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整体防线被压缩到渡河点附近，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在指挥拖后掩护时，突遭远程榴弹炮轰炸，胸部被弹片击中，当即毙命。一直到晚上，第23师团才得以全部撤到对岸，河西只剩下须见新一郎和他的第26联队仍在维持。
本来第26联队可以第一个撤出，阴差阳错下，不得不沦为断后部队。
苏军几次要夺取浮桥。维护浮桥的是第23师团所属工兵第23联队，联队长斋藤勇中佐与须见新一郎是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他不忍心看着老同学被截断后路，因此不顾工兵联队作战能力有限，一直在浮桥旁边拼死抵御。其间，工兵还用炸药炸伤了几辆苏军的喷火坦克，以阻止苏军的攻袭。
1939年7月5日晨，第26联队最后一个通过浮桥撤离，斋藤勇这才下令拆桥，可谓是巨有义气，也很符合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军人平时对“武士道”津津乐道，不过这时谁也顾不得讨论这个，他们如今热议的话题是为什么会吃败仗。
对于开局，日军方面本来以为是稳操胜券。作战期间，除关东军高参们亲自参与指挥外，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及一些参谋也到将军庙一带进行了实地观察，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不过失望之余，也整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为教训的道道。过于轻敌，当然是第一条败因。没打之前，谁知道老毛子这么猛啊，还当是日俄战争时的沙俄军队呢。此外就是炮兵和炮弹不足，没法压制苏军的火力，从而使得野战部队的军事行动难以自如。其实还应该加一条，坦克也不足，但参谋本部根本就不想在坦克上再投入了，因此这一条被省略了。高官们开出的药方是，关东军要想打赢诺门罕战役，必须向前线大量调派炮兵部队。
关东军司令部按药方抓药，1939年7月6日，植田司令官发出了编组炮兵团的命令，由关东军炮兵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少将担任团长，着手抽调和拼凑炮兵部队。
对前线日军来说，编组炮兵团还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总不可能整天敞着肚子晒太阳，如果能够边等边打，顺便报了首轮折戟的一箭之仇，岂不是更妙？
以假乱真
1939年7月6日晚，奉着安冈的差使，玉田又带着战车第4联队偷偷摸摸地溜出去，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
其实无非是还对上次夜袭的成功念念不忘，想再复制一下而已，只是这点小伎俩已经被朱可夫看死了。苏军除在后方阵地加派警戒部队外，还在多次日军可能利用的侧翼通道上，增设了反坦克炮阵地，玉田再也无机可乘。
不过这次玉田发现苏军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他们的战壕多建于高地顶部和坡面，下面的通道看不到士兵踪影。
偷袭嘛，本来就是要钻漏洞。有了漏洞，此时不钻更待何时，玉田立即指挥坦克鱼贯而入。
然而这只是朱可夫用来诱敌深入的一个圈套。通道的杂草和沙土中有许多不易发觉的细铁丝，坦克履带一下子就被缠住了。随之而来，早已隐蔽于高地战壕中的反坦克炮开了火，把无法行动的日军坦克当靶子打成了蜂窝。由于使用了燃烧弹和装甲弹，有的坦克炮塔都被烧成了灰。
战车第4联队偷鸡不着蚀把米，一下子丢进去11辆坦克，最后还多亏山县联队及时救援，余部才得以回营。
自坦克大战后，战车团缺油少弹，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唯一还保存着一点战斗力的就是第4联队，现在也被打得吐血，令安冈自己都对坦克部队失去了信心。
坦克夜袭失败，不等于步兵夜袭也会失败。日本陆军对于他们战术的信仰，除了迂回侧击，大概就算是夜袭了，二者也都明确载入了作战条令。
联队长和参谋们纷纷向小松原建议，既然白昼作战，缺了炮兵部队不可，那为什么不利用恶劣天气或晚上进攻，让步兵发动夜袭？
小松原一听有理，就向关东军司令部上报了一个步兵夜袭的作战方案，他计划通过夜袭夺取东岸的渡河点，破坏或拆除苏军建在哈拉哈河上的浮桥，这样同样能起到将两岸苏军隔离开来的目的。
关东军的矢野副参谋长等人都有观战体验，觉得目前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便同意了该方案。
为了给落败后的前线部队补点血，关东军特地从国境守备队中调拨两千多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又给小松原添置了一批速射炮和重机枪，上上下下都把转败为胜的希望放在了夜袭战上。
观战的德国观察团又来泼冷水了，他们不同意夜袭，尤其不同意这种以白刃冲锋为主要方式的夜袭。
观察员们注意到，日军士兵虽然身材矮小，但有着熟练的拼刺技术，他们步枪上的刺刀也比一般刺刀长，显然是为白刃战而专门设计的。看上去，如果是兵对兵拼刺刀，日军士兵未必落于下风。
德国人不赞成夜袭，不是说日军拼刺刀拼不过苏联人，而是说这种战术太过落后，还停留在一战以前。
类似的话，小松原不知道听了多少回，耳朵都要起茧了。一战，一战，老是提一战，难道一战不是人打的！白刃战是我们日本陆军的看家绝活儿，不用这个还用哪个？
小松原不听劝阻，照旧下达了夜袭命令。
1939年7月7日晚，日军各联队按照命令，悄悄地向潜伏区域进发，不料半路就出了麻烦。
苏军坦克装甲车多，没事彻夜在前沿转悠。第23师团第72联队碰上了一支装甲侦察分队，那些钻在装甲车里的侦察兵二话不说，首先通知了西岸炮兵阵地。那通揍，差点把联队打得灵魂出窍，光中队长就死了一多半，整个晚上，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不用干别的，光收尸就够他忙活了。
和第72联队同病相怜的是第26联队，也是跟一支苏军坦克部队遭遇并交了火，尽管没挨炮轰，但也错过了当晚的夜袭。
幸好其他联队都按时到达了潜伏地点。晚上10点，夜袭开始。小松原先集中现有的两个野炮联队，对苏军一线阵地进行了半个小时的火力攻击，接着工兵联队前进。
上工兵联队的原因，是因为苏军在河东主阵地埋了7万枚地雷，不清障的话，后面这些步兵全都得给炸飞了。
工兵排雷时，苏军的机枪和迫击炮全都没歇着，工兵们作业时连头都不敢抬，这个遭罪。
排完地雷，便是“猪突冲锋”，步兵们端着刺刀，不要命地向各个火力点猛扑。似乎苏军真的害怕这种疯狂攻击，他们很快放弃阵地，撤往河西。日军占领阵地后，立即向上空鸣放显示夜袭成功的信号弹。小松原通过望远镜看到这一幕后，顿时心花怒放，也以最快的速度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去了捷报。离天亮已没有多少时间，日军工兵抓紧时间拆除浮桥，完成整个夜袭行动中的最后一环。
