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知县段光清低调务实，又怎样成功化解危机？两位官员，一个救火，一个添乱，一起盐粮案考验出为官者怎样的能力与素养？
第一回纳粮不均起风波
咸丰二年（1852年），浙江省宁波府鄞县，正值春节期间，大家都走亲访友，五湖四海地闲聊。这一闲聊，就聊出了问题。
鄞县南乡周韩村有个国子监的监生，也就是最高学府的学生，叫作周祥千。春节的时候，亲戚朋友在周家聚会，不约而同地聊起一件事情，都觉得这事情特别不公平。那是什么事情呢？是鄞县多年以来，纳粮不均的问题。
清朝税收的大头是田赋，也就是针对农田征收的税收。每一个拥有田地的人，都有纳税的义务。纳税的多少，和个人的身份没有关系，只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拥有田地的面积大小，第二是田地的质量好坏。拥有良田多的富豪地主，交纳的税钱就多；只有一小块薄田的小户人家，交纳的税钱就少。但是，田赋的实际征收情况却极其复杂。
一块农田面积有多大，是好是坏，不是所有人说了算的，而是官府说了算的。官吏和差役们，说你的田是良田，哪怕是寸草不生的荒地也得按照良田的标准来交纳田赋。如果你的田地被水淹了一半，但是官吏们却硬是按照全部面积征收赋税，你也无力反抗。这些都让无权无势的百姓们敢怒不敢言。
鄞县的田赋完全是看人下菜单。本来大家都交银子，但是官府要求折算成铜板缴纳。不同的人，折算的标准不同，有“红封”“白封”的区别。鄞县当地的官宦人家、地主豪强，平日和衙门关系密切，交税的时候，他们用红纸包着铜板，自己投到柜子里，算是缴税完成。经办的书办、差役们在一旁附和，官员们碍于情面，从来不去认真数数红包里的钱是不是够数。当然了，官宦人家和地主豪强们也不会太离谱，不会应该缴纳一两银子，却在红包里只包一个铜板。本来，一两银子折合成铜板，也就一千枚即一千文钱左右。大家约定俗成，一般按照一两银子折两千二百文钱的标准缴纳税款。绝大多数百姓，只能用白纸包着铜板去缴税。鄞县官府常常逼老百姓以超过三千二百文的标准缴纳税款。这就在无形之中多征了两倍多的税款。这多出来的钱财，就被官吏们当作灰色收入瓜分了。
就因为纳粮不均，社会被划分为“红封阶层”和“白封阶层”两个分裂的群体。鄞县的乡亲们怨声载道。
春节聚会的时候，周祥千和亲戚、朋友们，谈起了红白封的问题，大家都觉得特别不公平。有权有势的人少纳粮，普通老百姓却要多纳粮，替有钱人承担了很多成本，这不是“劫贫济富”是什么？
老百姓对现状不满，心底里幻想着有人出来挑头反抗，又担心有风险，不敢做第一个反对的人，更愿意跟在别人的后面，随大溜，走大路。
鄞县乡亲们的心态，也是这样的。大家在周祥千家聚会的时候，就怂恿周祥千出头，带领大家反抗红白封。
为什么大家选择周祥千呢？
首先，周祥千虽然属于红封阶层，却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层，同情一般老百姓，认为要统一标准，平粮缴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其次，周祥千有监生身份，也就是有科举功名。当时朝廷主要从各地秀才当中挑选优秀分子，送到北京的国子监读书。此外，清朝也允许百姓花钱购买国子监的监生资格，专有名词叫作“捐监的”。买了监生资格后可以直接参加乡试，竞争更高的功名。同时，清朝的捐纳制度，要求买官的人必须要有监生资格。所以，监生资格对考试、对当官都有用处，很多人都花钱捐监。
有了监生资格，就有科举功名，享受一系列政治权力，地方官府不能逮捕刑讯。
出于上面这两点考虑，大家就鼓动周祥千说：周秀才，我们平日里都佩服你，拥护你，你为什么不挑头带着大家要求平粮纳税呢？况且你有功名在身，县衙门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周祥千这个人，书生气比较重，老是觉得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必须是什么样子，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要改正。平日里，周祥千没少干打抱不平的事情。现在，他被人这么一激，心底里涌起了一股英雄气概来。
但是，周祥千不是毛头小子。他知道带头抗粮抗税兹事体大，弄不好是会惹出大祸的。平时遇到什么不公正、不平等的事情，大家这么一说，周祥千就揭竿而起，打抱不平去了。这一回，周祥千却犹豫了起来：要不要站出来，当第一个反对红白封纳粮的人呢？
