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创作谈:我们对于母亲以及苦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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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亮

    早想写一篇有关母亲的小说,构思良久,却迟迟没有下笔。只因母亲这个概念太大,我总是寻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切点。

    去年的一天,与一位多日未见的老朋友相聚,惊闻他的母亲于前些天去世。我认识朋友的母亲,我吃过她做的饭,喝过她沏的茶。我和她聊过天,她的话不多,却很到位。与这个年龄中国的大多数母亲一样,她经历过饥饿、文革,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惶然。不同的是,她还经历过婚姻的失败。我总结了一下,她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特别是,她有朋友这样一位儿子。

    朋友之前,她已经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可是她还是留下了朋友。朋友是她从路边捡来的。

    朋友是个好人,可是对于他的母亲,朋友表现出极端抵触甚至于丑陋的一面。在他得知自己的身世以后,便不再叫自己的母亲为妈妈;他读了四年大学,却没有回过一次家。后来母亲坐着火车去大学里看他,却在校门口倚着墙根睡过去。朋友说那天他哭了,哭完,仍然对母亲爱理不理。他说血缘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当明知没有了血缘,对面前的那个人,也就再也没有了那种“血浓于水”的感觉——哪怕她救过他,养育过他。他说他不想欺骗自己。

    问朋友,后悔吗?朋友说,当然。说着又流下眼泪。

    于是就有了这篇小说。朋友便是三贵的原型。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事实上全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情节都是虚构的。但当我把小说初稿拿给我的编辑朋友看,他说,比真实还要真实。

    我知道他并不是在夸我。他夸的是小说里面的人物。他夸的是那种环境下的小说里的人物。或者说,他夸的是母亲的苦难。苦难不仅能够产生阅读的快感,并且能够产生出独特的艺术美感,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编辑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我承认,或许我放大了“这一位”母亲的苦难,但是我绝对没有放大“这一群”母亲的苦难。那个年代里的母亲,注定苦难相随。

    苦难叙事永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是,苦难永远都不应该被美化。恰恰相反,我认为所有的苦难,都应该被诅咒。

    这与它的真实性、现实性,与它的艺术美感,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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