晨光微露，桥也拆得差不多了，大家如释重负。不过就在这时候，阵地中央开始落进许多烟幕弹，浓厚的烟雾呛得士兵们眼泪鼻涕横流，什么也看不清楚。
还没等日军回过神来，一大群苏军的BT 快速坦克已插入日军的速射炮阵地。这些速射炮是后半夜拖上来的，但是还没发挥作用，就被BT 坦克捣毁了。
紧接着，苏军机枪旅不知何时也冲了上来。日军的屁股还没坐热乎，眼看着又被从苏军主阵地上赶了出去。
随后便是轰炸机追着炸，各参战联队被炸得哭爹喊娘，狼狈不堪。整整忙乎了一夜，不仅看似到手的那点银子还了回去，连自家本钱也折进去不少，这可把小松原给郁闷坏了。郁闷是因为他知道的战术，只有迂回和夜袭。相反，朱可夫的花样却多得很，除了诱敌深入，还有以假乱真。小松原或许会感到不解：占领苏军阵地后，我周围放了警戒，浮桥也拆了，那些BT 快速坦克、机枪旅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浮桥就是朱可夫以假乱真的一种手段。日军能看到的苏军浮桥，大多数都是“明桥”，那只是一些暂用桥，或者是伪装出来的桥，并不起作用。苏军真正使用的浮桥是“暗桥”。这种桥是先在河床上打好基础，然后根据河水的涨落，以及人员、车辆、火炮通过时所需要的宽度及深度，建筑出掩于水下的平坦水泥过道，通常在哈拉哈河水面以下30厘米处。
日军对苏军浮桥进行过反复侦察，但不到“暗桥”的附近很难发现其秘密，即便空中侦察也是如此。
“明桥”和它旁边的阵地，都不过是朱可夫用来钓鱼的饵。当日军进攻时，苏军只是佯作撤退，其实在撤离前，河东河西的苏军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日军工兵拆掉的都是“明桥”，反击部队可以通过“暗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袭击，而其突然性和隐蔽性，比起日军那种地球人都熟悉的夜袭战术又不知要强上几多。
琴弦
第一个晚上冒险的失败，让第23师团伤了元气，一时再也折腾不动，小松原不得不寻觅新的生力军。
原属第7师团的第26联队在上次过河作战中就遭遇重创，三个大队长，两死一伤，已难以负起大任，但关东军司令部这时又从第7师团调来了一个联队——第28联队，与第26联队共同组成第14旅团，由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统领。
第28联队不仅所有资历均与第26联队相同，其战力甚至还在第26联队之上，它被称为第7师团最精锐的一支部队，而且一向以长于夜战著称，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被用来进行夜战训练，野战步兵能适应各种方式的夜战环境，对夜间清障、定向、隐蔽、巡逻及警戒皆驾轻就熟。
参谋本部的观战高官们曾经指出，第23师团在首轮作战中的任务过重，必须增加第7师团。所谓“任务过重”云云，只是客套话，其实就是更信得过第7师团的另一种说法。
如果是在诺门罕战役前，谁要是这么比较第23师团，小松原准会嘴翘鼻子高，不过这场战役真是把他打得六神无主了，现在他已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只要哪个菩萨能显灵，让他跟着磕头烧香喊爷爷都行。
1939年7月8日晚，以第28联队为主，第14旅团6000余众承担了新的夜袭任务。这次小松原不再走讨巧的路子，搞什么破坏浮桥了，他命令第14旅团直接前推，稳扎稳打，将苏军摩步师所控制的高地一个个予以占领。
连续两天晚上，诺门罕都飘着小雨，夜色漆黑。要说这样的天气本来和夜袭很匹配，第14旅团起先也并不在意，但是出发不久，小雨就慢慢地变成大雨，大雨又变成了暴雨。
第23师团曾被诺门罕的干渴缺水折磨得要死要活，第14旅团相对要好一些，只是谁也摸不透草原水龙王的脾气，这位老兄犹如在用恶作剧打发乞丐：你需要米的时候我给你钱，你需要钱的时候我偏给你米。
这么大的雨是第14旅团参战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虽然出发前穿了雨衣，可是在暴雨下并无多少遮护作用，不到一分钟，每个人从头到脚全被浇了个透，背包、皮鞋里尽是水。
士兵要携带的装备已经不轻，平均达到30公斤以上，再加上这么多额外雨水，身上的负荷沉到迈不动腿。参加夜袭的士兵后来回忆：“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想，这会不会是神不满意我们这些人，对我们的一种惩罚呀。”
到了下半夜，“惩罚”总算告一段落，日军也摸到了高地前沿。这时绊住他们的不再是暴雨，而是“琴弦”。
“琴弦”是一种新型钢丝网，不过与拦阻坦克的蛇腹铁丝网不同，步兵才是它的菜。之所以叫做“琴弦”，是因为钢丝非常细，如同钢琴的琴弦一样，而且全部贴近地面。
日军士兵被“琴弦”缠住后，都成了手舞足蹈的八爪鱼，想发起夜袭惯用的猪突冲锋也不可能。守卫高地的苏军步兵一见，立即向驻于高地后方的炮兵阵地发出信号。
炮兵事先给高地前沿的每个区域都编了号，并测定好了射击诸元，收到步兵的信号，他们只要照本宣科，按测好的数据射击即可。
小松原一直在营地等候好消息，但等来的只是被炸得伤痕累累的败兵之师，至此，第28联队的神话也破灭了。
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太容易得到的，会对之兴味索然，太不容易得到的，又会完全丧失信心，就是这种看似容易得到，却又始终未能得到的，最是吊人胃口。
小松原的胃口被吊了起来。他自己检点两次受挫的败因，第一次是两个联队缺席，第二次是只有两个联队，如果第三次能把诺门罕地区的所有部队和资源都动员出来，从而发起超大规模的集团化夜袭，就不信苏军还能扛得住。
吸取之前的教训，小松原向飞行集团要来几架侦察机，由联队长们乘坐着，利用白天的时间对地形和路线进行了一番侦察。他还为各联队配置了通讯分队，对相互联络的信号作出规定，如此大费周章，都是为了协调一致，以避免再次出现迷路或者自乱阵脚这类糗事。
小松原忙到要爆肝，恨不得来个乾坤大挪移才好，相比之下，他的对手要镇定得多。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手，朱可夫对日军的战法已经了然于心，他印象特别深刻，同时也感到啼笑皆非的，就是日本人运用战术的死板和食古不化。
比如说迂回战术，这个战术自有其高明之处，但日军的问题是把它看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很多时候战场上其实并不具备迂回包抄或侧击的条件，也硬要实施，而且实施了就退不回来，一次，两次，三次……直至被别人揍到稀里哗啦，彻底破产为止。
日军连续几个晚上发起的夜袭战，让朱可夫再次长了见识，从第一个晚上开始，他就知道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甭管多少次，跟第一次相比，没有多少质的差别，只不过是量的增加而已，你只要找准要害，就一定能打断它的脊梁骨。
火制对刺刀
1939年7月9日晚10点，小松原集中火炮，对苏军据守高地进行射击。随着炮火的逐步延伸，近2万名日军步兵冲出了掩体。
所有步兵，搭配最拿手的夜袭动作，别的不说，光是2万人深更半夜的齐声大吼，就有让人虎躯一震的效果。
