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二天早上，我又刮了个脸，换上衣服，像往常一样开车去市中心，把车停在了老地方；如果说停车场管理员这时碰巧已经得知我如今成了个重要的公众人物，那他掩饰得真是滴水不漏。我爬上楼梯，穿过走廊，掏出钥匙开了我那扇门。一个黝黑沉稳的家伙在一旁看着我。

    “你就是马洛？”

    “怎么了？”

    “别跑开，”他说。“有个人想见你。”他把像橡皮膏一样贴在墙上的后背剥了下来，懒洋洋地走开了。

    我走进办公室，拾起地上的邮件。更多的邮件被晚班清洁女工放在了办公桌上。我先打开窗户，然后划开一只只信封，把不要的信件扔掉，最后留下来的寥寥无几。我接通了连接另一扇门的蜂鸣器，装满烟斗点上，坐在那里，等着有人来喊救命。

    我带着某种超然的情感想着特里·伦诺克斯。他已经朝记忆深处越退越远了——白发，疤脸，软弱又可亲，带着他那种奇特的自尊。我不想评判他或是分析他，就像我从未问过他是如何受的伤，或是他如何跟一个像西尔维娅这样的女人结的婚。他就像是一个你在客轮上偶遇、渐渐熟稔，但从未真正了解的人。接着，他消失了，就像那个同船的旅伴在码头上对你说完“再见伙计，保持联系”一样，但你知道你不会联系他，他也不会联系你。你很可能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见到那个伙计了。就算你见到了，他也会像是完完全全变了个人一样，不过就是又一个和你同乘一辆社团包车的扶轮社会友。最近生意如何？哦，还行。你气色不错。你也一样。我最近长了不少肉。我们不全都是这副德行吗？还记得那趟搭乘“弗兰肯尼亚”号（管它叫什么呢）的旅程吗？哦，当然记得，那次旅行棒极了，不是吗？

    呵呵，确实棒极了。你都快无聊死了。你当时之所以找这个家伙说话，是因为周围实在是没有一个能让你起谈兴的人了。也许我跟特里·伦诺克斯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不，不完全是。我拥有他的一块碎片。我在他身上投入了金钱和时间，还有在牢里蹲的那三天，更不用提我下巴上挨的那一拳和我脖子上受的那一击了——每次我吞咽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它的余威。如今他死了，我甚至都没法把那五百块钱还给他了。这让我很难受。最让你难受的永远是那些小事情。

    蜂鸣器和电话同时响了。我先接了电话，因为门铃意味着有人走进了我那间罐头盒大小的等候室。

    “您是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想和您通话。请稍等。”

    电话接通了。“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他说，就好像他那个该死的秘书刚才没有把他的大名灌进我耳朵似的。

    “早上好，恩迪科特先生。”

    “听说他们把你放出来了，我很高兴。我猜你后来大概是明智地放弃了抵抗。”

    “我不懂明智。我只有驴脾气。”

    “我猜你的麻烦大概就到此为止了。但假如事情有变，你又需要帮助，记得找我。”

    “怎么会呢？那伙计已经死了。光是证明他曾经来找过我这一件事就够他们受的了。接下来，他们还得证明我当时明知有犯罪行为发生；再接下来，他们还要证明他当时已经犯罪，或是一名逃犯。”

    他清了清喉咙。“也许吧，”他谨慎地说，“但你还不知道他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认罪书。”

    “我知道了，恩迪科特先生。此时此刻，我正在和一名律师通话。不知我是否能冒昧地提醒一句：这份认罪书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也需要得到证明？”

    “恐怕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进行法律讨论了，”他生硬地说。“我现在正要飞往墨西哥，履行一项令人伤悲的任务。你大概猜得出我的任务是什么。”

    “没错。这取决于你的当事人是谁。你没有告诉过我，你应该记得。”

    “我的记性很好。那么，再见了，马洛。我向你提供帮助的承诺不变。但在此之前，我还是先向你提供一条小小的建议吧：别太笃定了，谁也说不准你是不是真没事儿了。你入了一个危险的行当。”

