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迟，因为前一夜我刚刚挣了一大笔钱。我多喝了一杯咖啡，多抽了一支烟，多吃了一片加拿大培根，最后第一百次发誓我再也不用电剃须刀了。就这样，这终于让这天恢复正常状态。我十点左右到的办公室，收了几封杂七杂八的邮件，然后划开信封，任凭信纸躺在桌上睡觉。我将窗户推开一道大缝，让夜里沉积悬浮在沉闷空气、屋子四角、百叶窗板条中的尘灰味散发出去。一只死飞蛾展开翅膀躺在桌子一角。窗台上一只翅膀如破纸的蜜蜂正沿着木条爬行，一边发出疲惫微弱的嗡嗡声，仿佛知道这对翅膀完了，它完了，它已经执行了太多次的飞行任务，这一次再也飞不回蜂窝了。

    我知道这将是荒唐的一天，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日子。没有大客户滚滚而来，只有松掉的轮子——脑子卡在牙床上的野狗、找不到坚果的松鼠、永远漏了一个齿轮的机械工。

    第一位来客是一个粗鲁的金发大块头，名叫库森宁，或是别的什么芬兰名字，他将一只硕大的臀部塞进客户专座里，将两只布满老茧的宽大手掌放在我的桌子上，告诉我说，他是一名挖掘机操作员，住在卡尔弗市，住他隔壁的那个混蛋婆娘想要毒死他的狗。每天早上，他放狗出去，在后院里放风之前，都得把那地方彻彻底底地搜索一遍，寻找隔壁扔在土豆藤上面的肉丸，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九个了，上面都撒满了一种绿乎乎的粉末，他知道那是一种含砷的除草剂。

    “我要你守在那里，抓她个现行，要多少钱？”他盯着我，两眼眨都不眨，就像水缸里的一条鱼。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抓？”

    “为了生计，我非得工作不可，先生。光是来这儿问你，我一小时就损失了四块两毛五呢。”

    “找找警察？”

    “我找过警察了。他们大概要到明年的什么时候才有工夫来管呢。眼下他们正忙着讨好米高梅电影公司呢。”

    “动物保护协会？爱狗者协会？”

    “那都是些什么人？”

    我跟他解释了爱狗者协会。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听说过动物保护协会。他们最好能滚多远就滚多远。他们眼里没有比马更小的动物。

    “门牌上写着你是个侦探，”他暴躁地说。“行了，那就赶快出去侦查吧。你要是能抓住她，就给你五十块钱。”

    “对不起，”我说。“我现在忙得很。在你后院的鼹鼠洞里躲上两个星期也不算我该做的事——哪怕是给我五十美元也不行。”

    他满脸怒容地站起身来。“大人物，”他说。“有钱不赚，是吧？懒得伸手去救一条小狗狗的性命。去你的吧，大人物。”

    “我自己也有麻烦事，库森宁先生。”

    “我要是抓住了她的话，非拧断她该死的脖子不可。”他说。我丝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做的。他可以把大象的后腿都拧下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别人来做这件事。就因为有车开过的时候小狗狗会叫。整天垮着脸的死老太婆。”他抬脚朝门口走去。

    “你确定她是想要毒那条狗吗？”我冲着他的背影喊道。

    “当然，我当然确定了。”他走到半道才回过味儿来。然后他忽地一下转过身来。“你再说一遍试试看，伙计。”

    我只是摇了摇头。我不想和他打架。他说不定会拿我的脑袋撞桌子。他哼了一声，出去了，出门时几乎把门板拽了下来。碟子里的下一道菜是一个女人，既不老，也不年轻，既不干净，也不脏，一脸穷相，衣着寒酸，牢骚不停，笨头笨脑。跟她合租的那个女孩——在她看来，所有外出打工的女人都是女孩——在偷她荷包里的钱。这里一块，那里五毛，但积少成多。她估摸自己总共损失了将近二十美元。这她可承担不起。她也承担不起搬家的费用。她更承担不起雇侦探的酬金。她以为我会愿意打电话吓唬那位室友一下，不提名字。

    她花了二十几分钟，才把这些讲给我听。她一边讲，一边不停地揉着手袋。

    “你认识的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我说。

    “是的，可你毕竟是侦探。”