小松原相信，它足以冲垮苏军的任何防线。当人流汇集到苏军阵地前沿时，冲锋的士兵们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白昼，这是怎么回事？
天亮还早，白昼纯属人工制造。打夜袭战，依赖的就是夜色，朱可夫早就想到了破解之法，他事先给前线炮兵部队配发了大量的曳光弹、照明弹、燃烧弹，又秘密调来12部探照灯车，此外，坦克装甲车也都换装了大功率远射车灯。
这么多的专用器材，足够把方圆几公里范围内都照得一片光明，上万名日军步兵被强光暴露在开阔地带，完全失去了夜的掩护，顿时全傻了眼。苏军立即用机枪集中射击，浓密火力下，日军成排成排地被扫倒在地，顷刻之间便尸横遍野。眼见突袭不成，日军索性直接展开“猪突冲锋”，士兵们就像在练兵场上进行训练一样，一边喊着“万岁”，一边端着刺刀不顾死活地向上猛冲。贴身近战和白刃格斗长期作为日军的训练重点，一般日本老兵的拼刺术都相当娴熟，日军对此一直引以为豪，认为用刺刀就可以决定战争胜负。如果是近距离以刺刀对刺刀，日军绝不会处于下风，问题是你接近得了吗？日军这种带有冷兵器时代痕迹的拼刺刀战术，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很少有国家采用。日本虽然也参加过一战，不过仅局限于亚洲区域，没有到欧洲主战场去试过身手，就是在亚洲，它也没碰上高段位的选手，当时的俄军在武器装备上最多跟日军一个档次。
可以说，从战术到武器，日军的思维大多还停留在一战以前，拼刺刀也始终被作为制胜的基本途径之一。苏军则不同，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后，实践出真知，他们已经紧紧跟上了现代军事大潮，作战时非常注意通过“火制”，也就是增强火力密度的办法，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苏军士兵原来普遍使用俄制莫辛步枪。正是在轻武器自动化的潮流影响下，苏联着手研制成功一种冲锋枪，并已在前线进行了试用，它的名字叫“波波沙”。
最初，苏联人并不知道冲锋枪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波波沙”只配到班长以上的中下层指挥官，与作为自卫武器的左轮手枪进行搭档使用。
就在日本兵蜂拥而上的那一刹那，苏军发现了冲锋枪的价值。冲锋枪的射程低，但是射速和进入射击状态较快，而且几乎无后坐力，枪口也不会跳起，连续发射很少出现故障，即便刺刀快到鼻子尖了，持枪者只要扣住扳机不放，仍然可以将面前的魑魅魍魉统统打烂。
更加让人省心的是，“波波沙”的弹鼓装有71发子弹，横扫的时候根本就不用顾虑枪膛里有没有子弹。
在“波波沙”掀起的狂风骤雨面前，端着刺刀的日军还没把格斗架势摆出来，便被打得血肉横飞，现场那种无价可还的惨状，令幸存士兵以后不提冲锋枪便罢，一提脸上就没了血色。
你再怎么宣传精神万能、“武运长久”，这人掰开来揉碎了，也不过是几十种化学元素，哪里能承受得了成千上万子弹的消磨！
上半夜，日军如潮地上去，又稀稀拉拉地退了回来。说是要动员全部资源，小松原让炮兵联队把克式野炮运了上来。克式野炮是一战前日本从德国购买的火炮，它与速射炮一样可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但威力比速射炮还要强。
日军用克式野炮抵近射击，高地上的探照灯车被一一击毁，而苏军可使用的照明弹也已消耗殆尽，战场上的光线立刻黯淡下来。乘此机会，日军又组织起第二次集团冲锋。
在黑暗的环境下，“波波沙”冲锋枪的拦阻效能有所减弱，前沿阵地因此被日军突破。
苏军在战死一名团长后，放弃了一线阵地，包括721、733在内的几座高地上的守军全部撤向后方。
第三个晚上，小松原终于有了圆梦的感觉，直到天亮以后。天亮以后，朱可夫用行动告诉小松原，他的暂时放弃，只是为了给小松原制造一个新的噩梦。晚上短兵相接时，因为害怕误伤友军，蒙古高台的炮兵阵地一弹未发，等于闲置，现在可以说是毫无顾忌。
朱可夫一共储备了60万发炮弹，他对炮兵的要求是，在射区内，每平方米每分钟平均要爆炸两发炮弹——就当超市开业酬宾，炮弹不要钱，可着劲地送给日本人尝尝鲜。
数不清的炮弹扔过来，黄土被炸起后与黑色浓烟混在一起，使阵地上空由晴天变成了阴天。日军刚刚占领的每一座高地都遭到了炮火的严密封锁，步兵和炮兵蹲在战壕里一动不敢动。如果全都蹲着还好一些，但这么多人马不可能不喝水吃饭，每天为了向高地送水送饭，都要死伤许多人。在苏军连中途下课时间都不提供的无间歇炮击中，日军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在精神上也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这正是“火制”的最高境界，朱可夫在一退一让之间，把小松原锁进了监狱。日军发动三次夜袭，前后共伤亡5000多人，火炮损失一半，得到的结果仅是苏军战死200多人，防线后缩2公里。在“火制”面前，什么“猪突冲锋”、“白兵主义”都输掉了裤子。
德国观察团把猪突冲锋称为“愚蠢的密集冲锋”，他们对日本人如此浪掷兵力感到十分不解：你们完全是在把可笑当好笑，死这么多人，就为了得到区区2公里防线？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理解是多么困难。小松原又怎么能想到，自己血战竟日，能得到的居然只有2公里防线呢？
他如今是骑虎难下，要攻，攻不上，要退，不甘心，于是从早到晚接受苏军的炮火“摧残”就成了唯一的无奈之选。
假如能倒退到7月7日以前，小松原一定不会如此冲动，他会含着眼泪，流着鼻涕对大家说：知道什么是幸福吗，幸福就是天冷的时候手里捧着一个热腾腾的烤地瓜……错在哪里前线部队的狼狈样，连关东军司令部都看不下去了。1939年7月12日，植田命令小松原立即停止进攻，原地休整。
在苏军强悍的火力覆盖下，日军哪里还谈得上进攻，只是每天不停地累加伤亡数字而已。夺得那些高地，对小松原来说也绝不是福音，反而成为难以卸除的包袱和负担，因为他不得不分兵驻守，并承受相应的伤亡和损失。其实这时候就应该撤出苏军的火力范围。小松原在那里硬挺着挨打，除了有所不甘外，最大的担心还是怕上级追责。因为自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开始以来，他吃的败仗实在是太多了，成为不折不扣的老输家，随便怎么打板子都可以，能得到“2公里防线”，多少还可以交代一下。
1939年7月14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等一行赶到诺门罕，与矢野、辻政信会合，对这个阶段的日军作战进行了考评。
事实证明，能相互理解的，还是自己人。一番评点下来，小松原竟然得到了不错的评分，考评人员认为，他的指挥没错。你看，该迂回迂回了，该夜袭夜袭了，日军的看家绝活一个不少全拿了出来，就算换个人，要做到更好也非常困难。
矶谷一语定乾坤：“对小松原，不是批评指责，而是要继续加以支持和鼓励。”小松原听后那个感动：小生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我也没别的好说，反正继续打下去，朝老毛子报仇雪恨就是。既然小松原没有错，那么屡吃败仗，到底错在哪里？矶谷等人的分析是，错在火力不如人。从统计数据上看，百分之六十的日军均为苏军炮火所伤，前线日军虽有野战炮兵联队，但他们的火炮口径和射程均不及苏军，无法为步兵提供必要的火力支援。
