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他们让坎迪坐在治安官接待室里一把靠墙的硬椅子上。他恶狠狠地注视着我从他身边经过，走进一间宽敞四方的房间——彼得森县治安官就是在这里接受觐见的，身边环绕着琳琅满目的纪念赠品，每一件都见证着公众对于他二十年来的忠诚服务如何感激涕零。四面墙壁上挂满了马的照片，彼得森治安官在每一幅照片中都屈尊现身。他那张精雕细琢的办公桌四角全是马头。他的墨水池是一只打磨光滑、安在底座上的马蹄，和它配对的另一只马蹄里装满了白沙，上面插着钢笔。每一件纪念品上都有一个金牌，讲述着这样或那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一张洁白无瑕的吸墨纸中央是一袋“杜汉公牛”烟草和一包棕色的卷烟纸。彼得森治安官自己卷烟。他完全能在马背上用单手卷烟，而且经常这么干，尤其是在他跨上一匹披挂着墨西哥马鞍、马鞍上缀满了美丽的墨西哥银饰的高头白马，在游行队列中打头阵之时。马背上的他头戴一顶墨西哥平顶宽边帽。他的骑术精湛，他的马儿总是知道该在哪一刻保持安静，又该在哪一刻耍点性子，好让治安官带着他那深不可测又平静似水的微笑，单手将它制服。治安官很能拿腔拿调。他生了一张俊朗似鹰的侧脸，下巴下面有点松垂，但他知道该怎么昂起头，不让这一点过分显现。他煞费苦心、不厌其烦地让自己出现在镁光灯前。他五十好几，他的父亲——一个丹麦人——留给了他一大笔钱。治安官的模样不怎么像丹麦人，因为他一头黑发、一脸棕肤，那副面无表情的镇定仪态就像个烟草店里的印第安人，脑瓜也像。可从没有人说过他贪赃枉法。他手下各部门里面当然出过腐败分子，他们蒙蔽了他，正如他们蒙蔽了公众，但这些腐败事件丝毫没有对彼得森治安官的声名造成影响。他依然不费吹灰之力地一次次当选，跨着白马在游行队列中打头阵，面对镜头审问嫌犯。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他从没有讯问过任何人。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讯问。他只是坐在桌子后面，用严厉的目光看着嫌犯，将侧脸对着镜头。闪光灯会亮起，摄像师会毕恭毕敬地谢过治安官，嫌犯嘴还没张就会被人带离，治安官则会打道回府，直奔他那片位于圣费尔南多谷的大牧场。你永远可以打那里的电话联系到他。如果你没法找到他本人，你总可以和他的某匹马聊一聊。

    偶尔，某场选举中也会发生这样一幕：某个误入歧途的政客觊觎彼得森治安官的职位，竟会送给他这样一堆雅称：“靠侧影吃饭的家伙”，或是“自动烟熏的火腿”，可这种伎俩完全无效。彼得森治安官继续一次次地当选，活生生地见证着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哪怕你没有任何相关资质，你也可以将一个重要公职永久性地收入囊中，只要你的鼻子不去乱嗅是非，你的脸还算上照，你的嘴巴闭紧点，别乱说话就行了。除此之外，你要是还能亮出马背上的英姿，那就更是不可战胜了。

    奥尔斯和我进去的时候，彼得森治安官正站在办公桌后面，摄像小子们正从另一扇门中鱼贯而出。治安官戴上了他那顶白色牛仔帽。他正在卷烟。他已经准备好打道回府了。他目光严厉地看着我。

    “这是谁？”他用低沉浑厚的嗓音问道。

    “他叫菲利普·马洛，头儿，”奥尔斯说。“韦德自杀的那栋房子里唯一在场的人。你要拍张照吗？”

    治安官打量了我一番。“不拍了，”说完他就朝一个一头铁灰色的头发、面容疲倦的大个子转过身去。“你要是需要找我，埃尔南德斯警监，我总归在牧场。”

    “是，长官。”

    彼得森拿一根粗头火柴点着了烟——用大拇指划的火柴。彼得森治安官可不用打火机。他绝对是那种自己卷烟、单手点火的汉子。

    他道了声晚安，出了房门。一个面无表情、一双黑眼目光凌厉的人——他的保镖——随他一起走了。门关上了。他一走，埃尔南德斯警监就走到办公桌边，坐进了治安官的那把大得出奇的椅子，角落里的一名速记机打字员把支架从墙边上往外挪了挪，好腾出操作空间。奥尔斯站在桌子一头，一副乐坏了的表情。

    “好啦，马洛，”埃尔南德斯轻快干脆地说。“快说吧。”

