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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你自认为有多聪明，你也总得有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才行：一个名字、一个地址、一片社区、一段背景、一处环境……总之，一条或多或少可以提供参照的线索。而我手头上此刻只有一张皱巴巴的黄纸，上面是一段打字机打下的文字：“我不喜欢你，V大夫。但此时此刻，你就是那个我需要的人。”这条线索可以让我把搜寻范围精确定位到整个太平洋，让我花上一个月的工夫，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核对七八家县级医疗协会的名单，最后落得一个大大的零蛋。在我们这座小镇里，江湖郎中就像豚鼠一样生生不息。在以市政厅为圆心，方圆100英里的区域内共有八个县，每个县的每一座镇子里都有医生，有些是真医生，有些是持有邮购执照的机械工，具备挖鸡眼或是在你的脊椎骨上跳大神的行医资格。在那些真医生当中，有人事业成功，有人相对贫穷，有人谨守职业操守，有人则在心里挣扎着是否要将操守卖掉。一个出手阔绰、具有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早期症状的病人对于许多没有跟上维他命和抗生素潮流的老家伙而言，可谓天降横财。但没有线索就意味着无从下手。我没有线索，艾琳·韦德也没有，或者不知道自己有。但即便我找到了一个符合描述，而且首字母是V的医生，到头来这个V大夫也可能只是罗杰·韦德凭空杜撰出来的。这串铿锵作响的胡言乱语也许只是在他发酒疯的时候，碰巧窜入了他的脑海。就像他搬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来只是在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说再见罢了。

    在这种情形下，小人物只能设法从大人物嘴里套话。于是，我给我认识的一个人打了个电话。此人在“卡恩代理”里工作，那是一家时髦的代理行，位于贝弗利山上，专为有钱的主顾提供保护——“保护”意味着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各项服务。此人名叫乔治·彼得斯，他说他能给我十分钟时间——如果我动作够快的话。

    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一栋糖果粉色的四层大楼里，占据了半个二楼层面。这种大楼的电梯门全凭电子眼自动开启，走道里安静又凉爽，停车场里的每一个车位上都标着车主的名牌，大堂里的药剂师整天开安眠药开到手腕脱臼。

    大门的外侧是浅灰的底色，上面印着金属凸字，干净利落、棱角分明，如同新打的刀子：

    卡恩代理有限公司总裁：杰拉尔德·C·卡恩

    。下面是一行小字：入口。这简直就像是一家信托投资公司。

    进了门，我来到一间陈设丑陋的小接待室，但那种丑陋是刻意为之的，而且造价不菲。家具是猩红色与深绿色的，墙面是单调的火车皮绿，上面挂着几幅画，画框的颜色比墙面还要深上三个色阶，画面中是几个穿着红外套、骑着高头大马的伙计，胯下的马儿疯了似的想要跃过高高的栅栏。房间里还摆着两面无框镜，色泽是一种淡淡的，但让人恶心的粉红。抛光的白桃木桌上摆着几本最新一期的杂志，每一本都套着透明塑料封皮。看来再多的颜色也吓不倒装修这间房间的伙计。他也许穿着一件辣椒红的衬衫，一条桑葚紫的长裤，一双斑马纹的鞋子，身边是一只朱丹红的抽屉，上面用漂亮的柑橘黄印着他的姓名首字母。

    可这整间房间不过是摆摆样子罢了。卡恩代理的客户每天至少要付一百美元，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上门服务。他们可不会坐在接待室里等着。卡恩以前当过宪兵上校，是一个白里透粉的大块头，硬得像木板。他曾经跑来招我入伙，可我那时还没有走投无路到这种地步。这世上要成为一名混球有一百九十种办法，卡恩已将它们悉数掌握。

    一扇玻璃隔门移开了，一名接待员从门后面望着我。她有着一副铁质的笑容和一双能一眼看清你屁股兜里有几张钱的眼睛。

    “早上好。要帮忙吗？”

    “请帮我找乔治·彼得斯。我叫马洛。”

    她在柜台上摊开一本绿皮封面的簿子。“您和他有约吗，马洛先生？我在预约清单上没看到您的名字。”

    “是一件私事。我就想和他在电话里聊两句。”

    “明白了。您的姓怎么拼，马洛先生？另外，您的名是什么？”

    我告诉了她。她在一份狭长的表格上记了下来，然后把表格塞进一只打卡钟。

    “你这是要吓唬人吗？”我问她。

    “我们这里非常关注细节，”她冷冰冰地说。“卡恩上校说，你永远不知道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变得至关重要。”

    “这话反过来说也行，”我说，可她没有理解。她弄完了手头的文书工作，然后抬起头来说：

    “我会向彼得斯先生通报您的来访。”

