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希望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必定就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这个不被重视的，占大洋国百分之八十五人口的群体，才能形成足以把党推翻的力量。党是无法从内部推翻的。就算有党的敌人，也无法集合起来，甚至无法知道彼此的身份。哪怕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也许真的存在吧——也无法让人相信能够集结起大批成员，而不只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造反无非是一个眼神，一个声调转折，最多也就是间或窃语几句罢了。但是群众，只要他们能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根本不需要密谋策划，他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站起来，像马抖动身体摆脱苍蝇一样晃一下身子而已。如果他们下定决心，明天早上就能把党砸成碎片。或早或晚，他们肯定应该就会去做的吧？不过——！

    他记得有一次走过拥挤的街道，几百个女人震耳欲聋的喊叫声从前方不远处的小路上传来。巨大的叫喊声充满着愤怒和绝望，那低沉而响亮的“喔……喔！”就像钟声一样嗡嗡回响。他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开始了！他想。起义！群众终于挣脱了束缚！他走到事情发生的地点，看到两三百个女人将街边市场上的一个摊位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个好像沉船上的乘客一样满脸悲痛。但在这时一个群体的失望分裂成许多单独的争吵。似乎一个摊位在卖锡制炖锅。卖的锅子又薄又破，但不管什么类型的锅子都十分稀有。现在供给又突然断了。成功买到锅子的女人们都想拿着锅子挤出推搡的人群离开，而剩下的几十个女人则围着摊位叫嚷，指责摊主偏袒一部分人，并把锅子当作奇货可居。又传来一阵喊叫声，两个胖女人正在抢锅子，其中一人头发都散了下来，抓住一个锅子想将其从另一个女人手里抢过来。她俩正在你争我夺的时候，锅子的柄掉了下来。温斯顿鄙夷地看着她们。但就在当时，仅仅几百个人就发出令人畏惧的叫喊声！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候，就从来没有人发出这样的吼声呢？

    他写道：

    他们不觉悟，就永远不会反抗；而不反抗，他们就无法觉悟。

    他想起来，这句话似乎是党的一本教科书上面的。当然，党声称把群众从被奴役的状态解放了出来。革命前他们受到了资本家无情的压迫，他们忍饥挨饿，被四处驱使。妇女们被迫在煤矿里工作（事实上现在妇女们依然在煤矿工作），孩子才六岁就被卖到工厂做童工。但是与此同时，根据双向思维定律，党教导人们，群众生来就低人一等，需要通过制定几条简单的法令，让他们像动物一样无条件服从命令。事实上，人们对群众所知甚少，也根本没必要对他们有所了解。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并繁衍后代，他们的其他活动便无关紧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就像阿根廷平原上的牛群一样，他们会回归到一种对他们来说很自然的远古生活方式。他们出生，在贫民区长大，十二岁工作，度过一段蓬勃却短暂的美貌与性欲旺盛期，在二十岁结婚，三十岁进入中年，到了六十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便会死去。繁重的体力工作、照看家庭和孩子、为琐事与邻居争吵、电影、足球、啤酒，尤其是赌博，将他们的头脑塞得满满当当。控制他们并不难。几个思想警察特务总是出没在他们之中，传播有误导倾向的流言，揪出个别他们认为具有危险倾向的人，并将其消灭。但从来没有人打算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群众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他们只须具备最原始的爱国主义情感即可。这样，就能在需要时唤起这种情感，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物资配给量。哪怕他们变得有所不满——有时候他们的确会这样——他们的不满也不会导致任何结果。因为缺少最基本的思维能力，他们只会专注于具体而琐碎的不平事，而那些更大的罪恶则无一例外地被忽略。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就算民警也很少干预他们。伦敦犯罪率很高，窃贼、强盗、娼妓、毒贩、诈骗人员应有尽有，自成一个王国。但因为这些犯罪都发生在群众内部，所以并不重要。只要涉及道德问题，他们都会遵循古老的法典。党那种清教徒式的性观念并没有强加给他们。乱交不会受到惩罚，离婚也是允许的。同样，只要他们有需求，也可以有宗教信仰。他们不配被怀疑。党有一句口号是这样说的：“群众和禽兽皆是自由的。”

