟阿妈说我不是那个苦命的娃了，我现在命好了。
那天茶妹没时间回家，只和阿妈见缝插针地说了几句话。
阿妈说，阿爸刚刚买了一辆电动摩托车，简易型的。现在阿爸去县城办事，取货送货，一溜烟就到了，再也不用骑那辆叮当乱响的破脚踏车了。
阿妈说弟弟新近报了一个高考补习班，专补英语和数学，是县城里最好的老师教的，一个星期两个晚上，都是阿爸摩托车接送。
阿妈还说，她总算把家里那张睡了20年的旧棕绷床扔了，学城里人的样子，买了一张席梦思。阿爸睡不惯，说太软了，浑身不得劲。
阿妈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事，就是想让茶妹知道，这些日子她寄回家来的钱，都用在了正道上。茶妹突然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从前阿爸挑的担子，现在是她来挑了。
“在城里干活不能偷懒，要给那个路经理长脸。”
临别时阿妈拉着她的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终于都完了事，大家去吃庆功餐，路经理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茶妹哦，茶妹。她猜想这就是他的夸奖了。路经理很少夸人，茶妹挨了那一拍心里很受用。
回程还是原车原班人马，茶妹坐司机旁边，邱经理坐在后排，挨着路经理。
“茶妹你可出名了，我们家莉莉，倒没有你这个命呢。”邱经理叹着气。
茶妹心里有一句话，噌噌地要往喉咙上蹿。茶妹忍了又忍，终于给咽了下去。茶妹知道那话是一把刀，飞出她的口就要杀人。
那句话是：“要不，你也叫你们家莉莉变个瞎子试试？”
“茶妹，你总算，走出那个破地方了。”邱经理又说。
茶妹听得出来，邱经理来来回回地敲着边鼓，其实就是为了从她嘴里讨一句话，一句感激的话。这句话她本来是该给的，可是邱经理偏偏背着她做了那件事。有了那件事，这句话就长了棱角，磕磕绊绊的，再也走不出她的口了。
阿妈告诉她，莉莉阿妈到家里来过，问阿爸讨钱。
“15%的介绍费，不多。你家茶妹一个月挣4000，我只拿600。”莉莉阿妈说。
“给了介绍费，你家茶妹一个月还净剩3400。你到乡里问问看，哪个小女子能挣到这个数？明眼的大学生都难，更别说是个瞎子。”莉莉阿妈还说。
阿妈讲的这件事，今天一直梗在茶妹心头，茶妹吭不得声，怕一开口就飞出刀子。
“邱文啊，合同签了，总算放了心。”路经理说。
路经理今天喝了很多酒，虽然离醉还很远，可是舌头已经有点厚了。
“这个价格，6个月内支付，还允许退货，你们上哪里找这样的大便宜？”邱经理说。
邱经理也喝了很多酒，可是邱经理没醉。邱经理永远也不会醉。邱经理在村里有个外号叫酒漏子，意思是说酒倒进她的肚子里，永远不会撞见底。
当然，这只是她诸多外号中的一个。她还有许多外号，有的能当着她的面叫，有的却不能。
“前几年茶叶卖不动，这些乡巴佬没见过世面，咋呼几句就给吓住了。”邱经理说。
邱经理说到“乡巴佬”的时候，没打一丝磕巴，仿佛她跟那些人没有任何关联，她不是在那个地方出生，也不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她的爹娘，爹娘的爹娘，还有她的儿女，从来就没跟那些人做过邻居。
“咋呼，也得看是谁在咋呼。”路经理慢悠悠地说。
“那当然，乡巴佬就有一样本事：相信乡党。同样的话，你说和我说，效果肯定不一样。”邱经理立刻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所以，邱文，这次的合作，你是头功。”路经理说。
邱经理哼了一声，说，别把他们想得太傻，过一阵子他们跟外头一比，就知道吃亏了。到时候，你反正在城里，谁来替你堵枪眼？
邱经理的话听上去像是埋怨，可是埋怨只是外头的包衣，里头似乎裹了一丝欢喜。在这之前，茶妹从来不知道，埋怨和欢喜还能拴在一起。
“你的辛苦，我都记得。”路经理说。
路经理今天的喉咙里，像装了一节快要耗完电的电池，每一句话从那里走出来，都有点变调。
后座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好像有人坐上了一只蜜蜂，得赶紧挪座。
“讨厌，路思铨。”
邱经理哧哧地笑了起来，贴着路经理的耳朵轻轻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轻得像风，可是茶妹的耳朵就是为风而生的，茶妹听清了她说的是“司机”。
