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选集（中）[11]

    洛伯尔先生

    你底倩影在田畔出现时，

    星儿收敛了它底光芒，

    夜莺停止了它底歌唱，

    月儿羞惭地遮了面庞，

    羞见你那娇美的模样。

    你好像穿着金色衣裳，

    你好像沐着圣洁的光，

    你走一步啊，

    紫罗兰的香雾便在你四周荡漾。

    在这时候啊，

    我真是快乐无疆！

    月儿再露出她底面庞时，

    正照见我送你回到你底家门。

    我底眼里还留着你底倩影，

    你底接吻还在燃烧我底嘴唇，

    我忘记了归途的寂寞冷静。

    我呆呆望着天，

    天使我记起你底面容，

    我呆呆望着海，

    海使我想起你底爱情。

    可是天啊，不及你底面容清，

    海啊，它也没有你底爱情深！

    …………

    正是在傍晚时分，洛伯尔先生又唱起他底歌来了。

    自从我知道洛伯尔先牛以后，这首歌我不知道听见了多少次。不仅足我，恐怕附近一带的居民也是如此罢。

    老实说，洛伯尔先生是不会唱歌的，他底颤抖的、枯涩的低音很难听。听见他唱歌的人总要嘲笑他。

    “洛伯尔先生，你唱得真动人啊！你把我女儿底心都引动了，”有的男子说。

    “洛伯尔先生，你再要唱下去，我可要抛了我底丈夫，跟你跑了，”有的妇人说。

    然而洛伯尔先生只是颤巍巍地摇头叹息道：“我老了，老了！”于是人们大笑起来。

    洛伯尔先生的确老了。他至少有五十岁。头上只有寥寥几根灰白发，一脸都是皱纹，两颊陷了进去，背也驼了。可是两只眼睛还射出光来，好像里面有一种不可扑灭的火焰一样。

    他没有家，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他住在我们学校对门的一个人家，他租了一间小屋。白天我们很少看见他出外。每天傍晚他照例要在学校后面的河畔田边散步。

    我底家就在河畔。我们还有一块小菜园，平口吃过晚饭后我总要跟着妈妈在菜园里工作。我底父亲在一年前死了。

    这个时候我看见洛伯尔先生扶着手杖走过，他照例给我们道个“晚安”，又向前走了。不出几分钟，洛伯尔先生就走过桥，在对岸白杨树下一块大青石上面坐下，唱起他底永远忘不了的歌。

    你底倩影在田畔出现时……

    “妈妈，你听，那个讨厌的洛伯尔先生又在唱歌了，”我向母亲大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讨厌洛伯尔先生。他对我很好。可是我反而更加讨厌他。他有时候给我道“晚安”，我理也不理他。我不喜欢他，大概因为这首歌的缘故。一则，他唱得那么难听；二则，他在那样的年纪不配唱这首歌。我想，像他这样的人居然还有女人爱他，那比我们前任校长底妻子跟着学监逃走的事情奇怪得多了。

    “雅克，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洛伯尔先生？他是个很可怜的老人，”母亲常常替他辩护。

    “妈妈，你听，他唱得这么难听，这个老流氓，真不害羞！”我不高兴地争辩说。

    母亲突然放下了浇水器，走到我底身边，紧紧地握着我底手。“孩子，亲爱的，答应我不要骂人。你还年轻，不懂得世间的事。你要相信妈妈底话，洛伯尔先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觉得母亲底声音有点古怪，我抬起头望她底脸，她底眼泪正落下来，落在我底脸上。母亲哭了。我紧紧地抱住她底身子，着急地说：“妈妈，你哭了，为什么？”

    母亲也紧紧地抱住我，默默地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想起了你底爸爸。”停了片刻，她又说：“雅克，亲爱的，答应我，你要做一个好人。”

    “妈，我答应你，”我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同时对母亲感到无限的亲爱。

    母亲放了手，说：“洛伯尔先生底歌声里有眼泪啊。”她又去拿浇水器了。可是她好像还有什么活没有说出来似的。我想也许她要说洛伯尔先生有神经病罢。

    这个晚上母亲照应我睡下以后，忽然流下眼泪紧紧地抱住我，吻我底脸。她接连地问：“雅克，你爱你底妈妈吗？说，是不是？”

    “妈妈，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你听见什么关于妈妈的话，你依旧像现在这样爱你底妈妈吗？是不是？”

    “是，无论如何我总是爱你的。”

    母亲在这个晚上有点精神失常的样子，但是第二天她又跟平日一样了。

    日子依旧照常平淡地过去，洛伯尔先生依旧照常唱他底“你底倩影在田畔出现时”的歌。

    别人依旧嘲笑他，可是我答应了母亲不再骂他“讨厌”了。而且我学会了他底歌。不知道为什么在母亲面前我不敢唱这首歌，可是背开了母亲我就常常学着洛伯尔先生底调子唱起来，我自以为唱得比他好。

    我很骄傲自己比洛伯尔先生唱得好，因此总想找个机会唱给他听听，使他羞愧。可是他白天不出外，傍晚我要跟母亲在菜园里工作。

    有一天放学早一点，我一个人跑到洛伯尔先生底窗下唱起这首歌来，因为他住的屋子是面着街的。我刚唱了三句，洛伯尔先生便在楼上打开窗户，伸出他底头。他底脸上带着一种惊讶而忧郁的表情。

    我一看见他底头，连忙跑开了，一路上还高兴地大声唱下去。

    “雅克，好孩子，这里来，”他底颤抖的声音在我底后面追来。这声音似乎有点凄惨。我几乎要站住，但是我终于走开了。自己心里很满意，只是不敢让母亲知道。

    这以后洛伯尔先生对待我似乎更加和善。我也渐渐不觉得他讨厌了，他虽然照常坐在青石上唱歌，但是我也不觉得歌声难听了。他在河那边唱歌的时候，我也在河这边暗暗地和着。

    这时正是初夏。白杨树叶随着晚风颤动。空气里充满着麦子和草底香气。太阳已经落了下去，夜还没有来。河畔的草昂着头等待夜底来临。天色已经渐渐黯淡了。但是坐在青石上的洛伯尔先生底轮廓还看得分明。他在这一幅黄昏底图画里显得很美丽。他忘记了自己似地唱着歌，好像歌中人就在旁边静听一般。忽然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一只小船从后面流过来。船里有一对青年男女。男子摇着桨，女子坐在对面。她底清脆的笑声把洛伯尔先生底歌声打断了。

    “你底接吻还在燃烧我底嘴唇，”男子带笑地大声唱起来。

    女子忽然止住笑向男子扑过去，男子放下桨抱住她底身子。船缓缓地流过去了。我再往对岸看，洛伯尔先生已经不见了，我奇怪这一晚他为什么回去得早一些。

    某一天傍晚忽然出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洛伯尔先生底歌声听不见了；对岸青石上也没有他底影子。

    “妈妈，怎么洛伯尔先生今晚不来呢？”我挂念地说。

    “他大概有事情罢，”母亲不在意地说。

    第二天晚上又不见洛伯尔先生来。

    “妈妈，洛伯尔先生今晚又不来了。”

    “他大概有事情罢。”她过了一会儿又说：“他该不会生病罢，”接着她又反驳似地说道：“不会的，他明天晚上一定来。”她露出很关心的样子。

    这两天母亲底心里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可是第三天傍晚又不见洛伯尔先生底影子。

    “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母亲自语道。我们依旧忙着工作。

    忽然母亲拉住我底手，急急地说：“雅克，你去看看洛伯尔先生，他一定病了。”

    我也不问什么，就听从母亲底话，走出菜园，向洛伯尔先生家去了。母亲还在后面嘱咐：“你要早些回来。”

    天黑了。路灯也燃起了。我踏着路旁的软草，转过学校底背后，走到洛伯尔先生底家。好奇心鼓舞着我，我走得很快，我好像在奉行重大的使命一般，所以路上遇见老学监的时候，也几乎忘记行礼道“晚安”了。

    洛伯尔先生底房间我是知道的。我匆匆地走上了楼，走到他底门前，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没有应声，便又重重地敲了两下。

    “进来，”从里面传出来这个微弱的声音，我听得出是洛伯尔先生底声音，便推开门进去。

    在电灯光下我看见洛伯尔先生躺在床上。他见我进来，抬起头惊奇地望了我一眼，说，“孩子，你来了。好，我知道你要来的。有三天不看见你了。……没有什么，不过……不过身体有点不舒服。”这些话差不多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他说了，又倒下去，好像力竭了似的。人更瘦了，但是眼里还有光，脸色是红红的，嘴上带着笑容。大概他喜欢我来看他罢，我想。

    “洛伯尔先生，你病了，不要紧罢，我们三天没有看见你了，很挂念的，”这些话都是从我底心里吐出来的，我差不多快流眼泪了。

    他叫我坐在床前一把椅子上。他伸出两只瘦得只有皮包骨的手把我底左手握着，露出感激的样子，一面说：“好孩子，谢谢你底好心，愿上帝保佑你。我睡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只有房东有时还来照应照应。你是我底唯一的朋友了。”他放开我底手，歇了一会儿忽然又叹息地自语道：“青春真可爱啊！真美丽啊！……我老了，老了。”

    “洛伯尔先生，你明天就出去散步罢，这几天天气很好。”我找不出别的话来说。

    “青春真美丽啊！”他又重复说了一句，然后翻了翻身，再握着我底左手，安慰地说：“你觉得在这里没有趣味吗？”他停了片刻，忽然下了决心似地说：“好，我给你讲个故事罢。”但是他底嘴又闭上了。

    他放了我底手，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儿，忽然睁开双眼，像从梦中醒过来似地望着我，一面慢慢地讲起故事来：

    从前在某一个城里有一个不出名的音乐师。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家庭，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显得很衰老了。离他底家不远，有一所卖花店，他到中学里去教音乐，总要从那里经过。

    “卖花店底主人是一个老太婆。她有一个女儿，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她底相貌算不得十分美丽，但是她有一对非常可爱的眼睛。音乐师每次经过卖花店总看见她立在门前。他们起初只打招呼，道一个‘日安’，后来他便时常进她底店里买花。在那个少女底天真无邪的心中也许没有什么，可是音乐师却爱她快要到发狂的程度了。他设法引诱她，跟她谈爱情，时常同她一道去跳舞散步。他在她底身上花了许多钱，可是并不曾买到她底爱。因为少女说他老了。但是后来有一天他居然骗着少女同他干了一次犯罪的事。以后少女就答应嫁给他，虽然她并不爱他。”

    他说到这里，便停住了，过了一刻，才慢慢地继续说下去：

    可是她底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不许她嫁给音乐师。音乐师却得到了少女的同意：两人秘密结婚，然后一起逃到别处去。音乐师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少女却失了信，也许是她底母亲知道了这个计划，阻止了她。音乐师一个人走了。

    他在外面飘泊了一些时候，然而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不能够忘记那个女子，他总不能够消灭他对她的爱情。过了一年，他便回到故乡，可是少女已经不在那里。据说她嫁了人，而且生了儿子了。这个孩子其实是音乐师底儿子，只有音乐师和少女知道。

    因为这件事，音乐师感觉到自己对少女犯了一件大罪。他始终爱她。他决心去找寻她，求她底宽恕。从那个时候起他又离开了故乡，带着痛苦和悔恨，走遍了整个法国，到处去找寻她底踪迹，可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找到。最后他便飘流到我们这个城里来。他已经是又老、又弱、又苦的人了。他的神经受了大的刺激也失了常态。他不能够再动身到别处去找她了。他知道，他在世的时间是不会久的了。

    他知道她到死还会恨他，所以他想在未死之前见她一面，跪在她底面前求她底宽恕，或者见着他底儿子，也求他底饶恕，以便放下他背上那个痛苦的十字架，那么他将来也可以安心地死去。

    “他一天一天地唱着他从前为她做的那首歌，希望它会把她招回来。可是他的努力也没有用。上帝底责罚太严酷了。”

    他愈说，话愈急，好像害怕谁阻止他说下去似的。他底眼睛里射出强烈的火焰，这里面燃烧着痛苦与悔恨。他接连地喘气。

    “上帝啊，你底责罚太严酷了！”他忽然撑起半个身子叫道。

    一阵恐怖的感觉抓住了我。我不禁大声问：“那个音乐师是谁？”

    “他现在就要死了，……你还不明白吗？”他狞笑道。“玛丽一波尔啊！……”

    “你说什么？”血在我底全身沸腾，我底身子战抖起来，我疯狂地问。

    “玛丽一波尔……那个少女底名字，”他昏迷地说，眼光开始散乱了。

    天呀！

    “玛丽一波尔？……那么你底儿子，不，……她底儿子今年不是十四岁吗？”我希望他回答我不是。

    可是他已经倒在床上说不出话来了。

    我疯狂地摇撼他底身子，他底头，一面大声问：“你说，是不是十四岁？快说！”

    他被我摇了好久，忽然睁开眼睛，痛苦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便把眼睛闭上了。这一次是永远地闭上了。

    我伏倒在他底身上，大声地哭起来。……

    你可曾听见河上的歌声？

    它是多么温柔，多么动人！

    …………

    几个年轻人唱着《印度支那的夜》的流行歌曲在窗下走过去了。

    1930年。

    墓园[12]

    我以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古城。我以前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但是短短的两个多月的居住使我熟习了周围的一切。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一个陌生的人。

    我的性情随和，无论是繁华的都市或者僻静的乡村，我都可以安静地住下去。虽然人还在青年，但是在气质上与经验上都跟一般的年轻人不同，自己以为已经看得多，知道得多，对于任何事情差不多都是淡然处之，争胜好动的心思也是非常之淡。所以在这个古城里我也可以住到两个月以上，并没有厌倦的心思。

    我住的地方是再静寂不过的。隔壁便是一个墓园。我的房间在楼上，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正看见那两排不很高的桦树，和许多排白木的十字架。短短的墙上生着长春藤，永远带着丰富的生命活着，跟那些灰白色的石棺放在一起，反倒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印象。

    秋天，常常起风，尤其是在夜里，因为静寂，所以人更容易听见风声。一刮风，桦树叶便不住地颤抖，发出忧郁的细语。如果是在深夜，我便觉得那些安睡在坟墓中的人醒过来了。他们在互相叙述各人生前的故事。风带着落下的桦树叶敲我的窗，使我从梦中醒过来，这样的事是有过的。我听见桦树叶的私语因而做了凄凉的梦，这样的事也是有过的。但是我并没有恐怖的感觉。这一切都好像是我平静生活中的点缀。我埋头在书堆里，或者跟房东夫妇闲谈，再不然便是到墓园里散步。

    房东夫妇住在楼下，年纪都在五十以上了。他们和平地生活着、劳动着，生活的必需品都是自己制造的。他们自己种菜、烘面包。他们每个星期到市上去两次，买些零碎的东西回来。他们没有儿女，但似乎并不感到寂寞。他们互相爱着，便是在老年，他们也是活泼健壮，跟年轻人差不多，也许我还不及他们。我的伙食便由他们供给，我和他们处得很好，他们把我当作一家人看待，我常常充满了感激地承受他们的照拂。

    除了房东夫妇外，在这附近我还认识一个人，便是那个管墓园的老头儿。他的年龄据说跟房东夫妇的相差不远。可是他显得十分衰老，头发全白，而且头顶已经光秃了，背弯着，腿也不很活动，走路不大方便。他每天除了打扫地上和墓上的落叶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晒秋天的太阳。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一片绿阴阴的长春藤，好像在回忆失去了的青春，重温神奇美妙的幻梦。他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坐许久，动也不动一下。我很同情他，因为我看见他是那样地无依无靠，而且也知道他不久就要躺在石棺里，跟那些被他照应的墓中人为邻。他不喜欢说话，我们虽然时常见面，但是很少谈过三句话以上。有几次即使我想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是看见他望着我沉默不语的神情，我的话总是到了口而被咽住，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是害怕因此引起他什么凄凉的回忆罢。我自己屡屡拿这样的话来解释。

    墓园里共有三十九座坟，再加一个便凑成四十的整数，——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罢。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个，对管墓园的老人就起了怜悯心。我甚至做过另一个不认识的健壮的老人来照管这个墓园的梦，那时候不用说左边墙角的小块空地上添了一座新的石棺。然而这只是梦。墓园里现在依旧只有三十九座坟，都是我所熟习的，我认识它们犹如认识我的朋友。

    睡在墓里的有军人，有工人，有学生，也有农人。每个墓上的几行字说明了各人的身世。从其中十几座坟上的字句看来，我知道那里面的人都不曾活过三十岁，有一大半的人是死于战争的。他们的墓上都刻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自从你的眼睛永闭了以后，我们的眼睛就没有干的时候了。”这句充满了感情的话，使我很感动。

    一天傍晚，我进了墓园，管墓园的老人俯着身子，在打扫地上的落叶。他的背微微地动着，没有气力地抓着扫帚，一面扫，一面喘气。后来他停了帚，立在一座墓前，呆呆地望了一会儿，又拖起扫帚走到邻近的一座坟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座坟。我对他说了一声：“晚安。”他不回答，也不掉过身子来看我。我默默地跟着他。他这样看了十多座坟以后，才转过身来。他垂着眼皮，脸上挂了几滴泪珠。他哭了。我又好奇又感动，连忙走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一只手，激动地问：“什么事？请你告诉我是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他依旧垂着头回答。

    “那么你为什么哭？这些坟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激动地问道。

    “我在哭——我的学生，”他的声音呜咽着。他抬起头，迟钝的眼光穿过眼泪射在我的脸上，“他们都是我所爱的学生，而且跟你一样，都是很健壮的青年啊。”

    “真的，你们年轻人都是一样地可爱啊！”他停了一下又接下去说：“……我见过不少的年轻人了。……这里面洛伯尔、居乐美都是很出色的孩子，还有向培诺，从前在学校里的时候，门门功课都考第一，我们都说他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还有德利叶，他很有文学的天才，写诗写得很不错，很有希望做一个大诗人。……还有那许多的孩子……”眼泪还留在他的脸上，脸上似乎罩着一层淡淡的光辉，他仿佛进入了梦幻的境界，他在回忆过去的日子。我呆呆地望着他。他的脸忽然阴沉起来，他声音悲苦地说：“可是他们如今都睡在这里面了。……徒然给了人们一个永不能实现的希望。……他们被逼着抛弃了自己的志愿，在战场上断送了性命，在像你这样的年纪，……说是为了法国。现在他们都睡在这里了，人们很快地就忘掉了他们。……他们，我的这些学生。……我爱过他们，我把我的知识尽量传给他们，希望他们做一个比我更有用的人，做出更多更大的事情。……是的，我辛辛苦苦地教过他们，我热烈地爱过他们。可是别人把他们给我夺走了。……甚至不等我做完我的工作，尽了我的责任……更不必说让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尽他们的责任。……现在他们死了，就没有人记起他们的姓名了，让他们躺在这里，听桦树的凄楚的哭诉。……我老了，不能够做什么了。我又是独身，没有家，所以我到这里来。……因为我教过他们，爱过他们，所以我要来陪伴他们，安慰他们，……照应他们啊！……”他说到这里，又抽泣起来了。

    这时候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月光穿过桦树枝叶，在我们两人的头上洒下一些光明的斑点。因为他停止了说话，我才注意到夜早已来了。

    夜晚的空气柔和地包围着我们。老人的抽泣声逐渐低下去。虫呜声却高起来了。我紧紧地靠着他，但是我找不到一句安慰他的话。后来还是他说：“我只顾说话，连时候早晚也忘记了。……今晚上话说得太多，我这一年来都不曾说过这样多的话。……你回去罢。我要睡了。”我把他扶进他的房里，等他在床上睡好了，我才掩了门出来。

    第二天我又看见那个老人照常地工作。我招呼他，跟他说话。可是他除了点头外，并不回答，也不提起前一晚上的事情。而且从此以后，他的嘴又闭起来了。我屡次想问他，总是话到了口边又咽下去了，我疑心那晚上的事情是不是一场梦。

    他的身体虽是那样衰弱，但是他依旧一天一天地照常活下去。我也照常去到墓园。可是他每次看见我，总要把我望几眼，总是那同样的眼光。他虽然不说话，但是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说：“你这样年纪轻轻，不到外面去做事，却躲在这个墓园里，给死人做伴侣——真不应该！”或者“别人是没有机会，而你是有了机会，却拿来浪费掉。——你这浪费者啊！”

    1931年。

    狮子[13]

    外面落着连绵的雨，夜已经很深了，远远地送来圣母院的沉重的、忧郁的钟声，正是十二下。

    桌子上摊开一本书，在黯淡的灯光下一行一行的字迹似乎全消失了。我的眼里只有这样的一句话：

    “狮子饿了的时候，它会怒吼起来。”

    渐渐地连这一句话也不见了，我的面前立着一个人影，我认得这是“狮子”。

    说起来这是九年以前的事了，我那时在沙——城的中学校念书。

    有一天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里，我和同学们在学校的草地上踢球，第五班的白克把球向我踢来，我一脚接上去，球端端正正撞在门房的玻璃窗上，把玻璃打得粉碎，球落进门房里去了。在场的同学都叫起来。我呆呆地立着，望着破窗户，不敢动一下，也不敢响一声，汗珠往额下流，全身发起热来。学监莫勒地耶走到我面前，拧我的耳朵，在我的脸上打了四五下。我痛得哭了，用手揉着脸，眼泪遮了我的眼睛。各班的同学们在我周围大笑。我感到了一种形容不出来的奇耻大辱。我恨莫勒地耶。我要对这个“狮子”复仇。

    实在，绰号“狮子”的莫勒地耶是全校学生所最不喜欢的人。我们虽然讨厌总学监格南，但是我们更讨厌“狮子”。他那披着长发的头，他那冷酷的面貌，他那暴躁的性情，使我们给他取了“狮子”的绰号。他到这里来有两年多了，其余的三个学监已经换了几次，他一个人老是不动。他没有笑容，也没有亲切的话，只是打，只是骂，这就是他管理学生的方法。他发怒的时候，两只眼睛圆圆地睁开，口大大地张着，同学们看见这个样子，知道狮子在咆哮了，马上静下来，或者避开一点让他一个人远远地站着，不去理他。也有些时候我们气不过了，便闹起来故意跟他捣乱，那时他也没有办法。

    尤其讨厌的是在寝室里我们睡下以后：要是别的学监当值，我们说一两句话也不要紧，但每逢狮子当值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寝室里踱来踱去，整整走一个钟头，要到了敲十点钟他才肯安静下来。他不许我们说一句话，而他的皮鞋声又妨碍我们睡眠。我们屡次商量想惩罚他一下，给他一个教训，但是总想不出好的办法。

    时间很快地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我的受辱与复仇。但是天幸我得到了一个机会。

    一个礼拜天，校长夫妇坐他们的汽车出去了，学校里还留着二三十个未回家的同学。下午三点钟的光景，我因为肚饥，不能等到四点钟吃面包的时候，一个人私下跑到膳堂里去拿面包。膳堂里没有面包，我想去向女厨子讨。厨房就在膳堂隔壁，我轻脚轻手地走，刚要跨进厨房的门槛，忽然注意厨房里有男女谈话的声音。我从板壁缝里偷偷张望，看见女厨子白朗西坐在切面包的长桌上，跷着腿，我们的狮子站在她面前亲切地对她说什么。我这时候快活极了，面包也不要了，连忙轻脚轻手地走了出去。我并不把这个有趣的消息告诉同学。我望着他们笑。我在心里说：“我现在有办法制服狮子了。”

    这个晚上轮到狮子在寝室里当值，我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我不能忍耐地盼望着九点钟到来。我想，无论如何狮子今晚上一定会落在我的圈套里，他一定会向我投降。

    我们都躺在床上了，狮子照例地在房里踱着。我笑嬉嬉地望着他，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

    “白克，”我对那个睡在左边床上的第五班同学说，“我告诉你……”

    “闭嘴！”狮子掉过头怒吼起来。

    我们宁静了一会儿。

    “女厨子白朗西很漂亮！莫勒地耶先生，是不是？”我带笑地说。

    “你说什么？你这小猪！”狮子这样怒吼着，大步向我走来，他站在我的床前，圆睁着双眼，捏着两个拳头，正要打下来。

    我吓着了，勇气也消失了，下面的话不觉冲口而出：

    “在厨房，说情话，我看见。我要告诉东家[14]。”

    狮子的拳头在我的脸上晃了几下，但是并没有落下来。他的眼里差不多要冒出火。他闭着嘴，咬紧牙齿做出一个歪脸，愤恨地望了我许久，恨不得将我吞下去似的。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便离开我的床，马上灭灯睡了。

    我心里非常快活，这一次我大获全胜了。

    第二天早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佛朗得尔先生还没有来，狮子领着我们这一班进课堂，我走在最后。

    “午饭后到我的房里来，我有话对你说，”狮子低声在我的耳边说。我点了点头，便走进课堂去了。

    “他要玩什么花样？”我解答不出这个疑问。我在课堂里思索。但是佛朗得尔先生来了。今天又轮着我上去背诵文选。

    午饭时我吃得很快，不能忍耐地等着校长的“完了”的声音。我走出了饭厅，在门口等候狮子。狮子一出来看见我，便叫道：“布勒芒！”我跟着他到他的房里去了。

    他的房间在阁楼上，非常小，房里也没有什么陈设。他叫我坐在屋子里唯一的椅子上，他自己在床上坐下了。

    我不知道他要玩什么花样，坐在那里很拘束，心里也很不安。我颇后悔不该跟了他进来。我想着操场上的阳光、空气和球戏，同学们的笑声从窗户送进来，把我的心牵引去了。但是我知道在我的面前便坐着那个可怕的狮子。

    “布勒芒，听我说，”狮子今天似乎变样了，他露出从来不曾有过的那种温和亲切的样子，声音也很柔和。我觉得奇怪，便收了心注意地看他。

    “孩子，你还年轻，你不懂得这个世界，”他继续地说。“你昨晚上说那些话，在你不过图一时的痛快，你却不明白你怎样地伤了一个人的心。……白朗西，……那个女厨子白朗西，你知道她是谁？……她是我的妹子。”

    “怎么？莫勒地耶先生，她是你的妹子？”我惊讶地叫起来。

    “是的，”狮子点头说。“你现在还年轻，但是你总有一天会走进社会的。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对你也许有一点好处。”

    白朗西是狮子的妹妹！这真有趣。我愿意知道这详情，便注意地听他说。

    生活，你也许还不懂得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晓得你的家境很好，你是富家子弟。你也许不知道许多贫苦的人怎样地忍受耻辱和痛苦，甚至愿意卖掉自己最宝贵的意志，只是为了每天的面包，为了生活。你们安安静静地读书，你们从来不曾为每天的面包发愁，你们从来不曾为生活受苦，所以你们笑骂那般人，你们轻视那般人，你们骂别人不读书，骂别人无知识。你们不知道学问的门对某一些人是不会打开的。你也许会问，像我这样大的年纪为什么不进大学去研究，却在这里过这种无聊的生活，浪费光阴，消磨我的青春呢？你也许会因此轻视我。但是你听我说。

    “生活，你们是不知道生活的。你们不知道某一些人，那许许多多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就拿女厨子来说罢，她们每月的工资仅有一百多法郎，这样少的数目！然而为了这一百多法郎，她们却不得不像奴隶似地劳动，而且像奴隶似地忍受耻辱。不错，我的妹子白朗西是女厨子。……老实说，我的母亲从前也是的。”

    他说到这里，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他捏着拳头在床上捶。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怖，但是我不敢走。他歇了一会儿才说下去：

    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女厨子，在某地的中学里。那里的总学监看中了她，她虽然不愿意，但是为了生活的关系，为了这个小小的位置，她无法拒绝他。结果她有了孕，不得不离开学校，而他却把她置之不顾了。母亲生下了我，她辛苦地劳动，换了几个地方，才把我养活到五六岁。那时候她嫁了一个丈夫，又生下了白朗西。白朗西还不到一岁的光景，她的父亲就被伤寒症夺去了。他是一个工人，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留下来。但是我们要生活下去。母亲抱着极大的决心终日地劳苦，养活我们兄妹，使我进了小学和中学。

    我那个时期的生活很苦，不但身边没有一个零用钱，连学校里需用的书都是向同学借抄的。同学们常常因此嘲笑我，作弄我，鄙视我。但是我都忍受了。我很用功，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我满心希望着毕业后能够进大学。我对哲学感到很大的兴趣，我知道巴黎大学的伯烈教授很有名，我很想跟着他研究。我相信学问的门对任何人都会打开。我想我可以在那里找到我的终身事业。

    然而这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的母亲忽然死了。她辛苦了一生，只得到这样的结局。我用我的眼泪埋葬了她。我不仅为她的死而哭，我还在哭我的破灭了的希望。她快死的时候，我去看她，她躺在病床上，用她的瘦弱的手抚摩我的头，带了愁烦的眼光望着我说：‘儿哟，我不能够再供给你读书了。你毕业后能够自己想法进大学也好，不然就把那个妄想抛弃了罢，不要苦了你自己。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贫苦的人是不能够同富家子弟相比的。’

    母亲的话是不错的。中学毕业了，大学的门在我的面前关住了。我再叩也叩不开。我听见十几个成绩比我差的同学进了巴黎大学的消息，我只有羡慕，我只有痛哭。

    我暂时抛弃了进大学的妄想，我做了学监。但是我还不曾失掉希望。我最初的主意是得到这个位置以后，我一面存钱，一面继续研究学问，过几年也许可以达到进大学的目的。

    然而事实总是跟理想差得很远。这微少的薪金只够我同白朗西二人的用度，因为我还得养活白朗西。说到研究上来，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能够研究学问！没有书，又没有指导的人，一天又要做这些无聊的事。

    “我看见我的希望一天一天地远了。我自己好像陷落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面，没有一条出路，没有一点生趣，生活简直成了苦刑。我很愤激，很烦躁。报复的思想渐渐地来到我的脑子里。我对于那些有钱读书的人都憎恨，因为他们垄断了学问，霸占了学校，才使我们贫家孩子无法求学。所以对于你们这般富家子弟，我非常讨厌，我喜欢用打、骂的办法来管教你们。……不知你曾否注意到，我对龙伯尔、达拉狄叶这几个孩子表示好感，从来不曾打骂过他们，这理由就是他们跟我一样是贫家的孩子。这也可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生性残酷的人。

    “我还告诉你……你知道白朗西为什么到这里来做厨子？这是为了我，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为了使我进大学的希望得以早日实现。这固然是出于她的好意，但是这种帮助对我并没有多大用处，只苦了她自己。我不要她来，她终于来了。现在呢，这里的总学监又看上她了。我们昨天便是在商量这件事。我无论如何，即使去做奴隶，做牛马，我也要保护我的妹子，不让她再走母亲所走过的那条路。……公道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能够做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叫我做‘狮子’。狮子饿了的时候，它便会怒吼起来。我现在饿了，我的心饿得战抖了，我的口渴得冒火了。我不能再忍下去，我希望我能够抖动我的鬃毛，用我的指爪在地上挖成洞穴，张开我的大口怒吼。我希望我能够抓住我的仇人撕出他的心来吃……”说到这里他突然变了脸色，两只眼睛大大地睁开，活像一对狮子眼，里面露出了凶恶的光。他站起来，两只手的手指弯曲着像兽爪似的，他慢慢地向我走来：“现在我找着你了。”他发出了这样的一声怒吼，他的两只手对着我的颈项伸过来。

    我吓得叫出声来，连忙推倒椅子向外面跑，但是他用一只手拉住了我。

    我们都不说一句话。我觉得莫勒地耶先生的那只手在我的手臂上战抖。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胆怯地看他，他的相貌变得很温和了，好像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

    “孩子，去罢，没有什么了，刚才不过是跟你开玩笑，”他拍着我的肩头温和地说。“你现在可以了解我了。……我希望我们能够做朋友，你看我在这里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着。

    奇怪的是，最后的一句话差不多是带着哭声说出来的。狮子居然哭了！

    我很感动，诚恳地叫了一声：“莫勒地耶先生，再会，”便走出来，自修课的下堂铃已经敲过了。但是我连上堂铃都没有听见。

    从这时候起我对莫勒地耶先生有了好感。我有空就常常到他的房里去看他，他总是温和地跟我谈着许多有趣的事情。他似乎忘记我是富家子弟了。这以后不久我患了重病，母亲把我送进医院去治疗。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一学期我就没有再去学校。等到第二年开学时，四个学监都换了新人。莫勒地耶先生没有了，白朗西也不来了。同学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消息。从此我也就不曾再听见别人说到他们的事或者提起他们的名字。就在今天我还不知道他们是生存，或是已经死亡，或者莫勒地耶先生已经在大学毕了业。虽然我知道最后一个揣想的可能性最小，但我却希望它是事实。因为要这样我在巴黎大学上课时才能够安心一点，不会想到世间还有像莫勒地耶先生那样想进大学而进不去的人。

    “狮子饿了的时候，它便会怒吼起来。”

    我好像不是在我的屋子里，却在一座荒山中，我的周围有无数的狮子在咆哮。它们饿了，它们怀着空虚的心痛苦地叫吼着，这样的吼声要叫彻人间。

    1930年。

    苏堤[15]

    我们游了三潭印月回到船上，月亮已经从淡墨色的云堆里逃出来了。水面上静静地笼罩了一层薄纱。三个鼎样的东西默默地立在水中，在淡淡的月光下羞怯地遮了它们的脸，只留一个轮廓给人看。三个黑影距离得并不很近，在远处看，常常使人误把树影当作它们中间的一个。

    船向右边去，说是向博览会纪念塔驶去。坐在我对面的张忽然指着我背后的方向问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那是苏堤，”黄接口说。我回过头去看，我知道他们说的是那一带被黑黝黝的树木遮掩了的长堤。那里没有灯光，只有一片黑影表示了岸与水的分界。

    “要是能够上去走走也好！”张渴慕似地说。他素来就憧憬“苏堤春晓”的胜景，这一年的春天他同三个友人到西湖游玩，据说他本来打算在春天的早晨到苏堤上去散步，可是那天早晨偏偏落大雨，他只得扫兴地跟着朋友们回上海去了。在湖滨旅馆里住了三天，连苏堤是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回到上海以后他便抱怨朋友，于是张与苏堤的事在友人中间就成了笑谈。一提到苏堤，张的渴慕马上被唤起来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好，正有月亮，上去走走也好，”黄似乎了解张的心情，马上附和道，“我们就叫船往苏堤靠去。”

    虽然离苏堤并不远，我自己并不想去苏堤，因为我害怕耽误时间。可是张既然那么说，黄又那么附和，我也不愿意使他们扫兴，就一口答应了。我们叫船夫把船往苏堤靠去。

    “那里灯也没有，又没有码头，不好上岸，”船夫用干燥的低声回答我们，这样的声音表示他并不愿意把船往那边靠去。“那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你们先生还是明天去玩罢，”他还絮絮地说。他完全不了解张的心情。

    “不要紧，那里可以上去，”黄坚持说，他似乎曾经这样上去过。“你只顾摇过去好了。”

    “我说不好上去，你们先生不肯相信。那里有很高的草，我不会骗你们先生，”船夫不高兴地分辩说。

    “好，我们就不要上去了，”我说。我想船夫的话也许有理。不然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呢？他给我们划船是按钟点论报酬的，划一点钟有三角钱，多划一点钟，当然可以多得三角钱。

    “不行，我们一定要上去。你看现在月亮这样好。机会万不可以失掉。明天说不定就会下雨，”张热心地说，仰起头望月亮，我想他大概被他理想中的胜景迷住了。

    “你快把船靠过去罢，我们自己会上岸的，”黄固执地吩咐船夫道。

    “你把船摇到那里再说。要是真的不可以上岸，我们在船上看看就是了，”我用这样的话来调解他们两人的争论。

    船到了苏堤，船夫停了桨，先说：“你们先生看可以上去吗？”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可以上去。我很懂得。不过我马上也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看见船靠在树下。这一带尽是树木，并不很密，树丛中也有可走的路。但是我的眼睛分辨不出究竟哪些路是被水淹了，是污泥、沼泽，还是干燥可走的土地。我仿佛觉得那是泥沼。我正想说：“那是泥沼，恐怕没法到堤上去。”

    “等我试试看，”黄马上站起来，手挽着树枝，使船靠得更近些，就拣了干燥的地方走上去了。他站在树丛中，回头叫我们。张在那里拾他的手帕。我便跨过去，预备先上岸。我知道黄走过的地方是可以走的。

    “先生，我不划了。请你把钱给我，让我回去罢，”船夫说。

    “为什么不肯划呢？”我惊讶地问，“我们还是照钟点算钱，上岸去玩一会儿，你不是可以多得点钱吗？”

    “我不划了，你们把船钱给我。我从来没有给人家这样划过，”他生气地说，向我伸出了手。

    “黄，下来，我们不要上去了。我们还是坐船到博览会塔去罢，”我听见船夫的话觉得扫兴，便对着黄大声叫道。

    “上面好得很，你们快点上来。先游了这里，等一会儿再到博览会塔去！”黄在堤上兴致勃勃地大声说。他又转身往前面走。

    “我不等了，你们另外雇船罢，”船夫明白地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容易生气。

    “我们在上面并不要玩多久，马上就要回去的。你沿着堤荡桨，把船摇到那边等我们，”我看见一方面黄不肯下来，而张又在这时候上了岸，一方面船夫又是如此固执不通，便极力开导他。

    “你们上岸去，又不认识路，说不定把路走错了，会叫我等三五个钟头，”他忍住了怒气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在短时间，在一两分钟以内，我受伤了，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受伤了。原来那些话都是托辞。总之，他疑心我们会骗他。上岸去，当然可以步行或者坐车回旅馆，这里不比在三潭印月孤零零立在湖中，没有船便不能出去。他也许有理由，也许有过经验，可是他冤枉了我们。我可以发誓，我们想也没有想到这上面去。

    我被人疑为骗子！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受伤了。我好像受到了大的侮辱。我极力忍住，不要叫自己跳起来。我只是气愤地对站在堤上的黄叫道：“黄，不要去了。他不肯等我们。他疑心我们不给他船钱，就从岸上逃走……”

    船夫咕噜地分辩着，并不让我把话说完。

    黄并没有在听我讲话。他大声叫：“不要多说了。快上来叫船摇到西泠寺等我们。”

    “他疑心我们会骗他的船钱，我们还上去干什么？”我这样嚷道。

    “你快点上来，不要管他，”张这样催促我，他也许被前面的胜景迷住了，并不注意船夫的话，也不注意我的话。他开始转身走了。

    我没法，只得把脚踏上岸去。船夫忽然抓住我的膀子。我吃惊地看他一眼。虽然是在树荫下，月光被我们头上的树叶遮住了，朦胧中我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是我却仿佛看见了一对忍受的、苦恼的眼睛。

    “先生，请你看清楚这只船的号头，”他不等我发问就先开口了。他把船的号数指给我看。我俯下身子看清楚了是五十三号，我相信我可以记住这个号数。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知道这个号数，难道真是怕我们回来时不认识他的船吗？这个意思我还不大明白，但是我决定上岸去了。

    “先生，你看清楚船的号数了，那么请你放点东西在船上。……”

    我不再听下去了。我明白一切了。他还是不相信我们。我俯下头看我的身子，我没有一件可以留在船上的东西，而且即使有，我也决定不再留下什么了。他不相信我，我一定要使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如果我留下东西，岂不是始终没有机会向他证明我们并不是骗子吗？

    我短短地说了“不要紧”三个字，就迈着大步走上去了。我要赶上张和黄。

    “我划到岳坟等你们吗？”船夫在后面大声叫，声音里似乎充满焦虑，但是我不去管他。

    “不，在西泠寺前面等，”黄抢先大声回答。

    他的话船夫似乎不懂，而且我也不明白。西泠寺这个名称，我第一次听见。

    “我在楼外楼等罢，”船夫这样叫。

    “不，给你说是在西泠寺，”黄坚持说，并不知道自己的错误。

    我笑着对黄说：“只有西泠印社和西泠桥，从没有听见说西泠寺。”我又大声对船夫说：“好，就在楼外楼等罢。”我想多走几步路也好，免得跟船夫打麻烦。

    我们已经走出了树丛，现在是在被月光洗着的马路上了。

    这里我一年前曾经来过，那是第一次。当时正在修路，到处尘土飞扬；又是在白天，头上是一轮炎热的骄阳。我额上流着汗，鞋里积了些沙石，走完了苏堤，只感到疲倦，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如今没有人声，没有灯光，马路在月光中伸长出去，两旁的树木也连接无尽，看不见路和树的尽头。眼所触，都是清冷、新鲜。密密的桑树遮住了两边的景物，偶尔从枝叶间漏出来一线的明亮的蓝天——这是水里的天。

    “好极了！竟然有这么清凉的境界！”张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赞叹说。

    “你还叫我们不要上来，你几乎受了船夫的骗，”黄得意地对我说，“你看这里多么好，比三潭印月好得多！”

    我只是笑。我觉得我笑得有点不自然。我在赶走我脑中的另一种思想。

    我们走过一道桥。我们站在桥上，湖水豁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道堤明显地给湖水划分了界限。左边的水面是荷叶，是浮萍，是断梗，密层层的一片；可惜荷花刚刚开过了。右边是明亮的、缎子似的水，没有波浪，没有污泥，水底还有一个蓝天和几片白云。虽然月亮的面影不曾留在水底，但是月光却在水面上流动。远远的，在湖水的边际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者暗淡的灯光，还有湖中的几丛柳树，和三潭印月的灯光。游船不过几只，比较看得清楚的是我们的那一只。船夫慢慢地荡着桨，把船淌在湖心，直向着有灯光、有树影、有房屋的白堤淌去。

    “你看他划得这样慢，”黄不满意地说，一面大声对着那只船叫，“划快一点！”船上果然起了含糊的应声。船还是向前面流。我仿佛看见那个船夫吃力地划着桨，带着苦恼的面容，朝苏堤这面望。其实我看不见什么，我只看见船的黑影与人的黑影在明亮的水面上移动罢了。

    我突然被一种好奇心抓住了。我想要是我们果然就在白堤上坐了车回旅馆去呢，在月光下面，斜卧在人力车上，听着当当的铃声，让健壮的车夫把我们拖过白堤的光滑平坦的柏油马路，回到湖滨的旅馆里，把船夫留在楼外楼下面空等，等了一点钟，两点钟，等到无可等待的时候，只得划着空船回去，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去找我们呢？我们明天就要离开杭州了。我们是很安全的。而他呢，他就会受到一次惩罚了，他会后悔不该随便怀疑人。他会因为这笔快要到手却又失掉的钱苦恼。或者他竟然会因此失去一顿早饭，这倒不至于，不过我希望能够如此。于是我的耳边响起了他的自怨自艾的话，他的叹气，他的哭泣，他的咒骂。我觉得我感到了复仇心和好奇心的满足。

    我们这时候又走过了一道桥。可是周围的一切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地明亮了，它们在我的眼前开始暗淡起来。月下的马路，浓密的树丛，明亮的湖水，模糊的山影，都不再像先前那样地美丽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后悔的、朴实的脸庞，还带着一对忍受的、苦恼的眼睛。它占据了我的脑子，把别的一切都赶走了。我的耳边又接连地响起了自怨自艾的话、叹气、哭泣和咒骂。我差不多完全沉醉在这个想像中了，我的脸上浮出了满足的微笑。我的心开展了。我慢慢地下着脚步。

    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感到心里空虚了。刚才的满足已经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去了。它来得那么快，飞去也是这般速。依旧是月光下的马路，依旧是慢慢下着脚步的我。可是我这颗心里却缺少了什么东西。这时候我再想到逃走的打算，觉得毫无意义。我只感到一种悲哀，一种无名的悲哀。

    张和黄仍然不停地赞美周围的景色和月光的美丽，但是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我们看见了路灯，遇见了两三个人，走过了最后的一道桥。我们走完了苏堤。

    黄后悔地发见自己说错了地方。原来在这里泊了几只小船，我们本来可以在这里下船的。于是我们下了堤，转了弯，走到岳坟旁边的码头。这时候我才明白船夫的话是对的，他本来说要在这里等我们。

    “起先我们叫他把船停在这里就好了！”黄后悔地说。

    “他本来说把船停在岳坟等我们，你却叫他靠到白堤上去，这是你的错，”我这样抱怨他。

    “我起先不知道这里就是岳坟，”黄笑着说，一面向白堤望了望。“我们叫他把船摇过来好了，他刚刚摇到了那边。”黄并不征求我们的同意，就用手在嘴边做个扬声筒，大声叫道：“喂，把船摇过来！喂，把船摇过来！”

    我向楼外楼那边看。我看见了灯烛辉煌的楼外楼酒馆，看见了楼前的马路，看见了泊在柳树下面的几只小船。

    从那边，从小船上送来了应声，接着又是黄的“喂，把船摇过来”的叫声。我们等待着。

    “不要叫他摇过来，还是我们走过去罢。在月夜多走走也不坏，”张忽然举头望着秋瑾墓前的柳树说。

    我无意间向秋瑾墓看去。稀疏的一排高柳垂向岸边，丛生的小草点缀了墓前的一条石板道。月光从树梢洒下来把柳枝的纤细的影子映在石板道上。没有风吹动柳树，没有脚步扰乱草间的虫鸣。我便附和着张说：“好，还是散步好些，也没有多少路，并不远。”

    “然而船已经摇过来了，”黄反对说，“你们早又不说！”这时候船已经走在半路上了，好像比先前快了许多。

    “那么就叫船摇回去，我们还是在那里上船罢，”张提议说。

    “船既然摇过来了，就坐上去罢。何苦叫船夫摇来摇去。他不是已经疑心我们有意骗他吗？何苦老是叫他担心！”我说了自己不愿意听的话。我又一次掉头去望秋瑾墓。我想只要走十多步路的光景，我们就可以在垂柳拂着的石板道上散步了。

    船摇过来了。黄第一个就抱怨船夫说：“你划得这样慢！”

    船夫似乎并不留心听黄的话，他只顾说：“你们先生叫我在楼外楼等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喜悦。用什么话来形容这种喜悦才适当呢？就说是绝处逢生罢。

    我不由自主地看他的脸。他无意间把头往上面一仰，月光在他的脸上掠过。我看见那是一张朴实的、喜悦的脸。我觉得自己也被一种意外的喜悦感动了。

    船在水面上淌着，比先前快了许多。这一次我和张、黄两人换了座位。我跟船夫离得近。我掉过头注意地默默观察他的动作。我觉得现在的他跟先前的他完全不同了。先前的一个是苦恼的，现在的一个是快乐的。而且现在的比先前的似乎还要年轻些。

    我也许还不知道他的喜悦的真正原因，但是我自己也被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喜悦抓住了。我觉得这一次我才是真正地满足了。我想笑，我想哭。我很庆幸，庆幸好奇心和复仇心并不曾征服了我。……

    最后我们回到了湖滨。我在他应得的船钱以外，多付了一半给他。他非常喜悦、非常感动地接了钱。

    我们要走开了，忽然我觉得非跟他说一两句话不可。究竟这是什么缘故，我也讲不出来。不过我确实跟他说了话。我问他：“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这句话，然而我却这样说了。

    “只有一个女儿……十多岁的女儿……她在家生病……我现在就要去买药……”他断续地说，他的喜悦在一刹那间完全消失了。

    我呆呆地立在码头上。我想不到会从他那里听到这样的答话。我不知道究竟怎样做才好。我也想不到应该拿什么话安慰他。

    他忽然拔起脚就跑。我慢慢地转过头，我看见他还在不远的地方跟一个人说话，但是一转眼间他就消失在人丛中了。

    张、黄两个人走回来，带笑地问我站在码头上干什么。我只是苦笑。

    最后我还应该补说一句：今天晚上并没有去博览会塔。

    1931年。

    奴隶底心[16]

    “我的祖先就是奴隶！”彭有一天骄傲地对我说。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对我讲过他们的祖先。他们都同样得意地说：“我的祖先有不少的奴隶呢！”在这些朋友中间，大部分现在还有很多的奴隶，也有一小部分却已经把奴隶的数目减少，或者完全失掉了，所以常常惋惜地回忆过去的黄金时代，这是从他们的举动和谈话上可以看出来的。

    至于我自己呢，我的记忆告诉我：我的曾祖有四个奴隶，我的祖父有八个奴隶，到了我的父亲就有十六个奴隶了。我领有这十六个奴隶。我很得意，因为我是一个奴隶所有主[17]。而且我还有一个志愿，就是把奴隶的数目从十六个增加到三十二个。

    但是我的生活里出现了彭，他居然毫不惭愧地甚至骄傲地对我说，他的祖先是奴隶。我想他一定发狂了。

    彭的来历，我不知道。然而他是我的朋友。我结识他跟结识别的朋友不一样：他是偶然闯进我的生活里来的。事情是这样：

    一天下午我从大学里走出来，脑子里在想一件事情，不注意地在马路上面下着脚步。一辆汽车从后面驶来，汽车夫接连地按喇叭，我好像并没有听见。汽车快要挨到我的身子了，忽然一只铁腕抓住我的膀子往旁边一拖。我几乎跌倒在地上，然而汽车安稳地过去了。我定了神站住脚跟，一转头便看见一个瘦长的青年板着面孔站在我背后。我感谢他。他不回答我，也不笑，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两三眼。好锋利的眼光！最后他自语似地说：“以后要当心一点，”便昂然走开了。从此我认识了他。

    在学校里我们不同系。我学文学，他学社会科学。我们没有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课，但是我们常常见面。每一次我们只说两三句话，或者甚至不说话，只交换了一瞥冷淡的眼光。然而我们终于成为朋友了。

    我们两个很少作过长谈，也不曾说过像“天气好”这一类的客套话。我们说的都是些一针见血的话。

    我们两个可以说是熟朋友，但是我并不爱他。我跟他做朋友，大半是因为感激与好奇的缘故。我也许尊敬他。但是我决不喜欢他。他在面貌上，在言语上，在举动上都缺少温情。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显得是一个冷酷的人。

    他的身世我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不过从他在学校里的情形看来，可以知道他并不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平时很节俭，普通大学生的习气，他一点也没有染到。他不穿西装，不看电影，也不进跳舞场。他一天除了在讲堂上听课外，不是在寝室里读书，就是一个人在操场上或者校外散步。他不笑，他只顾沉默地思索。

    是的，我常常想，他的脑子里一定装得有什么东西。我和他同学三年，我就看见他整整思索了三年。

    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彭，你整天在思索，你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冷冷地答道：“你不懂，”便掉头走了。

    他回答得不错，我的确不懂。一个人在他这样的年纪为什么这么阴沉，这么孤僻？这原因我的确不懂。但是惟其不懂，惟其觉得奇怪，我便愈加想了解它。从此我便愈加注意他的行动，我留心他读的书，我留心他结交的朋友。

    说到朋友，他除了我以外，似乎就没有一个朋友。自然他也认识一些人，但是谁都不愿意同他往来，而且他自己也不高兴同别人做朋友。他永远板起面孔，无论对谁都是这样，便是女同学找他说话，他也不肯露出笑脸。我同他虽然很熟，可是他对我也很冷淡。我想，我不喜欢他，大概因为这个缘故。

    我留心过他读的书。他读的书太杂了，有许多很古怪，著者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有些是终年终月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从来就没有人过问的。他读着各种各类的书：譬如昨天读一本小说，今天便读一本哲学书，明天读的又是一本历史书。老实说，要从他读的书上了解他，也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些书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除非我自己拿来从头至尾地读过一遍。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来到我的房里。这个学期我已经迁出校外住了。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很舒适的屋子，是在楼上，从窗里可以望见学校和校前的马路，还有那个新辟的小高尔夫球场。

    彭走进房来，不客气地在那张雪白的沙发上坐下，拂了拂他那件旧夹袍上面的灰尘，半晌不说话。我正坐在书桌前读一本书，抬起头看了他两眼，便又把头埋下去。我的眼光在摊开的书上，脑子里却想着那张在他那件旧夹袍下面的新沙发。

    “郑，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奴隶？”他忽然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问我。

    “大概有几百万罢，”我淡淡地回答，这个数目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不过前几天曾听见一个朋友说过。我对于这些问题素来就不关心。

    “几百万？实际上何止几千万！”彭的声音变得苦恼了。“而且要是把奴隶这个意义扩大些说，全中国的人至少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奴隶。”

    “无论如何，我自己总不是奴隶，”我庆幸地这样想着。但是我又抬头去看彭，我不明白彭为什么这样苦恼。

    “你也有奴隶吗？”他突然不客气地发问。

    我想他也许藐视我没有奴隶罢，那么他就错了，我家里确实有十六个奴隶。我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我昂然回答道：“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有奴隶，在我家里就有十六个奴隶！”

    听了我的话，他冷笑了一声。我发见他向我这边射过来的眼光里含着更大的轻蔑。他的眼光里没有尊敬，没有羡慕。对于一个领有十六个奴隶的人，居然加以蔑视。我倒觉得奇怪了。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我在思索。我忽然想明白了，我以为大概是妒嫉在作怪罢，因为据他的经济情形看来，他当然不会有奴隶。于是我同情地或者怜悯地问他道：“你家里大概也有些奴隶罢。”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又把眼光向我射来，这一次他的眼光里充满了骄傲。他昂然说：“我的祖先就是奴隶！”他叙说这个，好像在叙说一个功绩。这使我更加惊疑了。

    “不见得罢，你何必这样谦虚，我们既然是熟朋友，”我说。

    “谦虚？我为什么要谦虚？”他惊奇地说。看他的神气，好像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似的。

    “但是你明明说你的祖先是奴隶，”我解释说。

    “我的祖先本来就是奴隶。”

    “然而你在大学里读书……”我说，我还不肯相信他的话。

    “你说奴隶的后人就不应该在大学里读书吗？”他傲慢地问，“我看你的祖先也不见得就不是奴隶罢。”

    我好像头上受了鞭打，捧着头跳起来。我认为我受了大的侮辱。我向着他走去。我站在他面前，我气愤地看着他说：“你以为我的祖先跟你的一样吗？不，决不。告诉你，我的父亲有十六个奴隶，我的祖父有八个奴隶，我的曾祖有四个奴隶，再数上去，我的祖先还有更多的奴隶呢！”其实再数上去究竟有没有奴隶还是个问题。我的高祖也许是一个没有奴隶的小商人，也许就是奴隶的后裔，都是可能的。然而我却时常梦想他是一位大官，有华丽的府第，有不少的姬妾，还有几百个奴隶。

    虽然不是常常，但是我确实有几次对人说过：“我的祖先做过大官！”可是如今他却敢在我面前说我是奴隶的后人，这个侮辱太大了。我一生只受到过一次这样大的侮辱！我不能够忍受。我要对他报复。我用憎怒的眼光看他。我们的眼光遇在一起了。在他的冷酷的眼光下面，我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的心境。我想我应该对他客气一点，因为他曾经有恩于我。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

    “是的，这个我相信你，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是从奴隶所有主的家里生出来的。同样像我这样的人也一定不能够生在奴隶所有主的家里。而且我正以此自豪。”他的态度很傲慢。显然他的话里含得有若干讽刺。

    我想他一定是妒嫉到发狂了，便忍不住笑起来。

    他的脸上现出了愤怒的表情，他用手在眼前拂了拂，好像要把我从他的眼前拂去似的。“你笑，笑什么？是的，我以做奴隶的后人自豪。因为他们的心跟我的心接近。……你知道些什么呢？在你的华丽的房屋内，温暖的被窝中，甜蜜的好梦里，你究竟知道些什么呢？……我恨不得使你们这般人的眼睛睁大一点！……是的，我是一个奴隶的后人，我用不着讳言。我可以毫不惭愧地宣布我是一个奴隶的后人。我的父母是奴隶，我的祖父是奴隶，我的曾祖是奴隶，这样数上去，也许在我家里，根本就找不出一个不是奴隶的人来。”

    我想他一定疯了，最好还是设法骗他出去，免得他在这里有什么意外的举动。但是他马上接着说下去：

    是的，你有十六个奴隶。你满足，你快乐，你骄傲。可是你知道你的奴隶是怎样生活的吗？你知道一个，是，只说一个奴隶的故事吗？……不，你不会知道！

    好，让我告诉你一些奴隶的故事罢。……我的祖父是一个很忠心的奴隶，我再没有看见比他更忠心的人。他在主人家里辛辛苦苦地作了四五十年的苦工。他是奴隶的儿子，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做奴隶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那时我们住在公馆后面一间破屋内，父亲、母亲、祖父和我。但是母亲不常到这里睡，她要在上房里服侍太太、小姐。我常常看见祖父给大小的主人责骂，他总是红着脸低着头接连地应着‘是’字。在冬天，大风摇撼着破屋的屋顶，冷气从缝隙里透进来，我们冷得睡不着，床太硬了，被太薄了。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孩，一个像祖父那样的老人，还有一个我的正在壮年的父亲。我们去找了些枯枝败叶和于草，在土地上烧起一堆火，大家便蹲着烤火。这时候祖父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他讲起他的种种事情，又开始他的说教，要我将来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好人，要我像他那样忠心地服侍主人。他说有好心是有好报的。父亲是不爱说话的人。在祖父的一番说教之后，我们看见火势渐渐地衰了，而且时候也不早了，于是三个人紧紧地抱着，在床上度过了寒冷的夜晚。

    祖父所说的‘好报’终于来了。一个夏天的早晨他忽然失踪了，后来有人发见他吊死在花园里槐树枝上。我没有看见他死后的面貌，因为母亲不许我去看，而且人们很快就把尸首处理好了。祖父躺在木板上，一张席子盖住他的上半身，我只看见他那双肥大而污秽的脚。从此我的祖父就消失了，我就永远不能够再看见他了。

    祖父为什么要吊死呢？据说原因很简单：原来在他临死的前一天，主人发见失掉了一件贵重的东西，说是祖父偷出去卖了。祖父分辩说，他从来对主人就很忠心，决不敢偷主人的东西。然而分辩的结果是主人打了祖父两记耳光，痛骂了他一顿，要他赔偿。祖父自己很惭愧，觉得对不起主人，不能获得主人的信任，不能报答主人的恩典。他越想越苦恼，加以他做了多年的奴隶，并没有积蓄，赔不起这一笔钱。于是在四五十年忠心服侍主人之后，结果他用一根裤带把自己吊死在主人花园里的槐树枝上，这就是祖父所说的‘好报’了。

    公馆里的人虽然可怜祖父，但是都承认东西是祖父偷了的。从此我不但是奴隶的后人，我又是窃贼的孙儿了。然而我不相信我的祖父会偷东西。我相信他不会做这样的事。他是一个好人。常常在晚上，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父亲因为白天工作忙碌，很快地就闭上了眼睛。我却想起我的好祖父。我睡不着，我想着祖父平日的慈祥的面颜。我淌了眼泪。泪水迷了我的眼睛。我忽然觉得我是在祖父的怀里了。我紧紧地抱着他。我感动地大声说：‘爷爷，我相信你不会偷人家的东西。我相信东西不是你偷的！’

    “有人在说话了：‘牛儿，你说什么？’我分辨出这是父亲的声音。我属牛，所以我的小名叫做牛儿。我揩了揩眼睛，祖父已经不见了。我的身边睡着父亲。我大声哭起来。这一来父亲也不能够睡了。他也流了眼泪。他哭着安慰我说：‘牛儿，你说得很对，东西不是你爷爷偷的，我知道是什么人偷的。’于是我拉着父亲的膀子着急地说：‘告诉我是什么人偷的。告诉我，是什么人偷的。你知道。你要告诉我。’父亲显得很为难。他迟疑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然后说：‘我告诉你。你要赌咒不告诉人。’我发誓了，虽然孩子的嘴是不可靠的，但是他终于对我说了。他悲声说：‘我知道是大少爷偷的，你爷爷也知道。这是不能够告诉别人的。你爷爷愿意断送他的性命，我也不能够说出真话来。现在人死了，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而且会给我们自己招来麻烦。……’”

    彭说到这里略略停了一下，接着苦笑地解释道：“我这里转述的父亲的话自然不是他的原句，不过我相信我还没有把他的大意忘掉。你不会认为我是在编造故事罢。”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又让他继续说下去：我不明白父亲的理由，但是我也不敢再问他了。不过我还想念我的祖父，哭我的祖父。

    这些时候我还有父亲同母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自从祖父死后，父亲脸上总是带着愁容，我很少看见他笑过。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冬天了，父亲带着我在屋里烤火。外面忽然起了吵闹声，接着又有人在喊‘救命！’我吓得连忙往父亲的怀里躲，紧紧抱住父亲的颈项。父亲温和地在我耳边说：‘不要紧，不要怕，爹爹在。’后来外面寂然无声了。不多几时有人把我父亲叫了去，说主人唤他。他去了，许久不见回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怕得很。后来父亲同母亲回来了。两个人脸上都有泪痕。父亲抱着我哭个不止，他又跟母亲讲了些伤心话。这个晚上我们三个人抱着睡。父亲同母亲说的话我现在都记不起了，因为有些话的意义我当时还不懂。我只记得有几句：‘还是让我死了好，我活着有什么用处？我们是主人的奴隶，我们只有听从主人的话。……我们会生更多的儿子，儿子又会生孙儿，都是给人家做奴隶的，没有一个人会逃掉奴隶的命运。与其活着，让牛儿也给人家做奴隶，让奴隶的血统延长下去，还不如由我把这条命卖给主人，让牛儿读点书，将来也有个出头的日子。’……”

    彭这时眼睛红了，他停了停，又说：父亲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一生也不会忘记。固然在这里我把他的话修饰了一下，使它们更接近你们的语言，但是你总可以多少感到他那颗心还在这些话里跳动罢。

    “……母亲不多说话，只是抱着父亲哭，口里喃喃说：‘你叫我怎么舍得你？’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也哭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还睡在床上，就有人来把父亲带走了。母亲拉着他的袖子哭，我也跟着母亲那样做。他们说，他昨天晚上打死了人。我不相信。昨天晚上他明明陪着我烤火。外面吵闹声起来的时候，父亲正把我抱在怀里，他并没有离开我，他不会到外面打死人。父亲并不分辩，默默地垂着头让人把他拉走。我非常着急，我跑去拉住他的袖子，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他们就把我摔倒在地上，父亲就给人带走了。

    “从此我就没有再见到父亲一面。据说不到几个月功夫他就病死在监牢里面。我的母亲也不在公馆里做事了。我们搬到公馆外面住，而且我还得到了读书的机会。我们的用费都是由主人供给的。他买了我父亲的命，替他的儿子死（我后来听见人说那个人是小主人打死的），他并不曾违背他的诺言。……你想我感激他吗？不，我恨他，我恨他的儿子！他们是我的仇人，他们害了我的祖父同父亲。然而他们的钱我是要用的，那是我父亲用性命换来的。父亲牺牲了性命，却把我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的目的达到了，无论如何我是要把奴隶的血统终止的。……”

    他突然闭了口。我看见他的脸上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他极力咬着嘴唇皮，好像要忍住一种愤怒的爆发。我想他一定还隐匿着什么话未说出来。虽然多少被他的话感动了，但是我还在用锋利的探索的目光看他。我的眼光并不把他放松，似乎在问他：“你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衷吗？”

    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脸色马上涨红了，不知道是因为羞愧，还是因为愤怒。他站起来在房里大步走了几步，又坐下来，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可怕了。他说：不错，我的故事是不完全的，我还隐藏着什么话没有说。……现在我还是说了罢。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回来得早一点，我看见母亲同一个男人坐在床上。他们不曾看见我。我躲在门外。我的心里被愤怒和羞愧填满了。我在外面苦苦地用功读书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家里陪男人玩。这个思想刺痛我的心，然而我爱母亲，我不愿当面侮辱她。而且我也认出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小主人。不是别一个，正是小主人！就是他害了我的祖父，他害了我的父亲，他现在又要来害我的母亲了。我仿佛听见母亲对小主人说：‘快走，快走，牛儿要回来了。’小主人说了几句话，母亲接着又说：‘请你不要常来，常来会碰见牛儿的。请你开个恩，发个慈悲罢。’……

    我走进了屋子，母亲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埋着头在想什么。我连忙奔到她的面前。她吃了一惊，脸涨得通红，问：‘你回来了？’