    他挂上了电话。我小心翼翼地把话筒放回底座。我静坐了片刻，手依然放在话筒上，阴沉着脸。然后我把那副怒容从脸上抹去，起身拉开了那扇通向我那间等候室的连通门。

    一个男人坐在窗边，刷刷地翻着一本杂志。他穿着一件蓝灰色的正装，上面的淡蓝色格子图案浅得几乎已经看不出了。他交叉的双脚上套着一双鹿皮靴式样的黑鞋，上面只开了两个穿鞋带的孔眼，因此穿起来几乎和便鞋一样舒服，你也不会每次只走一个街区的路就把袜子磨穿了。他贴胸口袋里的白手帕叠得方方正正，一副太阳镜从后面露了个头出来。他留着一头浓密的波浪发，发色很深。他的皮肤晒得黝黑。此刻他正抬起头，用一双鸟眼般的明目看着我；纤细的小胡须下，两片嘴唇蜷成一个微笑。一条深红色的领带在他那件白得晃眼的衬衫上打出一个棱角分明的领结。

    他把杂志扔在一旁。“这些小破杂志上登的都是些什么垃圾啊，”他说。“我刚才在读一篇关于科斯特洛

    的文章。哈，他们对科斯特洛真是了若指掌。就像我对特洛伊的海伦了若指掌一样。”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匆匆打量了我一番。“踩着红滑板车的人猿泰山，”他说。

    “什么？”

    “你，马洛。踩着红滑板车的人猿泰山。他们让你吃了不少苦头？”

    “有那么两回吧。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在奥尔布赖特跟格里戈利厄斯谈过之后？”

    “不是。是在那之前。”

    他微微一点头。“好小子，居然搬出奥尔布赖特压那个死胖子。”

    “我在问你话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也不认识奥尔布赖特，我没请他帮任何忙。你觉得他会帮我的忙吗？”

    他用阴沉的目光盯着我，然后缓缓起身，动作优雅得就像一头黑豹。他穿过房间，朝我的办公室里望了一眼。他朝我一甩头，接着便走了进去。他是那种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反客为主的人。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上。他站在办公桌边四下张望了一番，像是被眼前的景象逗乐了。

    “你真是不上档次啊，”他说。“太不上档次了。”

    我走到桌子后面，等着他接着往下说。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马洛？”

    我没理他，只管点我的烟斗。

    “七百五顶多了，”他说。

    我把燃尽的火柴丢进烟灰缸，吐了一口烟。

    “你是条可怜虫，马洛。你是个不值一提的小骗子。你比一粒灰还小，得拿放大镜才看得见。”

    我一言不发。

    “你的感情很廉价。你整个人都很廉价。你跟一个伙计成了哥们儿，一起吃了两杯酒，扯了几句笑话，他兜里空空的时候你塞给他两张钱，然后你的心就被他俘虏了。就像一个读了《弗兰克·梅里维尔》

    的小学生。你没胆，没脑，没关系，没见识，所以你摆出一副做作的姿态来，还指望别人被你感动得稀里哗啦。踩着红滑板车的人猿泰山。”他挤出一个小小的、疲倦的笑容。“依我看，你就是个一钱不值的废物。”

    他从桌子对面探过身来，反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脸，动作随意又充满蔑视，但并不是真的要打疼我；整个过程中，那丝小小的微笑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可我依然一动不动。他慢吞吞地坐了回去，一只胳膊肘撑着桌子，他那只棕色的手托着棕色的下巴，那双亮晶晶的鸟眼凝视着我，眼眸子里面除了晶晶亮之外，什么也没有。

    “知道我是谁吗，廉价货？”

    “你的名字叫门奈德兹。道上的小子们管你叫门迪。你的生意在日落大道那一片。”

    “哈？我怎么这么出名？”

    “我哪知道。你一开始好像是在一家墨西哥妓院里拉皮条。”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烟盒，用一只金打火机点了一支棕色的香烟。他喷出一口呛人的烟气，点了点头。他把那只金烟盒放在桌子上，用指尖轻轻地抚弄着。

    “我是个大坏蛋，马洛。我挣很多钱。我得挣很多钱，才能疏通那些我得疏通的关系，这样我才能继续挣很多钱，然后继续疏通那些我得疏通的关系。我在贝尔艾尔有一处房子，值九万美元，然后为了把那个地方打理好，我又花掉的钱已经不止那个数了。我有一个标致的金发老婆，还有两个在东区那头读私立学校的孩子。我老婆光身上的钻石就值十五万，衣服皮草又值七万五。我有一个管家、两个女仆、一个厨子、一个司机，这还不算那只整天跟着我的猴子。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是宠儿。一切都是最好的：最好的美食、最好的美酒、最好的酒店套房。我在佛罗里达还有一座房子，外加一艘游艇，上面配了五个船员。我有一辆宾利、两辆凯迪拉克、一辆克莱斯勒旅行车，还给我家儿子弄了一辆名爵。再过两年，我家女儿也会有一辆的。你有什么？”