路经理呵呵地笑了，说，没事，他是我兄弟。
“挪开点，我热了，要脱衣服。”邱经理说。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邱经理在脱大衣。车里突然泛起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香水，不是脂粉，也不是酒。过了一会儿茶妹才想起来，这是春天村里牲畜发情时散发出来的那种腥膻。
“那你打算，怎么记呢？”邱经理似乎推了一下路经理。
“记什么啊？”路经理疑惑地问。
“我的辛苦啊，你说的。”
路经理没回话，仿佛低头在找着什么东西。东西似乎很大，卡在座位底下。唰啦唰啦地折腾了半天，他才终于把它扯了出来。
“这个给你，算是一点谢意。”他说。
邱经理接过来，开始刺啦刺啦地撕着包装纸。包装似乎很厚，撕了一层又一层，才终于撕到了心。
邱经理看着那样东西，哦了一声，却没有说话。
“盒子压瘪了，破了相，东西是正儿八经的法国货。”路经理吃不准女人的沉默是什么意思，就开始解释。
邱经理扑哧一声笑了，说，你当我乡巴佬？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表妹的女儿也有一只这个牌子的包，是她男朋友从巴黎捎过来的。很贵，要1万多块钱。是这个价吗？
“起码。”路经理说。
他听出来女人是喜欢的意思了，才放了心。
“你们廖总，那个老抠门儿，也该着他在我身上花点钱了。”邱经理愤愤地说。
路经理用手狠狠地拍了拍椅背，仿佛遭了天大的冤屈。
“你糊涂啊，邱文？现在全国是个什么形势？你以为我们廖总能犯那样低级的错误？这是我自己掏腰包买的，你懂不懂？”
女人怔了一怔，半晌，才压低了嗓门，说，老婆那儿交不了账，我可不管。
男人也压低了声音，说，你老公都没事，我还能有什么事？
两人同时大笑了起来。他们笑了很久，后来那笑声渐渐低软了下来，两股化成了一股。
镜子里有片天地
外边有片大天地，镜子里有片小天地。
我是说车镜。
镜子里的天地按道理说是从外头的天地里挖出来的一小块，可是很奇怪，镜子里的天地远比外边的天地精彩。打个比方，假如世界是个大秀场，外边的那块天地是外衣秀，镜子里的那块天地是内衣秀。外衣秀也好看，总归没有内衣秀刺激。外衣秀要看就能看着，而内衣秀却是要挑场所的，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
我就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
我开了30年的车。从最早的菲亚特，到后来的桑塔纳，再到后来的奥迪，最后到现在的宝马。车换了一茬又一茬，我的身份却一直没变——我始终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车，永远替别人开车的司机。
30年了。30年我在车里听过多少平常人听一次就有可能变聋了的幽暗秘密，我从车镜里看见了多少桩寻常人看一眼兴许就要变瞎的蹊跷事情。可是我既没变聋也没变瞎，我依旧听得明白看得清楚。
比如这会儿车后排正发生着的事。
后排坐着的那一男一女，女的是我们的合作方，见过几面，却从没说过话——她不屑和司机搭话。男人曾经是我的兄弟，我们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十几年，我吃过他家的菜泡饭，他睡过我家的格子铺。我们一起上小学中学，后来他考上大学，我也搬了家，我们的道路就分了岔。多年后，有一天他在路上拦了我的出租车，他进车后第一眼就认出了我。他说他们正缺一个专职司机，就把我引荐进了他的单位，给领导开车。后来他的职位越提越高，也成了领导，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司机。
其实，他现在依旧也会时不时地称我为他的兄弟，在一些没有重要人物在场的随意场合。只是，我和他都知道，现在我们再也不是当年一起在井边洗澡，我劈头浇他一桶水，他过来扒我裤子的那种意义上的兄弟了。
“老师，老师。”
有人轻轻地扯了扯我的衣袖，我半天才明白这是在叫我。
“帮我看一看，我的安全带怎么系不上？”