周祥千的妻子当时也在家里，见丈夫有点犹豫了，立刻态度鲜明地站出来说，这事儿咱不参与。妻子的理由是：我们周家有田有地，还有家裁缝铺，日子过得挺好的，完全交得起税，纳得起粮，为什么要带头反对现行的税负？而且，带头反对官府的风险太大了，收益太少了。就算最后官府同意了，降低了纳粮的标准，我们周家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以，周祥千的妻子坚决反对丈夫出头闹事。
妻子的顾虑，周祥千肯定也知道。但是，没什么现实的利益和内心的正义感，双方在周祥千的胸膛里激烈碰撞。到底怎么办呢？周祥千决定，让天来做决定。他跑到附近的庙里算卦，看这事情是凶是吉。结果，算了三次，都是大吉。于是，周祥千下定决心，出头来带领乡亲们发起“平粮”运动。他提出的口号是：废除白红封，大家统一标准纳粮。周祥千提出的标准是，一两银子兑换两千四百枚铜板。
周围乡村的老百姓们早就对红白封不满了，早就对官吏差役们的盘剥不满了，只是苦于没有陈胜、吴广之类的人物挑头。一听说本地的周秀才勇敢地站了出来，终于有人挑头了，还提出了平粮的口号，而且制定的新标准能大大降低自己的负担，都很高兴，纷纷表示拥护。周祥千真可谓是振臂一呼，应者如云。没几天工夫，就有好几万人加入了平粮运动。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知县大人的耳朵里。当时鄞县的知县叫冯翊。冯知县知道了这事，肯定要有所反应。他不能等参与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了，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了再应对，那时候就来不及了。他肯定得从官府的角度早做打算。冯翊这个人，性格比较暴躁，工作方式比较单一。他反对取消红白封，反对统一纳粮，那么做的话县衙门的收入就要减少了，而且还要得罪当地的地主豪强。按照他的想法，把周祥千抓起来，擒贼先擒王，同时给闹事的老百姓们一个下马威，看他们还闹不闹。
但是，周祥千毕竟是个秀才，还有国子监的学籍，冯翊对他不能乱来，表面上还得是客客气气的。于是，春节刚过，冯知县就很客气地邀请周祥千来县衙门里“喝茶”。
双方寒暄后，冯翊问周祥千：“周秀才，听说你在乡间搞什么平粮？”
周祥千就很认真地向冯知县解释自己的想法和利益诉求。他说，平粮不是不交粮，该交多少税钱大家肯定按时缴纳，而且是以两倍多的标准缴纳，不会影响县衙门的开支需要，也不会影响知县大人的额外收入。大家只是要求所有人按照统一标准缴税，无权无势的人少交点，从三千多铜板兑换一两银子的标准降低到两千四，而有权有势的人家多交点，一律提高到两千四的标准。虽然前者交的钱少了，但后者交的钱多了。只是具体收税的官吏和差役们，从中分得的灰色收入就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应该说，周祥千的解释是相当坦诚的，把自己的意图和底线说得很清楚，也充分照顾到了冯翊这个外来知县的利益。冯翊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很低的政治素质和个人素养。他听完解释后暴跳如雷，痛骂周祥千煽动百姓造反。
冯翊冲着周祥千发了一通火后，做出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决定。他下令把周祥千关押起来，听候发落！为什么说冯翊这么做大错特错了呢？
首先，冯翊把周祥千抓起来，粗暴地关闭了官府和百姓谈话的大门，激化了自身和百姓的矛盾。冯翊这么做，也把许多保持中间立场的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当时有不少人，虽然不满官府的做法，但还不想公开站到官府的对立面，一直旁观周祥千等人的做法。听说冯翊把周祥千给抓了起来，这些中间立场的人站不住了：明显是冯翊没有道理，有错在先，还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把人给关了！这是什么道理？官府也太过分了！
