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乳名）由苏联回国后被毛泽东起名李敏。
在延安，李讷幼时由一位姓景的年轻保姆照管。当然，那保姆也是中共党员，为毛泽东和江青带小孩也是“革命工作”的分工。但江青性格怪诞，每每为小李讷的琐事与她发生冲突。小保姆虽竭力忍让，但总不能尽如江青之意。江青甚至骂她是“坏人”，是故意破坏。毛泽东虽不满江青的任性，但“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只好更换保姆。
1947年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泽东转战陕北。江青和7岁的小李讷也随同毛泽东行动。此时李讷已到学龄，却无法上学，只得由毛泽东身边的参谋、干事等人抽空教她点儿文化知识。毛泽东多少军机大事还顾不过来，怎能顾及这等小事。江青也没有耐心教育女儿。直到1948年春天，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局面安定之后，李讷才与若干名和她情形类似的“中央首长”子女及其他一些随军的孩子一道，开始上简易小学。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江山初定。李讷才正式上小学，随后上中学。她上的小学北京西郊的育英学校，是专门为高干及烈士子女设立的寄宿制学校，从中学起，她就开始在学校起居，周末才回中南海家中。
李讷天性聪明，学习用功，有理想，在毛泽东教育下对自己生活也有严格的要求，但她身体一直不佳，常爱闹病。1959年秋天，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因毛泽东酷爱历史，从小就培养李讷对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兴趣，遂使李讷也喜爱历史了。
可以想象，以毛泽东之尊，江青之骄，李讷在北京大学无疑是个极特殊的人物，绝非其他“中央首长”的子女可比。不过，李讷仍住校，每个周末才回家，周六晚饭与父母共餐。她回家均是自己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从不乘小卧车。在刚上学的一小段日子里，不少同学甚至不知道她就是毛泽东的女儿。不过，北大校方、党委对她可不敢怠慢，专门选派了一名“又红又专”正派可靠的姓郝的教师全面负责她的学习及生活。李讷性情清高、固执、自负。这本是她这个年龄，这种身份的女孩子易有的特点。因此，她也不时与周围的人发生争执。一次周末，李讷感冒发烧，仍坚持要乘公共汽车回中南海家中，这中间还得换车，郝老师出于“对党、对毛主席负责”的精神，怕她在路上会出差池，坚持不让她走。李讷不高兴。但由于毛泽东严格规定李讷往返学校不得用小汽车，所以，人们根本想不起用小车送她。而学校又无法与中南海通电话，直到晚上，江青不见李讷回家，打电话来问，才知道她病了。
在60年代初困难时期，李讷也与同学们一道在学校吃食堂大灶，同样挨饿，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也只是周末回家时可以与父母共进晚餐。毛泽东、江青当时按规定可吃“小灶”，四菜一汤而已。毛泽东见全国不少的人在挨饿，甚至饿死人的事屡屡发生，心感愧疚，也削减了自己的伙食标准，而且一度表示不吃肉。据说，李讷与父母共晚餐，往往连盘子都用开水冲冲喝掉。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身体不好，在《解放军报》挂了个编辑的名，也穿上了向往已久的绿军装。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涛掀起。
8月初，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造反”洪流不可阻挡。李讷也在解放军报社领头造反，化名“萧力”（小李之谐音）。“萧力”实际上成了军报文革运动的灵魂和首脑。不久后，她“为众所推……”，当上了堂堂《解放军报》总编辑。
进入1967年后，李讷又不怎么管军报的事情了，她成为毛泽东个人的联络员或“代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学运动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到了1968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分为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兵团”为首的“天派”，和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为首的“地派”。两派在各自的校园内占领楼房，设置路障，以长矛、强力弹弓为主大搞武斗，互相抓人、斗人。其中清华大学公然动枪纵火，烧了楼房，打死了人。北京大学两派从校园打到校外的马路上，连公共汽车也被抢去做攻打对方“阵地”的“土坦克”，以至市区赴颐和园的交通中断。于是，在李讷的汇报之下，毛泽东下决心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集合工人和军人徒手冲入名牌大学、强行制止两派武斗并解散两派组织，是为后来的“工人阶级领导学校”之始。在制止武斗这点上，李讷是有功劳的。除了她，别人是不敢并难以向毛泽东汇报运动中的严重问题的。
1969年春，中共“九大”之后，全国范围的无政府状况结束。大约在1970年左右，毛泽东为了“锻炼”李讷，使她日后更快进步，让她奔赴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对父亲的话是“坚决照办”的。