这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那个女孩子，公司新招来的员工。说白了，公司是看上了她人长得讨喜，又是个瞎子。对，公司就想要这样的瞎子。这年头好看的女孩子街上一抓一把，瞎子也不是什么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可是好看的瞎子就不是那么好找的了，况且这个瞎子精通制茶手艺。于是公司就用白菜价，把她从乡下挖了过来，找枪手写了些故事，让她到处去说道。今天刚刚说完一场，脸上的妆还没卸。妆化得很浓，粉扑得一张脸像上了霜的冬瓜，只是她自己看不见。
“你又不是司机，系不上就不用系了。”我对她说。
她摇了摇头，说，我阿爸交代的，坐小轿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安全带。城里车多，不安全。
我差一点要笑出声。到底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柴火妞，这年头还有哪个城里的孩子会把汽车叫成小轿车，把父母的叮嘱挂在嘴上说？
我斜了一眼她的安全带，是扣盒里掉进了一粒口香糖。我把糖块挑出来，她咔擦一声扣上了，才安了心。
“谢谢你，老师。”她说。
“我不是什么老师。”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她好像被我的口气吓住了，怔了一会儿，才怯怯地说：“对不起，我阿爸交代的，到了城里，见到年纪比我大的，要叫老师。”
我啼笑皆非。这么白的一个孩子，其实最好别进城。城里是什么？城里是一个大墨水池啊。进一个，染一个，别管进来前是什么颜色，出来一定是黑的。
后排那个女的，头渐渐往男的肩上靠。他缩了一缩，又没缩到底，他的肩膀被她的头撞上了，他的肩膀就成了她的枕头。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用她的鼻子去蹭他的鼻子，然后就是脸颊。他还是有点僵，看起来像是在躲，又像是在迎。后来，她的嘴找到了他的嘴，他就再也躲不开了。那两片嘴唇看起来像是壁垒森严的城门，实际上是虚掩的，没有锁，也没有卫兵，舌头轻轻一捅就捅开了一个空城。其实也不完全是空城，城里还行走着另外一条舌头。两条舌头短兵相接，不知所措地对峙了一小会儿，就扑上去阻拦着对方的路。不能进，也不能退，它们只能交缠在一起，缠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糊涂局。
我突然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女人面前说我是他的兄弟。那是夸耀，是自信，也是无视。夸耀他的地位，自信他对我的绝对把握，还有，无视我的存在。他像拥有一条狗那样地拥有了我，绝对不用担心我会说出去一个字，也绝对不需要顾忌我的感受。养过狗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位主人会在狗面前忌讳宽衣解带如厕这等事情，因为狗永远只是狗，主人不需要在狗面前检点言行。
那个女人的头现在已经转向车后，我看不见她的脸，我只看见她烫染过的波浪卷发在接近头顶的地方扁塌下去了一块，可能是椅背压出来的坑。我猜想她的屁股已经离开了车座。她屁股最有可能的新落脚点，大概是在他的腿上。
你可以把我当成狗，可是，车里还有个柴火妞呢。她恐怕还没来得及看懂公鸡爬在母鸡背上做的那种事情，就已经瞎了眼睛，所以她的眼睛一直是干净的。可是她还有耳朵啊，耳朵一样分得清干净和龌龊。眼睛容不下的沙子，耳朵也知道是垃圾。你至少该顾忌一下她吧？你以为她听不见后座渐渐变粗的呼吸声？
莫非，你把她也当成了狗，和我一样？
“明天，在城里，我们再找个地方、吃饭吧。”
他的舌头终于挣开她的舌头，说了一句话，有些气喘吁吁。
“为什么、是明天，不是今天晚上？”女人问，在晚上两个字上加了带着鼻息的重音。
他犹豫了一下，才说晚上有事，很早就约好的。
女人哼了一声，说，是不好交代吧？
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不吭声。
女人也不说话了。我在车镜里看见了她的脸，她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脖子别向窗外。
又是一个雾霾天。太阳依然在，只是你看不清它的整张脸。雾霾的日子多了，几乎让人渐渐淡忘了太阳和天空本来的模样。这样的天气开车有一样好处，至少阳光不刺眼。
