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连暲1894年生于福建汀州一个勤劳笃实的穷苦人家庭。为得到一点救济，11岁时加入了基督教。后由于他聪明好学，得到别人资助，从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毕业，成为教会医院的医生。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反帝斗争在全国兴起，福音医院英国院长逃离汀州，傅连暲被推举为福音医院院长，使他亲身体验到革命的威力和作用。1926年，傅连暲读了瞿秋白主编的《新社会》旬刊，使他的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并和当地的中共党员有所接触。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途经汀州时，福音医院接纳了300多名伤病员，经傅连暲医治的著名人物就有陈赓、徐特立等。在此期间，傅连暲曾找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关于人道主义和宗教信仰的一席话使他深受教育。
1929年3月15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打进汀州城。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太好，有人说他可能患了肺病。3月29日，毛泽东同朱德来到福音医院，一方面为检查身体，一方面视察了这所为革命服务的医院。傅连暲为毛泽东仔细检查了身体，认为没有肺病，毛泽东非常高兴。傅连暲这次下决心要参加红军，就提议要把福音医院改成红军医院。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我们这次来不能久住，很快就要撤走。这样一个大医院，要搬走谈何容易。我们有了伤员可以送来，但医院名字不要改。信仰也不要改，信基督教嘛。”傅连暲被说服了，就这样，由教会出钱，给药，红军来看病，一举两得。
毛泽东在离开汀州前，还向傅连暲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他用福音医院的名义订几份报纸，通过地下党转送给他。傅连暲听一个红军干部说过，毛主席为了搞到敌人的报纸，曾经派一个连的红军同敌人作战。在红军没有电台的情况下，报纸是多么需要啊！于是，他很快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超然报》。他化名郑爱群，通过汀州邮局的邮递员、地下党员罗旭东，将报纸转送毛泽东。毛泽东收到报纸，也往往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收条：“×月×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
从那时起，傅连暲没有看到毛泽东，心中很惦记毛泽东的身体。1930年秋天，他在包报纸的时候，多包了一包营养药，请地下交通站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收下了药，但分给了其他几位首长。后来，他和毛泽东见面时谈起这件事，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不是叫郑爱群吗？我也是爱群呵！”
1930年，傅连暲的一半住宅被一个国民党敌团长强占，据为“公馆”。不久，汀州吃紧，传说红军就要来到，敌团长急着要撤走，但他堆放在傅连暲家里的一大堆金银绸缎无法带走，敌团长及其姨太太急得直跺脚。傅连暲灵机一动，向敌团长建议把装着军用地图的箱子腾出来装金银财宝，把军用地图暂交给他保管。敌团长同意他的做法，红军还没到，就逃之夭夭了。傅连暲得到这些军用地图如获珍宝，他把地图交给段奋夫和郭化若，请他们再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利用这箱军用地图，率领红军打了许多胜仗。
1932年春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齐集汀州城，研究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的问题。4月3日，毛泽东率领东路军乘船出发东征漳州。傅连暲怕毛泽东生病，特派陈炳辉随军照顾毛泽东。攻打漳州这一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消瘦了。10月以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说下，毛泽东住进了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治病。傅连暲认真地为毛泽东作了检查，经过X光透视，肺部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在痰里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是，根据病状，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可能。傅连暲除了按时给毛泽东打针服药以外，为保证身体健康，每天下午5点钟，还邀请毛泽东到疗养所附近的北山散步。有一次，毛泽东在一棵挂着胶汁的松树下站住了，用手指着胶汁对傅连暲说：“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疤上流出来的，树受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恢复健康。是不是这样？”傅连暲听了，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的才华，他想，我在北山转了多次，也常常看到它，都没想到它还能说明医学上的一个重要道理。
还有一次，傅连暲请毛主席到自己家里做客，傅连暲把自己的家世、学医经过，向毛泽东作了简要介绍。毛泽东边听边插上几句话，最后说：“你能参加革命工作，很不简单啊。我们的医院，还应该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人。”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傅连暲，在困难时期，不必做那么多菜，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要铺张浪费了。傅连暲脸红了，感到毛泽东的诚恳批评，切中了自己的缺点：生活有时不够朴素，比较讲究面子。他想了想，说：“主席，我一定改！”
有一天，傅连暲同毛泽东谈到了医院改编的问题，他非常希望摘掉头上基督教医院这顶帽子。这次毛泽东同意了，说就把福音医院改成“中央红色医院”吧！毛泽东又问：“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办？”傅连暲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把医院搬到瑞金去。我们全家人也一起搬去！”
这时期，毛泽东和贺子珍的一个男孩出世了，傅连暲为贺子珍接了生，又把这喜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兴冲冲地到医院探望，看着襁褓中的小男孩，心里非常喜爱，并给这个男孩取了个名字叫毛毛。