    “我没多少宝贝，”我说。“今年我总算有一栋安身的房子了——我一个人住。”

    “没有女人？”

    “只有我自己。除此以外，我的全部所有都摆在你眼前了，外加银行里的一千两百美元存款和几千美元的债券。满意了吗？”

    “你接过的所有活儿当中，挣钱最多的一次得了多少？”

    “八百五。”

    “天啊，一个人怎么能如此廉价？”

    “行了，别打击我了，你究竟找我干什么？”

    他掐灭了那支吸了一半的香烟，随手又点了一支。他向后一仰，靠在座椅上，撇嘴看着我。

    “当年我们仨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啃军粮，”他说。“那里冷得像地狱，周围到处都是雪。我们只能吃罐头。冷罐头。偶尔有大炮弹落下，更多的是迫击炮弹。我们的脸都冻蓝了；我是说，真的是冻蓝了——我、兰迪·斯塔尔，还有这个特里·伦诺克斯。一发迫击炮弹正正好好落在了我们仨中间，但不知怎的没有爆炸。那些德国佬可狡猾了。他们有一种非常变态的幽默感。有时候你以为那是哑弹，可三秒钟过后，你才发现那不是哑弹。特里抓起那枚炮弹跳出散兵坑，这时兰迪和我还站在那里发呆呢。我是说：伙计，他身手真快。就像个一流的传球手。他脸朝下扑倒在地，把那东西扔了出去，结果炮弹在空中开了花。大部分弹片都从他头顶上飞了过去，可有一大片击中了他的脸颊。就在那时，德国佬发起了进攻，紧接着我们就撤了。”

    门奈德兹打住了，一双黑眼睛向我投来沉稳雪亮的目光。

    “谢谢你的故事，”我说。

    “你还算开得起玩笑，马洛。你这人还行。兰迪和我一起合计了一番，最后认定特里·伦诺克斯挨的那一下子足以把任何人的脑子炸开花。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可实际上他没死。德国佬抓住了他。他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给他做整容。他们干得不错，可之前他们把他伤得太重了。我们花了好多钱才得到这个消息，然后又花了好多钱才找到了他——战后我俩在黑市上挣了大把的钱，所以我们付得起。特里救了我们的命，而他得到的全部回报就是半张新脸，一头白发，而且人也变得神经兮兮的。回家后，他开始喝酒，时不时地被警察请进去，精神状态也垮了。他心里面似乎藏着件什么事情，可我们一直都没能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事。紧接着，他就跟这个富家女结了婚，一时间春风得意，可后来又离婚了，整个人又跌进了谷底，接着又复婚了，然后她就死了。兰迪和我根本没法帮他的忙。他不让我们帮他，除了我们在维加斯帮他找的那份短工。等到他遇到大麻烦的时候，他也不来找我们，而是去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廉价货，一个在警察面前被呼来喝去的家伙。然后，他就死了，甚至都没来跟我们说再见，没有给我们一个报答他的机会。我在墨西哥那边有关系，本可以让他从此隐姓埋名的。我本可以眨眼之间就把他弄出国的，比扑克高手出老千的速度还快。可他却哭着喊着去找你。这让我非常不爽。你——一个廉价货，一个在警察面前被呼来喝去的家伙。”

    “警察可以把任何人呼来喝去。你想要我怎么做？”

    “你就此打住就行，”门奈德兹硬邦邦地说。

    “在什么事情上就此打住？”

    “在伦诺克斯案上就此打住，别想再从中捞钱或是捞名声了。这事情结束了，就此了结了。特里死了，我们也不想让他再受打扰了。这伙计遭罪已经遭得够多了。”

    “一个多愁善感的流氓头子，”我说。

    “说话小心点，廉价货。说话小心点。‘门迪’门奈德兹不跟你费口舌。他只下达命令，你照办就行。想捞钱，你还是另找门路吧。听明白了吗？”