说日本的武器配备还停留在一战时期，真的是一点都不冤枉。一战以后，各国列强的炮兵部队都把火炮口径提高到了105毫米以上，日军还以75毫米为主打，这能打得过吗？
向前线加派炮兵部队本来就已在准备之中，不过起初只考虑了量，现在有了这条结论，就得强调质，也就是需动用关东军的远程重炮部队参战。
矶谷参谋长返回长春后，立即向植田作了报告，植田同意照此办理。与此同时，作为胜利者一方的苏军高层内部也进行了反思。指挥诺门罕战役之初，朱可夫主要立足于防守，以求杀伤日军有生力量，让其知难而退，但通过正式交手，他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无论是第二次诺门罕战役，还是随后的三日大夜袭，日军所动用的兵力规模和重武器数量，都要远超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不说别的，仅前线抓到的日军俘虏，就来自十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而在大规模夜袭结束后，日军也没有一点要收兵的迹象，小规模夜袭战不断。
苏军侦察机在空中可以看到，从将军庙到前沿阵地，布满了日军的宿营帐篷，前往海拉尔的铁路线上，运兵专列绵延不断。
这一切，都让朱可夫感到，日军在诺门罕绝不会轻易罢手。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软肋所在，那就是野战步兵不仅数量少，而且素质也明显不及对方，这场战争如果被拖成长期的防御战，最终取胜的很可能是日本人。
朱可夫的判断和忧虑，随即通过伏罗希洛夫传达给了斯大林。此前斯大林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但这时他也认识到，假如诺门罕这里始终没个说法，其大部分精力和一些军队主力将一直被牵制在远东，如此反而会影响到欧洲方面的部署。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看来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增调部队，发起一劳永逸的大反攻，让日本人在诺门罕彻底认败服输。
1939年7月15日，根据斯大林的意见，第57特别军被升格改编为第1集团军，朱可夫就任集团军司令员。第1集团军是一个为诺门罕战役而专门组织的大兵团，有权统辖诺门罕战场的所有苏蒙军。
集团军成立后，大批援兵陆续开来，朱可夫仅在陆军方面就增加了2个摩托化步兵旅、1个机枪旅、1个坦克旅。伏罗希洛夫元帅给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远东战事。
从这时候起，朱可夫忽然安静了下来，或许他心里很着急，急于反攻，急于取胜，但在行动上却一点看不出来。
胸有全局的大将，与有勇无谋的战将的区别，往往不是体现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之中，而是在战争爆发之前。比如加伦，在中苏同江之战之前，他就等待了两个多月，朱可夫以性格火暴著称，然而他同样能耐得住性子。
事实上，在接过集团军权杖的那一刻，朱可夫就知道，自己背后已经断了退路，前方也没有任何侥幸的可能，战争的规律本来是有胜有败，但在这场战争中，他只许胜，不许败。
要想胜，不靠运气，不靠天赐，全靠实力，也就是说，要掌握比对方多得多的优势，在未完全掌握这一优势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朱可夫所要的优势是，苏军从兵力数量、重武器到后勤物资补给，必须全面超过日军，其中，他最担心的就是物资补给。
朱可夫具备大兵团作战经验，非常了解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他要等，也主要是在等物资。
草原狩猎
小松原也在等。因为要添置重炮，炮兵部队到达前线的时间由此延长，为了等待炮兵，小松原约有半个月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连续进攻。
不过小松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闲着，期间他仍对苏军阵地发动了几次小规模夜袭。
被朱可夫使用在前线的苏军步兵部队，始终是第36摩步师。夜袭攻防中，摩步师有些连队的军官实战经验不足，特别是当日军冲到眼前时，特别容易紧张，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端着冲锋枪横扫。尽管冲锋枪的火力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但由于扫射时过于盲目，误伤率也很大。
朱可夫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对这些连队进行了及时调换，同时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对东岸沿岸仅有的几座高地也不再死守，而是采取早晚换班的方式，即当日军晚上进攻时，第36摩步师便退回西岸，以避免进行夜战和肉搏。天亮之后，再由坦克部队出马应战。
斯大林增调给朱可夫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早就到了蒙古，但在补给尚未完全到位，反攻也没有正式发起之前，诺门罕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都不允许苏军再向前线增添更多兵力，所以这些援兵都被朱可夫作为战役预备队，放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待命。
除乌兰巴托的战役预备队外，朱可夫集团军尚拥有3个坦克旅和3个装甲旅，而在前沿作战的一直只有第11坦克旅和第9装甲旅，也就是日军过河作战时遭遇的那两个旅，其余机械化部队同样因补给原因留在了温都尔汗。
仅从部队编制上看，苏军的一线部队明显兵力不足，不过奇怪的是，与之交战的日军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一印象。他们的感觉正好相反，苏军不是不足，是太足了，不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几倍几倍地超过自己，更恐惧的是，怎么打都不见少。
就算是游戏机里最牛的主角，打完之后都还需要补血，面对这样从不需要补血的强悍对手，你心里能不发毛吗？
日军的这种印象，正是朱可夫想要的效果。他在前沿运用了一个类似于移花接木的办法：以火力弥补兵力。
第36摩步师从未调换过不假，但到反攻前，包括第36摩步师在内，苏军一线步兵师的重武器配备已比正常编制超出一半。
第11坦克旅和第9装甲旅也是一样，它们的坦克一旦破损或被击毁，马上就由驻温都尔汗的坦克装甲部队负责进行补充调换，缺多少补多少，使其出勤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一百。