    温斯顿弯下身去小心地抓挠静脉曲张溃疡，那块地方又开始痒了。说来说去，总是回到了这个问题：你根本无法知晓革命前人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从抽屉拿出了一本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儿童历史教科书，并开始把其中的一段文字抄到日记本上：

    在当时（书上这么写），光荣革命之前，伦敦并不像今天这么美丽。当时的伦敦黑暗、肮脏、贫困，人们几乎都吃不饱，成百上千的人连鞋都没有，只能睡在露天。和你差不多大的孩子们为残忍的主人一天干十二小时活，如果手脚太慢，还会遭到鞭打，吃的东西只有不新鲜的面包皮和水。但是在一片赤贫的状态下，依然有几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矗立着。那里面住着有钱人，伺候他们的仆人多达三十个。这些有钱人叫作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一脸恶相，就像旁边一页插图上画的那样。大家看他穿着长款黑大衣，这种衣服叫作长外衣，带着一顶亮闪闪的怪帽子，这种帽子的形状和火炉管一个样，名叫高顶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装束，除了他们没有人可以这么穿。资本家占有这世界上的一切，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霸占着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房屋、所有的工厂、所有的金钱。如果有人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把那个人关到牢里，或者让他失业然后饿死。普通人和资本家说话必须卑躬屈膝向他鞠躬，脱帽并称他们“先生”。资本家的头子叫作国王，然后——

    而他知道除了资本家以外的一系列名号。书里还会提到穿着细麻布法衣的主教、穿着白鼬皮法袍的法官、颈手枷、足枷、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盛宴、亲吻教皇脚趾的习俗。还有一种“初夜权”的东西，不过在儿童教科书里可能不会提到。这是一项法令，规定每个资本家有权和自己工厂里任何一名女性睡觉。

    你如何分辨其中有多少是谎言？也许现在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要高。唯一的反证是你骨子里无声的抗议，你本能地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难以忍受，一定有这么一段时间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当今不同。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最真实的特征不是残酷与缺乏安全，而仅仅是空虚，暗淡，倦怠。生活，如果你环顾周围，所有的一切不仅和电屏里传出的谎言大相径庭，甚至和党努力达成的理想也差之甚远。哪怕对党员来说，生活的大部分也是中立的，与政治毫不相关。只是埋头苦干乏味的工作；在管道列车上挤出一个容身之地；缝补一只破了洞的袜子；乞讨一块糖精片；留存一段烟蒂而已。党设立的理想是宏大的，闪着光芒，令人生畏——由钢筋水泥、巨型机器、可怕武器构成的世界——由战士与狂热分子组成的民族，以整齐划一的方阵向前行进。有着统一的思想，喊着统一的口号，永不停歇地工作、斗争、胜利、迫害——三亿人都是同样的脸孔。事实上，城市正在腐坏，一片暗淡，吃不饱的人们穿着裂口的鞋子拖着脚步走来走去，住在修补多次的十九世纪房屋里，常年弥漫着大白菜味和屎尿的骚臭味。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全景，这座有一百万个垃圾箱，巨大而破败的城市。这个影像和帕森斯太太的样子混杂在一起，那个脸上爬满皱纹，头发稀疏的女人，因为污水管道被堵而手足无措。

    他探下身子又一次挠了一下脚踝。电屏没日没夜地用统计数据折磨着你的耳朵，以此证明如今人们和五十年前相比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娱乐——他们活得更久，工作时间更短，更为高大、健康、强壮、幸福，更聪明，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话里没有一个词可以被证明是真的，也没有一个词可以被证明是假的。比如党曾经声称今天成年群众的识字率为百分之四十，而据说革命前这个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达到千分之三百——诸如此类。这就像是一个等号两边都是未知数的等式。很有可能，事实上历史书里面的每一个词，甚至人们不假思索接受的每一件事，纯粹都是幻想。据他了解可能从来就没有初夜权这种法律；从来没有资本家这种人；也从来没有高顶礼帽这种装束。

