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1957年3月。那时，我正光荣地出席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主席到会作了极其重要的长篇讲话。这篇著名的讲话，已经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一个伟大历史文献。
就在这次会议进行期间，一个晚上，毛主席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一部分同志，我也荣幸地接到了通知。走进接见厅的时候，毛主席正满面春风地站着，同先来的同志们握手交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主席面前。主席微笑着同我握手。当听到别的同志介绍我的名字以后，他不住地用力摇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呵！”这简短的一句话，使我激动不已。
毛主席问我，对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那次会议按照“双百”方针，对遗传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鼓励我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彻底解除了我思想上的负担。当时在苏联，错误地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遗传学的两派争论。他们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把“基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捏造”，是“反动的”；而把苏联人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甚至还人为地把研究生物遗传和变异客观规律的遗传学分为“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这样，他们就以强制手段推行一种学派，压制和禁止另一种学派。这种错误思潮和办法，当时对我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一阵子，我们在大学里也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所谓“怕”，其根源就在于此。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次接见，进一步解决了遗传学研究工作中的障碍。从此，我国的遗传学界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各种理论，各个学派自由探讨，畅抒己见，取长补短，大大推进了遗传学的发展。我自己也在复旦大学重新开了课。
宣传工作会议以后不久，1957年7月，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我又一次见到了他老人家。
1958年初，春节将临的一个傍晚，我在学校刚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杭州去。同行的还有周谷城、赵超构两位同志。我们猜想，可能是毛主席叫我们去，等我们上了飞机，这猜想便得到了证实，飞机座舱里的陈设，同我们见到的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完全相同。毛主席是派了他的专机来接我们的。当时，我们的激动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们到达毛主席在杭州下榻的处所已是晚上10时以后。当我们乘坐汽车到达的时候，毛主席已经站在门前等候我们了。他亲切地把我们迎进室内，那里陈设十分简朴，1张方桌，4把椅子。主席和我们3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毛主席十分关心遗传学的发展，他再次关切地问我：“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
谈话进行到深夜，主席邀我们共进晚餐。我们边吃边谈，餐后又继续谈下去。主席的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两点钟，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已经两点了，你们太累，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从主席住处出来，到我们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主席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等我们上了车才回去。
那次接见以后又过了两年多，196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最后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主席这次一见我就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我说：“没有什么顾虑了。”当时上海市委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领导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搞起来，并且讲了当时的打算。主席听了很高兴，频频点头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上海市委支持下，我们复旦大学把1959年成立的遗传研究室加以扩大，在1961年底建立了遗传研究所。全所设置了3个研究室，在辐射遗传、医学遗传（包括分子病）、微生物生化遗传和进化等方面，按照国家规划开展了系统研究。到1965年的4年内，我所人员共发表了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了专著、译作和讨论集16种。
1974年，毛主席已经重病在身，却还记挂着我的工作。他老人家特意嘱托王震同志在路过上海的时候带来口信，关切地询问我：“这几年为什么没见到你发表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是正确的嘛！”还鼓励我用马列主义观点指导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听到王震同志转达毛主席的关怀和勉励，我万分激动，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作出新的成绩，为发展我国遗传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谈家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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