其次，周祥千是什么身份？他不是一般老百姓，他是有功名的，算是地方绅士。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绅士阶层在地方上举足轻重，他们有威望，有钱，熟悉民间的实际情况，又熟悉官场上的话语体系，在百姓和官府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官府在很多地方事务上，比如社会治安、造桥铺路、文化教育等，都离不开本地绅士的支持。一个知县上任的时候，往往要抓紧时间拜访本地的绅士，遇到重大决策也要征询绅士们的意见。而冯翊，竟然在春节刚过，大家还沉浸在团圆和喜庆气氛中的时候，把一个绅士给抓了！这让鄞县当地的绅士阶层非常不满。官府做得太过分了！大家谈不拢没关系，但是你不能随便抓人。于是，一些属于红封阶层的人，也开始明里暗里地支持平粮运动了。
春节期间鼓动周祥千挑头平粮的那些乡亲，心里太过意不去了，开始组织人，约定时间，大家到县衙门口去请知县大人放人，要求他允许大家按照统一标准纳粮。参加的人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到约定的时间，咸丰二年农历二月二十日，鄞县有数万百姓，同时拥入县城。这好几万人当中，很多人情绪激动，有的人手里还操着家伙，当然不是兵器，而是锄头、扁担等农具。根据日后鄞县官府的报告说，人群中混入了土匪、强盗等不法分子，他们趁机打砸抢。
一开始，活动是和平的。当时的鄞县，地位非常重要，既是宁波府的驻地，又是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三个府的宁绍台道的驻地。县城里集中了道、府、县三级衙门。请愿活动聚集地是宁波府和鄞县的两级衙门，他们要求知府、知县答应群众的条件。
冯翊继续强硬对待。他调动县衙里的书办、差役和用人们，拿着兵器，守住县衙大门，拒绝与群众见面。百姓们很生气，很快失去了耐心，活动从和平走向了暴力，百姓冲进县衙，砸毁了大门。冯翊一看，大事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他翻墙逃跑了。老百姓找不到冯翊，就把衙门砸了一通，把里面的家具摆设、办公用品和衣服布匹等都拖到县衙外的广场上，堆成一堆，一把火给烧了。
就在大家烧东西，觉得特别解气的时候，有人跑过来，高喊：“大事不好了！”
原来，宁绍台道台罗镛看百姓闹事，把县衙门都给烧了，急忙坐上轿子，去搬救兵了。宁波在清朝是浙江水师的驻扎地，驻扎有浙江水师提督和部分军队。罗道台坐上轿子往水师提督衙门跑，请提督大人发兵。轿子没走多远，就被闻讯赶来的群众给堵上了。罗道台急中生智，还想端着官架子，吓唬吓唬百姓。谁知道老百姓不吃这一套，把道台大人给揪出来，先三两下把轿子给毁了，再簇拥着罗镛，想到城隍庙去评理。
现在，鄞县的三级衙门里，知县大人逃跑了，道台大人落在老百姓手中，还剩下一个宁波知府叫毕承昭。毕知府水平比冯知县高多了，比顶头上司罗镛也要明白。他知道不能激化矛盾，赶紧把周祥千给放出来。听说道台罗镛被群众押到城隍庙去了，他赶紧赶过去。毕知府赶到城隍庙，发现罗镛正被老百姓围在戏台上，接受“审判”呢！毕承昭急忙上去救火。
他说：大家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
老百姓说：我们要求把周秀才给放出来！毕承昭说：人我已经放了。
老百姓说：我们要求统一纳粮标准！毕承昭说：好，以后没有红白封了，人人平等。
老百姓说：空口无凭，万一你明天变卦了，怎么办？毕承昭说：那好，我现在就出一张平粮价的告示。说干就干，他马上写了以后宁波百姓统一标准纳粮缴税的告示，盖上知府大印，张贴了出去。
毕知府满足了百姓的所有要求，百姓们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大家一看，我们争取的目标全部都达到了，知府大人也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大家都散了吧。该回家的回家，该干活的干活，日子照常过下去。一场骚乱，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可是，宁波平粮案并没有这么简单结束，而是刚刚开始。问题就出在那两个不靠谱、不老实的官员身上。当天受到百姓羞辱的宁绍台道台罗镛和翻墙逃跑的鄞县知县冯翊，在百姓散去之后，不甘心，不承认失败，连夜跑到了杭州，向省里告状。一个说老百姓烧毁了县衙门，一个说老百姓羞辱地方官，总之都是要造反。为了夸大事情的严重性，两人还把平粮案和之前鄞县发生的私盐案联系在了一起。一场大戏即将开始。
私盐案是怎么回事？浙江省会如何处理这起事件？宁波又会上演一场什么样的大戏？
第二回调不动的兵
宁波鄞县存在纳粮不均，老百姓受欺压的情况。国子监监生周祥千勇敢地站出来，带领大家发动了平粮运动，被知县冯翊无理扣押。