又进入盘山路了，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这样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其实所谓的峭壁，只是一面矮坡；所谓的悬崖，也不过是一片树林子。当然，人要真摔到那片树林子里去，也会摔成肉泥。我开了30年的车，我认得这里的每一个弯道，甚至每一块岩石。让那些新手紧张去吧，我用一只眼睛看路就够了，剩下的那只眼睛，我依旧可以去留意后座的动静。
他用手去扳她的肩膀，她不让。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还是。到了第三次，他的手变了一个方向，去扯她高领羊毛衫领口的拉链。她愣了一愣，突然一把拽住了他的手。我以为她会把他的手像垃圾一样地扔出她的领口——这类事情似乎都该有这么一个前奏，可是她却不是。她抓住他的手，狠狠地捅进了自己的领口。
这时，我的后视镜里出现了一辆破旧的皮卡。那皮卡的前盖微微凸起，有一个轮子是备胎。它的速度很快，离我越来越近，对我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是嫌我慢。皮卡的司机肯定是个傻×，不知道自己的本事，也不知道路的情景。这样的盘山路能加速吗？除非他想死。
我轻柔地按了一下喇叭，借着喇叭在向他递话。喇叭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只要是司机都听得懂。我的喇叭在说：“小伙子，耐心一点，盘山路很短，只有几道弯。过了这几道弯，就是大路了。上了大路，你想怎么超就怎么超，我一定不挡你的道。”
他的喇叭不认我的喇叭，他的喇叭回了一句粗话。他的喇叭说：“草泥马，滚。”
我被激怒了，我不再说话，我和我的喇叭。我只是紧紧地握住了方向盘，我会在我的路上稳稳当当地开下去，绝不让他一毫一寸。
后座的故事还在紧张地进行，他的手已经消失在她的领口里。他的手到底在她的身子里走了多远？我看不见。车镜太小，车镜像一个憋屈的相框，裁截了延伸在框子之外的一切精彩细节。我只能猜，从她泛着潮红的颧骨来猜。
那皮卡突然加大了速度，老旧的马达发出一阵被黑烟包裹着的沉闷嗥叫。我摇下车窗，对他吼了一声，你疯了？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喊完，皮卡的头已经插进了我的车身和峭壁之间的那个狭窄空间。我的喇叭发出了一声长久而声嘶力竭的怒吼。假若这是我的喉咙，我相信它已经撕裂成碎条，嘴巴里应该溢满了血水。
后座的两个人猝然分开，不约而同地惊叫了一声。我的车身重重地抖了一下——是车把打出的一个右转。这个右转很急，不急不行，谁想得到公路上会有这样低级的傻×，情愿用一条性命来置一口没由来的闲气？我的车擦着悬崖的边缘颤颤巍巍地稳住了，右车身被水泥围栏蹭去了一层皮。
30年的驾龄并非全无用处，它让我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作出了一个判断，我闪开了阎王爷的爪子。
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阎王爷只是转了一个身，挪到前边的路口等着我而已。
那辆又破又脏的皮卡呵呵地咳嗽着，扬长而去。
“今天到家，你们都煮一碗索面酒压惊。”我说。（一种泡在黄酒里的细面条。在南方习俗里，产妇坐月子或者人受了惊吓，都要吃索面酒调养身子，或驱邪压惊。）
车里谁也没有吱声，他们都还惊魂未定。咔嗒，咔嗒，我听见副驾驶座上的那个瞎眼女孩又检查了一遍安全带，松开，再系拢。
我看了一眼车镜。后排的一男一女相隔远远地坐着，仿佛是两个从前不认识，现在也没兴趣认识的陌生人。
啊，真，一场小惊就吓湿了裤裆。
我不习惯沉默，沉默叫我脑瓜仁发胀。我打开了收音机。这一次，我没问他，那个我曾经的兄弟、现在的领导，要听哪个台。我知道问了也是白问，他的心思还没有回到他的肚腹里。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
年轻人的把戏，无病呻吟。才走了几步路啊，怎么就撞上这么多的伤害绝望了？全叫你撞上了，难道别人就都活在天堂里了？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
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
