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达重庆这一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山城，给广大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听到毛泽东要亲来重庆，我们兴奋异常。随后，我就向徐冰同志表示，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急于想同毛泽东谈谈。不久就收到了毛泽东的请帖，约我和君展于9月12日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吃午饭。是日上午8时，我和君展徒步前往红岩嘴。
一见面，毛泽东一手拉着君展，一手拉着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我们和毛泽东阔别20多年，山城重聚，快何如之。毛泽东和我畅谈了当年在北大时的情景，追述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事情；君展回顾了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加入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往事，以及1920年君展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泽东约了许多新民学会的人在半淞园欢送并摄影留念的情景。故人叙旧，格外亲切。随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延安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泽东告诉我们，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回想初到陕北时，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动。这时君展才不得不把我们买东西给毛泽东的经过谈出来。事情是这样：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那时我们都在北平，徐冰、张晓梅夫妇来我家说：“现在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我和君展听了这些话，当即决定由我们拿钱去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泽东。徐冰同志还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君展与张晓梅同志两人就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些火腿、怀表、布鞋等。东西买好拿走时，晓梅同志问：“要不要毛主席的亲笔收条？”我们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不要，不要！”席间，经君展这么一谈，毛泽东说：“啊！原来那些东西还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前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来访，带来了当年毛泽东收到我们赠品的回信复印件，信的内容热情洋溢，令人深受鼓舞。几十年之后拜读之下，倍感亲切，更增加我们对毛泽东的怀念。
我们当时还向毛泽东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勉励我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泽东这样一番指点和推动，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这天，同桌吃午饭的有周恩来、华岗、熊子容同志，还有两位同志，我记不起是谁了。我们为这样的欢聚高兴，又为毛泽东深入虎穴担心。所以当我们向毛泽东告辞时，君展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彼此心领神会，一笑而别。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同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我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毛泽东授意周恩来，让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后来，由我和袁翰青、薛愚、黎锦熙、叶丁易等同志署名写了工作报告，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刷厂排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与会代表人手一份。从此，九三学社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正式成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了。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成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提议可以解散。我们酝酿解散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先是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我也参加的人民救国会也要解散。因为救国会的成员都在北京，大家同意解散，签名后就解散了。而九三学社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重庆。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我们与重庆的社员一时联系不上，还作不出解散的决定。及至将要商讨作出决定时，亦即1950年3月间，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当他听到救国会解散时，很为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又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当即表示不同意，并由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了他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向我们阐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九三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此，九三学社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动成员做好岗位工作，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作出了贡献。
（许德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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