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请求放人，知县大人置之不理，大家一气之下，烧毁了县衙门，批斗了宁绍台道台，逼得宁波知府答应了群众要求。本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以收场了。但是，当天受到百姓羞辱的道台罗镛和知县冯翊跑到杭州告状，说老百姓造反，还把平粮案和之前发生在鄞县的私盐案联系起来，揭开了一场曲折大戏的序幕。
那么，鄞县的私盐案是怎么回事？它和平粮案有什么关系？同时，老百姓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大，敢烧衙门，敢批斗官员？
其实，这三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搞清楚了私盐案的来龙去脉，就明白了鄞县错综复杂的矛盾，就能了解老百姓的愤怒和勇气是从何而来的。
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实行食盐专卖制度，朝廷卖的官盐才是合法的，禁止老百姓自己生产和贩卖食盐。但是，把海水晒成盐，并不需要什么技术，海边的很多人家都自己晒盐自己吃，有富余的就小规模地销售。这是客观存在的，难以杜绝。宁波鄞县靠近海边，东边的乡村就普遍存在私盐，也有走街串巷贩卖私盐的小商贩。
而清朝的食盐专卖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呢？朝廷把全国划分为不同的盐区，不同的盐区采购、消费特定产地的食盐，一一对应，有严密的计划。
为此，清朝有专门的盐运衙门，管理食盐的生产和消费。盐运衙门不直接卖盐给老百姓，而指定特定的盐商，登记在册。盐商向盐运衙门购买“引票”，每张引票都规定了食盐的产地、数量和允许销售的地区，盐商凭票到盐场买盐，然后到引票上指定的区域销售。清朝的食盐垄断体制，核心是引票，所以被称为盐引制度。
食盐是清朝官府控制社会的重要战略物资，盐引每年能给朝廷带来数百万两白银的收入。所以，官府严厉打击私盐。《大清律例》严禁买卖私盐，规定买卖双方都要受到严惩：卖私盐者发配两千里充军，买私盐者杖一百，也就是打一百板子。如果是真打，能把人给打残了。
但是，像鄞县这样的海边，官府不可能完全禁止私盐贩卖。所以，官府对鄞县海边农村的私盐流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私盐的价格远远低于官盐，老百姓能够买到便宜的食盐，很多人还能通过贩卖私盐养家糊口。
沿海的贫苦小百姓，背个小包裹，或者提个小篮子，里面装一点儿私盐，偷偷地卖，官吏们看到了，都网开一面。朝廷的判例也承认，海边的底层百姓用私盐交换谷物，以物易物，维持生计的，不在治罪范围内。官府默认，鄞县东乡是私盐贩子的地盘，官府和民间都把鄞县这样的私盐流行地区称为“肩引”之地。肩引，意思是肩挑手提的盐引，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这个小例子，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的灵活性，认识到了现实永远比理论复杂，照顾到了普通小老百姓的生活，很温暖。儒家法治追求的条文的严谨，不是精确执法，道德比条文更重要，目标比过程更重要。这在鄞县私盐问题上体现得就比较明显。
但是，这种灵活温暖的执法局面，在道光末年被打破了。
私盐盛行，直接侵犯了盐商的利益。买官盐的人少了，盐商的收入就少了。所以，盐商一直要求严格执法，打击私盐贩子。从整体趋势上来看，盐商的势力不断增强，官府对私盐贩子的打击也不断加大。道光末年，冯翊来到鄞县当知县，他和盐商走得很近。冯翊在当地盐商的鼓动下，规定百姓只能购买官盐，同时大力抓捕私盐贩子，把购买私盐的百姓也给抓了起来。底层老百姓突然吃不到便宜的食盐了，很多靠贩卖私盐为生的人家的饭碗也被砸了，老百姓的抵触情绪很大。大家就在一些骨干分子的带领下，和盐商、衙役爆发了多次冲突。
鄞县东乡有个私盐贩子，叫作张潮青。张潮青性格刚正，多次到县衙门理论，批评新的做法破坏了几百年来的地方规矩，被官府认为是闹事的骨干。咸丰元年（1851年）腊月，快过年的时候，差役们下乡缉拿私盐贩子。张潮青和他们发生了激烈冲突。冯翊知道后，派人把张潮青给抓了回来。
张潮青卖盐很多年了，买卖公道，人缘很好。听说他被抓了，东乡的老百姓在私盐贩子俞能贵和当地秀才李芝英的组织下，拥到县城里来了，向官府要求放人。大家捧着香火，跪在衙门前面的广场上，要求保释张潮青。冯翊以为，老百姓们肯定不敢闹事，懒得搭理他们。县衙门的态度极其冷漠，不派人出来和老百姓们解释或者对话，对跪在衙门口的人群视而不见。