毛泽东在汀州一边养病，一边还搞调查研究，有时傅连暲也参加。毛泽东对汀州的干部有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要接受群众监督。经毛泽东的工作，汀州的经济一时活跃起来，竟然获得了“红色小上海”的美誉。他还把对汀州干部的指示写成文章，后来成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汀州休养了4个多月，他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影响了傅连暲，使他真正懂得了一个革命者应该怎样勇敢地为人民献身。这4个多月，使傅连暲终生难忘。他一直以能有这样的机会和毛泽东交谈和接触为荣，因为他有医生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党内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能随时得到毛泽东这么多的关怀、启发和指导。这对促进傅连暲世界观的转变，无疑具有很大作用。
关于医院改名和搬迁的问题，毛泽东让傅连暲到瑞金专门请示了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傅连暲认为，毛泽东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再请示副主席呢。但是毛泽东说，这只是个人意见，决议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1933年初，中央政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汀州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时，正式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任命傅连暲为院长。
医院建立以后，毛泽东经常到医院视察工作，探望傅连暲一家。在福音医院有一段时间，红12军军长伍中豪患急性肺炎住院，毛泽东和朱德天天轮流探望。毛泽东坐在他旁边，摸摸他的头，问长问短。傅连暲说：“主席，肺炎容易传染，您不要坐得那么近。”毛泽东笑着说：“自己的同志生了病，怎么能不关心呢？”接着，他告诉傅连暲，对待伤病员，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爱护他们，体贴他们，这样，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傅连暲听了非常感动，连忙点头。
1934年9月，正当中央红军准备突围出去进行战略转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了，高烧到41度，一连3天没吃东西。张闻天马上派傅连暲前往治疗。从瑞金到于都180里，傅连暲骑了一匹骡子星夜兼程，于第二天傍晚赶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躺在木板床上，额头上敷着冷毛巾，脸色通红，人更消瘦了。他说：“傅医生，现在情况这样紧张，我没时间害病啊。”他在病痛中还同傅连暲开了一句玩笑，说限3天把病治好，要立军令状。傅连暲深受感动，答应了。在没有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靠问诊，详细检查了毛泽东的身体，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给他吃了奎宁片，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几天后，毛泽东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讲起了古代名医华佗的故事，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为了感谢他，毛泽东特地叫警卫员煨了一只老母鸡送给他吃。傅连暲有定量进食的习惯，这只鸡他吃了3天9顿，才算全部报销。毛泽东当时正在于都调查红军的突围路线，他的健康和红军的存亡紧密相关，有许多老同志深深地记得这件事。他们说，要不是傅连暲这次于都治病，很难说有以后毛主席对长征的正确指挥和领导，所以傅连暲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一大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就在傅连暲要随红军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和贺子珍决定把他们心爱的小毛毛托付给傅连暲的妻子。傅连暲嘱咐家人，一定要把毛毛带好，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毛主席一定会领导我们胜利的。后来，因敌人追捕傅连暲的家人，为安全起见，毛泽覃把毛毛接走了，并秘密地托付给另一户人家。但是，1935年，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人们再也找不到毛毛了。
长征途中，傅连暲一边行军，一边仍然担负繁重的医疗保健工作。红军女干部有好几位在长征途中分娩，都是傅连暲为她们接生。一天晚上，在傅连暲的看护下，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和毛泽东的第4个孩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贺子珍只能把这个孩子送给当地老乡收养。她连孩子的名字都没有起，就由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把女婴裹好送走了。毛泽东知道贺子珍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一天下午，队伍快到贵州边界时，傅连暲连人带马掉进了离路面足有三四深丈的河里。幸好，他摔落在岸边水里，很快就被救上来了。但是，马被水冲走了，行李和小药箱也丢失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警卫员把自己的一床被子抱来送给傅连暲，并一定要他收下。傅连暲抱着被子，心里暖融融的，但又感到很不安。因为他知道毛主席只有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现在，被子给了自己，毛主席只剩下一条毯子了，特别是气候日渐寒冷，毛主席如果生了病，可怎么办？但是要送回去，毛主席一定会不高兴的。想来想去，暗下决心：只有用自己加倍的工作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吧。
党中央到延安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傅连暲任院长，并负责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在医院分不分科的问题上，毛泽东支持了傅连暲要分科的主张。当时，他正在吸烟，他说：“天底下哪有万事不求人的事，这根烟，就不知要多少人做工，才造出来。一个人全包下来，那只有喇叭筒筒，没有香烟了。”就这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医院分科了。
