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毛泽东精神不大好，经常皱起眉头吸凉气，饭也吃不下。时时用手捂住腮帮。我马上想到他的龋齿，坚持替他检查。他只好坐在藤椅上，张开了嘴。
果然是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我想起主席说的话，他笑了。我说：“这次可是真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却仍然在笑：“你们这些医生呀，就喜欢用药。”
“是呀，有病不用药怎么行？”
“我不用药。”毛泽东有时很像一个固执的孩子，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吸凉气。
“别讳疾忌医呀，这是您常讲的话。”我知道跟主席打交道难，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话去说服他。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
毛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而他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的直觉有时看事物确实能入木三分。他说：“我不用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我问：“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毛泽东说：“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我说不过他，只好妥协：“那好，我要多观察，你的抵抗力不能战胜，我还得用药。”
几天后，毛泽东没用抗生素便好了。他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我的记忆中，毛泽东患小病，我给他药，他全给我顶回来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徐医生呀，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他病比较重时，也有听我话的时候。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我是大学毕业，可以讲出一套一套道理。他信服了，便自觉用药。早在1953年，他便多次问我说：“中药和中国饭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不信你往后瞧。”
说服主席用药难，毕竟是医生和病人的配合问题。何况，多数时候毛泽东是正确的。应付江青难，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难了。
我和江青争吵，多次闹到毛泽东那里。罗瑞卿、汪东兴、傅连暲等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最初，事情并不是从医疗上引起。
江青十分霸道，卫士和护士没有不受欺侮的。我正年轻，看不惯，便去毛泽东那里告状。毛泽东每次都是支持我，严厉批评江青，有时批得相当厉害，甚至发脾气喊，滚，你给我滚出去！
江青发现是我告状，记仇了。她找不出我医疗上的毛病，便随意扣帽子。
江青有时也吃安眠药，是我们会诊后，经研究给她药。有一次，她突然大吵大闹，说让她吃安眠药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药害她。这条罪名安头上是要坐牢杀头的。事情闹起来，她拿不出证据，我也无法澄清，她就是说她中毒了。定不了案，她便赶我走：“让他走，这里不要他，马上让他给我走！”
戴这份嫌疑，我虽离开日子也不好过。吴旭君同志便将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她说：“徐涛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处理就一起处理我们两个。”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异常气愤，发了脾气。当即叫来江青，斥问：“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走？”毛泽东一旦真动怒，江青轻易不敢吵闹顶撞，有时还要做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非常严厉地说：“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就能赶他走？你怎么赶走的就给我怎么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当面道歉！”
江青退出来，不敢公开违抗，只好又请我回来，并且当面向我道歉。她原以为我也会做做自我批评，至少也会说几句客气话。可是，她加给我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我怎么可能说客气话呢？为此，江青更恼火我，逢人便大讲：“徐涛那么大架子。我都向他道歉了，他就不做一点自我批评。”有的同志便将话传给我，劝我去讲几句。我那时血气盛，自认没错，到底不曾说一句客气话。
于是，这件“不做自我批评”又成了她下次整我时的罪名之一。我曾几次被她赶走，都是毛泽东命令她把我请回来。当时，副卫士长孙勇等同志也常向毛泽东告江青的状。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江青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对我和卫士们不止一次说过：“江青这个人哪，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
1959年，江青在广州又一次发脾气赶我走。她常为一些小事发无名之火，有时她自己心情不好也找身边的人撒气，你就是再小心也不行。她外出散步，问外边冷不冷？卫士说不冷。她一出去就发脾气：“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回来打扑克，又怪卫士出错牌，喊起来：“出去，你给我出去站着去！”
卫士在走廊里罚站几小时，我劝他走，我说我给放哨，江青什么时候出来我再叫你出来站。卫士非常忠厚老实，就那么站着不走。后来这名卫士给北京打电话，报告卫士长，卫士长又报告了毛泽东。这件事把毛泽东气坏了。他当即指示，让这位卫士回北京，不要再给江青服务。
江青肚子里更憋火，便朝我发。就像世上某些常见的情景，她开始是生闷气，当着我面摔门，出出进进把门摔得很响。我也一时气盛，便反过来也用力摔门。声音更大。这下子她发作了，喊叫起来：“徐涛，你摔谁？不想干你就走，马上给我走！”我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不说，拿起药箱就走。可是，她又喊起来：“你走你的，把药给我留下！”我说：“那不行。这药是我负责的，我是医生。我不能留。留下来你再中了毒，我负不起责任。”她说：“我叫你留下药！”我说：“医生不能这样做。”后来，由省公安厅为她另派了卫士和医护人员。
这件事后，我考虑与江青结怨已深，留下继续工作已经不方便。过段时间，寻找一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回医院工作。
毛泽东不愿我走。但是，他还是理解了我。他曾手指江青说：“你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你搞到一块！”
那时，要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下去，就得适应江青。否则，她总闹事，对毛泽东精力牵扯很大。毛泽东整天考虑国家大事，这样牵扯怎么受得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与江青分居，我是完全理解的。
毛泽东最后说：“这样吧，你这么个好医生只给我一个人办事也太浪费，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到北医。但我们熟悉了，我有病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始终相信我，关心我。我和吴旭君同志结婚，他向我们贺喜，并送我们一套新出的他的选集。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他又祝贺说：“我祝贺你们为新中国增添建设者。”孩子会走了，他让送到他那里去玩。孩子由家里老太太照看，毛泽东向老太太表示谢意：小徐和小吴在我身边工作，你老人家也是作出了很大贡献。我离开中南海后，还经常被毛泽东叫去看病或者聊天。我爱人吴旭君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了20多年。
从延安时代起，毛泽东始终警惕并严厉禁止江青介入政治领导，为此，我和卫士们都目睹过江青向毛泽东大吵大闹。毛泽东不曾退步。但是，1963年后，江青逐步插足党的政治活动。诸多原因中，林彪、康生等人是起了不少作用的。同时，外人也不难看出，她的野心和政治阴谋活动，是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身体健康状况日下而愈演愈烈。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前夕。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的医疗救护工作。
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毛泽东必须接见。中央成立了医疗组进行抢救。由周恩来亲自掌握。他把我找去，说：“徐涛，你了解主席过去的情况，你也参加治疗工作。”
抢救中，输液使用了大量抗生素。望着主席重病虚弱的身体，我想起他牙床化脓不肯吃抗生素的往事，想起他在北戴河游泳，向惊涛狂浪挑战时的气魄体魄，我心如刀绞，泪溢眼眶。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的“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五位医生被指控、逮捕。
江青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时，已是令人望而生畏地站在了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叫我们人头落地。还有谁能阻止她？我几乎要绝望了。
毛泽东终于得知这个消息。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我们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权延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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