东乡老百姓看到温和手段不行，就决定来硬的。第二次，上万东乡的老百姓，举着旗子，拥入县城。他们先把当地一个姓汪的大盐商的宗祠和住宅一把火给烧了。官府严厉打击私盐后，这个汪盐商乘机抬高盐价，赚取不义之财。很多人买不起汪家的盐，可又不得不吃，只能动用压箱底的钱或者东拼西凑买盐。烧了汪家后，大部队冲向县衙。官吏和差役们一见老百姓来真的了，再也强硬不起来了，一下子全跑了。乡亲们把张潮青抢了出来。
事情一下子闹大了。巧了，当时的浙江巡抚常大淳正好在鄞县办事，他知道后，马上调兵。清代的巡抚，一般兼任兵部侍郎和地方提督，可以调动辖区内的军队。浙江水师就驻扎在宁波。巡抚大人调动的就是这部分军队。但是，命令发布了，兵却一个都没有来。朝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为什么军队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了呢？
军队将会在我们说的宁波的群体性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清朝军队建制的情况。
清王朝是靠军事征服夺取的天下，因此非常重视军队。他们把军队看作统治的根本。清朝军队的核心是八旗军队，清朝是靠八旗军队发家的。
占领全国后，清朝保持了二十二万多人的八旗军队，一多半驻扎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一小半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和要害地区。前者称为禁旅八旗，后者称为驻防八旗。但是，用二十二万人来掌控庞大的领土和汉族人口，显然是做不到的。在王朝建立过程中，清朝把大批投降的明军和招募的汉族人整编为正规军。因为汉族军队使用绿色旗帜，所以被称为绿营。绿营有六十多万人，规模是八旗军队的三倍。八旗和绿营，都是清朝的正规军，总共有八十多万人。
这八十多万的军队的编制是固定的。有几支部队、每支部队有多少人、都是什么组成成分、驻扎在什么地方都是固定的。八旗组织本来就是军民合一，出则为兵，归则为民，所以八旗的军队和社区是一体的，士兵是世袭的。当兵是八旗子弟的义务，除了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至于绿营，一开始的时候，官兵的身份是自由的，来去自如。为了防止绿营哗变，也为了防止士兵逃亡，清朝允许绿营官兵的家属也随军行动，服役期限也变成了终身制。当兵成为一种职业。发展到最后，八旗军队也好，绿营也好，军队驻地就是一个庞大的家属区。
清朝士兵分马兵、战兵和守兵三个等级，清朝前期核定马兵每月军饷二两纹银，步兵军饷一两五钱，守兵军饷一两。八旗和绿营的待遇都差不多。这是根据清朝前期的物价水平定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物价水平提高，但是军饷标准没有提高。而每个士兵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需要供养。
军饷只能保证官兵的基本生活，根本谈不上养家糊口。
绿营士兵们没有办法，纷纷兼职赚外快，有的当农民种地，有的当小商贩买卖东西，有的当工匠干手艺活。有两个因素方便了士兵们兼职赚外快。第一个有利因素是和平年代，不打仗了，军事调动和日常训练都荒废了，士兵们一辈子就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长大，在这个地方当兵，在这个地方生儿育女，整个家族也住在这个地方。在当地找工作很方便。第二个有利因素是军队的驻扎很分散，职责很琐碎。部队的最低编制是汛，每汛只有几十人或者十几人，却要负责一个城镇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兼顾消防治安、剿匪缉私、物流运输等方面的事情。士兵们深入基层，在辖区的街道里安家落户，成编制的清朝军队在无形中就散落在万家灯火之中了。在日常生活中，士兵和老百姓几乎没有区别了。