    “为什么我没有上照片？”

    “治安官发话了，你听到的。”

    “是的，可为什么？”我哀怨地问道。

    奥尔斯哈哈大笑。“该死的，你知道为什么。”

    “你是说，因为我高大、黝黑又英俊，也许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够了，”埃尔南德斯冷冷地说。“快供述你的陈词吧。从头开始。”

    我照办了，从头开始：我和霍华德·斯宾塞的面谈，我与艾琳·韦德的会面，她如何求我去找韦德，我如何找到了他，她如何请我去他们家，韦德求我做了什么，我又是如何发现他倒在木槿丛边不省人事，等等等等。速记员全都记了下来。没有人打断我。我说的全都是真的。真相，只有真相。可并非是全部的真相。至于我漏掉了什么，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很好，”埃尔南德斯终于说道。“可并不完全。”这位埃尔南德斯——这可是个火眼金睛的冷面狠角儿。治安官办公室里总得有一个这样的人物。“韦德在自己卧室里开枪的那天晚上，你进过韦德太太的房间，在那儿关着门，逗留了一段时间。你在里面做什么？”

    “她把我叫进去的，问我他怎样了。”

    “干吗要关门？”

    “韦德半睡半醒着，我不想发出任何嘈杂声。再说了，那个男仆正猫在外面偷听呐。再说了，是她叫我关的门。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在里面待了多久？”

    “我不知道。大概有三分钟吧。”

    “我认为你在里面待了两个钟头，”埃尔南德斯冷冷地说。“我的意思够明白吗？”

    我看着奥尔斯。奥尔斯不知在看什么。他一如既往地嚼着一根没点着的香烟。

    “你被人误导了，警监。”

    “我们等着瞧。离开房间后，你下楼去了书房，然后在沙发上过的夜。也许我应该说后半夜。”

    “他打电话到我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五十了。当晚我最后一次去书房的时候，早已过了两点钟了。你要愿意的话，就管那叫后半夜吧。”

    “把那个男仆带进来。”埃尔南德斯说。

    奥尔斯出去了，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坎迪。他们让坎迪坐进一把椅子里。埃尔南德斯问了他几个问题，再次确认了他的姓名身份等信息。然后他开口道：“好啦，坎迪——方便起见，我们就这么叫你吧——你和马洛一道帮罗杰·韦德上床就寝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或多或少已经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坎迪用一种恶毒的低语声讲述着他的故事，几乎完全没有口音。他似乎能任意开启或关闭口音，就像安了个开关似的。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当时一直在楼下转悠，以防又有用得着他的状况；他一半时间待在厨房里，给自己弄了点吃的，一半时间待在客厅里。就在他坐在客厅里靠近正门的一把椅子上的时候，他看见艾琳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眼看着她脱了衣服。他还看到她披了一件睡袍，睡袍下面不着一丝；看到我进了她的房间，我关上门，在里面待了好久——可能有两个钟头。他于是上了楼，竖耳聆听。他听见弹簧床垫在咯吱作响。他听见了耳语声。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说完后，毒辣地看了我一眼，扭曲的嘴角绷得紧紧的，上面写满了恨意。

    “把他带出去，”埃尔南德斯说。

    “等一等，”我说道。“我想问他几个问题。”

    “我是这里问问题的人，”埃尔南德斯厉声道。

    “你不知道该怎么问，警监。你不在场。他在撒谎，这一点他知道，我也知道。”

    埃尔南德斯往椅背上一靠，拿起治安官的一支笔。他折弯了笔杆。那支笔又长又尖，是用硬马鬃做的。他一松开笔尖，笔杆便又弹回了原状。

    “问吧，”他终于说道。

    我面对着坎迪。“你看到韦德太太脱衣服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我坐在正门边上的一把椅子里，”他没好气地答道。

    “在正门和两张面对面的长沙发之间？”

    “我刚才说的啥就是啥。”

    “韦德太太在哪儿？”

    “就在她自己房间的门后面。门开着。”

    “客厅里当时有什么灯光？”

    “有一盏灯。那盏高高的灯，他们管那叫升降落地灯。”

    “二楼楼道里有灯光吗？”

    “没有。她的卧室里有灯光。”

    “她的卧室里有什么样的灯光？”

    “很暗的光。也许是床头灯。”

    “不是吊顶灯？”

    “不是。”

    “她脱了衣服之后——就站在房门后面，你刚才说的——披上了一件睡袍。什么样的睡袍？”

    “蓝色的睡袍。很长，像是居家服。她还系了一条腰带。”