    我紧紧抱着她的腿。我羞愧地、愤怒地说：‘妈，你好羞呀！爹死了不到一年，你就陪别人玩！’母亲不说一句话。‘我在学堂里苦苦用功，你却干这种事，妈，你好羞呀！’母亲只叫出‘牛儿’两个字，就斜着身子俯在床上呜呜地哭起来了。母亲的哭声使我的心软了。我记起她怎样爱我，怎样体贴我，怎样每天晚上陪伴我温习功课，又怎样安慰我，鼓舞我。我便向她谢罪说：‘妈，我错了，我不该对你说这些话，使你伤心。请饶恕我。’她不动，又过了一些时候她才抬起头，坐起来，叫我仍旧靠在她的身边。她悲声说：‘牛儿，你不错。我要请你饶恕我。自从你爹死后，我心里就只有你。我活着也只是为了你。不是为你，我情愿跟你爹到地下去。你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说的话？他一定不让你做奴隶，要你读点书，好有个出头的日子。他舍了一条性命，我还舍不得一个身子吗？不知道是前世冤孽还是别的缘故，我在公馆里伺候太太、小姐的时候，大少爷就常常跟我胡缠。我当时总是设法避开他。你爹死了我搬出来以后，他又常常来找我。自然我知道他是拿我来开开心。他到别的地方去没有这么容易，也要怪我自己的脸子生得端正一点。如今我们拿他家的钱过活，你要读书，又离不了他家的钱。他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没法不答应他。……牛儿，请你饶恕我。为了使你读书，使你不再做奴隶，你妈是不顾惜这个身子的。’自然这些话都不是她的原句，我只记得大意罢了。

    我把她抱得更紧。我觉得我更爱她，比以前更爱。我痛苦地说：‘妈，太苦了你了，我以后不要读书了。我不能够让你再受这样大的痛苦。我以后再也不要读书了。我还是去做奴隶罢。’

    她连忙用手蒙住我的嘴说：‘不要乱说。你要读书，你要做一个好人。为了你读书，你妈妈吃一辈子的苦也情愿。’

    母亲哭着把我劝了一个晚上，我终于听从了她的话。第二天早晨我依旧上学校去读书，而且以后也不再提起不读书的话。我非常用功，我盲目地尽量吞食学校给我的知识。我相信在这些知识的彼岸便是我的光明的前途。我决定要努力实现父母的愿望把奴隶的血统终止。

    然而痛苦的现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过去又像鬼魂一般抓住我的心。生活太痛苦了，尤其是对于一个想从奴隶的境地中努力爬起来的人。不过我还有希望，我还有母亲的爱和母亲的愿望。这可以鼓励我忍耐一切。

    自然小主人还常常来。我心里非常恨他，但是对他也没有什么表示。他走了以后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总要哭许久，使我费许多功夫去安慰她。这样的生活如果多继续一些时候，我母亲早就死了。幸好过了四五个月的光景小主人讨了一个年轻的姨太太，从此就不再到我家来了。母亲和平地同我在一起过了几年，一直到我来这里进大学的时候。

    “母亲死了以后到现在又有三年了。我没有一天忘记过她，我没有一天忘记过祖父和父亲。我常常想起他们的卑贱的生存，我一点也不惭愧，我没有红过一次脸。我很骄傲我的祖先是奴隶，是的，我很骄傲。固然我的祖父被人诬为窃贼而上吊，我的父亲代人受罪病死在狱中，我的母亲被人奸污，但是你能够说他们身上有什么污点吗？他们害过什么人吗？……”他的话说得更急了。是的，你会嘲笑他们，你会鄙视他们。要是你能够知道他们的心啊！他们的黄金似的心，在你们那般人中间是找不出来的！

    “我常常在深夜不能够闭眼。我想着他们，我的心被一种思想折磨着。这并不是羞愧，这是愤怒。我想像着：这时候我安静地睡在床上，然而在别处还有那几百万、几千万的奴隶在悲泣他们的不幸的命运。他们就像我的祖父他们那样地生活，受苦。就在这时候，主人们已经沉醉在甜蜜的好梦里了，而他们，年老的被人诬为窃贼，等待着第二天早晨吊死的命运；壮年的被逼着替主人受罪，等着受刑；做母亲和做女儿的都睡在主人的怀里，任他们调笑；孩子们紧紧抱着父亲痛哭。这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我诅咒你们，我诅咒你们那般人。我要消灭你们，不留一个。你们害死我的祖父，又买了我父亲的命，奸污了我的母亲。现在他们都死了，而你们还活着。我要向你们报复……”

    他的样子变得更可怕了。他站起向着我走过来。我吃了一惊，几乎要叫出声来，正要抵抗，他却走向窗前去了。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景物，忽然把手指向外面一伸，愤怒地说：“你看！”我随着他的手指看去，正看见斜对面的小高尔夫球场。球场里电灯燃得十分辉煌，两三个白衣侍仆在门口徘徊，一个半裸的外国女子在那里卖票。一对一对的装饰得很漂亮的男女青年安闲地朝门里走去。

    “我们整年整日辛苦地劳动，我们的祖父吊死在树上，我们的父亲病死在监牢里，我们的母亲、姊妹受人奸污，我们的孩子在痛哭。而那般人呀，从你们那般人中间找不出来一个有良心的。”他的声音里含着无穷的愤怒，似乎整个阶级的多年来的痛苦都在他的声音里面荡漾了。这个声音无情地鞭打着我的心。我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清楚地知道我家里有十六个奴隶，而且我记起来我曾经有意把奴隶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二。十六，三十二，这些数字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仿佛觉得我就是那个小主人，我在陷害人家的祖父，让人家的父亲代我受刑，奸污人家的母亲。我感到一种恐怖，好像有两只攫取捕获物的眼睛在我的身上转，我想我的末日到了。我不觉惊恐地叫了起来。

    “郑，什么事？你在叫什么？”他温和地问。

    我半晌说不出话，我只顾揩眼睛。

    “郑，你怕我吗？你知道我是不会害你的，”他苦笑地说。

    这时候我已经镇静多了。我注意地看他的脸，那张脸上并没有凶恶的样子。我记起了他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我惊疑地问：“彭，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的命？我也是一个奴隶所有主，我也是你的仇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汽车辗死呢？”

    他苦笑着，半晌不作声，然后温和地说：“大概我还有这颗奴隶的心罢。”

    我静静地望着他，很想痛哭一场。

    他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不懂他的意思，便解释道：“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罢。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了。”他用手指指着胸膛。我望过去，我仿佛看见一颗鲜红的大心在他的胸膛里跳动。我又回头看自己的胸膛。我的漂亮的法兰绒上衣遮住了一切。

    “这颗奴隶的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颗奴隶的心啊！”他的痛苦的声音直往我的耳边送。我连忙蒙住耳朵。我连这颗奴隶的心也没有！也许我竟是全然没有心的人。我的确被羞愧、恐怖、悲哀、昏乱压倒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以后我也不常跟他见面，因为他的举动渐渐地变得更古怪了。操场里很少有他的脚迹，也不看见他在校外散步。我常常在寝室里找他也找不到。我们终于疏远了。后来我也就忘记了他的故事。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娱乐。我也进电影院，我也进跳舞场，我也和女朋友同去玩小高尔夫球。我跟朋友们谈起各人家里的奴隶时，我也很骄傲地说：“我家里有十六个奴隶，而且我将来一定要把奴隶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二个！”

    我毕业以后不到几年的功夫，我的愿望果然实现了。我有了三十二个奴隶。他们忠心地服侍我们一家人。我快乐，我满足。我早把彭告诉我的奴隶的故事忘得干干净净了。

    有一天我和妻在花园里纳凉，五个奴隶在旁边伺候。我翻阅当天的报纸，偶尔在本埠新闻栏里发见一则枪毙革命党人的记事。这个革命党人的姓名跟彭的姓名相同。我知道一定是他，一定是那个救过我的命而又被我忘记了的恩人。他那些被我忘却了多年的话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了。我想他现在是把那颗奴隶的心去掉了。他的奴隶的血统是从此终止了。这在他也许是幸事。但是我想起他救过我的命的事情，总觉得歉然。我望着报纸想了一些时候，忍不住长叹了两声。

    “亲爱的，你好好地为什么叹气？”妻伸过手来抚摩我的手，用她的温柔而惊讶的眼光看我。

    “没有什么，我从前的一个同学死了，”我淡淡地回答道。我看见妻的充满爱情的美丽的脸和明亮的大眼睛，我把一切都忘掉了。

    1931年。

    狗[18]

    一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自己的年纪。我像一块小石子似地给扔到这个世界上来，于是我生存了。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我只是一件遗失了的东西。我有黄的皮肤，黑的头发，黑的眼珠，矮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千百万人中间的一个，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间生活下去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我也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却跟别人的童年不同。我不知道温暖，我不知道饱足，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我知道的只是寒冷和饥饿。

    有一天，正确的日子已经记不清楚了，总之是有一天，一个瘦长的满脸皱纹的老年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严肃地说：“在你这样的年纪应该进学校去读书。求学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于是我去了。我忘记了自己的饥饿，忘记了自己的寒冷。我四处找寻，我发见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我也发见了简单的房屋，据说这都是被称为学校一类的东西。我昂着头走了进去，因为我记住求学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去！这里不是你可以进来的！”无论在漂亮的建筑物或者简单的房屋，无论在门口遇见的是凶恶的面孔或者和善的面孔，我总会听见这一句同样的话。这句话像皮鞭一样地打着我的全身。我觉得全身都在痛。我埋下头走了。从里面送出来孩子们的笑声，长久地在我的耳边荡漾。我第一次疑惑起来，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人。

    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地增加。我要不想这个问题，可是在我的耳边似乎时常有一个声音在问：“你究竟算不算是一个人？”

    破庙里有一座神像。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我这样想。神龛里没有帷幔，神的庄严的相貌完全露了出来。虽然身上的金已经脱落了，甚至一只手也断了，然而神究竟是神啊。我在破烂的供桌前祷告着：“神啊，请指示给我，我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

    神的口永远闭着，甚至在梦里他也不肯给我一点指示。可是我自己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说：“像这样怎么能够算做一个人呢？这岂不太污辱了这个神圣的字吗？”于是我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人。

    我断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我乞讨残汤剩饭，犹如狗之向人讨骨头。我并不是一个人，不过是狗一类的东西。

    有一天我又想：既然是东西当然可以出卖。我自己没有办法好好地活下去，不如把自己卖给别人，让别人来安排我的生活，我也可以给他作牛作马，只要他把我买到家去。我便下了决心要出卖自己。我插了一根草标在背上，我走过热闹的与不热闹的街市。我抬起头慢慢地走，为的是把自己展览给人们看，以便找到一个主顾。我不要代价，只要人收留我，给我一点骨头啃，我就可以像狗一样地忠心伺候他。

    可是我从太阳出来的时候起一直走到太阳落下山去，没有一个人过来向我问一句话。到处都是狞笑的歪脸。只有两三个孩子走到我身边玩弄我背上插的草标。

    我又倦，又饿。然而我不得不回到破庙里去。在路旁，我拾起半块带尘土的馒头，虽然是又硬、又黑，但是我终于吞下去了。我很高兴，因为我的胃居然跟狗的胃差不多。

    破庙里没有人声。我想，连作为东西，我也卖不出去了。我不但不是人，而且也是人间完全不需要的东西。我哭起来，因为人的眼泪固然很可宝贵，而一件不需要的东西根本就不值一文钱。

    我跪在供桌前痛哭。我想哭个够，因为我现在还有眼泪，而且我只有眼泪。我不仅在破庙里哭，我甚至跑到有钱人的公馆门前去哭。

    我躲在一家大公馆门前的墙角里，我冷，我饿。我哭了，因为我可以吞我的眼泪，听我的哭声，免得听见饥饿在我的肚子里叫。

    一个穿漂亮西装的青年出来了，他并不看我一眼；一个穿漂亮长袍的中年人进去了，他也不看我一眼；许多的人走过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好像我没有站在这里一样。

    最后，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注意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骂道：“去，滚开！这里不是你哭的地方！”

    他的话跟雷声一样响亮，我的整个脑子都震昏了。他踢着我的身子，像踢着狗一样。我止了哭声，捧着头走开了。我不说一句话，因为我没有话可说了。

    回到破庙里，我躺下来，因为我没有力气了。我躺在地上叫号，就像一只受伤的狗。神的庄严的眼睛看下来，这双眼睛抚着我的疼痛的全身。

    我的眼泪没有了。我爬起来，我充满了感激地跪在供桌前祷告：

    “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是既然命定了应该活在世界上，那么就活下去罢。生下来就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像一件遗失了的东西，那么就请你大公无私的神作为我的父亲罢，因为我不是人，在人间是得不着谁的抚爱的。”

    神的口永远闭着，他并没有说一句反对的话。

    于是我有父亲了，那神，那断了一只手的大公无私的神啊。

    二

    我虽然跟平常一样每天出去向人们讨一点骨头，但是只要有了一点东西塞住我的饥饿以后，我便回来了，因为我也跟别的人一样，家里有一个父亲。虽然这个家就是破庙，父亲就是神，而且他的口永远闭着，不说一句安慰我的话，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肯离开我的就只有他。他是我的唯一的亲人。

    虽然是在寒冷和饥饿中，日子也过得很快，我是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一种奇怪的东西也渐渐地在我的身体内生长起来。

    我自己明白我并不是人，而且常常拿这样的话提醒自己。但是人的欲望渐渐地在我的身体内生长起来了。

    我渴望跟别的人一样：有好的饮食，大的房屋，漂亮的衣服和温暖的被窝。

    “这是人的欲望了。你不是人，怎么能够得到那些东西呢？”我发见自己有了奇怪的思想以后，就这样地提醒自己道。

    然而话是没有用的，人的欲望毕竟在狗一类的身体里生长起来了。虽然明知道这是危险的事，自己也没法阻止它。

    于是大街上商店里的种种货物在我的眼前就变得非常引诱人了。有一天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一双很好看的粉红色的腿。这双腿有时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它们常常遮住我的视线，好像是两只大的圆柱。有时候它们放在街中间黄包车上面，一只压着另一只，斜斜地靠在车座上。

    我每次远远地望见那双腿就朝着它们走过去，可是等到我的眼光逼近那双腿的时候，一个念头便开始咬我的脑子：“小心，你不是人呢！”于是我的勇气消失了。

    有一天，我却看见那双腿的旁边躺着一条白毛小狗，它的脸紧偎着那双腿，而且它还沿着腿跳到上面去。我想：“这不一定人才可以呢！小狗也可以的。”这样想着，我就向着那双可爱的腿跑过去，还没有跑到，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只手抓住我往地上一推。

    “你瞎了眼睛！”我只听见这句话，便觉得头昏脑胀，眼睛里有好多金星在跳。我睡倒在地上。

    我爬起来，四面都是笑脸，腿已经看不见了。奇怪的笑声割痛我的耳朵。我蒙住两耳逃走了。

    现在我才明白了。我得意地以为自己是一条狗，或者狗一类的东西。现在我才知道我连做一条狗也不配。

    我带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庙里。我坐在供桌下面，默默地想着，想着。我仿佛看见了那条白毛小狗怎样亲热地偎着那双好看的腿；我仿佛又看见它怎样舒服地住在大公馆里，有好的饮食，有热的被窝，有亲切的爱抚。妒嫉像蛇一样咬着我的心。于是我爬在地上，我用双手双脚爬行。我摇着头，摆着屁股，汪汪地叫着。我试试看我做得像不像一条狗。

    我汪汪地叫着，我觉得声音跟狗叫差不多。我想，我很可以做一条狗了。我满意，我快活。我不住地在地上爬。

    然而我的两只脚终于要站直起来，两只手也不能够再在地上爬了。失望锁住了我的心。“连狗也没有福气做啊。”我又躺在地上绝望地哭起来。

    我含着眼泪跪在供桌前祷告：

    “神啊，作为我的父亲的神啊，请你使我变做狗罢，就跟那条白毛小狗一模一样。”

    神的口永远闭着。

    我每天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但是我还没有做狗的福气。

    三

    我有黄的皮肤，黑的头发，黑的眼珠，矮的鼻子，短小的身材。

    然而世界上还有白的皮肤，黄的头发，蓝的眼珠，高的鼻子，高大的身材。

    他们，一个、两个、三个在街上和人行道上大步走着，昂然地抬头四面张望，乱唱、乱叫、乱笑，好像大街上、人行道上就只有他们三个人。其余的人胆怯地走过他们身边，或者远远地躲开他们。

    我有了新的发见了。所谓人原来也是分等级的。在我平常看见的那种人上面，居然还有一种更伟大的人。

    戴着白色帽子，穿着蓝边的白色衣裤，领口敞开，露出长了毛的皮肤，两个、三个、四个。我常常在街上看见这种更伟大的人。

    他们永远笑着、唱着、叫着，或是拿着酒瓶打人，或是摸女人的脸。有时候，我还看见他们坐在黄包车上，膝上还坐着那双可爱的粉红色的腿。他们嘴里说着我不懂的话。

    人们恭敬地避开他们，我更不敢挨近他们身边，因为他们太伟大了。

    我只是远远地望着他们，我暗中崇拜他们，祝福他们。我因为世界上有这样的伟大人物而庆幸，我甚至于因此忘记了自己的痛苦。

    我暗中崇拜他们，祝福他们。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挨近他们身边，免得亵渎了他们。可是有一次我终于挨近他们了。

    有一个傍晚，我又饿又倦，走不动了，便坐在路旁墙边，抚着我的涂着血和泥的赤脚。饥饿刺痛我的心。我的眼睛花了，看不清楚四周的一切，连那个伟大的人走过来我也没有看见，等到我最后看见了要起来避开，已经太迟了。

    一只异常锋利的脚向我的左臂踢来，好像这只手臂被刀砍断了一样，我痛得倒在地上乱滚。

    “狗！”我清清楚楚地听见这个字从伟大的人的口里吐出来。

    我的手揉着伤痕，我的口里反复地念着这个“狗”字。

    我终于回到了破庙里。我忍住痛，在地上爬着。我摇着头，我摆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觉得我是一条狗。

    我心里很快活。我笑着，我流了眼泪地笑着。我明白我现在真是一条狗了。

    我带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祷告：

    “神啊。作为我父亲的神啊！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因为我现在是一条狗了，那伟大的人，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

    神的口永远闭着。

    我不停地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因为我是一条狗。

    四

    我又在街上遇见那双粉红的腿了，它们慢慢地向我走来，旁边还有一条白毛小狗。

    我几乎不能忍耐地等它们走过来。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因为我现在是一条狗了。

    皮鞋的声音近了。白毛小狗汪汪地叫，突然向我扑过来。它扑到我身上，咬我的破衣服。我爬在地上，紧紧地抱住它跟它扭在一起，它咬我，我也咬它。

    “你狗，滚开！”跟着这个清脆的声音，一只粉红色的腿朝我的头踢过来。我抱住小狗在地上滚。我的耳边响着各种的声音，许多只手在拖我，打我。可是我紧紧抱住那条白毛小狗死也不放。

    五

    等到我回复知觉的时候，我是在一个黑暗的洞里。没有人声，空气很沉重，我快透不过气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我知道这决不是狗窝。我还想在地上爬，还想汪汪地叫。可是我的全身痛得厉害，而且身子给绳子缚住，连动也不能够动一下。

    我又想，在那个破庙里，断了一只手的大公无私的神，作为我父亲的神，依旧冷清清地坐在神龛里面。他在那里等我。我要回去，我无论如何要回到破庙里去。

    不管我全身痛得怎样厉害，我毕竟是一条狗。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回我的破庙里去！

    1931年。

    马赛的夜[19]

    马赛的夜。

    我到马赛这是第二次，三年以前我曾到过这里。

    三年自然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我却看见了两个马赛。

    宽广的马路，大的商店，穿着漂亮衣服的绅士和夫人，大的咖啡店，堂皇的大旅馆，美丽的公园，庄严的铜像。我到了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

    我在一个大旅馆吃晚饭。我和两个朋友占据了一张大桌子，有两个穿礼服的漂亮茶房伺候我们。我们问一句话，他们鞠躬一次。饭厅里有乐队奏乐。我们每个人点了七八十个法郎的菜，每个人给了十个法郎的小帐。我们从容地走出来，穿礼服的茶房在后面鞠躬送客。

    我们又到一家大咖啡店去，同样地花了一些时间和一些钱。我们在“多谢”声中走了出来。我们相顾谈笑说：“我们游了马赛了。”心里想，这毕竟是一个大都市。

    于是我们离开了马赛。三年以后我一个人回到这里来。我想马赛一定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我把时间算得很好，我不必在马赛住一夜。我对自己说：“我第一晚在火车上打盹，第二晚就会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

    然而我一到马赛，就知道我的打算是怎样地错误了。第一，我一下火车就被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引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使我觉得我不是在马赛，或者是在另一个马赛；第二，同那个新朋友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今天水手罢工，往东方去的船都不开了。至于罢工潮什么时候会解决，办事人回答说不知道。

    这样我就不得不住下了，而且是住在另一个马赛。至于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那倒成了梦想。

    于是我又看见了马赛的夜。

    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

    我吃饭的地方也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馆，却是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吃饭的时候没有穿礼服的茶房在旁边伺候，也没有乐队奏乐。我们自己伺候自己。

    这并不是像纽约唐人街一类的地方，这的确是法国的街道。中国人在这里经营的商店，除我所说的这个饭店外，还有一家饭店，要那一家才算是真正的饭店。至于我在那里吃饭的一家，已经关了门不做生意，我靠了那个新朋友的介绍，才可以在那里搭一份伙食。而且起先老板还不肯收我的饭钱。

    我每天的时间是这样地分配的：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在旅馆里，我做两件事：不是读一本左拉的小说，就是睡觉，不论在白天、晚上都是一样。在饭店里我也做两件事：不是吃饭，就是听别人说笑话。吃饭的时间很短，听说笑话的时间很长。

    从旅馆到饭店虽然没有多少路，可是必须经过几条街。我很怕走这几条街，但我又不得不走。路滑是一个原因：不论天晴或者下雨，路总是滑的；地上还凌乱地堆了些果皮和抛弃的蔬菜。街道窄又是一个原因：有的街道大概可以容三四个人并排着走；有的却是两个人对面就容易碰头的巷子；也有的较宽些，但是常常有些小贩的货车阻塞了路。我常常看见胖大的妇人或者瘦弱的姑娘推着货车在那里高声叫卖，也有人提了篮子。她们卖的大半是蔬菜、水果和袜子一类的用品。有一两次，卖水果的肥妇向我兜生意，可是我跟她刚把价钱讲好，她忽然带笑带叫地跑开了。跑的不止她一个人，她们全跑开了。街道上起了一阵骚动，但是很快地就变得较为宽敞、较为清静了。我很奇怪，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由来。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了。迎面一个警察带着笑容慢慢地走过来。他的背影消失以后，那些女人和货车又开始聚拢来。有时候抬起头，我还会看见上面晒着的红绿颜色的衣服。

    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应该提一下，就是臭。这几条街的臭我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形容。有些地方在店铺门口摆着发臭的死鱼，有些地方在角落里堆着发酵的垃圾，似乎从来就没有打扫干净。我每次走过，不是捏着鼻子，就是用手帕掩鼻，我害怕会把刚吃进肚里的饭吐出来。

    晚上我常常同那个新朋友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他带笑地警告我：“当心！看别人把你的帽子抢了去！”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笑着回答：“不怕，”不过心里总有点胆怯，虽然我很想看看帽子怎样会被人抢走。

    我们走过一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我看见一些有玻璃窗门的房子和一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门口至少有一个妇人，大半很肥胖，自然也有瘦的，年纪都在三十以外；她们同样地把脸涂得又红又白，嘴唇染得鲜血一样地红；她们同样地有着高高地凸起的胸部和媚人的眼睛。

    “先生，来罢，”尖锐的、引诱的、带笑的声音从肥妇的口里向我的脸上飞来。同时我看见她们在向我招手。

    “怎么样？去吗？”那个朋友嘲弄地低声问我。

    我看了那些肥妇一眼，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害怕起来，便拉着朋友的膀子急急地往前面走了，好像害怕她们从后面追上来抢走我的帽子一样。我走过那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里面奏着奇怪的音乐，我仿佛看见三四个水手抱着肥妇在那里喝酒。但是我也无心去细看了。

    “你方才说过不怕，现在怎样了？”我们走出这条街以后，那个朋友嘲笑地说。

    我这个时候才放心了。

    “看你这个样子，我不禁想起我一个姓王的朋友的故事，”他说着就出声大笑。

    “什么故事？”我略带窘相地问他。

    “王，你也许认识他。他的年纪比你大，可是身材比你还小，”朋友开始叙述故事，他一面说，一面在笑。但是我并没有笑的心思。“他是研究文学的。他常常说歌德有过二十几个爱人，他却只有五个，未免太少了。其实他所说的五个，是把给他打扫房间的下女、面包店里的姑娘、肉店里的女店员都算在里面，这些女人跟他除了见面时说一声‘日安’外就不曾说过什么话。他说他应该找到更多的爱人，他说应该到妓院里去找。我们每次见面，他总要对我宣传他到妓院去谈恋爱的主张，他甚至赞美卖淫制度。然而他也只是说空话。我常常嘲笑他。有一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要到妓院去了，我倒有点不相信，你猜他究竟去了没有？”朋友说到这里突然发出这句问话来。

    “他当然没有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如果没有去，那倒不奇怪了。他的确去了，而且是我陪他去的，”朋友得意地说。“他没有进过法国妓院，他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形。我们到了那里。我声明我只是陪伴他来的，我就坐在下面等他。于是六七个肥胖的裸体女人排成一行，站在我们面前，让王选择。王勉强选了一个，在下面付了钱，跟着她上楼。……不到十分钟，王下楼来了，脸色很不好看。他拉着我急急地走了出去。我惊奇地笑问他：‘怎么这样快就走了？’他烦恼地答道：‘不要提了，我回去慢慢对你说。’他垂着头，不再说一句话。”朋友说到这里，便住了口。

    “你看这个，”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王今天寄来的，他还提到那件事情。”

    这时我们走人大街，进了一个咖啡店。我在那里读了王的信。

    信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近来常常感到苦闷，觉得寂寞，精神仍然无处寄托，所以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话时总爱谈到女人。大家都觉得缺少什么东西。可是缺少的东西，却也没法填补。我们也只得耐心忍受苦闷。壮志已经消磨尽了。我也曾想把精神寄托在爱情上，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爱我的女人。……我也不再有到妓院去的思想了。用金钱买爱，那是多么可笑，多么渺茫啊！你不记得两年前我在马赛干的那件事吗？我当时还有一种幻想。谁知看见了那里的种种丑恶情形，我的幻想就马上破灭了。我和那个肥妇上了楼，进了她的房间，看见她洗净了身子。我没有一点热情，我只觉得冷。她走到我的身边。我开始厌恶她，或者还害怕她。她看见我这种笨拙的样子，便做出虚伪的媚笑引动我，但是并没有用。我的激情已经死了。结果她嘲笑地骂了我两句，让我走了。从那里出来，心上带走了无名的悲哀，我整整过了一个月的不快活的日子。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在那里不但不曾得着预期的满足，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空虚。那个肥妇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你看，这就是那个以歌德自命的人的遭遇了！”朋友嘲笑地说。

    我又想发笑，又不想发笑。我把信笺折好放在信封里还给他。

    我们走过一家影戏院。名字很堂皇，可是门面却很小、很旧。一个木笼似的卖票亭立在外面。

    “这样的电影院你一定没有去过，不可不进去看看。”朋友并不等我表示意见就去买了票，我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个法郎。

    “这样便宜的票价！”我想。我们就进去了。

    一个小房间里放了二三十排长木凳，每排三张，每张可容五六个人。黯淡的天花板上挂了几盏不很明亮的电灯。对面一张银幕。没有乐队。每一个人走过，就使不平坦的地板发出叫声。房间里充满了烟雾和笑语，木凳上已经坐了不少的人。

    我们在最后面的一排坐下，因为这一排的三张木凳都空着，而且离银幕较远，不会伤眼睛。朋友抬起眼睛向四处望，好像在找他认识的人。

    他的眼光忽然停留在左边的一角。他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把右手举起来，在招呼什么人。我随他的眼光看去，我看见了两个我见过的人。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戴便帽，没有打领带，穿一件半新旧的西装；黄黄的脸色，高的颧骨，唇边有几根胡须。他不久以前还在一只英国轮船上作工。右手的大指头被机器完全切断了。他的手医好以后公司给了他五十镑的恤金，把他辞退了。他到马赛来，打算住些时候回中国。我在饭店里见过他几次，所以认识他。女的，我也在饭店里遇见过。她是一个安南人。我不知道她怎样会流落到马赛来。关于她的事，我知道的，就是她跟饭店的老板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往来；还有她属于街头女人一类的事，我也知道一点，因为在饭店里的笑谈中间，找“安南婆”要多少钱的话也常常听见。我看见她同断指华工在一起，这并不是第一次。

    她跟他亲密地谈着（她会说广东话），两个头靠在一起。她忽然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朋友笑。我看见她的黑头发，小眼睛，红白的粉脸，宽厚的红唇，充实的胸膛。她轻佻地笑着，的确像一个街头女人。

    电灯突然灭了。

    我花一个法郎的代价接连看了三张长片子。眼睛太疲倦了。灯光一亮我同那个朋友最先走了出去，并不管我们认识的那一对男女。

    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还没有开船的消息。罢工潮逐渐扩大了。许多货物堆积在马赛，许多旅客停留在马赛。

    马赛凭空添了这许多人和货物，可是市面上并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变动倒是有的，不过陌生的我不知道罢了。我只看见过一次罢工者的游行。

    夜来了，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那饭店，那街道，那旅馆，那朋友，那些影戏院跟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左拉的小说读完了，又放回到箱子里去。我不再读书了。

    每晚从饭店出来，我总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去散步。我们不得不经过那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那些半老的肥妇照例对我们做出媚笑，说着欢迎的话。但是我已经不害怕她们了。

    我们每晚总要到一家新的电影院去。所有马赛的电影院我们差不多都光顾过了。头等电影院我们自然也去，而且用学生的名义在那里得到了半价的优待。常常我们在劳动者中间看了电影出来，第二天晚上又换了比较漂亮的衣服到头等电影院去，坐在绅士和夫人们的中间，受女侍的殷勤招待。换衣服的事是那朋友叫我做的。他有过那样的经验，他曾经在头等电影院里买票受到拒绝。

    在小的电影院里，我们常常遇见那个断指的华工和“安南婆”，他们总是亲密地谈笑着。

    我们跟华工渐渐地熟悉了，同时跟“安南婆”也渐渐地熟悉了。我们跟他们遇见的地方有时在电影院，有时在饭店，时间总是在夜里。

    另一个晚上我们照例在那个最小的电影院里遇见了“安南婆”。她跟平日一样地和男子头靠着头在谈话，或者轻佻地笑。可是男子却不是平时跟她在一起的断指华工，而是一个陌生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依旧对我们轻佻地笑，但是很快地又把头掉回去跟那个青年亲密地讲话了。

    “安南婆有了新主顾了，”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点点头。

    隔了一个晚上我们又到那个电影院去。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我又看见了“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望着我们轻佻地笑。我们依旧没有找到断指华工的影子。

    灯光熄了。银幕上出现了人影。贫困，爱情，战争，死。……于是灯光亮了。

    一个人走近我们的身边，正是我们几天不见面的断指华工。朋友旁边有一个空位，华工便坐了下来。他并不看我们，却把眼光定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在那里坐着“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

    “你为什么这两天又不同她在一起了？你看她找到了新主顾！”朋友拍着华工的肩膀说。

    华工掉过了瘦脸来看我们。他的脸色憔悴，可是眼睛里射出来凶恶的光。

    “不错，她找到新主顾了！她嫌我是一个残废人，我倒要使点手段给她看，要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华工气愤地对我们说，声音并不高。

    “这又有什么要紧？这也值不得生气！”朋友带笑地劝他道。“她们那般人是靠皮肉吃饭的。谁有钱就同谁玩，或者是你或者是他，都是一样。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犯不着生气。”

    “你不晓得我待她那样好，她这个没有良心的，”华工咬牙切齿地说。“几个月以前法国军队在安南镇压了暴动，把那些失败的革命党逼到一个地方用机关枪全打死。这样的事三四年前也有过一次。她哥哥就死在那个时候，死在法国军人的枪弹下。现在她却陪法国人玩。这个法国人大概不久就会去当兵的，他会被送到安南去，将来也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就像别的法国军人从前杀死她哥哥那样……”他说不下去了，却捏紧拳头举起来，像要跟谁相打似的。可是这个拳头并没有力量，不但瘦，而且只有四根指头，大拇指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可笑的光秃的痕迹。他又把拳头放下去，好像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似的。我想他从前一定是一个强健的人，然而机器把力量给他取走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华工的话，但是我禁不住要去看“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的背影。他们是那样地亲密，使我不忍想像华工所说的种种事情。我几乎忘记了在这两个人中间的生意的关系，我几乎要把他们看作一对恋人。但是我又记起了一件事。那个青年的确很年轻，他不久就会到服兵役的年龄。他当然有机会被派到殖民地去，他也有机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华工方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也许她还有一个哥哥，或者兄弟，也许这个法国青年将来就会杀死他，这也是很可能的。这样想着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事情，觉得眼前这两个人在那里亲密地讲话也是假的。“华工的话完全对，”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但是我又一想，难道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跑去把那两个人分开，对他们预言未来的事情吗？或者我们还有另外的避免未来事情的办法？

    我起初觉得苦恼，后来又不禁哑然失笑了。我记起来他们只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是卖主，一个是顾客，关系并不复杂。我这时候才注意地看银幕，我不知道影片已经演到了什么地方。

    电影演完，我们同华工先走出来。他本来想在门口等她，却被我们劝走了。我们同他进了一个咖啡店，坐了一些时候，听他讲了一些“安南婆”的故事。他的愤怒渐渐平息了，他时时望着他那只没有大拇指的手叹气。

    我那朋友的话一定感动了他。朋友说：“你自己不也是拿她来开心吗？你不是说过一些时候就要回国去吗？那时候她终于要找别人的。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有钱，你另外找一个罢，街上到处都是。你看那里不就有一个吗？”说到这里他忽然举起手，向外面指。在玻璃窗外，不远处，一个女人手里拿了一把阳伞，埋着头在广场上徘徊，一个男人在后面跟着她。

    我们跟华工分手的时候，那个朋友劝他说：“你把安南婆忘了罢，不要再为她苦恼。你只要再忍耐几天，她又会来找你的。”

    “我不再要她了！”华工坚决地粗声说，就掉过头走了。我仿佛看见他的眼角嵌着泪珠。我不懂这个人的奇怪的心理。

    隔了两个晚上我们又在另一家小影戏院里遇见了“安南婆”。这一次她走到我们跟前来，就坐在朋友的身边。她不再坐到前面去了，因为她是一个人来的。

    “你一个人？”朋友用法国话问她。

    她笑着点了点头，把身子靠近朋友。我不由得想：“她来招揽生意了。”

    “你的法国朋友呢？”朋友嘲笑地问。

    “不知道，”她耸肩地回答。

    “从前那个中国朋友呢？”

    “他是一个呆子，”她直爽地回答，没有一点顾忌。“他太妒忌了，好像我就是他的老婆一样。其实我只是做生意的人，谁都管不着我。谁有钱就可以做我的主顾。他太乏味了。我有点讨厌他。……”

    灯光突然熄了，使我没有时间问她关于她哥哥被杀的事，或者她究竟还有没有哥哥或者兄弟的事。我在看银幕上的人物和故事。金钱，爱情，斗争，谋杀……。

    从影戏院出来，我们陪着她走了一节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朋友忽然对她说：“你应该往那边走了。”

    “是，谢谢你，”她媚笑地对朋友说。“到我那里去玩玩吗？”

    “不，谢谢你，我今晚还有事情。改天去看你罢，”朋友温和地答道，跟她握手告别了。

    等那女人走远了时，朋友突然笑着对我说：“她今晚找错主顾了。”

    这是一个月夜。天空没有云。在碧海中间，只有一轮圆月和几颗发亮的星。时候是在初冬，但是并不特别冷。

    四周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我们慢慢地走着，我们仰起头看天空。我们走到了广场上。

    忽然一个黑影在我的眼前一晃，一只软弱的手抓住了我的膀子。我吃惊地埋下头看，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哀求的眼光直射到我的脸上。她的脸涂得那样白，嘴唇涂得那样红，但仍然掩不住脸上的皱纹和老态。是一张端正的瘦脸，这样的脸我在街头的卖春妇里面简直没有看见过。她喃喃地说：“先生，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她的手抓住我的左膀，她差不多要把身子靠在我的身上。她是一个怎样不熟练的卖春妇啊！

    不仅是我呆了，而且连那个颇有本领的朋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了。我茫然地站着，听她在喃喃地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

    天呀！这个女人，论年纪可以做我的母亲，她却在这深夜，在广场上拉我到她家里去。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我必须跟这个可以做我母亲的女人一起到她家里去。这种事情，读了十几年的书的我，一点也不懂。我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过日子。我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世界。我也不懂得马赛的夜。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第一次遇到的这一个难题。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她突然跑开了，好像有恶魔在后面追赶她一般。于是很快地她的瘦弱的背影就在街角消失了。

    沉重的皮靴声在我们的后面响起来，接着我听见了男人的咳嗽声。我不知不觉地回头看，原来是一个警察走近了。

    我们拔步走了。我起初很庆幸自己过了这个难关，但以后又为这个依旧未解决的新问题而苦恼了。我再一次回头去看那个妇人，却找不到她的影子。

    “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卖春妇？难道这许多女人除了卖皮肉外就不能生活吗？”我苦恼地问那个朋友。

    “我那个旅馆的下女告诉我，半年前她和六个女伴一起到这个城市来，如今那六个女子都做了娼妓。只有她一个人还在苦苦地劳动。她一天忙到晚，打扫那许多房间，洗地板，用硫磺熏臭虫，还要做别的事情，每个月只得到那样少的工钱。她来的时候还很漂亮，现在却变丑了。只有几个月的功夫！你是见过她的。”

    不错，我曾经在朋友的旅馆里见过她。她是一个金头发的女子，年纪很轻，身材瘦小。现在的确不怎么好看，而且那双手粗糙得不像女人的手了。

    “我想，她有一天也许会在街头拉男人的，”朋友继续说；“这并不是奇怪的事。你不知道在马赛，在巴黎和在别的大都市，连有些作工的女子也会只为了一个过夜的地方，一个温暖的床铺，就去陪陌生男子睡觉吗？我的朋友里面好些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也有人因此得了病。……那些街头女人大部分都有病，花柳病到处蔓延！……我说，在今天的法国社会里，除了那些贵族夫人和小姐以外，别的女子，有一天都会不得不在街头拉人。……花柳病一天一天地蔓延……这就是今天的西方文明了。”最后的两句话是用了更严肃的声音说出来的。

    他的嘴又闭上了。我们谁都不想再说一句空话。我们依旧在这条清静的街上慢慢地走着。一些女子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晃，常常有几句短短的话送进我的耳里。女人们在说：“先生，到这里来”，或者“先生，请听我说”。可是方才那个使我苦恼的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的声音却听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月夜。马赛的夜。

    1932年。

    月夜[20]

    阿李的船正要开往城里去。

    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了河边。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颤动起来。水缓缓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里去一样。黑暗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淡了，但是它还留下了一个网。山啦，树啦，河啦，田啦，房屋啦，都罩在它的网下面。月光是柔软的，透不过网眼。

    一条石板道伸进河里，旁边就泊着阿李的船。船停在水莲丛中，被密集丛生的水莲包围着。许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里开放，莲叶就紧紧贴在船头。

    船里燃着一盏油灯，灯光太微弱了。从外面看，一只睡眠了的船隐藏在一堆黑影里。没有人声，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无人岛。然而的确有人在船上。

    篷舱里直伸伸地躺着两个客人。一个孩子坐在船头打盹。船夫阿李安闲地坐在船尾抽烟。没有人说话，仿佛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再没有新的话好说。客人都是老客人。船每天傍晚开往城里去；第二天上午，就从城里开回来。这样的刻板似的日程很少改变过，这些老客人一个星期里面总要来搭几次船，在一定的时间来，不多说话，在舱里睡一觉，醒过来，船就到城里了。有时候客人在城里上岸，有时候客人转搭小火轮上省城去。那个年轻的客人是乡里的小学教员，家住在城里，星期六的晚上就要进城去。另一个客人是城里的商店伙计，乡下有一个家。为了商店的事情他常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

    月光在船头梳那个孩子的乱发，孩子似乎不觉得，他只顾慢慢地摇着头。他的眼睛疲倦地闭着，但是有时又忽然大睁开看看岸上的路，看看水面。没有什么动静。他含糊地哼了一声，又静下去了。

    “奇怪，根生这个时候还不来？”小学教员在舱里翻了一个身，低声自语道。他向船头望了望，然后推开旁边那块小窗板，把头伸了出去。

    四周很静。没有灯光，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了。路空空地躺在月光下。在船边，离他的头很近，一堆水莲浮在那里，有好几朵紫色的花。

    他把头缩回到舱里就关上了窗板，正听见王胜（那个伙计）大声问船夫道：

    “喂，阿李，什么时候了？还不开船？”

    “根生还没有来。还早，怕什么！”船夫阿李在后面高声回答。

    “根生每次七点钟就到了。今晚——”小学教员接口说。他就摸出了表，然后又推开窗板拿表到窗口看，又说：“现在已经七点八个字了。他今晚不会来了。”

    “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他要挑乐西进城去，”船夫坚决地说。“均先生，你们不要着急。王先生，你也是老客人，我天天给小火轮接送客人，从没有一次脱过班。”

    均先生就是小学教员唐均。他说：“根生从来没有迟到过，他每次都是很早就到的，现在却要人等他。”

    “今晚恐怕有什么事把他绊住了，”伙计王胜说，他把右脚抬起来架在左脚上面。

    “我知道他，他没什么事，他不抽大烟，又不饮酒，不会有什么事留住他。他马上就来！”船夫阿李从船尾慢慢地经过顶篷爬到了船头，一面对客人说话。他叫一声：“阿林！”船头打盹的孩子马上站了起来。

    阿李看了孩子一眼，就一脚踏上石板道。他向岸边走了几步，又回来解开裤子小便。白银似的水面上灿烂地闪着金光，圆月正挂在他对面的天空。银光直射到他的头上。月光就像凉水，把他的头洗得好清爽。

    在岸上祠堂旁边榕树下一个黑影子在闪动。

    “根生来了，”阿李欣慰地自语说，就吩咐孩子，“阿林，预备好，根生来，就开船。”

    孩子应了一声，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拨了一下，船略略移动，就横靠在岸边。

    阿李还站在石板道上。影子近了。他看清楚那个人手里提了一个小藤包，是短短的身材。来的不是根生。那是阿张，他今天也进城去，他是乡里一家杂货店的小老板。

    “开船吗？”阿张提了藤包急急走过来，走上石板道，看见阿李，便带笑地问。

    “正好，我们还等着根生！”阿李回答。

    “八点了！根生一定不来了，”小学教员在舱里大声说。

    “奇怪，根生还没来？我知道他从来很早就落船的，”阿张说，就上了船。他把藤包放在外面，人坐在舱板上，从袋里摸出纸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燃起来，对着月亮安闲地抽着。

    “喂，阿李，根生来吗？”一个剪发的中年女人，穿了一身香云纱衫裤，赤着脚，从岸边大步走来，走上石板道就唤着阿李。

    “根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他倒躲藏起来。他在什么地方，你该知道！”阿李咕噜地抱怨说。

    “他今晚没曾来过？”那女人着急了。

    “连鬼影也没看见！”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人家正在着急！”女人更慌张地问。

    “根生嫂，跟你开玩笑，我倒没功夫！我问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阿李摆着正经面孔说话。

    “糟啦！”根生嫂叫出了这两个字，转身就跑。

    “喂，根生嫂，根生嫂！回来！”阿李在后面叫起来，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女人并不理他。她已经跑上岸，就沿着岸边跑，忽然带哭声叫起了根生的名字。

    阿李听见了根生嫂的叫声，声音送进耳里，使他的心很不好受。他站在石板道上，好像是呆了。

    “什么事？”三个客人都惊讶地问。阿张看得比较清楚。商店伙计爬起来从舱里伸出头问。小学教员推开旁边的窗板把头放到外面去看。

    “鬼知道！”阿李掉过头，抱怨地回答。

    “根生嫂同根生又闹了架，根生气跑了，一定是这样！”阿张解释说。“人家还说做丈夫的人有福气，哈哈！”他把烟头抛在水里，又吐了一口浓浓的痰，然后笑起来。

    “根生从来没跟他的老婆闹过架！我知道一定有别的事！一定有别的事！”阿李严肃地说。他现出纳闷的样子，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别的事究竟是什么事。

    “根生，根生！”女人的尖锐的声音在静夜的空气里飞着，飞到远的地方去了。于是第二个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去追第一个，这个声音比第一个更悲惨，里面荡漾着更多的失望。它不曾把第一个追回来，而自己却跟着第一个跑远了。

    “喂，怎么样？阿李！”小学教员翻个身叫起来，他把窗板关上了。没有人回答他。

    “开船罢！”商店伙计不能忍耐地催促道，他担心赶不上开往省城的小火轮。

    阿李注意地听着女人的叫声，他心上的不安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他并不回答那两个客人的话。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听女人唤丈夫的声音，忽然说：“不行，她一定发疯了！”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

    “阿爸，”那个时时在船头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来，跑去追他，“你到哪里去？”

    阿李只顾跑，不答话。孩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在空气里不曾留下一点痕迹。空气倒是给女人的哀叫占据了。一丝，一丝，新的，旧的，仿佛银白的月光全是这些哀叫聚合而成的，它们不住地抖动，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就像一个活泼的生命给毁坏了，给撕碎了，撕碎成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

    三个人在泥土路上跑，一个女人，一个船夫，一个孩子。一个追一个。但是孩子跑到中途就站住了。

    船依旧靠在石板道旁边，三个客人出来坐在船头，好奇地谈着根生的事情。全是些推测。每个人尽力去想象，尽力去探索。船上热闹起来了。

    女人的哀叫渐渐低下去，于是停止了。阿李在一棵树脚下找到了那个女人，她力竭似地坐在那里，身子靠着树干，头发散乱，脸上有泪痕，眼睛张开，望着对岸的黑树林。她低声哭着。

    “根生嫂，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有什么事，你讲呀！”阿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用力摇着她的膀子，大声说。

    根生嫂把头一摆，止了哭，两只黑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他，仿佛不认识他似的，过了半晌她才迸出哭声说：“根生，根生……”

    “根生怎么样？你讲呀！”阿李追逼地问。

    “我不知道，”女人茫然地回答。

    “呸，你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就哭起来？你真疯啦！”阿李责骂地说，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女人疯狂似地叫着。

    “抓去？哪个抓他去？你说根生给人抓去了？”阿李恐怖地问。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根生是他的朋友。他想，他是个安份的人，人家为什么要把他抓去。

    “一定是唐锡藩干的，一定是他！”根生嫂带着哭声说。“昨天根生告诉我唐锡藩在县衙门里报告他通匪。我还不相信。今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见唐锡藩的人跟着他。几个人跟着他，还有侦探。他就没有回家来。一定是他们把他抓去了。”她说了又哭。

    “唐锡藩，那个拼命刮钱的老龟。他为什么要害根生？恐怕靠不住。根生嫂，你又不曾亲眼看见根生给抓去！”阿李粗声地安慰她。他的声音不及刚才的那样严肃了。

    “靠不住？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唐锡藩没有做到乡长，火气大得很。他派人暗杀义先生，没有杀死义先生，倒把自己的乡长弄掉了！这几天根生正跟着义先生的兄弟敬先生组织农会，跟他作对。我早就劝他不要跟那个老龟作对。他不听我的话，整天嚷着要打倒土豪劣绅。现在完了。捉去不杀头也不会活着回家来。说是通匪，罪名多大！”根生嫂带哭带骂地说。

    “唐锡藩，我就不相信他这么厉害！”阿李咕噜地说。

    “他有的是钱呀！连县长都是他的好朋友！县长都肯听他的话！”根生嫂的声音又大起来，两只眼睛在冒火，愤怒压倒了悲哀。“像义先生那样的好人，都要被他暗算。……你就忘了阿六的事？根生跟阿六的事并没有两样。”恐怖的表情又在她的脸上出现了。

    阿李没有话说了。是的，阿六的事情他还记得很清楚。阿六是一个安份的农民。农忙的时候给人家做帮工，没有工作时就做挑夫。他有一次不肯纳扁担税，带着几个挑夫到包税的唐锡藩家里去闹过。过两天县里公安局就派人来把阿六捉去了，说他有通匪的嫌疑，就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警察捉阿六的时候，阿六刚刚挑了担子走上阿李的船。阿李看得很清楚。一个安份的人，他从没有做过坏事，衙门里却说他通匪。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呀！阿李现在相信根生嫂的话了。

    阿李的脸色阴沉起来，好像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绞着手在思索。他想不出什么办法。脑子在发胀，许多景象在他的脑子里轮流变换。他就抓起根生嫂的膀子说：“快起来，即使根生真的给抓去了，我们也得想法救他呀！你坐在这里哭，有什么用处！”他把根生嫂拉起来。两个人沿着河边急急地走着。

    他们走不到一半路，正遇着孩子跑过来。孩子跑得很快，高声叫着：“阿爸，”脸色很难看。“根生……”他一把拉住阿李的膀子，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根生，什么地方？”根生嫂抢着问，声音抖得厉害。她跑到孩子的面前摇撼他的身子。

    “阿林，讲呀！什么事？”阿李也很激动，他感到了一个不吉的预兆。

    阿林满头是汗，一张小脸现出恐怖的表情，结结巴巴地说：“根生……在……”他拉着他们两个就跑。

    在河畔一段凸出的草地上，三个客人都蹲在那里。草地比土路低了好些。孩子第一个跑到那里去。“阿爸，你看！……”他恐怖地大声叫起来。

    根生嫂尖锐地狂叫一声，就跟着跑过来。阿李也跑去了。

    河边是一堆水莲，紫色的莲花茂盛地开着。小学教员跪在草地上正拿手披开水莲，从那里露出了一个人的臃肿的胖身体，它平静地伏在水面上。香云纱裤给一棵树根绊住了。左背下衫子破了一个洞。

    “根生！”女人哀声叫着，俯下去伸手拉尸体，伤心地哭起来。

    “不中用了！”小学教员掉过头悲哀地对阿李说，声音很低。

    “一定是先中了枪，”商店伙计接口说。“看，这许多血迹！”

    “我们把他抬上来罢，”杂货店的小老板说。

    阿李大声叹了一口气，紧紧捏住孩子的战抖的膀子，痴呆地望着水面。

    根生嫂的哭声不停地在空中撞击，好像许多颗心碎在那里面，碎成了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它们渗透了整个月夜。空中、地上、水里仿佛一切全哭了起来，一棵树，一片草，一朵花，一张水莲叶。

    静静地这个乡村躺在月光下面，静静地这条小河躺在月光下面。在这悲哀的气氛中，仿佛整个乡村都哭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每个人的眼里都滴下了泪珠。

    这晚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没有风雨。但是从来不脱班的阿李的船却第一次脱班了。

    1933年夏在广州。

    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21]

    一

    月接连着月，年跟随着年，像打秋千一样地翻过去，就这样迅速地经过了许多个年头。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是如今我是中年人了。

    孩子的记忆是很模糊的。从那时到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只有一张面孔还留下来，通过这些年代，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是父亲的面孔，昨天我还在旧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

    父亲的脸是一张温和的瘦脸，有一头浓黑的短发，有一张大嘴。他笑的时候，那神情是很有趣的。“林儿，来！”父亲从外面回来，常常要我坐在他的膝上。他逗我笑。我望着他那张开的大嘴，嘴里有两排雪白的牙齿。

    父亲是爱我的。他从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每次把我唤到他的面前，总是对我做笑脸，给我说些好听的话，或者用他柔软的手抚摩我的头。他永远用他温和的声音唤我的名字。有几次我做错了事情或者我对母亲发了脾气，他并不责备我，他不过把我叫去，温和地对我解释一番，一直到我听得心平气和，他才放我出去玩。

    父亲是忙碌的。早晨一大早他就匆匆地出去，要到傍晚才回家。晚上他除了看书写字外，就跟母亲和我谈些闲话。那个时候在我们家里日子过得相当愉快。我常常笑，我也看见父亲和母亲笑。

    渐渐地父亲有些改变了，我不知道这改变是从什么时候起的，不过我看出来他是慢慢地变得忧郁，变得阴沉了。起初父亲偶尔不回家吃晚饭，或者吃过晚饭后就出去，让母亲和我在家里寂寞地闲着。母亲动着针线，我重复地翻看那本破旧的图画书。我记得有一回在冬天，外面风刮得厉害，又落雨，父亲回来，他的鼻子冻得通红，手冰冷，头上、身上都是雨点。母亲马上放下针线去照料他。他默默地坐下来。我和平时一样跑到他的身边，亲热地唤声“爸爸”。他应了一声，有气无力地用他的手抚摩我的头，张开嘴对我笑笑。这笑容已经和从前的不同了。过了一会儿他就说：“林儿，你去睡罢。”他吩咐母亲打发我去睡了。

    在床上我还没有闭眼睛，就听见母亲跟父亲低声讲话。仿佛母亲的话说得很多，父亲不过说几句，后来好像母亲哭起来了。我在被窝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点害怕。但是后来我也就睡着了。

    日子照常地过去。父亲每天晚上依旧出去，而且常常回来得更迟。母亲一个人坐在家里等他。她很早就打发我去睡，她说父亲回来看见我不睡一定不高兴。我问她，父亲这些晚上在什么地方做事情。她说不知道。我想她一定知道。但是她瞒住我。我有时也吵着不肯睡，然而经不住母亲一番好听的话，就屈服了。

    父亲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父亲为什么会变得忧郁、阴沉？我不知道。我问母亲，也得不着明确的回答。我只看见父亲的颧骨渐渐地高起来，脸色渐渐地黑起来；母亲的也是。母亲也跟着父亲变了。

    于是他们把我送进了小学校，早晨母亲送我去，下午她接我回家。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只有在每天早晨看见父亲。他总是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偶尔也笑，但是笑得不像从前那样可爱了，他很少再把那一嘴的白牙齿露出来给我看，而且嘴上也多了一圈胡须。

    接连有两天父亲的那张脸阴沉得就像堆满了黑云，他跟母亲也只说了很少的话，而且声音很低，我听不清楚。晚上父亲回来得比较早。他的脸上闪耀着一对血红的眼睛。我正俯在桌上读国语课本，突然看见父亲的脸，我有些吃惊，我还以为是别人闯进来了。

    我一半畏怯、一半高兴地唤了一声“爸爸”。

    父亲回答了一声。他的脸色依旧是那么阴沉。他对母亲说：“你马上打发林儿去睡罢。”

    母亲顺从地答应一声，就走过来，牵着我的手领我去睡。我看看父亲的脸，又看看母亲的脸，觉得非常寂寞无趣，又不敢说一句话，就默默地跟着母亲走进后房去睡了。

    母亲给我慢慢地脱衣服，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你好好地睡罢，”母亲给我盖好了被，小声吩咐了一句，她的脸俯在我的脸上，忽然从她的眼里落下了几滴泪珠。母亲哭了，像她那样大的人会哭起来，为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正要问，母亲马上揩了眼睛走出去了。

    “林儿睡了吗？”我听见父亲问母亲道。“睡了，林儿近来很听话，”母亲这样回答。

    接着外面起了叩门声。父亲马上对母亲说：“你到里面去。”他自己去开门。

    母亲进来了。她躲在房门内偷看外面。好奇心引动了我，我也把脸紧贴在板壁上，从缝隙里看出去，我看得见父亲的动作。

    父亲开了门引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穿旧西装的瘦汉子，一个是紫色面膛、身材高大的山东人。山东人手里提着一个大藤包。

    父亲关上门回来问那两个人：“你们没有遇见别的人吗？”

    “没有，我们在路上很小心，”穿西装的说。

    “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山东人把藤包放在桌子下面，郑重地说，就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想这里大概不要紧，没有人注意到这里，”穿西装的说，“不过你也得当心。”他也坐了。

    “我知道。你那里怎样？今晚上恐怕有问题，”父亲说。

    “我那里不能回去了，”穿西装的说。“他也得马上搬家。我看他那里明天也会成问题。说不定会有人供出他那个地址。”

    于是他们三个人把身子俯在桌子上，头挤在一起，低声谈论着什么事情。他们谈了好一会儿。那个穿西装的摸出一管自来水笔和一本记事册写了一些字。三个人一面看，一面谈话，后来穿西装的就把刚才写过的那几页从记事册上撕下来毁了。

    父亲开了门，送走了那两个客人。母亲老是躲在门背后看。客人一走，她马上就走出去。

    “什么事情？”母亲胆怯地问父亲道。“他们是什么人？”

    “公司里的同事，我们在谈生意上的事情，”父亲简单地回答。他从桌子下面拿出那个藤包，提着它向后房走。

    我连忙把头缩在被窝里面。我害怕父亲走进来发见我在偷看他的举动。这时候我的好奇心也渐渐地消失了。做生意买卖，是很平常的事情，连一个小孩也知道。

    过了一会儿，并没有动静，我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父亲并没有走进这个房间。他在跟母亲讲话。

    “你不能看，这是别人的东西！”父亲在外面说。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干的是什么事情。你不为你自己打算，你也应当爱惜林儿……”母亲差不多要哭了。

    什么事情？母亲为什么向父亲说这些话？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连忙把头贴在板壁上去看。母亲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父亲就站在桌子前面。那个藤包放在他的脚边。

    “轻声点，轻声点！”父亲受窘似地接连说。

    “不要瞒我。我都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的。我有一个亲戚就是为了这种事情死的，”母亲一面说，一面揩眼睛。

    “你既然知道，就不要说下去了。说下去也没有好处，给别人听见反而不好，”父亲温和地说，就坐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面。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他好像埋着头在想什么。母亲依旧坐在那里抽泣。

    过了半晌，父亲抬起头来对母亲说：“我希望你了解我，我自己也是不能自主的。你记住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但是公道是要实现的。……”他站起来替母亲揩了眼泪。

    “你就不为林儿的前途着想吗？”母亲痛苦地说。“藤包不能够放在这里。我们都会给它毁掉的！”

    “不但林儿，还有你。但是我也顾不到这许多了。藤包不放在这里又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公道，我把我最宝贵的东西也贡献出来了。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时候了。这好像是一种遗传病。我的父亲就是为了这个死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够了解父亲的意思。我连忙把头缩进被窝里面，不再听父亲和母亲谈话。不久我就听见父亲提着藤包走进房里来，母亲跟在他后面。他们把藤包放在床底下。

    “林儿倒睡得很好，”母亲叹息地说。“下一个月他的生日就到了，我打算给他买双新皮鞋。”

    父亲没有回答。

    我在被窝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到那双新皮鞋，心里就高兴了。

    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但是第二天醒来我也就把它忘记了。我也忘记了父亲和母亲谈的事情，我也忘记了床底下的藤包。父亲的脸色似乎比前几天温和些。他带着笑容把我的头抚摩了许久，然后才出门去。

    父亲依旧早晨同晚上出去，母亲依旧做着针线等候他回家。母亲早早地就打发我睡了。她要我听从她的话，她不再说父亲不高兴我迟睡，却允许了我一件事情：在我八岁的生日，她给我买一双新皮鞋。那样的新皮鞋我在学堂里看见一个有钱的同学穿过，我曾经向母亲要求过几次。不说别的，单是为了那双皮鞋，我也得听从母亲的话。

    过了几天，在一个傍晚，我们刚吃完晚饭，还没有离开桌子，就有人来找父亲。我认识那个客人，他的高大的身材和紫色的面膛，我那晚上在板壁缝里看得很清楚。他站在门角在父亲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父亲的脸色就变了。他们两个又低声谈了几句，就一道走进后房，把藤包拿出来，由那个山东人提起走了。父亲陪着客人出去。

    母亲望着他们出去，轻松地吐了一口气。我问母亲藤包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母亲说不知道，又说是父亲的同事寄存在这里的。

    我们等父亲回来。但是过了许久，还不见父亲的影子。后来父亲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吩咐母亲说：“把林儿打发去睡。”母亲的脸色马上改变了。

    我知道一定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打发我去睡。我想问母亲。但是看见母亲那张忧郁的脸，我又不敢开口了。我只得默默地跟着母亲走进后房。

    这个晚上我在被窝里听见父亲和母亲搬东西的声音。他们时时跑进后房来。他们忙着收拾东西。我们又不搬家，我不知道他们晚上收拾东西干什么。

    第二天早晨母亲不让我进学校，父亲也不到公司去。他们一个晚上就把行李完全收拾好了，说是就要搬家。他们年纪大的人自然比我懂得多。但是我们好好地住在这里，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呢？我始终不明白，问母亲，母亲又不肯给我解释。

    父亲早早地押了行李去了。后来我同母亲也坐上黄包车走了。地方不很近，我觉得我们经过了许多条长的街道。后来车子在一条窄巷里停了下来。母亲去敲那两扇油漆的大门。门开了，一个女人出来，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就把我们引到里面去了。

    母亲告诉我，这是父亲一位同事的家。在这里人家分给我们一间房子。这是一个并不很大的房间。我们的许多东西都堆在里面。

    我们没有看见父亲，只有两个中年妇人来跟母亲谈话，来给母亲帮忙。那两个女人我是第一次看见的。她们对我很亲切。母亲叫我唤她们做阿姨。

    我们把屋子布置好了。这里不及我们从前住的地方好，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搬到这里来。

    父亲夜深才回家，我已经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去，这个晚上并没有回来。这是他第一次在外面睡觉。

    母亲也不要我上学了，她说：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不方便。她就叫我在家里温习功课，她每天教我认识几个新字。

    家里的生活很寂寞，这个人家没有孩子，外面又是一条僻静的窄巷，一天少有人经过。我没有一个小朋友，整天又看不见父亲的脸。除了母亲外，院子里就只有那两个被我称为“阿姨”的妇人和两三个被我称为“叔叔”的陌生男子。母亲也比从前更瘦，更多忧愁了。我时常看见她皱着眉头叹气，有几次一个人在房里流泪。

    父亲一连几夜没有回家。我每天晚上总要问母亲为什么父亲不回来，她带笑地回答说父亲给公司派到别处做生意去了。我闭了嘴，她却皱起眉头来。

    过了好几天，一个晚上父亲忽然回来了。我刚刚爬上床，外面正落着大雨，父亲湿得像一只落汤鸡，我几乎不认识他了。

    “你？——你弄成了这个样子？”母亲放下针线吃惊地说。“雨落得这么大。你还回家来！”

    “一只狗老是跟着我咬，倒是这场大雨救了我！”父亲喘息地说，一面在解衣服的钮扣。母亲递给他一块毛巾让他揩去头发上的雨点，她又检出干净衣服给他换过。

    “你也应当爱惜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本来很弱，再也经不起这样糟蹋，”母亲一面帮忙父亲穿衣服，一面劝道。“我替你担了这几天的心。”

    “这几天外面狗咬得厉害，我简直不敢回家，怕连累你们。老张带的消息，你得到了吗？今天实在忍不住了，趁着这场大雨跑回来看看。我看见你心里很快活。”父亲的声音很温和。父亲那样大的人会怕狗，真想不到！

    母亲起初不说话，望着父亲的脸，默默地垂泪。后来她忽然进出哭声说：“你从此就都改了罢。你看，你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痛苦！这几个月来我每天每夜都替你担着心。”母亲的声音很低。但是我知道她哭了。

    父亲默默地在房里踱着，过了半晌他才说：“不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自己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众人就顾不得我自己。我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我做的全是为了公道。”

    “我是你的妻子，林儿是你的孩子。你拿什么给我们呢？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痛苦？”母亲的哭声使我也在被窝里哭了。