    “我的执照没有授权我去威胁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我会告诉她，我来见过你了。我不用说是针对她，只是说你在调查这件事。”

    “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这么做。如果你提了我的名字，她也许会给我打电话。她真这么做了，我就会告诉她真相。”

    她站起身来，重重地把那只破包按在肚子上。“你不是绅士，”她尖声说。

    “这里什么地方写着我非得做绅士？”

    她嘴里嘟囔着出去了。

    午餐后，我又接待了辛普森·艾德尔瓦斯先生。他还有一张名片来证明身份。他是一家缝纫机经销店的经理。他是一个一脸倦容的小个子男人，年纪在四十八岁到五十岁上下，小手小脚，身穿一件袖口过长的灰色正装，白色的硬领前面打着一条黑色菱形图案的紫领带。他沉稳地挨着椅子边坐下，用一双哀伤的黑眼睛看着我。他的头发也是黑色的，浓密粗硬，里面看不出有一丝灰发。他留着一撇修剪整齐、微微泛红的小胡子，要是不看他的手背，你有可能会当他只有三十五岁。

    “叫我辛普

    ，”他说，“每个人都这么叫我。我活该被人这么叫。我是一个犹太人，娶了一个非犹太女人——二十四岁，光彩照人。她之前就逃跑过好几次。”

    他掏出一张她的照片，递给我看。也许在他看来她光彩照人，在我看来她就是个邋邋遢遢的大块头女人，像头母牛，长着一张干瘪的小嘴。

    “您遇到了什么麻烦事，艾德尔瓦斯先生？我不接离婚案。”我想要把照片还给他。他摆摆手。“顾客对我来说永远是先生，”我添了一句，“至少是在他对我撒了几十个谎之前。”

    他微微一笑。“我没有必要撒谎，这不是离婚案。我就是想要梅布尔回来。可她不肯回来，直到我去找她。也许她把这当成是一种游戏。”

    他很有耐心、不羞不恼地跟我说了她的事情，她喝酒，她乱搞，以他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可他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也许也太严格了一些。他的心胸宽得就像一座大房子，他说他爱她。他从不把自己想象成是什么白马王子，他只是一个可靠的工薪族，按时把工资领回家。他俩有一个共同账户。她把钱全提空了，可他对此早有准备。他完全猜得出她是跟谁跑的，如果他没弄错的话，那男人肯定会把她的钱骗光，然后把她抛弃。“他叫克里根，”他说，“门罗·克里根。我不是想要敲打天主教徒。坏犹太人也很多。这个克里根以前上班的时候是个理发师。我也不是要敲打理发师。可许多理发师都是氓流子、赛马赌棍。不怎么可靠。”

    “等到她钱被人卷光的时候，她不就来找你了吗？”

    “她会非常羞愧的，她也许会伤害自己。”

    “你这是要寻找‘失踪人口’，艾德尔瓦斯先生。你应该去局子里填报告。”

    “不。我不是要敲打警察，我不想这么干，梅布尔也许会受到羞辱。”

    这个世界上似乎到处都是艾德尔瓦斯先生不想敲打的人。他掏出几张钱放在桌子上。

    “两百美元，”他说。“定金。我要按我的方式来处理。”

    “她还会跑的。”我说。

    “没错。”他耸耸肩，两手轻轻一摊。“可她才二十四岁，而我都快五十了。你还能指望怎样？过一阵子她会收心的。麻烦是，没孩子。她没法怀孩子。犹太人想要有家庭，梅布尔知道。她感到很耻辱。”

    “您真是个乐于宽恕的男人，艾德尔瓦斯先生。”

    “嗨，我不是基督徒，”他说。“我不是要敲打基督徒，你能理解的。可我在这一点上是认真的。我不只是说说而已，我还会去做。噢，我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情。”

    他掏出一张明信片，从桌子那头推了过来，紧挨着那两百块钱。“这是她从火奴鲁鲁岛寄来的。火奴鲁鲁那边可烧钱了。我的一个舅舅以前在那儿开了一家珠宝店。他现在退休了，住在西雅图。”

    我再次举起那张照片。“我得找人来帮忙，”我对他说。“还有，我得把这张照片复印几份。”

