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一生经过曲折的道路。戊戌政变时参加保国会，变法失败后被推荐应试经济特科。当时他少年气盛，慷慨激昂，不满清政窳败、朝廷昏聩，试卷中论称引据卢梭，为阅卷大臣张之洞所黜，此事盛传都门。但他对民主革命缺乏确切的认识，嗣后出仕刑部、农工商部郎中，又师事桐城吴汝纶，与林纾同为陈衍所称的“海内三古文家”。入民国后，他历任江、浙等地海关监督、外交交涉员；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任内，以留学归国的丁文江、翁文灏为第一、二科长，开创我国经济资源的勘查工作，并在国民党政府考试院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和国史馆纂修诸闲曹。然而，他的职务和所为实际，往往不相一致。他毕生主要致力于文教学术事业，是以学者与诗人闻名于世的，除在北京五城学堂任教外，并迭充广东中山大学讲座，勷勤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与程潜论诗时，谈起新四军驻防苏北时他即耳闻如皋有位负有时誉的诗人冒某。这位戎马书生自言军中暇晷披读《不匮室诗钞》，屡见胡汉民和冒氏父子鹤亭、效鲁唱和之作，惜不得与之一见。程颂云当告陈总，此老息影沪滨，正是将军“麾下子民”。陈毅到了上海，亟挽江庸驱车同访，快谈竟至薄暮，嗣后时有往还。父亲30年未履京华，我奉亲迎养；于是他在北京花事阑珊、春意已尽之时，携孙重临朝市访旧。陈毅知道了，从玉泉山疗养地进城探望，言谈中偶涉当前党内整风事。我父亲久不问政治，但以历经沧桑世变的过来人和陈毅闲谈自己的看法。陈毅认为值得写下来，并拿去介绍发表。一天，陈毅来电话，不巧我父亲外出，归后去电，他问：“午间哪里去了？”父亲答：“我约了几位故交在煤市街吃饭，是奉军时代北京市长周大文掌勺，清蒸鲥鱼好得很啊！”陈总故作责问：“我请鹤老去北京饭店吃四川名菜烤牛头，花了好几十元。你请老朋友吃好菜，就单单把我陈毅忘了，硬是看不起我哟！”我父亲连忙解释，那个小饭馆来往人太杂，不是他这位“一品大员”去得的所在。他一听之下，提高嗓门道：“我至今还挂名兼上海市长，和周大文是同行。我这个陈市长去拜访他周市长，有何不可？交个朋友嘛！我还要向他领教做菜的本领，学样手艺嘛！”打完哈哈，陈毅这才告诉我父亲，他从周恩来处获悉：“毛主席日内要约见，具体时间直接通知。”
6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派车来接我父亲。我是奉命陪同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去见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车子在静夜飞速驶向府右街，穿越怀仁堂，北折进入中南海甲区，一瞬间于游泳池畔戛然而止。从甬道转入，只见一顶硕大的帐篷覆盖池边，一张办公桌和一方八仙桌，几把藤椅，一个小铁床、一只帆布软榻，这就是毛主席夏令临时办公和休息的处所。警卫员先行入内通报。毛泽东立刻自餐桌旁迈步伸出手来说：“冒先生，欢迎你！”接着，他问我的名字，我回答：“舒湮。舒展的舒，湮没的湮。”他含笑说，以“湮”字作名字的很少见。我答：“原来用的‘□’字，作恭敬解。我第一次用‘舒□’笔名投稿时，排字工人误将言旁植为三点水。我忖思，这样也好，免得言多必败，就此‘湮’下去了。”他忍俊不禁：“这也好嘛！一开一合，一浮一沉，对立矛盾的统一，集中于你一身了。”
父亲为我介绍：“舒湮在抗日战争时去过延安，见到主席。”他端详着我，微微皱起眉头：“时间太久，记不清啦。”
李维汉、胡乔木和吴冷西同志在座。这时，乔木同志插话：“舒湮同志38年来过延安，见到主席。”他“哦”了一声，随即引导我们坐在餐桌旁。
他这时方独自用罢晚餐，菜肴还不及撤除，四个什么菜我已印象模糊，但瓦煲腊味饭和一碟海椒却记得很清楚。主人虽时在炎夏，犹嗜肥鲜，说明体魄、胃纳的强健。餐桌上放着开樽的长白山葡萄酒。他唤人再取过两只高脚玻璃杯，亲自给我们斟酒。父亲年迈，戒绝烟酒多年，拱手辞谢。主人劝说：“这是野葡萄酒，老年人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他举杯相邀，先自干杯，父亲经不住主人的殷勤劝酒，也一饮而尽。
警卫员用托盘递上两盅盖碗茶。他取过茶盅，放在我父亲面前，掀开碗盖，说声“请”，又指另一碗茶对我说：“用茶。”我欠身自行接过青花薄胎细瓷的花碗，陡忆儿时在家乡过年时曾见此物，也想起20年前访问延安时宴会上那张大红通知单。
那时，我们在一间寻常的瓦房，会见了这位叱咤风云的神话般人物。斗室的蜡烛，10年后照亮了神州大陆。也是一个深夜，刁斗星寒，一个颀长的形象突现在眼前，显示着不同凡响的睿智、机警、极度精干老练的器宇，在两小时的交谈中，我们纵横中外、涉猎广泛的话题。他的辩才无碍，使人相信他通晓古今，顺时应变的雄才大略。在临别前夕，毛泽东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联名具柬邀宴我们一群青年记者，就是那张古老的大红通知单和分列主客的席次，至今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
毛泽东看见了我父亲发表的有关整风文章，于是话题便从这里开始。
“老先生讲得好啊！”他神采奕奕地说开了：“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我父亲自称行年已八十有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的吧？”