    “我只有一颗心，一条性命。我顾到众人，就顾不得你们了，”父亲低声说。

    “那么你当初为什么要同我结婚？——”母亲差不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句话，她再也接不下去。

    父亲叹一口气，望着母亲，说不出话来，只是把脚不住地在地板上擦。他挣扎了好久，后来才说：“我的确对不起你们。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这种人也许不应当结婚。自己用肩头承担了一切，自己吃尽一切的苦果，不再给别人留下痛苦。请你原谅我……”

    父亲这个晚上没有走。第二天他也留在家里。他对待母亲很亲热。此后他一连在家里住了几天，晚上虽然出去，却回来得很早。我觉得我又找回来那个爱我的父亲了。于是我的生日就到了。

    母亲前一个月就允许了我，要给我买一双新皮鞋。在我生日的前几天，我天天催问母亲，害怕她忘记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生日是一个很好的晴天，早晨父亲出去的时候，母亲叮咛地嘱咐他，要他一定把新皮鞋给我买来。他回答说不会忘记，他还说他下午就回家，带我出去看戏。

    我们在家里吃过中饭就等着父亲回来。我在院子里玩，听见脚步声，就跑出去看，以为是父亲买了新皮鞋回来了。但是一个下午过去了，父亲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连母亲也有些着急了。

    晚上很迟我们才吃晚饭，母亲约了同院子的那两个中年妇人来。但是我们吃得没有趣味。我想到那双新皮鞋，我差不多要哭了。

    吃完饭，我觉得很疲倦，两只眼睛老是想闭起来，等父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父亲依旧不回来。母亲没有办法，就打发我去睡了。她安慰我说明天早早起来就有新皮鞋穿。

    我刚刚睡好，就被一阵打门声惊醒了。我看见母亲去开了门，那个紫色面膛的山东大汉走进来，低声对母亲说几句话。母亲就匆忙地掩上门跟着他出去了。

    我心里跳得很厉害，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支持着不要睡去，好等母亲回来，向她问详细的情形。但是后来我竟然昏昏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问母亲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来。母亲根本否认她昨晚上出去过，她说我是做梦把脑子弄昏了；但是母亲的一双眼睛却是红肿的。我又问她父亲把新皮鞋买来没有，却惹起了她流眼泪。

    我要的新皮鞋始终没有买来，而且以后我也就永远没有看见父亲的面孔了。母亲也不再提起父亲的事情。我若问她父亲在什么地方，她就说父亲到外省做生意去了；问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她就说明年。过了一年我再问她，她又拿另一个明年来回答我。这样的明年已经过了许多，父亲却始终不曾回家，我甚至得不到一点他的消息。

    我是靠着母亲把我养育成人的。为了我，母亲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辛苦。可是我刚刚结婚，和母亲同住不到半年，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在她的遗物里面我无意间发见了一张旧报纸，上面登着父亲的消息和照片，从那里我才知道父亲的最后的归宿。

    二

    以上的话是写给你看的，祥，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的八岁的生日，我恰恰没有给你买回来母亲许你的一双新皮鞋。

    祥，孩子，你今天失望了，你不曾得到你梦想的新皮鞋。我记得很清楚：我空着两只手回家的时候，你的眼睛里闪耀着那么明亮的失望的泪花。看见你含了眼泪纠缠着母亲的样子，我差不多也要流泪了。二十多年前的情景就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祥，孩子，你决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前在这个家里也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寂寞地度过他的生日。那个孩子就是你的父亲。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我也曾像你今天这样焦急地盼望我的父亲买了新皮鞋回来，但是我也只得到了使人流泪的等待。更不幸的是，新皮鞋不来，我的父亲也就在那天消失了。

    在那些时候我永远不曾了解父亲。而且为了新皮鞋，为了他给我和母亲的种种的寂寞和痛苦，我常常抱怨那个失去的父亲。你看，在前面我的文章里我把他描写成了一个多么严厉不近人情的怪人。我如今才知道我是怎样地把他误解了。但是现在又轮到你来描写我了。

    这也许是一个悲剧罢：当我写上面的文章，也就是在回忆里找寻我父亲的面影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是借用你的笔来写我自己；我不仅是在描写我的父亲，同时仿佛又是在描写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的我的面影了。我知道你会抱怨我，像我抱怨我的父亲那样，因为我会给你寂寞和痛苦，像我的父亲所给我的那样。

    祥，孩子，我不抱怨你。你看，我和我的父亲一样，我也犯了多大的错误了。我本来也应当用自己的肩头去承担一切，自己一口吞尽一切的苦果，不再给第二个人留下痛苦。无名地生，无名地挣扎，无名地死，用我的一颗心，一条性命。我不应该留下一个儿子。我的父亲说过：“为了公道，把最宝贵的东西也贡献了出来。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现在又轮到我来重说他的话了。父亲果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这“为了公道”就像是一种遗传病，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了给我。我祖父为了这个病死了。我父亲为了这个病死了。我不是第一个，我也不是最后的一个。孩子，我也许还要把它传给你，而且你也许还会传下去，使我们一家世世代代都做传染这个病的病菌，世世代代都做被人狩猎的猛兽，被人害怕的毒物。

    祥，孩子，我对你是犯了怎样大的错误了。我留下你，我就会把这个病遗传给你，使你将来也走我祖父、我父亲、我自己的路，使你将来也会像我们那样受苦。我们决不能够避免这种病，因为公道已经混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祖父的血里有它，父亲的血里有它，我的血里有它，你的血里也会有它，而且假使我们不终止这个血统，这种病就会永远传下去，我们子孙里面决没有人能够治好它。

    祥，孩子，今天我不过给你一个失望罢了，以后轮着我给你的痛苦的时候还多着呢！我不知道你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了解我，像我如今了解我父亲那样。但是我担心我已经没有充分的时间等待了。我父亲是在我八岁的生日里失去的。今天是你的八岁的生日了。我在任何时候都会像我父亲那样地突然消灭的。所以我不能够等待，我不能等到你读懂我的文章的那一天。我现在写下这些话，我把它放在我的文件中间，希望将来我离开这人世以后你可以从我的遗物里面找到它，它会作为我的遗言，告诉你关于我的一切。将来有一天如果你为了种种的痛苦抱怨你父亲，你也会知道你父亲曾经为了同样的原因抱怨过你祖父。记住，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一个。

    现在我的话快写完了。周围是静悄悄的。你母亲和你都安静地睡在床上。你也许在梦里会看见父亲买了新皮鞋回来罢。但是你母亲，这个可怜的好女人，她太劳苦了，明天天一亮她又得忙起来。她对待我就像我母亲对待我父亲，而我折磨她也就像我父亲折磨我母亲那样。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一切做过的事又重新来做。但是，孩子，我们应该把历史改造了。

    孩子，去罢，你长大起来，你去，去把历史改造过。用你曾祖的血，用你祖父的血，用你父亲的血，用你自己的血去改造历史罢。

    1933年秋在北平。

    将军[22]

    “你滚开，今晚又碰到你！”费多·诺维科夫突然骂起来，右脚踢到墙角一只瘦黄狗的身上去。那只狗原先缩成了一团，被他一踢便尖声叫起来，马上伸长了身子，一歪一跛地往旁边一条小街跑去了，把清静的马路留给他。

    “在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行，连狗也不咬人，狗也是这么软弱的！”诺维科夫常常气愤地对那个肥胖的中国茶房说。他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在那家小咖啡店里喝酒，一直到把他身边带的钱花光了，才半昏迷地走出来。在那个咖啡店里他是很得意的。他跟那个中国茶房谈话，他什么话都谈。“这不算冷，在你们这里简直不冷。在我们那里冬天会把人的鼻子也冻掉！”他好几次得意地对那个茶房说。那个中国人永远带着笑容听他说话，在这样大的城市里似乎就只有那个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话。“你们不行，你们什么都不行！”他想到自己受过的委屈而生气的时候，就气愤地对那个中国人骂起来。

    他走出咖啡店，不过十几步光景，一股风就对着他迎面吹来，像一根针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是他马上就不觉得痛了。他摇摆着身子，强硬地说：“这不算什么，这不算什么。你们这里冬天并不冷，风也是很软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乡，风才真正厉害呢！风在空中卷起来，连人都会给它卷了去。那雪风真可怕！它会把拖着雪车的马吹得倒退。他记得从前他同将军在一起，就是那位有名的除伯次奎亲王，一个晚上，他跟着将军冒雪赶到彼得堡去，马夫在路上冻坏了，马发狂似地在风雪中乱跑，几乎要把车子撞到石壁上去，还是亏他告了奋勇去拉住了马。跟风雪战斗，跟马战斗，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胜利。后来进了旅店，将军很高兴地拍他的肩头说：“朋友，你很不错，你应该得一个十字章！”将军还跟他握手呢！后来他升做了中尉。是的，将军很高兴提拔他。他也很有希望做一个将军。但是后来世界一变，什么都完结了。将军死在战场上，他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将军完结了。从那个时候起，许多戏剧的场面接连地在他的眼前出现，变换得那么快，他好像在做梦。最后他漂流到了中国，这个什么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下来。他住了下来，就糊里糊涂地混过这几年，现在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脚跟似地，他要动弹也不能够了。

    “中国这地方就像沙漠一样，真是一个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没有一个活人！”他走在清静的马路上，看着黯淡的灯光在寒风里战抖，禁不住要想到家乡，想到家乡他禁不住要发出这样的叹息了。

    一辆黑色汽车从他后面跑过来，像蛇一般只一窜就过去了。灯光在他眼前开始打转，一圈一圈地旋转着，他好像被包围在金光里面。他不觉得奇怪，似乎头变得重一点，心却是很热的。他仿佛听见人在叫他：“将军！”他就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在这里也听惯了“将军”的称呼。起初是他自己口里说着，后来别人就开玩笑地称呼他做“将军”。那个中国茶房就一直叫他做“将军”。那个愚蠢的老实人也许真正相信他是一位将军。他的态度不就像一位将军吗？每次那个茶房称他做“将军”，他就骄傲地想：“你们这里有什么将军可以比得上我？他们都配做将军，我为什么不配？”他端起酒杯喝酒的时候，他用轻蔑的眼光把屋子里的陈设看一下，心里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真正是一位将军了。

    然而从咖啡店出来，他埋头看一下自己的身子，好像将军的官衔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骄傲马上飞走了。在咖啡店门前没有汽车或者马车等候他，只有一条长的马路伸直地躺在那里。他要回家还得走过这条马路，再转两个弯，走两条街。路不算远，可是他每晚总要在咖啡店里坐到时候很迟才走。他说是回家，但是看他的神情，他又像不愿意回家似的。对那个中国茶房他什么话都肯说，然而一提到家他就胆怯似地把嘴闭紧了。

    没有汽车、马车，没有侍从，没有府邸的将军，这算是什么将军呢？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条件不够了，就自然地想到府邸上面来。“现在将军要回府邸了。”有一回喝饱了酒他就大摇大摆地对茶房这样说了，于是挺起肚子走了出去。

    给风一吹他的脸有点凉了，脑子里突然现出了一个“家”字，好像这个字是风给他吹进来似的。于是他的眼前就现出来一个房间，一个很简陋的房间，在一个中国人开设的公寓的楼上。这是他的府邸呀。在那个房间里还住着他的妻子安娜。他自己将近五十了，安娜却比他年轻。他做中尉的时候和她结了婚。她是一个小军官的女儿，有着普通俄国女子所有的好处。她同他在一起将近二十年了，他们就没有分开过。她应当是一个很体贴的妻子。但是为什么一提到她，他就觉得不舒服，他就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知道，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她真的是我的妻子吗？”他每次走进那个弄堂，远远地看见自己的家，就要这样地问他自己。有好几回他走到后门口却不敢按电铃，踌躇了半晌才伸出了手。茶房来开了门，他就扑进里面去，困难地爬上了楼，把钥匙摸出来开了房门。房里照例是空空的，只有香粉的气味在等候他。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将军夫人晚上要赴宴会呀！”他扭燃电灯，一个人走来走去，在桌上、床上到处翻了一下，就这样自言自语。他记得很清楚，从前在彼得堡的时候，除伯次奎将军就常常让他的妻子整夜同宾客们周旋，将军自己却忙着做别的事情。“是的，做将军的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虽然他这样说，但是他的心并不是很宁静的。他自己并不相信这样的话。不过他的脑子却没有功夫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来，换句话说，他就糊里糊涂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来，还看不见安娜。她依旧没有回家，也没有人招呼他，他还得照料自己。后来安娜回来了，她料理他们的中饭，她还给他一点零钱花。

    “安鲁席卡，你真漂亮呀！”他看见妻子的粉脸，就这样说。

    “费佳，我不许你这样说，你没好心的！”她走过来含笑地让他吻了她。

    “我以后不说了。可是我看见你回来，禁不住又要说出这种话。”他像接受恩惠一般地接受了她的吻，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费佳。我知道，你这个酒鬼，总把钱送到酒上面去。”她好心地责备他。

    “不要说了，安鲁席卡，在彼得堡我们整天喝香槟呢！”他哀求似地说了，这自然是夸张的话，在彼得堡他不过偶尔喝香槟，常喝的倒是伏特加[23]。

    “在彼得堡，那是从前的事。现在我们是在中国了。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说着，渐渐地把笑容收敛起来，一个人在那张旧沙发上坐下去，眼睛望着壁上挂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她又看到了他们夫妇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见妻子不高兴了，就过去安慰她。他坐在沙发的靠手上，伸一只手去挽住她的颈项，抱歉地说：“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宽恕我。”

    她把身子紧紧地偎着他，不答话。过了一会儿她叹息说：“那些都成了捉不回来的梦景了。”

    “安鲁席卡，你又在怀念彼得堡吗？不要老是拿怀念折磨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说，他究竟热爱着他的妻子，跟从前没有两样。

    “我再不能够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关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向我要钱！”她半气愤地半带哭声地对他说了。她的肩头不停地起伏着。

    这是他听惯了的话。他知道妻子的脾气。她前一晚上在别人那里受了气，她回家就把气发泄在他的身上，但是这所谓发脾气也不过说几句责备他的话，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这也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次数愈多，他自己也就渐渐地受不住了。那羞愧，那痛苦，在他的心上愈积愈多起来。

    “安鲁席卡，你再等等罢。为了我的缘故请你再忍耐一下罢。我们以后就会有办法的。我们的生活会渐渐地变好的。”他起初拿这样的话劝她。但是后来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全是空话。

    “变好起来，恐怕永远是一场梦！在这里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我！我真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后还有多少日子？……”她开始抽泣起来。但是她还在挣扎，极力不要哭出声。

    他的心更软了，一切骄傲的思想都飞走了。只剩下一个痛苦的念头。他就问：“昨晚上那个人待你好吗？”他问这句话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里刺，那痛苦使他把牙齿咬紧了。

    “好？我就没遇见过一个好人！那个畜生喝饱了酒，那样粗暴，就给他蹂躏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给他咬伤了，”她一面说，一面揉她的左膀。她把衣服解开给他看，肩头以下不远处，有接连几排紫色的牙齿印，在白色的膀子上很清楚地现出来。

    他一生看见过不少的伤痕，甚至有许多是致命的。但是这一点轻微的伤痕却像一股强烈的火焰烧得他不敢睁大眼睛。在他的耳边响着女人的求救般的声音：“你给我想个办法罢，这种生活我实在受不下去了。”他极力忍住眼泪，然而眼泪终于打败了他，从眼眶里狂流出来。他不由自主地把脸压在她的膀子上哭了。

    这样一来妻子就不再说气话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泪，轻轻抚着他的头发，温和地说：“不要像小孩那样地哭。你看你会把我的衣服弄脏的。……我相信你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渐渐地变好的。”起初是妻子责备丈夫，现在却轮到妻子来安慰丈夫了。这一哭就结束了两个人中间的争吵。

    接着丈夫就说：“我以后绝不再喝酒了。”两个人又和好起来，讲些亲爱的话，做些事，或者夫妇一块儿出去在一个饭店里吃了饭，自然不会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个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里吃饭，由妻子讲些美国水兵的笑话，丈夫也真的带了笑容听着。他们知道消磨时间的方法。轮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时候，丈夫得了零钱，又听到嘱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里玩罢！”她永远说这样的话，就像母亲在吩咐孩子。但是她也知道她出去不到半点钟他又会到咖啡店去。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咖啡店的，他对自己说：“这一次我应该听从她的话了。”他就在家里规规矩矩地坐下来，拿出那本破旧的《圣经》摊开来读，他想从《圣经》里面得到一点安慰。这许多年来跟着他漂流了许多地方的，除了妻子以外，就只有这本书。他是相信上帝的，他也知道他在生活里失掉忍耐力的时候，他可以求上帝救他。

    于是他读了：“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24]

    又是这样的话！他不能读下去了。他想：“老是读这个有什么用呢？人子都会受这些苦，但是他要复活。我们人是不能够复活的。他们戏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脸上，鞭打我，虐待我一直到死，我死了却不能够复活，我相信上帝有什么好处？”这时候妻的带着受苦表情的粉脸便在书上现出来了。他翻过一页，却看不清楚字迹，依旧只看见她的脸。他实在不能忍受下去，就阖了书，把大衣一披，帽子一戴，往咖啡店去了。

    他走进咖啡店，那个和气的中国茶房就跟往常一样地过来招呼他，称他做“将军”，给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进肚里，就开始跟那个中国人闲谈。渐渐地他的勇气和骄傲就来了。他仿佛真正做了将军一样。

    “在我们那里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在彼得堡，将军的府邸里……”他得意地说了。但这府邸并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亲王的，他那时是个中尉。他记得很清楚，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晚上的跳舞会，他和安娜发生恋爱的那个晚上。厅堂里灯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昼，将军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宝星，圆圆脸，嘴上垂着两撇胡须。将军的相貌不是跟他现在的样子相像吗？那么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长官和同事，还有许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么漂亮。乐队在奏乐了。许多对伴侣开始跳舞。他搂着安娜小姐的腰。她年轻、美丽，她对他笑得那么可爱。同事们都在羡慕他的幸福。看，那边不是波利士吗？他在向他眨眼睛。波利士，来，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对他做手势，好像在祝贺他。他笑了，他醉了。

    “将军，再来一瓶酒罢。”中国茶房的粗鲁的声音把那些人都赶走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白色墙壁上挂了一幅彼得堡的喀桑圣母大教堂的图画，别的什么也没有。他叹了一口气说：“好，来罢，反正我醉了。”

    他闭上眼沉默了片刻，再把眼睛睁开，望着中国人给他斟满了酒杯。他望着酒，眼睛花了，杯里现出了一张少女的脸，这张脸渐渐地大起来。他仿佛又回到跳舞会里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园里阳台上去，时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阳台上可以望见躺在下面的涅瓦河的清波，月光静静地在水上流动。从厅堂里送出来醉人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他把他全量的爱都吐露给她。那个美丽的姑娘在他的怀里战抖得像一片白杨树叶，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爱和他的接吻。初恋是多么美丽啊，他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征服世界的雄图的开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丽的啊！”他不觉感动地赞叹起来。但是这一来眼前的景象就全变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个中国茶房，他带笑地问：“将军，你喝醉了？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吗？”

    音乐，月光，跳舞会，那一切全没有了。只有这个冷清清的小咖啡店，和一个愚蠢的中国茶房。“这不算冷，在你们这里简直不冷！”他还想这样强硬地说。但是另一种感觉制服了他，使他叹息地摇头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觉得人突然变老了。

    “将军，你们那里的土全是黑的吗？”那个中国茶房看见他不说话，便带了兴趣地问道。

    他含糊地应了一声，他还在记忆里去找寻那张年轻小姐的脸。

    “我见过一个你们的同乡，他常常带一个袋子到这里来，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从袋子里倒出了一些东西——你猜他的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将军？”中国茶房突然笑起来。那张肥脸笑得挤做了一堆，真难看。

    他不回答，却让那个中国人继续说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眼泪。我有一次问他那是什么，他答得很奇怪，他说：‘那是黑土，俄罗斯母亲的黑土。’他把土都带了出国！这个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习的。他不觉感动地说了：

    “俄罗斯母亲，我们全是她的儿子，我们都是这样！”他说罢就站起来，付了钱往外面走了。他的耳边响着的不是中国茶房的声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声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清静的马路上他又想起涅瓦大街来了，在大街上就立着将军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结了。

    “完结了，在一个战争里什么都毁了！”他这样地叹息起来，他仿佛看见将军全身浴着血倒在地上，又仿佛看见人们在府邸里放了火。火烧得很厉害，把他的前途也全烧光了。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睛里掉下几滴泪水来。

    “我现在明白了。……我们都是一家的人。你们看，我在这里受着怎样的践踏，受着怎样的侮辱啊！”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在向谁辩解似地说。他悔恨地想：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在这里受苦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我为什么不早回去呢？我受苦是应该的，然而我不该把安娜也毁了！”他禁不住要这样责备自己，这时候他仿佛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见了那张美丽的纯洁的脸，它不住地向他逼近，渐渐变成了安娜的现在的粉脸。“她没有一点错！全是我害她！这些苦都是我给她的！诺维科夫，你这个畜生！”他的脸突然发烧起来，头也更沉重了，他把帽子扔在地上，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边突然响起女人的哀求的声音，他就好像看见他的安娜在那个粗野的美国水兵的怀里哭了。那个水兵，红的脸，红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齿，他压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膀子，他发狂地笑，跟她告诉他的情形完全一样。男人的声音和女人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撞来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疯狂地蒙住耳朵，拼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张脸，一个女人的满是泪痕的粉脸，那张小嘴动着，说：“怜悯我，救救我罢！”

    于是什么东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觉。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几个人围住他，一个中国巡捕手里摊开一本记事册，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们都叫我做将军，诺维科夫将军……尼切渥[25]……不要让安娜知道。我会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过喝了一点酒。完全没有醉，尼切渥……”他用力断续地说了上面的话。他觉得很疲倦，想闭上眼睛。他好像看见他的安娜，她在那个美国水兵的怀里挣扎，那个畜生把身子压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张开，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转动了。他老是躺着。他说：“带我去，带我到安娜那里去！我要告诉她：我决定回去了。”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他说的全是俄国话，没有人懂得他。

    1933年秋在北平。

    沉落[26]

    “勿抗恶。”

    这是他常常用来劝我的话。他自然有名有姓，而且提起他的姓名许多人都知道。不过我以为只写一个“他”字也就够了。我并不崇拜名流，为什么一定要人知道他的大名呢？

    “你一个人不承认又有什么用？要来的事情终归要来的。来了的事情你更没有办法叫它不来。日本把东北拿走也是如此。我们还是好好地利用时间来做点自己的事情罢。”

    他常常坐在沙发上，安闲地抚弄他的小胡子，慢吞吞地这样劝我。

    他说的“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他却从不曾对我说明。我问他，他也只是支吾地回答。不过有一次他曾表示他现在所做的就是“自己的事情”，就只有这一次。

    我是一个愚蠢的青年。即使我自己不承认，至少他已经有了这种看法。因为他有两三次惋惜地对我说过，他有一个很得意的姓颜的弟子，比得上孔子的颜回，可惜很年轻就死去了。此后再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承受他的学问的人。还有一个方云先，正准备去应庚款留英考试，但是究竟差了一点儿。至于我呢，我当然差得太远。

    话虽是这么说，然而他对我还不错，他依旧时常用种种的大道理来劝我，对我谈许多话，告诉我许多事情。

    他的朋友不算少，但是很少有人到他家去。我大概是去得最勤的一个了。也常有一些青年到他家去领教，不过去了一次以后就不见再去。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我也曾想过几次，我自己也是青年，为什么我却常常去他家呢？其实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也许因为他对我好，也许因为我太好奇。

    他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比他年轻。这是第二个了。而且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许多有地位的学者教授都有年轻的太太。他的情形同他们的一样，他和太太间的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坏。我不曾看见他们吵过架，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夫妇间缺乏一种真挚的热情，彼此很客气，但是也很冷淡。虽然他当初追求他这位女学生的时候也曾激动过好一阵子，但是现在一切都平静了。他做了她的丈夫。法律上的手续一点也没有欠缺。他依旧是一位很有地位的学者和教授。

    太太喜欢跳舞，他有一个时候也喜欢跳舞，但是现在他不常去那些高等华人的跳舞厅了。太太依旧常到那个地方去。他不和她同去的时候有一位朋友陪伴她，那是有名的历史教授、官费留美生，说起来也还是他的学生，曾经听过他的课。

    “勿抗恶，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满洲国’也是这样。所谓恶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过了那个时候它就会自己消失了。你要抗恶，只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应该做点实在的事情，老是空口嚷着反抗，全没有用，而且这不是你的本分。你们年轻人太轻浮了。真是没有办法。”

    我虽然比较能够忍耐，但是也禁不住要生气了；我就不客气地反问他：“先生，你又干了什么实在的事情呢？你就不算浪费时间！”

    他倒一点不生气，半得意半嘲笑地回答道：“我？我做的事情多着呢！我在读书。我整天整夜地读书，思索！比你们都用功！”

    我相信他的话。他有着这所王府一般的住宅，而且有一间极华丽、极舒适的书斋，当然可以整天关在那里面。他的藏书的确不少，一个玻璃橱一个玻璃橱地装着，陈列在宽大的客厅和宽大的书斋里。而且每一本书的装帧都是很考究的。里面英文、日文的书不少，中文书也很多。

    “我劝你还是多多读书罢。这是很要紧的。一个人少读书是不行的。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埋头读书的人，它用不着那般空喊着打倒这打倒那的青年。我读了这么多的书，还觉得不够。你们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要收复东北，也得靠读书。”他带了点骄傲地对我这样说教。

    说到读书上来，我只好闭口了。他读过那么多的书，而我所读过的连他的藏书的十分之一也不到，其实恐怕还只有百分之一！听了他的这番读书救国的大道理，我不觉带了钦佩的眼光看他，我很奇怪他这个瘦小的身体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书。

    “要宽容，要尊重别人。没有绝对的恶。在我们中国，各种人都该尊重，他们的努力都是有用的。每个人都该守本分地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你应该好好地用功读书，不要管别的事情。你准备毕业后去应庚款考试留学英美罢！”

    我听了他的教诲，告别回来。走进公寓里，刚刚打开自己的房门，看见那个窄小低湿的房间，我忽然想起了Boxer Indemnity Student[27]这个称呼（我听见一个英国人轻蔑地这样叫过），不知怎样总觉得浑身不舒服。他竟然拿这个当作我的理想！我对他的话渐渐地起了反感。我看我的小书架，架上只有三十多本破书，而且有几本还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我怎么能够同他相比呢？我没有他那种环境。

    “环境算什么？苦学能够战胜一切，学问的宫殿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去。”他常常这样鼓励我。

    他的话说得倒漂亮。所有他说过的话都是很漂亮的。他从不去想离事实究竟远或者近。我走出他家的大门，就有点疑惑他的话；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我对他的尊敬就动摇了。

    有几次我真正下了决心说：关起门读书罢。但是我的房间和他的书斋不同。我虽然关起门，心还是照旧地跑到外面世界去。我阖上书本思索，我的思想却走得更远，而且更大胆，我差不多把他的全部道理都推翻了。我连学问的宫殿的大门也不想伸手去挨一下。

    说句老实话，我对他的尊敬一天一天不停地减少。我有好几天，不，一个多月，不到他那里去了。于是他寄来一封信。

    他的信也有一种独特的格式，不仅格式，而且连字句、思想都像是从几百年前的旧书里抄下来的。他写了许多漂亮的话，无非问我这许久为什么不到他家里去。

    为了好奇，也许还为了别的缘故，我这下午便到他那里去了。他的听差素来对我很客气，不用通报就让我大步走进去。

    院子里开着各种草花。一个葡萄架搭在中间。我一个多月不来，这里的景象也改变了。在客厅的一角他的太太正在同历史教授亲密地谈话。她打扮得很漂亮，大概新从外面回来或者正预备到外面去。

    他们不曾注意到我，我连忙把脚缩了出来。我不去打扰他们。我知道那位历史教授很崇拜她。据说历史教授曾经写了好几首英文诗献给她，有人甚至说过他们中间有着柏拉图式恋爱的关系。这都是可能的，而且很自然的。历史教授相貌漂亮，年纪轻，谈吐又讨人喜欢。这样的人同她在一起是相配的，恐怕连做丈夫的他也没有别的话可说罢。

    我走进了他的书斋。他安适地坐在小沙发上，手里拿了一卷线装书摇头摆脑地低声诵着。

    “你来了！”他放下书含笑地招呼我。

    “一个多月不见，你的学问一定大有长进。这些时候你一定读了不少的书。”

    我老实地告诉他：这一个多月里，我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三本书。这使他非常吃惊了。

    “那么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年轻人这样不知爱惜地浪费时间，真可惜！”

    一个多月不见面，现在我得到他的信来看他，他劈头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便嘲笑地反问道：

    “先生，你呢？”

    “我么？我最近买了一部很好的明人小品，”他似乎并不觉得我的话有点不恭敬，他很得意地拿起那本书，指着它对我说。“这是一部很难得的书。明朝人的文章写得真好，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态度。这部书你不可不看。”他把书递给我。

    我把书接到手翻了几页，是个袁什么的日记，我也不去管它，只是轻蔑地摇摇头，把书还给他，不说一句话。

    他瞪了我一眼，显然他看出我的态度了。他不满意我，但是他能够宽容，能够忍耐。他依旧温和地、不过带了点责备地对我说：“怎么，你们年轻人总是看不起这看不起那的，其实人家事事都比你们强。这样的好书，你们很难有机会读到。你不肯正眼看一下！这种态度不成！”

    自然我的态度同明朝人的差得很远，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能够宽容，不能够忍耐，我自己也知道。

    他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信服他的道理了，便又高兴地说：“我还买到一个宋磁花瓶，的确是宋磁，可惜你不懂。”

    他这次并不把花瓶给我看，因为他知道我不能认识它的价值。

    “年轻人应该用功啊。我们祖宗留下的宝贝真多，做子孙的要是不能够认识它们，这是多么可羞的事。所以我劝你多多地用功。学问是无止境的。年轻人除了用功读书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他很有把握地对我这样说教，同时他威严地抚弄他的小胡子。

    从前有几次我对他这种话也曾用心地听过，可是如今听起来总觉得有点不顺耳。特别在今天我不能够忍耐。明朝什么宋朝什么已经把我的脑子弄昏了。我生气起来：他为什么要把我找来这样麻烦我呢？我开始明白那些青年到他家来一次就不再来的原因了。

    “先生，你要知道我今年才二十三岁！”我忍不住这样叫了。

    “二十三岁正是用功的时候。青年时代的光阴是很可宝贵的。”他依旧谆谆地劝导我，他完全不了解我的心理。

    “那么我还用得着管明朝人写了什么书，宋朝磁器有什么价值？那只是你们这种人干的事情！”这一次我很不恭敬地说了。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的脸色立刻变了，红一块白一块；宽边眼镜下面的眼睛恶狠狠地望着我；他微微喘着气，嘴一下张开，一下又闭着，好像有话要冲出口，但是又没有能冲出来。

    看见一个宽容论者生了气，我倒暗暗地笑了。我起初打算就在这个时候走开，然而现在我倒想留在这里欣赏他的怒容。我知道一个劝人忍耐的人的怒容和明版书一样，人很难有机会见到。

    “你去罢，”他挣扎了一会儿，终于叹了一口气，对我挥手道。

    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并不移动身子。我甚至更冷静地细看他的面容。

    他的眼光渐渐地变温和了。脸上的表情也由愤怒变到了懊恼。

    “宽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罢，”我讽刺地自语道。我的眼睛仍然不放松他。

    “不用再说了。你将来总会有懊悔的日子，你会明白我的话不错。”

    我哪里有耐心去听他的话，我完全在想别的事情。我对他的尊敬这一次就完全消失了。

    “你记住我的这些话。你将来会明白。我年轻时候也是你这个样子，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错。你将来也会后悔。你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像在作最后的挣扎似地他还努力来开导我。

    我记起来了。别人告诉过我他从前的确写过文章，劝人不要相信存在的东西，劝人在恶的面前不要沉默，劝人把线装书抛到厕所里去。……还有许许多多激烈的主张，而且那个时候他完全用另一种文体写文章。别人的确对我说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不能够相信，我也不把它们放在心上，因为这跟他现在的一切差得太远，太远了。固然时间会使人改变，但是我不相信在十几年里面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跟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然而这一切如今都被他自己的话证实了。这一下巨步究竟是怎样跨过去的！这简直是一个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迹！

    我好像在猜谜般地望着他的脸。我想从它上面找出一点年轻时代的他的痕迹。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副宽边的大眼镜，一嘴的小胡子，除了得意和满足外就没有表情的鸭蛋形的脸。这些只告诉我一件事情：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这一次我觉得自己的身子突然伸长起来，比他高了许多。我从上面射下眼光去看他。我想，你自己也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你是在分析我？”他忽然注意到了我的眼光，从这眼光他知道了我的心理。他渐渐地现出了不安的样子。

    我点了点头。

    “你真奇怪。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说。

    “你没有尊敬！你没有信仰！”他加重语气地继续说。“你什么都看不起！什么都不承认！”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已经看出来我的态度引起了他的烦恼，而且使他发现一些从未到过他的脑子里的事情了。

    “你完全不像中国人，完全不像！”他略略摇着头烦躁地说。

    我看见他的得意与满足给我赶走了，我看见他带着从来不曾有过的烦恼的表情说话，我感到很大的兴趣。

    “你完全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你完全不知道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你的思想很奇怪，很奇怪。你不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吃力地说着，一对眼睛在宽边眼镜下面痛苦地转动，脸色由于兴奋变红了。他比平日有了更多的活气。但是我却注意到一个阴影慢慢地走上了他的眉尖，那本袁什么的书无力地落在地上，离痰盂很近，他却不曾注意到。

    “那么你愿意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么？”我挑战般地问他道。我相信他要是知道我这时的思想，他的惊奇和痛苦还会比现在的更大。

    “不，不！”他猛省地对我挥手说，他甚至带了哀求的眼光看我。他绝望地躺在沙发上面，显得十分瘦小无力。

    “这个人究竟还有点心肝，”我这样想着，就站起来。不再麻烦他了。

    我走到门口正遇见他的太太挽着历史教授的膀子有说有笑地走出去，门前停着一辆汽车，两个人进了里面就让汽车开走了。

    我站在门前，不觉又想到书斋里面的他，我自己也很奇怪，今天居然跟他谈了这样的一番话。

    以后的好几天里面我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他。但是报纸上刊出了他和他的太太的名字。他在一个大学里面演讲莎士比亚的悲剧。过了两天他又在另一个大学里演讲公安、竟陵派小品文的价值。

    关于他的太太的消息更多。譬如她在一个慈善的游艺会里演奏钢琴，或者某要人在什么花园大宴外宾请她担任招待，或者外国某著名文学家来游览，她陪他参观了什么古迹。

    从这些消息我便想起这一对夫妇的生活来。这不能不说是很有趣味的事。但是我又想：他不是说过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么？我何必去管他们的闲事。

    我依旧把他的劝告抛在厕所里。我整天整夜地浪费时间，不守本分地去做那些非“自己的事情”。

    一天上午我在英文报上读到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 Student放洋的消息。晚上我走过一家戏园，无意间遇见了他和他的太太。他们正从汽车里出来。戏园门口挂着大块的戏牌，上面写着李香匀的《得意缘》，我知道他又在陪他的太太听戏了。

    他先唤我的名字。我只得站住了，跟他打招呼。

    “你知道云先今天放洋么？云先平日很用功，所以有这个报酬。你将来也可以去试试看，”他温和地对我说，很高兴，因为方云先是他的一个得意学生，毕业以后还常同他来往。我在他那里见过方云先，是一个和他同一种类型的人。

    我看见他温和地对我说话，好像完全忘记了那一天的事情，我也打算客气地同他敷衍一下。我招呼了他的太太。恰好这时候历史教授来了，把她拥进了戏园。他却站在门口等我的答话。

    “你这几天读了些什么书？还是像从前那样地浪费时间吗？”他依旧温和地问我。

    我刚要开口，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把我抓住了，我分辨不出是怜悯还是憎厌。我完全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我粗鲁地回答道：“你知道中国人民还要担负庚子赔款多少年？我这几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他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略一迟疑就转身往里面走了。这句话大概很重地伤害了他。

    事后我也不去找他。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寄来了一封信，这封短短的信跟他从前的信不同，里面似乎有他自己的感情，而且带了点忧郁、伤感的调子。他希望我有时候去看看他，不要跟他疏远。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走过他的住宅门前，便进去了。

    这天他没有课。他穿了件晨衣躺在书斋里小沙发上，手中拿了一本英文小书，无精打采地读着。

    “你来了，很好。”他的嘴唇上露出了疲倦的微笑，把书翻过来放在沙发靠手上。我一眼就看见那是英译本的《契诃夫短篇集》。

    他看见我的眼光落在书上，便解释道：“这几天我专门在读契诃夫的小说。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是有价值的作品，你也可以找来读读。”

    我坐下来，正要开口，一种莫名的憎恨突然把我抓住了。我带了点恶意地向他挑战说：“你喜欢契诃夫，你知道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很像你罢。”

    他不自觉地点了点头。但是他又猛省地摇着头说：“不，不！”他用了惊疑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揭发了他的什么不愉快的秘密。

    “那么连你也不愿意做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吗？”我这样追逼地问道。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整天躲在房间里，谈着几百年前的事情怎样怎样，相信着一切存在的东西，愿意听凭命运摆布，不肯去改变生活……这不是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吗？”

    他没有话回答了。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把眼光埋下去，好像故意在躲避我的注意。过了半晌他才抬起头，用一种无力的绝望的眼光看我，口里呻吟般地说：你也许有理。我是完结了。我们这种人是完结了。’

    撇开了宋磁花瓶，撇开了袁什么的日记，撇开了公安、竞陵派的小品文，撇开了明朝文人的生活态度，撇开了他念念不忘的“庚子赔款”，他这一次终于说了真话，他自己承认他是完结了。一种严肃而带悲痛的感觉抓住我。我仿佛就站在一副刚闭殓的棺材前面。

    “我看不见，看不见，在这个书斋里我什么都看不见。啊……”他诚恳地小声说，他说话很费力，好像在跟什么东西挣扎。他无力地举起右手指着那些精美的书橱说：“都是它们！我只看见这些！我只知道……我只看见过去，我的周围都是过去。……都是死的，都说着死人的话，我也重复说着……”他说下去，声音更像哀号，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看见从他的眼角淌下了泪珠，泪珠在他的脸颊上爬着，他并不去揩它们！这是我看见他第一次流泪，我的心软了。

    “那么你不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吗？”我同情地问道。我想，他既然知道他的错误，当然比较容易地改正它。

    “改变生活？你说得这么容易！”他痛苦地说。“我是生根在这种环境里面了。我是完结了。我只能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一天，一天，我是愈陷愈深地沉下去了。沉下去，就不能够——”

    他忽然闭了嘴，仿佛一阵悲痛堵塞了他的咽喉。他开始微弱地喘息，眼睛里带着绝望无助的表情。眼泪接连地沿着面颊流下来，爬进了他的时张时阖的嘴，给他吞下去了。

    房间里是一阵沉寂。院子里也没有一点声音。这样的沉寂真可怕。好像一切的运动已经停止，这个世界已陷入静止的状态，它的末日就快来了。

    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喘息声直往我的心上扑过来，仿佛这个世界里就只有他的喘息，一个绝望的人的无力的喘息，这是多么可怕！空气变得非常沉重，一刻一刻地压下来，逼近来，我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了。我连自己的心跳也听得见，这个房间就像一座古墓。我想他每天每天埋在这里面，听着自己的心跳，读着那些死了的腐儒的著作，怎么还能够保持着活人的气息呢？这时候我对他的将来不能够再有丝毫的疑惑了。一个坚定的、命令般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着：他是完结了，无可挽救地完结了。

    他不能够说话。我也不作声，我知道话是没有用的了。我很想走，但是我并不移动身子，我仿佛在等候一个惨痛的灾祸的到来。

    不到一会儿功夫，忽然空气震动起来。汽车的喇叭打破了这种难堪的沉寂。我们在房里听得清楚，汽车开到大门口就停止了。我知道他的太太回来了。但是他依旧无力地躺在沙发上，好像没有听见车声一般。

    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他的太太穿着一九三三年的新装，满面春风地走进房来，后面跟着那位有名的历史教授。

    他看见太太进来，他的脸色马上就改变了，接着举动也改变了。他带着笑脸去应酬她。她是一个交际明星，对丈夫也会用交际手腕，不消几句话她就把他弄得服服帖帖，而且有说有笑了。我没有功夫看这种把戏，就趁这个机会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想到他，仿佛看见他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沉下去，沉下去——于是沉到深渊底看不见了。我只记住他的一句话：“我是完结了。”

    我也不再去找他，因为在我的脑子里他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相信以后除了他的死讯外，我不会再在报纸上或者别的地方看见他的消息。

    然而使我非常惊奇的是，过了几天报纸上就刊出他在某大学讲演明朝文人生活态度的消息。接着又看见他写了大捧袁什么的文章。两个多月以后他标点的袁什么的著作出版的广告又在报上登出了。又过了半年的光景，我就听见人说他做了某某部的一个领干薪的委员。这某某部也许就是教育部，不过我没有听清楚。这样看来他大概努力在往上浮，往上浮。但是实际上他却越发沉下去，沉下去了。

    他的太太的消息报纸上刊得更多。画报上也常常印出她的照片，下面还附了一些按语。最后一个消息是她跟她的丈夫离婚，同那个有名的历史教授结伴到美国游历去了。这一年正是历史教授在大学里的休假期，他要到哈佛大学去主讲中国史学。

    我知道这件事会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也不去管他，我早把他当作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然而又一件使我惊奇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太太赴美后不到九个星期，他就寄了一张和某女士结婚的通知来；更奇怪的是不到一年报纸上就刊出了他的死讯。事情竟然变化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报纸上刊载了不少哀悼他的文章，好些刊物为他出了特辑，印着他的种种照片。从那些文章看来，似乎所有识字的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大家一致地说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大损失。连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也像写哀启一般地为他写了传记。

    但是我，我虽然也为他的死叹了一口气，我却不曾感到些微的损失。并且我倒为自己庆幸，那“勿抗恶”的声音是跟着他永远地死去了。

    1934年秋在上海。

    化雪的日子[28]

    初春的微风吹拂着我的乱发，山脚下雪开始融化了。

    化雪的日子是很冷的。但是好几天不曾露脸的太阳在天空出现了。我披上大衣沐着阳光走下山去。

    寂静的山路上少有行人。虽然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坡，离城市又近，但是平日上山的人并不多。住在山上的人似乎都少有亲友。他们除了早晨下山去买点饮食杂物外，便不大跟山下的人往来。山居是非常清闲的。

    我因为神经衰弱，受不了城市的喧嚣，两个月前便搬到山上来。在这里生活很有秩序。一天除了按照规定的时间吃饭睡觉外，不做什么事情。我喜欢一个人在山路上散步，但是有时候我也喜欢下山去找朋友谈闲话。在这没有一点波涛的安静的山居中，我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

    身体一好，精神也跟着好起来。心里很高兴。我觉得心里充满了爱：我爱太阳，爱雪，爱风，爱山，我爱着一切。

    充满了这种爱，我披上大衣踏着雪沐着阳光走下山去。

    山路上积着雪，还没有融化，不过有了好些黑的脚印。我愈往下走，看见脚印连起来，成了一堆一堆的泥淖。我爱听皮鞋踏在雪上的声音，总择了雪积得最厚的地方走。沐着阳光，迎着微风，我觉得一个温暖的春天向着我走来了。

    我走了一半的路程，刚刚在一所别墅门前转了弯，便看见一个中国女人迎面走来。我一眼就认识她，站住叫了一声“景芳”。我知道她是上山来找我的。

    景芳正埋着头走路，听见我的声音，抬起头，答应一声，急急跑过来。

    她跑得气咻咻的，脸上发红。她一把抓住我苦恼地说：“我实在受不下去了。”

    我看她这样子，听她这口气，我不用问便知道她又跟她丈夫吵架了。我想我又得花费半天功夫去劝她。

    “好，到我家里去坐坐罢，”我微微皱着眉头对她说。我陪她往上山的路走去。

    她跟着我走。在路上她不开口了，我看见她依旧红着脸，嘟起嘴在生气，时时把皮鞋往雪上踢，仿佛肚里有很多怨气不曾吐出来。这一次他们一定吵得很厉害。我心里想：他们夫妇像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我也看得出来，他们吵架的次数愈多，两个人中间的裂痕也就愈大了。

    他们的吵架跟平常夫妇间的吵架是不同的。在他们中间从不曾发生过打骂的事情，最常有的是故意板起面孔或者一个人生自己的气给对方看，使对方受不住。有时候他们也针锋相对地辩论几句，但是其中的一个马上就跑开了，使这场争吵无法继续下去。

    这样的事情我看得多了。每次，妻子和丈夫都先后到我这里来诉苦。我照例跟他们谈很久，等他们气平了才送出去。但是我始终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事情吵架。据我看来，他们好像是无缘无故地吵着玩。

    说他们是一对爱吵架的夫妇罢，可是两个人的脾气都不坏，都是有教养而且性情温和的人。就拿每次的吵架来说，起初每人对我说几句诉苦的话，以后就渐渐地归咎到自己，怪自己的脾气不好，不能够体谅对方。女的说这种话的时候常常眼里含了泪，男的却带着一副阴郁的面容。有时他们吵了架以后在我这里遇见了，丈夫便温柔地伴着妻子回去。

    他们吵架的次数渐渐地多起来，就如同做过的事情又来重做。表面上总不外乎那一套把戏。但是它却把我的脑子弄得糊涂了。我想在这简单中一定隐藏着复杂。事情决非偶然发生，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我想把原因探究出来。

    我曾研究过他们两人的性情，但是我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女的似乎热情些，男的似乎更冷静。女的活泼些，男的却比较严肃。不过这也只是表面的观察。

    我同这对夫妇的交情不算深，因为认识的时间还不久。但是因为同住在外国，又在乡间，环境使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不过对于他们的过去生活我依旧不很清楚。我只知道他是中等官僚的儿子，夫妇两人都是大学生。他们是由自由恋爱而结合的，那是三年前的事情。可是到现在他们还没有一个小孩。

    据我看来在他们中间并没有什么障碍。他们应该过得很好。感情好。经济情形好。两个人都在读书：男的研究教育，女的研究文学，这也不会引起什么冲突。

    我始终找不出他们夫妇吵架的真正原因。这一次也找不到一点线索。她的嘴老是闭着。嘴上愤怒的表情却渐渐地淡起来。她走到我家时，她的怒气已经平静下去了。

    “什么事情？是不是又吵了架？”我让她进了屋，脱下大衣，把她的和我自己的大衣都挂在衣架上，一面不在意地问她道。

    她点点头，颓丧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摸她的头发，呆呆地望着墙上的一幅画。

    “为着什么事情？”我坐在她对面，看见她不说话，便又追问了一句，我注视着她的脸，不让她逃避。

    “什么事情？”她微微笑了，她显然是拿微笑来掩饰心中的忧郁。她看我一眼，又把眼睛抬上去，做梦般地看墙上的那幅画。头靠在沙发背上，两手托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下去：“老实说，没有什么事情。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我想我们这样住下去是不行的。……我们也许应该分开。”

    “分开”，我听到这两个字心里吃一惊。我暗中观察她的态度。她是在正经地说话，带着忧愁的神气，却没有一点愤怒。我想她这句话决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她至少把“分开”的事情先思索了一番。

    “分开”的确是一个解决争吵的办法。但是到了提出“分开”的问题的地步，事情一定是很严重的了。我心里发愁，老实说，我很不愿意让这一对年轻夫妇分开，虽然我也不愿意看见他们常常吵架。

    “分开？”我微微把眉头一皱，连忙陪笑说，“不要扯得太远了。夫妇间小小的争吵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大家让步，就容易和平解决。我看你们应该是一对很合理想的夫妇。”

    “我原也是这样想，”她低声叹了一口气，惋惜地说了这句话。歇了片刻才接着说下去：“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我们中间有一种障碍。”

    “障碍？什么障碍呢？”我惊讶地问道。我仿佛发见了一件新奇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她绝望地回答。“这是无形的，我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总觉得……”她闭了嘴慢慢地咬着嘴唇皮。我看出来那似乎是浅淡而实在是深切的苦恼像黑云一般笼罩了她的美丽的脸庞。尤其是那一对眼睛，里面荡漾着波涛，我触到那眼光，我的心也开始沉下去了。

    “兹生，你一定给我想个办法。我没有勇气再跟他一起住下去了，”她求助般地对我说。

    我陷在十分困难的境地中了。我这时候很同情她，很愿意帮助她，但我又是她丈夫伯和的朋友，而且我实在看不出他们应该分开的理由。那么我应该为她想个什么样的办法呢？我又不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

    “我问你究竟还爱不爱他？”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句话，我这时候只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和好起来。

    “我爱他，”她略略停顿一下便肯定地回答道。我看她的脸，她脸上开始发亮了。我明白她的确说了真话。

    这个回答颇使我高兴。我以为问题不难解决了。我直截了当地说：

    “那么你还说什么分开的话？你既然爱他，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可是他——”她迟疑地说了这三个字。

    “他，难道伯和不爱你！不，我想他不会！他又没有别的女朋友，”我带着确信地说。我看见话题愈逼愈近，很想趁这个机会给她解说明白，也许可以从此解决了他们夫妇的争端。

    “我不知道。他从前很爱我。现在他不像从前那样了。有时热，有时又冷淡。他常常无缘无故地做冷面孔给我看。譬如今天早晨我兴致很好地要他一起上山来看你，他不理我，却无缘无故地跟我生气。从前我只要一开口，他就会照我的意思做。现在他常常半天不理我，只顾读他的书，或者一个人跑出去，很晚才回家来。他这种态度我受不了。……也许这要怪我脾气不好，我不能够体谅他。我也知道。可是……”她说话时声音很平静，这表示她的脑子很清楚，并不曾被感情完全蒙蔽。但是忧虑使她的声音带了一点点颤动，方才在她的脸上出现过一次的亮光已经灭了。她的眼睛里包了一汪泪。我细看她的神情，的确她怨她自己甚于怨她的丈夫。

    我的心越发软下来了。我想伯和不应该这样地折磨她。他为了什么缘故一定要使她如此受苦呢？说他不爱她罢，但是从一些小的动作上看来，他依旧十分关心她，爱护她。说他别有所爱罢，但是他并没有亲密的女朋友。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动。那么是什么东西站在他们的中间，阻止他爱她呢？她所说的无形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我很想知道这个，然而我却不能够知道。至少从她这里我是无法知道的。我只得拿普通的道理来劝她：

    “景芳，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认真。我想你一定对伯和有误会。伯和决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夫妇间吵架，不过是争一时的闲气。我担保过一会儿你们就会和好起来。”

    “兹生，你不知道当初他对我多么好，真是好得很。体贴，爱护，敬重，无微不至。所以为了爱他，我甘愿离开我的家庭，跟着他远渡重洋。可是现在……我知道我在他的心上已经占不到重要位置了。”她惋惜地说下去。她完全不注意我的话。我也明白我的道理太平凡了。这样的话我对她说过好几遍，说了跟没有说一样。

    “兹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往事真不堪回首。”她渐渐地激动起来，仿佛感情在鼓动她，她无法抑制了。她的话里带着哭声，同时她拿了手帕在揩那正从她的眼角落下来的泪珠。

    我的困窘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我找不出话安慰她。但是看见她默默地抽泣的样子，就仿佛也有悲哀来搅乱我自己的心。壁炉里火燃得正旺，不断地射出红蓝色的光。窗帷拉开在旁边，让金色的阳光从玻璃窗斜射进来，照亮了我面前的书桌。我的上半身正在阳光里。房里很温暖，很舒适。然而我的心却感觉不到这些。我只希望伯和马上就到这里，把我从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地里救出来。我知道这个希望很有成为事实的可能。

    不久伯和的颀长的影子就在我的窗前出现了。他走得很慢，脚步似乎很沉重。两三天不见面，这个人显得更阴郁了。

    他进了房间，照例脱了大衣，招呼我一下，不说别的话，便走到他妻子面前。她依旧坐在沙发上，埋着头用手帕遮住眼睛。她知道他来，也不理他。

    他在沙发的靠手上坐下，爱抚地摩她的肩头，低声在她耳边说：“景芳，回去罢。”她不答应。他接连说了三次，声音更温和。她含糊地应了一声。

    “我们回去罢。不要在这里打扰兹生了。这一次又是我不好。”他站起来轻轻地拉她的膀子，一面埋下头在她的耳边说话。

    我明白我留在房里对他们不方便，就借故溜出去了，并不惊动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房里说了些什么话。等我回到房间里的时候，他正挽着她准备走了。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又是一个照例的喜剧的结局。

    我祝福他们，把他们送走了。心里想，在这次的和解以后，他们夫妇总可以过五天安静的日子罢。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伯和一个人忽然跑到我这里来。时间不早了。外面吹着风。院子里墙边还堆着未融化的雪。我刚刚读完了一部传记，为书中的情节和文笔所感动，非常兴奋，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对着灯光空想些不能实现的事情。门铃忽然响了。我已经听见了伯和的脚步声。我不安地想，大概在他们夫妇中间又发生了争端。我去给他开了门。

    他的一张脸冻得通红。他脱下大衣，便跑到壁炉前面，不住地搓着手躬着身子去烤火。我默默地看他的脸，壁炉里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使他显得更为阴森可怕，比风暴快来时候的天空还要可怕。

    我的不安不断地在增加。我很想马上知道他的脸所暗示的风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又担心这风暴会来得太可怕，我会受不住。因此我便闭上嘴等待着，虽然这等待的痛苦也很令人难堪。

    他转身在房里走了两步，忽然猛扑似地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左膀，烦躁地说：“兹生，你帮助我！”

    我惊愕地望着他，他的一对眼睛圆圆地睁着，从脸上突出来，仿佛要打进我的眼里似的。是那么苦恼的眼光！我被它看得浑身起了颤栗。

    “什么事情？告诉我，”我吃惊地问。在窗外风接连敲着窗户。寂静的院子里时时起了轻微的声音，仿佛有人走路，仿佛有人咳嗽。

    “兹生，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你说，你说应该怎么办？我对景芳……”他放松了我的左膀，绞着自己的手指，直立在我面前。

    提起景芳，我马上想到了那个穿青色衫子腰间束红带的面孔圆圆的女人，我想到了这一天她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的那些话。我的心软下来了。同情抓住了我。我温和地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坐下罢。我们慢慢地说。”我替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我对面离壁炉不远处，让他坐下来。我们对面坐着，我不等他开口便先说道：“伯和，你不应该这样折磨景芳。她至今还爱你。你为什么老是跟她吵架？你就让她一点儿也是应该的。况且她的脾气并不坏。”我的态度和声音都是非常诚恳的。我想这番话一定会使他感动。

    他不住地霎眼，动嘴，但是他等到我说完了才摇摇头绝望地说：“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形。”

    “那么是谁的错？难道还是她的错？”我看见他不肯接受我的意见，一句话就拒绝了它，因此不高兴地说了上面的类似质问的话。

    我的话一定使他很难堪，他的脸色马上变得更难看了。过了一会儿他才痛苦地回答道：

    “那自然是我的错，我也承认。她没有一点错。”这答语虽然是我意料不到的，但是我却高兴听它。我想抓住这一点，我就可以解决他们的争端了。我便追问下去：

    “你究竟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你既然知道自己错了，难道就不可以从此改过来？”

    他并没有感激和欣悦的表情，他只是绝望地摇着头，困恼地说：“你还是不了解。”

    这句话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我简直猜不透他的心思。窗外风依旧低声叫唤。炉火燃得正旺，可怕的火光映红了我们两人的脸。他的脸像一个解不透的谜摆在我眼前。“我现在尝到爱的苦味了，”他自言自语地叹息说。他埋下头，两手蒙住脸，过了一会儿才再抬起头来。我知道他是默默地在让痛苦蚕食他的心；我知道他的痛苦是大于我所想象的。因此我也不能够用隔膜的语言去探询他了。

    “兹生，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他开始申诉般地说。“我的确爱过景芳，到现在还爱她。我也知道她还在爱我。然而——”他停了停，沉思般地过了片刻，这时候他把一只手压在额上。我也注意他的前额。我看见他额上已经挂满汗珠了。

    “然而我不愿意再爱她了，”他突然放下手急转直下地说，态度是很坚决的，仿佛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爱是很痛苦的。从前她也曾使我快乐，使我勇敢。然而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那爱抚，那琐碎的生活我不能够忍受。你知道我的思想变了……”

    我只顾惶惑地望着他，他说的我全不知道。我不了解，但是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

    “我有了新的信仰，我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地过日子。我要走一条跟从前的相反的新路，所以我要毁弃从前的生活。”

    他像朗诵一般说着这些话，可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他继续说下去：

    “然而她却不能够往前走了。她不赞成我的主张。她要过从前的生活。这也许不是她的错。……然而她却使我也留恋从前的生活。她爱我，她却不了解我的思想，她甚至反对它。现在是她使我苦恼，使我迟疑了。”

    他叹了一口气。我注意到他说起“她”字时依旧带着爱抚的调子。他虽然说了这些对她不满的话，但是他这时候明明还爱她。这件事情更奇怪了。

    “要是她不爱我罢，那倒好办了。然而……我说要抛弃现在有的一切，我要回国，我还要……然而你想她能够忍受吗？她能够让我做吗？‘离开她罢！离开她罢！’仿佛有一个声音天天在我耳边这样说，然而——”

    他的这几个“然而”把我弄得更糊涂了。但是我望着他那张被深的苦恼笼罩着的脸，听着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来的奇怪的话，我渐渐地对他抱了同情。同时那个女人的面影却渐渐地淡了下去。

    “我天天下了决心，我天天又毁了这个决心，都是为了她！为了爱她！使我长久陷在这种矛盾的生活里。我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我起了抛弃她的念头。然而我没有胆量。永远是为了爱她，我跟她吵过架，然而过了一会儿我又不能自持地求她原谅了。爱把我的心抓得这样紧！”

    他不甘心地吐了一口气，伸手在胸膛上胡乱抓了一把，好像要把爱从那里面抓出来一样。

    “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我想只有让她离开我。于是我故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常常无缘无故地跟她争吵，这只是为了使她渐渐地对我失望，对我冷淡，使她不再爱我，使她恨我……”

    他突然闭上嘴，现出呼吸困难的样子，把一张脸摆在我眼前，他的脸越发黑了，在那上面我看不见一线的希望。只有在那双眼睛里燃烧着一种可怕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明白了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看穿了那个谜，但是反倒使我陷在更困难的境地里了。

    “我用了这个办法，我折磨我自己，我折磨她。我残酷地吞食了她的痛苦。我全明白。她全不知道。然而这也没有用，只给我带来更多的痛苦。她依旧爱我。她从不会起分开的念头。所以我到底失败了。每一次吵架以后我总要安慰她。她使我变得这样懦弱！我简直无法跟她分开！”

    他的绝望的呼号在房里微弱地抖动着，没有别的声音来搅乱它。在外面风歇一阵又猛烈地刮一阵。房里渐渐地凉起来。我走到壁炉前加了些柴和炭进炉里。我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老是想着为什么他一定要跟她分开。

    “然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须跟她分开，使她去爱别人。然而我又不能够。兹生，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我不能够装假了。我想不到爱会使我这样地受苦。我不要爱！我不要爱！……”

    他绝望地抓他的胸膛，好像他已经用尽一切的方法了。他不等我回答就站起来，走到那张大沙发跟前，坐下去，把脸压在沙发的靠手上。

    房里静得可怕。外面的风倒小了。柴在壁炉里发出叫声。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我的心被痛苦和恐怖纠缠着，这一晚的安宁全给伯和毁掉了。但是我不怨他，反而因为他的苦恼我也觉得苦恼了，虽然我并不了解为什么爱一个女人却不得不引起她的恨。

    “伯和，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一定要断绝她的爱，一定要跟她分开？你们就不可以再像从前那样和好地过日子吗？你应该仔细地想一下！”我终于掉转身子对他温和地劝道。

    他一翻身站起来，眼睛非常干燥。他争辩地说：“这不行！这不行！我要回国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再留在这里过这种矛盾的生活！……”他绞着手踱了几步，突然跑过来，抓起我的膀子，激动地说：“兹生，我告诉你：我们打掉了一个孩子。现在是第二个了。她不肯。这一次她一定不肯。你想我应该怎么办？”他的眼光逼着我，要我给他一个回答。

    这番话来得很突然，很可怕，我从前完全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却更同情景芳而更不了解他了。我甚至觉得他的举动太不近人情，我便带了点气愤地说：“她的意思是对的。这是她的权利，你不能够强迫她。”

    “然而这也不是我的错。我们都是牺牲者，”他并不因为我的话生气，他只是这样辩解道，他的声音渐渐温和，不像先前那样地激动了。“我自己也是很痛苦的，我的痛苦比她的一定还要厉害。兹生，我希望你了解我，我并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我也是不得已的。你看我挣扎得多么痛苦！我简直找不到一个人来听我诉苦！只有你！景芳完全不了解我。我不能够对她说明白。”他最后叹了一口气自语说：“我现在尝够了爱的苦味了。”他把身子伸直起来默默地站在我面前，好像要使我看明白这个颀长的身子里装了多大的痛苦。

    听见他这些话，我越发莫名其妙了。我也是一个遇事不能决断的人，一个懦弱的人。我时而同情景芳，时而同情伯和。我很早就想找一个办法来解决他们夫妇的争端，可是如今伯和怀着这么痛苦的心来求助于我，我却毫无办法了。我只是困恼地在我的枯窘的思想中找出路。

    “兹生，我问你，你老实说：你喜欢景芳吗？”他默默地踱了一阵，忽然带着一种异样的表情，走到我身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了上面的话。

    我茫然地点着头。我的确喜欢景芳，而且自从他给了她这许多苦恼以后我更同情她了。我看见他的眼睛忽然亮起来，他脸上的黑云也有些开展了。我的点头会使他这样地满意，我想不到。但是一瞬间一个思想针一般地刺进我的脑子。我恍然地明白他的心思了。我像受了侮辱般地跳起来，气愤地责备说：“你会有这种思想！真是岂有此理！”我对着他的脸把话吐过去。

    他退了两步，忧郁地微笑了。他分辩道：“你为什么要生气？我是出于真心。我并不是疑惑你。”

    “你去掉这种古怪思想罢。我劝你还是回家去同景芳好好地过日子，不要自寻烦恼了！”我压下怒气最后劝他道，我疑心他要发狂了。

    这一下又使他突然沉下脸来。他颓丧地落在沙发里埋下头坐了半晌。于是他站起来，失望地说：“我走了，”便拿起大衣披在身上开门走了。

    我没有留他，默默地跟着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他把门一拉开，一股冷风吹入，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我耳里只听见风声。我想挽留他，但是他赌气走了。

    我心里很难受，觉得不该这样对待他。我知道他是怀了绝大的痛苦来求助于我，我却给他添了更多的痛苦把他遣走了。

    我懊恼地走回到沙发前面，坐下去，无意间抬起头，看见了墙上那幅题作《母与子》的名画，就是景芳今天常常看的那幅，画上一个贵妇人怀里抱了一个两岁多的男孩。这又使我想到景芳的生活，使我越发同情她，使我为她的处境感到苦恼。但是一想到伯和的那个古怪的念头，我马上又把景芳的影像赶出我的脑子去了。

    这个晚上我没有睡好觉，而且做了奇怪的梦。第二天我很迟才起来，觉得头昏。我勉强支持着下山去看伯和夫妇。

    天气很好，温和的太阳照着山路，雪除了几处冻在树脚和墙边的以外都化尽了。路是干燥的。我扶着手杖慢慢地走着。下了山到了伯和夫妇的家。

    伯和病在床上，景芳在旁边照料他。他们露出比往日更亲密的样子。

    伯和的病很轻，景芳说是因为他昨晚在外面喝醉酒，冒着风到处跑了半夜而起的。她似乎不知道他曾清醒地到过我家谈了那许多话。他一定不曾告诉她。现在躺在病床上他更容易哄骗她了。其实不仅是她，便是我，看见他对待她的神情，我也疑心他昨夜是不是到我家去过。