    “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马洛先生。所以我是有备而来的。”他拿出一只信封，里面还有五张相同的照片。“我还有克里根的照片，但只是一张快照。”他从另一只口袋里又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我。我看着克里根。他长着一张圆滑的骗子脸，对此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克里根的快照有三张。

    辛普森·艾德尔瓦斯先生又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他说，他不希望花太多钱，但如果我需要更多资金，他愿意立刻回应，他希望能尽快从我这里得到消息。

    “如果她还在火奴鲁鲁的话，两百块应该差不多了，”我说。“我现在需要一份对这两人外貌特征的详细描述，我要把它写进电报。身高，体重，年龄，肤色，任何明显的疤痕或其他易于识别的标记，她离家时穿的衣服、拿的东西，她把账户提空前里面有多少钱。如果你以前经历过这种事，艾德尔瓦斯先生，你应该知道我要什么。”

    “我对这个克里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我又花了半个小时从他嘴里挤牙膏，把信息记录下来，然后他安静地起身，安静地与我握手，鞠了一躬，然后安静地离开了办公室。

    “告诉梅布尔，一切都好，”他出门时对我说。

    事情的发展果然毫无新意。我拍了一份电报给火奴鲁鲁的代理行，紧接着又寄了一封航空邮件，里面有照片和其他电报里遗漏的信息。他们找到了她，她此刻正在一家豪华酒店里给女服务员打下手：擦浴缸、擦卫生间地板，诸如此类的事情。克里根的做法恰如艾德尔瓦斯先生所料：趁她睡着的时候，卷走她的钱财，逃之夭夭，只留给她一张酒店账单。她当了一只戒指——克里根没能拿走，因为他不想诉诸暴力——得来的钱够付酒店账单，但不够她回家的车马费。于是艾德尔瓦斯跳上飞机，奔她而去。

    她实在是配不上他。我寄给他一张账单，要价二十美元，外加一份长电报的费用。那家火奴鲁鲁的代理行拿走了那二百美元。办公室保险柜里有一张麦迪逊的肖像坐镇，我不在乎自己定价过低。

    就这样，我的私家侦探生涯又翻过了一天。算不上典型的一天，但也不算完全非典型。至于为什么我还要干这一行，没人说得上来。你发不了财，你也常常得不到什么乐趣。时而你会挨一顿痛揍，时而会有子弹朝你飞来，时而你还会被扔进大牢。折腾好一阵子之后，你会精疲力竭。每过两个月，你就会决定放弃，趁你两腿还迈得开步子，脖子还架得稳脑袋的时候再找一份踏实的工作。这时，门铃响起，你打开连通等候室的内门，发现门口出现了一张新的脸孔，带着一个新的麻烦、一肚子新的苦水和一笔少得可怜的钱。

    “请进，××先生，我能为你做什么？”

    他来这里肯定有一个理由。

    三天后，接近傍晚的时候，艾琳·韦德给我打了个电话，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去他们家喝一杯。他们要请几个朋友来喝鸡尾酒。罗杰想要当面好好谢谢我。另外，我是否愿意给她寄一份账单？

    “你不欠我什么了，韦德太太。我为你效的那点犬马之劳已经得到了报偿。”

    “我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这么传统，一定显得很傻气。”她说。“如今一个吻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会来的，对不对？”

    “我想是的。尽管这样做很不明智。”

    “罗杰的状态好起来了。他在写作。”

    “很好。”

    “你的口气今天听起来很凝重。我想你的生活态度一定非常严肃。”

    “偶尔会这样吧，怎么啦？”

    她轻轻一笑，说了声再见，挂上了电话。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会儿，心中怀着严肃的生活态度。

    接着我又绞尽脑汁地搜寻着一件好笑的事情，好让我开怀大笑几声。可这两种法子都不管用，于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特里·伦诺克斯的告别信，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下我想起了我还没去维克多酒吧喝那杯他要我替他喝的兼烈酒呢。现在时辰正好，酒吧里还很安静，他肯定会喜欢这样的，如果他还能与我同去的话。我想着他，心中涌起一丝淡淡的哀伤，还有一分颦眉的苦楚。我走到维克多酒吧门前的时候，差一点没有进去。差一点，但毕竟是差一点。他的钱我拿得太多了。他让我做了一回傻瓜，但他至少为此出了大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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