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455年（周贞定王十四年）墨子十四岁
墨子初次出游于郑，适遇“郑人弑哀公”事，后在《墨子.鲁问》中有所记述。
前454年（周贞定王十五年）墨子十五岁
墨子由郑西行至晋。恰逢晋内大乱大兴。晋六将军中较为强大的智伯以“其土地之博、人徒之众”攻中行氏、范氏，并三家为一家。
前453年（周贞定王十六年）墨子十六岁
在晋。智伯决水灌晋阳，赵臣张孟游说韩、魏与赵联合，决水灌智伯军，擒杀智伯，三分其地。韩赵魏分晋之势成。日后，墨子在《墨子.非攻》中详述其事，并要人们“鉴之于智伯之事”。
少年时的耳濡目染给墨子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墨子提出“非攻”的观点，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东汉赵歧在《孟子题辞》中言：“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春秋之时，“征战的目的以取俘夺货，屈敌行成为常例；以占夺土地，残杀敌人为例外。”可是到了战国时代，竟然出现了“动辄斩首十万八万，甚至二十万，甚至一坑四十万”的战争。《东周列国志》中记载，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大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卒，一夜俱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至今号为丹水。”就连“屠城”一词也出自那个时代。
《孟子.离娄上》篇中，描绘了春秋战国时的惨烈图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愤而呼吁：“善战者服上刑。”善于征战者，罪过大了，需要追究刑法责任！《孟子.梁惠王上》篇悲叹：“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纵观今日之天下君王，还没见到不草菅人命的。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还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烽烟不断。绵绵战火使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受到无谓耗费，使得大批民众流离失所，“一将功成万骨枯”。百姓苦不堪言，以致发出“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悲叹。战争成了推行兼爱主义的最大障碍。
《墨子.天志下》篇，描述了这个时代惨不忍睹的地狱画面：“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角人府库，窃人金玉蚤累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墨子.非乐》篇中写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
墨子痛心疾首地呼吁“非攻”，正是面对社会现状发出的啼血之唤：不要战争要和平。
攻与非攻，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尖锐也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不仅是墨家，就是儒家、法家，乃至道家，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墨子处于社会最底层，他是设身处地从底层民众百姓的感受中形成自己的非战观念和非战理论，所以对当时的战乱现实最富有感召力。
墨子的《非攻》理论分上中下三篇。针对当时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提出了自己的反战理论。墨子认为，战争是天下的“巨害”，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将造成巨大损害，因之既不合于“圣王之道”，也不合于“国家百姓之利”。墨子在《非攻》篇中，对各种为攻战进行辩护的言论作出了批驳。
《墨子.非攻上》篇，对反战的理论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假如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偷窃他家的桃子、李子。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至于盗窃别人的鸡犬、牲猪，他的不义又超过到别人的园圃里去偷桃李。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内，偷取别人的牛马，他的不仁不义，又比盗窃别人鸡犬、牲猪更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妄杀无辜之人，夺取他的皮衣戈剑，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盗取别人牛马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那么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称他为不义。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之为义。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