这样总是激情澎湃的坦克部队一露面，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复晚上丢失的阵地，还能与空军配合，对日军据守的弗依高地展开进一步反攻。
在苏军反攻时，高地上空硝烟弥漫，苏军轰炸机来回俯冲，进行低空扫射，坦克群则向高地日军猛烈开火，日军后方部队甚至可以看到T-130喷火坦克所喷出的青蓝色火焰。
朱可夫并不真的想占领弗依高地，他只是要通过这种“攻势防御”的战术，在有效地守住现有阵地的同时，杀伤日军有生力量。
小松原无机可乘，连小规模小范围的夜袭也被迫宣告中止。你想安安静静地躺一会，朱可夫可不让，他开始派兵袭击，只不过他派的不是普通步兵，而是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狙击手。苏军狙击手使用装有瞄准镜的莫辛狙击步枪，两到三人组成一个“猎杀小组”，每天二十四小时瞄准弗依高地上的日军，展开“草原狩猎”。在诺门罕战场上，这样的画面逐渐成为常态：一群日本兵蹲在战壕里，一个家伙把脑袋探出来往外看，也只是探出去一点点，但没过一会，他就像突然触电一样，整个人往后倒去。同伴一检查，不少胳膊不少腿，只是前额多了一个圆圆的弹洞。
一枪毙命！当他被撂倒时，周围的人连子弹从哪里飞来都没弄清楚。苏军狙击手不放过任何暴露的目标。日本兵或蹲或趴，别说伸脑袋了，就是身体动一动，或者俯卧的姿势稍高一些，都会惹来子弹。有的人过于惊恐，像鸵鸟一样拼命往地上钻，一不留神，屁股抬了起来，结果子弹就从那个倒霉部位上穿了过去。
苏军的“猎杀小组”中只有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狙击手，大部分也是临时从前线步兵连队中挑选的。这让日军很不服气，于是也针锋相对地组织“射击敢死队”。
日军装备于前线的三八式狙击步枪非常少，狙击手的数量也因此受到极大限制，而且日本人在狙击战中的战术特点跟他们进行迂回、夜袭时一样，非常死板，总是一群人守在一个地方，乒里乓啷射，极易被发现。发现之后，苏军都不用派自家狙击手与之对悍，只需确定目标，远距离一炮就能将这些人枪统统炸碎。
朱可夫的狙击战术给一线日军造成的心理压力，远大于其实际损失。日军不得不对前沿步兵的行动作出严格规定，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连续待在同一个地方，以免进入苏联狙击手的瞄准镜范围。
苏军狩猎的区域不仅有地面，还包括天空，进入7月以后，日本航空队的损失逐渐增大，其中以战斗机战队最为严重。
夜行怪客
损失大，就得补充，参谋本部被迫将分布在日本国内、中国关内、朝鲜的飞行战队陆续调出，以应前线之急。加上嵯峨彻二的第2飞行集团，此时集结于诺门罕的飞行战队已达18个之多，当时日本航空部队统共只有36个飞行战队，投入诺门罕战区的就有一半。
1939年7月12日，也就在日军地面部队停止进攻的这一天，日苏在诺门罕上空的新一轮角斗才刚刚开始。在当天的空战中，日本航空兵挨了重重一棒，第1战队长加藤敏雄中佐驾驶的飞机被击中起火。
在这所有战斗机战队里面，最精锐的还不是起初的第11、24战队，而是从日本国内调来的第1战队。作为战队长的加藤时年已经四十四岁，但他在日本陆军航空队中非常有名，被尊为航空兵的“长老”，二战后日本国内的一些游戏还以他为主角，称作“操纵的神”。
战机起火后，“操纵的神”跳伞逃命，结果落在了苏军后方，幸得僚机在草原上紧急着陆，才将他救了回来。
自第24战队森本重信战死以来，这已是日军王牌飞行员第二次落败，显示出年轻的苏联飞行员通过实战磨炼，正渐趋成熟和硬朗。
为应对苏联空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嵯峨彻二的指挥下，日军地勤部队加紧施工，从海拉尔到诺门罕、阿尔山这一带，短时间内便出现了5个机场群，计36处机场。
如此多的机场，一方面有利于战机分散和隐蔽，另一方面各战队在支援陆军时，也拥有了更大的纵深和正面宽度，可以做到前后机动，左右支援。
诺门罕的天空又维持了均势，但这只是就白天而言，苏联空军主任斯穆什科维奇从中找到战机，并派出波-2袭扰机执行他的意图。
波-2袭扰机的俗名叫“玉米”，机如其名，因其结构相对简单，这种飞机的产量特别高，是历史上生产最多的双翼机，总产量在4万架以上。
最初飞机设计师是想把波-2作为战斗机使用，它的外观跟普通战斗机也确实很相似，但后来发现，波-2的飞行速度太慢，碰上正宗战斗机，根本就打不过，还得战斗机为它护航。
幸好波-2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不会进入螺旋状态，即便偶然进入，只要飞行员放掉驾驶杆，飞机也会自动予以强制解除。对于新飞行员来说，螺旋是大敌，因此就被拿去做了教练机。
诺门罕战役让斯穆什科维奇看到了“玉米”的潜力，于是重新征召其入伍，教练机成了袭扰机。
当时日本和苏联的电子工业都很落后，飞机均未配备机载雷达，也就是说都不具备完全的夜战能力。波-2凭借完全隔离螺旋的特点，可以在晚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在那个高度上，日军战斗机根本没法识别和发起攻击，因高度太低，高射炮也难以有效地进行跟踪射击。
斯穆什科维奇把“玉米”撒到日军阵地上空，这些“夜行怪客”驾临后，从机舱里扔下几颗炸弹便扬长而去。
波-2投掷的多为小型炸弹，对日军造成的实际损伤并不大。斯穆什科维奇用波-2进行夜袭，其主要目的也不是轰炸，而是搞“恐怖主义”。
当波-2现身时，下面的几乎所有官兵都会从睡梦中惊醒，然后四散奔逃，以寻找藏身之处。一来二去，就连声称最擅长夜袭战的日军都被折磨到濒临崩溃，许多部队一夜数惊，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
有时，斯穆什科维奇还经常“掺私货”，把TB-3跟波-2混在一起行动。TB-3是像SB 一样的轰炸机，不过SB 快，TB 慢。波-2既是袭扰机，也可以当侦察机使用，当它在前面探完路，判定所在空域比较安全后，尾随的TB-3重轰炸机群便会趁势下手。
TB-3号称空中恐龙，当它的炸弹像雨点一样纷纷落下时，地面的日军几乎无路可逃。
这位要说了，TB-3可以做到的事，难道日本九七重爆就做不到？
做不做得到，决定权不在轰炸机手里。日军配备的八九式20毫米高射炮数量很少，而且射高有限，对TB-3重爆机群只能望空兴叹。
你换苏联的试试——1939式85毫米高射炮，在这种高射炮的齐射下，连飞行集团高级参谋的座机都难逃劫数，可知有多么凶猛。九七重爆要是也像TB-3一样摸黑袭击，飞行集团有多少也不够填这个坑，更何况拥有的轰炸机本来也不多。
日军是兵多，苏军是武器多，而且随着战斗的延续，还在不断升级。苏联炮兵主任（相当于炮兵司令员）沃罗诺夫中将进入战场，至此，除海军外，几乎所有兵种的苏军司令员都到了诺门罕，他们的集体扎堆，既是为了给前线提供火力支援，同时也是要借这个机会对新武器和新装备作实战检验。
沃罗诺夫带来的是三个远程重炮团。苏军前线的火炮阵营变得十分豪华，野战榴弹炮从以122毫米为主，发展到以152毫米为主，即便是迫击炮，也多为120毫米的大家伙。这些火炮群呈梯次配置，按照各自预设区域，每天对包括弗依高地在内的日军一二线阵地进行攻击，并且集中于拂晓和傍晚这两个时间段，为的就是有效阻击日军的夜袭可能。