    我回了句：感激不尽。一分钟后，镶板墙上的一扇门开了，彼得斯朝我招手，把我引进一条让人联想起军舰的蓝灰色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间看上去像牢房的小办公室。彼得斯的这间办公室天花板上装着隔音层，房间里面摆着一张铁灰色的桌子和两把配套的椅子，一台搁在灰色支架上的录音机，一台电话，还有一套颜色如四壁与地板的笔具，墙上挂着两张镶了镜框的照片，一张是穿着军装的卡恩，头戴宪兵帽，另一张是穿着便服的卡恩，坐在一张书桌后面，一脸不可捉摸的神情。同样镶着镜框挂在墙上的还有一段标语式的铭文，用钢字镌刻在灰色的背景板上。铭文如下：

    卡恩代理的每一名探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穿着、谈吐与举止都符合绅士标准。本条规定没有例外条款。

    彼得斯两个箭步穿过房间，将一张照片挪开。照片后面的墙体里面嵌着一只灰色的拾音器话筒。他把话筒拽了出来，拔下一根电线，又把它推回原位，再用照片把它遮好。

    “要不是因为那个混球眼下正在外面帮一个演员搞定酒驾罪名的话，”他说，“我现在就已经丢饭碗了。所有的麦克风开关都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在整个场子里都装了窃听器。那天早上我还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在接待室里装一台藏在双向镜后面的红外线微缩胶卷摄像机。他不太喜欢这个主意，也许只是因为那是别人想出来的。”

    他在一张灰色的硬椅子里坐下。我盯着他看。他是一个手脚笨重的长腿男人，长了一张瘦骨嶙峋的脸，发际线已经开始后移了。他的皮肤看上去饱经风霜，皱皱巴巴的，像是一个经常出门在外，风里来、雨里去的伙计。他的眼窝深陷，上唇长长的，快赶得上他的鼻子了；只要他一咧嘴笑，他的下半边脸顿时就被两条从鼻孔一直延伸到两边嘴角（中间隔着他那张大嘴）的鸿沟吞没了。

    “你怎么受得了呀！”我问他。

    “坐下，伙计。屏住呼吸，压低嗓子，另外给我记住：一名卡恩探员对于像你这样不入流的私家探子来说，就像托斯卡尼尼之于街头手风琴手的猴子。”他顿了一下，咧嘴一笑。“我受得了，因为我根本不在乎。干这活儿来钱挺快，等到什么时候卡恩把这里当成了战时他在英格兰统管的那家最高戒备级别的监狱，把我当成了在里面服刑的犯人，我就领了支票走人。你这是碰上什么麻烦了？我听说你前一阵子遭了些罪。”

    “关于那件事我没啥好抱怨的。我想看一眼你的一份文件——是有关那些‘秘窗小子’的。我知道你有。艾迪·多斯特从这里退伙以后跟我说过。”

    他点点头。“对于卡恩代理来说，艾迪可能有一点点过于敏感了。你说的那份文件是头号机密。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机密信息都不应当被泄露给外人。我这就去拿。”

    他出了门，我呆呆地望着一只灰色的废纸篓，一块灰色的油地毡，还有书桌吸墨台的灰色皮包角。彼得斯返回时，手里拿着一只灰色的卡纸文件夹。他把文件夹在桌上放下后打开。

    “老天在上，你们这地方就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灰色的吗？”

    “学校的颜色，老朋友。这就是代理行的精神。是的，我有一样东西不是灰的。”

    他拉开书桌下面的一只抽屉，掏出一支八英寸长的雪茄来。

    “厄普曼至尊30号雪茄，”他说。“一位英格兰老先生送给我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待了四十年了，说话还是纯正的英国腔。清醒的时候，他不过就是个有点脂粉气的老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肤浅的魅力；对于这一点我倒并不介意，因为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半点魅力可言，管它是肤浅还是深沉——比如说，卡恩。他的魅力大得就像炼钢工人的内裤。不清醒的时候，这位客户常常犯一个怪毛病：他会开一张支票到一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兑付行。事后他总能把钱补上，在我的悉心关照下，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进过牢房。于是他就给了我这支雪茄。不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抽上一口，就像两个正在策划实施一场大屠杀的印第安酋长？”

    “我不抽雪茄。”

    彼得斯哀伤地看着那支硕大的雪茄。“我也不抽，”他说。“我曾经动过把它送给卡恩的念头。可这根本不是一个人抽的雪茄，哪怕那个人是卡恩也不行。”他眉头一皱。“你猜怎么着？我发现自己今天老是在说卡恩。我一定是有点紧张了。”他把雪茄放回抽屉，看着那只打开的文件夹。“我们这是要从这里面找什么呐？”