    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迷雾。过去被抹杀，抹杀的过程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相。他一生中只拥有过一次对于篡改历史具体确实的证据——就在那件事之后：这是关键所在。那个证据他曾经拿在手里长达三十秒之久。

    1973

    年，肯定是这一年——不管怎样，那时候他和凯瑟琳大概已经分居。而真正与之相关的日子比这个年份还要早个七八年。

    这件事真实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正值大清洗。在那个运动中，革命元老们被彻底地清除掉了。到了

    1970

    年，除了老大哥本人以外，其他所有人一个不剩地都被当成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古登斯坦逃走了，躲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其他人当中少部分就这么没了，而大部分则在公开审判中供认自己犯的罪行以后被处决。活到最后的人里面有三人，分别叫作琼斯、阿伦森、卢瑟福。他们三个确实早在

    1965

    年就被逮捕了。一如往常，他们先是消失了一年多，生死不明，接着突然被带出来以人们司空见惯的方式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们承认通敌（在当时，敌人指欧亚国）、挪用公款、暗杀多位忠诚的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开始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并且蓄意破坏造成几十万人死亡。认罪后他们被赦免了，重新回到党内，被安置到几个听上去很重要、实际上是闲差的职位上工作。三个人无一例外地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低声下气的长文，分析自己变节的成因并保证进行弥补。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的确在栗树餐厅看到过他们三个。他记得自己用眼角的余光既害怕又着迷地看着他们。他们年龄都比温斯顿大许多，是旧世界的遗老，几乎是仅剩的几个经历过党光辉年代的大人物。他们身上依然带着经由地下斗争和内战磨炼出来的魅力。尽管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的概念已经模糊，但他有一种感觉，在听说老大哥之前，自己就听说了他们的名字。但同时他们也是罪犯、敌人，是不能与之接触的人，肯定一两年间就会消失。只要落到思想警察手里，没人能够善终。他们现在就是等待回到坟墓的尸体。

    他们周围的桌子上一个人都没有。被看到和这些人离得太近是一件不明智的事。他们坐着一言不发，面前放着这家餐厅的招牌——丁香味金酒。三人中，卢瑟福的外表给温斯顿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卢瑟福曾经是一名漫画家，他的漫画野性十足，在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点燃了人民的热情。哪怕在当今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漫画依然在《泰晤士报》上出现，但仅仅只是对自己早期风格的模仿。而令人奇怪的是他现在的作品完全没有生命力和说服力。经常只是老生常谈——贫民区、忍饥挨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哪怕在打仗的时候，资本家依然不愿脱下他们的高顶礼帽，他们不断努力想要重振雄风，却毫无希望。卢瑟福身材高大粗犷，一头褐色的长发满是油污，有着大大的眼袋，脸上满是伤痕，嘴唇厚得像个黑人。他当年一定很壮硕，而现在他庞大的身躯周身松弛、瘫软、肿胀，崩坏。他似乎正在人们面前解体，就像山崩一样。

    时值十五点，店里十分冷清。温斯顿记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咖啡馆。店内几乎空无一人。电屏里流淌出尖细的音乐声。那三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店员主动给他们拿去了几杯金酒。他们桌上有一个棋盘，棋子摆好了，但并没有人下棋。就这么大约过了半分钟时间，电屏的内容起了变化。播放的旋律变了，音乐的调子也变了。突如其来，难以形容，这是一个古怪、沙哑、充满嘲弄意味的刺耳音符：温斯顿心中将其称为黄音。电屏里传出歌声：

    在这繁茂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这繁茂的栗树下。

    那三人一动也不动。但当温斯顿又看了一眼卢瑟福破了相的脸时，发现他双眼噙满泪水。他这才发现阿伦森和卢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不禁打了个冷战，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打冷战。

    之后不久，这三人又被抓了起来。似乎从上次被放出来的那一刻起，这三人又开始搞新的阴谋。在进行第二次审判的时候，他们把先前的罪行又招供了一遍，然后还坦白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他们的下场被录入党史，以儆效尤。大约五年后，也就是