小松原退后一步，换来的不是海阔天空，而是水深火热：坦克、狙击手、飞机、远程重炮连轴转，到处烟尘滚滚，鬼哭狼嚎。
惊天动地的炮弹爆炸声，连身在后方，与弗依高地相距6公里之遥的松本都能听见，他比喻成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演奏——只是演奏的曲目太残酷了，对日军士兵而言，那不啻是死亡交响曲。
他举头向弗依高地所在的北方望去，那里的天空一片火红，光看着就让人觉得酷热难忍，甚至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可以想见，忍受着苏军重炮“灼热煎烤”的前线士兵该有多么痛苦。
不久，松本也有了亲身体验这种痛苦的机会。日军卫生队和辎重队奉命前移至三角山阵地。三角山是个山顶呈三角形的沙丘，相对于弗依高地，这里算是介于前沿和后方的二线阵地，但已经进入了苏军的重炮射程，所以大家一到宿营地，第一件事便是急着挖掘可以躲避炮弹的战壕。
松本在山顶找到了一个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最适于挖战壕。就在他弯下腰刚要动手开挖的时候，忽然发现地面有被炸过的痕迹。
松本曾听老兵说过，落了炮弹的地方，十有八九炮弹还会再次飞来。他就长了个心眼，在相邻八九米处挖了“章鱼罐”。
第二天早上醒来，松本听到头顶有人说话，探出头一看，原来两个辎重兵正在他昨天放弃的地方挖战壕。
松本急忙大声提醒：“那里危险，有炮弹落下过。”日本陆军里的规矩，野战兵看不起辎重兵，辎重兵又看不起卫生兵和军医。
两个辎重兵对松本的好心提醒不屑一顾：“喊什么，这儿没你什么事，不要瞎说。”军医或许会瞎说，苏联的重炮却不会瞎说。后来松本再去看时，辎重兵的那个战壕连影子都找不到了，原先的位置上只有一个被炮弹炸出的大坑，坑里的土看上去白燎燎的，好像被火烧过一样。坑的边缘还有没完全烧焦的襟章和刀把，以及带血的碎肉和骨头……松本能侥幸躲过一劫，除了选址正确外，还缘于无意中得到了“土遁秘法”的相助。
那天在把战壕挖好后，松本仍然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为了使自己安心，他就把用来垫背包的宽木板抽出来，用于盖住洞口，接着又在洞口蒙了块毛毯。
苏军炮击时，松本的“章鱼罐”也挨炸了，他差点被倒塌的掩体活埋，正是木板和毛毯救了他一命。
在木板和毛毯的遮挡下，沙土只埋到松本的肚脐眼，双手还可以活动。靠着两手拼命扒，他才得以从“章鱼罐”中挣脱出来，也因此把木板、毛毯的组合称为“土遁秘法”。
三角山上，每天都会有日军士兵死去，不是被炸死就是被活埋，松本能屡屡逃生，连他自己都认为是神在保佑自己。
松本的职业是个医生，参战之前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属于无神论者，可是在这种天天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环境下，他也不知不觉地成了求神保佑的信徒。
两笔账
关东军在诺门罕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引起了参谋本部的极大不满。一直以来，关东军都是日本军方的第一宠儿，特别是对苏实行全面备战后，基本上是有求必应，从巨额的军备开支到最精锐的部队，要什么给什么。付出越多，期望就越高，诺门罕战役之前，在日本宣传机构的卖力鼓吹下，“无敌关东军”已经名声在外。很多陆军高官的潜意识里，关东军不战便罢，真要拿出来练练，击败苏军不过是小菜一碟。
可惜最终被做成小菜的却是关东军。第一次诺门罕战役失败，说兵力有限，投入不足，道理上还算说得通，到第二次诺门罕战役，飞机、坦克、大炮，全上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亲自指挥调度，可实际上第二次败得比第一次还要惨。
从1933年对苏备战开始算，关东军也足足练了6年之久。这6年里面，练的就是怎样进攻苏联，怎样突破苏军的各个阵地。结果呢，要么是阵地攻不下来，要么是攻下来也站不住脚。
请问一句，花那么大代价让你们练，你们练的这究竟叫个什么玩意儿？早在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即将全面展开时，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就为是否要轰炸蒙古机场而红过脸，当时参谋本部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苏军的报复，关东军不听，硬是把参谋本部甩在一边，越权作出了轰炸决定。
在日本陆军这个圈子里，输赢从来都是原罪，越权轰炸只是第一桩，其他烂谷子的事也都让参谋本部给陆续倒了出来。
比如参谋本部曾征求关东军的意见，想把归参谋本部直辖、驻于青岛的第5师团拨给关东军，以增强对苏作战的实力，未料热脸贴了冷屁股。植田一口回绝，说关东军完全能自己搞定苏军，用不着第5师团插手。
看到事后第23师团鼻青脸肿的惨样，参谋本部别提有多火了：难道我的第5师团比特设师团还要差，你跟我较得着这个劲吗？
上级的脸已经明显黑了下来，但关东军似乎一点都觉察不出，照旧我行我素，甚至变得比以前更高傲。参谋本部翻旧账，他们就找资本——是谁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从而为日本开辟了数倍疆土？是我们关东军！
是谁创建和训练了日本在大陆的主要军事力量，使日本在大陆实施进攻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力支援？还是我们关东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平时就是相互利用，参谋本部利用关东军的影响力，来提供自己在国内政治界的地位，乃至与本国政府直接对抗，而关东军也趁机坐大，俨然以日本在大陆的“小政府”自居。
参谋本部养虎成患，那只虎越来越不听招呼了。
1939年7月16日晨，苏联空军轰炸齐齐哈尔西南的富拉尔基江桥。显而易见，这是苏联缓过手后，针对日军轰炸塔木斯克基地一事展开的报复。
关东军一边在东北边境实行灯火管制，进入一线战备，一边向参谋本部打报告，要求也对苏军的蒙古机场进行轰炸，反正一句话，不能白挨打。
1939年7月17日，关东军收到了参谋本部的答复，参谋本部否决了轰炸提议，并且告诫他们“注意隐忍”。
不能轰炸也就算了，“隐忍”两个字让参谋们很是不爽。他们捏着拳头大叫：“说话能不能打打草稿，什么叫隐忍，隐忍就是对苏军屈服，就是污辱日本帝国！”
看来，非得来点干货不行了。作战课立即给小松原发去急电，催促他尽快确定总攻时间，以便启动第三次诺门罕战役。
电报发去很多封，却没动静。原因是小松原非常犹豫，除了炮兵尚未到位外，这位前敌指挥官面前还摆着一堆烂账，里面有两笔账最让他头疼。第一笔账，原先是正数，如今成了负数：步兵。日军步兵曾是小松原的骄傲，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无论射击还是格斗，其单兵技术都被认为远在苏军之上。可是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打响不到半个月，损兵折将已达万人，关东军增拨的那两千多老兵也很快就被填进了无底洞。