    “所以说，如果你之前没有亲眼看见她脱了衣服，你就无从知道她睡袍之下穿了什么，对吗？”

    他耸耸肩，神情稍稍有些不自在了。“是。没错。可我确实看见她脱了衣服。”

    “你是个骗子。客厅里没有任何一处位置能让你看见她脱衣服，就算她刚好站在卧室门口，更不用说站在房间里面了——除非她走到楼道里来。可那样的话，她就看到你了。”

    他只是对着我怒目而视。我朝奥尔斯转过脸去。“你见过那栋房子。埃尔南德斯警监还没有——是吗？”

    奥尔斯微微摇了摇头。埃尔南德斯皱起眉头，一言不发。

    “埃尔南德斯警监，客厅里没有一处位置可以让他看见哪怕是韦德太太的脑袋，就算他站起身来——而照他的说法，他是坐着的——只要她没有迈出卧室的门槛，或是干脆就在房间里面。我个头比他高四英寸，而我刚好站在那栋房子正门里面的时候，也只能看见二楼一扇洞开房门的顶端一英尺。她只有走到门外，靠近楼道边缘，才可能被他看见他声称亲眼目睹了的那一幕。可她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她又有什么理由要站在哪怕是房间门口脱衣服呢？这根本就不合情理。”

    埃尔南德斯只是看着我。然后他看着坎迪。“你在里面待了多久的问题又该怎么解释呢？”他轻声问道，问题却是指向我的。

    “关于这一点，纯粹就是你愿意信他还是信我了。我现在只是在讨论一个可以证明的问题。”

    埃尔南德斯朝坎迪恶狠狠地骂了几句西班牙语，语速太快，我没听懂。坎迪只是一脸愠色地瞪着他。

    “把他带出去，”埃尔南德斯说。

    奥尔斯竖起大拇指，拉开房门。坎迪出去了。埃尔南德斯拿出一盒香烟，往嘴里塞了一支，掏出一只金色的打火机点上。

    奥尔斯返身回到房间。埃尔南德斯平静地说：“我刚才只是告诉他，如果将来有死因调查讯问，他胆敢在庭上讲那个故事的话，他就会因为作伪证进圣昆丁监狱，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他这么心如蚁噬的原因再明显不过了。又一个欲火焚身的老套案例。要是他当时在现场，而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谋杀的话，那他本可以做一个绝好的替罪羊的——只是他应该会用刀的。我之前的感觉是，韦德的死还让他挺难过的。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奥尔斯？”

    奥尔斯摇摇头。埃尔南德斯看着我说道：“明早再来一趟，在你的陈词上签字。到时候我们应该已经整理打印出一份完整的书面稿了。我们要在十点钟前出一份尸检报告，反正只是初步的。这样的安排你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吗，马洛？”

    “您不介意改动一下这个问题的问法吧？您的言下之意像是在暗示这里头有什么地方是我非常喜欢的。”

    “好吧，”他疲惫地说。“走吧。我要回家了。”

    我站了起来。

    “当然，我从没有真的信过坎迪跟我们扯的那个故事，”他说道。“我只是拿他当开瓶器了。希望你不要闹什么情绪。”

    “完全没有情绪，警监。完全没有情绪。”

    他们看着我出了门，没有道晚安。我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希尔街的入口处，钻进我自己的汽车，开车回家。

    我的的确确是完全没有情绪。我感觉空洞虚脱得就像星辰之间的太空。我一到家，就给自己调了一杯带劲儿的酒，然后站在客厅里敞开的窗户边上，一边抿着酒，一边听着月桂谷大街上汹涌的车流声，望着这座巨大狂暴的城市射出刺目的光芒，笼罩在将大街拦腰截断的群山山肩之上。远处，警车与救火车的鸣笛声忽高忽低，如女巫的尖啸，彻底的宁静从来不会持续很久。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有人在逃跑，总有人在追逃。窗外，在那片上演着千宗罪的夜色中，有人在死去，在遭受摧残，被飞起的玻璃割伤，狠狠地撞上方向盘，或是身陷沉重的轮胎下。有人在被毒打、被抢劫、被扼死、被强奸、被谋杀。有人在忍受饥饿、疾病、厌倦，绝望地面对孤独、悔恨或恐惧，他们愤怒、残忍、狂乱，浑身战栗，泣不成声。一座相较而言并不特别糟糕的城市，一座富裕的、充满活力与骄傲的城市，一座迷失的、垮掉的、从里到外全是空虚的城市。

    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你屁股坐在哪里，取决于你自己心里记着怎样的一本账。我没有账本。我也不在乎。

    我喝完了那杯酒，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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