毛泽东不住颔首倾听。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领袖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他随即以浅显的语言，对老人阐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又说，维新派在60年前提倡革新，变法失败，流了血，给了人们教训。2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倡革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你我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通路上的人”。他不是推崇某一个人，而是以一个革命家应有的襟怀，对爱国主义先行者们的肯定。凡对人民曾经做过好事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正讲着，朱德信步踱入。毛泽东向朱德介绍我父亲。父亲喜出望外，不禁拱手道：“老朽此生得见当代两大英雄，曷胜荣幸！”
朱德连忙摆手逊谢，绽开憨厚的浅笑。
毛泽东拾起筷子指着饭碗朗笑。“英雄也靠人民的粮食生活呀！我们并非神仙，也是吃人间烟火食的凡夫。”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尊神，也表示拒绝接受这个称号。
我父亲指着我说：“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他跑了。”
毛泽东目视着我，和蔼地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敌人。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我们从前也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呃，呃……”
毛泽东博学多闻，熟读史书，而且出语寓庄于谐，说来娓娓动听。“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成功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最后，他们谈词的问题。一代风流人物谦虚地说：“愿闻高见”。我自愧未承家学，仅记得我父亲提到：“诗变为词，小令衍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83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练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泽东真是风趣的解人。“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陷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了。”
我父亲继而表述对300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认为：“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他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重遣词雅训，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能并美。”
他这时看了看表。“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睹为快。”
我将父亲的手稿本《疚斋词话》、《四声钩沉》、《宋曲章句》等4大册递交父亲转呈。领袖含笑接过，道声：“拜读。”
我父亲起立告别。毛泽东握着我父亲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
毛泽东一定要送我父亲。他指着一泓碧波说：“我每天就在这里游泳。”他走了一程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现在党内整风。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父亲略一思索，继续说，“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虮虱所苦。虮虱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他侧身问我，说没听清楚两个字，是否指的那种寄生于人体和动物身上白色的小虫子？说时，他用拇指捻着食指形容着。
我立即回答：“主席，正是的。”
“讲得好呀！”他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
一刹那，不觉已走近汽车旁，警卫员拉着车门，毛主席这时伸手掩护老人的头顶，叮嘱：“当心脑壳！”
他深知年开九秩的老人是不太可能重游京华了。此生最初的一面，也许就是最后的一面吧？他伫立良久，目送过去一代的人物行将与这世界告别。
汽车驶去好远了，我们依稀望见毛泽东高大的背影缓缓向归途移动。
（舒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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