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与西洋的早期接触

    我母亲有两张挂在墙上的画，挂在一个大客厅里。那个客厅是由一个旧教堂的房子改为牧师住宅的。一张画上画的是一个西洋少女，有一张甜美的脸，手里拿着一顶无檐的女人帽子，里面装着几个鸡蛋。母亲一定是从很好的西洋杂志上剪下来的，大概是《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她常用这本杂志夹针线和小的针线活计。另一张画画的是清朝的光绪皇帝。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发动了维新运动，“百日维新”是人人知道的，圣旨一道一道地颁布，废科举，建铁路，开矿产，后来忽然被他的伯母西太后监禁于中南海瀛台，直到十年后不明不白地死去。他和西太后死在同一天[22]，因为西太后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使人把光绪皇帝毒死，原因是她怕她死后光绪皇帝要在她的名声和政策上报复，她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家父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但是一心赞成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新政，这和当时那些在日本的中国领导人物如孙中山先生他们一样。虽然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击败“拳匪”进入北京之时已经仓皇狼狈地逃到西安，这时仍然算是在位当权。由于与列强议和，她才得以重握政权，但直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清室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她依然是顽固不改，作威作福。

    本章的主题为从思想方面到工业技术方面西洋文明对中国的冲击，牵扯到一连串的适应与整个问题的检讨。但是检讨这项繁难的重任是在中国方面，以后事实可以证明，在文化交流上，中国是负债方面。那种交流的进行至今尚未停止。

    范礼文博士后来为伦敦纽约国际协会秘书。他为人胸襟开阔，目光远大，通情达理，又多才多艺，实远超过当时一般的传教士。不知道由于什么好运气，西溪得以有这么一位好牧师派来此地，这里离坂仔很近。范礼文博士大约六英尺高。使我们接触到西洋学问的，就是这位牧师。在“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在由林乐知主持之下，当时发行一份一张纸的周报，叫《通问报》，油墨纸张甚劣。今日手下若还保存一份就太好了。范礼文博士不但把这份周报寄给我们，另外还寄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很多书和小册子。家父遇到了他，算是找到了知音，不久与他成了莫逆之交。

    我们与西方最早的接触，是范礼文博士留下的一个领扣，因为他夫妇住在我家最上的一层楼，我家也就是那个老教堂。孩子们对于那个光亮的领扣到底是什么东西，猜测了半天。他夫妇又留下了几个罐头筒，那一定是盛牛油的。我们中国人闻起来，简直全家里都是牛油味道。我记得他们走后，姐姐曾把所有的窗子敞开，好让屋里散掉那种气味。我相信家母用来夹针线的那本《星期六晚邮报》刊物，一定是来自范礼文太太之手。

    这些虽然是我与西方接触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对我很重要。家父知道圣约翰大学，就是在《通问报》上看到的，因此又梦想到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家父的月薪是二十块，后来增为二十四块，收入虽极微薄，仍然不能打消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上海基督教的高级学府求学的愿望。

    在坂仔建筑一个新教堂时，我大概是十二岁。那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在三四十英尺宽的房顶的重压之下，可以看得见教堂的墙壁被压得越来越歪。范礼文博士向美国购买钢筋。在钢筋渐渐束紧之下，把墙又拉正，大家可以看得见房顶的鹰架立起来。范礼文又在教堂入口处的钟楼上增加了一口钟。与基督教相竞争的佛教寺院里，也安装上一面大鼓。那个寺院也在那条街上，相距六十英尺远近。

    在礼拜天，教堂的钟鸣，寺院的鼓也响。

    对于教会，有两个敌对者。一个是教徒的儿子，已然过了中年，大家叫他金老伯。他的房子坐落在河对面的木桥下面，那个桥通到当地唯一的一条有商店的街市。每数年之内，那座桥必然为洪水所毁，每毁一次，金老伯就发一次财。因为他又要募捐，再修造一座木桥。木板不平不直，过桥人可以透过桥上的裂隙看见脚下的流水。我们都知道，修桥就是他维生之计。那条有小商店的街道不断被洪水侵蚀，等我长大时，那些小商店只剩下一半了。