    他站起身来。会谈已经结束了。他拾起手套。那是一副雪白的猪皮手套，看上去就像他从未戴过一样。门奈德兹先生真是衣冠楚楚啊。可表象之下却是一个很不好惹的狠角儿。

    “我没打算从中捞名声，”我说。“也没人说过要给我钱。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为了什么要来给我钱呢？”

    “别开玩笑了，马洛。你可不是因为有魅力才被他们在牢里留了三宿的。你领到了好处。我不想说是从谁那儿领的，但我心里有数。而我所说的这位东家手头有的是这类好处。伦诺克斯案就此了结了，这件事到此结束，哪怕是——”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打住了，用他那双猪皮手套轻轻拍打着桌沿。

    “哪怕是特里没有杀她，”我说。

    他脸上浮出的惊讶就像廉价婚戒上的镀金一样薄。“我倒是宁可相信你这句话，廉价货，可这完全说不通。再说了，就算它说得通——但既然特里希望事情是这个样子，那它就得是这个样子。”

    我一言不发。过了片刻，他缓缓地咧嘴一笑。“踩着红滑板车的人猿泰山，”他拖着长腔慢吞吞地说。“好一条硬汉。那我就来在他身上踩个遍吧。一个花三五个铜板就能雇来的伙计，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没钞票、没家庭、没前途，啥也没有。拜拜了，廉价货。”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牙关紧锁，盯着他那只放在桌角的金烟盒。我感到苍老又疲惫。我慢慢地站起身来，伸手去拿那只烟盒。

    “你忘了这个，”我边说边从桌子后面绕了出来。

    “这玩意儿我有半打呐，”他冷笑道。

    我走到他身边，把烟盒伸到他面前。他漫不经心地伸手来拿。“来半打这个怎么样？”话音刚落，我便瞄准他的小肚子用尽全力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他“哎呦”了一声，弯下腰去，烟盒落在了地上。他背靠着墙，两手抽筋似的来回乱摸，一面喘着粗气，费力地把空气吸进肺里。汗珠从他头上冒了出来。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动作迟缓地直起身来，再度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伸出手，用一根手指拂过他的下颌骨。他一动不动，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最后他那张棕脸上终于挤出了一丝微笑。

    “没想到你有这样的胆子，”他说。

    “下次记得带把枪来——不然就别叫我廉价货了。”

    “我手下有一个拿枪的伙计。”

    “下次带他一起进来。你会用得上他的。”

    “要对你发脾气可不太容易，马洛。”

    我用脚把那只金烟盒拨到一边，弯腰捡起来递给他。他接过烟盒，揣进口袋里。

    “我真搞不懂你，”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费了半天工夫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没完没了地笑话我。然后你的表现就开始有些单调了。所有的硬汉都挺单调的。就像是握着一把同花顺跟人打牌。你什么都有了，又什么都没有。你仅有的动作就是坐在那里，欣赏自己。难怪特里不愿意找你帮忙。那就像是找一个妓女借钱。”

    他用两根手指轻轻地按着肚子。“你这么说话，我很遗憾，廉价货。你嘴皮子似乎是耍过头了。”

    他走到门口，打开门。门外靠墙站着一个保镖，见状直起身子，扭过头来。门奈德兹朝他一甩头。那保镖走进办公室，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好好瞅瞅他，奇科，”门奈德兹说。“确保你下回能认出他来——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你跟他也许哪天会再碰上的。”

    “我已经瞅见他了，老大，”这位镇定自若、面色黝黑、双唇紧闭的伙计用那种不说废话的腔调回答道——他们都喜欢摆出这样的腔调来。“我摆得平他。”

    “别让他打到你的肚子，”门奈德兹说完，阴沉地咧嘴一笑。“他的右勾拳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那保镖只是对着我冷笑。“他根本近不了我身。”

    “好啦，拜拜了，廉价货，”门奈德兹朝我丢下这句话后便走了出去。

    “回头见，”保镖酷酷地对我说。“我叫奇科·阿戈斯蒂诺。我想你会了解我的。”

    “就像了解一张脏报纸，”我说。“下次记得提醒我不要往你的脸上踩。”