杀掉一个人，叫作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假如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掉十个人，有十倍不义，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杀掉百个人，有百倍不义，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对这种（罪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它，称它不义。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其为义举。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所以记载那些称赞攻国的话遗留给后代。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又有什么理由解释记载这些不义之事，用来遗留给后代呢？
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少尝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多尝些苦味却说是甜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人们都知道指责其错误；大范围内做，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所以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君子，把义与不义的区别弄得很混乱了。
墨子“非攻”理论的出发点在于说明攻伐掠夺行为是“亏人自利”的，也就是说是在“损人利己”。墨子阐述自己的“非攻”理论时，先从盗窃这一最普遍的现象破题。“入人园圃”者，是否“亏人自利？”这个道理当然无须分辨。然后，步步深入层层剥茧：“攘人犬豕鸡豚者”，是否“亏人自利？”“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是否“亏人自利？”在这些不言而喻的类比中，引申出对“今至大为不义攻国”的谴责。
墨子接着强调了“亏人自利”是“不义之举”。根据墨子的“义利观”，“义”是与“利”紧密相关的。既然“亏人自利”者把“利”都留给了自己，把害都推给了别人，那么还有什么“义”可言呢？“攻国”是亏人（损人）的，攻之愈烈，“亏人愈多”。那些大张旗鼓把军队开进别国的君王，还有什么道义可谈呢？
墨子关于“黑与白”“苦与甜”的辩证，真有了“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侯”的意味。
《墨子.非攻中》篇，还对好战的君王作出这样的规劝：现在假如军队出征，冬天行军害怕寒冷，夏天行军害怕暑热，这就是不可在冬、夏二季行军了。一到春天，就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在秋天，就会荒废百姓收获聚藏。现在荒废了一季，那么百姓因饥寒而冻饿死的，就多得数不胜数。我们现在试着计算一下：出兵时所用的竹箭、羽旄、帐幕、铠甲、大小盾牌和刀柄，拿去用后弊坏腐烂得不可返回的，又多得数不胜数；再加上戈矛、剑戟、兵车，拿去用后破碎弊坏而不可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牛马带去时都很肥壮，回来时都很瘦弱，至于去后死亡而不能返回的，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因为道路遥远，粮食的运输有时中断不继，百姓因而死亡的，也多得数不胜数；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饥饱没有节制，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多得数不胜数；丧师之事多得数不胜数，军士因而阵亡的更是无法计算。
国家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用，荒废百姓的利益，然而又为什么还去做这种事呢？他们回答说：“我贪图战胜的声名，和所获得的利益，所以去干这种事。”墨子说：“计算他自己所赢得的胜利，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计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所失去的多。”现在进攻一个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之师，且又不杀伤人众，而能白白地得到它吗？杀人多的必以万计，少的必以千计，然后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才能得到。现在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荒邑数以千计，并没有人入驻；广阔平衍之地数以万计，也缺乏劳动力去开垦。既然如此，可见土地是他所有余的，而人力是他所不足的。现在尽让士兵去送死，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以争夺一座虚城，则是摈弃他所不足的，而增加他所有余的。攻战如此，岂不得不偿失愚蠢之极吗？
墨子指出，战争给社会和百姓带来如此大的祸害，为什么还有君王会乐此不疲呢？究其原因，无非是“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以为通过“攻战”，可以名利双收，以为宣扬胜利者的“文治武功”可以名垂青史。
《墨子.非攻中》篇，为好战的君王算计了战争的“利害”：
为攻战辩饰的人说道：“南方如楚、吴两国之王，北方如齐、晋两国之君，它们最初受封于天下的时候，土地城郭方圆还不到数百里，人民的总数还不到数十万。因为攻战的缘故，土地扩充到数千里，人口增多到数百万。所以攻战是不可以不进行的。”墨子说道：“即使有四五个国家因攻战而得到利益，也还不能说它是正道。好像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方一样，假如现在有个医生在这里，他拌好他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服药。一万个人服了药，若其中有四五个人的病治好了，还不能说这是可通用的药。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服用，忠臣不拿它给君主服用。”
