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世瑛的父亲是谁？他为什么竟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为什么引起了毛泽东如此深的感情？
1910年秋的一天，年轻的毛泽东，挑着行李，与表兄文运昌一起离开了当时非常闭塞的韶山冲，来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考场肃穆。面对着写一篇《言志》的试题，考生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
毛泽东一看试题，脑际中便迅速闪出一个镜头：这次离开韶山前，他特意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的一首诗赠给父亲。诗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于是，他直抒胸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个人的志向是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他一边想着祖国的落后，一边挥毫，一篇文章一气呵成。
“好文章！”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地把桂冠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消息，感到很高兴。
忽然间，有人出来反对了：“毛泽东不能到东山来读书。”
原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是远近闻名的一所学校，1905年前称“东山精舍”、“东山书院”，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费都有相当可观的津贴。而毛泽东，既不是本县人（韶山冲属湘潭县），又没有特殊的“背景”，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不同意录取他。
这下，毛泽东真是着急了。韶山冲极为闭塞，自己以前一直在韶山读私塾，学不到什么新知识。父亲又是个精明人，只想让他成为当地的财主，已让他停了2年学，这次好不容易才说服了父亲，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崇毛泽东的文章的主考教师之一。他一见此状，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先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找到了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
谭咏春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文才，夸他具有“建国之大用”，一方面据理反驳：“中国学生可去外国留学，湘潭人何解（湘语，意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读书呢？”一位姓张的经学教员（也是校董事会的董事）仍固执己见，谭先生不禁愤然起身：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如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李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道：“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这样，在校长及部分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决定录取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愉快地开始了他在东山高小的学习，他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
少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习时，很喜欢康有为、梁启超著的书，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当时一些保守的教员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要学生看，对仿“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任意贬斥。有一次，毛泽东写的一篇《宋襄公论》的作文，因是用“康梁体”作的，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谭咏春先生看了后却拍案叫绝：“毛润之（毛泽东的字）的文章不仅思想前进，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个105分，挥毫圈点后，还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则批语：
“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事毕，谭先生还向校长提出在讲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高小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
一天，毛泽东感于蛙鸣，乘兴赋《咏蛙》诗一首[7]，诗中说：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此诗一出，老师们益发奇其志了。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了。谭咏春先生看到这位学生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年龄也不小了，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便和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了一个办法。
在一个冬日里，谭先生把毛泽东喊到自己的房里，对他说：“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课目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
毛泽东说出了没有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先生立即接过话头：“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
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箱，离开东山高小，进了长沙城。离别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至湘乡涟河渡口方止住，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别离了东山的师友们。
一晃40多年过去，毛泽东南征北战，领导人民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然而，他尊敬的老师谭咏春先生却因长年劳累积疾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未能与他这位心爱的学生再见上一面，成了一大遗憾。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困难时，毛泽东知道谭家拮据的情况后，还从北京寄300元人民币以周济，并邀谭老先生的儿子、老同学去京一叙。
东台山，这座巍巍耸立在东山学校之后的历史的见证人，将永远铭刻着伟大领袖和他的小学老师的殷殷情谊！
（吴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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