突然，那歌声像电池走弱了的唱盘，音节和音节之间拉出一些怪诞的荒腔。路标变成了一团晒在风里的挂面，甩过来甩过去，却怎么也不能固定成型。
疼。一股疼痛从胸腔渐渐蔓延上来，蹿到了我的肩膀和胳膊上。我的心成了一条毛巾，被一只手狠狠地拧着。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来抵抗那只手，可是不够啊，我的力气不够。我只觉得那只手越拧越紧，我的心紧成了一根麻花。
“大头，快……”
我哼了一声，却没能把话说完。
皇天，我怎么喊了他的小名？我闯祸了。
这是我最后一个清醒的想法。
接着我就看见了天。
雾霾裂了一条缝，阳光有些割眼。树林子在不停地翻着跟头，树梢一会儿在上，一会儿在下，我不知道它在干什么。一群惊慌失措的野雀轰的一声飞蹿起来，黑压压地遮暗了半爿天。
我听见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接着，世界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宁静。
死着，抑或是，死？
现在想起来，那天一大早，在化妆间里，莉莉阿妈一开窗的时候，我就闻见那股气味了。锈铜烂铁的那种腥，锈铜烂铁的那种沉。老天在向我递话呢，我偏偏没听懂。我要是在那个时候听懂了，你就不会躺在这里了，路叔。
那天我是怎么给送到医院来的，我已经一点也不记得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病房。疼啊，浑身都疼，每一次呼吸，似乎都扎着一把大头针。
“多发性肋骨骨折，加上肱骨干骨折。”身边的护士告诉我。
我没听懂，我请她再说一遍。
“你的四根肋骨断了，手臂的骨头也断了，已经做了固定。如果疼得厉害，就按一下这个按钮，会自动注射镇痛剂。”她说。
我问她，严重吗，我的伤？
她说，还得观察。如果没有内出血，没有严重脑震荡，应该问题不大。不过详细情况，还得问明天查房的医生。
我不知道我的病房里有几张床，几个病人。我只听见两个护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窸窸窣窣地收拾着什么东西。
“运气真好，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只断了几根骨头，都没有破相。”一个护士说。
“那你说该怎么样？难道还能再失明一次？”另一个护士说。
她们在谈论我，当着我的面。她们以为我眼睛瞎了，脑子也跟着残了。这世上的人都不知怎么了，总以为瞎子就是傻子，没有脑子没有神经，钉子砸上去也不知道疼。
“那个女的，才真叫惨，一张肉饼，那样子，都不敢叫家属看。”
“那个司机也是，当场就没了。”
“听说司机是心脏病突发，还没落地就已经死了。”
“惨是惨了点，不过也算痛快，最倒霉的是隔壁的那个6床。那种状况，靠艾克膜能维持几天？”
我这才知道，莉莉阿妈死了。司机也是。
那天出门的时候，莉莉还是有妈的，可现在莉莉就只剩下爸了。
那天出门的时候，一辆车里坐了四个人。可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
哦，不，路叔，你还活着，就躺在我隔壁的病房。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可是今天，我一走进你的房间，闻见了你的气味，我就知道我错了。
你不是还活着，你其实是还在死着。慢慢地，一分一秒地。
你的房间里一定来过了许多人。每一个进入过你房间的人，都留下了自己的气味。明眼人靠脚印来辨认人走过的路，其实瞎子也是，只不过瞎子是靠气味来辨认脚印。
交警队的王队刚刚走，之前他肯定来过多次。虽然他只在我的床前停留了5分钟，我却准确无误地记住了他的气味。我不是指烟味——这是几乎所有在场面上跑的男人都会有的气味，我已经把它排除在我的判断范围之外。我指的是某种独属于一个人的气息。他大概经常熬夜，不按时吃饭，所以他的胃在向他的嘴不停地输送着一股积攒了多年的怨气。他驻留过的地方，连墙壁的毛孔里都会渗进他浓重的口臭。他应该换一种茶叶了，我知道什么样的茶可以安抚他那只时时造反的胃。