毛泽东乃大智大勇之人，对爱女政治上的“进步”甚为注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讷当时年届三十，仍孑然一身，没有爱人，怎能正常？
本来，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对子女婚事甚为开明，并不包办，也不讲究什么“门当户对”。他的长子毛岸英，找了个一般的中共烈士之女；次子岸青，娶的是嫂子之妹；大女儿李敏，与中将孔从洲之子结婚。孔从洲原是西北军将领，1946年起义，不消说，其地位身份与毛主席差得是太远了。
可是在“五·七干校”中，偏偏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姓徐的年轻人，本是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东北人，出身农村，文化不高，但生得眉清目秀，机智灵活。徐某性格好动，为人热情，他见李讷终日落落寡合，无人与之交往，便不时邀她打球、聊天，或者一块干点农活什么的。一来二往，两人渐渐熟稔起来。干校的领导和周围的人们，对此虽然也略知一二，但因这两个人地位、性情、思想等方面差距太大，所以并不往深处想。他们见李讷平日很孤独，也乐于有个人照顾照顾她，以免她心境不佳，出麻烦事。
他们是大错特错了。须知，这二人之间差距再大，却也是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井冈山下田园般的“五七干校”的特殊环境中，竟产生了恋情，很快便共坠爱河。等到周围的人们及领导发觉二人“情况有异”时，二人已经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了。
这下可惊呆了干校当局和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毛泽东与江青的独生女怎么能与一个工农出身的“小战士”恋爱？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此事被紧急报告给毛泽东。干校负责人和中央办公厅领导甚至已经自请处分了。对李讷人们不敢怎么样，徐某则被“看”了起来，就等“发落”了。于是，固执、任性的李讷从干校上书给父亲，请求与徐某结婚。
面对这个局面，毛泽东毕竟有大英雄的气度，毅然在李讷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并让将报告转江青阅。江青对此事毫无精神准备，心虽不甘，但见“事已至此”，又有毛泽东做主，也只得签字同意。也许，毛泽东在这时想到自己当年以一个农家出身的穷书生，竟能与留洋归来的湘省头号大学者杨怀中先生的“女公子”结婚的往事。不过，现今这位徐某却绝无当年毛泽东所具有的才干文采。
这样，徐某与李讷于不久后正式结婚，婚礼没怎么声张。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此事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然而，仅仅几个月后，问题便出现了。
李讷新婚宴尔几个月后，婚姻就维持不下去了。二人各方面差距是如此之大（恐怕是全中国差距最大的一则婚姻了），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新婚的新鲜感一过，怎能不产生难以克服的困难呢？结果，两人分居，徐某被“保送”入河北省某大专院校学习。李讷已怀有身孕，后生下一个孩子。又过了年把，二人正式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江青虽也起了一点作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李讷自己，是她自己感到这桩婚姻维持不下去的。徐某在大学毕业后，便复员回东北老家去了。其后，虽然也有热心人想为她介绍对象，但均未成功。
1974—1975年，李讷的地位不断上升，先后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书记处书记之一）。无奈，李讷由于婚姻受挫，精神不佳，的确难以承担重任。对此现实，毛泽东终于也以悲哀的心情接受了。
1976年10月之后，李讷虽不担任市委书记职务了，身体状况仍无起色，精神更为不佳。李讷被中央办公厅安排在北京西城区的一所独家小院内，与已长大的儿子和一位保姆同住。
到80年代初，李讷身体好转一些，遂要求工作。她毕竟是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于是，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某研究机构的资料室工作。
李讷的儿子叫李小宇，生得聪明活泼。他小时候常对人称，“我外公是毛主席”。实际上，他也是江青唯一的一个第三代传人。这个孩子的存在及成长，给苦闷中的李讷增添了许多欢乐。他的父亲（徐某）在离婚时尚不知有这孩子，后来才知晓。他已在老家再婚，并赴京看望过自己的儿子，其情其景，外人就难以尽述了。
直到1985年左右，李讷才正式再婚，对方是一位姓王的军队副师职干部，原系南方某军分区副司令员，妻子亡故，已有儿、孙。两人结婚时，李讷已四十多岁，王某已年过五十，倒也合适般配。王某被组织上调到北京，退出现役。结婚后，李讷基本上不上班了。在江青生前，李讷作为江青唯一的成年直系亲属，获准每两周赴京郊秦城监狱探视江青一次。据说，她每次探母归来，总要郁郁不乐一两天才恢复常态。
李讷身高体胖，从背后看颇有毛泽东遗风，面目又酷似江青，常戴眼镜，待人和气，举止稳重，不多讲话，倒是应验了毛泽东给起名的“讷”字。
（小卫）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