    我自然为他们夫妇的和好感到欣慰。我在他们家里停留片刻。他绝口不提昨晚的事情，一直到我告辞的时候，我还看见他的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我回到家里，仔细地想着这一对夫妇间的种种事情。我想解决那个谜，但是愈想下去愈使我糊涂。我的头在痛了。

    我的神经受到这些刺激以后身体又坏下去。我在家里躺了十几天不能够出门。等我病好拄着手杖下山的时候，已经是晴朗的仲春天气了。

    伯和夫妇并不曾来看过我的病。在我的病快好的时候我接到他们两个署名的一封信，是从马赛寄发的，说他们已经买了船票，就要动身回国了。

    以后我就没有得过他们一封信，我不知道他们在国内干些什么事情。只是在我感到寂寞而无法排遣的时候，我还常常想起这对年轻的夫妇，还诚心地祝福他们。

    四年以后的夏天，我在法国南部海边的一个城里过暑假。

    我常常到海边去洗澡，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在这里只有几个中国人。因此我有一天在沙滩上碰见的一对带着一个男孩的中国夫妇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对夫妇刚从水里出来，还穿着浴衣，女的手里牵着孩子，走到一把伞下面躺下了。她在跟孩子讲话。我看见那个女人的身材和相貌很像我的一个熟朋友，连声音也像是熟人的声音。我好奇地走过去看她。她正无意地掉过头来，我看清楚了她的面庞，不觉惊喜地叫道：“景芳！”

    那个女人连忙跳起来，跑到我身边，高兴地叫着：“兹生！原来是你，想不到你还在这里！”她含笑地紧紧捏住我的手。

    她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人更健壮些，活泼些，快乐些。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不给我一个信？那是你们的孩子吗？”我快活地望着她的健康色的脸接连地问道。我又指着那个男孩，他正向我们跑来。

    “两个多月了。来这里不过几天。让我带宝宝来看你。”她回转身去接了他来，要他招呼我，给我行礼，这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很像他的父亲，尤其是一张嘴和一对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肩头，说了两句话，想起他的父亲来，很奇怪，伯和为什么不过来招呼我，却躲在伞下面睡觉，便说：“我们看伯和去！”

    她不说什么，陪着我走到伞旁边。那个男子马上站起来迎接我们。一个完全陌生的面孔。我痴痴地站在他面前，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这是我的丈夫，”景芳在旁边介绍说，她还说出了那个人的姓名，可是我却没有心思听了。

    我说了几句应酬话，就告辞走了。我要求景芳陪我走几步，她没有拒绝。在路上我问她伯和的消息，她说不知道。她不肯说一句关于伯和的话。我问她伯和是不是还在这个世界上，她也说不知道。但是我暗暗地注意她的脸部表情，我知道她这时心里很痛苦，我也不再追问，就跟她分别了。

    那个男子是年轻的，温和的，健壮的，颀长的。景芳同他在一起大概过得很幸福。我想，不管伯和是活着或者已经死亡，假若他能够知道景芳现在的生活情形，他一定很放心，而且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1934年秋在上海。

    长生塔[29]

    “从前有一个皇帝……”

    父亲总是这样地开始讲故事。

    “皇帝，你总是说皇帝，皇帝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有时候我忍不住要这样问他，因为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皇帝……就是那个整天坐在宫殿里头戴皇冠的怪物！”

    父亲费力想了一会儿，才这样回答我，于是他继续讲起故事来。

    这时候我们的船停在岸边一棵树下，父亲坐在船头安闲地抽烟；我躺在船上，眼睛望着放射霞光的西边天空。一些远山若隐若现地挂在天边，仿佛是几片出色的云彩。几只渔船正张着帆回来，从这里看去，好像几只小船的模型摆在水上一样。浪轻轻地敲着岸，发出单调的声音。

    “从前有一个皇帝，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他的大臣都佩服他，他统治着很大的地方……”

    “那么皇帝都是很能干的吗？”

    我打岔地问他，因为故事里的皇帝总是很能干、很了不起的人物。

    “蠢孩子！那是人们编出来的故事啊，”父亲答道，他又继续说下去。

    ——伟大的皇上啊！万能的皇上啊！臣子们都这样欢呼。这些欢呼声送进皇帝的宫殿里。皇帝高兴地摸着他的胡子微笑了。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许多崇拜皇帝的臣子常常跪在皇宫外面谄谀地欢呼。他们的忠心使皇帝高兴。皇帝把他们全封了官。他们感激地谢了恩，快活地回到家里，以后更忠心地到皇帝那里去欢呼。皇帝很喜欢他们。

    “这样，在这个国家里官就突然多起来了，真是多了许多。皇帝也很高兴，因为官多就表示忠心的臣子多，也就表示这个国家更太平了。这许多忠心的臣子整天包围皇帝，忠心地侍奉皇帝。”

    这时候霞光已经消失，天空成了一片浅灰色。天边还有一点亮。景色渐渐模糊。波浪声比先前响一点，拴在树干上的船微微摆动。我掉头去看父亲的脸，在父亲的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一层淡淡的夜色罩住他的脸。烟头快燃完了，他把它丢进水里去。他的声音也是很平淡的，这个故事好像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因此我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怀疑起来了。倘使父亲不继续说下去，我就会忘掉了那一切的人物。什么皇帝，什么官，什么臣子，都会消失了。

    “这位伟大的皇帝住在宫殿里。过着最好的生活，什么也不缺少。各地方的好东西都运到宫里来，各地方的漂亮女人都送来给他作妃子。为了修造更多、更好的皇宫和花园，全国最出色的木匠都召来了。一般人认为最困难的、最不可能的事情，都在皇帝的命令下做出来了，而且常常是用全国的力量做出来的。总之，对于皇帝从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他每天从这个妃子的房间走到那个妃子的花园；听了这个大臣的欢呼，又去听那个大臣的恭维。也没有战争，因为皇帝的威武已经使邻国降服了。将军常常在宫殿里陪皇帝下棋听戏。在官里每天都有最好的戏班表演最精彩的戏。总之，宫殿是那样富丽堂皇，宫里的生活是那样快乐。皇帝和他的几百个妃子，和他的许多大臣将军很快活地生活着。”

    父亲的声音有点忧郁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缘故。他的眼睛抬得高高的，仿佛在看远处，但天边除了最后的一线亮光外，什么也没有。

    “是的，在宫殿里是快活的，温暖的，幸福的。但是在远远的地方，譬如在山中，在海边，在皇帝看不见、走不到的地方，就有许多寒冷的小屋，那里面住着无数的‘贱民’。他们给皇帝做了种种劳苦的事情。他们从前给皇帝打过仗，给皇帝运过木料石头，给皇帝修造过宫殿花园，给皇帝供给了种种衣食上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得到酬报，只好疲倦地回到小屋里，过他们的寒冷、饥饿的生活。”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跪到宫殿前面去欢呼‘皇上万岁’呢？”我觉得奇怪地问起来。

    父亲微微一笑。他伸手抚摩我的头，说：“聪明的孩子，他们倒没有这个念头。不过即使有，也是做不到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整天忙着做种种劳苦的事情。每天晚上他们疲倦地回到家里就只知道寒冷同饥饿。”

    父亲忽然换了坚决的语调说下去：我们放过这些不幸的‘贱民’，现在还是讲那位伟大的皇帝罢。皇帝是快活的，伟大的，万能的。他满足地过他的日子。他想象不到人世间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在幸福里日子是过得很快的，就像我们面前的流水一样。

    一件先前谁也不曾想到的事情悄悄地来了。老和病这两样东西，虽是贵为皇帝，也不能避免。金钱，权力，幸福，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的用处。皇帝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起来。虽然有几个很出色的御医给他诊断，虽然他服了种种名贵的补药，虽然有许多忠心的臣子每天在为他的健康祷告，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止那个自然的生理的现象。他的头发渐渐地脱光了，牙齿在摇动，眼睛昏花了。体力也有些不济事，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疲倦。皇帝为这些现象着急。从衰老他便想到死，他渐渐地明白了便是做一个伟大的皇帝也免不掉要死的事情。他脸上开始现出来忧愁的颜色。他感到不满足，感到不安了，更使他着急的是他没有一个可以继承他的皇位的太子。他的焦虑一天天地增加，妃子的安慰、劝解，大臣的谄谀、祷告，都不能够叫皇帝安心，他整天让死的秘密纠缠着。死的秘密把他的一切快乐全夺去了！

    ——怎样才能够长生不死啊！皇帝常常在心里想。为了这个他便派人到各地方去求长生的仙药，因为他那些出色的御医在这件事情上已经用尽力量了。他的专使也曾到过山中，到过海边，到过那些‘贱民’住的地方。‘贱民’们听说是皇上的专使来了，又知道是来求长生药的，他们大大地吃惊。他们就对专使们说：‘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来找长生药？我们这里却只有速死的方子！怎么皇上想长生？我们却只愿意能够早一天死掉就好了！’

    专使们听见这样的话，也大为吃惊。他们把那些只愿意速死的‘贱民’当作魔鬼一般，连忙逃开了那些污秽可怕的地方。他们临走的时候耳边还留着怨愤和悲哭的声音。

    专使们离开了山和海，走遍了这个国家，问遍了这个国家里有名望的人，却始终找不到长生的仙药。有几个年高有德的人说，这样的仙药从前的确是有过的，而且藏在那座二十七层的长生宝塔里，可是如今失传了。连宝塔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便是他们自己也只是听见祖父们说起过长生塔倒塌的事。

    专使们只得空着两手回去了。从各地方回来的专使都是同样地找不到一点东西。这事情使皇帝起初忧愁，后来就发怒了。在他所统治的这么大的国家里居然没有长生仙药，这简直叫人不能够相信！一定是那些专使不尽力，不忠心，或者他们就没有去求过仙药，——不仅皇帝这样想，大臣们也是这样地说。于是皇帝下了惩办的命令，把专使们杀的杀，囚的囚，放逐的放逐。以后又派遣了第二批的专使；这一批专使都是从忠心的臣子里面挑选出来的，而且出发的时候还得到皇帝的丰厚的赏赐。

    这一批专使也走遍了前一批专使所走过的地方，也得到同样的结果。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的人，他们知道不带一点东西回去是不行的。于是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些奇怪的药草，他们就说这是长生的仙药，带回去献给皇帝。

    “皇帝望着面前许多仙药，心里快活极了，为了这件事情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专使们也得到更多的赏赐，并且还升了官。”

    “这究竟是不是长生的仙药呢？”我感兴趣地大声问道，我的眼前仿佛就放着那许多奇形怪状的古怪的药草。

    父亲歇了歇，慢慢地燃起第二支烟，火光一亮，他的多皱纹的脸在黑暗里现了一下，那张生满胡须的嘴慢慢地抽着烟。我望着他那张嘴，很想马上知道那张嘴里包含的全部秘密。

    但是父亲微微一笑，回答说：孩子，不要打岔我，你听我说下去。长生的仙药在人世间是不会有的。总之，皇帝把那许多古怪的药草都依次吃下去了。然而结果呢，他的身体不但不曾强健起来，反而一天一天地更衰弱了，连记忆力也渐渐地消失了。

    看见所谓长生的仙药没有一点效果，而且皇帝的身体只是不停地衰弱下去，那些大臣、将军也开始恐慌起来，一则因为皇帝心里不快活，许多事情都难办；二则想到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皇帝以后，他们就有不知道怎样来处理他们的生活的危险。至于那些因献仙药而升官的大臣的恐慌更不用说了。然而他们除了祷告、欢呼、说谄谀的话以外，对于皇帝的健康就再没有一点办法。他们常常暗地里思索讨论，一位贤明的老臣想出了一个理由，他说长生药之所以不灵，一定是那些住在山中和海边的‘贱民’从中作祟，他们一定在暗中用邪术诅咒皇帝。

    ——啊，不错！他们果然说过对皇帝大不敬的话！一定是他们在诅咒皇帝，我就听见过他们的怨言！一个做过求药专使的大臣附和道。

    ——一定是这样，‘贱民’从来没有得过皇帝的好处，所以恨皇帝。大臣们齐声附和着，就上朝去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皇帝。

    “皇帝素来就不喜欢‘贱民’”，因为大臣们常常对他讲那般人的坏话，而且皇帝自己偶尔也看见过那种衣服破烂、面带愁容的人，他尤其不高兴的是：他们不懂礼貌，不对他跪拜、欢呼万岁。皇帝听见大臣的话，自己一想果然不错，也不再考虑，就下了一道惩罚‘贱民’的命令。于是哭声就更响亮地充满在山中和海边了。笞刑、饥饿、放逐，这就是对于不幸的‘贱民’的惩罚。他们里面年轻美丽的女人全给送到大臣家中做婢妾去了。

    可是皇帝的病体依旧毫无起色，皇帝的脾气却越发变坏了。皇帝常常无缘无故地把妃子和大臣、将军们责骂；为了一点小事情他也会把一位大臣重重地惩罚。这个时候不仅他自己很焦急，妃子和大臣、将军们也很担心。后来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想出一个办法——把那座传说中倒塌了的长生宝塔重建起来，让皇帝住在里面修道。在这里面皇帝不仅可以避免一切人间的诅咒，还可以接触天空的神圣的灵气。这座塔里面的一切陈设应该全是最圣洁、最精妙、最庄严的，而且全是年代久远的供神的东西。在长生塔里面唯一的修行的人一定可以长生。

    ——好，马上就给我修罢。皇帝高兴地叫起来。

    ——但是这样的塔恐怕要花十年以上的功夫才修得好。一个大臣冒昧地说。

    ——十年？你想我还能够等十年吗？你这混蛋！皇帝的脸色马上阴沉起来，他发了脾气，顺手把桌子上的茶杯丢在地上打碎了。

    大臣、将军们胆怯地彼此望着，不敢再说一句话。

    ——我想三年总够了。最后还是那位贤明的老臣说。

    ——我说非给我在一年里修好不可。要知道：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我都不顾惜！但是一定要在一年里面修好。皇帝坚决地说，就转身走了。他到他最心爱的妃子的花园里去，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皇帝的话是法律，不服从他的话便是犯罪。谁也不敢迟疑了。大臣、将军们便聚在一块儿来商量修建长生塔的事情，大家都埋怨那位贤明的老臣，怪他不应该凭空编出长生塔的故事。

    老臣这个时候已经好好地考虑过了。他带着微笑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这有什么值得发急！你们各位忘记了我们国家里还有那么多的“贱民”，反正皇帝说过不惜任何大的代价。’

    ——好罢，就这样做！大臣们彼此会心地一笑。

    就从这天起征发的命令下来了，成千成百的‘贱民’络绎不绝地像囚犯一般从山中、从海边给押到京城里来。建塔的工作就这样地开始了。

    饥饿同疲劳折磨着每个人，这个工作不是人力所能够胜任的。所以在最初几天里便逃掉了几十个‘贱民’。但是这样一来却使得留下的同伴们的待遇变得更坏了。每个‘贱民’都给加上脚镣，还有凶恶的守兵拿着皮鞭在旁边监督。

    这个时候是冬天，落着雪，路上结了冰。每个‘贱民’的手冻坏了，又给石块磨出血来，脚也是这样。雪地上到处都是血迹，血和雪混在一起。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塔慢慢地修建起来。第一层的每个基石上都染着‘贱民’的血。

    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够停止的。夜里也不停。修塔的‘贱民’有的冻死了，有的饿死了，有的累死了，然而又来了更多的新人。他们抬石头、拿斧子、捏凿刀，爬到梯子上的时候，大家都唱着歌。可是歌声里没有快乐，只有哭泣，只有怨愤，只有诅咒。

    皇帝的宫殿就在对面，这种歌声也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了。他叫了大臣、将军们来问：‘这是什么声音？’

    ——那些修塔的‘贱民’在歌唱。大臣、将军们惶恐地回答。

    ——哦！皇帝板着脸，略略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从这个时候起，不论日夜，皇帝的耳朵里都响着这样的歌声。晚上他睡在他心爱的妃子的床上，也会给歌声吵醒。歌声扰乱了他的脑筋，几乎使思索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起初他还只是讨厌，后来就害怕起来。这是诅咒，是怨愤，是哀泣，他渐渐地明白了。

    一天午后皇帝躺在床上，突然唤了大臣、将军们来，又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修塔的‘贱民’在唱歌。大臣、将军们依旧惶恐地回答。

    ——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我长生呢？他自语似地说着，接着又愤怒地叫出两个‘杀’字，就闭上了眼睛在养神。

    大臣、将军们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又不敢拿问话去打扰他。他们只知道皇帝的话是法律。他们走出了宫殿，马上就在修塔的‘贱民’中间选出一批年老体弱的来，不由分说地杀掉了。

    但是‘贱民’的歌声并没有停止，他们似乎不唱歌就抬不动石头，拿不起斧子。过一些时候皇帝又在床上叫出了‘杀’字。

    这样地杀了五六回，塔还没有修好，皇帝的身体就坏到几乎连起床也不能够了。

    ——长生塔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修好啊？皇帝时时刻刻在床上念着。这个时候春天早已过去，夏天也已过去，秋天刚刚来到，塔也还只造到了第二十二层。

    有一天那位贤明的老臣看见皇帝的身体实在不行了，便跟别的大臣、将军们商量道：‘就造到这里为止罢，不然恐怕这座塔会成为没有用的东西了。’大家赞成他的主张。于是他们进宫去报告：十天以后皇上就可以登长生塔了。

    这十天里面大臣们努力布置一切。他们很早就派遣了专差到各处的大庙里去搜罗供神的宝物，甚至花了高价渡海到东方的国家里去寻求，这个时候天天都有专差从各处回来，而且没有一个人不是满载宝物回来的。

    十天以后二十二层塔全布置好了，可是皇帝已经整整有三天不能够起床了。他听说要登长生塔，居然用了最后的努力挣扎着走下床来。他由妃子、大臣、将军们扶着勉强走进了那座堂皇伟大的宝塔。

    ——真是一座伟大的神圣的宝塔啊！不仅是皇帝，连每个妃子、每个大臣、每个将军都禁不住这样地赞叹了。塔里的陈设一层胜过一层，一层比一层精妙、庄严。

    ——我的性命有救了！那个病弱得快要死去的皇帝看见这个可以比得上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也高兴地发出了欢呼。他由许多人扶持着，极其勉强地终于登上了最后的一层。

    孩子，我应该用怎样的话来形容第二十二层塔里的陈设呢？据说这是任何凡人的脑筋想象不出来的精妙、庄严。那一层塔是人间建筑中最高的东西了，站在那上面就好像进了另一个新奇的、圣洁的世界，一伸手就可以叩天堂的门似的。

    这个时候是早晨，天空是那样清明，阳光是那样灿烂，空气是那样新鲜。宫殿在对面，从塔里看下去简直成了玩具一般的渺小的东西了。在塔的周围像蚂蚁一般的那无数忠心的臣子不住地深深跪拜，高声欢呼‘皇上万岁！’

    ——我的性命有救了！暖和的新鲜空气像爱抚一样地触到皇帝瘦脸的时候，他不禁欣慰地又一次欢呼起来。同时‘万岁’的呼声接连不断地送到他的耳朵里。

    ——每个人都升官！皇帝快活地掉过头对贤明的老臣说。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喜色，每个人都跪下去谢恩。消息传到了下面，又响起一阵更大的欢呼声。

    皇帝高兴，妃子们高兴，大臣、将军们高兴，所有的臣子都高兴。只有山中、海边那些‘贱民’仍旧在哭，在诅咒。可是他们的声音传不到这里来。

    一个可怕的大的崩裂的声音突然响起来。在一刹那间，那座精妙、庄严的二十二层的宝塔就开始散开。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使得每个人都没法防备。皇帝刚刚发出他最后的一声惊叫，就跟着第二十二层塔的石头从高空落在地上了。

    那个时候的骚乱的情形是不必说的。每个人只顾逃命，也没有人再去管那位伟大的皇帝。总之，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那座精妙、庄严的长生宝塔就只剩下无数的碎石头了。每一块石头上还留着修建宝塔的‘贱民’的血迹，在秋天早晨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

    “长生塔的故事就这样地完结了。”父亲把第二支烟头丢在水里，疲倦地长叹一口气。

    “父亲，那样伟大的宝塔怎么就会马上倒塌呢？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对父亲这个似乎还没有完的故事感到不满足，又问了一句。

    “孩子，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父亲回答道。“不过故事都是人编出来的。我们上岸去罢，你应当回家去睡觉了。回家去好好地睡罢，不要想什么皇帝，什么长生塔，免得今晚上会做恶梦。”

    父亲说着就站起来。我们跟平时一样，父亲拉着我的手上了岸，依着北斗星给我们指的方向慢慢地走回家去。

    1934年12月在日本横滨。

    罗伯斯庇尔的秘密[30]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整个城市静静地睡去了。街灯的微光在窄小的圣翁洛列街上洒了一些暗淡的影子。两旁古老的房屋都关在黑暗里。只有狄卜勒木匠铺的楼上还燃着灯光，一个半身的人影时时在窗帷上摇晃。

    一阵脚步声在石子路上单调地响起来，打破了夜的沉寂。一个中年的公民慢慢地走进这条街，用他那破声哼着革命歌。他抬起头来隔着木匠铺的天井，看见对面楼上的人影，他就站住，暗暗地对那个瘦削的人头行一个礼，于是往前面走了，口里低声念着“廉洁的人”这个称呼。

    脚步声在静夜里消失了。楼房里却接着发出咳嗽声来。人影又继续在窗帷上摇晃。全巴黎都认识这个瘦削的人头。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廉洁的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比巴黎后睡比巴黎早起，这在他已经成为习惯了。他似乎并不需要睡眠，他需要的是思索和工作。这一晚跟平常一样，他闭上房门，在书桌前坐下来，翻阅那些文件，在一些逮捕命令和处刑名单上面签字，答复一些信件，起草一些计划和演讲稿。

    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想得到做得出。从受冻挨饿的阿拉斯的穷律师时代起，一直到做了统治共和国的山岳党的领袖，并没有经过几年的功夫。而且他差不多是走着一条直路，从来不曾有过妥协。他一步一步逼近权力，打败了许多同时代的人，终于把权力握在自己的手里，企图用它来建立他的理想的共和国。这几年来，他不曾犹豫过，他不曾胆怯过。他甚至不曾有过懊悔。他的自信力很强，他相信自己真正是严厉的，公正的，不腐败的，如一般人所称呼他那样。

    但是最近一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渐渐地有些改变了。改变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的，他并不知道。他依旧把整个心放在工作上，然而他心上的黑影却一天一天地增大起来，就好像有一种病在袭击他一样。他常常因此感到烦躁。

    整个巴黎都知道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严厉的正人君子，不宽恕，不妥协。他的相貌就说明了他的性格。他的瘦脸有一种病态的黄色，脸上永远带着严肃的表情，仿佛他一生就不曾笑过。他有一个扁平的前额，一对深陷的小眼睛，差不多被眼皮遮住了。一根直的小鼻子向上面翘，下面却是一张大嘴，嘴唇薄，下颔却是又短又尖。他跟人见面谈话的时候，锐利的眼光就在人的面部盘旋，而且他脸上的表情也好像集中在某一点上。人们常常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意志力坚强到极点的人。

    他过着简单、刻苦的生活。他把自己当作一把镰刀，用来刈除法国的恶草。为了这个，他就只梦想一件东西——权力，他甚至把权力加以人格化了。这几年来他从没有停止过斗争，他打倒了吉隆特党，杀了艾贝尔派，毁了丹东派，一个人登上了共和国的最高峰。他现在是全法国势力最大的人，他可以充分地运用他的权力来为共和国服务。

    甚至几天前一个下午他还在国民大会里发表了一篇雄辩的演说，整个会场一致地发出“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喊声。他又一次得到了巨大的胜利。

    然而事实上这个胜利并不能去掉他心上的黑影。恰恰相反，每一次在得到了胜利以后他反而觉得黑影比以前加浓了一些。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也不曾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甚至他的兄弟。在朋友和敌人的面前，他依旧是严厉无情的正人君子，他利用他面部的特点来表示他的意志力。他甚至想用这个来消灭黑影。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面的时候，他只要望一下书桌上面的逮捕命令和处刑名单，黑影就在他的心上升了起来，渐渐地他的眼前起了黑点，心上的烦躁也突然发作起来。

    以前他拿起那些名单和命令，看一遍，就签了名。他知道签一次名，就会把一些人送到断头台上去。他以为这是必需的：敌人的血可以使法国的土地肥沃。甚至在今天他仍然相信：血还流得不够多，必须把那些有罪的人全送到断头台上去。

    他已经在二千七百多个人的处刑单上签过名了，这二千七百多个人的生命并不曾引起他的怜悯。但是最近这几个晚上他却不能够顺利地工作下去了。一连几个夜晚，他都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沉思和闲踱上面。

    他奇怪地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难道他的精力衰退了吗？不，他还年轻，不过三十六岁，他有充沛的精力，在许多事情上面他都显出来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人。那么难道他对于权力失掉了信仰吗？不，他现在把权力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美丽的女人。他比在任何时候都更爱她，她给他带来满足和安慰，他绝不能够舍弃她。那么，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

    他烦躁地在房里踱着。他听见街上逐渐消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在他的心上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依旧烦躁地移动他的脚步，那脚步是迟缓的，呆板的。他用手托住他的下颔，一对小眼睛不时往书桌上看。

    “我应该努力工作。今晚又被我浪费了不少的时间！”他猛省地自语道。他走到书桌前坐下，拿起那管鹅毛笔蘸了墨水，准备在面前一张处刑名单上写下去。

    他的眼光落在一个人的姓名上面：

    马利·莱洛——十八岁——卖花女子——住某街——不肯为共和国尽力。……

    “断头台！”他低声说，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两根杠杆和一把大刀。这是别人安排好了的，只等他签字。他像这样地把人打发到断头台上去，已经不知有若干次了。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个晚上这一行字忽然在他的眼前跳起来。

    苏菲·柏格生——寡妇——

    他放下笔，但是马上又拿起来。他用他那单调的、略带尖锐的声音自语道：“这是必需的！这是必需的！为了拯救法国！”他不再看下去，便按住纸，在上面签了字。他把这张名单揭起来放在一边。另一张名单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

    “开恩罢，”他仿佛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又呆了一下。这句话是马利的父亲今天对他说的。他从国民大会出来，那个老头儿拦住他，甚至跪下向他哀求。但是他把那个人赶走了。他，罗伯斯庇尔，是大公无私的，不肯受贿的。他为什么要开恩呢？共和国需要牺牲品。他不能够做一个吝啬的人。

    那个老头儿的带泪的瘦脸带着那张突出的嘴仿佛就印在名单上面，一对血红的眼睛哀求地望着他。他恼怒地把笔一掷，责备自己道：“我不该软弱！我不要开恩！那是必需的！整个巴黎，整个法国都这样要求着！”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帷往外面看。下面静静地躺着那个阴暗的天井，越过天井就是静寂的巴黎的街道。远远的一些楼房里还有着星子似的灯光，几所高建筑物沉默地耸向黑暗的天空里。在这夜深，巴黎是静寂的。

    他站在窗前，他睁大了眼睛往远处看。他的眼前起了雾，一幅图画渐渐地展开了。下面好像就是一个大广场，他仿佛站在阳台上对一大群公民讲话。无数的人头在动，血红的眼睛望着他，口张开在叫，手在挥动，他们在向他哀求什么。他答应要满足他们！

    他渐渐地镇静下来。他拉拢窗帷，慢慢地走回到书桌前面。他坐下来，嘴上露出微笑，得意地说：“我是不错的！我绝不会犯错误！”

    他又拿起笔来，准备在另一张名单上面签字。

    露西·德木南——二十二岁——寡妇。……

    这一行字突然打入他的眼睛，他的手微微地战抖起来。他轻轻叫了一声“露西！”，鹅毛笔从他的手里落在书桌上。他呆呆地望着面前那张名单。

    那个美丽的、天真的金发少女的面孔从他的心底浮上来。他很早就把她埋在心底了。露西，这是他个人生活里的一个美梦。他爱过她，他甚至想同她结婚，然而德木南把她抢走了。这件事情伤了他的心。但是德木南是他的好友，而且他还参加过他们的婚礼。他同这一对夫妇继续地亲密来往。他们的孩子出世的时候，他还做了孩子的教父。他爱那个孩子，他时常把孩子抱在膝上玩。这件事许多人都知道。现在却轮到他来签署露西的处刑单了。

    他怀抱着权力，运用着权力，为了法国，他把德木南送上了断头台。他自己也承认德木南是革命的美丽的产儿。但是这个“惯坏了的孩子，被恶伴引坏了”，跟着丹东往后退了，最近还发出那样荒谬的叫嚣。他们想阻止革命。他们要妥协。他们反对恐怖制度。所以共和国必须去掉他们。露西为了援救丈夫曾经几次跑来看他，都被他拒绝了。于是她一个人跑到卢森堡监狱附近鼓动群众救她的丈夫。就为了这个罪名她也被逮捕了。这些事情他都知道。并且这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圣鞠斯特的主意。对于露西的命运，他其实很关心。但是他为了要打倒丹东，他也得去掉德木南，更不得不把露西也牺牲了。

    法庭上的情景他也知道。她不是一个政治家。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妻子。看起来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又漂亮，又温柔，任何人看见都会怜惜她。她究竟做过什么事情呢？她不过想救她的爱人，她的丈夫。此外她并没有做别的事情。在法庭上她很勇敢、很天真地承认了这一切，她说这是她的神圣的义务。她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同情。

    “够了，这太过分了！”在观审席上发出了这样的叫声。

    这个声音仿佛刚刚在他的耳边飘过。他的手又一次微微地战抖了。他倒在椅子上，用手蒙住了脸，他的口里发出来轻微的痛苦的呻吟。

    “够了！这太过分了！”他仿佛第一次听见这种不满意的呼声。自然这呼声是很微弱的。但这时候在他的耳里重响起来，就好像一个人，或者就像丹东，站在他的面前跟他争辩一样。

    他放下手来。他的眼睛里冒出火。他愤恨地说：“够了！这不行。这不过是开始呢！”他不能够忍受。他相信他所做过的一切还是太微弱，还是不够。他把权力抱在怀里，正应该用它来施展他的抱负，实现他的理想。他走的路不会错，他如今不过走在中途。他把他的心血浸润了法国的土地，他相信他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但是竟然有人出来说：“够了！这太过分了！”

    他相信这是不够的。他应该鼓起勇气来。他应该加倍努力地工作，毫不迟疑地前进，战胜一切的困难。这个思想像一线光亮射进他的脑子里。他俯下头捏起了笔，准备在面前的那张名单上签字。

    “露西——”这个名字放大了几倍地映入他的眼帘。他的手又微微地战抖了。

    “又是你！”停了半晌他苦恼地说，但是说到“你”字，他的声音便软了。他的嘴唇上露出了微笑，他仿佛看见那个美丽的姑娘站在他的面前。但是她又突然消失了。

    他的思想渐渐地模糊起来。那张名单已经从他的眼前消失了。慢慢地，慢慢地，那个少女的影子由淡而浓，于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女人，就是他的露西，他从前爱过的露西，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嫁给德木南。

    “露西，”他温柔地唤道。她向他伸出了两只手。

    “罗伯斯庇尔，”她唤他，她对他微笑。她扑到他的怀里来。

    “露西，”他温和地唤她，轻轻抚她的头发。她温柔地微微笑着。

    “露西，我等你好久了！你为什么不早来？”

    “罗伯斯庇尔，你救救我们罢！”她忽然发出了哀求的声音。

    她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惊奇地看她。她带着满脸的眼泪跪在他的面前。她穿的已经不是少女的装束。于是他明白了：这其间又经过了好些年代。他的个人生活里的美梦破灭了。

    他失望地放开了手。他不答话，他甚至不看她一眼。他的内心的激斗是很可怕的。

    “罗伯斯庇尔，你是他的最好、最老的朋友，你知道他的理想就是你的理想，也就是全法国人的理想，”她开始哀求说，“你应该救他，救我的丈夫。”

    他用极大的努力镇压住内心的激斗，他做出冷淡的样子回答道：“不能，不能！”他把头微微摇动。他知道德木南的理想绝不是他的理想，他是前进的，德木南已经后退了。德木南要求仁慈，要求宽容，要求缓和，要求让步。这一切对于法国都是有害的。他相信的是权力，是断头台，是严厉残酷的手段。为了法国他甚至应该把他的最老的朋友去掉！

    “罗伯斯庇尔，你想想从前的日子罢。你从前待我那样好。你给我们证婚，你做我们孩子的教父，你是我们最信任的朋友。你不会拒绝我的要求，轻视我的眼泪。……你杀了他，就等于杀了我，你忍心把我们两个都杀死吗？”她的声音是那么柔和，那么凄惨，使他的心也变软了。他不敢看她。他害怕看见她的眼泪，害怕听见她的哭声。这使他回想起从前的事情，那些早已被他埋葬了的事情。她没有说一句假话：杀了德木南，就等于杀了她。这太残酷了。他想缓和下来。

    但是另一个念头又激动了他：他不应当缓和。德木南主张宽大，跟共和国的敌人混在一起，危害革命，他必须把这个人去掉。他是一个不腐败的公正的人。他不应该顾念到友情，也不应当动怜悯的感情。

    “我不能！我不能够答应你！我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我绝不会犯错误！我是法国人民信任的人。凡是阻挠我的工作的都应当上断头台，”他挣扎地说，他好像在跟一个凶恶的仇敌战斗。这个仇敌不是艾贝尔，不是丹东，却是他自己心上的黑影。

    “你不能够杀她！罗伯斯庇尔，法国不需要她的血。你不能够杀我的露西，罗伯斯庇尔，宽恕她罢。罗伯斯庇尔，你本来可以做我的女婿的。你也爱过她。而且你也爱他们的孩子，为了孩子的缘故，你也得救回这个无辜的牺牲者。”这一次说话的不是露西，却是露西的母亲，吕普拉西斯夫人。她站在他的面前带着一种交织着悲愤和哀求的表情对他说话。

    他又愣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就明白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如今不是露西来哀求他援救她的丈夫，却是吕普拉西斯夫人来为露西的生命缓颊了。这个变化倒使他的脑子糊涂起来。

    “你不能够杀露西，我知道你不能够杀她！”那个女人进逼似地接着说。她望了望书桌，脸上的表情突然改变了。她憎恨地说：“这张处刑单，你真要签字？你，你真忍心杀露西？你好狠！你这个嗜血的猛兽！”她把名单抓在手里，就要撕它。他马上伸出手去抢夺。他把她推倒在地上，夺回了名单。

    这一来心上的黑影也被他驱散了。他的勇气突然增加了。他下了决心：那死刑是无可改变的了，杀掉一个露西他不应该胆战。他甚至应该准备牺牲其余的无数的露西。他拿起笔来，就站在桌子跟前，在名单上签了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M。

    他放下了笔，他在签名的地方又看见了露西的面孔。

    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心又缓和下来了。他带了点悔恨地想，他为什么不可以救她？难道她的存在真正会危害共和国吗？难道共和国在吞下了她的丈夫以后，还必须把她也吞下去吗？她不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知道她，他了解她。他应该救她。

    “我应该下最后的决心了，”他自语道，略为迟疑一下，便抓起名单，一把揉皱了，他捏在手里，然后轻松地坐在椅子上。面容渐渐地开展了，好像他做过了一件痛快的事情。

    过了半晌，他的面容又突然阴暗了。“我怎么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好像有两种力量在拉他的身体。他在挣扎。那张名单突然变成一大张布告似的文件了。

    “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他仿佛看见了这几个字。对于他，共和国的利益就可以拯救一切。他的整个生命都是贡献给共和国的。他为了共和国应该做任何的事情。

    “软弱！”他好像听见这一声骂语。他知道这是他心里的话。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他从来不曾软弱过。他的胜利都是他的一贯坚决的态度带来的。他能够打倒了吉隆特党，去掉了艾贝尔派，消灭了丹东派，就全因为他不知道软弱，不知道退让，不知道个人的感情。

    “你绝不会错。你难道忘记了巴黎人民的要求？他们要的是血，是头颅。你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你不看见别人是怎么灭亡的？……全是因为他们软弱，他们变得仁慈了。连丹东也因此上了断头台。”他自己不断地在警告他。他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耳里自然是十分响亮，渐渐地驱走了他的迟疑。他的勇气和自信力又恢复了。他觉得自己能够抵抗任何的力量。他差不多骄傲地想起了“廉洁的人”、“不妥协的人”这些伟大的称呼，这证明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他是得到全巴黎人民拥护的。

    他把手里的纸团拉开，摊在桌上，用手把它压平。他把纸上的字仔细地读了一遍。

    “我没有缓和的权利。那是全巴黎的人民所要求的，这是共和国的利益所要求的。我不过是一个执行的人！”最后他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心。他甚至恢复了他的平日的冷酷。

    他不再迟疑了。他捏起鹅毛笔，在纸上签了字，然后得意地掷开笔，微微一笑，说：“我胜利了。”

    他的声音刚刚静下去，屋子里就起了一个喊声：“打倒暴君。”声音很低，但是一声两声地继续着。

    谁在叫？他很奇怪，他知道丹东派就称过他做“暴君”。但是如今谁敢公开地叫出来打倒他呢？他吃惊地往四面看。吕普拉西斯夫人刚刚从地上爬起来，口里还在叫。

    他愤怒地站起来，命令地说：“你闭嘴！”

    那个女人也站起来，把脸向着他。她并不是吕普拉西斯夫人，却是露西。她的嘴里也叫着：“打倒暴君！”

    “你也这样叫？”他惊讶地问。但是他马上想到，露西在监狱里，她不会到这里来。

    他再一细看，那个女人并不是露西，却是艾贝尔的妻子，被判决和露西同上断头台的。她也在叫：“打倒暴君！”

    许多女人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摇晃起来，许多声音都在叫：“打倒暴君！”

    他惊慌起来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这些声音包围着他。他想：“我一定疯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极力挣扎。眼前是一片雾。他觉得一阵眼痛，几乎睁不开眼睛。

    他跑到窗前，叫声已经消失了。他的脑子才清醒了一点。

    他疲倦地在窗前立了好一会儿。他慢慢地拉开窗帷，把脸靠在玻璃上，静静地望着下面的天井。

    天井里很暗。越过天井便是巴黎的街道。街上非常清静。但是在他的眼里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无数枯瘦的脸，无数血红的眼睛，无数瘦小的手动着，不停地动着，都向着他。这许多人口里都嚷着，好像在向他要求什么。

    他望着这个景象，心里非常感动，他觉得在那些人的身上他找到有力的支持了。他始终是执行他们的愿望的人。他的勇气又渐渐地恢复了。

    “断头台是不会停止的。我要执行你们的愿望，用血来灌溉法国的土地。我知道你们要的是头颅！”

    他以为这个回答一定使他们满意了。然而群众依旧在下面高声嚷着，毫无满意的表示。他们愈嚷愈厉害，好像他们没有听懂他的话一样。

    这些声音他似乎并不十分熟习。他费力去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听见了两个字：“面包！”

    “面包？”他疑惑地念着，好像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面包！面包！”各处都响起了这样的叫声，在这些叫声中夹杂着“打倒暴君”的呼喊。

    “面包”两个字在他的耳里是十分新奇的。他不能够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面包？共和国所需要的明明是权力，是头颅，绝不是面包。他从不曾想到共和国会需要面包。而且他哪里有面包来给他们呢？

    “我们需要面包，你却拿人头来喂我们。”在人丛中响起了这样的喊声。

    他又惶惑了。一种恐怖的感觉侵袭着他。但是他又挣红了脸，用了最后的努力愤怒地争辩道：“我是不会错的！我绝不会犯错误！”

    于是那些人影一刹那间全不见了，他依旧一个人孤寂地站在窗前。在他的耳边还似梦似真地响着“打倒暴君”的声音。

    他突然拉拢了窗帷，疯狂地把双手蒙住自己的耳朵，身子俯在窗台上，口里呻吟着：

    “我疯了！我疯了！”

    过了一些日子，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里提出了新的法案，并且作了报告，这个法案未经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法案的第一条便是：“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死。”

    1934年2月在北平。

    鬼——一个人的自述[31]

    我的面前是海水，没有颜色，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天边有一段山影，但这时差不多淡到看不见了。沉下去的太阳放射着金光，在水面上拖了一段长长的影子。我的眼睛一花，就觉得这影子从太阳那里一直拖到了我的面前。倘若我乘了这影子去，也许会走到太阳那里罢：有时我发过这样的痴想。

    我曾被堀口君开玩笑地称作一个空想的人。堀口君这时候就站在我后面。他正对着海在祷告，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念经。

    我见过海的各种面目了。它发怒的时候，它微笑的时候，它酣睡的时候，我都曾静静地偷偷在它上面走过，自然是怀了不同的心情。但像这样恬静的海面，我却是第一次见到，这时候除了偶尔发生到太阳那里去的痴想外，我对着海没有一点别的感觉。

    我脚下是一块突出的岩石。水快要漫上岩石了，却没有一点声音，水是那么清澄，水底的贝壳和沙石都看得见。

    在我后面右边是浴场，现在却只有一座水榭似的空屋留在那里，表面上像是沉静的，然而它却把堀口君的祷告的尾声重复叫了出来。

    堀口君没有注意。他闭着眼、合着掌虔诚地念着一些我不懂的句子。他先前抛到海里的一包食物不知道被冲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那张报纸还悠悠地躺在水面上，缓缓地往前流去，也许它会把这世界的消息带到太阳那里去罢。

    虽然是在正月，海风吹到脸上也不会叫人觉得冷，却仿佛送了些新鲜空气进我的身体里来，这一向闷得透不过气的我现在觉得畅快多了，要不是这位朋友在旁边，我也许会大声唱起什么歌来。

    堀口君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闭了嘴，用感动的声音对我说：“张君，回去罢。”他连忙转过身子，快步走了。我也只得跟着他走。虽然他还警告地说：“不要回头看，看了灵魂会跟着我们回家的。”但我也偷偷地几次掉过头去看海面，因为我爱看那沉下去的太阳。

    归途中堀口君的严肃的面貌使我感到了被压迫似的不舒服，而他那恐惧般的沉默更引起了我的烦躁。我和他走过了宽广的马路，走过了几条点缀着长春树木和精致小屋的弯曲的窄巷。我终于不能忍耐地问道：

    “你真的相信灵魂的事情吗？”

    他惊讶地看我一眼，敬畏地回答道：

    “不要说这样的话呀！我昨晚还分明看见她。她的灵魂已经来过三次了。上一次我还不知道她死。果然以后马上就得到了她的死讯。这次她来，是求我超度她，所以我给她念了一天经，把她送走了。”

    堀口君的脸上依旧带着严肃和敬畏的表情，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我知道在这下面隐藏着什么。

    他并不直截了当地答复我的问题，却只是重复说着那些旧话，那些我已经全知道了，都是从他的嘴里听来的。

    女人的姓名是横山满子。我曾见过她几面，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和这位朋友都还在早稻田大学里读书。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国籍的人，我们的姓——“张”和“堀口”代表了我们的国籍，但我们仍有许多接近的机会，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堀口君的清瘦少须的面孔表示了他的性格，他是个温和到极点的人，我和他同学的三年中间没有看见他发过一回脾气。他的境遇不很好，家庭间的纠纷很多，父母都不喜欢他，这些都是某一个晚上我们喝了几杯正宗酒以后在牛込区一带散步时，他娓娓地告诉我的。

    家在新渴县。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不知道，总之是乡下罢了。住处是牛込区原町一家楼上的贷间[32]。三铺席的窄得几乎叫人转不过身来的房间，他居然在那里住了三年。家里寄来的钱不多，假期内他也不回家去，依旧留在吵闹的东京，过他的节俭的生活。

    我的思想和他的差得远。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日莲宗的佛教是家传的。他自己并不坚决地相信它，不过自小就活在那种环境里，从没有怀疑过那宗教是什么样的东西，也就把它当作养料般地接受了。

    父母来信责骂他，父母的意见永远是对的。报纸上说了什么话，也不会错。日本政府在替人民做事，兵士保护人民，俄国人全是他们的死敌，——这些都是他的信仰，他似乎从来不曾怀疑过，但也并不热烈地主张或者向人宣传。虽然是信仰，却也只是淡淡地信着罢了。要是不同他相熟，谁也不会知道的。

    我们是政治经济系的学生，换句话说，就是每天不得不到教室里去听那些正统派的学者鼓吹资本主义。我听久了，也生厌起来。他却老是那样注意地听着。但是下课后偶然和他谈起什么来，他又像不曾用心听过讲似的。因此大考的成绩并不好。他也不管这个，依旧继续用功，而第二年的考试成绩也不见好一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却做了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我的朋友了。

    “不要老是这么愚蠢地用功罢，多玩玩也好，”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这样劝他。他自然不肯听从我的话，但有时也很为我所窘。譬如我约他一起到什么地方去玩，他虽然不愿意，也只得默默地陪了我去。我明明知道他的心理，却装做不知道似地故意跟他开玩笑。

    第三学年开始以后，他的生活就渐渐地有一点改变了。清瘦的面孔上多了一层梦幻的色彩。在教室里也不常做出从前的那种痴样子，却时常无缘无故地微笑着。但这情形除了我以外恐怕就没有人注意到，理由也很简单，我在班上是最不用功的学生。

    我起初为他的这种改变感到惊奇，后来也就完全明白了。某一个星期日我在上野公园遇见他。我隔着池子唤他，他没有听见，却只顾往前面走了。他平时几乎不到公园来，这次还带了一个穿和服的年轻女子。她的相貌我不曾看清楚，从侧面看去似乎很苗条，而且是剪了发的。

    第二天在课堂里遇见他，就对他说：“我昨天在上野遇见你了。”

    他不说话，吃惊地红了脸，微微点一下头。

    下课后和他一道走出学校来，终于忍不住问他：“那女子是什么人？”

    我看出他的受窘的样子。但他并不避开我，却诚实地回答道：“我的一个远亲的姑娘，也是从新渴县出来的。”

    他看见我现出不满足的神情，便加了一句：“横山满子君是个很可爱的姑娘。”

    “啊，原来如此……”

    这一天关于横山满子君的话到这里就完了。过了几天见着他时我又问：

    “喂，满子君怎样了？”

    他用了责备的眼光看我，略略红了脸，却诚实地答道：

    “昨晚去看过她。”

    以后的话他再也不肯说了。

    我对横山满子君的事情虽不知道，却很高兴堀口君有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因为至少她使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愚蠢地用功了。我是一匹不受羁绊的野马，所以不高兴看见别人在陈腐的书本里消磨日子。

    那时我住在马场下一家乐器店的楼上，是个吵闹的地方。

    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红灯笼一般的月亮从这都市的平房顶上升了起来，深秋的天气清朗得连人的内脏也揩干净了似的，晚风微微吹拂着道旁的玩具似的木屋，连日被资本主义和什么什么立国论弄昏了脑子的我，看见自己房里到处堆着的破书就烦厌起来，只想出街走走。走到街上又想到公园去玩，于是顺便去拜访堀口君，打算邀他同到上野去。

    堀口君的房东太太同我很熟。她对我温和而奇怪地笑了笑，低声说：“上面还有客人呢！”于是高声招呼了堀口君，一面让我走上楼去。

    我一面嚷着，一面大步走上去，还不曾走到最上的一级，堀口君就赶到楼梯口来迎接我了。脸上带了点慌张的表情，好像我的来访颇使他受窘似的。

    “怎么样？到上野去玩，好吗？”我见着堀口君，不管有客没有客，就大声叫起来。

    “满子君在这里，”他严肃地小声对我说，头向着房间那边一动。

    “唔，”我含糊地应了一声，觉得有些好笑，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堀口君进了房间。

    那个跪在座蒲团上面的女子看见我走进就磕头行起礼来。我只得还了礼，一面口里也含糊地说了两三句客气话，每句话都只说了一半，连自己也不大明白。我素来就是这样。其实心里很讨厌这种麻烦的礼节，但又不好意思坦然受人家的礼。这样一来连堀口君的介绍的话也没有听清楚，也许是他故意说得那样含糊。

    行过礼以后大家都坐定了。他们两个恭恭敬敬地跪在那里，不知礼节的我却盘腿坐着。觉得无话可说，就拿起在旁边碟子里盛着的煎饼果子之类来吃，一面暗暗仔细地打量跪在我斜对面的横山满子姑娘。

    梳着西式头，浓密的短鬈发垂在颈际，衬出来一张相当丰满的白面庞，面貌是小心修饰过的，并不十分美丽，但一对清澄的眼睛使这张脸显得有了光彩。据说日本女子很会表情，也许是不错的。满子姑娘的表情的确很漂亮，给她添了不少的爱娇。她说话时比她沉静时好看。但她不常说话，似乎沉静了一点，也许是因为有这个陌生的我插在中间的缘故，我想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决不会是这样沉静的罢。

    我们谈了一些平常的话。我知道她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在陆军省里做小职员，哥哥到大连去了；母亲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刚进中学的弟弟。这些在堀口君看来也许是了不得的重要，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看出来这位姑娘在性格、思想方面和堀口君像不像就够了。反正坐在这三铺席的房间里很拘束，要是把他们两个都拉到上野去，于他们也不见得方便。结果还是我一个人走罢。正在这样打算的时候，忽然听见了满子姑娘的问话。

    “张君，方才堀口君说起您在欧洲住过，真是羡慕得很。那些地方一定很好罢？”

    自己跟着父亲在法国住过几年，还在法国的小学毕业，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曾向堀口君说起过，所以他把这也当作介绍词似地对满子姑娘说了。

    “那是做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总觉得各地方的情形都差不多。也没有特别好的地方。”

    “法国一定是个自由的地方罢？我想那里的女人一定很幸福。我读过几本法国的小说，真是羡慕极了，连做梦也会梦到那样的地方呢，”她憧憬似地说，那一对水汪汪的眼睛追求什么似地望着我，仿佛要从我的脸上看出法国青年男女的面目，甚至于法国社会的全景来。

    没有读过一本法国小说，而且只在法国小学里尝过那种专制的滋味的我拿什么话来回答她呢？我被这问话窘住了。

    在她呢，她被热情燃烧着，先前那种少女的羞怯的表情完全消失了。那件紫地红白色花朵的绸制的“羽织”[33]陪衬着她的浓施脂粉的脸庞，在电灯光下面光辉地闪耀起来，吸引了堀口君的全部注意力。在旁观者的我看来，这两个年轻人都为爱情所陶醉了。不同的是：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里，而女的却放纵地梦想着将来的幸福。只有我这时却仿佛看见了另外的一个景象。满子姑娘跪着的姿势在堀口君的眼睛里是极其平常的罢，但我却看出来一代的日本女子跪着在向天呼吁了。

    “也许是的。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小说之类的东西我一页也没有翻过，”我直率地回答道，知道也许会被他们嘲笑。

    果然满子姑娘低下头笑了，接着自语似地说一句：“许是张君客气罢，”便掉过头去，富于表情地看了堀口君一眼。

    “张君，你不知道，满子君读法国爱情小说差不多入了迷，她读法国小说才高兴。她读近松秋江一类的小说都要流泪的。”堀口君带笑地给我解释，而满子姑娘却有点不好意思，微微红了脸。其实连近松秋江是个什么宝贝，我都不知道。

    满子姑娘和堀口君低声说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仿佛她要他向我问什么话，他说不必问的样子。我也不去管这个，却准备着告辞的步骤。忽然满子姑娘又向我发问了：

    “张君，法国女人和日本女人哪方面好，您可以讲讲吗？您喜欢法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

    她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我是知道的。但我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才好。若说两方面都不喜欢，那倒合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又对不住堀口君了。似乎是应该说喜欢日本女人的，而我却老实不客气地回答：“我完全没有注意过。”

    我自己也看得出来满子姑娘被我这回答窘住了，但我也找不到话来安慰她。倒是堀口君聪明，他开玩笑地插嘴说：

    “你别问他这些事，学经济的人都是没有情感的，脑子里只有那些长得没有办法的数目字。”

    从堀口君本人笑起，三个人全笑了。这算是解了围。我看见满子姑娘同我渐渐地熟悉起来，害怕她还要用法国的什么和日本的什么向我作第二次的进攻，连忙站起来，并不管失礼不失礼，什么客套话也不说，就借故慌忙地逃走了。

    以后，我就再没有和满子姑娘对面谈过话，在公园遇见她和堀口君在一起的事，也有过两三回，但都只是远远地看见她的背影或者侧面。我因为怕她再用什么来进攻，所以连堀口君的住处也索性不去，偶尔去时，也是先断定了在那个时候不会遇见她才去的。堀口君好像不知道这个，他还“满子君问你好”，“满子君又问起你呢”地屡次对我说，使我很难回答他。有一次他说约了满子君去什么地方，要我同去。虽然我不想谢绝他的好意，但也终于借故谢绝了。

    我虽没有和满子姑娘再见面，但我可以从堀口君的脸上知道她的消息。的确那张清癯的脸把他们两人的种种事情毫不隐瞒地报告出来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阴影走上了他的脸。他的父亲从新渴县写了很长的信来，否认他同满子姑娘订约束的事，并且将他痛斥了一番，——即使他不告诉我这些话，我也可以从他的面孔上看出来。后来他又告诉我：满子姑娘的父亲采纳了在大连的哥哥的意见，对他们的约束也突然反对起来。

    二月初某星期日的上午，我去找堀口君，打算把他的课堂笔记借来翻看一下。毕业期近了，大家都忙着预备考试，连平日不注意听讲的我也着急起来，因此我想堀口君一定在家里用功。但我走进他的房间，却看见他和满子姑娘跪在座蒲团上对哭。看见平日非常用功的学生到了这个地步，也有点可怜他。自己每天在报纸上看见什么“心中”[34]，什么“心中”，心里担心着不要他们两个也来一下情死，怎么办？想劝他们，又找不出话来说。自己的口才拙，是不必讳言的。同时又想到这边报纸上近来正骂着女人只顾爱情不知国家，似乎朝野异口同声地要女人同国家结婚养小孩。所以我也只得闭口了。堀口君倒拭着眼泪来和我应酬，我反而现出狼狈的样子。满子姑娘只顾俯着头哭，我也没有理她。从堀口君手里接过笔记簿，就匆忙地告辞走了。堀口君把笔记簿递给我时，曾绝望地对我表示就是不毕业也不要紧。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悲愤语。

    三月里我和堀口君都毕了业。成绩不好，这是小事。重要的是毕业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了。我老早就担心着他会同满子姑娘来一下“心中”，看见他的脸色一天天愈加难看起来，更不得不为他的事情发愁。但是我们毕业后我在日本各地游历时期中，报纸上并不曾刊出堀口和横山两人的情死的消息。在神户上船回国以前我还照着他写给我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去。

    在中国虽然处着种种艰难的逆境，我也是坦然下着脚步，我被一个大学聘了去教书，但在绅士们中间周旋不到两年以后，觉得还是做挑粪夫干净一点，就这样被人排挤出了学校。一个筋斗从讲坛翻到社会里，又混了几年。做教授的时候倒常常想起堀口君，心里想：像我这样的蠢材，也穿起了绅士衣服在大学里混起来，不知道堀口君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他大概不会有什么好的职务罢。于是在看厌了绅士们的把戏以后觉得寂寞时，就给堀口君写了一封一封的信去。他也把一封一封的回信寄来，从没有失过一次约。信里的句子是我意想不到地亲切和真挚。他做了一个商业学校的教员，和一个姓“我妻”的女人结了婚，生了小孩。生活并不如意，但也没有什么额外要求地过着日子。他的信和他的人完全一样，不仅他的安分守己的态度没有改变，他在思想上更衰老得把家传的宗教当作至高无上的安慰了。他有一次甚至明白地表示“活着只是为了活着的缘故”，而且“只求无病无灾地把小孩养大就好”。

    我在中国社会里翻了几年的筋斗以后，终于被放逐似地跑到堀口君的地方来。

    先前接过他的一封信，写着：“……既然你没有法子应付你们那里的社会，天天为着种种事情生气，倒不如到我这里来住住也好。我这里虽没有好的东西款待你，但至少我是把你当作弟兄一般看待的，不会使你有什么翻筋斗的麻烦。而且这里的纤细的自然正欢迎着在你们的大自然中厌倦了的你呢！”

    我本来没有从中国社会退却的意思，然而读了堀口君的来信，就觉得还是到外面去玩玩好，就这样敏捷地离开了中国。

    堀口君的小家庭是在海边的一个安静的小城市里。一切景物正如堀口君的信上所说，都是纤细的。房屋里可移动的小建筑物。山没有山的形状，树木也只有细小的枝条。连海也恬静得起不了波涛。

    堀口君依旧保持着他那清癯的面貌和他那平和的态度。妻子是一个能操作的温顺的圆脸女人，很能合他的“把小孩养大就好”的条件。儿子是活泼的四岁的小孩，有着比母亲的更圆的脸。

    我住在这么简单的家庭里，整天看着这么简单的面孔，像读书似地把这些完全背熟了。我就这样安静地住了下来，比住在自己家里还放心。其实我本来就何尝有过家呢？

    堀口君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他因为父亲信奉日莲上人一派的佛教，自己也就承继似地信仰起来，虽然遗产是完全归那个做长子的哥哥承受去了。他的夫人因为丈夫信仰这宗教，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信奉。他的孩子虽然连话都说不清楚，也常常跟着父母念起经偈之类来。

    对于这个我完全不懂。我连日莲上人的法华宗和亲鸾上人一派的禅宗有什么分别也不知道，更不能够判断《南无妙法莲华经》和“南无阿弥陀佛”的高下了。

    “床间”上放着神橱，里面供着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仿佛有许多纸条似的。此外“床间”的壁上还贴着许多纸条，全写着死人的名字，从堀口家的先祖之灵一直到亲戚家的小女孩之灵。

    早晨我还睡在楼上的被窝里就听见他们夫妇在客厅里念经，我用模糊的睡眼看窗户那面，似乎天还不曾大亮。晚上我睡醒了一觉，在被窝里依旧听见这夫妇的虔诚地念经的声音。世间再没有比这夫妇更安分守己的人罢，我这样想。

    堀口君在学校里的钟点并不多，再加上预备功课的时间，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我初到的时候，正是秋季开学后不多久，他还有许多时间陪我出去玩，看那恬静的海，或者登那没有山形的山。我们也常常谈话。我对他谈起我这几年翻筋斗的经过，他只是摇头叹息；而他向我叙述他的一些生活故事时，我却带了怜悯的微笑听着。

    “满子君怎样了？”他从没有向我提起满子姑娘的事情，甚至连那姓名也仿佛被他忘记了似的。但我有一次同他在海滨散步归来的途中，却无意间这样发问了。

    他吃惊地看我，似乎惊奇：怎么你还能够记起她来？接着他把嘴唇略略一动，清癯的脸显得更清癯了。于是他把眼睛掉去看那边天和山连接处挂的一片红艳的霞光，用了似乎不关心的轻微的声音慢慢地说：

    “她嫁了一个商人，听说近来患着厉害的肺病呢！”

    他似乎想把话猝然收住，但那尾声却不顾他的努力，战抖地在后面长长地拖着。我知道他这时的心情，也就不再开口了。

    回到家，虽然时候还早，他却虔诚地跪在神橱前面念起经来，大概一口气念了两个钟头的光景。

    第二天早晨他没有课，就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第一句话是：

    “昨晚和满子君谈过话了。”

    这句话使我发呆了。他昨晚明明在家里念经，并没有出外去，家里也没有客人来，怎么他会和满子姑娘谈话呢？若说他跟我开玩笑，但他的脸色很庄重，而且略带了一点喜色。我惊疑地望着他，不知道怎样问他才好。

    “这是宗教的力量呢！”他带着确信地对我说。“我昨晚念经的时候，她在‘床间’上出现了。她说她还记着我。她说她的身体还好。她说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她说以后还有幸福在等着我。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我沉吟地微微摇头，不答话。他知道我不相信，便又加重语气地解释道：“这是很灵验的呢！我有过好几次的经验了。灵魂和人不同，灵魂是不会骗人的。”

    “但是她并没有死……”我不和他细论，只在中途抓住了一句话来问他。

    “不管死或者活，灵魂是可以到处往来的。最要紧的在于感应，”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质问，他的信仰的确是很坚定的，但我看来他却是愈陷愈深了。只是我有什么方法能够使他明白这一层呢？

    “这不会是假的。我的父亲说是从这信仰得了不少的好处。许多人都从这信仰得了好处。你多住些日子也就会明白的。其实要是你能够像我这样相信它，你也可以少许多苦恼，少翻些筋斗，”他直率地对我说。他说话虽然不及我的教授同事们的嘴甜，然而他的真挚和关切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我虽然讨厌这种道理，我却感激他的好意。而且抛开了国家的界限来看人，直到最近还是罕有的事，至少日本的新闻记者是极力反对这种看法的。因此对他的这种关心我更不得不表示感激了。所以我只是“唔”了一声，并没有反驳他。

    我故意把话题引开，我们愉快地谈了好些话，后来不知道怎样又转到灵魂上面来。我忍不住猝然问他道：

    “你真的相信有鬼吗？”

    “当然，没有鬼还成什么世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好像这是天经地义一般。

    “什么？——”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拖长了声音表示疑惑。

    “这是很浅的道理。要是没有鬼，那么我们在什么地方去找寻公道？这世界里的一切因果报应都要在鬼的世界里找到说明。一切人的苦乐善恶都有它的根源和结果！”他坚信地阐明了他这种奇妙的道理。我虽然不明白这种论法，但我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却渐渐地了解了。

    他这个人并不是像我从前所猜想的那样简单罢，甚至他也在这社会组织里看出了不公道，而且觉得对这不公道还应该做一点点事情。但是他马上又轻易地把这个责任交给他理想中的另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自己只在念经跪拜等等安全而无用的举动里找到唯一的庇荫了。为了使他的良心得到安慰，鬼的世界就逐渐地在他的脑子里展开来。鬼就是这样生长的罢。

    “我明白了，”我淡淡地对他说。其实我明白的只是这个，并不是他的那番话。他自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于是我又把鬼的问题关在脑子里了。

    我在这安静的生活里开始感到了寂寞。靠看书过日子，这办法使我不舒服；一个人往外面跑，也没有多大趣味，况且这芝麻大的一个小城市，我不要几天的功夫，就把什么地方都逛完了。家里呢，又永远是那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孩，连客人也不见来一个。

    堀口君的念经的工作突然加重起来。下午念经的事情也有了。他下课归来后便忙着在神橱前跪拜。有一天他念完经马上就匆忙地提了一个包袱出去。过一些时候他回来时，我还在庭前散步，便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来。

    “到海边去了，是去抛掷供物的，”他简单地回答道。

    我不明白，又问了：“什么供物？……”

    “前天也去海滨抛掷过一次。那是为了另一个死去的朋友。昨晚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灵魂到了我家里来，那个人死了不过半年，是死在满洲的。他来向我哭诉。所以我给他念经，我供他。供完了就把供物掷到海里，也不再回头去看，他的灵魂就会平安地到别处去，不再到我家里来了，”他感动地解释说。

    我想他大概昨晚做了什么怪梦罢，其实这类的怪梦我不知做了多少，要我认真地一一供祀起来，说不定会使我倾家荡产也未可知。我也不去管这些，就随口问道：

    “这样的事情近来常有吗？”

    “怎么不是？从前也偶尔有过。近来却突然多了起来。已经供过四五个人了。明天后天都有供的，还有一个是我妻子的好朋友。近来我家里的鬼多着呢！”他严肃地回答道。歇了片刻，他又向我谢罪说：“很对不起，使你听这些话。你不会害怕吗？”