廖总也来过了，而且肯定不止一次。廖总的胃也有怨气，只是廖总的肝嗓门比胃响亮百倍。在肝面前，廖总的胃更像是个忍气吞声的童养媳。廖总的肝里烧着一团凶猛的火，这团火只要一蹿出他的身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百亩茶林瞬间烧成灰烬。廖总一天24个小时，睡着醒着，都在紧紧地捂着这团火，怕它闹事。这团火找不到出路，只能在廖总的身子里乱窜，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熏得焦黑。所以廖总连头发梢上，都冒着一股煳味。
刘主任肯定每天都来。他的气味比较复杂。和所有的医生一样，他的衣服和皮肤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消毒药水气味。不过再厚实的掩盖底下，也总能露出蛛丝马迹。刘主任的胃很好，肝也没问题。刘主任的问题在心和脑子。其实，刘主任的心和脑子也没问题，在它们各自唱戏的时候。可是只要把它们搭成一个戏班子，它们就谁也不服谁。刘主任是读书人，脑子里有很多个想法，心里有很多层心思。脑子叫心做的事，心不愿意。心让脑子配合的时候，脑子一定反对。刘主任的心和脑子在刘主任身上打了一辈子的仗，永远硝烟弥漫。刘主任唯一能让脑子和心安静下来的方法，除了睡觉，就是吃辣子。辣子能叫他舌头发麻，身子松弛下来，也能叫他的脑子和心同时闭嘴休战。护士说刘主任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风味的辣酱瓶子，有湖南的、四川的、贵州的、福建的，甚至有越南、韩国的。护士打趣他，说，他恨不得喝茶的时候也放一勺辣子。所以刘主任的鞋踏过的地板，都会有一股辛辣。
除了上面这些气味之外，这屋里还有一股气味，咸咸的，像海边飘过来的风，却没有海风里的那股鱼腥。当然这并不真是海风。我们这个城市虽然离海不远，但海把它的气吹进这扇窗子来，还是要走许多路的。
这是你老婆身上的气味。眼泪的气味。
你老婆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没有哭。我闻到的是干涸的眼泪，是泪水流出身体时在毛孔和皮肤上留下的盐痂。她心里还囤积着许多眼泪，像湖、像海，可是她的身体没有力气把眼泪送到眼睛里，她的眼睛也没有力气把眼泪送到脸上，她只是哭不动了。
其实眼泪也有不同气味，假如鼻子肯下力去细细区分。哀伤的眼泪是最简单的，它只有盐水那样的咸味。如果哀伤里加入了嫉恨，那咸里就会混进酸味。如果哀伤里加进了怨气，那么咸味里或许还会有辛苦味。再如果哀伤里又夹杂了羞辱，说不定那咸味里还会出现微微的烂甜，像沤坏了的瓜果菜蔬。
你老婆坐到我身边和我说话时，我同时闻到了这几种气味。我突然明白了，她哭不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她的眼泪太复杂太沉重了。我也明白了，这些眼泪若一直没能在她身上找到出口，她将会成为一个泛着阴沟里的馊气的怨妇，从现在一直到老，到死。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从现在到老，到死，路太长太久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到了帮她。那时我想到的仅仅是帮她，还没有想到帮你——帮你还是后来才生出来的念头。在这个房间里留下过气味的人，都不需要我帮忙，他们都是能人，除了你老婆。其实我也没法真正帮你老婆。我知道从根里帮她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生活里抹去那个可怕的一天。也就是说，那天的车根本没有出事；或者说，那天出事的那辆车上根本没有你。可是这事我做不到，谁也做不到——除了上帝。所以我即使想帮她，也只能从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下手。
我说的小事，就是让她能有力气，把囤积在心里的那些眼泪痛痛快快、理直气壮地哭出来。
所以，当她走近我，跟我打听那天发生的事时，不知怎的，我身上仿佛有根神经抽了一抽，脱口而出，就告诉她你给她买了那只手袋。那句话不是事先盘算过的，没经过大脑，甚至不是从心里生出的，仿佛嘴径自走了自己的路。我到现在都还是迷糊的，我怎么会想出那样的说法。
我只记得，她听了我的话后，号啕大哭。她不是这会儿才听说你出事的，她先前说不定也这样哭过，可是我依旧觉得那哭声听起来有些瘆人，像她心里有堵墙突然哗啦一下子塌了，又像是她一脚迈过了一道她以为一辈子都迈不过去的鸿沟。她冲出屋去的时候，我又闻见了眼泪。这次是汁液，而不是那些干涸在毛孔和皮肤表层的盐痂。