    他下巴上的肌肉鼓了起来。然后他猛地一转身，跟着他的老板出去了。

    气动门慢慢地闭合了。我竖起耳朵，却听不见他们穿过走廊的脚步声。他们走路轻得像猫。以防万一，一分钟后我又一次打开门，朝外面张望。但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我回到桌前坐下，纳闷了一小会儿：一个像门奈德兹这样在当地还算挺有分量的黑道头子究竟为什么要在百忙之中亲自踏进我的办公室，警告我少管闲事呢？而就在几分钟前，我刚刚从休厄尔·恩迪科特那里接到了一条类似的警告，尽管后者的措辞截然不同。

    我左思右想，依然不明就里，于是转念一想：不如就让巧事更巧吧。于是我抓起听筒，一个电话打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水龟俱乐部——菲利普·马洛要求与兰迪·斯塔尔进行一场直接通话。结果没戏。斯塔尔先生出城去了，我要不要另找别人？我才不要呢。我甚至都不那么急切地非要找斯塔尔说话。那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离我很远，应该打不到我。

    此后的三天里一直太平无事。没人请我吃拳头或是吃子弹，也没人打电话来告诫我少管闲事。没人雇我寻觅他们失踪的女儿、出轨的太太、消失的珍珠项链，或是下落不明的遗嘱。我只是坐在那里，望着墙壁。伦诺克斯案平息得就跟它诞生得一样突然。官方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死因讯问会，没有传唤我。讯问选在了一个一反常规的时间举行，之前没有发布通知，也没有陪审团参与。验尸官直接将自己的判定结论登记入册了：西尔维娅·波特·韦斯特海姆·迪·乔尔乔·伦诺克斯死于丈夫特伦斯·威廉·伦诺克斯对其谋杀企图的实施，后者已于案发后死于本验尸官办公室的管辖范围之外。也许记录中还收录了一份供词。也许它的真实可靠性已经得到了验尸官的认可。

    西尔维娅的尸体随即就被交付家属安葬了。他们用飞机把她运往北方，葬在了家族墓室里。媒体没有得到邀请，也没有人愿意接受采访——尤其是哈兰·波特先生，他也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想要见到他的难度大概和求见达赖喇嘛不分伯仲。百万富翁们的生活方式都奇怪得很，他们永远躲在大群仆人、保镖、秘书、律师，还有毕恭毕敬的经理们组成的人墙后面。也许他们也要吃饭、睡觉、剪头发、穿衣服。但你永远都没法确定。你读到或听到的有关他们的一切都经过了一帮公关人员的加工——这群伙计拿着高薪来替他们创造并维护一种可以接受的人格，一个简单、干净、鲜锐的形象，就像一根消过毒的针。它不一定非要是真的。它只要同所有的已知事实相吻合就行，而那些已知事实你用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临近傍晚时，电话铃响了，对方是一个自称叫霍华德·斯宾塞的男人，说他代表纽约的一家出版社，来加利福尼亚州出短差，还说他有一个问题想找我解决，希望我明天上午能在利兹—贝弗利酒店的吧台和他碰面。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

    “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说，“但完全合乎职业道德。如果我们没有达成协议，我自然也会因为占用了你的时间而给你补偿。”

    “谢谢，斯宾塞先生，但这就不必了。是我了解的某个人向你推荐了我吗？”

    “应该说是了解你的某个人——包括你最近那次小小的违法经历，马洛先生。我得说，正是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我的关注点和那起悲剧事件毫无关系。只是——哎，我们还是到时候边喝边聊吧，在电话上谈事情不方便。”

    “你真的想跟一个蹲过牢房的家伙混在一起吗？”

    他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和他的嗓音都挺令人愉悦的。他说话的方式就是纽约人在流行弗莱布许腔

    之前的那种口音。

    “从我的角度来看，马洛先生，这反倒是一项加分。我说的并不是——请允许我补充一句——你蹲过拘留所这件事，而是——我是否可以这么说——你的口风似乎非常非常的严，哪怕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

    这家伙说话喜欢用插入语，就像一部很装腔的小说。至少他在电话里是这样的。

    “好吧，斯宾塞先生，我明早会来的。”

    他谢过我后便挂了电话。我此刻很想知道是谁帮我做了推销？我觉得有可能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于是打电话给他，想问个明白。可他整整一星期都不在城里，现在依然没有回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是干我这一行的，偶尔也会碰到一个满意的客户。而我此刻需要工作，因为我需要钱——至少我那时以为我需要，直到我当晚回家的时候收到了一封信件，里面夹了一张麦迪逊的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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