    “哪里！”我接口回答。这短短的一句“哪里”，把他的全部话都否定了。

    在堀口君的眼里看来，这家里大概还是鬼比人多罢。但是在我的眼里不但看不见鬼，连人也少看见。堀口夫人是温顺到使人觉得就像没有她这个人似的。小堀口君却喜欢出去找小伴侣玩。堀口君又要到学校去授课。我一个人住在楼上，就仿佛在古庙里修行。虽然受着兄弟一般的亲切的待遇，但是在这里我的心的寂寞却一天一天地增加。这时候再看见有人画了鬼影放在我的眼前晃动，就像在火上灌了煤油。寂寞猛烈地燃烧起来，我的心便受着煎熬。但这一层堀口君不知道，而且在中国的那般教授同事们也不会知道的。在友谊的款待里我受苦，在阴谋的围攻中我动气。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蠢材罢。

    夜晚在楼上读着堀口君的藏书，为那些死人的陈腐的话动了火，想着那般盗名欺世的大骗子们玩的一贯的把戏；同时又听见堀口君在楼下客厅里念经的声音，这中间夹杂着超度死人的语句，还有和神鬼之类的对答。我无意间第一次分辨出这种种的声音，仿佛就看见许多鬼在下面走动。我的心情突然严肃起来。自己反而为这事情感到更大的烦恼了。

    一个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来，这就是堀口君所说的鬼的世界罢。是一片无垠的原野。没有街市，没有房屋；只有人，那无数的人。赤身带血的，断头缺腿的，无手无脚的，披着头发露着柴一般的黄瘦身体的，还有那无数奇形怪状的……都向着天空呼吁似地举着双手。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吗？那么堀口君所说的公道又在哪里？所谓因果报应在这里能够有什么样的说明呢？我们世界里的苦乐善恶跟这又能够有什么样的根源与结果的关系呢？倘使这眼前的幻景是真实的，那么这些鬼应该比活着时更明白这个社会组织是什么样的东西罢。那个陷在错误的泥淖中爬不起来的堀口君念经的声音这时候突然消失了。于是一个哭声轻轻地响起来，起初轻微得仿佛只在我的心上响，以后却渐渐地增高，鬼世界的景象又一度出现，无数的鬼都哀诉般地哭了。

    奇怪！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在那哀哭着的鬼丛中忽然出现了许多穿华丽衣服的绅士模样的肥胖的东西，它们露出牙齿狞笑，抓起血淋淋的瘦鬼放在嘴边啃。其余的瘦鬼带着哭声往四面逃散……

    “去罢，去罢！”我愤然地叫了。我对于生活在这个大欺骗中不能够做任何事情的自己也憎厌起来。我用力挥舞着右手，好像要把眼前的鬼世界扫去一般。接着我又抓起那骗人的书本往地上掷。这一来幻景马上就消失了。耳边响着的依旧是堀口君的念经的声音。此外就只有一个寂寞的世界。没有一点人的声音。那寂寞就像利刀似地在我的心上划着。我用手抚着胸膛，痴呆地望着窗外的一片黑暗，痛苦地问着自己：是死是活？

    又一天。在安静里过一天就像过一年似的。

    “满子君的消息来了，她在逗子的医院里养病，”堀口君忽然对我这样说，那时是傍晚，他带了孩子同我在海滨散步。

    “她自己寄了信来吗？”我问道，我也很想知道满子姑娘的事情。

    “不，我是从家里的来信里辗转知道的，所以只知道这么一点。我怕她的病加重了，”他说着，脸上现出无可如何的愁苦的神情。

    这回答使我感到失望。但我知道他的痛苦却比失望更大。似乎他至今还保持着从前对满子姑娘的爱情，依旧是那么深，没有减少一点。不过他把它埋在心的深处，只偶尔无意地在人前流露一下罢了。他这种人永远把痛苦咽在心里，对于一切的横逆，都只是默默地顺受，甚至把这当作当然的道理，或者命运。但是在心里他却伤痛地哀哭着他的损失。我的这种看法不会错。好像故意给它一个证明似的，他又接着说：“不知道怎么样，我总担心着她的病。恐怕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他皱着眉毛，一层黑云堆在他的额上。

    “她的灵魂不是告诉过你，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吗？不是说还有幸福的日子在等待你吗？”我安慰他道。我的口才很拙，仓卒间说出了这样的话，倒像是在故意讥笑他。

    “是呀，我本来是这样想的呢！但得到她在逗子患病的消息以后，总觉得有些放心不下，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倒把我的话认真地听了，用很软弱的声音辩解似地说，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海天交接处的绚烂的云彩。孩子在旁边拉着他的手絮絮地向他问话，他也仿佛听不见了。

    “何必这样担心呢？反正她现在跟你没有一点关系，你平日连信也不曾写一封。”这是我劝他的话。自己也知道这种话没有力量，但也找不出更适当的话来了。不懂文学的人似乎连应对之才也缺乏，无怪乎要为绅士们所不容。但是堀口君却又把这当作诚恳的劝告听了，而且更真挚地回答道：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更不能不关心她。这一切似乎都由一个命运来支配，自己只感到无可如何的心情。仔细想起来，人生实在是无聊啊！”

    说这些话时他依旧望着天边。但云彩已经变换了。先前是淡红色的晚霞，现在成了山峰一般的黑云。夜幕像渔网一样撒在海面上，海依旧是睡眠似的恬静。潮慢慢地涨起来。小孩因为父亲不理他，早已跑开，在海滩上跑着拾贝壳去了。

    过了二十几年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以后，他终于吐出了绝望的呼吁。在这一刹那间所谓万能的宗教也失掉了它的力量。便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人，倘使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心的深处的伤痕，也会对那所谓万世不移的天经地义起了疑惑罢。至少这时的堀口君是对那存在的一切怀着不满足之感了。

    “人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罢，”看见他在自己造成的命运的圈子里呻吟婉转的样子，我也被感动了。我的天性使我说不出委婉的话，我便直率地把他的话否定了：“只有不能支配自己的人才会被命运支配……”

    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他忽然阻止道：“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这周围非常静，如果有声音，那就是海水的私语。不然他一定是听见自己的心的呼号了。便是最能够忍受的心，有时也会发出几声不平的叫喊罢。然而不幸的是他会用千百句《南无妙法莲华经》来埋葬这颗心的。我能够把他的这颗劫后余烬般的心取出来洗一番吗？我一个人两只手要抗拒二三十年来的他的环境的力量，这似乎和我从前在绅士中间翻筋斗的事情一样，太狂妄了罢。但是像我这样的蠢材总高兴拣狂妄的事情做。

    我正要说话，孩子却在那边大声唤他。他忽然皱一下眉头，用痛苦的声音对我说：“回去罢！……”就走去迎他的孩子。

    逗子的信来了。信封上镶印着黑边，里面一张纸片印着下面的句子：

    赐寄亡妻满子的供物，拜领之后，不胜感谢。亡妻遗体已于某日安葬在逗子的某地，道远不及通知，请原谅。

    夫大口某某

    父大口某某

    从堀口君手里接过这纸片读了两遍，不由得想起了法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问题。两只发亮的眼睛仿佛还在纸片上闪动。那张曾经在三铺席房间的电灯光下一度光辉地闪耀过的少女的面庞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起来。

    “怎么突然来了这东西？”我问。

    “是呀！第一次的通知并不曾接到，也没有送过什么东西去。不知怎么却来了这谢帖。这错误竟使我连她死去的日期也不知道。”他那极力忍住而终于忍不住的悲痛的声音，我听着更增加了我的寂寞。

    横山满子的面颜最后一次在我的脑子里消失了。我把镶印着黑边的纸片还给堀口君时，看见他在揩眼泪，就说：

    “人反正是要死的。死了也就不必再提了。其实我好几年前就担心着她会来一个‘心中’呢！谁知她倒多活了这几年。”

    我把话说完，才知道自己又说了不恰当的话，真是粗人！但是话说出也没法改正了。

    “你怎么知道？”他惊讶地问我。

    “什么？”我听见他的意外的问话，不觉更惊讶地反问。

    “‘心中’！”他加重语气地说。

    “‘心中’！我不过这样推测，报纸上不是常有‘心中’的记载吗？老实说我从前倒担心着她和你也许会来一下这个把戏。”我说得很老实。

    “哦！”他叹息地应了一声，惊讶的表情没有了，代替的是悔恨。于是他告诉我：

    “她的确几次向我这样提议过，我都没有答应。最后一次她约我同到华严泷去，是写了长信来的。我回了一封信说：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人没有一点力量，所以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我们只是一叶小舟，应该任凭波浪把我们载到什么地方去。顺从了命运活着，以后总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她就跟我决裂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如果我当时答应了她，我这时也不会在这里了。我知道她的决心是很坚强的。前天夜里还仿佛梦见同她去什么地方‘心中’似的。”

    “现在好结果来了罢，”我听完他的故事只说了这短短的一句话。也许是讥讽，也许是同情，也许是责备，也许是疑问。其实这些全包含在这句话里。我不能够相信在那时候的他们的面前就只有他所说的两条路，我不能够相信应付生活就只有这两种办法。事实上他把那个最重要的倒忘记了。

    “现在好结果来了罢，”他疑惑地重复着说，然后猛然省悟地责备自己道，“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吃，没有什么话可说。”脸上立刻起了一阵可怕的痛苦的痉挛。我看见这个就仿佛看见牲畜在屠刀下面哀号，心里也起了战栗。

    “那么你还相信命运吗？”我不安慰他，却责备地追问道。

    他不回答我，只是埋下头挺直地跪在座蒲团上面。

    学校里放了年假。一连几天堀口君都忙着在念经和抛掷供物。差不多每天吃中饭的时候，他都要告诉我说：昨晚某某人的灵魂又到我家里来了。于是就简略地告诉我那个人的生平。无论是男或是女，那些人都是这个社会的牺牲者，而堀口君却说他们全是顺从命运的好人。于是傍晚他就提了一包供物到海边去把那亲友送走了。而在家里又会有另一个亲友的灵魂在等候他超度。

    这个人，当他对我申诉痛苦的时候，他露出等人来援救似的无可奈何的心情；而跪在神橱前面，他却毫不迟疑地去超度别人的灵魂了。这也许是宗教的力量罢。但这宗教却把那无数的鬼放进了他的家中，使他与其说是活在人间不如说是活在鬼的世界里了。

    新年逼近的时候，平日默默地劳动着的堀口夫人便加倍默默地劳动起来。在堀口君，也多了一件写贺年片的事情。只有那小孩更高兴地往各处找朋友玩。楼上不消说是静得像一座坟墓。我一个人在那里翻阅陈腐的书籍，受古圣贤的围攻。

    新年一到，这家庭似乎添了一点生气。邮差不断地送了大批的贺年片来；拜年的人也来了不少，虽然大半都是在玄关口留了名片或者写着“御年贺”的纸卷，并不曾进房里来。但门前的人影究竟增加了许多。小孩也时常带了他的朋友来，多半是些穿着很整齐的和服的小姑娘。常常在庭前用羽子板拍着羽根[35]玩，这虽是女孩的游戏，但近年来已经有不少的少年在玩了。

    劳动了一年的堀口夫人，在她的苍白的圆脸上也露了笑容，多讲了几句话。晚上没有事情，也把我邀到客厅里火□旁边去玩“百人一首”。玩这种游戏我当然比不过他们夫妇。

    堀口君有四天没有到海边去了。大概新年里鬼也需要休息罢。但是一月五日这天的午后他忽然又勤苦地念起经来，一连念了三四个钟点以后，他就在下面大声邀我同到海边去。我走下楼看见他提了一包供物站在玄关口。

    “昨晚又有谁的灵魂来过了吗？”我一面穿木屐，一面问道。

    “就是横山满子君。我回头再详细告诉你，”他严肃地小声说。

    我们默默地走了出去。

    从海边归来的途中……

    我们依旧在那些窄巷里绕圈子。堀口君说过了那简单的回答后，就不再作声。两人的木屐在土地上沉着地发响。我被沉默窒息着，不能忍耐下去，便说：

    “那恐怕是梦罢。你看见她是个什么样子？”

    “梦不就是可信赖的吗？我屡次做梦都有应验。”他停了脚步，说着话望了我几眼。前面几步远近，竖着那“马头观音”的石碑。他走上去，合掌行了一个礼。他走过这个地方总要这样地行礼，我看见过好几次了。

    “她的样子很憔悴，眼含着泪，要我救助她。所以我想她做、鬼也不幸福，今天给她念经超度过了。以后还要给她念经呢！”他继续说，声音有点改变，我明白是一阵悲痛的感情侵袭来了。但我好像不知道怜悯似地不去安慰他，却说了类似反驳的话：

    “她不是顺从着命运活过了吗？那么她应该有好结果呢！你给她的信上不是这样说过的吗？……”

    “但是……但是——”他仿佛遇到了伏兵，突然忙乱地招架起来，说了两个“但是”，便再也接不下去。

    “但是一切都错在命运上面。这命运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知道！我不相信这些。即使真有，我也要使它变成没有！”我气愤地说。我看见他招架不住地往后面退走了，便奋勇地追上去。

    他不再和我交战了。他只顾埋着头走，口里含糊地念着什么，像在发呓语一般。但在我的耳朵听来，他念的并不是《南无妙法莲华经》，而是“我错了”一类的句子。

    这晚上堀口君忽然现出非常烦躁的样子。晚饭吃得很少，老是沉思一般地不说话。而且因一件小事就把小孩骂哭了。饭后他说要玩“百人一首”。等堀口夫人把食具收拾好拿出牌来时，他忽然又说不玩了，就一个人跑了出去。他的妻子问他夜里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回答。

    我回到楼上，又受着腐儒的围攻。虽然房间里摆着火钵，却变得非常寒冷了。接着来的是寂寞。周围静得很可怕。忽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人唱起了谣曲，苍凉的声音在静夜里听来就像是鬼哭一般。这许久还不见堀口君回家。于是风起来了，一吹便吹散了谣曲。树木哀叫着，房屋震摇着，小孩也在下面哭了。这楼上就如一个鬼窟，我不能够再坐下去，便毅然站起来，走下楼，到玄关口去找木屐。

    “张君，要出去吗？到什么地方去？”堀口夫人在房里用了焦虑的声音问道。

    “海边去！”我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不等她说第二句话，就冒着风急急走出门去。

    海完全变了模样。

    我认不清楚平日见惯的海了。潮暴涨起来，淹没了整个海滩。愤怒般的波涛还不住地往岸边打来。风在海上面吼叫地飞舞。海在风下面挣扎地跳动。眼睛望过去，就只看见一片黑暗。黑暗中幻象般地闪动着白光，好像海在眨眼睛，海在张口吐白沫。

    浴场已经消失在黑暗里，成了一堆阴影，躲在前面。每一阵风冲过来，就使它发出怪叫。我去找那些岩石，就是这傍晚我在那上面站过的，现在连痕迹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岸边，望着前面海跟风搏斗的壮剧。一座一座的山向着我压过来，脚下的石级忽然摇晃似地在往后面退。风乘着这机会震撼我的身子。我的脸和手都像着了利刀似地发痛。一个浪打来，那白沫几乎打湿了我的脚背。

    我连忙往后退了两步，定了神，站稳了脚跟，想起方才几乎要把我卷下去的巨浪，还止不住心的跳动。

    黑暗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海疯狂地拼命撞击岸。风带着一长列的怪声迎面飞过来。这一切都像在寻找它们的牺牲品一般。

    对着这可怖的景象我也感到惊奇了。平日是那么恬静的海遇着大风的时候也会这样奋激地怒吼起来！

    “可惜，堀口君不在这里，不然也可以给他一个教训。这海可以使他知道一些事情，”我这样自语着j一个人渐渐地进入了沉思的状态。

    风刮着我的脸和手，我也不觉得痛；浪打湿了我的脚，我也不觉得冷。我一个人屹立在风浪搏斗的壮剧的前面，像失掉了全部知觉似的。

    “张君，你来了！”一个意外的声音使我惊醒过来。我掉头看后面，正遇着堀口君的发光的眼睛。在那张清癯的脸上我看见这样的发亮的眼睛还是第一次。尤其使我惊讶的，是他会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见了这一切吗？”我略一迟疑便惊喜地发出了这句问话。

    他点了点头，然后低声说：“我比你早来了许久。”

    我惊疑地望着他那发光的眼睛，带了暗示地自语道：

    “想不到那么恬静的海也会这样可怕地怒吼起来。”

    “不要说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烦躁地说。我觉得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不答话，只是惊疑地望着他。

    “回去罢，回到家里我有话对你细说，”过了半晌他又说了一句。

    1935年2月3日在日本横滨。

    雨[36]

    一

    接连地落了几天雨，天空没有丝毫的晴意。

    从早晨到夜晚我都坐在书桌前面。书桌横放在窗前，我抬起头就看见雨水沿着玻璃窗滴下来。我的眼光透过玻璃望出去，只看见模糊的一片雨丝，雨点单调地滴到窗下石板地上，差不多就用这同样的声音一连滴了这几天。这声音起初还只到我的耳边，后来就渐渐地进了我的心里，它折磨着我的心，使我不能够把心放在书上。最后我连书上的字迹也分辨不清楚了。我不能够再忍耐下去。我阖了书站起来。我在房里踱着。我点燃了一支烟。

    我喷出一口一口的烟雾。烟雾遮了我的眼睛。但我的耳朵还是很锐敏的。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于是我奇怪地想起来：难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能够在房间里留下去。我不再迟疑，便抛掷了烟头，披上大衣，戴起帽子，匆匆地走下楼，开了后门出去了。

    外面依旧落着雨。弄堂里很静。石板地因了雨变得滑脚了。雨点飘在我的脸上，打湿了我的眼镜。我不注意这些，我只知道我心里的火，我正需要雨来浇灭它。我迷惘地走出了窄小的弄堂。

    街是比较宽阔的，但躺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店铺门前抖动着微暗的灯光，街上默默地滚动着几辆黄包车。几个无力的影子晃过我的眼前。一切都是没有生气的。只有雨起劲地落着，不住地落着，那些雨点威胁地抒在没有生命的地上。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这些时候我就没有停过脚步。雨水沿着帽檐不停地滴下，眼镜片上积着雨点，我不去揩它，连那插在衣袋里的手也不伸出来。我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而且我也不去看它。好像有一种力量压住我，我拼命在跟它斗争，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走。

    我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去想它。我甚至不曾在十字路口停留片刻。好几次我的脚踏在水荡里面，水漫过皮鞋浸湿了袜子，我也不去管它。我只顾大步走着，好像我害怕一停脚我就会落进谁的掌握里面似的。

    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在我的眼前晃过的依旧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我不知道我已经走了若干时候。可是我的心仍旧被烈火煎熬。冷而湿的雨点在我的身上并没有一点作用。我不觉得冷，不觉得疲倦。

    忽然在一个弄堂门口我停住了脚。不，不是停脚。我转了弯而且走进里面去了。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去想这是为了什么缘故。

    这个弄堂也是很静的。好些人家已经熄了灯。从那些有灯光的房间里也传不出来一声欢笑。我走到第三号的后门口站定了。我伸手捶门的时候，才惊讶地觉察出来，这是宇住的地方。

    开门的正是宇。四五天不看见他，他的没有血色的脸显得更憔悴了。他看见是我便现出吃惊的样子，但是也不说什么，就让我走上楼进了他的房间。

    “你为什么来，我不是叫你不要来吗？”宇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了第一句话，但是他友爱地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感激地看了看他，然而这感激马上就被苦恼赶走了。我挣脱了他的手，低声问：“有消息吗？”

    他的眼睛痛苦地睁大起来，他点了点头，又绝望地把头摇了两下。

    “难道就没有希望了？”我恐怖地叫道。

    他轻轻地拍一下我的肩膀，小声警告说：“轻声点！”过了半晌他才告诉我：“听说她还受着优待。不过我们始终打听不出来她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靠得住吗！”我烦躁地问道。

    “谁知道，然而我们就只有这一点点消息了。我们拜托许多朋友打听都没有用处，我们没法跟她见一面。”他的调子似乎是平淡的，但是我却听出来隐在这平淡后面的深的苦恼。四五天以前我看见他，他告诉我的话也就只是这一点，显然他最近几天里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消息。

    “看，你一身都是雨，”他忽然说。“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你也得顾到你自己的安全。”他的责备的口气里含着很多的关心。

    我苦笑一下，脱去大衣，揭下湿帽子，放在一个凳子上，就在写字台旁边坐下来，苦恼地答道：“我不能够过那种生活。我不能够活活地闷死在房间里。你不知道，那种生活是多么可怕，甚至比坐牢还可怕。”

    “安静点，不要老是诉说你自己的苦恼。”他也坐下来，关切地望着我。“你应该忍耐一点。你看我，你想想我的生活。”他停止了说话，默默地搔着头发，好像在思索什么使他苦恼的事情，或者是什么痛苦的回忆使他不能够说下去。我知道这一定是关于她的事情。我的烦躁渐渐地静下来，但是心却更敏锐地痛了。

    “华的母亲来了，”他放下手，把手腕压在写字台上，忽然下了决心似地小声说，“就住在亭子间里。她不知道她女儿的事情。我没有勇气告诉她。你想想看，我要哄骗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她是我的姨母，她看见我长大成人的。她跟华约好到这里来，她跟华通信都是由我这里转的。我们当时想不到会有那种事情。你想我怎么能够对她说真话，她是个将近五十岁的人了……”他的声音渐渐地抖得厉害了，到最后就变成了抽泣，但是他不愿意露出悲哀的样子，便住了嘴，呻吟一声，声音仍旧很低。

    华告诉过我她很爱母亲，她常常对我们讲起她母亲的好处，她母亲守了二十年的寡才把她抚养成人，送她进学校读书。这个有知识的好心的老妇人，她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华嫁个如意的好丈夫，过着幸福的日子。她虽然不了解华，她却是以整个心爱着华的，但是现在……我想到这件事情，我想到华从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的心又痛起来，我用了全力来忍住，我也不愿意露出一点悲伤的样子。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救她，”我低声自语道。我努力思索一个有效的办法，然而我的脑子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连思想也变成凝固的了。我绝望地搔我的脸，好像那上面有无数的疮疤。

    “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找过许多人设法，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宇苦恼地接口道。我知道他的话并不夸张，他的确为了华的事情奔走过好几天，然而他始终得不到一点结果。

    “也许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样一个念头意外地跑来抓住我，我要甩掉它，却不能够，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连我自己也害怕听它。

    “不会的，决不会的！”他挣扎似地辩驳道，声音渐渐地高起来，他说话也起劲，好像他要从我的手里把她救出来一样。“她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激烈行动。”

    “为什么要有激烈行动？”我猛然站起来，把一只手按住写字台，动气地说，我仿佛在驳斥他的论据似的。“她不愿意跟着别人一道沉落下去，她敢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不就够了吗？”我说完，看见他茫然地望着我，不说话，我的怒气淡了下去，我重新坐下来。我的眼前隐约地现出一个麻布口袋，一条河，口袋落在水里，浮着，浮着，于是渐渐地沉下去了。我觉得这个口袋里面装的就是她的身子。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不会的，人不会这样对付她。我相信她还活着，”宇忽然自信地说。这声音使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了他的坚定的眼光，但是他的眼光又渐渐地动摇起来，他接着带了疑惑的调子说：“然而在这个年头一切都是料不准的，谁能够有把握呢？……”

    亭子间里起了一个老妇人的咳嗽声，多么空虚的声音。不久声音就停止了。宇的话被这声音打断，也不再继续下去。这个房间又落进了沉寂里，但是老妇人的咳嗽却进了我的耳朵，而且在我的心上响了。这是华的母亲的声音，它使我记起了华的一切。痛苦和愤怒又在我的心上堆积起来。

    “她还没有睡，她每晚上都要到夜深才睡得着，”宇的脸上又堆起了黑云，他望着我悄悄地说。“她在想念她女儿。我担心她已经猜到一点了。我这个人不会说假话，很容易露出马脚，不然她为什么常常用忧郁而带责备的眼光看我，好像要说什么话又说不出口呢？”

    “她不会知道的，”我茫然应道，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安慰他，我只想说出一句话来，我并不去管这句话有什么意思。我心里闷得难受，我需要吐出一点东西，我不能控制我的手，却让它用力去抓我的脸。

    “我害怕我有一天会把一切全告诉她，我不能够瞒她，”他无可奈何地低声说，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故意逼着问我，求我给他一个确定的回答。

    我不答话。他忽然惊恐地望着我叫起来：“血！血！你脸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把，掌心里全是血，我平静地回答道：“我一点血算得什么。”

    他不作声了。脸上现出惊疑的神情。

    我坐在他的斜对面，我怕听他的声音，我怕看他的眼光，我怕忍受房里的沉寂。我站起来，穿上大衣，戴起帽子，不说什么话，就往楼下走。走过亭子间门口，大概是脚步声惊动了房里的华的母亲，她又大声咳嗽起来。这声音像鞭子一样在后面赶我。我急急地走下了楼。

    宇赶着下楼来，低声嘱咐我几句话，要我以后行动小心一点。这样的话他已经对我说过好几次。我含糊地应着，就往外面走了。

    我带了一肚皮的火到这里来，依旧带了一肚皮的火走出去。雨势很大，地上是一片水，水随着我的脚溅上来。我拉起大衣领，仰头望天。天空是一片深的黑暗。冰冷的雨点打击我的烧脸，脸上的血迹被雨点冲洗掉了，伤痕微微地发痛。我无可如何地嘘了一口气，就埋下头走出这个弄堂。

    我的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好像天在下着大雾似的。脸打湿了，帽子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沿着帽檐继续地滴下雨水。大衣上是一片湿，裤脚被水泥浸透了，一双皮鞋不时地踏在水荡里。我只顾埋头走着，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不想回家，那个寒冷而寂寞的房间已经把我折磨够了。我只是胡乱地走，没有目的地走。

    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不曾注意到已经走过几条街了。我穿过一条较热闹的街道，就忽然转进了一个弄堂。我的脚在一家后门口停下来。于是我惊愕地抬起头。红黄色油漆的木门上贴着一方白纸，写着“15”这两个黑字。

    我的脑子突然清醒了。我不敲门，却退后两步，留恋地望了望上面的亭子间，那里没有亮光。一切都是静寂的。我的心又痛起来。我想，在前些时候，我只要在这下面唤一声“华”，她就会从亭子间的窗户里伸出头来给我打招呼，然后就走下楼给我开门，让我进去。我们会在她那张小圆桌旁边坐下来，泡茶喝。我们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会告诉她我这一两天的工作情形，她也会把她的告诉我。她会高兴地指点这指点那给我看。她会翻出一些书问我一些问题。等到这些事情完结了，她就用她那对漆黑的大眼睛柔情地望着我，对我倾吐她的私人的情感，我也诚恳地把我的一切吐露给她。我们是常常这样地相会的，有时宇也来同我们在一起。甚至前十多天我和宇还同来看过她，在那上面亭子间里坐了两三个钟头。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而且是这么突然的。

    我下了决心不再到这个地方来。朋友们都警告过我。我也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痕迹。然而我的一双脚却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我的脚似乎比我的脑子更不容易忘记，是它们使我清晰地记起过去的一切。

    我不能够马上离开这里。我远远地站着望那个亭子间，两扇窗门紧紧地闭着，里面是漆黑的。我忽然想，她也许是睡着了。我觉得有一对漆黑的大眼睛在我的眼前晃。我要睁眼细看，但是我的眼镜片上粘着雨点，使我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雨点无情地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敲打。我好像没有感觉似地站在那里，我甚至不动一下身子，或者做任何保护自己的举动。我痴痴地立着，直到附近人家的后门带着大声猛然打开的时候，我才被另一个念头刺了一下，于是惊觉地拔步走了。

    我仍旧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的脚拖着我的身子走出这个弄堂。街上的灯光显得很惨淡。一家烟纸店的伙计在上铺板。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两三个撑伞的行人。这一切好像都和我不相关联似的。我忽然觉得在这个大都市里我似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个思想更使我苦恼而且煽旺了我心里的火。雨势并没有减小，然而我已经感不到雨点的打击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让我的脚把我带到任何地方去。

    我走在马路旁边。我的脚变得很沉重，皮鞋里积了不少的水泥。我不能够走得十分快。一辆汽车以极大的速度从后面驰来，驰过我身边，发出了尖锐的叫声。我受惊地跳起来。水泥溅到我的身上。我还听见一个清脆的笑声。

    “人们并不是互相关联的，”这个念头更锐敏地刺痛我的脑子。我自己立刻觉得脸上起了痉挛。当我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一些思想咬痛我的脑子的时候，人们却快活地在汽车里笑了。我的思想，我的苦恼是没有一个人关心的。我受苦，我挣扎，我也许就会临到最后的结局，但是没有人知道。在一阵难以名状的心的压迫中，激情在我的身体内生长了。我觉得它不住地在我的胸膛里搅动。仿佛脏腑都掉换了位置似的，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的插在大衣袋里的手捏紧了拳头。我只想毁掉一些东西，或者就让我自己马上被什么东西毁掉。我只希望雨落得更大更大，最后带来一次洪水把我和一切都淹没掉。

    然而雨势并没有增加，它反而小起来。一阵燃烧，一阵熬煎使我时时觉得这颗心就要炸裂了。我咬紧牙关，疯狂地往前走。我不再看见冷静的街道了，我也不去管我正朝着什么方向走去。

    过一条街，又一条街。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转进了一个弄堂，而且我的脚又在第三号的后门口停住了。我茫然站在门前，我有点惶惑，不知道应不应该再走进宇的房里去。

    我自己并不要再到这个地方来。我怕看见宇的憔悴的面容，我怕听那个老妇人的咳嗽，我甚至怕伸手去敲那扇门，但是我的脚偏偏把我带回到这里来了。我的脚太不能够忘记事情，它比我的脑子还更清楚。甚至当我的心想忘记的时候，我的脚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我不能够敲门进去。我就站在门口，我抬头望了望亭子间，窗户紧紧闭着，那里面也没有灯光，这跟我刚才看见的另一个亭子间差不多。老妇人已经睡熟了罢？我很想知道她在梦里会看见些什么景象。在她的梦里华一定很健康地活着。我的思想便停留在老妇人的身上。华给我看过她的照片，是慈祥的面貌。眼睛和嘴都跟华的相像。这时候我忽然想看见她一面，这个想望很强烈，我几乎抑制不住。但是我听见了她的空虚的咳嗽声，这不是从亭子间里发出来的，这是从我的心底响起来的。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能够敲门进去，我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就毅然走了。

    一路上像被什么追赶着似的，我走得很快，我并不停留一下，或者掉头去看路旁的景象。雨点无力地飘在我的脸上，我已经感觉不到了。

    我踉跄地回到了家。

    二

    天阴着。空气很冷。我看见灰色的天空，就像连最后的希望也被夺去了一般。但是我不肯绝望地倒在床上，我又不能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我只是烦躁地在房里踱着。我不断地抽烟，把我的脑子也弄得发昏了。

    昨天一天没有人来看我。我一直思念着华。我等待朋友来对我说几句话，然而一直到夜间，我的房门上都没有起过一下敲声。后来我就出去了，在十五号的后门口徘徊了片刻，才踉跄地回家睡觉。我做了一整夜的梦。梦中到处都是华的面貌，但也是很模糊的，不能够连接起来，所以我一睁眼睛就不能明确地记起什么了。

    我在房里踱了许久，烟抽得太多。脑子似乎凝成了一个铁块，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终于疲倦地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来。我翻开一本书低声读了几句，几页。我自己却不明白我读过的那些话有什么意义。

    门轻轻地响了，我抬起头就看见华的影子飘进来，她和平日一样地对我微笑。

    “华！”我惊喜地叫一声。我站起来，我的眼睛花了。

    门静静地掩着，并没有人进房里来过。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了。我知道华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于是我的心开始绞痛起来。

    我翻弄抽屉，我翻弄书橱，我想在那里面找到一点关于华的东西。我到处翻遍了，可是依旧找不到什么。文件和书信都没有了。我的日记里有不少篇幅是描写华的，以前我翻开日记就仿佛看见华站在我的面前，我常常笑着对她说她活在我的日记里面。然而现在这日记也毁掉了。那么我在什么地方去找她的面影呢？

    后来在一本旧书里我无意间发见一张照片，已经褪了色，不很清楚了。这上面有华，有我，还有两个朋友。我们这些人平日是不照相的，不知道怎样，那一次在公园里却照了这一张东西。这是两年前的事情，那时华还梳着两根小辫子。

    我痴呆地望着照片，我想在那上面看出我们当时的愉快的生活，但是在照片上华的小女孩似的面孔已经模糊了，那一对浓黑的大眼睛也淡了许多。粗粗一看这面庞简直不像是华的脸。我知道连这张仅有的照片也会渐渐地消失的。我痛惜地拿着它，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好容易捱到傍晚，宇来了。不过隔了两天，他的头上就多了好些白发，这改变使我大大地吃惊了。

    “有什么消息？”我激动地问道。

    “恐怕没有希望了，”他悲痛地答了一句，就疲倦地倒在床上。

    我不能够再发出一句问话。他的回答是我料得到的。我害怕再听见他说出那样的话。我痛苦地踱着，拼命地抽烟。

    “煌，”宇忽然坐起来唤我。我掉转身子望着他。

    “华的事情大概没有希望了，”他重复地说了一句。“现在各种机关都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人，都说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一定是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才这样说法。你那晚上说的话倒不错。”他睁大眼睛望着我，我发见他的眼里有一些血丝。他的脸上做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使我觉得他要放声大哭了。然而他并没有哭，却把脸皱起来，使他那张起皱纹的脸上凭空添了无数的纹路。

    我的心猛然战抖起来。我极力压住感情的爆发。他证实了我那晚上的话，然而我自己却被这个证据压倒了。我的脸上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至少有五分钟的光景，我是看不见一切，而且听不见一切的。

    “那么华的母亲呢？”我忽然问道，这句话是随口说出来的。

    “华的母亲要回家去了，”他苦恼地淡淡答一句。

    “回家去？她不等她女儿？”我惊讶地问。

    “我正要告诉你她的事情，”他忽然站起来，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把身子俯在桌上，偏了头看我，一面说。这时候我站在书桌的一端，把左膀压在那一堆书上面，听他说话。他的脸上还带着苦恼和悲痛的表情。

    “我已经把华的事情告诉了她。我实在不能够支持下去了。昨晚上我回来得很晚，亭子间里没有亮，我以为她已经睡了。然而我刚走进屋坐下来，就听见她在唤我。她轻脚轻手地走进我的房间。头发蓬松，身子摇晃。那张憔悴的脸带着血红的眼睛逼近来，就像一个鬼魂。她站在我面前，唤我的名字。她说她这几晚上整夜都不曾闭眼睛，她说她知道她女儿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她哀求我把真相告诉她。她说她已经猜到大半了。我起初还哄骗她，但是后来她哭了。煌，你知道，她是看见我长大的，我做孩子的时候，她还抱过我。现在她哭着，哀求我说一句真话，我能够拒绝她吗？我记得从前华出来进学校的时候，她还嘱咐过我要我好好地替她照应华，免得华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每次回家去，看见她，她总要对我说许多感谢的话。现在……煌，你想我还能够平静地对她说那些假话吗？……我也不去想会有什么结果，我说了，我把真话全说了……”他的眼泪突然迸出来，声音也嘶哑了，他不能够接着说下去。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不是可怕，而是可怜。这表示出来一个失去决断力、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的人的痛苦。

    我的心因了同情又一次颤动了。痛苦还压在我的心上，现在更不断地增加。我害怕我自己会燃烧起来。我睁着两只干燥的眼睛望他，好像逼着在问：“以后呢？”

    “她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举动，”宇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她也不大声哭。只是她的身子抖得很厉害，几乎使人疑心她要倒下去。她那两只泪眼带了责备和悔恨望着我，声音清晰地接连说：‘我早就料到的，我早就料到的。我担心了二十多年，我以为可以免掉这一着了。谁知道依旧落得这一个结局。’她走到屋角一把椅子前面坐下来。一个人在那里发出轻微的似哭似笑的呻吟。

    我以为这个打击使她发狂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走到她面前，她抬头看我。她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但是并没有一点疯狂的痕迹。两行眼泪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不等我开口就知道了我的意思。她痛苦地说：‘你不用劝我。我完全明白。我早就料到的。她的性情很像她父亲。我早就怕她会有这一着。所以我给她起了若华（花）这个名字，我不给她读书，我只想教她学做针线，将来嫁个如意丈夫，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也不枉我辛苦地养育她一场。可是我太爱她了。她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三翻四覆地要我许她读书，我到底拗不过她。她要做什么事情，我都答应她。只怪我自己心肠太软。要是我不放她出来读书，也许没有今天的事情。……你姨父，她父亲……他的事情你不知道，我连若华也瞒着，不告诉她。他死在监牢里，他在那里面不到两个月，受不过拷打便死了。那是宣统末年的事情。那时我肚里怀了若华进牢去看他。他对我说他为什么要干那种事情。他自己并不害怕，只是不忍抛弃我和那个未来的孩子。他相信一定是个男孩，他要我好好地教养他，要他将来承继父亲的事业。我听了他的话，无意间问了一句：要是生下来是女的呢？他不高兴地答道：那么将来随便把她嫁个人就算了。他死了两个月，若华就出世了。我倒高兴，我以为既是女孩，我就可以把她保住了。……谁知道现在连女儿也走上了她父亲的路！’

    她闭上嘴，闭着眼睛，头靠在椅背上，微微地摆动。

    我望着她，我现在才完全明白了。她看事情比我更清楚。她的话使我十分感动，但同时把我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铲除了。我忽然觉得华的事情是无可挽救的了。这就跟我自己得到死刑判决差不多。

    她忽然站起来，带着温和的眼光看我，叹息道：‘我不怪你，我完全不怪你。我是早就料到了的。我现在去睡了。’她颤巍巍地走出了房门。

    她似乎整夜没有睡觉。我时时听见她的咳嗽声，声音里充满着绝望的痛苦和孤寂。这声音使我想起了她的悲惨的一生。在我的心里除了我自己的悲痛外，现在又加上了她的悲痛，我这晚上也没有能够好好地睡觉。

    今天早晨，亭子间里没有声音，我想她大概睡熟了。但是我走过亭子间门口，她忽然打开门唤我，我站住同她讲话。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她淡淡地对我说：‘我再等一天，明天下午就要回去了。’她不再说别的话，也不等我回答，就马上关了门。我站在楼梯上，迟疑着是不是还应该进去同她讲话，忽然我听见亭子间里起了轻微的哭声。原来她在里面哭。我心里非常难受，不敢再惊动她，就急急跑出来，到公司办了事情，又走了几个地方，才到了你这里。

    “别人看见我都说我病了。这两天我怎么能够不病？这种生活我实在不能够支持下去了。”

    宇站起来，走到床前，一下子就倒下去。这些时候我都没有看见他的脸色，他也不能够看见我的。房间早已落在黑暗里了。我也不去扭燃电灯。

    我在书桌前面坐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宇刚才坐的。现在他躺在床上不作声了。

    我们两个就这样地在黑暗里过了许久。他沉重地呼吸着。我却渐渐地到了没有思想、没有感觉的地步。我的心里空无一物，好像我已经死了。

    宇最后站起来扭燃了电灯，对我说：“我走了。我得到消息再来看你。你自己要小心，你不要多出去。”

    他悄然走了，撇下我一个人在房里。

    我听清楚了他的话，我也打算依从他。但是他走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出去了。我的脚不许我安静地留在房间里。它们要把我带到我的心想忘记的地方去。

    三

    早晨我醒得很迟，太阳已经从窗户照进来了。我昨晚在街上跑了一夜，回到家里人还不很清醒。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什么时候才睡熟的。

    我仿佛记得从那个弄堂出来走不到一条街，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的背影就同华的一样。我跟在她后面跑了好几条街。我几次要叫出“华”这个名字，但是我的声音嘶哑了，我自己明明知道这不能够是华。同时我记起了宇告诉我的话：华也许已经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了。然而便是看见跟华的背影相似的女人也可以使我的心多少得点安慰。我的脚知道这个，它们把我带着跑了几条街。于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汽车拦住了我的路，我失掉了那个女人。她同华一样地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走了许多地方都找不到她的踪迹。

    我打开窗户，让阳光抚着我的头，我重复地去经历昨夜的情景，我甚至把那个女人当作真正的华。

    但是这个也不能够长久地安慰我的心，痛苦和愤怒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记起宇警告我的话，这更增加我的苦恼。我不能够过这种隐匿的生活。我不能够为了一点恐惧就躲藏起来，不做事情，让无益的苦恼来消耗我年轻的生命。

    我拼命抽烟，这也没有用，这不能够使我忘掉什么。我让灰色的烟雾包围着我，但是那一对漆黑的大眼睛依旧透过烟雾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耳边时时响着那空虚的咳嗽声。这些使我明白，如果我不做一点事情，我自己就会被无益的苦恼折磨到死。这样的生活是零碎的自杀。

    下午两点钟光景，宇来了。他的脸色阴沉，两只眼睛红肿，显然他不久以前才哭过一场。我看见他的面容并不惊讶，我好像早就料到他会带了这样的面容到我这里来，而且也有些明白他会对我说什么样的话。

    我们交换了一瞥恐怖的眼光。他先开口了：

    “我刚刚送了我姨母回去。开车的时候她没有哭，倒是我哭了。她好像抱了放弃她女儿的决心似的，她把她女儿的事情托付给我。她对我说，不管怎样大的打击，她都可以默默地忍受。但是我看得清楚，她来这里不过住了几天，就像在这里生了一场大病。她咳嗽很厉害，脸瘦得不像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她这个样子，就觉得自己犯了大罪似的。所以我哭了……”他说到最后喉咙里响起来，他不能够说下去，他在我的面前哭了。

    我的心痛着，在我所经历到的痛苦之上，他又给我添了更多的痛苦。世界是这样地广阔，他却尽量地把痛苦堆在这个房间里。我等待他来，我等了他许久，他却来对着我哭。他的抽泣声在我的绝望之上又添了绝望，使我感到更难熬的心的压迫。痛苦仿佛是没有终局的。墙壁似乎也要倒塌下来了。我挣扎，我忍不住愤怒地大声叫起来：

    “为什么要哭？宇，你怎么也学会哭？连华的母亲也不哭！我问你从古时到现在有多少人哭过了？眼泪积起来已经成了大河，难道就缺少你一个人的眼泪？我问你眼泪有过什么用处？收拾起你的愚蠢的眼泪，我不要听你哭！”

    我并不是在对他说话，我并不想责备他，我是在对包围着我的痛苦说话。我忍耐了好些日子，但是现在忍耐也到了终局了，我要昂然抬起头来把痛苦甩掉。

    宇惊恐地望着我，他似乎不知道我的心情。但是他停止了抽泣。他揩了眼泪，过了半晌才苦涩地对我说：“我不哭……我不哭……不过华没有了。”他从怀里摸出一方破烂的纸条交给我。

    我战抖地将纸条一把抢过来。我的眼睛冒出火射在这一方揉皱了的破纸上面。是铅笔写的字迹：

    我没有希望了。这事情似乎来得太快，不过也不是奇怪的；在这个年头并没有奇怪的事情。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心里充满着怀念。可是我并不后悔，而且我很快乐，我不会忘记你们。好好地看待我母亲罢！她太爱我了，她也许受不住这个打击。最好不要让她马上完全知道，慢慢地告诉她。你们不要忘记我，你们要小心。……华。

    我反复地读着，直到每个字、每句话在我的心上回响起来。我的心很明彻，就仿佛她站在我面前对我说话一般。

    “送这个信来的人告诉我，她已经没有了。”宇的声音像丧钟一样地在我的耳边响着。“这个消息我并没有告诉我姨母，这一次我瞒了她。我不能够违背华的意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泪水又从他的眼里进出来，他的声音又变成了抽泣。

    他继续抽泣，声音很低，它却响彻了这个房间，使得屋里的空气完全变成悲哀的了。我那刚才得到的明彻的心境也被扰乱了。我心里只响着一个声音：“我心里充满着怀念！”这是她的最后的声音。但是我从什么地方能够找回她来，告诉她我也充满着怀念呢？现在已经迟了。我跟她中间已经隔着一个世界了。在痛苦之上增加了痛苦。在绝望之上增加了绝望。阳光也暗淡起来，天又现出要落雨的样子。一切都是阴郁的，苦恼的，沉闷的。不给我一点希望。宇的抽泣声不停地在我的心上敲打，使我烦躁到快要发狂了。

    我不能够再忍耐下去。我的脚颤得厉害，它们第一个要反抗了。不管宇和别的朋友警告过我的话，不怕我也会得着华那样的命运，我不再躲在房间里过隐匿的生活了。我要出去做一点事情，免得到了太迟的时候。

    “宇，我们走罢，到成那里去！”我忽然下了决心地说。

    “但是下雨了，”宇惊疑地望着我低声说，一面在揩眼睛。

    我朝窗户那面看，一些雨点正向玻璃窗飘来，无力地贴在玻璃上面。没有声音。

    我残酷地微笑了。我坚决地昂然答道：“这样的雨算什么。我们走！”

    1936年3月在上海。

    窗下[37]

    敏，我现在又唠唠叨叨地给你写信了。我到了这个城市已经有两个多月。这中间我给你写了五封信。可是并没有收到一个字的回音。难道你把我忘记了？还是你遇到了别的意外事情？你固然很忙，但是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一封回信，哪怕是几个字也可以。再不然就托一个朋友传几句话。你不能就这样渺无音信地丢开了我，让我孤零零地住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你知道我有着怎样的性情，你知道这样一种生活在我的精神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你为什么默默地让我受这些折磨呢？

    我还记得两个多月前我离开你的时候，月台上人声嘈杂，我们躲在车厢的一角，埋着头低声谈话，直到火车快开动了，你才匆匆地走下去。你在车窗下对我笑了笑，又一挥手，就被火车抛在后面了。你不曾追上来多看我几眼，我也没有把头伸出窗外。我只是埋着头默默地回想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到了那里，你也许会感到寂寞。你要好好地照应你自己。你也该学会忍耐。……我就怕你那个脾气，你激动的时候，连什么事情都不顾了！……”

    你看，现在我也能够忍耐了。我居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个寂寞的房间里住了两个多月，而且不知道以后还要住多久。这其间我也曾起过冲动，但是我始终依照你的劝告，把它们一一地压下去了。这些时候我很少到外面去。每天我就坐在一张破旧的写字台前，翻读我带在身边的几本旧书，和当天的报纸。等到我的腰有些酸痛了，我才站起来，在房里默默地踱一会儿。这样的生活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单调可怕，我的心渐渐地像被火烤似地痛起来。我昂起头大大地吐了一口气。我跨着大步正要走出房门，但是你的话忽然又在我的耳边响了。我便屈服似地回到写字台前，默默地坐下，继续翻读书报。直到朋友家的娘姨给我送晚饭来，我才明白这一天又平淡地过去了。

    我常常坐在窗前给你写信。我觉得最寂寞的时候或者火在我心里燃烧起来的时候，我就给你写信。我的写字台放在窗前，窗台很低，我一侧头便可以看见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蓝天下是土红色的屋顶，淡黄色的墙壁，红色的门，墙壁上一株牵牛藤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台上面。门前有一条清洁幽静的巷子。其实这对面的房屋跟我住的弄堂中间还隔了一堵矮墙。越过这堵矮墙才是我的窗下。从我住处的后门出去，也有一条巷子，但是它比矮墙那面的巷子窄狭而污秽。墙边有时还积着污水和腐烂的果皮、蔬菜。

    这一带的街道本来就不热闹，近几天来，经过一次集团搬家[38]以后更清静了。白天还有远处的市声送来，街中也有车辆驶过，但是声音都不十分响亮。一入了夜，一切都似乎进了睡乡。只偶尔有一辆载重的兵车[39]隆隆地驶过，或者一个小孩的哭声打破了夜的沉寂。平常傍晚时分总有几个邻家的小孩带着笑声在我的窗下跑过，或者就在前面弄堂里游戏，他们的清脆的、柔和的笑声不时飞进我的房里。那时我就会凝神地倾听他们的声音。我想从那些声音里分辨出每个小孩的面貌，要在我的脑子里绘出一幅一幅的图画，仿佛我自己就置身在这些画图中而忘了我这个寂寞冷静的房间。

    如今连这些笑声也没有了。这几天里面我的周围似乎骤然少去了许多人。这周围的生活也起了改变。甚至那个说着古怪的方言的娘姨送饭来时也带着严肃而紧张的面容，吃力地向我报告一些消息。我似懂非懂地把她的话全吞下了。其实报纸上载的比她说的更清楚。

    这里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一连几个晚上月色都很好。敏，你知道我是喜欢月夜的。倘使在前几个月，我一定会跑到外面去，在街上走走，或者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坐坐。但是现在我却没有这种心思。而且外面全是些陌生的街道，我又没有一个可以和我同去散步的朋友。所以我依旧默默地坐在写字台前面，望着摊开的书本。时间偷偷地从开着的窗户飞出去，我一点儿也不曾觉得。只有空气是愈来愈静，愈凉了。

    “玲子，玲子，”下面忽然起了一个男人的轻微的唤声。

    我惊讶地掉头往窗外看去。我的眼前一阵清亮。越过矮墙，那条水门汀的巷子静静地躺在月光下面。一个黑影扑在门上。

    声音是我熟悉的，影子也是我熟悉的。穿着灰布长衫的青年男子到这个地方来，并不是第一次。

    “玲子，玲子，”那个年轻人用了战抖而急促的声音继续唤着。他走下石阶到墙边踮起脚轻轻地叩玻璃窗。

    房里有了声音，窗户呀的一声开了半扇，一个黑发蓬松的头探出来，接着是女人的声音着急地说：

    “你——你，我叫你晚上不要来。外面情形不好，你怎么又跑来了？”

    “你开开门，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男人催促道，他的声音里含了一点喜悦，好像他看见少女的面貌，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似的。

    “你快说，快说！你快点走，会给我爹碰见的！”女的不去开门，却把头往外面伸出来些，仍然带着畏怯的声音说话。一阵微风吹过，牵牛藤跟着风飘舞。几片绿叶拂到她的浓发上。

    “你快点出来说。我说完就走，不会给你爹看见的，”男人固执地央求道。

    少女把头缩回去关上了窗户，很快地就开了门出来，站在门槛上。男人看见她，马上扑过去抓起她的一只膀子。

    她把身子一扭挣开了，也不说什么抱怨的话，却只顾催促道：“你快说！快说！我爹跟东家[40]就要回来了。”

    “你为什么怕见我？难道你真的相信你爹的话？”男人惊疑地说，他轻轻地干咳了两声。

    “你不要故意说话来气我。我怕我爹会碰见你。我爹要晓得你还常常来，他定规要想方法对付你，”少女胆怯地答道。男人还没有答话，她又关心地接着说：“这样晚你还跑来做什么？你的身体不好，你又在咳嗽。”

    少女依旧站在门槛上，男人背靠在门前墙边。等她闭了口他便气愤地说：“这个我倒不怕。你爹太岂有此理。从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他待我很好。那时我们在一起，他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他在你东家这里很得意，就连我的面也不要见了。其实我在小学堂里教书，挣来的钱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跟他女儿来往，也不算坍他的台。况且他的行为就不是什么高尚的。”

    少女伸过手去把他的一只手捏住，温和地说：“我爹是个糊涂人。他只听东家的话，东家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我爹说你们是坏人，说你们专教小孩子反对‘友邦’[41]，又说你们鼓励小学生抗这抗那的。”

    “这一定是你东家的意思。你爹真是个汉奸！”男人摆脱了少女的手气冲冲地插嘴说。“你难道也相信我是个坏人？”

    少女望着男人忧戚地微笑了，她温柔地答道：“我当然不跟他一般见识。我相信你是好人。不过我爹完全跟着东家一鼻孔出气。他说过他看见你领着小学生游行，喊口号。他恨你，他说你是个乱党。你跑到此地来看我，很危险。我很不放心。”

    “我不怕。我不相信他敢害我！”男人依旧气恼地说，他接连干咳了几声。他把一只手按住胸膛，喘了两口气。

    “你看，你的病还没有好，你又要生气！你也要好好地养息养息。你还在吃药吗？”少女怜惜地说。

    “近来倒好一点。好些时候不吐血了。咳嗽也不多。我想大概不要紧，”男人温和地答道。

    “我看你千万不可大意。你也应该当心。现在不早了，你还是回去罢，”少女关心地劝道。

    这时候，从巷子的另一头送过来皮鞋的声音，在静夜里听起来非常响亮。

    “好，玲子，我走了，”男人慌张地说，就伸手去握住少女的一只手，不立刻放开，一面还继续说：“我也就因为这两天外面谣言很多，我很担心你，才特地跑来看看。你要早早打定主意。你从你爹那里听到什么消息吗？”

    少女微微地摇头，回答道：“我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他整天跟东家在外面跑。他从来不给我讲那些话。你不要担心我。这两天情形不好，你自己跑到此地来，倒要当心在半路上出毛病，冤枉吃官司……”她没有把话说完，远远地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她连忙挣脱手，急急说：“你快走，东家回来了。”

    “玲子，我走了，明天晚上再来看你，”男人下了决心似地说，就转过身朝外面大步走去。

    “明天晚上你不要来，”玲子还跑下石阶挥手嘱咐道。但是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连头也不回就走出去了。

    少女还在门前墙边站了一会儿。她倚着墙仰起头看天空。清冷的月光没遮拦地照在她的脸上，风把她的飘蓬的浓发吹得微微飘舞。她的并不美丽的圆脸这时突然显得十分明亮了。那一对不大不小的眼睛里充满着月光。我静静地注目看，我不能够看见她的黑眼珠。原来眼眶里包了汪汪的泪水。

    并没有汽车开进巷子里来，喇叭声早消失在远方了。少女方才的推测显然是错误的。这个清静的巷子比在任何时候都更静。地上是银白色的。红色的门，浅黄色的墙，配上她那身白底蓝条子布的衫裤。在玻璃窗旁边还有一株牵牛藤在晚风里微微舞动它的柔软的腰肢。这是一幅静的、美丽的、幻想的图画。我不觉痴痴地望着它。我忘了我的房间。我觉得我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了。

    少女忽然猛省似地叹了一口气，便走上石阶，推开门进去了。深红色的木门关住了里面的一切。墙壁上的牵牛藤依旧临风舞动，而且时时发出轻微的叹息。

    空气愈来愈静，而且愈凉了。房间里渐渐地生了寒气，我的背上忽然冷起来。远远地响起了火车头的叫声。接着就是那喘气似的车轮的响动。我知道我这一天坐了够多的时候了，便站起来阖上书，伸了一个懒腰。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汽车驶进水门汀的巷子里来。车子在牵牛藤旁边停住。汽车夫下来打开车门，一个艳装的中年妇人，和两个中年男人从车上出来。三个人都穿西装，我认得他们的面貌。汽车往外面开走了。

    “玲子！玲子！”那个圆脸无须的胖子大声叫道。他伸出手在门上捶了几下。这个人就是玲子的父亲。玲子在房里答应着，开了门。她的父亲恭敬地弯着腰让东家夫妇走进里面，然后跟着进去。门又紧紧地关上了。他们在房里大声谈话，说的全是异邦的语言[42]。我不明白他们在讲些什么。

    敏，我告诉你，玲子和她的父亲，还有小学教员，还有东家夫妇，这些人我都熟悉。我并不曾跟他们谈过一句话。但是我这两扇窗户告诉了我种种的事情。倘使我的小小的房间就是我的世界，那么除了我的两三个朋友外，他们便是我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了。他们每天在我的眼前经过，给我的静静的世界添了一些点缀。所以他们的言语和行动会深深地印在我这个渐渐变迟钝了的脑子里。

    小学教员第一次到这里来是在一个黄昏。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职业。玲子的父亲一早就出去了。东家是下午回家以后又带着太太一道坐汽车出去的。玲子站在门前。这一家就只有她一个人。东家夫妇似乎没有小孩，也没有别的亲人。他们去了不多久，玲子正在窗下伸手到牵牛藤上去摘那刚刚开放的紫色花朵。一个人影轻轻地飘到她的身边。接着是一个欣喜的唤声：“玲子！”

    我看见那个天真的少女掉过头，满脸喜色地接连说：“你——你！”

    “你看，我果然来了。我答应你，我决不失信，”男人得意地说。

    玲子不说什么话。她把身子倚在牵牛藤上，梦幻似地打量他。

    “玲子，你老看我做什么？你难道还认不得我？”男人微笑地说。

    玲子的圆圆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她说：“我看你气色好多了。”

    “近来我自己也觉得好多了，”男子笑答道。他把声音压低了问：“你爹跟你东家一道出去的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爹先出去。他们今天最早也要十一二点钟才回来。你多坐坐，不会碰见他们，”玲子低声回答。

    “玲子，我说，我——我看你还是早点打定主意，在此地做事情终归不是好事，”男人说话的声音更低了些。但是我那注意倾听的耳朵还能够抓住话的大意。“你那个东家不是正当的商人。你爹简直是个……”我想他接着一定会说出“汉奸”一类的字眼，但是他突然换了另外的几个字：“他简直忘了本了。”

    “你当心点，不要瞎说，会给人听见的，”玲子变了脸色惊惧地阻止道。她又皱起眉头忧郁地说：“我爹决不肯放我走的，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明白在此地做事情不好。东家不是个好东家。他们那种古怪脾气也叫人够受。可是我爹说过他将来还要带我到东家那边去。我真有点害怕……”

    男人着急起来，他忽然扬起声音说：“那么你还痴心跟着你爹做什么？我害怕他将来真会带你到那边去，他会入那边的籍做那边的人。难道你肯跟着他去当——？”他似乎要说出先前突然咽住了的那两个字，可是一阵皮鞋的声音打岔了他。三个混血种的青年男女带笑地说着英国话走过来。

    “我们进去坐坐，”少女看见人来，吃了一惊，就轻轻地拉了一下男人的衣袖，两人走上石阶推开门进去了。深红色的木门关住了他们的影子。

    我依旧坐在窗前。写字台上的书和别的东西渐渐地隐入阴暗里去了。我并不想看见灯光。我让电灯泡板着它的冷面孔。我把身子俯在窗台上，静静地望着下面清静的巷子。空气似乎凝固不动，让黄昏慢慢地化人了夜。灯光从那个房间的玻璃窗里射出来。我听不见讲话声。但是突然从邻近的房间里响起了西方女性的歌声，有人在开无线电收音机了。

    过了好些时候，红色的木门开了，一个影子闪出来，就是那个男人。被称为“玲子”的少女也在门槛上出现了。男人急急地往外面走去。玲子却倚着门框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

    那个男人以后还来过两次。有一次是在早晨。玲子的父亲和男东家刚出门不久，女东家似乎还在睡觉。男人匆忙地在隔壁门前跟玲子耳语片刻，便走了。

    另一次还是在傍晚，那个男人来了以后，他们两个在门前谈了半个多钟头。从这次的谈话我才知道男人在小学校里教书，他患着肺病，而且在这个都市里没有一个亲人；我也知道一点玲子的父亲和东家的关系。

    以后许多天都没有看见那个男人的影子。玲子有时候也出去。我见过两次她急急地从外面走回来，都是在傍晚。其实也许不止这两次。我的眼睛有时候也会看漏的。

    这个人家还有一个娘姨。不过每天晚饭后我就看见她回家去。有时她白天也似乎不在这里。究竟她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被雇用的，我的眼睛和耳朵却不能够帮忙我探听了。

    男东家永远板着面孔，在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黑胡子，短胖的身子上穿着整齐的西装。女东家永远是浓装艳服，连颈项上也抹了那么厚的白粉。那个圆脸无须的玲子的父亲永远带着谄谀的微笑。

    有一次在晚上玲子的父亲一个人先回来了。这一对父女起初平静地在楼上房间里谈话。后来我就听见了玲子的哭声和她父亲的骂声。我听不出来他们为了什么事情在争吵。他们好像在讲那个小学教员的事，又似乎在讲别的事。我仿佛听见他厉声说，不许她再到什么地方去。

    这哭声和骂声并没有继续多久，后来父亲和女儿似乎又和解了。楼上露台前两扇玻璃门紧紧闭着。玻璃上盖着花布窗帷。此外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什么了。

    但是第二天夜里八点钟光景，玲子一个人悄悄地跑出去了。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才看见她站在石阶上摸出钥匙开门。水似的月光软软地冲洗着她那苗条的身子。

    再过一天那个小学教员来了，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他敲着玻璃窗低声唤“玲子”的那一次。

    敏，你看，我现在变得多了。这些事情在从前我决不会注意。但是现在我却这么贪婪地想知道它们。而且我可以静静地在窗前站或者坐几个钟头，忘掉了自己，而活在别人的琐碎的悲欢里面。你看，我真的学会忍耐了。我居然冷静地伏在案头写了这么长的信，告诉你这些琐碎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拿这些来耽误你的繁忙的工作呢？

    敏，我是告诉你：我已经学会忍耐了，我已经学会忍耐了！忍耐了！忍耐了！

    “今天听说外面情形很不好，住在这一带的人都往别处搬，你还跑到此地来？你胆子真大！”又是玲子的声音。

    “有你在此地，我怎么放得下心！外面情形真的不好，不一定全是谣言。你应该早早打定主意，”小学教员焦虑地说。

    这是在傍晚，两个东家都出去了。玲子一个人在家里。这天从早晨起就看不见太阳。天空带着愁眉苦脸的样子。忧郁的、暗灰色的云愈积愈多，像要落雨，但始终不见落下一滴泪水。空气沉重，也没有一点风。在我这边隔壁人家连床也搬走了。娘姨送晚饭时来告诉我，邻近几家的主人昨晚都在旅馆里睡觉。我还不大了解她的方言，但是我懂得大意。

    “女东家要回那边去了。爹一定要我跟她去。你说我还打什么主意？”玲子的苦恼的声音不高，但是我已经听清楚了。我掉头去看下面的巷子。玲子站在牵牛藤旁边。男人挨着窗台。

    “你跟她去？你为什么要跟她去？你又不是把身子卖给他们的！”男人气愤地说，但是声音也不高。话刚完，他咳了两声嗽。

    玲子关心地望了他半晌，才胆怯地说：“我爹跟他们商量好的。东家说此地不能住下去了，中国人坏得很，万一打起仗来会乱杀人。女东家怕得很，她不肯在此地住下去。她就要回到他们那边去。我爹也说一定要打仗。中国人打不赢，自然就会乱来。……”

    “难道你爹就不是中国人？玲子，你是明白的，你一定不会相信他这种话，……”男人似乎咬牙切齿地说。这时候一种火似的情感猛然从我的心底冒上来。我的注意滑开了。我听漏了几个重要的字，我只得用黑点代替他们。等到我再用心去听他们谈话时，送进我耳里来的就只是一阵被压抑住的干咳。

    “你刚刚好一点，又生气了，咳起来也怪难受的，”她的声音里交织着好几种情感，连我的心也被打动了。

    “玲子，你得马上打定主意跟我走。你跟你女东家到那边去，不会有好处，你跟着你爹那种人过日子，不会有好处，不过白白害了你自己，”男人半劝告半央求地说。他把身子从窗台移开，挨近她，差不多就在她的耳边说话。

    “你——你怎么办？”玲子埋着头不回答，却关切地问。

    “我？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怎么办？你问你东家，你问你爹，他们知道的！”男人忽然提高声音答道。

    “你小声点；会给人听见的。我怕，我怕得很。你说真的会打仗吗？”玲子略略抓住男人的膀子，惊惶地低声问。

    “你还是问你爹，问你东家罢。他们比我更知道，”男人生气似地答道，然后又换了语调问：“你女东家几时动身？”

    “我不晓得。多半还要等几天。他们做事总是鬼鬼祟祟的。我真不要到那边去！可是我又怕我爹。”

    “你怕他做什么？有我在。你打定主意明天就逃到我那里去，你跟我走！”男人的后面两句话是用很轻的声音说出来的。我没有把字眼听准。但是我猜到了那个意思。

    “我怕我爹他会害……”玲子迟疑了一下，就用了同呜咽相似的声音说。但是刚说到“害”字，她忽然变了脸色，好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一把推开男人，慌张地急急说：“东家回来了，你快走。下回来罢。”