我发觉那眼泪的气味变了，没有了酸，没有了辛苦，也没有了馊甜，只剩下一股单纯的、浓烈的咸。
你老婆让护士回避了，现在屋里就剩下了你和我，我终于可以说一说，你的气味了。
你曾经是一个多么爱干净的人啊。你的衣服上，永远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道。你衣领上的味道我说不上名字，只记得莉莉阿妈有一次问你喷的是什么东西。你说是女儿买的古龙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古龙水这个名称。有一阵子你的消化不好，你不停地嚼口香糖，没人处总悄悄地问司机你嘴里是不是有味。
现在你的气味变了，变得这样彻底。现在你通身上下只剩下一股气味，那就是臭。
首先是尿布里包裹着的那股臭味。阿妈说小孩子的屎都是香的，可是大人怎么能和小孩比？大人尿布里的东西，可以熏跑一地的鸡。
还有，就是你身上的油垢味。你大概好几天没有洗澡了。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护士一定是这样想的。
其实，这些都还是皮毛上的气味，真正的气味，是在皮囊底下。
听说你的脑子在送到医院时就已经死了，可是你还有许多想法。那些想法是被活生生地埋在你的脑子里的，它们在慢慢地死着，慢慢地沤烂着，像个小小的化粪池。
你的心脏、你的肺、你的肾脏、你的肝，其实也都死了。你身边那套据说贵得吓人的机器，其实不过是摆个样子，给王队看，给廖总看，给许多别的人看——他们商量的事，我耳朵里也刮到了几句。你的五脏六腑已经像肉铺里放久了的肉，渐渐生出腐烂的气息。这气息正透过你的毛孔，隐隐约约地弥散在空气中。只不过你的皮囊还很厚，等到你肚子里的秘密终于突破皮囊的阻隔，或者说，等到皮囊也随着你的肚子一起腐烂，估计还有几天的工夫。
“走啵？走吧。”
我的耳朵抽了一抽，像旷野里的兔子。我隐隐地听见了一个声音。
哦，那不是声音，那只是风在我的耳道里轻轻碰了一碰。
我的头发一下子奓成了针。
是你。
那是你在和我说话，不是用语言。
你在害怕。你害怕你肚腹里的那股腐烂气味，很快就不再是独属于我鼻子的秘密。你害怕你维持了一辈子的干净形象，会在这张床上被碾为齑粉。
我站起来，顺着墙壁四下摸索着，找到了你的床头。
护士提醒过我，不要乱碰床头的东西，因为那面墙上有电源插头。你床头的设置应该和我的差不多——所有重症监护室的病房设置，应该都是大同小异的。我若顺着你的床头摸上去，极有可能会摸到墙壁上的那排电源插口。那上面不知插着多少根电源线，但那里头总有一根，是掌管你床前那台贵得像金子的机器的。
只要我把那根电源线拔下来，你就会很快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洗去一身的臭味，换上你的好衣服，干干净净，精精神神，像过去那个样子。而你此刻的气味，将永远尘封为我一个人的记忆。
你是想让我这样帮你，是不是啊，路叔？
我猜得很准，离你床头大约一两尺高的墙壁上，果真有一排插线板。我摸了一下，那上面只插着两根电源线。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冒两次险，每一次都有50%的把握。
我踮着脚尖，先拔下了第一根。
然后是第二根。
管子突然停下了吮咂声，沉寂如一床厚被子，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满屋只剩下我的心跳声。扑通，扑通，扑通。
我按了一下手腕上的那只盲人报时表，一个电子声音轻盈地荡漾在弥漫着消毒药水气味的空气中。
“现在是，12月30日下午，4点47分。”
注 释
[1]. 张翎，女，现定居加拿大。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金山》《邮购新娘》，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等。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9年年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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