    “我正在找一个手头阔绰的老酒鬼，此人品位高端，而且有的是钱来满足这样的品位。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尝试过开空头支票。至少我是没有听说过。他有一点暴力倾向，他太太很为他担心。她猜测他正躲在某家帮人醒酒的黑诊所里，可她不能确定。目前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就是一行胡言乱语，里面提到了一个V大夫。只有这一个首字母。我要找的这个人目前已经失踪三天了。”

    彼得斯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三天也不算太久啊，”他说。“有什么可担心的？”

    “如果我先找到他，我就能领到报酬。”

    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摇摇头。“我还是不明白，可这没有关系。以后再说吧。”他开始一页页地翻阅那份文件。“这事儿不太好办，”他说。“这些人来来去去，行踪不定。单单一个首字母算不上什么重大线索。”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来，又翻了几页，抽出了第二张，最后是第三张。“这里面有三个对号的，”他说。“阿莫斯·瓦利大夫，整骨医生。在阿尔塔迪纳有一家大诊所。出一趟夜诊收五十美元（至少以前是这样）。手下有两名登记注册的护士。前几年跟州麻醉品局那边有过一场麻烦，上交过处方记录。这份信息好像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更新过了。”

    我记下了名字和他在阿尔塔迪纳的地址。

    “接下来是莱斯特·武卡尼奇大夫。耳鼻喉科医生，好莱坞大道上的斯托克韦尔大楼。这伙计挺有两把刷子的。他基本上是在办公室接诊，似乎特别擅长治疗慢性鼻窦炎。这类业务的流程非常简洁明了。你进了门，只要说自己有窦性头痛，他就会替你清洗鼻窦。当然，首先他会用奴佛卡因替你做局部麻醉。但如果他觉得你看着顺眼，那他就不一定非用奴佛卡因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把这人也记了下来。

    “真有趣，”彼得斯又读了几页，接着说道。“显然他在备货方面要费些周折。因此我们的武卡尼奇大夫时常去墨西哥的恩塞奈达寻寻觅觅，然后坐私人飞机飞回来。”

    “如果他总是亲自出马去弄麻药的话，那我猜他干这一行是干不久的，”我说。

    彼得斯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我不敢苟同。他只要不是太贪心，就可以一直干下去。唯一能对他构成真正威胁的是某位心怀不满的客户——不好意思，我是说‘病人’——但他也许知道该如何处置此类情况。他在那间办公室里已经连续从业十五年了。”

    “你究竟是从哪儿弄来这些信息的？”我问他。

    “我们是一家有组织的机构，老伙计，不是像你这样的独狼。有些信息是我们从客户本人那里得来的，还有些是我们从内部搞到的。卡恩从来不怕花钱。只要他愿意，他还是挺擅长交际的。”

    “他一定会爱死我俩这场对话的。”

    “让他见鬼去吧。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是一个叫瓦伦杰的男人。为他的材料做归档的那位探员早就走了。好像有一位女诗人在瓦伦杰位于赛普尔韦达谷的农场上自杀了。他为作家和那些想要远离尘嚣、寻求同路人的朋友开办了一处艺术村。收费标准并不算高。他听上去像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管自己叫doctor，但并不行医。也有可能是个博士。坦率地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资料会在这里。除非是这起自杀事件当中有蹊跷。”他拿起一份贴在一张空白页上的新闻简报。“没错，吗啡过量。没有迹象表明瓦伦杰知道这件事情。”

    “我喜欢瓦伦杰，”我说，“我非常喜欢他。”

    彼得斯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就当你什么都没看见过，”他说。他站起身来，离开了房间。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起身准备离开了。我张口准备谢他，但他只是摆摆手。

    “听着，”他说，“你要找的人有几百个地方可以藏身。”

    我说：“这我知道。”

    “顺便说一句：我听说了一点有关你的朋友伦诺克斯的消息，你也许会感兴趣。五六年前，我们的一个人在纽约遇到过一个同伦诺克斯的特征描述完全吻合的伙计。但他说，那家伙的名字不叫伦诺克斯，而是叫马斯顿。当然，他有可能是搞错了。那家伙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所以这事情很难说。”

    我说：“我猜那不是同一个人。他何必要换名字呢？他有一份可以核查的参战记录。”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的那个人目前在西雅图。等他回来了，你可以找他聊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他叫阿什特费尔特。”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乔治。这可真是漫长的十分钟啊。”

    “说不定哪天我会需要你帮忙的。”

    “卡恩代理，”我说，“从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

    他用大拇指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我撇下他一个人坐在他那间金属灰色的小牢房里，穿过等候室离开了那里。现在这间房间看起来漂亮多了。在经历牢房的洗礼之后，这些刺眼的色彩可真是神来之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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