    男人吃惊地回头一看，连忙说了一句：“我明晚再来，”就转身往外面走去，这时玲子已经跑上了石阶。

    女东家捧了许多纸包坐着人力车回来了。玲子推开门，又把纸包接过来，等着主人下车，然后跟着往房里去了。

    楼下房里有了灯光。然后楼上房里也有了灯光。露台前的玻璃门依旧紧紧闭着。没有人来拉起花布窗帷。

    风在我的窗前吹过了。一些细小的声音开始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声音渐渐地大起来。雨毕竟落下来了。

    我关了窗户。我不去听外面的声音，也不看花布窗帷。我看书，我写信，我把我的心从窗下那条巷子里收回来。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对面房间里似乎整夜都有灯光。半夜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听见搬东西声，说话声，女人的低声哭泣，和男人的责骂。但是我太瞌睡了。

    早晨，我醒得很迟。阳光灿烂地照在露台上。牵牛藤的绿叶在微风里颤动。我在床上听见墙外巷子里汽车的声音。等我走到窗前去看时，玲子刚刚俯下头进汽车去。她的脸在我的眼前一晃。这匆匆的一瞥使我看清楚了少女脸上的表情。天真的微笑失去了。除了一对红肿的眼睛外，就只有憔悴的暗黄色。

    汽车很快地开走了。留下来的是孤寂的巷子。我把两只膀子压在窗台上，痴痴地望着下面。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景象。但是三个混血种的男女哼着流行的英文歌曲走过了。

    蓝的天空，土红色的屋顶，浅黄色的墙壁，围着铁栏杆的露台，红色的门，这些跟平时并没有两样，而且朝阳还给它们添了些光彩。一张面孔在阳光里现出来，又一张面孔在阳光里现出来。仿佛有两个人站在窗前牵牛藤旁边低声讲话。……我的眼睛花了。

    “我明晚再来。”

    这句话并不是对我说的，但是它却清清楚楚地在我的耳边响来响去。

    火一般的情感忽然在我的心上升起来，好像是阳光在我的心上点了一把火似的。

    敏，我又来跟你谈话了。我又告诉了你许多事情。现在我似乎应该搁笔了。我为什么拿这些事情来打扰你呢？而且我翻看我写好的二十张信笺，连我自己的心也被那些话搅乱了。我读到“忍耐”，“忍耐”，“忍耐”这些重复的字，我看到那几个惊叹符号，我对我自己也——

    嘘，一个影子在我的眼前掠过。这两个多月来的孤寂的生活倒把我的眼睛和耳朵训练得很锐敏了。我不用掉头就知道那个小学教员来了。

    敏，这一次你猜我怎么办？我还是像平日那样连忙把头掉过去看红色的门和牵牛藤么？我在前面不是明白地说过我能够忍耐，而且我能够冷静地旁观着别人的悲欢么？

    但是这一次我却不能够忍耐了。我听见唤“玲子”的声音，我突然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把头俯在写字台上，我不愿意再看见什么。

    然而我的耳朵是能够听见的。他唤了几声“玲子”，敲了几次玻璃窗，接着就在水门汀地上走来走去。他干咳了几声，后来又去敲门。

    一个人的皮鞋声自远而近。于是一个男人不客气地大声说：

    “没人。通统走了。”

    “我找玲子，”小学教员讷讷地说。

    “给你说通统走了！今朝弗会回来！”看弄堂的巡捕粗暴地嚷起来。接着我又听见皮鞋声由近而远。

    “玲子，”小学教员忽然轻轻地唤了这一声，过了半晌，他还在那里低声自言自语：

    “我知道你会跟他们走的。你太——”

    我等着听这下面的话。但是他猝然闭上嘴走了，我听见他的急促的脚步声。

    这些又是我所料不到的。

    敏，我不再写下去了。我最后还是告诉你：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忍耐了！

    我后悔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跟着出去追他。但是现在还来得及。我要出去找他。我相信在那个小学里一定可以把他找到。我有许多话要问他。……

    1936年9月在上海。

    还魂草[43]

    一

    敏，五年了，自从那封报告窗下的故事的长信以后，我没有给你写过一个字。每天黄昏，我沿着那条通过这个小镇[44]的公路散步的时候，我望着四周逐渐加深的夜色，我曾经想过许多友人的事情，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到你。你看，现在轮到我把你忘记了。我不再像五年前那样成天坐在窗前空等你的信了。

    然而今天在林那里拿到你托他转给我的短笺，你的潦草字迹像熟朋友似地招呼我，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时候的事。你的方脸带着亲切的微笑浮现在我的眼前，还是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就像你昨天才离开我似的。我跟林谈起你，谈起你那几件使我感动过的事，我们谈得十分高兴，仿佛就和你坐在同一间屋子里一样。

    傍晚，我离开了林，在汽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挤上最后一班车子，匆匆赶回小镇去。

    车上堆满了人，我不但找不到一个座位，连踏脚的地方也还是费了大力争来的。在这个山城[45]里，天黑得很早，车开出去时，我的近视眼睛就看不清楚车上的面孔了。车里没有灯，乘客们用谈笑和推挤来驱逐黑暗。

    车开出了热闹的街市，就开始颠簸起来。它像一只受伤的猛兽发狂地跳着，呻吟着，在黑暗中奔跑，并不管我们这一车客人的舒适和安全。

    我给颠簸了将近一个钟头，仿佛骨头都抖得松开了，最后装满一脑子的给搅乱了的思想，回到家里。我带着疲倦的身子走上楼，进了那个凌乱地摆满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的房间，把手里拿的小包随便往桌上一放，就在床上倒下来。从对面楼房射过来的灯光在我这个房间里撒下了一些影子。

    我躺着，我半睡半醒地躺了好一会儿，没有人来打扰我。虽然楼下正街上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一辆庞然大物似的大卡车隆隆地在我窗下走过，我仍然安静地躺在原地方，不曾移动一下。直到一个小女孩的清脆的声音从楼梯上送进房里来，我才动了动身子，发出含糊的应声。

    “黎伯伯，你的信来了，快开灯！”孩子快乐地叫着，她站在房门口，手里挥动着一件白色的东西。

    我站起来扭开了电灯。孩子马上向我跑过来，口里还嚷着：“你的信，快拿去看！”略带黑色的宽脸上闪耀着一对漆黑发亮的大眼珠，嘴带笑地张开，让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全露在外面。她把信递给我以后，小小的手伸起来指着她的浓黑头发，得意中略含一点羞惭，说：“你看，好不好？”发光的眼睛望着我的嘴，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回答。

    我手里捏着信，眼光却跟随那小小手指射到她的头上去，一只红缎子扎的大蝴蝶伏在她擦了油的乌亮头发上，映着电灯光发射出眩目的光彩。

    “好看得很，”我带笑地称赞道，又问一句：“哪个给你戴上的？”

    “妈妈，”她说着又笑了，昂着头笑得阖不住嘴。“妈妈给我在做新衣服，爹爹要给我买新鞋子。黎伯伯，你给我——”她抿着嘴笑，不再说下去。

    我看见那一脸天真的表情，觉得这一天的疲倦都给她的笑吹走了，我高兴地问她：“利莎，你说，黎伯伯给你做什么？”我还以为她在向我讨什么东西。

    “黎伯伯，你给我讲故事，讲些好听的故事，”她拉着我的手，央求地说。

    “现在就讲？我肚皮里没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怎么办？”我说着把手放在她的柔软的发上轻轻地抚摩着。她这个意外的回答使我非常满意。

    “那么你明天讲，妈妈说你会写文章，肚皮里头故事一定多得很。”

    “妈妈骗你的。你找妈妈讲罢，她会讲，”我故意推辞说。

    “妈妈也讲，你也讲，你的故事好听。你今天想一晚上，明天就好讲罗。你给我讲故事，我给你送信——”这时她妈妈在楼下唤“利莎”，她还往下说：“你不在家，我把信给你检得好好的。”

    我不能再拒绝她了。我望着她那一开一阖的小嘴，望着她那发光的黑眼瞳，望着她那天真的笑脸，望着她头上那只微微摇动的红蝴蝶，我觉得接触到一个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

    “我讲，我讲，”我感动地、愉快地答道。

    她妈妈又在下面唤“利莎”。她高声应了一句“来罗”，便放开我的手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她还回过头来嘱咐我：“黎伯伯，不要忘记，明天要讲个像还魂草那样好听的故事啊！”

    “哪里有那么多还魂草的故事？你还想听得哭起来吗？”我望着她那一跳一跳的背影带笑说，但是她已经跑出房门听不见了。过了一分钟的光景，她的铃子似的声音又在楼下响起来。

    敏，你该记得还魂草的故事，这是我们大家敬爱的一个年长朋友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我第一次听到它时，还是同你住在一起。那天在我们那个房间里，林带了他的五岁孩子来，孩子缠着年长朋友讲故事，年长朋友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将自己的血培养一种草，长成了就用它去救活一个死去的友人。这生死不渝的深厚的友情不仅使林的孩子眼里绽出泪光，连我们也被感动得许久说不出话，只能默默地互相注视。年长朋友的颤动的声音停止了，他埋下头，不看任何人，他的光滑的秃顶和发红发亮的鼻尖，在透过玻璃窗斜射进来的午后阳光下微微摆动。这个情景我至今还不能忘记。

    现在林的孩子早已进了初中，年长朋友还在一个南方乡村里过着他那苦行者的生活，只有你一个人像一阵风来去不留一点踪影。但是今天你的信也来了。跟着你的信，跟着利莎口中讲出的“还魂草”三个字，那个难忘的情景又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

    我拆开利莎送来的信，这正是那个年长朋友寄来的，而且意外地我在信封里发见了你写给我的另一张短笺，笔迹和字句跟我下午拿到的那张极相似。显然是你担心一张纸不容易到我手边，才写了同样的信函托不同地方的友人给我转来。

    我拿了你的短笺反复诵读。我愿意把每个字都印在我的心上。我感激你关切的情谊，我知道自己判断的错误，这几年来你并没有忘记我。在你那忙碌的生活中，你还时时在打听我的消息。可是我却像石人一样地沉默了。我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惭愧。

    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不过我还能够不让这样的错误继续下去。所以我趁今晚上电灯还亮着，又没有别的事情绊住我，就坐下来给你写信。我预备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要详细地告诉你我最近的生活情形。

    写到这里我迟疑起来了。关于我最近的生活，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呢？又应该写些什么呢？

    我抬起头茫然望着窗下的街景。斜对面一家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带着那些绚烂的红绿颜色最先闯进我的眼睛来。在那两个雪亮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各类的上海奢侈品。这些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女人的身上都会给她增加美丽，如今却寂寞地躺在受过敌人炸弹蹂躏的街中，向这战时小镇的居民夸耀它们的豪华了。然而被挤在两个大橱窗中间的大开的门却并不是冷清清的，也有不少的人从那里进出。我还可以瞥见柜台里的店员将包好的物品递给顾客。紧靠着这个百货商店的是一家糖果铺。它即使不是这个小镇上生意最好的一家，也应该被列在最赚钱的商店中间。它的玻璃窗里并没有雪亮的电灯，每天早晨窗内木板上总是摆满了面包和点心，但是一到晚上就只剩下白色木板空望着行人。一天从早到晚总有许多客人拥挤在这个糖果店里，等着店员们的忙碌的手包扎东西。甚至在一个红球挂出以后，这家店铺也无法立刻送走纷至沓来的顾客，早作疏散的准备。

    我再把眼光移到街中，接连一个星期的小雨以后遇着两个晴天，泥泞的道路已经变成干燥的了。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一对一对地走过，仿佛都带着闲适的表情，他们中间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在街中谈笑的还有一群一群的穿制服和棉大衣的中学生，所谓一群也不过是三四个到六七个，男的和男的走在一起，女的也爱和女同学结伴。中学生的脚步下得比较快，他们还喜欢向两旁店铺张望。带着儿女逛街的中年夫妇和饭后出来散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银行职员以及公务人员也不时在人丛中出现。现在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我的眼光还在往前面移，它又跟着一部分人进了一家卖面兼卖甜食的铺子。这个小小铺子也是镇上生意兴旺的商店之一，一早一晚总有好些人站在门前，用迟疑的眼光朝里面望，不能决定是否要为一碗面、一碗藕粉或者一瓶豆浆等若干时候。这个铺子和那个百货商店隔得不远，中间不过四五家店铺，在它的紧隔壁是一个卖火锅豆花的小馆子，一幅白布幔子代替了玻璃窗，人头与火炉的影子“牛皮灯影”似地映在布幔上面。

    敏，你看我这趟野马跑得多远，我的笔跟着我的眼光走了这一大段路。我竟然唠唠叨叨地向你描绘这个小镇的街景，这些跟你那忙碌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想知道的不就是我的近况么？

    不过说到我的生活，朋友，你想不到，这些琐碎事情也是跟我的平凡生活分不开的，它们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点缀。譬如说那个百货商店，我为了买利华药皂和三星牙膏曾做过它的顾客；在有警报的日子，我在进防空洞以前或者从防空洞出来，也进过糖果店买面包、饼干。我常常吃那个面馆的红烧面当早餐。朋友们从城里来看我的时候，我和他们也曾在茶铺、面馆、豆花店里消磨过一些光阴。

    说起茶铺，我应该告诉你，在这个小镇的正街上，有五家茶铺。我每天总要在那些地方度过一部分时间。我的确喜欢这里的茶铺，要是没有它们，我恐怕会闷死在我这个充满煤臭的楼房里。最大的一家，正如它的招牌所表明的，是一家“茶楼”。在一个宽大的楼厅里放了十几张红漆方桌和六七十根红漆板凳。从那些挂满墙壁的对联上，人看得出来这是本地××会[46]集会的场所。不过集会的日子不多。平时一个楼厅里常常只有寥寥十多个茶客，大半是大学生，一个人占据一张桌子，堆满了纸和书，一碗茶便可以消磨他三四个钟头，他们借这个地方来温习功课。此外有的人则是在这里会朋友商量事情。茶楼下面便是长途汽车站，站内虽有一条供乘客用的长凳，却也有少数人喜欢坐在楼上喝茶等车。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除了星期天，早晨和午后茶楼上照例非常清静，黑脸堂倌闲得在柜台里打瞌睡。有时茶楼上就只有我一个顾客，我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一本书上面。或者那个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慢慢地走上来要一碗沱茶，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喝了许久；或者三层楼上那个奶子高高、脸色黄黄的丫头走下楼梯讨一点开水，同堂倌讲几句笑话；或者那个大学生带着笔、墨、砚台、稿纸要一杯绿茶和一杯菊花坐在窗前写文章，他们都不会给我搅乱书本中的世界。可怕的倒是隆隆的汽车声，它使得墙壁、楼板、桌、凳都发生了震动。汽车在楼下经过的时候，我就仿佛立在颠簸的船中，船外扬起的不是浪波，却是尘雾，我如果不转眼地望着窗户，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大股大股的尘土从窗外直扑进来。靠窗的几张桌面立刻铺上薄薄的一层土。

    我知道一辆汽车从附近一个市镇开来经过这里往城内驶去了，或者是从城里开往那个市镇去的汽车。它们每天来来往往经过这里至少有二三十次。那种仿佛要震破人耳膜的春雷似的车声，常常从早晨七点钟响到夜间六七点。车轮那样忙碌地奔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喘息。连扑进窗来的每粒沙尘也仿佛带着热气似的。你看，我们就是在灰尘中生活着的。

    敏，你不要因为这个皱起眉头。其实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情形还要更坏。我的书桌就放在窗前，窗上玻璃被五个月前落在这条街上的炸弹全震破了，现在补上了几块，也留着几个空洞。即使没有大汽车经过，只要起一阵风，大股的尘土就会从这些空洞灌进房里来。要是在晴天有阳光，我还可以看见灰尘在空中飞舞。

    我住在一个朋友开的书店的楼上。关于这个房间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事，许多你想不到的事。这里原是所谓“双开间”的铺面，楼下却被一家菜馆先租去了一间，书店左边也是一家同样性质的兼卖“小笼包饺”的酒菜馆，所以它不得不夹在两个酒菜馆的当中。在酒馆的屋檐下，就是在人行道上，每一家安放着一个圆形的大炭炉，从早晨到傍晚它们不断地喷出带煤臭的烟，还有炖在铁锅上的蒸笼缝里也不时冒出白色的热汽。倘使笼盖一揭开，这附近就仿佛起了云雾，大股的热汽同煤烟混在一起直往上升，被屋檐阻止了，折回来，就从窗户的空洞大量地灌进楼房里。这时人在房中也会看不清楚他四周的东西。他要是努力睁大眼睛想看穿烟雾，他的眼珠又会被热烟刺痛。这并不是我的夸大的描写，在每个早晨，情形的确是如此。早晨便是烟雾最猖獗的时期。

    我现在给你随便描写一段我早晨的生活：

    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只看见白色的烟雾一股一股地从玻璃窗的空洞里灌进来，好像决了堤的水，很快地就淹没了整个房间，留给我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楼板和墙壁全起了震动，同时好像有什么人在我耳边大声叫喊。我觉得整个头都在嗡嗡地响。过了片刻，汽车去远了，我的脑子才跟着楼板、墙壁等等慢慢地静下来。

    我坐在床上，揉着眼皮，然后戴上眼镜，努力看那些被淹没在白雾中的房内陈设。起初我看见白雾在翻腾，在滚动。后来颜色渐渐地淡了，烟雾也逐渐散去。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房里就只有这些简单的家具。

    我下了床，穿好衣服，走到窗前，那股熟悉的似乎会使人肺部烂掉的煤臭一下子就扑上脸来。我几乎要发恶心，连忙掉转身抓起脸帕和肥皂、牙刷等等匆匆地逃下楼去。

    倘使在星期日，那么我睁开眼睛，常常会看见利莎站在我的床前，她一对黑黑的亮眼珠不住地在滚动，宽脸上现出天真的微笑，她捏着一根纸条搓成的细捻子，好像要用它来透我的鼻孔。

    “利莎，你又在做什么？”

    她扑嗤笑起来：“黎伯伯，我轻轻喊你，总喊不醒。”

    “你这个顽皮孩子，你哪里是喊我？你明明要透我的鼻子，”我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

    “真的，我没有透；我要透，你早就打喷嚏了，”利莎声音清脆地分辩道，两排白牙齿在我的眼镜片上灿烂地发光。她又说：“妈妈说黎伯伯晚上写文章睡得晏，喊我不要吵你。我今早晨来过几趟，黎伯伯，你都没有睡醒，我想起妈妈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吵你。”

    我伸起手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她说的是真话。有两回她用这样的纸捻子透得我接连打喷嚏，但这还是我来这里不久刚和她玩熟了时的事情。在这以后她就只拿着纸捻子在我的脸上晃，却没有下过一次手。

    “黎伯伯，起来罢，时候不早了，今天天气好，你带我出去走走。”或者——

    “黎伯伯，起来，下楼去吃点心。”或者——

    “黎伯伯，洗了脸，给我讲个故事。”

    如果我问她：“你怎么不去上学？又逃学吗？”

    她便会回答：“今天星期天，你还不晓得？我从不逃学的。黎伯伯，你乱讲！”她还用一根小指头威胁地指着我的前额。

    这个孩子有时活泼，有时文静，喜欢用思想，重感情，记性也很好，读书不算太用功，但也不会偷懒，逃学的事情的确不曾有过。我喜欢这个九岁的孩子。

    昨天是星期日，早晨我又被她的喜悦的声音唤醒了。她拿着一张纸和一管蘸饱墨汁的小字笔央求我：“请你给我写两个字。”

    “什么字？”我奇怪地问道，就把笔和纸接过来。

    “秦家凤，家字我会写，”她又慢慢地把那三个字重念一遍。

    “秦家凤，就是你那个好朋友，梳两根辫子的小姑娘吗？”我带笑问道，便给她写好那三个字。

    “就是她，”利莎笑答道，把右手第二根指头放在嘴上。

    “你写她的名字做什么？是不是你要给她写信？”我又问道，还把那张纸拿在手里。

    她从那件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拿在我眼前一晃，又笑嘻嘻地放回袋里，然后说：“她讲过今早晨来耍，现在还没有来，我写封信去请她来。”

    “你们真是好朋友，一天也舍不得分开，”我故意跟她开玩笑。

    “黎伯伯，你才是我的好朋友，你讲故事给我听，”利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笑着把头一扭，分辩道。她忽然把我身上的棉被往下面一扯，等我连忙伸手拉住，半幅棉被已经离开我的身子垂到楼板上了。她得意地说一句：“黎伯伯，快起来！”就回头往房外跑去。我听见她还在楼梯上大声嚷道：“黎伯伯，谢谢你啊！”

    不到两个钟头，秦家凤来了。这两个女孩亲热地并肩坐在楼下靠书橱的一张方桌旁边，头挨着头专心地翻看一本画报。

    我从外面回到书店里，经过那张方桌，忍不住打岔地叫了一声：“利莎。”两个年轻的头立刻抬起来望着我。利莎的宽脸上现着欣喜的微笑，她满意地对我霎霎眼睛。另一张瓜子脸上也绽出笑容，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很有礼貌地唤一声“黎伯伯”，点一下头，两根用红绸带扎的小辫子又垂到了脸颊旁边。

    我没有别的话好讲，便说了一句：“利莎，你好好地陪你秦姐姐耍啊。”

    “我晓得，”利莎点头答道。

    我上楼去写了一封信，是写给一个远在国外的朋友的，不过短短两张信纸，却花了我不少的时间。我在书桌前几次站起来又坐下去，刚埋下头又会抬起来。还是煤臭在折磨我。这气味不断地从窗的缺口飞进来，就贴在屋内每一件东西上面，许久都不散去，使得书桌、信笺、钢笔都发出了那种似乎搔痛人心肺的恶臭。好像有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用力刮来刮去，使我发出好几声呛咳，才把信写完。

    我拿着封好的信和一本没有读完的书大步走下楼去。我打算把信投到邮筒里，然后到茶楼去消磨一两个钟头。

    在楼下我又遇见那两个女孩。她们现在不是坐在方桌旁边板凳上看画报了，她们坐在店门口两个小竹凳上唧唧哝哝地谈着闲话。我站在后面想听她们谈些什么题目。她们似乎在谈学校里和各人家里的事。利莎忽然注意到站在她们背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买书的顾客，便唤声“黎伯伯”，秦家凤立刻把她那滔滔不绝的小嘴闭上了。

    “你们怎么不再往下讲？”我含笑问道。

    秦家凤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她只是微微一笑。

    “黎伯伯，你不好，你在偷听我们讲话，”利莎撒娇地说。她站起来，拉住我的一只膀子要我出去，还说：“你快去看你的书。我们等一会儿到茶馆里头找你。”

    我笑了笑，也就走开了。这天茶楼上的人相当多，四分之三的茶桌都被人占去了。恰好靠窗右边角里那张桌子空出来，我便坐到那里去。

    满个茶楼都是谈笑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打“桥牌”。纸烟的灰白色烟雾在空中缭绕。我摊开书，把注意力慢慢地集中在另一个世界上面。书一页一页地在我眼前翻过。突然一个清脆的笑声在我旁边响起来。我吃惊地抬起头。在我的正对面两张年轻的笑脸灿烂地发亮，我心里一阵爽快，这意外的阳光把我从那个充满阴郁气氛的世界中救出来了。

    还是袁利莎和秦家凤那两个孩子，她们真的来了。

    “黎伯伯，吃花生米，”利莎说着就送过一把花生米来。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吃不吃茶？”我吃着花生米，含笑问道，我想把她们留在这里。

    “不吃茶，我们刚刚吃了茶来的，”秦家风客气地说。薄薄的嘴唇包了一嘴的笑。

    “黎伯伯，你好用功啊。我们来了好半天你都没有看见。要不是我笑出来，你还不晓得，”利莎得意地嘲笑道，“黎伯伯，当心你要变成一个书呆子啊。”

    我立刻把书阖上放在一边，望着她们说：“我现在不看书了。你们坐下来，我们好讲话。大家都不开玩笑好不好？”

    “利莎，你看黎伯伯有点怕你了，你快坐下罢，”秦家凤抿着嘴笑道。她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利莎也就在我右边那根凳子上坐下了。她望着我霎霎眼睛，央求地说：“黎伯伯，我们坐下来了。你给我们讲个故事罢。”她说完，又看看秦家凤说：“秦姐姐，你不是来听黎伯伯讲故事吗？”

    我把手在利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就是你一个人花样多。”

    “黎伯伯，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我也是来听你讲故事的，”秦家凤连忙解释道。她亲密地看看利莎。利莎也向着她微微点一下头。

    我把这两张脸上的表情看了一阵。她们说话就像鸟在唱歌，利莎的声音稍微高一点。脸型虽然不同，不过表情却有点相似，只是利莎多一点稚气，秦家凤已经十岁了，略带一点沉静的大人气。此外，纯洁、善良、友爱等等，两张脸上都有，而且两张脸同样充满着朝气，好像早晨刚刚开放的花朵。

    “黎伯伯，你不讲，却老是看我们做什么？”利莎不能忍耐地问道。秦家凤不做声，故意把脸掉开看墙上的对联。

    “我在想，想好了就讲的，”我顺口答道，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还魂草的故事。故事里面不是也有两个像这样年纪的孩子么？他们不也是像这样亲密地过着日子么？

    我把这个故事对她们讲出来。起初她们听见我讲起两个孩子的友情，还以为我是在拿她们开玩笑，后来跟着我的叙述她们看见那两个孩子长成了，友情跟随岁月增加，两颗热烈的心连结在一起，两个人用同样的脚步，到四处去找寻那个普照万物、永不熄灭的明灯。……她们的笑容没有了，利莎靠近我的身边来，秦家凤也移到利莎的旁边。两对眼睛都钉在我的嘴上，她们差不多连气也不吐地静听着。我还看见利莎的右手被捏在秦家凤的手里。

    我继续讲下去：两个人永远不停脚地走过许多地方。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夜里，在黑暗的荒山中，两人中的一个跌在岩石上受了重伤。另一个人用尽方法仍然不能挽救朋友的性命。在那个时候据说有这样的一种还魂草，人把它捣碎放在死人口里，叮以使死了的人复活。这种草生长在荒山中，并不难找到，不过要用活人的热血培养，它才会长成粗大的叶子，就可以用来救人。这个人把还魂草找到了，他带回家里，栽在花盆里面，每天早晚用锥子刺出自己身上的血来浇这棵草，在一个星期以后就用草救活了他的朋友。

    敏，你知道，故事的结局并不是悲惨的，两个人终于找到普照一切的明灯，给这个世界添了无限的温暖。不过我讲到那个受伤的友人临死的情形，我自己也受到感动，我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几次差一点讲不下去。我闭上嘴，吞一口吐沫，我就看到面前两个女孩眼里的莹莹泪光。秦家凤频频地埋下头用手绢揩眼睛，她的另一只手仍然把利莎的右手紧紧捏住，而且似乎捏得更紧。利莎好几回掉头看她的朋友，两双泪眼对望一下又掉开，我不知道她们用眼光表达些什么意思。

    “我不再讲下去了，我把你们都说得哭起来了，这有什么好处？”我的叙述逼近故事的结尾时，我忽然中断地说。

    “你讲，你讲，不要紧的，”利莎抓住我的袖子央求道；“我们真没有哭。”

    “你还说没有哭，你看，你眼睛里是什么东西？”我指着她的眼睛说。

    利莎的脸立刻红起来。她揉揉眼睛分辩道：“我不是哭。人家心头有点不好过，不知不觉地眼泪水就流出来了。”秦家风放开利莎的手破涕一笑，她不好意思地掉开头，索性用手绢把眼泪揩去。

    “不要害羞，这样的眼泪是很好的，”我感动地对她们说；“我像你们这样大年纪的时候，我听别人讲故事也哭过。”

    两个小小的头默默地点了一下，还是利莎先开口：“黎伯伯，快讲啊，还有好长吗？”

    “快完了。你们看那个朋友已经救活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你自己编一点也好。你不是很会编故事吗？你写了那么多的书，”利莎说。

    敏，这次利莎的话说准了，还魂草的故事里面已经加进了我的感情，我随讲随编，加了好些描写和叙述，而且给这个故事换了一个更乐观的结局。说完故事的最后一句，我望着她们嘘了一口气，我看见两张年轻的脸上都笼罩着一种明彻无比的微笑，我觉得一股热气进了我的心中，很快地我全身都感到了温暖，我感激地微笑了。

    利莎站起来，轻轻地对秦家凤说：“秦姐姐，我们回去罢。”她拉开板凳，提高声音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黎伯伯，谢谢你啊。”秦家凤的瓜子脸也向着我点一下。于是两个孩子手牵手地往楼梯那边跑去了。

    过了一阵，又是那两个女孩子来唤我回书店去吃饭。在饭桌上她们两个坐在一边。利莎还常常替秦家凤挟菜。秦家凤先放下碗，等着利莎吃完，才一起离开桌子。两个人又手拉手地往外面去了。

    敏，以上的话全是两天以前写的。我从晚上一直写到夜深，写到同房间的人睡醒了一觉再睡的时候，才放下笔，折好那些作为信笺的稿纸。但是我的一双腿已经冻到几乎不能够动弹了。

    第二天我便因为受了寒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我没有吃东西，没有看书，睁起眼睛在床上想了一天的事情。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总有你那对炯炯的眼睛在向我注视。敏，你看，我何尝忘记过你？我忽然又想起了你五年前对我说过的话：“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你也该学会忍耐。”的确，我现在已经学会忍耐了。

    这天朋友夫妇都来看过我，但是来得次数最多的还是那个小利莎。她上午回家听说我病了，马上带着书包来看我，问我病得怎样，又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她絮絮地向我讲她在学堂里看见、听见的一些事情。看见天真善良的小小脸上的笑容，我仿佛受到春日阳光的抚摩，我心上的郁结全消散了。

    她忽然停住嘴，向窗外一看，一团一团的白汽在窗洞口盘旋，她把嘴一呶，生气地自言自语：“又是煤臭，真要把人熏死！”她回过头，赌气似地对我说：“黎伯伯，这个地方真不好，我们应该搬家。你看，你生病，他们还要熏你。”

    她说的是真话。煤臭，煤臭，两个炉子放在窗下，一边一个，早晨生火的时候用烟来熏我们；包饺出笼的时候，用带油香的蒸汽来闷我们；而且整天用那无孔不入的煤臭来刮我们的心。

    “搬家？找不到房子，又搬到哪里去？要是有房子你父亲早就搬开了，”我苦恼地答道。

    “包饺一笼，排骨面三碗！”粗大的声音在楼下喊起来。这也是人的声音。为什么人对人这样残酷呢？难道我们同他们中间又有过什么仇恨？无怪乎这个孩子又愤愤地说了：

    “他们也是人，为什么这样不讲理？不过多卖几个钱，却不让人家舒服。爹爹向他们办交涉，总讲不好！”

    不错，我那朋友同楼下两家酒菜馆的主人办过交涉，请他们把炉子移到店铺里面，不要放在人行道上，却遭他们严辞拒绝。后来实在受不住烟熏，朋友又到镇上警察分署去请求设法。那位制服整洁的讲湖北话的巡官亲自来书店调查了一通，客气地吩咐朋友写一张呈文递上去。这张呈文费了朋友许多天的功夫，呈文上去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们仍然整天受着煤烟熏炙。朋友那个新生的男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养育起来的，现在开始呀呀学语了。

    “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一般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知道顾自己，不会想到别人。你爹爹态度不够硬，又是随随便便，所以交涉总办不成功，”我说的全是牢骚话。敏，我知道你听见一定会责备我，我不应该对一个九岁小孩说出这种话。

    “我不相信，我就不要只顾自己！黎伯伯，你说得不对，”利莎嘟起嘴固执地说。

    我又一次接触到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这比良药还更能够治我的病。我用感激的泪眼望着她。

    “黎伯伯，你不舒服吗？怎么有眼泪水？”她忽然发觉了我的眼泪，又看见我痴呆地望着她，不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就蹲在床前关心地问道。

    “没有什么，你说得很对，”我摇摇头说。

    “你一定是不舒服。不要讲话了，好好地睡罢，”她像一个大人似地吩咐我。

    下午利莎放学回来，在下面跟她母亲讲话。我刚刚醒过来，觉得心里好受一点，听见她的清脆的、不带丝毫烦恼的声音，仿佛一阵温暖的微风迎面吹来，把全屋子的煤臭吹走了，我感到一阵爽快。

    不久利莎走上楼来。她刚刚到门口，就嚷着：“黎伯伯，你好些没有？”

    “好些了。你放学回来了，”我高兴地说。

    她敞开大衣，带跳带跑地到了我的床前。一只蓝地白点的绸子蝴蝶在她的头上微微地闪动。

    “我跟爹爹讲过了，要他一定把隔壁开馆子的赶走，赶走了屋里头就没有煤烟了，”她像报告一个重要消息似地认真地说。她满意地微笑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的笑容，低声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黎伯伯，你今天吃过东西没有？”她又殷勤地问。

    “我吃过一碗藕粉冲蛋，觉得很好，”我含笑答道。

    “很好，”她学着我的口音说，自己也忍不住扑嗤笑起来；“黎伯伯，你真滑稽，不管什么，你总说很好，很好。生了病睡在床上也说很好。你看，满屋的煤臭，你难道也说很好？”她刚说到这里，一辆从城里开来的汽车逼近了我们的窗下，一阵轰隆的巨声带着灰黄的尘土扑进窗里来。她忽然发出一声呛咳，然后拿手绢揩了揩嘴和鼻孔，抱怨地自言自语：“人家就不给你安静，一会儿是孔隆孔隆汽车开过来，一会儿又是排骨面几碗。”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亏你还睡得着，你真能够忍耐！”

    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敏，你看现在连一个九岁的孩子也责备我能够忍耐了。不知道你听见会有什么感想？你猜我怎样回答她？

    “在这种时候人活着就需要忍耐啊，”我的确是这样地回答她的，而且我还加上一句：“你小孩子不懂得。”

    “黎伯伯，你不对，你动不动就说我们小孩子这样那样。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做过小孩子？”利莎噘起嘴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答话，却望着她笑起来。

    她要讲话，楼梯上一个叫声把她阻止了。声音不高，我一听就知道是秦家风的，声音继续着，显然是那个女孩走上楼来了。利莎一边答应，一边往门外跑去。

    又是两个孩子手拉手地走进来。“你上去就紧不下来，”秦家凤笑着埋怨利莎道。她快要走到我的床前，便站住，点一下头，唤了一声“黎伯伯”，又转过头望着利莎微笑。

    “黎伯伯，秦姐姐听说你生病，特为来看你的，”利莎笑着说。

    秦家凤便掉头朝着我接下去说：“黎伯伯，你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你啊，”我点头答道。

    “黎伯伯，你不要着急，她今天不是来听故事的。不过你病好了一定要给我们讲故事啊，”利莎高兴起来又跟我开玩笑说。

    “利莎，你不好，黎伯伯生病，你还要吵他讲故事，”秦家风伸手把利莎头上那个蓝花蝴蝶整理一下，一面搭讪地说。

    利莎掉转头对秦家凤闪闪眼睛，带笑分辩道：“你现在不要在黎伯伯面前讨好。讲故事还不是归我们两个听？”她又回过头来看看我：“今天黎伯伯害病，就是你请他讲，他也不肯讲的。”

    “我讲，我讲，”我毫不踌躇地接连说，我很高兴，她们给了我这样大的喜悦！我也愿意使她们满意。一个故事自然而然地浮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我便开始说：“从前有一家人——”

    两个孩子正在交换眼光。忽然利莎嚷起来：“我们现在不要听，我们现在不要听！”她笑着，秦家凤也笑着。两个孩子马上掉转身，手拉着手轻轻地往楼下跑去了。

    我又睡了一觉，醒来时只听见隔壁房间里一阵唧唧哝哝的声音，我的听惯了喧嚣也听惯了寂寞的耳朵立刻分辨出来这是利莎同秦家凤两个人在那里讲话。她们的话似乎越讲越多，话中常常夹杂着笑声，仿佛两个人都很高兴。过了好一会儿，声音终于寂然了。两个人好像轻手轻脚地走出房来。我想她们一定是到楼下去，不过我也动一动头，把眼睛掉向着房门。

    我这房门是终日终夜都开着的。这时忽然伸进来两张年轻的脸，黑黑的头发，两朵紫花旁边停住一只带白点子的蓝蝴蝶。两个人的发亮的眼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我忍不住笑了。

    于是两个孩子又带跳带笑地奔进来，很快地就到了我的床前。

    “黎伯伯，你今天睡得太多了，”利莎嘲笑地说。

    “黎伯伯，我们先前还来看过你，你睡得呼呀呼的，”秦家凤说了，自己抿嘴笑起来。

    “我哪里睡觉？我只听见你们在隔壁叽哩咕噜吵了大半天，不晓得吵些什么，讲得那样亲热，”我也跟她们开玩笑道。

    “黎伯伯，你说得不对。我们轻轻地讲话，又没有吵嘴，你怎么说吵了大半天！”利莎笑着辩道。

    “这又算是我讲错了。你这个多嘴的小姑娘，我讲不过你。我只问你刚才我正要给你们讲故事，你们为什么一下子就跑开了，是不是嫌我讲得不好？”

    听见我这几句话，两个人又互相望了望；利莎闪闪眼，秦家凤笑笑分辩说：“黎伯伯，不是啊。我们怕你讲累了，会翻病的。”

    “妈妈说过，黎伯伯生病，不要再请他讲故事，”利莎连忙接下去说了这一句。

    看见她们的充满善意和关心的表情，我只有感激地点点头，接连说了三个表示了悟的“哦”字。

    “还有袁伯母要我们来问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秦家凤再说。

    不等我开口，利莎就接下去：“我晓得，要一碗藕粉冲蛋。”她扑嗤一笑。

    “利莎，你真聪明，猜得到我的心，”我也忍不住笑了，却故意称赞她一句。这时夜幕已经罩上天空，在对面楼房中电灯光黄黄地亮了，楼下酒菜馆里显得十分热闹，江苏口音的茶房大声嚷着：“五号的大红蹄、炒肉丝快点！”我也觉得肚子有点空虚了，便说：“那么你们下去的时候，喊人给我买碗藕粉冲蛋也好。”

    “我们现在就下去，我要回去了，”秦家凤对利莎说；然后她望着我，“黎伯伯，我回家去罗，下回再来看你。”

    “好，谢谢你，放学时候再来耍啊，”我点点头说。

    “秦姐姐，你看黎伯伯真客气，还在说谢谢你，”利莎笑起来说。秦家凤也笑了。

    “我要来的，我还要来听黎伯伯讲故事，”秦家凤说，向我行一个礼，就牵着利莎的手走了。

    少了这两张发光的笑脸，房里顿时阴暗起来。夜吞没了我的房间。但是我的心和我的身体却是很暖和的。我不扭开电灯，黑暗可以帮助我思索，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许久。

    还是利莎端了藕粉上来给我开灯的。

    这个晚上我睡得早，而且睡得很好。心里非常坦然，一切暗影都消散了。没有噩梦。夜在我的安静的睡眠中过去了。

    早晨我又被利莎唤醒。这是意外的事，因为今天不是星期日。利莎站在床前，使劲地推动我的头，惊惶地叫着：“黎伯伯！黎伯伯！快起来！”我睁大了眼睛。

    “你快起来！爹爹跟下面吵起来了！快点！他们要拿刀来杀爹爹！”她两只眼睛惊恐地睁得很大，脸色也变成惨白，说话带点口吃，现出了很可怜的样子。

    “你不要怕，不会有这种事情，他们绝不敢，”我安慰她说，即刻披起衣服下了床。我听见一个粗暴声音骂着：“娘操×，你有本事你就下来！”

    “下来就下来！”我那个朋友气得声音打颤，接着橐橐地走下楼去。

    “快去，快去，”利莎又在催促。

    “不要紧，”我一面说，一面穿好衣服同利莎一起走下楼去。我听见朋友太太在隔壁同娘姨讲话，便断定事情并不严重。

    楼下店门大开，朋友同一群人往警察分署去了。我们再听不见争吵声。利莎的脸色也恢复了红润。她听见我问她要不要跟着去警察分署的时候，她不回答，却先问我：“黎伯伯，我忘记了，你的病还没有好嘛？”

    “完全好了，你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还没有洗脸嘛，”她望着我说，接着又自言自语：“偏偏不凑巧，张先生进城去了，黄子文又去买菜去。店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张先生是店员，黄子文是练习生，都是睡在我这个房间里的，张先生进城去批货昨晚没有回来。从她的脸色和语意我知道她盼望我陪她去，我便直截了当地说：

    “等一会儿我回来洗脸也是一样。那么我就陪你去看你爹爹罢。”

    “好，谢谢你！”她满意了。但是她还站在窗下仰起头唤她母亲，问道：

    “妈妈，我跟黎伯伯去看爹爹去，好吗？”

    她母亲从楼上窗里露出上半身来，小弟弟还抱在怀里。她温和地嘱咐道：“好的，不过你要快点回来啊，你今天还要去上学，不要耽误了。”

    “我晓得，我晓得，”她答应着就拉着我的手走了。

    在路上她简单地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经过：楼下左边那家菜馆生火，煤烟冒上来，完全灌进隔壁房间里，连小弟弟也呛得哭了。利莎的父亲从窗里向楼下讲话，要那个茶房把炉子搬动一下，茶房不肯，就吵起来。她父亲把一盆还未用过的脸水朝炉子上倒下去，火灭了，茶房的身上也溅了水。茶房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说要杀她的父亲，把书店大门的门闩都砍落了。因此她害怕起来。

    “你真傻，杀一个人，哪里有这样容易！你看你妈妈都不着急！”我半安慰半嘲笑地说，伸手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她不作声，脸红起来，不过看脸色，我知道她的恐惧已经渐渐地消失了。她仰起头看看我说：“黎伯伯，你没有看见他刚才那种凶相，那个不讲理的茶房——”话没有讲完，我们已经到了警察分署的门前，她便住了嘴。

    这分署也是将就用一家商店的旧址改修的。只有两扇铺门开着，却被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堵塞了。我站在门口，除了一堆人头外什么都看不见。小小的利莎几次踮起脚，伸长颈项，也没有用。

    里面各种口音在讲话，中间也有她父亲的声音。声音似乎很清楚，但是我仔细听去，却又连一句话也听不出来。不过我知道她父亲不会吃亏，便安慰她说：

    “利莎，回家罢。看情形不会有什么事了。你爹爹就要出来的。在这里久站也没有用处，你还要去上学。”

    利莎看看我，露出了失望的眼光。她嗫嚅地说：“就再等一会儿罢。”

    我了解她这时的心情，便捏住她的手不再作声了。

    不久她的父亲便从人丛中走出来。她看见他，马上扑过去，亲热地唤着：“爹爹。”我的笔形容不出她脸上的欢喜的表情。

    “你跑来做什么？你不去上学？”她父亲含笑地频频抚摩她的头发。

    “我怕他们会欺负你，”利莎偎着父亲，两只手拖住他的膀子，偏起头仰望他，亲热地说。

    “不会的，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朋友简短地回答，脸上浮出他常有的微笑。先前的怒气早已消散在九霄云外了。

    在回家的途中朋友把交涉的经过对我说了。这次的交涉算是有了结果：署员吩咐茶房把炉子搬开。关于倒水的事，茶房要求赔偿，署员却说：“本来应该罚他五块钱，不过我已经申斥了他，他是读书人，受申斥比罚款还厉害，所以你也用不着再讲了。”这样就遣开了茶房。现在我们还可以听见茶房气愤地在后面乱骂，不过隔了十多步。我们走得并不快，他也不追上来。

    “不对，不对，真正没有道理！”利莎愤愤不平地说；“爹爹，你没有一点错，怎么又怪你不是？”她又看看我说：“黎伯伯，我们再去讲去。”

    “这不过是一句话，好在炉子的问题解决了，”她父亲还是满不在乎地跟她讲话，脸上依然带着和善的笑容。

    我赞成利莎的话，不过我却摹仿她父亲的调子回答道：“算了罢，再讲也讲不好的。现在且看炉子是不是会搬开。”

    “这次一定搬开，不会再有问题了，”朋友满意地说。他对什么事都是乐观的。

    我笑笑，也不讲别的话。

    这天天气特别好，虽然山谷里还积着雾，但也显得十分稀薄。冬日的阳光温和地抚摩这条长长的镰刀形的马路。近来常常是愁眉苦脸的天空也开颜微笑了。我站在门前望着在屋檐上、在电线上快乐地唱歌的麻雀，又看看对面楼窗上的一抹金色阳光，我相当高兴。这时店两边炉子里和蒸笼里照常发散出一阵一阵的烟雾，但是我也不去注意这些了。

    十点钟光景我在茶楼上听见堂倌说“挂球”，连忙到临街的窗前去看，果然街上有人在跑，一个人问：“几个球？”一个人回答：“当然是一个红球。”对面的几家商店纷纷在上铺板。

    一个红球，这是预行警报了。所谓球便是红纸灯笼，这时它一定高高地挂在川康银行背后山坡上警报台的球杆上面。我用不着到那里去看明白，便付了茶钱拿起书走出了茶楼。

    好些天没有警报了，今天雾很稀淡，敌机多半会来一趟，这样想着，我决定先到小学接利莎去。

    小学在一条死巷里面。说是死巷也不恰当，因为在巷子的尽头虽是无路可走，却也有一片远景。这里算是高坡，坡下横着一片冬水田，斜对面坡上还有一所女子学校。作为小学校校址的古庙就是在女子学校的正对面。门前有两棵大黄桷树，也应当是年代久远的老树了。

    我看见有些小学生陆续从里面走出来，便站在树下等候利莎，不久利莎挂着书包，一跳一跳地在大门口出现了，靠近她同她讲话的便是那个梳两根小辫子的秦家凤。她们只顾讲话，没有注意到我，我便高叫一声“利莎！”

    两个头高高地抬起，两对眼光立刻射到我的脸上，两个人同时惊喜地叫出来：“黎伯伯！”

    她们跑到我身边，利莎高兴地拉住我的手问道：“你站在这儿做什么？”

    “我来接你们的，现在快走罢，”我说。

    我们三个走出这条死巷子，秦家凤应该往右手边走了，便向我和利莎告辞，笑着点一个头，说：“等会儿见。”利莎扬扬手回答她，多余地添一句：“在防空洞里见。”

    利莎一家人同秦家凤母女平常都躲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面，我也是。因此放了空袭警报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看见秦家凤。

    我和利莎向左手边走。书店就在眼前。铺板已经上好，两扇门还开着，利莎的母亲抱着孩子立在门口，对我们微笑，还问一句：“是黎伯伯去接你的吗？”

    “黎伯伯在学堂门口等我，”利莎得意地答道。她又向我央求说：“黎伯伯，以后有警报你就来接我，好不好？”

    “好的！”我爽快地回答她。忽然一辆从城里开出来的长途汽车飞也似地在我们面前跑过去了。车辆卷起大股的灰尘，在空中旋转。我们只好屏住气背转了身子。

    “太太，都弄好了，就走吗？”那个矮胖的老妈子拖着两个大布包一拐一拐地走到门口，喘吁吁地说。

    “王嫂，车子哪？还是把车子推去。等到空袭警报发了再走，”利莎的母亲看了看老妈子，就这样回答。

    王嫂放下布包，又进去推出了那一架小孩坐的藤车。就在这时候空袭警报的汽笛声响了，声音不很清楚，但是挂在电杆上的警报钟又接着瞠瞠地响起来。

    “空袭了！”利莎兴奋地嚷着。

    “我们就走，”她母亲答道，又转身去看王嫂，王嫂把车子推了出来，我便帮忙她把布包放到车上去。

    “爹爹哪？”利莎忽然问道。

    “爹爹到大学上课去了，他会在那边躲的，”她母亲答道，又把左手里捏的三张白色卡片式的防空证向我递过来说：“还是让黎伯伯拿着防空证罢。”

    书店两边的酒菜馆一直到这个时候都是十分热闹的，现在那里面起了一片闹声，客人们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那个散放煤臭和烟雾的炭炉也闭上大嘴休息了。

    我把利莎母女送进了川康银行，一个人坐在银行侧门外矮树下一块石头上面等候紧急警报。在这里我可以望见警报台上的灯笼，也看得见街中的行人。马路似乎安闲地睡去了，没有气息，没有尘土。寥寥几个穿黑制服的防护团团员寂寞地在岗位附近闲踱。四周很静。鸡鸣、雀噪和人语安详地在空中飘荡，显得特别响亮，特别清楚。

    过了一阵，紧急警报还没有来。我坐得有点不耐烦了，便站起来。越过马路我望见山谷里还浮着一张疏疏的雾网，但已经被阳光穿破了。田、树、沟、屋全露在我的眼前，只是仿佛还被一层玻璃罩住了似的。田坎上有人影在摇晃，树下也显露出人影来。一些人站在公共防空洞洞口等待消息。

    “黎伯伯，你还不进来！”利莎从川康银行侧门内探出头来唤我。侧门开着一扇，那个穿制服带手枪的行警还立在门外查看防空证。利莎把身子移到门边，靠在她肩上的还有另一个女孩的头，那自然是秦家凤的了。两双年轻的眼睛带笑地对我霎动。利莎又说：“快进来罢。黎伯伯，你在等哪个人？”

    她的话没有说完，我就听见凄厉的紧急警报声，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一瞬间整个山坡都响遍了。同时急促的钟声接连不停地敲起来。我仰头去看警报台：两个红球全落下了，剩着瘦长的球杆高耸在山坡上。

    “黎伯伯，快进来，紧急罗！”秦家凤带点惊惶地催促道。

    我进了门，行警也跟着进来，把门关上了。

    利莎拉着我的手，往洞口走去。我问她：“你妈妈呢？”

    “妈妈她们下洞里去了。”

    秦家凤还说：“黎伯伯，我们进洞罢。进去晏了，会没有座位的。”

    我把这两个孩子送下洞去，自己走上石级，在洞口立了一阵。

    时间在静寂中过得很慢。忽然静止的空气开始动了，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从天的一角发出来，声音逐渐增大，逐渐逼近，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魔手正向这个小镇伸过来似的。

    “来了，来了，”有人发出这低微的惊呼，留在洞外的人一齐跑到洞口，鱼贯地走下洞去。

    洞里点着洋烛，上下两旁都有木板，两排木凳上坐满了人。我走完石级把脚踏上地板，就听见利莎的声音：“黎伯伯，到这儿来坐。”我朝声音来的地方看去。利莎坐在她母亲的旁边，这时刚刚站起来，让座位给我，我便过去坐下了。利莎就靠在我的身上。她母亲怀里的小弟弟却已沉沉地酣睡了。秦家凤母女坐在我们的斜对面。

    在洞里也还听得见机声，敌机就像是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似的。没有一个人讲话。于是一声巨响打破了沉默，整个洞子微微地震动了一下。

    “落弹了，”一个声音轻轻地说。

    “大概就在磁器口，”另一个声音轻轻地回答。磁器口是附近的另一个市镇，又是长途汽车的终点。我想被炸的多半是那个地方。

    炸弹孔隆孔隆地落下，虽说是巨响，但是传到洞子里却只有轰轰的声音。洞子里空气跟着在震动，我的身子也微微地摇晃了两下。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洞中静得像一座古庙，我连自己的怦怦心跳也听得十分清楚。

    接着开始了静寂，放在我和对面座位之间的那根长板凳上，一支孤零零的洋烛发出摇曳的微光，烛泪流了一大滩，火快要烧到板凳了。有人着急地吩咐女工：“洋蜡烛，快点！”站在我膝前的利莎突然一口吹灭了火。那些暗黄色的面孔立刻消失在黑暗中。于是火闪似地亮起来手电筒的白光。

    另一支洋烛点燃了。可怕的机声已经完全消去。代替它的是人们的谈话、咳嗽和笑声。有人移动身子往外面走。我闷得难受，也打算出去。我站起来，一只手还搭在利莎的肩上。她掉转头望着我轻轻地说：“我跟你出去。”

    我牵着她的手走上二十多步石级，出了黑暗的洞穴。阳光使我差一点睁不开眼。但以后我也就习惯了。我昂起头畅快地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我听见利莎自语似地在说：“到底是在外面舒服。”

    “不要紧，敌机今天不会再来了，”我安慰她说。

    一个人影从洞里闪出来，旧呢大衣盖着灰绒线衫和青裙子。这是秦家凤，她一边揉眼睛，一边唤着“利莎”。

    “你也出来了？”利莎笑着问她。

    “洞里太闷，我坐不下去，”她答道。她又嘟着嘴抱怨利莎：“你也不等我，就先出来了。”她把右手绕过利莎的后颈搭在利莎的右边肩头。

    “我不晓得飞机走了没有走，所以不敢喊你出来，”利莎闪闪眼睛笑答道。

    “那么你胆大，”秦家凤嘲笑地说。

    我们靠着洞外石壁随便说了几句话。利莎又缠着要我讲个故事。我便把“能言树”的故事讲给她们听。

    我刚刚讲了两段，警报台上又挂起了两个红球，现在是恢复空袭警报了。行警高兴地嚷着：“休息球，休息球！”

    从洞里陆续走出来一些人。利莎的母亲抱着酣睡的孩子出来了，秦家凤的母亲跟在后面。秦太太面孔显得苍老，身体瘦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走完最后一级，跨过门就喘了两口气。

    两个孩子都掉转头去看各人的母亲，利莎唤一声“妈妈”，秦家凤却只点头对她母亲笑笑。

    “利莎，你又缠着黎伯伯讲故事了，”利莎的母亲带笑地说。

    利莎笑笑，我接着往下讲。她们渐渐地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两个人都不瞬眼地望着我。我也兴奋地继续讲下去。可是不等我讲完，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又来打岔了。

    王嫂扛着布包从洞里出来，看见利莎便说：“利莎，回去罗。”

    利莎含糊地答应一声，也不看她一眼。王嫂走到侧门旁边，把布包放到藤车上面。

    两扇侧门大开，人们朝那里走去。两个孩子的母亲都走到门口了，还回过头来唤她们的女儿。我也不便久站在这个地方，便说：“走罢，我们回去再讲。”

    利莎和秦家凤一边一个跟着我出来。街上满是携儿带女背包提箱的行人。有几家商店正在卸铺板。王嫂推着藤车在前面走。利莎的母亲抱着刚睡醒的孩子一边走，一边跟秦太太讲话。

    走到横街口，秦太太应该转弯了，便站住等候秦家凤。我问这个女孩：“你跟你妈妈回去吗？”她不答话，却轻轻地跑过去，站在她母亲面前，央求似地讲了几句。

    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不过我可以猜到她的意思。果然她站了片刻，望着她母亲点着手杖进入横街以后，便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回店里，别的人都回来了。为了喝开水，我们又走入楼上的房间。我第一眼便看见满桌满床的尘土。热水瓶仍然安全地立在方桌的一角。我拿起水瓶倒水，两个孩子便动手打扫灰尘。

    我们三个人都喝了水。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让她们坐在床沿上，我继续讲“能言树”的故事：

    “大树吸收了女孩的眼泪以后居然能够发声讲话了：‘……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种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连那二十二层的长生塔也会在一个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

    两对漆黑的大眼睛泪汪汪地望着我的脸。它们是那么明亮。

    我继续转述大树的话：

    “去罢，伴着你哥哥去罢。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你哥哥的眼睛。他会用你的眼睛看见一切的。去罢，去帮助别人，同情别人，爱别人，这都是没有罪的。”

    我自己在做荒唐的梦，还把两个孩子也引入了梦中。她们接连地霎动眼睛，静静地听着我讲完最后的一句。

    小女孩扶着瞎眼的哥哥向着大路走去了。给我们留下来这个陈设凌乱的房间。楼下又在叫喊了：“排骨面两碗。”接着是一辆卡车吵闹地跑过去。灰白色的煤烟开始从窗的缺口飘进来。

    “怎么又有煤烟？”利莎揉着眼睛厌恶地说。

    “楼下又在生火。真讨厌，总不管别人！”秦家凤气愤地说，她也在揉眼睛。

    煤烟越来越多，很快地就把这个房间变成了雾海，我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只得同两个孩子逃到楼下去。

    两个炉子依然放在原处，都冒着烟。左边酒菜馆里那个拿刀砍门的茶房躬着腰用火钩在掏炉桥，他好像并没有把炉子搬开的意思。

    “你看，这就是你爹爹办的交涉，”我生气地说。

    “不是说喊他们搬开吗？他们怎么又不听？”利莎惊奇不解地说。

    “没有用，没有用！就是熏死也不过我们几个人。哪个肯真心来管这些闲事！”我恼怒地又发起牢骚来。

    两个孩子自己很不满意这件事情，看见我也在生气，便不再讲话了。我们都站在店门口。我出神地望着人们接二连三地走进隔壁酒菜馆。

    站在我身边的利莎忽然伸手轻轻地拉我的袖子，低声对我说：

    “黎伯伯，我相信大树说的话。我要做一个那样的好孩子。”

    我惊喜地掉过头看她，她的一双眼睛带着泪水发亮了。

    我就像故事里的那棵大树一样，受到了小女孩的眼泪的润泽。我觉得内部起了一个大的震动，我似乎应该对她讲几句话，但是，我什么也讲不出，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挣出一句：“你真是个好孩子。”

    秦家凤被利莎留在店里吃中饭，利莎差王嫂到秦家去通知，秦太太也就同意了。利莎今天待秦家凤特别亲热，秦家凤也是一样。但是到五点钟两个人终于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傍晚利莎的父亲回家吃晚饭。他是从磁器口回来的。今天被炸的地点确实是磁器口。他去看过灾区，塌了三五间房子，伤了一个人，炸弹大半落在江里，可以说是没有大损失。

    菜馆门前的炉子还在冒烟，我注意地一嗅，又闻到煤气，我忍不住向朋友发问：

    “炉子为什么还没有搬开？”

    “就要搬开的，这次他们一定搬，”他毫不在意地笑答道，脸上仍然带着乐观的表情。

    “你对什么事都太乐观了，”我冷笑道，也就不再跟他谈这个问题了。

    敏，我今晚上又给你写了这许多话，告诉你这许多琐碎事情。吃过晚饭后我就坐在楼上书桌前面续写这封信，那时电灯没有亮（不，这是亮了，又熄了），我点起一支洋烛，就靠着摇曳的昏黄烛光照亮我的笔迹。我伏在案上连头也不抬起地专心写着，我一直写到煤烟散尽，菜馆关门，写到四周寂然无声，电灯重燃，写到每家店铺灭灯睡去，我还没有停笔。

    现在还是我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四周都是鼾声。同房间的店员和练习生都睡熟了。在隔壁，朋友夫妇和利莎姐弟也睡得沉沉的。楼下马路上只有一片黑暗，偶尔闪起一股电筒光，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显得多么空虚，很快地它又寂寞地消失在黑暗中了。夜披着它那墨黑的大氅在外面飞行，似乎要扑灭一切的亮光和暖热。寒气像一根蛇从我脚下慢慢地爬上来，它还在啮我的两腿，我感到一阵麻木，两只脚都冻僵了。

    这时不过十二点钟，啊，连斜对面那家贸易行楼上的灯光也突然灭了！除了这个房间，似乎再没有光亮。整个街，整个小镇都静静地睡了。那么也让我放下笔跟你暂时告别罢。

    二

    敏，整整有十几天我没有给你写一个字。现在是午后，窗外下着蛛丝一般的小雨，我刚刚从外面回来。我是冒雨出去散步的，暗灰色的凄惨的天空低低压在我的头上，寒冷的雨丝浇不灭我那火似的热情。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的忍耐又逼近了限度了。我整天关在房间里，只看见那些凌乱的陈设，那些烟，那些雾，那些煤臭，还有那接连的阴天，接连的细雨，和侵骨的寒气，好像我四周就只有那些东西。朋友们的通信也中断了，这些天里我就没有收到一张从外面来的字条，似乎友人们都忘记了我。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利莎的父亲谈到天天高涨的物价和米价，他又讲了些他的同事们的苦况，连他那永远带着乐观表情的脸上也皱紧眉头。他的妻子总是温和地讲话，不常笑，但更少给我们看见她的愁容。她是一个能干的主妇，常常用平静的心境和缜密的头脑处理困难事情，这个书店便是在她的主持下存在而且逐渐发展的。因此看见她们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我便会想：要是没有这位太太的事务才干与温和性情，我那朋友的乐观也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也曾谈到炉子的事。

    “怎么样？搬了没有？”我问道。

    “没有办法，”朋友笑笑，摇头说，这次他自己认输了。

    利莎在旁边扑嗤笑起来。在这个店里就只有她的脸上充满阳光，充满生气，充满天真的微笑。看见她这张明亮的脸，我觉得灰暗的天空好像开展了一些似的。

    我把利莎送进了学校，又回到阴郁的天幕下面。雨继续在落，路上全是滑脚的水泥，在水泥上移动脚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不愿立刻回到书店里去。我觉得有一团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我全身的骨头仿佛都落在油锅里受着熬煎，连脑子也烧得发烫。我整个头，整个脸都是火。我不能多用思想，我不能休息，我一直在细雨下面走了两个钟头。这其间像魅影似地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各色各类人的影子，我的耳边不停地响着各种各样的吱吱喳喳。“难道在这时候还不让我安静？”我气愤地想着，我的忍耐真的快到了限度了。

    就在这时，我忽然又想到你，想到你从前说过的话，我才又勉强镇定了心，回到书店楼上来给你写信。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利莎还没有放学回来，窗前仍旧挂着帘子似的雨丝。看见这好像永远下不完似的细雨，我又觉得火在心里上升了。笔还捏在我的手里，我应该再往下写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这是我昨晚想好了的抵抗煤烟的方法。我下床的时候，街后面雄鸡的叫声才消失不久。等到我洗完脸打开店门，天已经大亮。那时没有落雨，泥泞的马路上还不见一个行人。在附近三四家店门口，有人站着在扣衣服的钮子。我朝着往城里去的方向在马路上走了一阵，看见白茫茫的晨雾像一片浓烟包围着远近的山、田、道路和房屋，我自己仿佛踏进云雾中去一般。空气潮湿，沉重，而且还带着一种气味。寒气渐渐地穿透了我的衣服，好像有一只冰冷的大手在我的身上抚摩。但是我仍然毫不畏缩地向前走去。

    忽然三辆沉重的黄包车带着呻吟般的辘辘声穿过浓雾迎面滚下斜坡来，车子上还放着简单的行李。车上人大概是到磁器口去搭船的。我等车子过去，又回转头看它们一眼，这么快它们就已经被浓雾吞食了。我看不出一点来痕和去路，想不到我自己就是从那白茫茫的一片中走过来的。

    我走到镰刀形马路的尖端，对岸的景物隐约地出现了，那里可以说是刀柄，一个山谷隔在这两个高坡中间，现在都变成了雾海，迷迷茫茫，无垠无边，只见那乳白色的东西在翻腾，在滚动。对岸一棵树、一堆屋刚在我的眼前显露，立刻又被雾浪淹没了。我为了想看穿雾海，在这里站了许久，得到的却只是窒息。

    我折回来，仍旧呼吸着重浊的雾气。我又走入正街，两旁的房屋渐渐地从雾海中浮现了。那些紧闭的店铺打开了门，一家跟随着一家，学徒、工友、火夫们忙着搬卸门板，整理橱窗。颜色和声音水似地流入街中，再缓缓地往马路的两端流去，或者集在正街的中心几家饮食店门前，或者拥挤在街旁那条作为菜市的死巷里，或者沿着镰刀形的马路流向远方。

    书店门打开了，两旁的酒菜馆照常热闹地接待顾客，两个炭炉毫无顾忌地散放煤烟。蒸笼盖揭开，一阵水蒸汽扑到书店门口，飞人楼上房间。两只粗壮的膀子伸到白雾笼罩的蒸笼旁边，端走了热气腾腾的一笼包饺。

    在书店门口站了一阵，眼前流过去五颜六色，耳边响着各种不愉快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时候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我不愿走在马路上呼吸窒息人的雾气，更不愿坐在楼上让煤烟熏坏我。

    利莎挟着书包出来了，两只小手插在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口袋里面，她带笑地说：“黎伯伯，你今天好早啊。”不等我回答，她又央求道：“黎伯伯，你送我上学去好吗？”