因为伤亡过大，前线补充了大量新兵，仅在第23师团的步兵联队中，就有三分之一是补充兵。在狙击手和远程重炮的袭击下，这些补充兵时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若是立即投入大战，难保不尿裤子。
谁也不是天生的老兵，小松原相信，只要在前线多待上几天，新也能变成老，让他更为忧心的是下面这个。
第二笔账，原先就是负数，如今还是负数，而且负得更加可怕：补给。因为补给缓慢，小松原曾对着师团勤务部长大光其火。勤务部长实在扛不住，竟然开枪自杀了。其实这哪是勤务部长那小肩膀能扛的呢？辻政信认为，相对于苏军，日军的兵站线占有优势。地图上一量，的确很短，不过只限于地图。阿尔山这条线就不用提了，路上不知道有多难走，光说从海拉尔到诺门罕，看着距离很短，不到两百公里，可是你得看是用什么工具在拉。与苏军大量使用载重汽车不同，马拉大车是日军师团的基本运输方式。平板车拉上一趟，至少需八天，牛还要慢，途中得耗上十天，而且不管是牛还是马，抑或押车的人，全都得吃东西，所以车上不能全装军用物资，起码须用一半空间放食物，这样使得辎重部队每次运到将军庙的物资都少得可怜，也慢得可怜。
东西来得本来就慢，好不容易囤积了一些，苏军又不肯放过——经过轰炸机群对日军后方持续的夜间轰炸，仅将军庙一地，小松原就先后损失了50多吨物资。
日军的弹药粮草由此变得十分紧张。因为缺乏蔬菜，士兵们在驻营地四处寻觅，想找点野菜，但是周围连点绿色都很难找到，到处都是干枯的杂草和一种被士兵们称作“诺门罕樱花”的野花。除此之外，自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以来，就一直困扰日军的缺水问题依然如故。
首先是阵地附近找不到水源地，往下面打水井，打得再深也冒不出水，就是偶尔渗出一点，又哪里够人吃马用。
以前是离哈拉哈河较远，现在倒是近了，但河里又给石井部队投了细菌，那水喝不得。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汽车到后方运水。白天飞机大炮，汽车不敢出行，要去，就得晚上去。有一次汽车运水回来，哨兵听到马达声，还以为是苏军装甲车冲入了阵地，对着汽车就开枪射击，其他步哨不问缘由，也跟着瞎射一气，结果打坏了汽车，水漏了个精光。
拉来的水，平均一个中队一桶，一个分队只能分到几壶，再到个人，那水真的得用“贵如油”来形容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盛水用的桶是汽油桶，水上面还真漂着一层汽油，必须事先用火柴点燃了才能喝。
这两笔账，就足以把小松原搅到死去活来，一提总攻两字便苦着个脸，好像几辈子不得翻身的样子。
杞人忧天
小松原迟疑不决，急得关东军总部直翻白眼，于是决定以派代表会商的方式，“倒逼”小松原早点敲定总攻时间。
1939年7月18日，关东军在将军庙召开了高级作战会议，研究总攻时间及相应战术。出席会议的除了小松原及其部下外，还有炮兵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重炮部队指挥官畑勇三郎少将。
炮兵将官突然如此显要，当然与他们即将在战役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出人意料的是，在总攻时间上，会上没有出现任何分歧，内山对小松原延后作战的想法表示完全理解。其实内山的“理解”本身也最容易理解，因为他需要等自己的炮兵部队完全到达前线才能开战，否则凭他一个光杆司令就只能打打酱油了。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第三次诺门罕战役的总攻时间最终确定为7月22日。会议也不是一帆风顺，争执的焦点全都集中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战术。围绕战术，与会者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以小松原为主，另一派以内山为主，小松原的部下小林支持小松原，内山的部下畑勇支持内山，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会场闹得不可开交。
看这群人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似乎谁都劝止不了，但是突然之间他们就全部闭住了嘴，像是被施了定身法，或者是有人在遥控器上按了暂停键。
他们听到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就在会场外。随后卫兵进来报告了情况。原来苏军的几发远程重炮弹落在附近，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一辆弹药车，弹药车立即飞上了天。一众将官被唬得面无人色：这些炮弹要是落到会场内会怎么样？会议不能再开下去了，分散隐蔽要紧，至于用什么战术，还是交给植田司令官去裁断吧。
关东军这里定好了时间，参谋本部那边却已打定主意要“屈服”于苏军。
两次诺门罕战役把稻田这样的狂人都给打醒了——妖精要千年以上才可成形，差一天都不行，昨天孵出来的今天就是吃不了唐僧，还是按照“八号作战计划”，老老实实地挨到1943年再说吧。
1939年7月20日，参谋本部通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回国，研究如何解决诺门罕事件。
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开宗明义，见面就点了题：“看来在诺门罕短期内难以取胜，还是由日本方面作出让步吧。”
矶谷一听，味道不对啊。他马上坚持说，经过前两次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要是再组织一次大规模进攻，必能取胜云云。
中岛说话间已经给参谋本部，也给关东军留足了面子：“我并不是说不能取胜，我是说短期内难以取胜。要是我们派它两三个师团，难道还消灭不了诺门罕的苏联军队吗？”
话锋一转，中岛又说：“可要是苏联也进一步增兵怎么办，难道扩大成全面战争？”
中岛的言外之意，现在已不是日俄战争时代了，大多数日军师团都在关内作战，等于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潭里，要拔脚也拔不出来。
矶谷一梗脖子：“谁说要搞全面战争的？苏联不想，我们也不想，你们简直是在杞人忧天。外交途径？只有在诺门罕对苏军予以彻底打击，问题才能解决。”
在把矶谷叫回来之前，中岛次长其实就没打算再听人瞎唠叨，他事先已经派人拟定了“诺门罕事件处理要纲”，“处理要纲”把诺门罕事件的处理限定在局部范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矶谷一边吵着，一边从中岛手中接过“处理要纲”。他不看犹可，一看脑袋轰地一下。原来所谓外交途径解决，就是要关东军撤离诺门罕！
关东军参谋长顿时气得胳膊都软了：我们关东军这么多部队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就被你们这些人给活活断送了。