在延安，傅连暲得知家里的真实情况，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妻子和孩子们经过一番浩劫后活了下来。但是由于抓所谓傅连暲AB团的问题，他的女婿陈炳辉和女儿傅维莲却为此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同时，死在自己人设的刑场上的还有外甥黄城和两个学生。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走来走去，过一会儿，摊开手说：“有什么办法？我们有些人，你们怎么说他呢？他是一颗心为革命，可是，他们却总干蠢事。叫人心痛啊！”一天，毛泽东对傅连暲说：“请周恩来在西安给你家寄点钱，先试试，能收到以后再多寄些。”毛泽东为此事还给有关负责人专门写了批条。从此，傅连暲家里每年都能收到几次先从西安、后从重庆寄来的钱，一直到19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后才停止。
1938年，毛泽东因牙齿不好，派傅连暲到西安去买药，并请一位牙科医师来医治。傅连暲离开延安前，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向党组织送交了入党申请书。任务圆满完成了，毛泽东高兴地对傅连暲说：“我看你可以入党！基督教徒成为共产党员，这很有教育意义，很有说服力！”毛泽东接着说，“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现在不应该有什么阻碍了，党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当然，入党是要党员举手通过的，问到我么，投你一票，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一票！”傅连暲听了激动得一时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这一票，是多么不平凡啊！这以后，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傅连暲参加中央党训班学习。同年9月7日，傅连暲由党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做介绍人，被正式批准入党。在他的入党志愿书个人历史证明人这一栏上写上了“毛泽东”3个字。
1944年，当傅连暲50岁的时候，党中央破格为他举行祝寿会。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参加了，许多单位和同志都送了贺词和寿幛。周恩来在代表中央的讲话中指出，傅连暲参加革命队伍，加入共产党，这是党的胜利，我们之所以给他祝寿，是因为他是有功之人，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感谢他。那天，毛泽东因为工作忙未能参加，第二天看到他时，紧紧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50大寿！”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理事长、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分管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和中华医学会的工作。傅连暲对工作认真负责，医生们要定期向他汇报工作，遇事可以随时找他，甚至医生开的处方他也要过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化验工作落后，一种新药开用之前，傅连暲都要亲自尝尝，扎针也要先在自己身上扎。他认为确实无副作用之后，才给中央首长使用。
傅连暲向来诚实待人，刚正不阿。在延安，他对江青影响毛泽东健康的行为，提出过批评。为此，江青对他一直怀恨在心。
1946年冬，康生在晋绥土改中推行极“左”路线，许多党员、干部惨遭迫害。傅连暲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于1947年10月17日写信给毛泽东，坦率地说：“真正恶霸死伤个把情有可原，若侵犯了中农甚至伤害了贫农以及少数干部，那就不应该了。尤其是一脚踢开更要不得，我们决不能过河抽板。”对毛泽东能如此直言不讳，在当时实属少见。
抗美援朝时，党中央本拟委派林彪为志愿军司令员。但是，林彪称病，拒不出任。鉴于林彪长期称病，1953年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对林彪进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暲开个有病的假证明。傅连暲没有听从他们的摆布，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全面检查的结果，告诉叶群，林彪没有什么大病，劝林彪要改变生活方式，多注意户外活动，要见阳光，多喝水，多吃青菜水果等。事后，傅连暲如实地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诊情况。毛泽东于是手书一首曹操的诗《龟虽寿》赠给林彪。其用意既有对林彪的鼓励，也含有对他的批评。为此，林彪十分嫉恨傅连暲，总想有一天要除掉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下令对傅连暲“要往死里整”。于是，抄家、游斗接踵而来。几天时间，他就被整得连路也走不动了。1966年8月28日，傅连暲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救信。信上写道：主席，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于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9月3日，毛泽东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但是林彪一伙对此批示严加封锁，暗中连续捏造罪名。他们经过一番炮制，给傅连暲扣上了“走资派”、“出卖毛主席健康情况”等罪名，予以逮捕，把他投进监狱。1968年3月14日入狱，29日傅连暲就含恨死去。死时，他手上还戴着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的血疤。
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了，但是“四人帮”又猖狂起来，傅连暲的冤案仍然得不到平反昭雪。直到1975年5月17日，82岁的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沉痛地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当时知道已晚，无力回天的心境。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傅连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像傅连暲这样一位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却被迫害致死，其惨痛教训发人深省。傅连暲虽然永远离开我们了，然而他的名字却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他永远是人民的“傅医生”。
（郝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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