    我高兴地答应了，她给我找到一个去处，至少在利莎的身边，在小学校门口，我还可以在年轻的脸上看出明日的温暖来。

    “让我给你拿书包，”我说着便伸过手去。

    利莎看我一眼，笑了笑，默默地把书包递给我。

    我们走入那条通小学校的巷子，利莎忽然问我道：

    “黎伯伯，你为什么这两天总是愁眉苦脸的？你心里头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

    我吃了一惊，这个孩子居然像大人一样地讲话，而且像大人一样地猜到了我的心事。但我还是摇摇头否认道：

    “没有，没有什么，你不要乱讲。”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我记得你才来头两个月一天总是有说有笑的，”利莎固执地说，脸上还带着她那发光似的微笑。

    “这两天闷得很，”我解释地答道。我知道这个回答不会使她满意。但是从后面送过来秦家凤的声音：“利莎。”利莎连忙回过头去。

    秦家凤跑到利莎面前，向我唤一声“黎伯伯”，就亲热地挽起利莎的膀子往前走了，两张年轻的脸上笼罩着喜悦的光辉。

    转弯便是小学校，我听见秦家凤在说：“我跟妈妈讲好，明早晨请你到我们家里吃面。”明天是星期日，她们不到学校去。

    我们走到学校门口，好些男孩子在门檐下玩。我把书包交还给利莎，她除了向我道谢外，还说：“黎伯伯，回去要高高兴兴啊。”她笑着对我闪闪眼睛，摇摇手，秦家凤也对我一挥手，然后把手搭在利莎的肩上，两个人走进门内去了。

    我留恋地在大树下面站了好一阵。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古庙里充满着阳光和温暖。但是在外面，针似的细雨开始飘落下来。孩子们都进到课堂中去了。庙门口是静静的，空空的。我淋着雨慢慢地走回家去。……

    我写到这里，天色又黯淡了，我听见利莎的声音在楼下讲话，还有她母亲的声音，她父亲的声音。

    啊，利莎在下面唤我，她父亲也在唤我，我应该搁笔到楼下去。

    今天傍晚得到林的一封信，他问我一件事情。晚上我写了一张信纸回答他。我封好信，自己拿出去投到邮筒里，回来看见书桌前电灯十分明亮，砚台中还有余墨，便拿出写给你的那一叠稿纸往下再写。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听见利莎和她父亲谈论送礼的事，才知道明天是秦家凤的生日。利莎要到秦家去玩，准备把礼物也带去。

    说到礼物，她父母提出几件东西，利莎都不赞成。她固执地要送一件红绒线衫和一本照片册。照片册书店里有。红绒线衫在斜对面百货商店橱窗里面放了好久。她说秦家凤就喜欢这两样东西，想了许多，都不能到手。秦先生在城里做事，对家庭并不关心，也不大喜欢他的女儿。

    “不管。我自己出钱买绒线衫，妈妈给我照片册，”利莎撒娇地说。

    她父亲笑起来，她母亲也笑了，母亲说：“你倒说得爽快。你晓得照片册卖多少钱一本？”

    “三十五块钱，我问过黄子文的。横竖是我们自己店里头的东西，又不要妈妈另外花钱。秦家凤喜欢它，还是送给她好。横竖妈妈用不着，也卖不出去，”利莎理直气壮地答道。

    “你倒会讲话。好，就算我把照片册送给你罢。不过绒线衫却要你自己出钱去买啊，”她母亲温和地带笑说。

    “我不是还有两百块钱存在妈妈那儿吗？上回送爹爹围巾不过花了三十多块钱。下个月黎伯伯过生，我也要买条围巾送他，”利莎兴高采烈地说。

    “不用你花钱了，我替你出钱罢，你妈妈买一样，我也买一样，”她父亲和蔼地说。

    “那么我也买一样，”我插嘴说。

    “都不要，都不要，”利莎摇摇头满意地说；“我只要妈妈给我照片册。别的东西我自己买。我送礼，总要自己拿出点钱来才算是真心送。秦家凤说过，她请我吃面，也是她自己出钱。”

    “就让她这样罢，她讲得也有道理，”她母亲对她父亲说，“她倒是个实心的人。”

    “好，妈妈答应了，”利莎放下碗站起来快乐地说。她跟着刚才离开饭桌的练习生走到柜台前面：“黄子文，把照片册拿给我。”

    “像她这样年纪倒好，一天总是高高兴兴的。我就是生气的时候，看见她一脸笑容，立刻气也没有了，”她母亲感慨似地说，眼光随着女儿移到柜台，声音里泄露出母亲的慈爱。

    我没有多讲话。我想到她口中的那条围巾，有一天会作为我寂寞的生日的礼物送来的那条围巾，我眼前突然明亮起来，我感激地微笑了。

    敏，单是为了那句简单的话，你说我不应该怀着感激的心微笑么？

    三

    发出了两封长信，我始终没有得到你一个字的回答。敏，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度出现之后又突然隐去了呢？为什么你得到我的消息之后又开始沉默呢？难道我那些信函都被误投在大海里面，不曾有一张纸片达到你手边？或者因为我曾经忘记过你，你现在用“沉默”来作为报复？还是等不到我的回信，你就因新的使命奔跑到另一个地方？这都是可能的。而且我还有更多的揣想，它们也都是可能的。……

    然而不管这一切，我今天还是在书桌前面坐下来给你写信，这应该是我的第三封信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你不会记得的，其实要不是我那朋友（利莎的父亲）时常提起，连我自己也会把它忘记了。我计算起来这些年中间我就只记住一个生日，在那天和四五个熟朋友在上海一家广东菜馆里吃过一顿饭，还喝了几杯酒，但那也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我却十分快乐。早晨起来，在枕头旁边我发见了一个纸包，上面写着这样的十二个字：“利莎送给黎伯伯的生日礼物”，纸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条捷克制的毛织围巾。利莎已经到学校里去了。

    我把围巾缠在颈项上，我感到异常的温暖，我又一次接触到善良的小小心灵，分得一点它的亮光与热气。我多日来的心上的阴影都给这一点光和热驱散了。我吃过早点就高兴地拿着书到茶楼上去。

    茶楼仍然是很空阔的。我还是拣了那张坐惯了的茶桌，堂倌照常过来泡茶。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按照往常的习惯上楼来坐了一阵，黄脸的丫头照例走下楼讨开水，跟堂倌讲笑话。这些跟我不发生一点关系。我的心上没有云翳。我看书看得很快，今天连这个楼厅也显得特别明亮了。

    我的心完全跟着书中的字句在跳动，我忘记注意时间的早迟。后来连堂倌也到三层楼上去了。这样一个大的厅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仍然把头埋在书上，直到意外地利莎的笑声响在我的耳边，我才抬起脸来。

    又是利莎和秦家凤两个孩子。秦家凤仍然穿着那件新的红绒线衫。利莎的眼光定在我的围巾上面，她笑着嚷道：“黎伯伯，拜生啊！”

    “黎伯伯，拜生，拜生！太用功罗，过生也该耍一天嘛！”秦家凤一面点头招呼，一面笑说道，她点头点得相当深，有点像在鞠躬。

    “不要吵，好好地坐下来，我请你们吃茶，”我阖上书笑着说。

    “不要坐了。我们来请你回去吃面，爹爹妈妈都在等你，”利莎说着就把我放在桌上的书拿起来，她故意催促：“黎伯伯，快走，快走。”

    “黎伯伯，你茶钱给了吗？”秦家凤插嘴问道。

    “没有，所以我还不能就走，”我答道，我想到底是秦家凤年纪大一点，更细心。

    “不要紧，下回来给也是一样，不晓得堂倌跑到哪儿去了？”利莎还在催我。

    “等他一下罢，”我迟疑地说。

    “利莎，你替黎伯伯大声喊声堂倌，看他来不来，”秦家凤想出主意，对利莎说。利莎果然大声叫了两下：“堂倌。”

    堂倌咚咚地从三楼跑下来。我瞥见他的影子，就把四张一角的票子丢在桌上，跟着这两个小女孩走了。

    店里放着一张小小圆桌，桌上摆满了菜，是利莎的母亲亲手做的。秦家风的母亲也来了。大家就了座，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面。我还陪着利莎的父亲喝了两杯大曲。他的酒量相当大，今天他喝得不少，酒意已经上了脸，他还不肯放下杯子。他平时讲话不多，现在却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对我叙述他几年来的遭遇，这里面也有不少的牢骚。沉默的罐子打破了，心里的一切水似地全流出来。他的太太几次暗示要他闭上嘴，他反而讲得更多，而且更加用力讲话。他忽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顺势拍了一下桌面，大声说：

    “我在外国住了八年，回国来在大学教书也教了五年了，养一个太太两个孩子都养不了，还要靠开书铺来维持生活，这真是笑话。怪不得我那班同学都改了行。”

    虽然还是牢骚话，但他却是带笑说出来的。他的太太在旁边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用抱怨的语调对秦太太解释道：“你看，他今天真是吃醉了，自己也不晓得在讲些什么。”利莎和秦家凤时而望着他抿嘴在笑，时而唧唧哝哝地讲许多话。

    “我今天才没有醉，我说的都是真话，没有一句假的。你不懂，你完全不懂，”朋友摇摇头着急地说，甚至在这时候笑容也还没有离开他的发红的脸。他太太笑笑，不再向他答话了。她看见我们都吃了饭，便上楼去提了一篮鲜红的橘子下来。

    敏，利莎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实心的人。他自己说他永远乐观。的确，甚至在应该动气的时候，他也带着笑容。他可以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他也可以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设法为自己找一个正当的出路。他不灰心，也不想投机取巧。他只是安安稳稳地一步一步走那人生的道路。林常常开玩笑地称他做“我们的良好的公民”。

    “不过话又说回来，慢慢来，能够忍耐一点，正当地做事，也不见得没有办法。你们看炉子不是搬开了？我说一定会搬开，现在果然就搬开了，”他得意地笑着说，又喝干一杯酒，自己摆摆手说：“不吃了，不吃了。”

    利莎正在剥橘子，就剥好一个递到他的手里，笑着说：“那么吃个橘子。”

    我听见他谈炉子的事，忍不住扑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接到橘子，望着利莎，称赞一句：“这真是我的好女儿，晓得给爹爹剥橘子。”他听见我的笑声，便回过头来问我：“你在笑什么？”

    “炉子不能说是搬开了，右边的一家还会开门的，”我笑着反驳道。

    “不过左边的一家总搬了，”他说。

    “但这并不是你交涉的结果，还是人家关了门把铺子顶出去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闻不到煤烟就行了。横竖是一样的。我们交涉的目的也就是这一点，你说对不对？”他满意地辩道。

    我无话可说了，我知道跟他这样辩论下去，是不会得到结论的。我自然不赞成他的意见。不过我明白这差异是从两个人的不同的生活态度上来的，我不能说服他，同样他也不能说服我。但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然而他也有他的道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四天没有嗅到煤烟了。右边的一家酒菜馆因为管账的亏空了钱带着一个股东的妻子逃走了，现在还关着门在整理内部。左边的一家说是因为股东们闹意见便停业把铺子顶给了一家卖杂货的，如今正在装修门面。左边一只炭炉早没有了，右边的一只空空地立在关着的铺门外面，代替它昔时的威风的便是今日的寂寞。

    我们接连过了四个比较安适的日子，连呼吸也畅快了许多。今天又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吃完橘子，利莎和秦家凤还为我的生日唱了几首歌。所以我非常高兴。

    写到这里，我耳边还仿佛响着利莎的铃子似的歌声。寒夜骑着风帚呼呼地在外面飞行，连墙壁也冻得发出来低声呻吟，但我的心却是很暖热的。写到这里，我不觉快乐地微笑了。

    敏，我愿意你知道我这快乐的心情，还希望你也受到它的传染。的确，年轻的我们应该永远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啊。

    四

    敏，我的畏友，请原谅我长久的沉默。我早就说过我急切地盼望着你的来信，可是你的长篇的信函到了我手边这么久，我却不能够坐在书桌前给你写一张稿纸的回答。你很容易猜到这是什么原因？这一次我是给病抓住了。

    我的病是在生日后第三天开始的，起初是四肢发软，后来发冷，以后又发烧。冷起来时，虽然盖上三幅厚被，我也禁不住要在床上打颤，连牙齿也抖个不停。烧起来时我不知道自己躺在什么地方，只是迷迷糊糊地接连做着可怕的梦：自己杀人或者就要被人杀害，或者陷在火烧的房屋里面，或者看见炸弹当头落下，还有许多许多我现在记不起来的景象。烧得最厉害的时候，就像一团火在我的脸上熏，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来发散热气，我不知道自己叫些什么。据听见的人说我的声音并不大，我接连地说了许多话，他们也不告诉我是关于哪一类的事情，只说听不出来我的含糊的呓语。

    利莎的嘴在我面前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在我头脑清醒热度减退的时候，她会絮絮对我讲说许多事情，她见到的，听到的，或者别的有趣味的事。有时她也会摹仿我的声音重说一两句我那些呓语，或者忍住笑对我描绘我病中的情形。有一次她说听见我连续叫了几声“我不怕”，却不知含着什么意思。我自然无法给她一个回答，就只好让她时时学着说“我不怕”来嘲笑我。

    要是没有利莎这个孩子和她的小姐姐秦家凤，我在病中一定是很寂寞的，或者我的病甚至不会好也说不定，即使病好，也会好得更慢。是她们支持了我的精神，使我能够忍耐这么长久。她们的天真的笑和好心的话便是我这个病人所需要的阳光和温暖。

    两个孩子每天放学后便一起来看我。在寒假中短短的休息日子里她们两个每天总要在我的房间里度过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半天，秦家凤来时多半在下午，有时候还带着课本来，倘使我闭着眼沉沉地睡去，她们就坐在我的书桌前面温习功课。她们有时不发一声，有时唧唧哝哝，但是决没有做过什么响动来妨害我的睡眠。记得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还因为悲痛和恐怖颤栗，我不知道眼前究竟是梦是真。我移动眼光，我忽然发见书桌上两个女孩的头靠在一起，吃吃地小声笑着。我吐了一口气，两张年轻的脸立刻掉向着我，笑容还未消散，就像两朵迎着朝阳开放的花，还带了晶莹的露珠，那就是明亮的眼睛了。我的心立刻镇定下来。我听见两声亲热的唤声“黎伯伯”，两个孩子马上跑到我的床前，鸟叫似地争着跟我讲话。

    我还听见利莎的母亲说，在我发着高热、昏迷地说着呓语的时候，两个孩子就静静地立在我的床前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或者惊惶失措地到楼下去逼着利莎的母亲三番四次地请医生。袁太太对我说这话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在我面前，利莎大声分辩，秦家凤笑着，不好意思地埋下头。我只是微笑，我的眼光轮流地在两个小女孩的脸上打转，我没有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话才好。

    我的病终于有了转机，渐渐地好起来，热度也逐渐在减退。在这中间春天来拜访这个小镇了。我躺在病床上也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从窗外吹进来的微风，从涂抹在玻璃窗上的阳光，从两个孩子以及别人身上穿的衣服，我也可以看到春天的影子。我也在减少我的衣服和被褥，同时仿佛我身体的重量也跟着在减轻。我可以下床坐一些时候了，我也可以在房间里慢慢地走上二三十步。

    有一天两个孩子给我带来了一把小花，青青的细叶衬托着黄色和白色的小小花朵，每朵花都欣欣然昂着头，仿佛还在呼吸新鲜的田野空气。感谢这两个孩子的好心，春天被带到我的房里来了。我一把接过这不知名的野花，就拿来放在眼睛下看，鼻端上闻，我默默地闻了许久，这种带着泥土味的清香似乎慢慢地沁入我的全身，我觉得全个身子都颤抖起来，好像被一种力量在摇撼着似的。

    “利莎，你看，黎伯伯拿着花，就像蜂子钉住花一样，”秦家凤在旁边抿嘴笑道。

    利莎也笑起来，她抓住秦家凤的手答道：“你不是说害病的人爱花吗？真不错。”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你这样爱花，我们每天都给你摘点来，好不好？”

    “好，”我只能吐出这一个字。我说不出我这时的感情，不过我知道我的活力渐渐地在恢复了。

    利莎真的常常给我摘花来，花的种类也渐渐地加多。天气一天一天地暖和，那一片白茫茫的雾海也逐渐地干枯了。早晨醒在床上我看见金色阳光在窗外荡漾，还听见麻雀群在房檐上愉快地唱歌。楼下右边那家酒菜馆换了老板，经过一番装修以后不再卖包饺了，连炉子也搬进厨房里面，我立在窗前不会再受到煤烟的围攻了。

    在我的病中，只有过一次警报，但是没有发紧急警报就解除了。我没有离开书店，而且也不想动一下。这天利莎的父亲在学校里面，母亲抱着孩子躲防空洞去了。利莎一定要留着陪我，她母亲还叫黄子文（那个十九岁的练习生）留下，准备等紧急警报发出后扶我到书店背后那个公共防空洞去。

    “利莎，你为什么不去躲？你不害怕？”我感激地问她。

    “黎伯伯，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她笑着回答我。

    “今天不会来的，雾罩还没有散完，”黄子文很有把握地插嘴说，自从上次炸了磁器口以后，敌机就不曾来过一次。

    “要不来才好，省得黎伯伯跑一趟，”利莎担心地说。

    四周异常静。空袭警报发出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市声完全停止，窗下马路上连防护团团员的脚步声也寂然了。我望着这张可爱的小小面孔，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

    利莎看见我不讲话，还以为我心里害怕，便安慰似地对我说：“黎伯伯，你不要害怕，我给你讲个故事。”她真的把她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听了。故事很简短，她刚刚讲完，警报就解除了，她高兴得拍手欢叫：“黎伯伯，不要紧了。”

    我的病刚好时，还遇到一次警报，这回我是躲了的。但是紧急警报发出以后，敌机并没有到市空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听见解除警报。

    这以后便是接连的阴天、雨天。空气相当沉闷，天空永远盖着那么多的愁云。但是在这个小镇的四周，万物都在发育生长，欣欣向荣。前两日雨后初晴，我沿着通磁器口的马路散步，路旁山田里油菜花开了，一片黄亮亮、绿油油的颜色十分悦目。小蝴蝶成群结队展开雪白的翅膀在田上自由飞舞。田畔几棵老树也披上了新衣。在这充满生机的气氛中，我的健康很快地就恢复过来了。

    昨夜我还出去看了跟我相别已久的蓝空明月。山谷同田里大片的菜花朦胧地横在月光下面，远处几座山若隐若现，仿佛是淡墨色的画。对岸几点灯光又像停泊在港口中的轮船的电灯。裹在我身上的一件秋大衣抵不住春夜的寒气，我便匆匆地回来。我走到店门口，遇着利莎的父亲，他关心地捏捏我的膀子，叮嘱道：“晚上少出去啊，看受了凉又会病倒的。”

    我感谢他，但是我得意地昂头说：“不要紧，我不再生病了。”

    现在我从面前一叠稿纸上抬起了头，窗前马路中正摊开一片清凉的月色，又是一个静寂的月夜。寒气一阵一阵地从窗洞飘进来。

    敏，我也应该搁笔了。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过得很好。不，我应该说，现在我的心境很平静，现在我很高兴。你不要再为我担心。我还告诉你：六天以后便是利莎的生日，她的父母答应她请秦家凤到店里来吃面，自然也请我，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在那天送给她。

    五

    敏，这封信对你是一个意外，对我更是一个意外。我五天前万想不到接着就要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昨夜我提起笔来，想向你报告一个消息，但是糟蹋了十多张纸，我还写不出一段可以叫人理解的字句。今晚窗外是细雨迷蒙的暮春的凄清的夜，从几处被损毁的屋瓦的洞隙中，经过了天花板，漏下断续的雨滴，它们给我带来更多的寒意。从窗洞望出去，整个正街仿佛都落在酣睡中，黑夜抚慰着那些疲劳的灵魂。隔壁房内没有灯光，先前还在床上呜呜地抽泣的利莎的声音也寂然了。我的房间里则是一片鼾声，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和黄子文两人的鼾声今晚上显得特别重浊。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面。回忆凝成一块铁，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思念细得像一根针，不断地刺着我的心：血像一层雾在我的想像中升上来，现在连电灯光也带上猩红的颜色。我无处逃避。一闭上眼，我就会看见那只泥土裹紧的腿，和一个小女孩的面颜。我不能在梦里找寻安静，我只有求助于笔，让它帮助我减轻痛苦。

    昨天发过警报，而且出乎大家意外地来了敌机，数目是二十七架，在城内和四郊投下不少的炸弹。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轰炸，却又是如此厉害，连我们这个小镇也不能幸免！

    炸弹在这个小镇的上空刷刷地落下时，我和利莎一家人正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我们听见飞机盘旋声，听见炸弹下落声，然后便是两三下震撼山岳似的霹雳巨响，一阵风灌进洞来，把立在板凳上的洋烛打落在地上灭了。洞子摇晃了两下，才稳住不动。利莎的母亲怀里的孩子吓得大声哭起来。

    在那极短的时间里，我仿佛头上中了一下铁锤，把全身打得粉碎，然后才慢慢地聚合拢来。孩子的哭声被母亲的奶头塞住了。我举目四顾，眼前只有黑暗。我注意倾听，静寂中隐约听见细微的机声。但是这机声也被静寂吞食了。

    于是人们像从噩梦中醒过来似地开始吐出了两三句简单的话。我听见利莎担心地自言自语：

    “秦姐姐不晓得躲在哪儿？不晓得她们进城没有？”关于“秦姐姐”的话，利莎先前就讲了许多。这天秦太太母女没有到防空洞来，不过利莎知道秦家凤要跟着母亲进城去看父亲，只是她还不能确定她们究竟动身没有。秦家凤的父亲我没有见过，但听见袁太太说，那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近来跟太太处得很不好，他在城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女朋友。最近他们夫妇为这个女朋友吵过几次架，袁太太也对我讲过了。

    “你不要担心，她们一定在城里躲防空洞的，”我知道利莎为这件事情不安，便安慰她道。我这时没有想到书店，也不敢想到书店和我那个好心朋友的仅有的财产。

    “你这个孩子心肠倒好，自己的家说不定全光了，你却只担心你小朋友的事情，”利莎的父亲带笑地插嘴说，他笑得似乎有点勉强。

    “一定完了，今天炸掉的地方恐怕不少，”利莎的母亲接着说，声音里略带一点焦虑。

    利莎默默地捏住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在微微地颤动。

    听见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她也不笑，脸上还是挂着愁云，好像她丢失了重要东西似的。我拉着她的手急急地走出了银行的侧门，这时还不到下午一点钟。

    人们张皇地在马路上乱跑。我一直望过去，前面正街中凌乱地横着大堆木片、砖块和尘土，左边四五家店铺的楼房全倒塌了，另外的两三家被揭去了屋瓦，剩着半倾圮的木架子。右边的房屋似乎还是完好的，我再注意地往那边看，我希望看到书店的楼房，但是街道渐渐在转弯，而且一阵黄沙似地在阳光中飞扬弥漫的尘土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们加快脚步往前面走。几个提着小皮箱或者布包的人气咻咻地迎面跑过来，口里嚷着：“前面走不通，要绕弯，”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却像熟朋友似地对我们讲话，并且报告了被炸的商店的名字。

    “利莎，不要往前走了，我们从后面绕过去，”袁太太在后面吩咐道。

    “我跟黎伯伯一路走，”利莎转过头回答了她的母亲。她又对我低声说：“黎伯伯，我们先到秦家去看看。”她的手微微地抖着。

    “好，”我点头答道。我不能说别的话，我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我同情地看她的脸，脸上全是阴云，显得非常黯淡，我触到她那带着焦虑的眼光，利莎的脸从来不是这样的！我痛苦地轻轻唤一声：“利莎。”她抬起头央求似地问我：“黎伯伯，她们该不会在家里罢？”

    “不会的！不会的！”我坚决地说，我的确相信秦家凤母女进城去了。

    转眼便是横街，前面显得异常拥挤，我不知道一大群人在那里做什么，但是我猜得到前面出了什么事情。

    “完罗，完罗，”聪明的利莎喃喃说。

    我看清楚了：在街的右边高坡上，一排三幢相当精致的平屋现在变成了一大堆瓦砾和一个大土坑，人们就站在坡上坑边挖掘。

    利莎丢了我的手疯狂地往前面跑去。我跟着她跑。我们也不管撞到什么人，只求立刻跑上坡去。这时利莎的意志竟然变成了我的意志。我们虽然挤出一身汗通过了人丛中，但是没有达到高坡，我们就被防护团团员拦住了。

    利莎说了几句话，没有用，谁都不能够上坡去看，许多人都被拦在下边。利莎还要往前面走，她也把我拉着往前面走。另一个防护团团员跑过来对我打招呼，他便是茶楼的黑脸堂倌。他一面做出拦阻的姿势，一面说：“不好过去，有人埋在里头。”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听见利莎接连地问：“好多人？是哪家的？挖出来没有？”

    “多半三几个罢，我也说不清是哪家的，”黑脸堂倌含糊地答道；他掉头朝坡上看了看，不大关心地说：“多半就是中间那一家，听说那家有个太太，还有个小姐。”

    “不会的！不会的！不是那一家！”利莎生气似地辩驳道。

    “不相信，你等会儿自家看罢，”堂倌淡淡地说。我连忙对他示意，叫他不要再往下讲。

    利莎板着脸孔掉头四顾，忽然惊喜地叫起来：“秦伯伯！秦伯伯！”我随着她的手指望去。一个穿西装的人向着我们这面慌张地跑过来，有一张戴着眼镜的瘦脸。他果然是秦家凤的父亲。

    为什么是他一个人？难道她们走在后面？

    利莎跑着迎上去问道：“秦伯伯，秦伯母和秦姐姐哪？她们在哪儿？”

    “我一个人先跑出来的，我怎么晓得她们在哪儿？”他脸色惨白，睁大眼睛，吵架一般地答道。他不理利莎，也不管前面的防护团团员，就拔步继续跑过去，似乎打算一口气冲上高坡。别人拦住他，他便大声叫：“这是我自己的家，我要去找我家里的人啊！”这不是叫嚷，倒像是哭号。

    “黎伯伯，”利莎刚吐出这三个字，就“哇”的一声，靠在我胸前伤心地哭起来。

    我扳起她的脸，慢慢地给她揩干眼泪。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对她说：“回去罢，妈妈他们在等你。”她让我牵着她的手默默地跟着我走回家去。

    秦先生还在用他的哭号似的声音跟防护团团员讲话，那声音一直追着我们出了横街。

    到了家。书店完好如前，铺板全未卸下，只开着两扇门。利莎的父母站在门口讲话，听见我报告的消息以后，两人都改变脸色不作声了。

    利莎还在抽泣，我便带她到楼上去。我听见她母亲在后面说：“不怪利莎，她跟秦家凤那么要好。”我觉得鼻子一阵酸，眼泪马上淌了出来。

    我的房间也还是完好的，不过窗上剩余的玻璃全没有了。我想，这个房间一定由别人（不是张先生，便是黄子文，或者是王嫂）打扫过了。

    一进屋，利莎就扑到床上去，呜呜地哭起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她劝住。我还向她解释：秦家凤母女或者躲到别处去了，她们没有理由坐在家里等候炸弹，利莎渐渐地相信起我这番话来。

    但是吃中饭的时候（这天我们在下午四点多钟才吃中饭），利莎的父亲回来说，挖出了两具尸首，都是女尸，一大一小，无疑的是秦家凤母女了。然而我那个朋友又不肯断定是谁的尸首，他说面貌认不出，他远远地也看不清楚。

    利莎听见这个消息便不肯吃饭，一定要我陪她再到灾区去。我们又走到高坡下面。

    人们还在坡上挖掘。坡下站着一大群连声嗟叹的旁观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费力挤到前面去。但是，除了一个坑，一堆瓦，一堆木片外，我看不见什么，我的眼光找不到那两具女尸。

    “黎伯伯，”利莎痛苦地唤道，她又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一句：“她们在哪儿？”

    我捏紧她那只微微发颤的手，轻轻地回答道：“我也看不见。”

    但是我听见旁边一个女人的口音说：“那儿不是？席子盖住的！挖出来还是两母女紧紧抱在一起，鼻子嘴巴都是血！”

    “在哪儿？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你眼睛又没瞎，连这点儿都看不见！那儿，那儿，树子底下，席子盖住的，还有只脚露出来，”那个穿蓝布衫的三十左右的妇人吵闹地大声说。

    我真想打她一个嘴巴。我又想把利莎的两耳蒙住。可是我并不曾动手，却跟着她那根粗肥的手指朝高坡的另一端望去。那里横着一条下坡的路，原先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长在路旁，现在树上只剩下几根光秃的空枝，连路旁的青草也被铲去了一大片。就在这棵树下连接地摊开两张草席，一只小小的带泥的腿静静地伸在外面。

    “黎伯伯，不会的，不会的！”利莎的带哭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这不是我熟习的声音，但是我听出来在那么多、那么浓的绝望中还有一丝一线的希望。

    “利莎，你看，秦伯伯不是在那儿吗？”我低声说。我掉开眼睛，不敢看这张小小的脸，我现在用一句话就把她的希望完全毁灭了。

    席子旁边立着三四个人，秦家凤的父亲埋着头好像在那里痛哭。一切的疑惑都是多余的了，死吞食了那个垂着双辫的瓜子脸的小姑娘和那个瘦弱的中年妇人。

    停了半晌利莎忽然爆发似地说：“秦伯伯，就是他，就是他害她们的！秦姐姐说过她爹爹专欺负她妈妈……”她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起来。

    “这次不是他，是日本军人害了她们的，”我解释地说。她不回答，却只是哭着，过了半晌，我又说一句：“还是回去罢。”我忍住眼泪，牵着她的手慢慢地走回家去。

    走出横街，她便止住哭声，一面抽噎，一面揩眼睛。忽然她仰起头认真地问我道：

    “黎伯伯，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这句问话使我感到惊奇，但是看见她那泪痕狼藉的脸上的庄重表情，我只能够温和地回答她：

    “利莎，我们是在做梦。”

    她不作声，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然而过了片刻，她又带起责备的调子对我说：

    “黎伯伯，你骗我！你骗我！”这次又是一阵抽噎阻止了以后的话。

    敏，你不会了解我这时的心情。我真愿意我能够做一个大骗子，把她哄得收了泪笑起来。就让她以后骂死我，我也甘心。但是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学到这样的骗术呢？

    “利莎，不要哭了，多哭也是没有用的，”我低声劝道；“你把我的眼泪也哭出来了。”我真的淌出了泪水。这次我们是绕道回家，现在走下斜坡到了田坎上了。

    “我要……我的……秦姐姐……我……要……我……秦……姐姐，”利莎伤心地哭道，接着又是一句：“你把她……还给……我。”她看见我不作声，又说：“我不管，我要你还，我要你还！”

    “我还你好了，”我无可奈何地随便答了一句。

    “我要你现在就还，就在现在！”她赌气地说。

    我还是答应一个“好”字。

    她走了两步，忽然又哭起来说：“假的，假的，你骗我！”

    我咬紧牙齿不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应该做什么事。我只希望夜早点来，让这个孩子在梦里得到一点安宁，让我的心也得到一点平静。天色突然暗起来，太阳落到天外去了。

    我们走上野草丛生的土坡，踏着由行人的脚步踏出来的窄路。利莎的哭声停止了。她忽然弯下身子，连根拔起一棵叶子粗大颜色碧绿的草，捏在手里，出神凝视。我猜想她大概找事情来分心罢，便不去打岔她。

    “黎伯伯，这是什么草？”她拿着草向我问道。

    “这是野草，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我顺口答道。

    “我要带它回去，拿针刺出手指头的血来培养它，”她庄重地自语道。

    “这种野草？有什么用？”我惊奇地问道。

    “那么这不是还魂草了，”她失望地说，马上把草丢在地下，愤恨地用脚踏它。然后她抬起头央求我：

    “黎伯伯，你给我找一根还魂草来，我会培养它，要我流多少血，我都不怕。”

    她的脸颊上还留着泪痕，两只眼睛哭得红肿了。

    “利莎，我讲的是故事。还魂草本来就没有的，你不要多想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痛苦地说。

    她挨近我，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停了一下，才说：“我晓得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秦姐姐昨天同我在一起，今天她就在席子底下……”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这个平时脸上永远带笑的孩子现在却有这么多的眼泪。我想劝她止哭，却反而引出她的更多的泪水，我不能再开口了。

    这个晚上没有电灯，书店早早关了门，大家都很疲倦，不到八点钟就吹灭洋烛睡了。我睡不着，又起来点燃洋烛，坐在书桌前面，笔捏在手里，我却始终写不出一句有意义的话。

    今天从早晨起就下着细雨，正街上显得十分萧条。下午秦家两具死尸草草地安葬了。墓地离正街有一里多路，小小一块地方，两座矮矮的新坟，还没有石碑，四周是野草和荒冢。

    我带着利莎把两副白木棺材送到了墓地。我们已经跟着别人一道走开了，后来又回到那里去。这次我和利莎手里都拿着野花，是我们自己采来的。我们把花放在小小的坟墓前。利莎行着礼，她出神地望着坟，亲切地、像对着活人讲话一般地说：“秦姐姐，你爱花，我给你送花来了，是黎伯伯跟我两个摘的。”

    我把花分出几朵放在秦太太的坟前，对着两个坟次第行了礼。我听见利莎还在讲话，她的眼光始终定在秦家凤的坟上，她喃喃地说：

    “我还要来的，我明天过生，我要来请你吃面，我早就答应请你的。黎伯伯也在这儿，我们一起吃面啊。”

    敏，我告诉过你明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你可以想像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生日啊。想到这，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六

    敏，今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一切全改变了。现在必须提笔给你写封短信，报告几件重要的事情。

    上午九点钟就发了警报。小镇又遭轰炸，书店楼房全塌了，隔壁菜馆，对面百货商店，和甜食店，还有别的好几家店铺，不是变成瓦砾堆，就是剩着空架子。

    解除警报后我那朋友立刻把太太和小孩送到离这里十几里路远的一个亲戚家去。他自己搬进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在他的房里给我安了一个床铺。张先生和黄子文，便到各人的朋友处暂住。利莎的父亲恳切地留住他们，也留住我，他说：“炸了一回不算什么，我一定要设法在最短期间把书店恢复起来。”因此他需要我们给他帮忙。我答应他暂时不离开这个地方。他对我讲话，脸上不带忧戚的表情，我甚至看见了他那乐观的微笑。他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人。

    利莎上滑竿以前，把我拉在一边，抓紧我的手，低声说：“黎伯伯，你要到秦姐姐那儿去啊。你替我多多去看她，今天来不及请她吃面了……我自家也想不到……”她只顾眨眼睛，泪花在眼里滚动。

    “我晓得，你放心去罢。我有空会去看你，”我也低声安慰她。我轻轻地抚摩她的头，那只红缎子的大蝴蝶斜斜地歇在光滑的头发上面，颔下别着我送给她的那个蓝花大别针，身上穿一件淡青色西装，脚上穿着她父亲买来的新皮鞋，这些都是为着她的生日准备的！我想多看她几眼，但是我又不敢多看，我觉得心在翻腾。

    她母亲在催她上轿了，她看了看滑竿，便转过头来匆匆地对我说：“我要回来的。到了雾季我就跟着妈妈回来。”然后她跑到父亲的身边去。

    她母亲带着小弟弟。她跟着父亲，王嫂押着行李，被三乘滑竿抬走了。她在滑竿上不住地对我招手，还大声嚷：

    “黎伯伯，你要多多来看我啊。”

    敏，现在坐在大学教职员宿舍里，一张小小的书桌前面，我还分明地听见这句话。

    （你小小的利莎，是的，我要多多去看你，也要多多去看你的秦姐姐。这时你爹爹在我对面咳了一声嗽，我看他一眼，啊，还有，我也要帮忙你爹爹把书店早些恢复起来。）

    敏，以上几句，应该是我对利莎说的话，我心里这样想着，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们全写在纸上了。我现在也不想将它们删去，就让它们留着做这封信的结尾罢。敌人的大轰炸已经开始，以后我的事情会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我恐怕不能够再给你写像从前写过的那样的长信了。

    1941年12月4日在桂林写完。

    猪与鸡[47]

    窗外，树梢微微在摆动，阳光把绿叶子照成了透明的，在一张摊开的树叶的背面，我看见一粒小虫的黑影。眼前晃过一道白光，一只小小的白蝴蝶从树梢飞过，隐没在作为背景的蓝天里去了。我的眼光还在追寻蝴蝶的影子，却被屋檐拦住了。小麻雀从檐上露出一个头，马上又缩回去，跳走了。树尖大大地动了几下，我在房里也感觉到一点爽快的凉意。窗前这棵树是柚子树，枝上垂着几个茶碗大的青柚子，现在还不是果熟的时候。但是天气已经炎热了，我无意间伸手摸前额，我触到粒粒的汗珠。

    现在大约是上午九点钟，这是院子里最清静的时候。每天在这些时候，我可以在家里读两三个钟头的书。所以上午的时间是我最喜欢的。这一天虽说天气较热，可是我心里仍然很安静。

    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对我却是陌生的，我出门十多年，现在从几千里以外回来，在这里还没有住上一个月。房子是一排五间的上房和耳房，住着十来个人，中间空着一间堂屋，却用来作客厅和饭堂。我们住得不算挤，也不算舒服，白天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有的到学堂上课、上机关办公，只剩下我一个在家里，我像一个客人似地闲住着。除了上街拜访亲友、在家读书写字或者谈谈闲话外，我没有别的事情。用“闲静”来形容我现在的生活，这个形容词倒很恰当。

    一阵橐橐的皮鞋声在石板路上响起来，声音又渐渐地消失了，我知道这是谁在走路，我不知不觉地皱了皱眉。这也许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但这样的动作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抬起头凝视窗外的蓝天和绿树，我似乎在等待什么。

    “×妈的，哪个龟儿子又在说老子的闲话！老子喂个把猪儿也不犯法嘛！生活这样涨法，哪个不想找点儿外水来花？喂猪也是经济呀！”有人在大声讲话，声音相当清脆，仿佛是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口中吐出来的。但是不用看我便知道说话的是那个三十几岁的寡妇冯太太。一个多钟头以前我还看见她站在天井里柚子树旁边，满意地带笑望着一头在泥地上拱嘴的小黑猪，和五只安闲地啄食虫豸的小黄鸡。她的眼光跟着猪和鸡在动，她嘴里叽咕地讲了几句话。她穿一件黑绸旗袍，身材短胖，脸色黑黄，是个扁圆的脸，嘴唇薄，不时露出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我心里暗笑，想着：这柚子树下的人、猪、鸡，倒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她好像觉察出来我在看她，忽然掉转身子，略带忸怩地走出去了。

    为着这猪和鸡，我们院子里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吵架的事。大约在十二三天以前，也是在晴明的早晨，说是左边厢房住客的儿子把小鸡赶到厕所里去了，这位太太尖声尖气地在庭前跳来跳去，骂那个王家小孩。她的话照例是拿“狗×的”或“×妈的”开头。

    “你狗×的天天就搞老子的鸡儿，总要整死几个才甘心！老子哪点儿得罪你嘛？你爱耍，哪儿不好耍！做啥子跑到老子屋头来？你默倒[48]老子怕你！等你老汉儿[49]回来，老子再跟你算账。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整不整你！总有一天要你晓得老子厉害。”

    “你整嘛，我怕你这个婆娘才不是人。哪个狗搞你的鸡儿？你诬赖人要烂舌头，不得好死！”王家小孩不客气地回答。

    “你敢咒人！不是你龟儿子还有哪个！你不来搞我的鸡儿，我会怪你！老子又没有碰到你，你咒老子短命，你才是个短命的东西！你挨刀的，我×你妈！”

    “来嘛，你来嘛，我等你来×，脱了裤子，我还怕你……”

    冯太太气得双脚直跳，她自然不肯甘休，两个人说话越来越龌龊了。我也不想再听下去。他们大约吵了大半个钟头，王家小孩似乎讲不过往外溜走了。剩下冯太太一个人得胜般地咒骂一会儿，院子里才静下来。我吃过中饭上街去时，看见小鸡们在树下安闲地散步。我走过巷子旁边的小独院，门大开，堂屋中一桌麻将牌，围着方桌坐的四位太太中间，就有那个先前同小孩吵架的中年妇人。她好像正和了大牌，堆着笑脸，发出愉快的笑声。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四位太太还没有离开牌桌，不过代替阳光的现在是五十支烛光的电灯了。

    又有一次两只小鸡跑进我们房里来找食物。被我的一个最小的侄儿赶了出去，那时她刚从右边厢房里出去，看见这个情景，不高兴地在阶上咕噜了好一阵子，不但咕噜，而且扬声骂起来：

    “你好不要脸，自己家里有东西你不吃，要出去吃野食子，给人家撵出来，你就连腔都不敢开了。真是没出息的东西。”

    没有人答话，我叫侄儿不要理她。小侄子低声在屋里骂了三四句，就埋头去读书了。

    她继续骂：“挨了打，就不做声了，真是贱皮子。二天你再跑到人家屋里头去，人家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断你的腿！”

    还是没有人出来理她，她胜利了。大约半个钟点以后我又看见她坐在牌桌上，不过嘟起嘴，板着脸。

    “二天”小鸡照常到我们的屋里来，侄儿不在家，我让它们随意在各处啄食。她那时在院子里讲话，似乎应该看见小鸡们的进出，但是她有说有笑地走出去了。也没有人看见她打断小鸡的腿。

    又一天她的小鸡少了一只，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或者就如她后来所说被王家小孩弄死了也未可知，或者是淹死在什么沟里了，总之她没有把它找回来。于是黄昏时候她站在院子里骂：

    “狗×的，龟儿子，死娃子，偷了老子的鸡儿，×妈的，吃了就胀死你，闹死[50]你，鲠死你，把你肚子、肠子、心子、肝子，都烂出来，给鸡儿啄，狗儿吃。你不得好死的！……”

    没有人答话。我故意立在窗下看她咒骂。她穿着一件条子花布的汗衫和一条黑湖绉裤子，手舞着，脚跺着，一嘴白牙使她的黑黄脸显得更黑黄了。

    “哪个偷老子鸡儿的，有本事就站出来，不要躲在角角头[51]装新娘子。老子的鸡儿不是好吃的，吃了要你一辈子都不得昌盛，一家人都不得昌盛！……”

    “真像在唱《王婆骂鸡》[52]，”我的侄儿走到我旁边轻轻地笑着说。我也忍不住笑了。

    她整整骂了一个钟点。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光景，她又在自己的房门口骂起来，差不多是同样的话，还有：

    “你偷老子的鸡儿嘛，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负的，二天老子查出来，不打死你，也要掐死你，你死龟儿子永远长不大的！……唉，若不是因为生活艰难，哪个愿意淘神喂鸡儿？……你这个小东西，把老子整得好苦，你这个没良心的，短命的！……”

    “你在说哪个？讲明白点！”王家小孩从房里走出来，冷冷地打岔说。他不过十一二岁，瘦长脸，颧骨略高，下巴突出。

    “说哪个，我就说你！说你死龟儿子，看你敢把老子咋个[53]！我×你妈，我×你先人！”妇人双脚跳着，好像要扑过去似地大声说，脸挣得红红的，但是她和那小孩中间还隔着一个天井。

    “你说我，话就要讲清楚点，不要带把子，”小孩带着大人气指斥道；“你又要×妈×娘的！你给人家×惯了，才随时挂在嘴头。哪个希罕你的鸡儿？你怕人偷，你黑了[54]抱着睡觉好啦……”

    妇人被这几句话激得更生气了。她这次真的跳下天井里去，不过走了三四步就站住了。她口水四溅，结结巴巴地骂道：

    “你骂我……好……我不跟你死龟儿子吵！等你妈回来，我要她给我讲讲清楚，真是你妈给你爹×昏了，才生出你这种短命儿子来！”

    以后是一番激烈的争吵咒骂。只是话太肮脏，我受不了，只好牺牲了读书时间，出去拜访朋友。

    那是前两天的事。

    猪是新养的，关于猪似乎还不曾有过大的争吵。所谓“闲话”，我倒听见过几次。院子里添了一口猪，到处都显得脏一点。同院子的人似乎都不满意，也有人咕噜过，我的侄儿侄女们就发过怨言，但是还没有谁出来向冯太太提过抗议。这时她忽然提起喂猪的闲话，大概她自己听见了什么了。不过这件事跟我不相干，我也不去注意。

    “冯太太，你倒打得好算盘，鸡儿也喂，猪儿也喂，”一个老太婆的羡慕的声音插进来说。“今天猪肉涨到八块多了。”

    “严老太，你还不晓得，说起喂鸡儿猪儿，真把我淘够神了，天天在操心，晚上觉都睡不好。一会儿龟儿子黄鼠狼又来拖鸡儿了，一会儿猪儿又闯祸了。就是为这几个小鸡，我跟狗×的王家娃儿不晓得吵了好多架！真是淘神得很。不是我吃饱饭没有事情做，实在生活太高了。不然哪个狗×的还来喂啥子鸡儿猪儿的，”冯太太带笑地说，似乎她对她的猪儿鸡儿十分满意。

    “是啊，不说鸡，我是两个多月连猪油气也没有沾到了。鸡蛋也要卖一块钱一个，说起来简直要吓死人，”严老太太叹气似地说。

    “是啊，现在东西一天比一天贵，”冯太太应道；过后她又许愿道：“下了蛋，我给你老人家送几个过来。”

    “不敢当，不敢当，”严老太感谢道；停一下她又说：“到那时又不晓得会涨到几块钱一个啊。”

    “哪个又晓得啊，”冯太太接口道。

    “听说昆明阴丹布跌到一块钱一尺啦，”严老太像报告重要消息似地说。

    “哪儿有的事，你信人家说！这儿阴丹布只见涨，差不多二十块了，”冯太太高声应道。

    在她们谈话的时候三只小鸡先后跳进了我们的房里，居然悠闲地在屋里散步起来。

    “你看，它们又跑到人家屋头去罗，喊也喊不听。严老太，为了这些鸡儿我不晓得操多少心，呕多少气，说起来真伤味。你老人家也晓得我是出名好赌的，这几天我连牌也没有摸了。”

    “是啊，我正奇怪咋个这几天没有看到你在张家打牌，我猜未必你戒了赌吗？又没有听说你跟哪个吵过架。原来是这回事。其实打牌也是混时候，喂鸡儿不但混时候，还会赚钱，”严老太附和地说。她又顺口添了一句恭维话：“到底还是你冯太太能干。”

    “哎哟，严老太，你倒挖苦起我来啦！我哪儿配说能干！”冯太太大惊小怪般地说。“其实这个年头想点法子挣点外水，也是不得已的事。要靠我们老爷留下来的那点几钱，哪儿能够过日子！严老太，你想想，我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才五块钱的房钱，现在涨到五十块了，听说还要涨嘞。”

    “你们那位方太太说是很有钱，公馆就有好几院，家里人丁又少，也不争[55]这几个房钱。咋个还要涨来涨去？”严老太接嘴说。

    “越是有钱人，心越狠。几间破房子，一下雨就漏水，一吹风就掉瓦。若不是因为在抗战时期租房子艰难，我老早就搬家了，看她老婆子又把我咋个！”冯太太气愤地说。

    “不要再说，她来啦，就是方太太，”严老太低声警告道。

    “真是说起曹操，曹操就到。她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来了总没有好事情，”冯太太咕噜道。

    我等候着，果然不多久就响起一个女人的高而傲慢的声音：“喂，哪儿来的猪儿？我的房子里头不准喂猪。是哪个喂的？给我牵出去。”

    声音比人先进来，然后听见她招呼：“冯太太，你今天没有走入户[56]去？”

    冯太太讲了两句应酬话，房东太太又大声嚷着：“冯太太，你晓得是哪个喂的猪，我这房子里头是不能喂猪的！如今越来越怪，天井里头喂起猪来了。我不答应，我不答应！”

    “方太太，我哪儿晓得，我一天又难得在屋头，”冯太太支支吾吾地说。

    “我顶讨厌猪。又肮脏，又难看，到处拱来拱去，要把房子给我拱坏了。租几个房钱不打紧，把房子拱坏了，我哪儿来钱培修！”房东太太说着又发起牢骚来了：“如今租房子给人真值不得，几个租钱够啥子用，买肉买不到几斤，买米买不到一斗，还把房子让给人家糟蹋，好好的房子给你来喂猪。”

    “方太太，你也不要呕气。我就没有糟蹋过你的房子。我这个人是顶爱干净的。我住别人房子也就当成自家房子一样爱惜。我们老爷生前就时常夸奖我这个爱干净的脾气，”冯太太有条有理地掩饰道。

    “那么我倒应当给你冯太太道谢罗，”方太太讽刺般地说。

    这时意外地插进来一个小孩的清脆的声音：“冯太太，你的猪儿今早晨又跑到我们屋里头来过。”

    “你背时鬼，哪个要你龟儿子来多嘴？”冯太太气恼地骂起来。

    “冯太太，是你喂的猪？你刚才还说你不晓得，”方太太故意惊怪地问道。我从声音里听出她的不满来了。

    “是我喂的又咋个？×妈喂猪又不犯王法！生活高，哪个不想找点儿外水，这是经济呀！公务人员也有喂猪的。我一个寡妇就喂不得！”冯太太突然改变了腔调厉声答道，似乎已经扯破脸皮，她用不着再掩饰了。

    “房子是我的，我不准喂就不能喂！”

    “我出钱租的，我高兴喂就要喂。我偏要喂，看你把我咋个！”

    “你不要横扯。我把你咋个？我要喊你搬家！”

    “我偏不搬！我出得起钱，我不欠房租，你凭啥子喊我搬！”

    “好，你出得起钱。我给你讲，从下个月起房钱每一家加一百块，押租加一千块。你要住就住，不住就搬。我没有多的话，你不把猪牵开，房钱还要格外加五十。话说得很明白，二天你不要怪我反面无情。”

    “你乱加房钱，我不认。你凭啥子要加我房钱！老子不是好欺负的。老子偏不加房钱，也不搬，看你把我咋个！”

    “我也不跟你多说。到时候我会喊人来收房钱。房子是我的。我高兴加多少就加多少，住不住随你！目前生活这样高，单靠这点儿房钱也不济事。我不加，我拿啥子来用！”方太太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大段，不等冯太太答话，便回过头对王家小孩说：

    “王文生，你记到给你妈说一声，下个月起房钱加一百块，押租加一千，不要记错罗。我走了。”

    她真的转身走了。冯太太在后面叽咕地骂着：

    “你老不死的，卖×的，快五十岁的人啦，还擦脂抹粉卖妖娆做啥子！你就只会迷住你们的老爷。你默倒老子会看得上你。老子有钱喂猪也不喂你狗×的！你少得意点。二天一个炸弹把你房子一下子炸得精光，老子才安逸嘞！”

    “房子炸光了，看你又有哪点好处？”王文生幸灾乐祸般地说。

    “哪个喊你龟儿子乱岔嘴！都是你狗×的闹出来的祸事！”冯太太忽然扬起声音骂道；“你告状告得好，我默倒你有多大的赏嘞！你们还不是要涨房钱？你默倒给老妖精舔沟子[57]一下就舔上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死龟儿子！”

    以后这大人同小孩的吵架又开始了，大约继续了二十多分钟。三只小鸡似乎在我房里玩够了，又慢慢地走出去。冯太太好像出街去走了一趟。大半天都听不见她的声音。就只有一只蜂子嗡嗡地在玻璃窗上碰来碰去。天显得更蓝。树叶显得更亮。我感到一点倦意了。

    下午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听见一阵“伙失伙失”的声音。走出房门，我看见冯太太正躬起身子在那里赶猪，她笑容满脸，并且带着柔爱的眼光看她的小猪。猪并不太小，已经有普通的狗那样大，全身灰黑色，拱起嘴，蠢然地摇摆着身子。

    晚上我同侄儿侄女们谈着冯太太的事。已经过了十点多钟，右边厢房里忽然响起一阵“呜呜……打打”的尖声。我一听就知道是冯太太的声音。

    “黄鼠狼又来拖鸡儿了，”我那个最小的侄儿说，他满意地微微一笑。

    这晚上冯太太为了黄鼠狼拖鸡的事闹了三次，有一次似乎在半夜，还把我从梦中吵醒来了。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左右，冯太太在院子里同王家小孩大声讲话。这次不是相骂，她的语调相当温和：

    “王文生，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整我的鸡儿，你做做好事罢，我就只剩下这一个鸡儿了。说起来好伤味，好容易长大一点儿，昨晚上全拿给黄鼠狼拖走了，就只剩下这一个孤孤单单的。我好不伤心！你还忍心再整我，我又没有得罪你……”

    这种带点颓丧的告饶的调子倒使王文生满意了。他笑着，不答话，却跳跳蹦蹦地跑出去了。王文生的妈妈在城外做事，一个星期里回来住两天。他父亲是一个三十几级的公务员，早晨七点钟上班，下午五点钟后回家。没有人管束这个孩子，有一个十六七岁的聋丫头伺候他。

    王文生的影子不见了，冯太太在后面低声骂了一句：“短命的畜生，不得好死的。”聋子丫头站在房门口嘻嘻笑着，听不见她的话。

    过一阵冯太太进房去了。王家小孩又高高兴兴地跳进来。他忽然爬上一棵树，坐在卡牙枝上，得意地哼着抗战歌。小黑猪在树下拱来拱去。孤独的小鸡没精打采地在土地上找寻食物。

    一个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的空气：“冯太太，我们太太请你快点去。”这是外面那个独院里的丫头在讲话。

    “好，我就来，”冯太太在房里应道。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穿得整整齐齐的。她看看猪和鸡，又看看坐在树枝上的王文生，便站住装出笑脸对那个孩子说：

    “王文生，难为你给我看看猪儿鸡儿，不要它们跑出去。将来喂大了卖到钱，好请你吃点心啊。”

    “我晓得，”王文生不大客气地点头应道。他望着冯太太的移动的背影，仍旧舒适地哼他的歌，可是等到影子消失了时，他忽然轻蔑地说：“哼，你的猪儿长得大，我才不姓王嘞！哪个希罕你的点心？你这个泼妇！”

    他一下子就从树上跳下来，身子闪了闪，一只脚跪在地上，幸而有手撑住，没有完全扑倒。他起来，看见聋丫头在房门口笑，就抓起一把泥土向她掷过去。丫头跑开了。他不高兴地骂着：

    “我×你先人！有你狗×的笑的！”

    以后院子里又显得十分清静了。我从玻璃窗看出去。没有人影，猪躺在树下，鸡懒洋洋地在散步。

    我的脸还没有离开玻璃，就看见冯太太一摇一拐地走进来，皮鞋橐橐地响着，她一身的肉仿佛都在抖动。

    “那个小鬼跑出去了，这儿也要清静得多，”她在自言自语。忽然她带了惊讶的声调：“咋个，今天猪儿萎琐琐的，未必生病罗。”

    她走下天井去，关心地看着小猪，然后“伙失伙失”地赶它起来。十多分钟以后她才走进右边厢房，过了一会儿她又出来，口里咕噜着，匆匆地走出了院子，最后还回头看了看天井。

    三天后，其实我记不清楚是三天或者四天了，下午两点钟我流着汗从外面回来。天空没有一片云，太阳晒在头顶上。我走进大门口，碰见房东方太太气冲冲地走出来。她脸上的脂粉被汗水洗去大半，剩下东一团西一块，让衰老的皱纹全露出来，电烫的蓬松的长头发披在颈后，（看一眼就知道这是新烫的，我前天才听见侄女们讲过电烫的价钱：一百五十元！）新式剪裁的旗袍裹着她的相当肥壮的身子。一股廉价的香水味（现在不能说是廉价了）向我扑来，我不觉想起了“老妖精”三个字。她后面跟着一个穿短衣服的粗壮的中年汉子。

    冯太太领口敞开，坐在房门口哭着，骂着：

    “……你狗×的，卖×的，你赔我的猪儿，赔我的猪儿！……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负的。万一我的猪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忍不住笑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老子要你抵命。……你默倒你有钱就该狠！老子住你房子，又不是不给钱。就说喂个把猪儿，也不犯王法嘛！……”以下是一些恶毒的咒骂。

    严老太和独院里的张太太在旁边论断这件事情，发出几句批评方太太的言论，不过调子相当温和。从她们的谈话，我才知道方太太带了一个用人来向冯太太交涉，结果大吵一顿。方太太还吩咐用人把小猪踢打了几下。她们谈够了时，才挨近冯太太，俯下身子去安慰她。

    “冯太太，算了罢，人家有钱有势，是你惹得起的？况且是为了这点儿小事情。猪儿本来就难喂大。你看它这两天萎琐萎琐的，就像害病的样子。我看还是趁早把它卖掉换几个钱回来好些……”严老太慢吞吞地劝道。

    “我不，我不！我偏要喂！老子不怕她老妖精！至多不过搬家！”冯太太带着哭声倔强地说。不过她不久便收了眼泪。她向这两个朋友发了一通牢骚，吐了一些咒骂，听了好些安慰的话，后来就跟着她们走出去了。

    院子里静静的，猪昏迷似地躺在地上，它身上并没有显著的伤痕。忽然它睁起眼睛望着我，这是多么痛苦而无力的眼光。

    我走进房里，哥哥和嫂嫂从乡下回来了，他们正和侄儿侄女们谈论加房钱的事。房东太太刚才来讲过，口气比我们想像的温和些，说是只加五十元房钱，三百元押租。她对冯太太却提出了较苛刻的条件，因此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使得两个女人几乎相打起来。小猪就是在两人的争吵中被用人打伤的，要不是张太太们来劝解，事情还不会这样简单地结束。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那个最小的侄儿进来悄悄地对我说：“四爸，你快去看，冯太太在给猪儿洗澡。真正滑稽。”

    我跟着他出来，立在窗下。树干并没有遮住我的眼睛：冯太太蹲在地上，用刷子从旁边一个脸盆里蘸水来刷洗小猪的身子。小猪有气无力地不断地呻吟，冯太太接连地在说安慰的话。

    这晚我和哥哥嫂嫂们出去吃茶，看见冯太太躬着腰“伙失伙失”地、小心翼翼地赶小猪进圈（我应该加一句说明：猪圈在冯太太的住房后面，由一条小巷通进去）。小猪没有知觉似地躺在地上，只微微动一动身子。冯太太表现了极大的忍耐力，她始终温和地挥动着手，温和地呼唤小猪。

    第二天我便没有看见小猪出来，再过一天逼近正午的时候，我听见冯太太同严老太讲话。

    “今天更不行了，起也起不来，也不吃东西，就翻着白眼儿。我望它，它也眼泪水汪汪地望我，我心里头真难过。畜生跟人是一样，它也有心肠，啥子都懂得，就是讲不出来。”这是冯太太的声音，忧郁中含得有焦虑。

    “我看就是那天打伤的，内伤很重，你给它敷点药嘛，看有没有效，”严老太说。

    “它会说话也就好罗。我不晓得它病在哪儿，不能给它治病，只是空着急有啥子用。严老太，请你找人给我问一问，看能不能想个啥子法子……”

    以后的话被侄儿侄女们打断了，他们一窝蜂地跑进房来，唤我去吃中饭。其实冯太太的话是继续讲下去的，只是我无法听清楚罢了。

    这天没有到天黑，小猪就死了。我看见冯太太一个人坐在房门口伤心地哭，才知道猪死。她不吵不闹，声音不大，埋着头，寂寞的哭声中夹杂着喃喃的哀诉。

    没有人理她。起初王文生同他的聋丫头含笑地看了一阵。王文生手里捧着一个饭碗大的青柚子，大约是他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先前我还看见他爬上那棵柚子树。后来他逼着聋丫头同他抛柚子玩，不再注意冯太太的事了。看热闹的人自然不止这两个，但以后都散去了。夜掩盖了她的影子。夜吞没了她的声音。

    这一夜又被日光驱逐了。以后我常常看见冯太太在院子里用米或者饭喂那只唯一的小鸡，有时也喂喂从屋檐上飞下来啄食的麻雀。鸡渐渐地长大了。它闲适地在天井里跳来跳去，但是总带一点寂寞的神气。

    又过了几天，到这个月底，冯太太搬走了。我没有看见她搬家，也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只听见说是她一个人照料着车夫搬走的。她的东西不多，但是她也来回跑了三趟。看这情形她的新居似乎就在这附近。没有人给她帮忙。她这个人没有知己的朋友，也是可以料到的事。

    我的最小的侄儿对我说起冯太太搬家的事情，他觉得最有趣的是她像抱孩子似地把小鸡抱在怀里，小心地坐上了黄包车。

    冯太太搬走后的第二天上午，房东来看了看空房子，吩咐那个跟她来的用人把房屋打扫一番。下午新的房客搬来了，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是本地人；女的讲一口上海话，衣服华丽，相貌也很漂亮。这对夫妇仿佛还是新婚的，两人感情很好，每天傍晚男的从办公处回来以后，院子里就有了清脆的笑声和歌声。

    据说这对新夫妇是房东的亲戚。因此房东到我们的院子里来的次数也多了。以后不用说天井里石阶上都非常清洁，再也不会有猪和鸡的脚迹。

    只是我的房间在落雨时仍然漏水，吹大风时仍然掉瓦，飞沙尘。

    1942年在成都。

    团圆[58]

    我从王主任的房里出来，雪早已住了。山坡上一片白色。石头砌的山路一级一级蜿蜒地伸到下面去。王主任住在半山。我的住处在山下。我在这个军的政治部作客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晚饭后我常常同王主任散步到山沟口；有时我也到他的房里坐坐，听他谈些战斗故事。王主任才四十出头，比我年轻，可是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他喜欢讲话，要是兴奋起来一口气讲两个钟头，也不让人插嘴。我同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拿着兵团政治部的介绍信到这里来找他，我们头一次见面，谈不上十句，他就称我“老李同志”。等到他陪我走进我临时的住室、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索性简单地叫我“老李”了。我同他在一起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我有什么话就老实地讲出来，讲错了，他马上给我纠正。我向他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倘使他抽不出时间，他会不客气地告诉我他没有空。我刚刚住下来，他就派了一个小通讯员照应我。可是他也任我一个人随意地到处走走。因此这个落过雪的晚上我从他的房里出来，并没有人送我回去。他本来叫他的通讯员送我下山，我说我喜欢一个人慢慢地在雪地上走，谢绝了他这番好意。他也就不坚持了。

    雪在我那双笨重的厚皮靴下面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在这些相距不很近的石级上留下了一对一对的脚印。我左弯右拐，走得浑身发热，一面在回想刚才听到的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越想越高兴，就不再注意眼前的东西。我正走得起劲，忽然撞到一棵松树上，其实也不能说是撞，只是我的右胳膊挨了挨树干，压在枝上的雪落下了一点儿，有一片贴在我的脸上。我抬起头往上看，脚还在朝下移动。我没有料到脚踏在垫了雪的土坡上身子会站不稳，要不是我连忙抓住旁边矮树的树枝，我一定滚到下面去了。

    我站定以后，正在因为这场虚惊暗暗责备自己的粗心，一面掏出手帕揩去脸上的汗珠，忽然听见一个清脆的声音：“同志，怎么啦？摔伤没有？”原来有一位女同志在我背后讲话。我不曾回头，马上答道：“不要紧，我踩滑了，没有摔倒。”

    后面的声音又说：“李林同志，原来是你！’小刘没有来？”王主任派给我的小通讯员叫小刘。

    我知道这位女同志叫王芳。就在前天下午她到王主任房里谈工作，我正在那里，王主任便向我介绍，说她在报社工作，写些通讯报道还不错。她现在既然认出我来，我只好转过脸去向她答话：“小刘在下面等我，我现在回去。”

    她向我招了招手，亲切地说：“李林同志，你到我们这里来歇一会儿罢。”我这时才看出她站在一个住室的门前，这间黑阴阴的屋子一大半藏在山里面，房里的灯光遮得严严的。这个山坡上有不少这样的屋子，白天我一眼就看见，夜里却不大容易分辨出来。