为攻战辩饰的人又说：“他们不能收揽、利用他们的民众士卒，所以灭亡了；我能收揽、利用我们的民众士卒，以此在天下攻战，谁敢不投降归附呢？”墨子说道：“您即使能收揽、利用您的民众士卒，您难道比得上古时的吴王阖闾吗？”古时的吴王阖闾教战七年，士卒披甲执刃，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驻扎在注林，取道冥隘的小径，在柏举大战一场，占领楚国中央的都城，并使宋国与鲁国被迫来朝见。及至吴夫差即位，向北攻打齐国，驻扎在汶上，大战于艾陵，大败齐人，使之退保泰山；向东攻打越国，渡过三江五湖，迫使越人退保会稽，东方各个小部落没有谁敢不归附。战罢班师回朝之后，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族，也不施舍民众，自恃自己的武力，夸大自己的功业，吹嘘自己的才智，怠于教练士卒，于是建筑姑苏台，历时七年，尚未造成，至此吴人都有离异疲惫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不相融洽，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复仇，从吴都北郭攻入，迁走吴王的大船，围困王宫，而吴国因此灭亡。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而其中以智伯为最强大。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想要跟诸侯抗衡，以为用攻战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谋臣战将，排列好兵船战车士卒，以之攻打中行氏，并占据其地。他认为自己的谋略已经高超到极点，又去进攻范氏，并大败之，合并三家作为一家却还不肯罢手，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到此地步，韩、魏二家也互相商议道：“古时有话说：‘唇亡则齿寒。’赵氏若在早晨灭亡，我们晚上将随之；赵氏若在晚上灭亡，我们早晨将随之。古诗说：‘鱼在水中不快跑，一旦到了陆地，怎么还来得及呢？’”因此韩、魏、赵三家之主，同心戮力，开门清道，令士卒们穿上铠甲出发，韩、魏两家军队从外面，赵氏军队从城内，合击智伯。智伯大败。
所以墨子说道：“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现在若有人以为攻战有利，那么何不以智伯失败的事作镜鉴呢？
《墨子.非攻下》篇，还替好战的君王算计了战争的“得失”：现在率领军队的人相互认为不利的事情，即是：“将领不勇敢，兵士不奋厉，武器不锐利，训练不习战，军队不多，士卒不和，受到威胁而不能抵御，遏止敌人而不能久长，争斗而不能迅疾，转拢来又不强大，树立的决心不坚定，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那么，敌对之心就会产生而共同对敌的意志就减弱了。”假若完全具备了这些不利条件而竭力从事战争，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百姓也就要改业了。现在何不试着看看那些喜欢攻伐的国家？假使国中出兵发动战争，君子身份的人数以百计，普通人士数以千计，负担劳役的人数十万，然后才足以成军而出动。战争时间久的数年，快的数月，这使在上位的人无暇听政，官员无暇治理他的官府之事，农夫无暇耕种，妇女无暇纺织，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而百姓则要改业了。然而如那种兵车战马的损失，帐幕帷盖，三军的用度，兵甲的设备，如果能够收回五分之一，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然而又如那种士卒在道路上散亡，由于道路遥远，粮食不继，饮食不时，厮役们因之辗转死于沟壑中的，又多得不可胜数。像这样不利于人、为害天下之处就够严重了。但王公大人却乐于实行，那么这实即是乐于残害天下的百姓，难道不是荒唐吗？现在天下好战的国家为齐、晋、楚、越，如果让这四国得意于天下，那么，使他们的人口增加十倍，也不能全部耕种土地。这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呀！现在又因争夺土地的缘故而互相残杀，既然这样，那么这就是亏损不足而增加有余了。
墨子为君王们算计曰：“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其所丧。”有时明明看着是有害的事情，还要做。那是图了眼前之利而忘却了长远之害。那些攻城略地谋求霸主地位的诸侯，得到的是哀鸿遍野的荒芜之地，失去的却是最珍贵的劳动力。今天你灭了比你弱小的国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明天还有比你强大的诸侯趁火打劫伺机灭你。表面看着像有利，其实害比利大。这就叫“眼前有利欲伸手，身后无路悔回头”。
《墨子.耕柱》篇中还举了一个很好的譬喻：“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被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大国攻打小国，就像小孩以两手着地学马行。小孩学马行，足以自致劳累。现在大国攻打小国，防守的国家，农民不能耕地，妇人不能纺织，以防守为事；攻打的国家，农民也不能耕地，妇人也不能纺织，以攻打为事。所以大国攻打小国，就像小孩学马行一样。这段话简单说就是“彼此不上算”。
《墨子.非攻》篇就是墨子在感同身受深恶痛绝战乱之后的一篇“反战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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