    1973

    年，温斯顿打开从气流输送管传送到他桌上的一份文件时，发现一张显然被随手塞进去忘记取出来的纸片。他刚把纸片展开，就意识到了这片纸非同一般。这是一片从大约十年前《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纸，是一个版面的上半页，所以能看见日期。纸上印有一张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代表的照片，琼斯、阿伦森、卢瑟福位于照片中央。不会有错，就是他们三个，照片下面的说明里也印着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两次审判中这三个人都供认，在那天他们在欧亚国境内。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抵达西伯利亚某地与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会面，并出卖了重要军事机密。这个日期之所以温斯顿记得很牢，因为碰巧是仲夏节。而这件事在其他无数文件里肯定也有记录。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供词统统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哪怕在当时，温斯顿也从不认为大清洗中消灭的人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但是那片报纸便是铁证，是被摧毁了的过去的残片。像一块骨骼化石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层中，瞬间瓦解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之于世，让世人了解其中的重要性的话，就足以让党灰飞烟灭。

    他原本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并领会了它的意义所在，立马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了起来。幸好他打开报纸的时候，从电屏角度看，报纸的内容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簿放在膝盖上，并把椅子向后推，尽可能离电屏远一点。保持面无表情并不难，只要努力一点，甚至连呼吸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而电屏十分灵敏，能够捕捉到心跳声。他自己估计约莫坐了十分钟时间，内心像热锅上的蚂蚁，总在担心会发生意外让他暴露，譬如突如其来一阵过堂风吹过桌面之类。然后，他再也没有将报纸打开，而是直接将其和别的废纸一起扔进了记忆洞中。也许再过个一分钟，这张报纸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不知是十年还是十一年前的事了。如果在今天，他可能会保留这张照片。照片本身和它所记录的事情都已经成为记忆。不过，奇怪的是对他来说，用手拿过这张照片这件事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他想知道，党对过去的控制是否会因为曾经存在过的一纸证据变得不曾存在而有所减弱？

    然而在今天，即使照片能够从灰烬中复原，可能也根本成不了证据。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再和欧亚国打仗了，而那三个已死的人必定是到东亚国的特务那里出卖祖国的。在那之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他记不清了。很有可能的是，供词几经改写，直到事实和原始的日期都变得完全不重要。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被不断篡改。像噩梦般让他备受煎熬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伪造工作。篡改过去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但其终极目的却让人无从知晓。他又一次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方法，却不知道缘由。

    像之前很多次一样，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或许疯狂仅仅是一个人性格中的一小部分。有段时间，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征兆。而今天，相信过去是不能被篡改会被认为是疯子。可能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只有他一个，而如果真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那他就是个疯子。但是，觉得自己是个疯子的想法并没有让他困扰，可怕的是他的这个想法也有可能是错的。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看着扉页上的老大哥画像。那双具有催眠能力的眼睛与自己目光相接。好像有种巨大的力量从头上压下来——有某种东西进入你的头颅，撞击你的大脑，把你吓得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成功说服你否认那些证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最终，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很明显，迟早他们这样宣布的，这是他们所处地位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哲学不但不言而喻地否认了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了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最大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独立思想而杀了你，而是他们的理论有可能是正确的。说到底，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球引力在起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会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仅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本身是可以控制的，那又当如何？

    但是，这样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气大增。没有经过特意的联想，奥伯里恩的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比之前更加清楚地知道奥伯里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他在为奥伯里恩写日记，在给奥伯里恩写日记。这日记就像一封无穷无尽的信，尽管没有人会去读，却因为写给某一个特定的人而变得有了色彩。

    党告诉你，不能相信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任何东西。这是他们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命令。一想到反对他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一想到任何一个党内知识分子都能够在辩论中将他驳倒，一想到那些他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如何应答的微妙观点，他的心就沉了下去。不过，他站在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自己才是对的！必须捍卫那些显而易见的、质朴的、真实的东西。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是真理，这个观点不可动摇！客观世界真实存在，自然规律不会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悬空的东西会向地心方向掉落。他在对奥伯里恩说话，同时也在阐述一个重要的公理，怀着这样的感觉，他写道：

    自由就是拥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前提成立，其他皆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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