    “王芳同志，谢谢你，我回去了，下回来看你，”我带笑地答道，便不再理她，我的脚又往下移动了。

    “请你等一等，我送你回去，”她说着，就跑下坡来。我正埋下眼睛看下面那些积了雪的白白的石级，可是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我不要她送我，却又不能阻止她。她已经走到我背后来了。

    “李林同志，你上了年纪了，以后夜里出来要带通讯员啊，”她关心地说。我不愿意她送我走到住室，也不喜欢她这种口气，可是想到她那张少女的瓜子脸上两颗好像刚刚油漆过的透亮的黑珠子一样的眼睛，和棉军帽下面两根又黑又粗的辫子，又觉得她小小年纪对我讲这种话有点可笑。我只说：“你不要送罢，就只有一点点路了，”并没有讲别的话。的确山路只剩了十几级，不过我还要顺着山脚走一段路才到得了我那个住室。我把脚步加快了些。我打算赶快走下山坡，转身对她一挥手，说声“再见”，省得她为我多走那么一段路。可是她也加快脚步跟着走下来。她还着急地说：“李林同志，你慢慢走，看摔倒。”她看见我不停步，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又说：“我一定要送你回去。”她说了这一句，自己发出一声轻微的笑，马上加一句解释：“你是我们军的客人啊。”

    我到了山下，她也下来了。我含笑对她说：“王芳同志，谢谢你，请回去罢。”她望着我笑了笑，说道：“我送你到家。”我只好陪着她往前走了。

    我们在这条看不见灯光的积雪的小路上走着。我因为她坚持送我感到抱歉，没有讲话。她却带笑地说：“你太客气了。雪冻起来，路上不好走。我们走惯了有时还要摔倒。我们是不要紧的。你上了年纪，不能过于大意啊。”

    我感谢她的好意，便对她老老实实地解释我的习惯。我们就这样地谈起来，一边谈一边走，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住室门口。通讯员小刘烧暖了炕等我回去，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出来迎接。

    我邀请王芳到我的屋里坐坐，她不肯进去。我要小刘送她上山，她也谢绝了。她还笑着说：“李林同志，你别看这里很静。这里满山都是我们的人。我还怕什么呢？明天见！”她举起手向我敬个礼，又对小刘说一句：“小鬼，你好好照应李林同志啊！”转身便走。她的脚步是那么轻快，半新的棉军服穿在她的身上并不显得臃肿。

    “王芳跳舞唱歌样样好，同志们哪个不夸奖她多才多艺，”小刘站在门口说；接着他自言自语：“你叫我小鬼，其实你不过跟我一样的年纪。”然后他揭起雨布门帘，推开木板门，进去把蜡烛点燃，我也跟着进去了。我听见了小刘的话，我记得他对我讲过他今年只有十九岁。

    “你看过她跳舞？”我顺口问了一句。

    “她以前在文工团，开晚会总少不了她，跳新疆舞，唱大鼓书、唱《王大妈要和平》，样样好！”小刘眉飞色舞地说，他好像回到在台下热烈鼓掌的时候了。

    我觉得奇怪，便问他：“那么她为什么又不在文工团了？”

    “首长，你不晓得？”小刘诧异地反问道，这个活泼的年轻人不习惯叫我的名字，却喜欢笼统地称我做“首长”。我为这个称呼向他提过几次意见，可是他坚决不改，我也拿他没有办法。他那张滚圆滚圆的胖嘟嘟脸上没有一个时候不见笑容，你看到他那两颗骨辘骨辘转个不停的乌黑眼珠，你也不便向他板面孔。因此我只好装做没有听见，让他叫去。

    “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了，还用问！”我顺口答道。

    “她摔伤了，回国去了一阵。回来就到报社工作了，”小刘只是简单地答了两句。这一次他不笑了，不过两颗眼珠仍然骨辘骨辘地转动。他在炕沿上坐了下来，让抖得厉害的烛光在他的胖脸上不停地扫来扫去。

    我等着他以后的话。谁知他静静地望着烛光，闭紧了两片厚嘴唇。我坐在这个洞子里唯一的木凳上，右胳膊压住桌子的一个角，我什么也不想，只是连声催他：“往下讲，往下讲。”

    “人家真了不起！摔坏了腿，血淋淋的，哼都不哼一声。当初送她回国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以为她不会再来了。谁知三个月不满，她就回来了，”小刘说。我看得清楚，笑容一下子又回到他的胖脸上来了。“那天我听说她回来了，我在沟口等她，车子半夜才到，文工团好几个同志也在沟口老等。车子刚停，她正下车，那些女同志就拥上去把她抱起来。她们又哭又笑，好亲热啊。我拿起她的背包就走，送到文工团。后来包围她的人散开了，她才看见我，紧紧拉住我的手说：‘小鬼，你还是这样胖。’我看见她一点儿也没有变，心里高兴，就问她：‘王芳同志，你还唱歌吗？’问得她笑起来了。她说：‘我为什么不唱呢？我还学会了好些新歌。我一定要唱给大家听。’过了两天，我们军里开晚会欢迎祖国来的首长，添了一个新节目，就是她唱的《在天安门前相见》。大家拼命鼓掌把手都拍红了。”小刘恳切地望着我：“首长，不是我替她宣传。她真是唱得好，你一定爱听。”

    我点点头笑答道：“好罢。”其实我倒真以为他在向我宣传了。我再问一句：“她不是离开了文工团吗？”不等他答话，我又加一句：“你还没有讲她是怎样摔伤的。”

    “她到前线坑道里去慰问嘛，”小刘忽然大声说，他这是回答我的后一句话。“文工团时常下连队，有时候还到坑道里去演唱给战士听。女同志一到连队，总要帮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拆洗铺盖。你没有办法不让她们做这些事，哪怕你把衣服藏好，她们也会找出来。我那个时候，还在五连当通讯员，王芳她们到我们连来演出。我们进了坑道三个月没有看到文工团的节目，战士们兴奋得不得了。小小的坑道里没法跳舞，他们就唱歌、说相声。坑道里点了灯，又点了蜡烛，十多个人挤在炕上，一点儿声息也不出。文工团来的人虽然不多，节目可不少。男同志唱快板、说相声，女同志唱歌，节目个个精彩。不过战士们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会儿就完了。大家老是要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战士们要求一次，就加一个节目。嗓子唱哑了，就哑声唱。后来女同志声音都哑了，只有王芳一个人嗓子没有坏，她最后还给我们唱个大鼓书《新棉衣》。我们刚刚穿上祖国送来的棉军装，听她唱起祖国亲人缝棉衣、寄棉衣的一番心意，每句话都好像落在我们心上一样。唱得我们心里真暖和。哪个不夸她唱得好！文工团在我们连里住了几天，战士们差不多全听到演唱了。王芳的嗓子越唱越好。她后来听说岗哨还没有听到演唱，她就跑出去找那些人，亲自唱给他们听。我起初听见二排战士小曹讲起，我还不相信。”小刘说到这里忍不住先笑了。首长，我从来不听说有这样的唱法。我想起就觉得好笑。可是小曹却一本正经地讲下去：‘……那天擦黑，我正在站岗，文工团那个女同志来了，她过来就说：“同志，你辛苦了。我是军里的文工团员。军首长派我们来慰问你们。你尽管执行你的任务，我不会妨碍你。我唱个歌给你听，我就在你耳朵跟前唱，只有你一个人听得见。”她真的这样小声唱起来，唱完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她才走开。’小曹还说：‘我站在山头，不晓得从哪里来那么大的劲，浑身暖得很，满肚皮的高兴，好像一晚上都听见那个好听的歌。我真盼望敌人偷偷地跑上来，让我抓一两个俘虏，来报答军首长的关心。’……

    小刘忽然停了下来。我不再催他了。我已经摸到了他的脾气：他平日讲话不多，但是动了感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要是他把什么话憋在肚里，那么晚上就会大讲梦话。我这个洞子里一张炕上可以睡四个人，现在只有我和他各睡一头。他讲梦话，免不了要吵醒我，我早晨向他谈起，他便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他父亲跟哥哥“闹不团结”。哥哥是个村干部，工作很积极。父亲思想落后，成天只想到个人利益，事事要求照顾，常常跟哥哥找麻烦。“他总说：‘我是军属嘛，我们正清到朝鲜去为了啥？’为了啥！我到朝鲜来，又不是为了我们家！人家杨根思抱起炸药跟敌人同归于尽，连眉毛也不皱一下，我算啥呢？军属应当起带头作用才对！自己有力气，能走路，能劳动，还好意思要求照顾？”他的话讲得不少。原来他得到家信，心里不痛快，没有讲出来，就做了怪梦。我说：“你写封信回去劝劝你父亲罢，多讲讲道理，他也会明白的。”他果然听我的劝，给他父亲写了信去。他还把信给我看过，写得很不错。他这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文化水平并不低。他说，他刚入朝的时候，只认得七八百字。可见他到了部队以后，有很大的进步。

    燃剩了的蜡烛芯偏垂下来，烛油开始往下流。小刘连忙站起来，用两个指头把那段发烫的烛芯拉断，丢在地上，他的眉毛也不曾皱一下。他站在木板桌前，接着中断了的话题讲下去：“我们连的一排住在最前沿，文工团的同志们坚持要到那里去演出。指导员教我陪他们去。走这一段路并不容易。他们刚刚走到，不肯休息，就演唱起来。那里的坑道很低，女同志就跪在炕上唱歌。说相声就蹲在炕上说，炕上不行，就在又滑又湿的地上干。王芳说书，鼓架子支不开，就请男同志托住鼓。他们还到了最前沿，王芳站在射口跟前唱歌，她唱得战士们个个满意。大家都说：‘同志，再唱一个，叫河那边的敌人也听听。’第二个歌还没有唱完，敌人的炮打过来了，炸的坑道直摇晃。可是王芳连眉毛也不皱一下，还是唱得很起劲。……我们在一排几个班待了一天，天黑了才动身回连部去。战士们紧紧地拉住文工团同志的手不肯放。我们走了不远，下起了小雨，山路更不好走了。走到半路，敌人接连打来几炮，震得厉害。不晓得怎样王芳的鼓连鼓架子一起掉下去了。她着急起来，跟着声音下去找鼓。我正在前面带路，听见别人叫王芳不要下去，连忙转身回去找她。已经来不及了。她摔下去了。我没有听见她的叫声，我只听见别人的叫声。我们都说不清楚她是怎样摔下去的。我下去找到了她，她的左腿给岩石撞坏了。她不让我背，我一定要背她，我一口气把她背到连部，让卫生员给她包扎好，当夜就抬到医疗所去。我看见指导员，马上检讨：指导员叫我照应他们，我却背了摔伤的人回来，我没有完成任务。战士们听说王芳摔伤了，纷纷写信派代表慰问她，大家还表示决心要替她报仇。指导员同意我的要求，让我到医疗所去看她。我把我嫂嫂给我缝的慰问袋也带去了。她睡在病床上，脸色不好看，人也瘦了。旁边还有个文工团的女同志。我笑不出来，也讲不出话来。我把写好的慰问信交给她，把慰问袋放在她手边，不知不觉眼泪花滚出来了。我转身就走，倒是她把我唤住了。她说：‘小鬼，怎么啦？远远地跑来一趟，话都不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当她的面揩干了眼泪，向她检讨。我刚刚开个头，她就笑了，她打断了我的话。她说：‘同志，你背我走了那一大段路，我还没有谢你，你倒来检讨，哪有这种道理？你回去，请对同志们说我的伤不要紧，养好了还要唱歌给大家听。’我临走，她要我站近些，她要唱个歌感谢我。我劝她不要唱，那位女同志也劝她不要唱。她却坚持说：‘我的腿摔坏了，嗓子没有摔坏啊。小声唱两句是不要紧的。’我只好走到床头。她真的小声唱起来。她唱的是《歌唱祖国》。她快要唱完，那位女同志就向我努了努嘴。等她刚住口，我就告辞走了。我不走，她一定还要唱。我看见她虽然唱得高兴，脸上也有了血色，可是唱了歌，也显得累。”

    小刘这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不嫌话长，只担心会有什么意外事情打断他。忽然在我们的头上响起了一个大雷，这个洞子好像给人推着，一推一放，来回摇晃了几下。燃了半截的蜡烛倒在桌上，我连忙把它扶起来，又用烛油凝住了它。敌人又在放冷炮了。我朝木板门看了看，门露了一个缝，小刘走到门口，把门关紧，然后坐到炕上。他不等我催促，又往下讲：

    “过了不久，我给调到军里来了。我一来就听说她要回国治病。我真替她担心。我还是怪自己那天没有好好照应她，不然她决不会摔坏腿。我向文工团打听到开车的时间。没有想到五号首长也去送她，我就跟去了。她是让人抬上车的。文工团好多同志都在场。她躺在担架上，看见五号首长来，高兴极了。五号首长叫她安心治病。她却接连说：‘五号，你答应了的：我治好了就回来！我一定要回来！’五号首长拉住她的手说：‘小鬼，我们都等着你。’她平日叫我‘小鬼’，现在也有人叫她‘小鬼’，我觉得好笑。五号首长叫了她好几声‘小鬼’。她看见我，也叫起‘小鬼’来，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送她的人不少，她跟我只讲了两三句话。她说：‘小鬼，再见，我一定要回来。我等着你立功的消息。’看她的样子，她好像没有一点儿痛苦。可是我听见人说，她在医疗所常常在梦里痛醒。文工团同志们跟她更亲热。快开车的时候，她大声唱起了《歌唱祖国》，同志们跟着她唱起来，大家正唱得起劲，车子动了。我们一面唱，一面挥手。歌唱完，车子已经不见了。有些女同志在揉眼睛。五号首长一句话也不讲，等到大家都散了，他才慢慢走回去。”

    我听见小刘讲起王主任，就仿佛看到那张浓眉大眼、须根满颊的宽大脸，我很难想像他闭紧嘴唇的表情。那天我在他房里遇见王芳，他向我介绍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同志”。他不止一次叫她做“小鬼”。她对他的态度我也记起来了：又尊敬，又亲切，尽管她先在屋子外面叫一声“报告”，然后走进来敬个礼，谈话中一直称他“五号”。

    “第二天文工团一位同志给我捎来一样东西，”小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把我的心拉回来了。“想不到就是我送给王芳的那个慰问袋，就是我嫂嫂给我缝的那个慰问袋。还有王芳写的一封信。信上话不多。她说，这是她送给我的纪念品，她找不到比这个袋子更好的礼物。她教我不要替她担心，她说她一定要回来。我们都没有想到她这么快就回来了。她还是唱得那样好。她还是成天高高兴兴。”小刘说到这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我看见他笑容满脸，知道他一定在想像一些使他最高兴的场面。我不想打岔他，他讲了这么多话，也应当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王主任，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李，你以后可要小心啊！摔伤了怎么办？”我只是笑笑。他又说：“我得向小刘下个命令，不管你到哪里去，都跟着你。”我并不直接回答，却望着他说了一句：“王芳的嘴真快。”他忽然哈哈地笑了，他笑得很有趣，好像脸颊上黑黑的一片数不清的须根都跟着动了起来。

    “你想不到小鬼居然认真提我的意见。你要是摔伤了哪里，我可得向小鬼好好检讨了，”王主任忍住笑对我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王芳，便想到了小刘的那段谈话。我顺着他的口气把话题引到王芳的身上。

    “听说王芳唱歌唱得好，”我开头说。

    “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喜欢听。你呢？”

    他忘记了我就只见过王芳两面，不说她唱歌，连哼一句我也没有机会听到。可是我不提这个事实，我却乘机发问：“那么为什么不让她回到文工团去？她又没有摔坏嗓子。”

    王主任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奇，他笑道：“老李，你一定受到小刘的宣传了。你为什么不问王芳本人呢？”

    这后一句话把我的嘴堵住了。我只好笑笑，又说：“你是首长嘛，应该问你。”

    他看了看我，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似的，忽然走到门口，推开带半截纸窗的木板门说：“我们下去走走。”我便跟着他走出这间藏在半山里的屋子。我上山的时间跟昨天差不远，可是下山的时间早得多。天还不曾黑，山坡上仍然一片白色，只有蜿蜒的山路是灰黑色的，石级上的积雪已经铲掉了。灌木枝上的雪也早落散了。我紧跟在王主任的背后，踏着泥泞的山路一级一级地往下走。冷风一阵一阵地刺痛我的脸，我有时也会皱一下眉头。可是王主任却在我前面哼起歌来。我一下就听出他在小声唱《歌唱祖国》。“这不是王芳喜欢唱的歌吗？”我想起来了，正要跟他讲话，刚刚说出三个字“王主任……”，我的右手忽然抓到了一根下垂的树枝，我连忙站住。他回头惊问道：“老李，你怎么啦？”

    “就是这个地方，我昨天差一点在这里摔倒，”我这样回答他。他只说了一声“啊”。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微微抬起头，朝上面不远处一间屋子看了看。那间只露了门和窗的屋子就是报社，雨布还不曾放下，木板也没有装上，人们正在那里面工作。

    “老李，你不能大意啊。连小鬼那样灵活的人也会摔伤的。你刚从祖国来，要是摔伤了抬回去，我怎么对得起祖国人民呢？”王主任忽然一本正经地讲起来。我口里唯唯地应着，一面小心地下着脚步（我的确害怕摔倒），一面等着他回答我那句问话（我不想打岔他）。可是我们一直走到山下，他什么也不说。

    现在我们往沟口走去，不是朝着到我住室的方向。路上两天的积雪已经冻硬了，还让人们的鞋子磨得又滑又亮。我走不惯这种“玻璃路”，走得慢而且吃力。王主任却走得快，又很从容。他注意到我落后了，便停下来，带笑地责备自己：“我再三教你小心，自己却带你走这条路。你回家那条路上的雪给小刘铲过了，不像这里，”他的手朝前面一指，“就到那里为止罢。今天不到沟口了。”他指的是前面那座“抗美亭”。我刚来政治部，他引我到那里去参砚过。我们两个坐在战士们做的简单木凳上，望着对面的山景。他满意地说：“不坏罢，这是我们的风景区。春天看花，秋天看红叶，冬天看雪景，虽然比不上祖国的苏杭，可我们是在战地啊。”

    我跟着他走上几级石阶，进了“抗美亭”。茅草檐下木板横额上三个大字就是他写的。这里原是一间老乡的茅屋，给敌人的炮弹打坏了。部队住到这条山沟来，便把它改成这样一座亭子。我坐在木凳上，拿右胳膊压住圆木桌，静静地望着对面山上白地青花的大幅“线毯”，忽然听见了飞机声，我用眼光去搜寻敌机，却一架也没有找到。

    “老李，”王主任亲切地唤我。我应了一声，便侧过脸去看他。“我看你太好奇了，调工作也是寻常的事情。……”他说到这里，忽然改换了语调提高声音说，“小鬼，你到哪里去了来？”

    我惊讶地跟着他的眼光望去，看见王芳在下面站住了，两边脸颊冻得通红，她是从沟口那个方向走来的。她抬起头答道：“我到文工团取了稿子，”接着又含笑说：“五号，你们在这里欣赏雪景吗？好雅兴啊！”

    “小鬼，我正在跟老李谈你的事，”王主任半开玩笑地说。“你自己来讲好不好？”

    王芳摇摇头，两根长辫子也跟着动了两下，她笑嘻嘻地说：“我不来，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五号，你教我讲，我只好检讨。”

    “好罢，你就来检讨罢，让我也听听，”王主任仍然在开玩笑，从他的声音和脸色我好像看到一种类似父爱的感情。

    “五号，下次罢。我得马上回报社去，他们在等我，”王芳笑答道，她把手里拿的那卷稿子举到她头上摇了一下，就转过脸朝我们来的那个方向走了。她走得并不慢，两根辫子在背后微微地甩动，我看不出她的左腿曾经摔坏过。

    王主任含笑地望着她的背影，很有感情地自言自语：“小鬼毕竟是小鬼啊。”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便问他：“你在讲王芳吗？”

    他点点头说：“对，”便侧过脸来看我，眼光非常深透，仿佛要看穿我的心一样。他忽然问道：“老李，你看小鬼像谁？”

    我给他问住了，答不出来。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到一个面貌同王芳相似的人。

    “小鬼跟她母亲一模一样，”他继续说，他不再等我的回答了。

    我几乎要脱口说出这句话：“你怎么知道？”可是我并没有说。我却问道：“那么你见过她的母亲。”

    “我怎么没有见过！她母亲就是我的老婆，”王主任毫不迟疑地说。他掉开脸慢慢地搔起他的须根来。他又在望对面的山景，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我愣了一下，过了几分钟才问道：“那么她就是你的女儿？”

    他正望着那个发光的雪白的山顶，听见我的问话，便侧过脸对我说：“她还不知道。”

    我不大了解，便再问：“她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微微笑起来，平静地说：“你不用替我着急。到时候她自然会知道。”

    “她母亲呢？难道她母亲也不知道？”

    我看见他收起了笑容。我看见他用力搔须根，把两边脸颊都搔红了。我看见他皱起两道浓眉。他忽然唤了一声：“老李。”我刚刚答应，他马上接下去说：“我知道你一定会问到底。我又管不住自己这张嘴。过去的事情讲起来总是不愉快的。已经快二十年了，可是好像在眼前一样……我和小鬼的母亲从北方到上海，在一家印刷厂当小职员。我们住在亭子间里面，生活苦，不用说；还处处受气。那个时候上海是有钱人的世界，帝国主义者、巡捕和流氓到处横行。小鬼出世了。她母亲一向身体弱，自己带孩子睡得不好，吃得不好，人越来越瘦，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病。我老婆本来也可能活到今天，要不是——”他突然站起来，我以为他要离开这里，便跟着他起立。可是他咳了一声嗽（声音真响！），往下面路上扫了一眼，又坐下来了。

    “有一天晚上她上街买东西。就在北四川路，她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几个外国水兵喝醉了，拿着酒瓶一边走一边胡闹。他们看见我老婆，想调戏她，便朝她扔酒瓶。一个酒瓶打在我老婆的胸口，把她打倒在地上。有个水兵还拿脚踢她。幸好有两个行人搀起她来雇黄包车送她回家。从此她就不曾起床，病了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我一个人，白天要工作，还要带一个不满一岁的女儿，实在不容易。后楼有一家宁波人也姓王，只有两夫妇和一个儿子。男的四十多岁，在工厂里做工，女的只有三十几，儿子十多岁了，念过小学，后来到印刷厂当学徒。这家人跟我非亲非故，可是他们对人热情，看见我遇到不幸的事，自动地出来给我帮忙。我这样也能对付过去了。可是小鬼还不到三岁，我就被捕了。起初关在提篮桥，后来关到苏州监狱里。我在提篮桥的时候，花了钱找人带信给后楼那位姓王的，托他照顾我的女儿。我说，我要是能出来，当然还给他一切的费用；要是我日久没有消息，那么女儿就归他们，由他们处置。那位姓王的居然到牢里来看过我。他教我放心，他说他们夫妇把我女儿当作自己的孩子，决不亏待她。我哪天出来，就哪天送还给我。我在苏州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快要沦陷了，国民党反动派才把我放出来。可是去上海的路已经断了。我后来参加了部队打游击，始终没有到过上海。我曾经托人到上海照地址打听，可是听说那一带房子烧光了，什么都问不出来。这些年我始终一个人过活。我有时候也想念我那个孩子。我一直等着她。”

    王主任又停下来。他搔了搔脸颊，忽然抬起来，提高声音说：“像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很想知道以后的事，可是我又觉得我没有权利给他唤起那些痛苦的记忆。而且在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四周渐渐地暗下去了。我的眼睛也有点模糊了，我看见了小刘的身影。他大概是来找我的，远远地望见王主任和我都在这里，就站住了。我默默地等待着王主任的起立。

    “去年年初我来到朝鲜，做梦也想不到居然找着了线索，”王主任并不站起来，却改变了语调继续讲他的事情。“当时我还在师里，在那次××山的阻击战中，在最紧张的时候，我到了×××团。这个团奉命坚守××山，仗打得激烈，敌人的炮火厉害，我们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坑道，只有些简单的临时工事。我们虽然打得好，可是伤亡很大。我们必须守住主峰。不用说，这是艰巨的任务。上级的命令是坚守三天，我们的战士说一是一，决不讲价钱。敌人进攻越来越猛，人越来越多，可是都给打下去了。第二天晚上阵地失掉过两次，但马上就夺了回来。到第三天下午情况更加严重，阵地上没有多少人了。我当时在团政委那里，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前面指挥所接连来了几次电话。友军来不及赶到。需要人！已经从直属队中抽出一批送上去了。这里只剩下一些身体弱的同志。怎么办？我们正在考虑，忽然听见一声响亮的‘报告！’，直属队的同志们拿着决心书进来了，一个个昂起头挺起胸膛，声音坚决地要求战斗的任务。一共二十五个人，是分几次进来的。团政委批准了十九个，留下了六个。六个中间有一个人再三要求，一定要到前面去，最后团政委也同意了。这个人叫王成，年纪不过三十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我听他口音，看他相貌，觉得很熟，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后来我忽然记起来了，就跑出去找他。他们二十个人拿起枪做好伪装，准备出发。我唤住他，问了两句话。他果然是后楼王家的儿子。他还记得我原来的名字。我们虽然没有谈话的时间，不过他还是讲了一件事情：王芳也参了军来到朝鲜。王芳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总算知道我女儿的下落了。王成的话没有讲完，我们就分开了。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它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战事稳定以后，我常常想起我的女儿。我知道她在朝鲜工作，跟我离得近，这是多么好的事情。我真想见她一面。大概过了两三个月罢，我到军里开会，晚上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担任女声独唱的文工团员一出来就把我吸引住了。完全是我老婆结婚前的那个样子。我向坐在我旁边的宣传科长问她的姓名。科长说：‘她叫王芳。你听不出她还是上海人呢。’用不着怀疑了。明明是我的女儿。天大的幸福来得这么容易！我高兴极了。晚会结束，我看见她，跟她讲了几句话。我称赞她唱得好。我问她上海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父母都在。我又问起她的父亲，她说父亲是个退休的老工人，叫王复标。我跟她拉拉手就告辞了。心里的话一句也没有讲出来。可是我放心了。以后我还听过她唱歌，看过她跳舞，我决不放过这样的机会。我高兴看见她，高兴跟她谈话。可是我始终没有对她讲过一句话，明说或者暗示她是我的女儿。她的父亲明明在上海，我怎么能说我是她的父亲呢？而且我自己的名字也改了。要是王成那天没有牺牲，他也许会告诉王芳真实的情形。现在只有写信到上海去找王复标帮忙。然而我不愿意这样做。说老实话，起初我也想过让王芳弄清楚谁是她的父亲。后来我自己放弃了这个打算，我看出来她多么爱她那个父亲。过了一些时候，我到军里来当政治部主任，经常跟她见面，她对我很好，只是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父亲，我也下决心不让她知道。我看见她唱歌受欢迎，看见她工作积极，态度好，心情舒畅，我只有高兴。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王主任忽然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拍我的肩头，我又听到了他的笑声：“老李，我什么都讲了，你该满意了罢。可是这些话你千万不能写出来啊！”

    我也站了起来。我紧紧地捏住他那只手，表示了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复杂的感情。夜早已来了。可是亭子外面到处闪着淡淡的白光。天也是一片灰白色，路白亮亮地横在我们的下面。我跟着王主任走到下面的路上。我早就看出来小刘还在不远的地方等我。我在跟王主任分手之前，一直以为自己的那些疑问全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后来我看见王主任上了坡，自己一面往前走，一面听小刘讲话的时候，才想起来王主任并不曾答复我那句问话：她为什么不回到文工团去？不过我也并非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我是来熟悉英雄人物、了解英雄事迹的，不能把王主任给我的大堆书面材料丢在一边，却在一件小事情上跟他纠缠。所以我打算不再向他提那一类的问题了。

    两天以后，吃过早饭，我去访问一位立了一等功的英雄连长，这是王主任给我安排的。小刘领我走一条小路，虽然东弯西拐，可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到的连部。我没有想到王芳已经在那里了。她参加了我和赵连长谈话，不但记了笔记，而且不时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我们在连部吃了晚饭，她和我一路回来。我们三个人仍然走小路，路上还有泥水，但是也不怎么滑。两旁有不少矮松。小刘带头，我走在最后，我们走得慢，一面走，一面谈，起初谈的是赵连长的事情，从一个英雄又谈到其他好几个英雄，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不用说还是两个“小鬼”讲得多。后来小刘忽然把话题转到了王芳的身上，热烈地称赞她唱歌好。王芳答道：“我已经改行了，还要你替我宣传？”我想起了王主任的话，可是我仍然静静地听他们讲下去。小刘说：“不管你改行不改行，群众需要你，你也得唱。”王芳噗哧笑道：“小鬼，我看你真要到宣传科去了。好像我是什么著名歌唱家似的。我哪里说得上唱歌？我不过喜欢哼几声。大家要我唱，我从没有说个‘不’字。”小刘笑道：“我相信你。我真该向你学习。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改行。我不明白你为啥不回文工团去？”我注意地等着王芳的回答。她不马上答话，也不笑，脚步还是像先前那样。小刘回过头来看她，她声音平静地答道：“小鬼，并没有特别的原因。我讲出来，你就明白了。我的腿不大好，五号照顾我要我暂时到报社帮忙。他还说，过些时候就让我回文工团。”小刘又把他那张胖嘟嘟的皮球似的脸掉过来，带笑地问道：“那么你快要回去了？”王芳摇摇头，正经地说：“不一定。我现在对报社工作也很感兴趣，在报社还不是一样工作！”小刘固执地说：“不过战士们都喜欢听你唱歌，你唱起歌来真打动人的心。”王芳微微扬起头，笑着说：“谁相信你，你又在宣传。你说，人家朝鲜妇女谁不会唱，谁又唱得比我差？”小刘有点着急了，回过头，认真地嘟起嘴说：“我不会开玩笑，我讲的都是真话。你不信，你问这位首长。”他指的是我，他的眼光在找寻我。王芳也掉头来看我，两根粗辫子在我眼前晃了一下，两颗明亮的眼睛露了点诧异的眼光，也带了点笑意。我不会撒谎，我就说：“王芳同志，我虽然没有听见你唱过，可是小刘已经对我夸奖过好几次。”小刘满意地笑了。王芳掉开脸笑道：“李林同志，你已经受到宣传了。”我马上接一句：“王主任也是这样讲的。”她不作声了。小刘更加得意地说：“我的话是宣传。五号首长的话总不是宣传罢？”我想换一个话题，便问她：“王芳同志，你的腿没有问题罢？”她又回过头来，微笑道：“李林同志，谢谢你。你瞧，我不是走得很好吗？”我同意地点了一下头。小刘却在前面说：“有时候我看得出来，也有点吃力。”王芳嗔怪地批评他：“小鬼，就算你的眼睛尖！”小刘还在前面自言自语：“也应该注意啊。”王芳故意不理他，却对我解释：“腿刚好，关节炎又发了。我在锻炼。过一两个月天暖了，就好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困难。”我听她讲得坦白、诚恳，便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又问她：“你上次回国养伤，到上海家里去过吗？”她答道：“我本来也想回去看看。五号也同意我回去。可是我一出院，就回到部队来了。在部队里住久了，心都留下来了。谁不想早一天回到朝鲜！”我听她的声音，感觉到一种能感染人的热情，每句话都显得很亲切，我忍不住再问：“那么你不想家吗？”出乎我的意外，她笑了，接着她反问我：“李林同志，你说你想不想家？”我爽快地回答：“我当然想家。”她接下去说：“我也想啊。爸爸妈妈也想我。不过我不是到朝鲜来旅行的，工作不结束，就是回到家里也待不住。”我又问：“你家里人都好吗？”她答道：“都好。除了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念高中。我有个哥哥，去年在朝鲜牺牲了。”她最后一句话教我们不好搭腔，慰问、同情一类的话在这个时候都是多余的……幸好我们快走到政治部，前面就是沟口了。我以为她不会再讲话，不想她又开口了：“说实话，我当初得到消息，还偷偷地哭过一场，哭得真伤心。我们兄妹感情好。他是刚解放就离开学堂参军的。他头一批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他当时在×××团。五号亲眼看见他出发上前线。他们都说他勇敢。……我真不中用。人家朝鲜妇女死了多少亲人，从来不哭一声，她们反倒把头抬得更高，脚步也更坚定，照样地唱歌跳舞。”小刘忽然在前面插嘴道：“我看你也很乐观啊。”这句话把她惹笑了。她说：“小鬼，你不要表扬我了。人家朝鲜妇女才算乐观呢！你看她！”她朝前面一指。我看见沟外大树下两间简陋的茅屋，我知道她指的是柳老大娘的外孙女。外孙女今年十八岁，几个月前跟着母亲来看外婆，在路上母亲给敌人炮弹打死了。她亲手埋了母亲，一个人走到外婆家来，就跟着外婆一块儿生活，白天在外面种菜，晚上在家里纺线。正巧姑娘顶着水罐从院子里出来，高高兴兴地唱着朝鲜歌。她看见王芳，远远地含笑招呼一声。王芳带笑地讲了两句朝鲜话，姑娘也答了几句。王芳对我说：“她是我的老师。我跟着她学会了好些朝鲜歌。”后来小刘告诉我，她向那个姑娘学到的不仅是朝鲜歌，还有朝鲜话和朝鲜妇女的动作……

    我们进了山沟，走了一段路，听见有人叫“王芳”。文工团的陈团长站在山坡上。王芳朝那里点点头，就离开我们上山去了。我听见她得意地说：“材料都有了。”山坡不陡，可是她的脚步也不慢。我望着她的背影，却看不出她的腿有什么不方便。我掉开脸正往前走，忽然听见小刘发出一声惊叫，声音并不大。小刘这时不在前面带路，他在我旁边，而且落后了一两步。我连忙抬头一望。我看见文工团团长搀着王芳的一只胳膊。他在讲话，王芳在笑。我着急地问小刘：“她摔倒没有？”小刘松了一口气答道：“还好。给陈团长搀住了。”我说：“她以后要多加注意啊。”小刘嘟起嘴说：“她就是这样，只会想到别人。对自己就糊涂了。”我觉得这两个字用得不对，便说：“她不是糊涂啊。”想不到小刘却生气似地反问我：“首长，你说不是糊涂又是啥？”

    对这句问话，我想他自己一定比我更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我就不再作声了。

    这天晚上我在住室里整理笔记，常常想到王芳的事情，我担心她的腿又会出了毛病。第二天早饭以后，我正在住室前面跟小刘讲话，忽然看见王芳朝着我们走来，脚步轻快，满脸笑容，远远地就大声嚷着：“李林同志，你们好。”那么她的腿没有出毛病了。我真替她高兴，便走去迎她。

    她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说：“李林同志，你一定要给我帮忙，”就把一卷稿纸塞到我的手里来。“我写的大鼓词，请你替我看看，一定要认真地修改啊。”她笑得多天真。我打开稿纸，刚看到题目《猛虎连长赵生贵》，听见她说：“我走了，下午来取。我写不好，请你认真地修改啊！”她转身就走，教我来不及挽留。我只好在后面大声说：“你走路要注意啊。”

    “她就是这个脾气，不接受意见嘛，”小刘在旁边自言自语。我看了他一眼，他那张皮球脸上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笑容。我便拿着稿纸走进住室去了。

    稿纸上字迹清楚，文字也不错，我一口气念了两遍，字字上口。赵连长的英雄事迹全写出来了，也很生动。我们昨天一路去访问英雄，我刚刚把笔记整理好，她却已经写成了鼓词。我越念越满意，最后摘出几个不大恰当的字，又写了几条意见，不等她来找我，我先给她送去。

    报社里有三个人工作。社长也是熟人。王芳正在看校样，我把我的意见对她讲了。报社在一个不算小的洞子里，是由天然洞挖大的，白天不用点灯。她坐在一张很小的木桌前，看见我进去，连忙带着歉意向我解释，她的工作马上就完了，正要到我那里去取稿子。我那些小意见使她满意。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又跟社长交谈了几句，便告辞出来。我走出洞口，听见社长大声说：“王芳，校样交给我，你快去罢。”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事情，可是我刚刚走到山下，王芳已经赶上来了。她笑嘻嘻地说：“李林同志，谢谢你啊！”

    “王芳同志，你到哪里去？”我问道。

    “到文工团排练节目去，”她短短地答道，把手里那卷稿子举了起来。

    我就在这里跟她分了手，我满心高兴地想：我有机会听王芳唱歌了。王主任已经为我安排好一个星期内到连队去，我大概用不着推迟我的行期。

    果然隔了一天，小刘给我打了晚饭来，就兴奋地对我说：“首长，今天有晚会，你到底等着了。”他那张胖嘟嘟的脸好像包不住笑就要绽开似的。接着王主任又差人来通知：他五点前到我这里来陪我去参加晚会。

    晚会在司令部一个地下的礼堂里举行。我们从政治部去要翻过一个土坡，山路不算窄，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间就到了那里。礼堂中没有凳子，矮矮的舞台下间隔地横放着十几根圆圆的木头，上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刚刚在前排找个空隙坐下，节目就开始了。

    王芳的京韵大鼓排在第三。鼓词我已经念过几遍，现在由她口里唱出来却添了不少的光彩。我虽然不像王主任那样听得出神（他就坐在我的左边），可是我也让她的演唱吸引住了。我前两天见到的赵连长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好像就在台上指挥全连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什么武器都用过了，子弹打完就用石头打。他们整整守了六天，只伤亡十六个人，却消灭了七百多敌人。最后赵连长把阵地交给友军，自己拖着打伤了的脚，抓着树枝，摇摇晃晃地往上面爬。战士们说：“连长，山这么高，你挂了花怎么走？让我背你上去。”他说：“我脚上只穿了一个眼，山再高也没有我共产党员的决心高！”他终于爬过了高峰，到了后面。太阳出来了，照亮了他的紫色脸膛，一双漆黑的眼睛闪露出胜利的喜悦。他看见向他走过来的教导员，严肃地敬一个礼，然后紧紧地握着教导员的手，仿佛握着最亲爱的亲人的手一样。……

    王芳进去了，大家还在热烈地鼓掌。王主任在我的耳边接连说了两遍：“不错罢？是她自己编的。”我掉头往旁边看，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小刘。他蹲在一个角上，一张胖脸笑得像孩子似的。我不能不对王主任讲真话了：“她的确有才能，要好好地培养啊。”

    “我知道，”王主任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头。

    晚会结束，小刘打着电筒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翻过土坡的时候，我看见远远地有好些明亮的灯光，一下子全灭了。小刘站住倾听一下，说一句：“不要紧，”又往前走了。一路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那么广阔的心灵。我以为在我看来是很新的东西小刘早已熟悉了。可是他似乎比我更兴奋。他一晚上都在讲梦话。我偶尔也听见了两句：“我下了决心了，”“我连心也可以挖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五号首长已经答应了，要另外派一个通讯员来照应我。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迟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也见过王主任几面，还听过几次王芳的演唱，也知道她已经回到文工团。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

    我拣了个下雨天动身，因为在这样的日子敌人的炮兵校正机不大出动，炮也打得少些。通讯员小吴背上我那简单的行李，我穿一件雨衣，他披一幅雨布，我们安全地走到了五连连部。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小刘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景也讲了。

    “不凑巧，他回国了，”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

    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他……他没有危险吗？”

    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会回来。这些小青年都有那么一股劲，你简直拿他们没办法。他是这样挂花的：那天他跟着我上去，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掉它。刘正清在后面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不听见他哼一声。我告诉他要给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真是个有趣的小青年。战斗刚结束，军文工团的同志就来慰问我们。有位女同志还给刘正清输了两次血。……”

    “那位女同志是不是叫王芳？”我忽然打岔地问道，其实我的猜想也没有多大的根据。

    “对，就是王芳！大家都喜欢听她唱，”连长点头笑答道。我看他的脸色，他好像奇怪我怎么会知道是王芳输的血，他又好像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感到满意。

    连长一口气告诉我这许多事情，都是我所想知道的。我一时想不到更多的问话，这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小刘虽然回国，但是我总算践了约，我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

    我在这里睡的炕是两个通讯员让出来的，不用说，也就是小刘睡过的炕。头两三天我睡在炕上半夜里好像总听见小刘在讲梦话，其实这次跟我来的通讯员小吴一上床就安静地睡到天明，全是我自己在做梦。

    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忽然接到王主任的电话，说是祖国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教我马上回到军政治部去。

    我到了政治部，还是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我几个月不来，山沟里也有了不小的改变。人多了，路宽了，房屋增加了，树木也茂盛了。沟口用松枝搭了一个牌楼，上面有这样的九个字：“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我走了一段路，见到好些熟人，还隐约听见文工团同志们的歌声。我放好行李就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在房里跟王芳谈话，一面在看手里的几张稿纸。他见我进去，高兴地大声笑道：“老李，你来得正好，正要请你帮忙。你先看看再说。”他跟我握了手，就把稿纸塞到我的手里来。

    我也跟王芳握了手，然后摊开稿纸一看，原来是一首欢迎慰问团的《献诗》。笔迹很熟。我朝王芳看了一眼，她对我笑笑。我知道诗是谁写的了，就站着小声念了两遍，觉得不错。我还看到王主任修改的句子。我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只说了两声“很好”，便把诗稿交还给王主任。

    可是等我告辞出来，在自己那个住室里刚刚坐定，王芳就进来了。她手里拿着诗稿，一边说，一边笑：“李林同志，你一定要好好给我改一下。要在欢迎会上朗诵的啊。”

    她又把诗稿交给我。看她那神情，她并不是在对我讲客气话。我只得接过诗稿认真地再念了一遍。

    她看见我还是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她满意地拿回诗稿就向我告辞。我要留她，她却笑着说：“我还要准备节目，再不回去，我们陈团长可要急死了。下次来罢。”

    我就说：“那么我陪你走一段罢。”她还要推辞，我却跟着她走出了洞子。

    出得洞来，我一开口就提起她给小刘输血的事情。她听到小刘的名字，马上说：“小鬼有个东西要我交给你。”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脸色马上变了，压低声音说：“笔记本。小鬼还说——”

    “他怎么说？”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他等了你几个月，他还以为你回国去了呢，”她答道，埋下头往前走，也不再看我了。

    我过了半晌，才再问一句：“他伤得怎样？”我心里不好过，我好像又看到小刘那张皮球似的脸，他那么高兴地说：“我一定等着你！”

    王芳一面走，一面说，好像在自言自语：“小鬼从医疗所上车回国的时候，两条腿都锯掉了，他还在哼《歌唱祖国》，还说装好了假腿就回到前线来。他比我坚强多了。我上次回国，他送我？……”她的声音变了，她立刻闭上了嘴。

    她一直不讲话，我后来实在忍不住又问一句：“他没有危险罢？”

    她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他一定会活下去，比我们还活得久。他没有腿，也能做许多、许多好事情。”她很激动，不过声音很坚决。但是这以后她又不作声了。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文工团的住室。我拿起笔记本，马上打开翻看，在第一页上，我看见小刘亲笔写的四行字：

    忠于团

    就要忠于自己的工作

    爱祖国

    就要爱自己的同志

    王芳站在我旁边，低声念出了这两句话，然后解释道：“小鬼说，他以后不一定能再见到你，请你留下这个做纪念罢。这些字是他入团的时候写的。”

    我郑重地放好了笔记本，跟王芳紧紧地握一次手，就走了出来。我表面上并不露出什么，我不愿意使她分心。

    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一路上埋着头在想小刘的事情，也没有注意走到哪里了。忽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左胳膊。我吃惊地抬起头来，看见王主任一对带笑的眼睛和一张快要让胡须遮没了的脸。

    “老李，你怎么啦？我对面走来，你都看不见；叫你，你也不应！”他大声笑问道。额上直冒热气，他把军帽朝上面推了一下。

    我勉强笑了笑。我老实地告诉他我在想事情，我还想把小刘的笔记本掏出来给他看。可是他并不注意听我讲话，他眨了眨眼睛，笑着说：“老李，有个好消息，小鬼的父亲来了。”

    “小鬼的父亲？……不就是你吗？”我惊疑地说。我没有懂他的意思，我还在想小刘。

    他笑了：“你怎么搞的？我说的是她在上海的父亲王复标，参加慰问团，明天就要到了。”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忽然高兴起来：“那么王芳一定很满意了。她知道吗？”

    “我刚刚得到电话，正要去告诉她。我还想看看节目准备得怎样了，”他答道。

    我看得出他很兴奋，我替王芳高兴，也替他高兴。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情，又问一句：“他知道你在这里吗？”

    王主任摇摇头说：“他怎么会知道呢？快二十年了。就是见了面他也认不出我来。”他忽然收了笑容，压低声音严肃地说：“我正在考虑，明天见到他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我就是某某人……”他伸起手搔了搔右边脸颊，又在搔左边的。

    我不等他讲完，就打岔说：“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是啊，我也很想跟他谈谈。他要是知道我还活着，一定很高兴，”王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脸上又露了点笑意。“不过要是他把小鬼还给我怎么办？”

    “那么你们父女团圆了，”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一时找不到另外的话。

    “我们父女不是已经团圆了吗？我喜欢小鬼，不过我不愿意教王复标难过啊。”

    “那么你——”我插嘴讲了这三个字，就让他打断了：

    “所以我打算不让他认出我是某某人。对我来说，她叫我五号，叫我爸爸，还不是一样？”他看见我不作声，又加上几句：“对王复标来说，可不同了。他是看着小鬼在贫苦中一天一天长大起来的。我不能逼着他对小鬼说：‘我不是你的父亲，’我不能把小鬼从他手里抢走。”

    他只顾谈话，不知不觉地跟着我走了一大段路，把我送到我的住室门口了。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我让他进去坐坐。他说要到文工团去看节目，我看见留不住他，便对他说：“要是王复标愿意把女儿交还给你，你怎么办？”

    他愣了一下，搔了搔脸颊，忽然微微一笑，答一句：“让我仔细想一想，”就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他昂起头，挺起胸，迈着大步，哼起《歌唱祖国》来。

    他的高兴传染给我了。我回到住室里翻看小刘的笔记本，除了第一页上那四行字以外，还有“刘正清，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个字写在书前衬页上。这个笔记本是新买来的，小刘还来不及在上面记录什么。我把他写的那些字反复地念了好几遍，阖上本子，我又想到了小刘。然而我想来想去，总是看见他那张包不住笑的胖脸。我甚至想到他真的装好假腿带着笑走来了。我便拿起笔给他写了一封慰问、感谢和鼓舞的信。

    晚饭后，我拿着信出去交军邮，回来经过文工团，便弯进去看王芳。文工团的洞子里很热闹。大家都在认真排练欢迎慰问团的新节目。王芳在练京韵大鼓《欢迎祖国来的亲人》，刚刚开头，我站在旁边听完它。她的脸色和声音告诉我一件事：她心情舒畅。我也看得出来她动了真感情。鼓词写得朴素而生动，我以为是她写的，她却向我介绍这是文工团陈团长的创作。接着她很高兴地对我说：“爸爸明天要来了。”我立刻接一句：“我早就知道了。”她笑道：“一定是五号告诉你的，是不是？”我望着她那孩子似的得意神情，点了点头，算是我的回答，却再问她：“你高兴吗？”她笑了，爽快地答道：“我当然高兴。我离开他三年多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心里想，你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我看见她还有工作，也就不再往下问。我在这里待了好一阵，趁她忙着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走了出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在谈慰问团的事情。我也在想慰问团的事，不过我想的尽是跟王主任和王芳有关的。我想了半天，却想不出一个结果来。

    这一天我去过王主任的住室，可是听说他到司令部去了。第二天我找他三次，却始终不曾见到。第三天倒是他来找我了。

    “老李，你昨天跑到哪里去了？我打电话找你，说是找不到。我想请你去看看我们的节目行不行，”他一进来就大声说。

    我起初大为惊奇，我明明在这里，他却说找不到。后来问明白，我才想起昨天晚饭后赵连长来看我（他来参加欢迎慰问团的活动），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告辞的时候，我送他出去，还陪他走了一大段路。我便照事实回答了。

    “这要我负责，我忘了早通知你，”王主任带笑解释道。“《献诗》的效果还不坏。听说你也出了力，倒要谢谢你。”

    “哪里是我出力！都是你那个小鬼的功劳，”我笑答道，听说王芳朗诵的效果不坏，我自然也高兴。

    他满意地笑道：“废话不说了，我来约你跟我一块儿到司令部去参加欢迎慰问团的宴会。”

    “慰问团来了？那么你见到王芳的父亲了！”我急切地问道。

    “见到了。还是从前那个相貌，变化不大，就是头发花白了，”他答道。“我们昨天半夜一点钟把他们接来的。大家真高兴。我跟他拥抱起来了。王芳也去了。她们还献了花。”他的脸上又现出了愉快的笑容。

    “那么你们一切都讲明白了？”我连忙问道。

    他哈哈笑了起来：“我什么也没有说。他高兴，我高兴，这就够了。我安排好小鬼给他献花。小鬼挽住她父亲的胳膊讲个不停，一直把她父亲送到招待所。他们两个都很高兴。我还要讲什么呢？”

    我又问道：“你不是跟他拥抱过吗？难道他还认不出你来？”

    他仍然愉快地笑着说：“他以为我在拥抱从祖国来的亲人，决不会想到这里还有他的老朋友。”

    我摇摇头，正经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你们分别二十年见一次面并不容易。你至少应当让他知道你是谁。”

    他并不考虑我的意见，仍然笑着，他批评我：“老李，你怎么这样啰嗦！不要再讲废话了。我们走罢。”

    我诧异地看他的脸色。在他那张刚刚修过的脸上连一点点不愉快的表情也没有。我便闭上嘴跟着他到司令部去了。

    司令部新修的礼堂在半山上树林中，比旧的地下礼堂大多了，亮多了。厅子里摆了十四张白木方桌，上面放好了碗筷。壁上贴了好几张欢迎慰问团的红字标语。台上静静的，台口有一张铺上红布的桌子。我们进去的时候，有几个干部在里面安排座位。他们看见王主任，便过来向他请示。我一个人在厅子里站了一会儿，知道了自己应该坐哪一张桌子，便悄悄地从另一道门出去。我站在门前看山景。对面也是山，树木很多，有一点点草花，有红叶，还有鸟叫，不大像在战地。我忽然听见人声，原来慰问团的同志们到了。他们是从上面走下来的。我注意地看那一行人。王芳挽住一位老人的胳膊，一边讲话，一边走。我不用问，也知道那个老人是王复标。我等着他们走近，打算找王芳谈话。王芳已经看见我了。她不等我开口，就把老人引到我跟前来。她十分欢喜地含笑说：“李林同志，我爸爸来了。”我对老人讲了我的名字。老人脸红红的，眼睛不大，颧骨显得高些，穿着干净崭新的蓝布中山装，笑容可掬地用两只手握住我的右手。他说：“同志，你辛苦啦。”他讲的是带点宁波口音的普通话。我客气地回答了两句，就跟着他们进去了。

    军长和政委都已经在里面了，他们是从另一面的门进来的。他们亲切地接待客人。客人接连地来。上海杂技团的同志们也来了。后来大家都坐定了。我恰好跟王复标父女同桌，这当然是王主任安排的。王主任也坐在这一桌，他和王复标坐在一面，就在王复标的右边；在他右面坐的是一位不大讲话的农民代表。他高高兴兴地跟王复标父女交谈。在军长和慰问团分团副团长先后站起来致词的时候，老人常常掉过眼光看王主任的左边脸。我坐在他们对面，心里又在想他们的事，所以连这样的动作也注意到了。

    在主客双方致了词以后，大家站起来敬酒。整个厅子里尽是带笑的讲话声。王主任举起盛了酒的搪瓷茶缸，首先跟王复标碰杯，碰得小茶缸直响。王主任跟全桌的人都碰了杯。他跟王芳碰杯的时候，还说：“小鬼，你们父女见面，你要多喝酒啊！”王芳端起小茶缸点着头说：“我喝，我喝。”她非常高兴地看了看王复标，然后喝了一小口酒。她坐在王复标的左边，接着她又端起小茶缸向王复标敬酒。王复标笑道：“你敬主任的酒罢，”他自己满意地把小半茶缸的葡萄酒喝光了。王芳又一次含笑点头说：“我要敬的，我要敬的。”

    我注意到王芳跟王主任碰杯的时候，王复标轮流地看他们两个，脸上笑容淡了，他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王主任又高兴又关心地说：“小鬼，我不要紧。你晚上还有节目，不能多喝啊。”王芳却笑起来了：“五号，你今天怎么啦？你刚才叫我多喝，现在又叫我少喝。”她不等王主任答话，又端起杯子向我敬酒。我看见她那种衷心愉快的表情，我也很高兴，我为她的幸福喝干了酒，谁能够像她这样在一张饭桌上有两个真心爱她的父亲呢？

    “你问得好。你们父女见面是桩大喜事，你的确应当陪你父亲多喝几杯。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了，晚会上你还有重要的节目，你醉了怎么办？”王主任红着脸解释道。我懂得他的眼光，那是父亲的慈爱的眼光，他好像只想到女儿的幸福。他接下去补一句：“你要照顾你父亲吃菜啊，”马上转过脸对王复标讲话，大大地夸奖王芳。这些时候他一直很兴奋，讲话的声音也有点变了。

    王复标听得出神，不住地微微点头，笑容又出现了。他喝了酒，脸更红了，眼睛更小了。我看得出来他仍然在注视王主任的左边脸颊，有时他的眼光也会移到王芳那对闪闪发光的眼睛上。王芳微微摇头，微微笑着，她看看王主任，也看看王复标，同样的话她说过两次：“阿爸，主任在表扬我，你不要全相信啊。”王主任却只管讲下去。

    众人又喝了一阵酒，吃了一些菜，大家谈得十分高兴。王复标忽然收起笑容，没头没脑地向王主任问道：

    “主任，有个人你认得不认得？”

    “谁？”王主任惊愕地反问道。

    “就是你们同乡，他叫王东，东南西北的东。主任，你一定认得他，”王复标睁大眼睛，注意地望着王主任说。

    王主任轻轻搔着自己的脸颊，迟疑地说：“对，有——这么一个人。”

    王复标连忙激动地再唤一声：“主任！”王主任掉过脸去看他。王复标就在王主任的耳边说：“主任，你就是王东罢，我认得。你左耳下面那颗痣还在。”他的声音在发抖，他把右手放在王主任的左胳膊上面。

    王主任接连点了两下头，就端起代替酒杯的小茶缸，满脸通红地站起来，把茶缸送过去跟王复标碰了杯，又兴奋，又感动，带笑地望着王复标，热情地说：“复标同志，我的老朋友，的确是我。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喝干这杯酒罢，我真要感谢你。”他大口喝干了酒，让王复标看见了茶缸底，还说一句：“我干了，为你的健康。”

    王复标也喝了酒，紧紧握着王主任的手哈哈地笑道：“主任，你真是王东同志，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原来你在这里！解放后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我总算找到你了！喝酒，喝酒！我们干杯！”他笑得多快活！

    他们又喝酒，又讲话，又笑，仿佛这张桌上就只有他们两个似的。别的人都诧异地望着他们，连王芳也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事。她那么关心地望着他们，她几次想插嘴，都插不进去。

    不用说，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了解。我一直关心、一直想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很自然地解决了，而且符合我的愿望。我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同时我又在留意他们的举动，听他们的谈话。

    王复标忽然侧过脸去看王芳，指着她对王主任说：“你还认得她吗？”

    王主任两眼发光地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他除了满意地、欢喜地笑着外，再没有其它的动作。

    王芳又愣了一下，然后伸过头去，惊奇地问她的父亲：“阿爸，这是什么意思？”

    王复标看见她的愣相，觉得好笑，他反问她：“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你知道主任是什么人？”

    王芳疑惑地看看王复标，她笑答道：“他是我们的主任嘛。”

    王复标把嘴伸到她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王芳的眼睛睁得那样大，眼珠显得那样亮，她兴奋地问王主任：“五号，我爸爸的话是真的？”

    我听不见王复标对王芳讲的话，我想王主任也不会听见的。可是王主任却激动地答了三个字：“是真的。”他还接连点了几次头。王芳又注意地看了看王主任，然后转过脸小声地向王复标问了几句话。

    就在这个时候，军长和政委过来向王复标和那位农民代表敬酒了。接着慰问团分团的副团长又过来向王主任和别的人敬了酒。我注意到王芳一直在看王主任，不但脸在笑，连眼睛也在笑。敬酒的人走开了，王主任连忙站起来，端着小茶缸到别的桌去敬酒。王芳刚刚站起，手碰到小茶缸，马上又坐下了。她又把脸掉向王复标，小声地谈起话来。她很激动，也很高兴。可是她似乎并不着急。王主任也不着急。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倒把我一个人急坏了。我多么不能忍耐地等着听他们父女间的头两句对话！他们怎么能够那样地从容！

    王主任终于端着空茶缸回来了。王芳立刻站起来迎着他。她满面含笑地站在他面前，高高地举起茶缸，倒了一点酒在他的茶缸里，然后跟他碰杯，亲热地唤一声：“爸爸，”声音并不大。她喝干了酒，又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再没有更教人高兴的事了。”她紧紧捏住王主任的手，埋下了头。

    “小鬼，不要再喝酒了，”王主任干了杯以后温和地说。他看见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水，便补一句：“我早就知道了。”

    “那么，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王芳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带点埋怨的口气说。

    王主任轻轻地搔了搔两边脸颊，慈爱地说：“他才是你的父亲。他把你养到这样大，而且教育得这样好。我怎么能教你离开他呢？”他微微地笑了。

    “我决不离开你们，”王芳只说了这一句，就回到座位上了。我仿佛听见她的带哭的声音。可是她刚刚坐下，又在小声跟王复标谈话了。我看见王复标红红的脸上又出现了满心欢喜的笑容……

    晚会开始，政委致欢迎词以后，便是王芳朗诵的《献诗》。王复标、王主任和我都坐在第二排。王主任让我们两个坐在他的两边。谁都看得出来王芳今天晚上特别高兴。我却觉得她那对像擦过油似的亮眼睛一直朝着我们这一排。她笑得那么甜。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她朗诵的每一个字都进了人们的心。她那么愉快地、那么热情地朗诵下去，好像她打开了自己的心在迎接亲人一样。我很感动，可是我并不曾忘记观察那两位“父亲”的脸色。他们两位都是一样，脸上带笑，时时点头，不转睛地望着王芳，一直到她向观众敬了礼、转身走进后台的时候，他们才跟着别人鼓掌，而且比任何人热烈。

    “她还有个更好的节目，”王主任笑着告诉了王复标。他又掉过脸来看我，好像也要我知道一样。我意外地发见他两只眼角上有泪珠，便轻轻地问他：

    “王主任，你怎么也流了眼泪？”我的声音并不是平静的，我也动了感情了。

    “我太高兴了，”他激动地说，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但是他马上诧异地自言自语：“这是什么节目？”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节目。原来军文工团的陈团长陪着上海杂技团的丁团长走到台口来了。他先把杂技团的丁团长介绍给大家，然后说丁团长听了《献诗》以后要向大家报告一个消息。接着丁团长用响亮的声音说：

    “我们慰问团第四分团的王复标代表委托我向同志们报告一个消息：他在这里找到了他分别了将近二十年的老朋友，他女儿的真正父亲。刚才朗诵《献诗》的王芳同志就是志愿军王主任的亲生女儿。我们慰问团第四分团周副团长要我代表全团同志祝贺王主任父女团圆……”

    “老朋友，你怎么搞的？”王主任有点狼狈，他红着脸抓住王复标一只胳膊抱怨道。他来不及说第二句话，王复标已经站起来，第一个鼓掌了。

    一刹时大家都站起来，王主任也只好起立。只听见一片欢呼和掌声。好多人都朝王主任这里看。军长大声在嚷：“王芳呢？叫她到这里来！”

    王芳满脸通红，两眼发光，走到第一排，向军长敬了礼。军长拉住她的手连声说：“同志，给你道喜，给你道喜啊。”慰问团的周副团长也跟她握手。好些人围着她跟她拉手，向她问话。

    “王主任！王主任！”军长忽然回过头来大声唤道。可是王主任早已离开座位不见了。“王主任呢？警卫员，去请五号来……”

    我是看见王主任走出去的。这时我又想起了他，便悄悄地离开这个人声嘈杂的会场，掀起雨布门帘到外面去了。

    会场里舞台上汽灯点得雪亮。可是外面一点灯光也看不见。幸好那一轮被白云遮尽了的秋月还洒下些朦胧的余光，让我一眼就看见王主任一个人静悄悄地站在树下。我向着他走去。他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看，说了一句：“你也出来了。”

    “我是来找你的，”我小声答道，“大家都等着你去。”我忍不住又问：“王主任，你为什么躲在这里？”

    他又搔起脸颊来。他说：“我想安静一会儿，我就出来了。老李，我想起了从前的事情。……一切都来得不容易啊……我在想——”他突然闭了嘴，有人来了。王芳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爸爸，”王芳两只手拉住王主任的右手亲热地唤道。她停了半晌，才接下去说：“你一定要跟我讲你过去的事，我知道你吃了不少的苦。这些年你一直是一个人——”她的声音变了，她讲不下去了。

    王主任把左手压在王芳的手上，感动地说：“孩子，我一定讲给你听。这些年我一直等着你。我并没有白等啊！不过我想不到复标同志会来这一手。他怎么可以说他不是你的父亲呢？不管他怎样说，你对他可不能改变称呼。至于我，你叫我五号，叫我爸爸，都是一样。你本来就是我的，女儿。”

    “爸爸，你放心，我一向都听你的话。你，你还是我的上级啊！”她说到这里忽然高兴地笑了。

    父女两人以后的谈话我就没有听到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权利留在这里听他们讲下去，而且我刚刚走开，军长的警卫员就走过去，举起手敬礼，大声说：“报告！”……

    慰问团的同志们在司令部一共住了三天。他们离开这里的前夕，司令部还为他们举行了舞会。我虽然不会交谊舞，却也让王主任拉了去。我坐在靠墙壁放的长板凳上看别人跳舞。王复标坐在另一根板凳上。他在那里坐了几个钟点，王芳就坐在他的身边，两个人一直讲个不停。她仍然叫他“阿爸”，他仍然唤她“阿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一对十分亲爱的父女。

    到十二点钟，有人宣布舞会结束了。我站起来，正要走出会场，不知道由谁开始，人们忽然互相拥抱起来。我连忙躲到一个角上。我看见军长和周副团长都给人抬了起来，在会场上转来转去。我看见王主任同王复标抱在一起，王芳和上海杂技团的一位女同志抱在一起。人们大声唱着《志愿军战歌》，热情地转来转去。不是跳舞，只是简单地、没有节奏地打转！王主任和王芳碰到一处了。一个笑着叫“小鬼”，一个笑着叫“五号”。他们叫得比从前更亲热，但是也更自然。

    我还以为大家这样地转个几分钟就够了，却没有想到人们越转越热烈，不愿意停下来。后来连我也让上海杂技团的丁团长拖进圈子里去了。他看见我穿一身军装，把我也当成了志愿军。我起初还有点勉强，可是不到一会儿功夫，我也疯狂地转起来了。我只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同祖国在一起，我的心紧紧地挨着祖国。我感到莫大的幸福。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我甚至觉得我跟大家合在一起分不开了。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大家就这样热情地转了一个多钟头，还不想分开。等到我和王主任同路回政治部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两点多钟了。

    我又兴奋又疲倦，一路上讲话不多。王主任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走了一段路，他才开口。他突然问我：“老李，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反问道：“王主任，你为什么说是做梦？”

    “太幸福了！”他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也感动地说：“不是梦！梦哪里有这样美？”

    过了几分钟，他忽然抓住我的右胳膊，恳切地央求：“老李，你替我写出来，王复标的事情你一定要写。这样一个好同志，不把他写出来，我的心永远放不下。你一定替我写罢。”

    “我写，我写！”我不假思索、爽快地答道。

    我送走了慰问团以后，就履行我这个诺言，开始写下我的一些见闻。我说是写王复标，可是我写得更多的却是王主任和王芳。我写了以上的两万多字，却不想马上送给王主任看，我担心他不满意，会把这几十张稿纸撕掉。

    1961年7月20日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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