中岛的一双眼睛紧盯着矶谷，就等对方点头同意“处理要纲”。矶谷明白了自己今天的处境，这可不是叮叮当当说知心话的时候，如何回答问题，得先过过大脑。
矶谷说，他作为参谋长，个人决定不了是否要执行“处理要纲”，必须回长春后让植田司令官定夺。
一句妙语把中岛给将住了，那脸上的变化比过年的年画还要来得丰富多彩。矶谷摆脱了中岛的纠缠，心里好生得意：正是油滑好说话，正直惹人嫌，今天不给你来点调皮的，如何过得了关？
火焰突击
对参谋本部召矶谷回国的用意，关东军上下早就猜到了几分，尽管总攻尚未开始，但诺门罕的空中战场已经提前热闹起来，因为谁都知道争夺制空权对掩护地面作战的重要性。
在第一回合的交战过程中，几架日机突然绕到苏军斯科巴里欣大队尾部，一口咬住了殿后飞机。等大队长斯科巴里欣发现这一情况，编队调头已经显得太晚。
殿后飞机的飞行员还是第一次参加空战，在遭到敌机围攻后，可以肯定十有八九会被干掉。情急之下。斯科巴里欣把指挥任务交给副大队长，自己率先转弯飞了过去。
在编队尾部这一局部范围，日机占有了数量优势，斯科巴里欣瞄准其中一架，但另外一架相邻日机也同时瞄准了殿后飞机。
眼看战友要遭殃，斯科巴里欣不假思索地向相邻日机撞去。空中撞击术的苏联名称又叫“火焰突击”，它并非斯科巴里欣首创，发明者是一战初期的俄军飞行员，但被苏联空军给继承了下来。当然，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贸然采用，因为这需要的实在不是一点点勇气。
斯科巴里欣的惊人举动，使日机飞行员不得不中止开火，这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乖乖地退出作战，避让三舍，要么索性也豁出去，跟斯科巴里欣玩对撞，看究竟谁怕谁。
长期的熏染和教育，使日机飞行员作出了第二个选择。如果他坚持下去，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可是在撞击即将发生的一刹那，这哥们儿又胆怯了，他将飞机向上拉起，企图避开撞击。早干什么去了你？日机飞行员的动作再快，此时也来不及了，斯科巴里欣的飞机撞上日机的要害部位，先是起落机被撞断，接着腹部被撞出一个大洞，转瞬之间，日机就断成了两截。
在撞击过程中，斯科巴里欣暂时失去了知觉。随后，他驾驶的飞机进入极其危险的螺旋状态，飞机机头向下，急剧下降。当斯科巴里欣再次醒来时，飞机已下降到距地面两千米的高度，正向山坡俯冲下坠。
斯科巴里欣急忙采取紧急措施，当飞机降到离地面八百米时，他终于成功地将飞机改出螺旋。
这是苏联空军撞击敌机的首次纪录，当天斯科巴里欣击落一架，撞落一架。据说当他飞回机场上报撞机一事时，飞行团长起初还不太相信，认为他是信口胡说。幸运的是，斯科巴里欣的战机上还插有半个日机机轮和部分机翼，上面清晰地印着“三菱”字样，为勇士做了最好的证明。
在苏联空军中，像斯科巴里欣这样英雄级别的飞行员并不多，但凭借战斗机数量上的优势和集体配合战术，苏军总能坚持到最后。
天天上演空中大战，松本和卫生队无意中也成了看台上的观众。某天早晨，先是天空中传来万雷咆哮一般的轰鸣，松本抬头一看，苏联战斗机正铺天盖地而来，看上去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大地都一下子显得昏暗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本吓得赶紧把头低下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缓过神来。在他重新抬起头的时候，空中已经出现了三架喷着白烟的战斗机，那是第11战队的飞机。
就个人技战术而言，日军飞行员总体上确实要胜过对手一筹。据说日本著名武士宫本武藏在决斗时，会特地选取背朝阳光的一面，在对手被耀眼的光线弄得眼花缭乱后，可以占取先机。当天第11战队背朝阳光，利用云层作为掩护，硬是以三架顶住了几十架。
天空中不时传来嗒嗒嗒的机枪扫射声，以及嗵嗵嗵的炮击声，每次爆炸后，都会有飞机冒着黑烟退出战斗。它们主要是苏联飞机，显示日机初战取胜。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周围的苏联战机越聚越多，那三架日机就都扛不住了，很快也中弹坠地。
看完这场让松本“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的空战，从他心底里涌出的全是恐慌和不安：日军飞行员的技术是说得过去，可照这样打下去，再怎么技术精湛也无济于事，因为苏联飞机太多了，好像总也打不完的样子。
一种难以形容的胆怯，像影子一样围着松本，想到毫无未来可言的明天，他的胸口隐隐作痛起来。
空战并没结束，接下来还有一场。早上迎光而战吃了亏，到下午苏军来了个背光作战，这样起码就天时而言，日军便开始处于下风，但这对王牌飞行员来说，也许并不算什么，没有天时，不还有“人和”吗？第11战队最大，也是关东军最大的王牌筱原弘道准尉驾机升空。
筱原果然凶猛，一人撂倒多架苏联战机，只是他太骄狂了，不知道对手还藏有一把夺命杀手锏。
就在筱原杀得投入的时候，突然从云层中钻出两架苏联战斗机，如猛虎下山，一齐扑向筱原的座机。
有飞将军之称的斯穆什科维奇在战术方面有许多创新，比如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推出一种编队新阵形，叫作“双机攻击”。
“双机攻击”以两架飞机为一组，组里包括长机和僚机。它的最大特色是打破了以往的主次之分，采取了“谁先看到，谁先攻击”的思路。即便是处于副手地位的僚机，当它所处位置相对有利时，也可以先于长机发起攻击，而长机则见机行事，转换角色，为僚机提供掩护。
在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叛军的飞行员使用的是一战时常用的“V”字编队，即三机为一组。当“V”字编队遭遇“双机攻击”时，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双机攻击”由此得到了认可。
突袭筱原的正是典型的“双机攻击”编组。筱原不知厉害，当场被“僚机”击中，并在空中爆炸分解，随后他被甩出飞机，直挺挺地坠落地面。
地面观战的卫生兵们并不知道这就是筱原，他们只是本能地向身影落下的方向跑去。跑了没多远，就听见前方扑通一声巨响，筱原的身体撞到了地面，一股尘烟腾地冲天而起。
卫生兵们愕然地站住了。由于从高空急速落下，呈大字落地的筱原身体肿胖，面部又紫又黑，其状惨不忍睹。松本赶紧上前检查，在筱原身上，已找不到任何生命迹象，人早就断气了。日军曾经宣称，筱原在诺门罕空战中前后一共击落了58架苏联战机，这位“关东军第一机”堪称关东军航空兵的精神支柱。他被击落身亡后，直接导致关东军航空队的士气一落千丈。
第11战队除筱原之外，几个中队长都先后战死，整个战队元气丧尽。比第11战队更惨的是第1战队，战队长、中队长因伤亡更换数次最多，该战队损失了原有的全部飞行员以及飞机，至此，日军第一王牌飞行员和最精锐的飞行机队均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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