    有一天，在清凉的月夜，家父一时兴起，途经这座木板桥去布道。别人告诉我，我降生那一年，父亲四十岁。有一次，外出之时，他染患了感冒，几乎丧命。讲道之时，他曾出大汗，回家之后又没换衣裳，得了很严重的肺炎。母亲非常焦虑。母亲那时正要生第五个儿子，她只好想办法自己接生。至于她怎么忍痛生产，就不得而知了。父亲则把他怎么样出去在房子后面那条小溪中洗产后那些脏东西，对我不知说了多少次。

    我第二次接触西方文明，是我第一次看见从Chioh-be和厦门之间汽船上蒸汽机的动作。我当时看得着了迷，呆呆地默然不语。后来在学校，我看见一个活塞引擎图，自然充分了解了。从那时起，兴趣始终是在科学上，我很想以后做个物理教员。有人问我长大之后要入哪一种行业，我的回答是：（一）做一个英语教员；（二）做一个物理教员；（三）开一个“辩论”商店。最后这一条是当地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行业。普通地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你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白，这样向人挑战。我当时显然是以有此辩才而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们都叫我“论争顾客”。

    我的中等教育完全是浪费时间。学校连个图书馆也没有。在厦门的寻源书院和非基督教学校之间的差别，就是非基督教学校看日报，而我们学校不看。我们有地理、算术、经典，一薄本的地质学。课后，我们只是玩耍游戏。踢毽子，玩由一个哑铃斫下来的两个木球，这就是我们最得意的游戏。我们都穿木屐，所以每逢踝骨被一个木球打着，实在疼得很。

    我们捉弄老师的鬼办法之中，有一件是背书，很好玩，每个学生都很得意。我们当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有的人被叫进屋去背书，通常是在两三页之内。他背完之后，就以开门为信号叫另一个人进去背，他做个信号，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或后一半，由于把门开了三四次，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一部分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校长的珠算盘。校长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当时鼓浪屿很繁荣，做房地产是好生意。我听见他那不停的打算盘声。他的办公室在第一层楼，正面对着楼梯口，因此他可以管理学生的出入。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出去买消夜食物，我们会用竹篮子把东西吊上楼去。

    至于学校用的书，我既不喜爱，也不厌恶，太容易，太简单了。

    我对西洋音乐着实着了迷。我是受了美国校长毕牧师夫人的影响。她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女士，她说话的温柔悦耳、抑扬顿挫，我两耳听来，不啻音乐之美。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高音合唱，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

    我们也看见过法国、美国的水手，大都是在鼓浪屿街上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的。偶尔也有一个英国足球队在一个有围墙的球场赛足球，他们不喝茶，喝别的饮料，有时有军乐队演奏，由中国的仆役端送饮料。我夹杂在别的儿童之中，由围墙的缝隙中往里窥探，对他们洋人好不羡慕。

    俱乐部若有舞会，我们寻源书院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看里面男男女女穿着晚礼服，在大庭广众之中互相拥抱，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奇观，真是使人瞠目。

    在光绪三十三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派美国舰队来到澳门，那时日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因为来的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我们应邀前往参观。那是伟大武力最好的展览。这些都刺激我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第四节 圣约翰大学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语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预备学校的一年半，我总算差不多把英语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语的秘诀就在于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语词典。这本英语词典，并不是把一个英语单词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单词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单词的同义词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如此，而且把一个词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语单词，或是一个英语短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混淆。我对这个单词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词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词典里学到了英语中精妙的短语。而且这本词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语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语的热衷，如鹅鸭趋水，对中文的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在此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的《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的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钻研时，却有意外的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的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持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的书就可以拖着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凝神注视着我们学生，我们也同样望向那位老先生。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静，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偷看，借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的著作，还有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这本历史书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去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语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我对整个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 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其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娶了一位中国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三个儿子。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去各处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通学校校长阿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阿诺德博士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许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跟随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象一下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哭倒了一段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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