有些士兵不愿意在外面兼职赚辛苦钱，特别是八旗子弟，他们优越感很重。加上朝廷为了保证满族人口的尚武传统，规定八旗子弟只能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行业，所以，八旗官兵和一部分绿营士兵整天无所事事，很快养成了游手好闲、骄奢淫逸的恶习。他们比谁穿的绸缎更好，谁住的房子更大，谁的升官前途更好，有限的军饷一到手，就买酒买肉，一醉方休。很快，军饷就用完了，只能卖衣服、卖房子、卖田地，然后预支军饷，盗卖军需，甚至吵着要求朝廷救济。朝廷也知道士兵们生活困难，就在八十多万的编制之外推出了一部分预备役的编制，在八旗军队中叫作“养育兵”，在绿营叫作“余丁”，都是候补士兵的意思。养育兵也好，余丁也好，都是从家属区的子弟中挑选，等于变相让当兵的人家多一份工资而已。
至于军营里的中低层军官，他们磨不开面子，不好意思到外面去兼职赚外快，就吃空饷或者克扣士兵的军饷。反正士兵们都不靠军饷活着，军官们知道克扣一部分军饷也不致把他们逼上绝路。就这样，军队上上下下，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依靠微薄的军饷和兼职收入，把日子勉勉强强给应付了过去。
即便如此，能当上兵，能拿一份军饷，很多人都很羡慕。清朝中期开始，中国人口发生了爆炸性的增长，一下子从一亿人口增长到了三亿多。
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不容易。所以，能占到一个军队的编制，当上兵，吃上粮，被认为是“有出息”的事情。
但全国只有八十多万个军队的编制，严重供不应求，怎么办？只能是死一个人空一个编制，替补一个新兵。养育兵和余丁一大堆，等着替补编制。他们相互之间还存在残酷的竞争，一般老百姓人家，想当兵，连门儿都没有。当兵是一份世袭的职业，是少数人家的饭碗。
晚清的时候，河北保定的一个兵营空出了一个士兵的编制，求情送礼要当兵领饷的人踏破了门槛，竞争太残酷了。好在兵营的管带，心肠不错。他想到部下的哨官冯有茂因为生了重病，实在当不了兵，被裁撤退伍了。老冯家里很困难，管带有心把这个编制给冯有茂的儿子。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当场就要求书记员把冯家儿子登记在名册上。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冯有茂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书记员问管带，怎么办？管带提笔，随手就在名册上写了“冯御香”三个字。这是一个女性化的名字，但是冯家的儿子长得虎背熊腰，五大三粗，和这个名字很不般配，当兵后就改名“冯玉祥”。冯玉祥当年十五岁，就算在军队里有了正式的编制，能吃皇粮了。
清朝的军队，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人有军队的编制，不管是世袭的还是买来的，每个月拿着一两多的银子，但从来没进过营门。军事演习或者上级视察，必须到军营中露面的时候，他们就花钱雇人冒充自己去点个卯。
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突击检查号称天下精锐的禁旅八旗的官兵操练，看到士兵往往拉弓只能拉到一半，勉强射出去的箭直接掉到面前。乾隆皇帝痛骂八旗军官“平日怠惰，漫不经心，不勤加训练”。其实，清朝军队的腐化堕落，是清朝僵化、专制的军事制度的必然产物。不是皇帝的一两句痛骂能够扭转局面的。到了清朝末年，清朝军队已经腐化到什么程度了？据说，杭州城的驻防八旗，只有一个人会骑马。而他们的祖先，可是在马背上夺取的天下。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多数八旗官兵安静地在家里待着，等待新政权来收编。
所以，我们回到故事中来，为什么浙江巡抚常大淳调动宁波驻军来维持治安，却没有一个士兵赶来？
我们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军令从巡抚那里传递到驻军营地。高级军官下达到基层部队，基层军官要从大街小巷里把士兵们都叫回来，整理好队伍后，一支支小部队会合成大部队再去镇压老百姓。这只是最理想的状况，如果军官对士兵们根本就不熟悉，不认识，怎么办？如果士兵们忙着兼职，或者不在当地，赶不回来，怎么办？或者一些部队是吃空饷的，或者买卖编制的，根本就集合不起来，怎么办？或者，官兵们和闹事的老百姓认识，甚至干脆就参与了闹事，怎么办？即便有一部分军队集合了起来，但是刀枪都已经生锈了，都不会用了，大家哪里还有胆量去镇压叛乱啊？
所以，宁波驻军没有出兵，是正常的。如果当地驻军及时赶到，那是不正常的。而巡抚及其身边的幕僚，了解军队的真实情况，也不方便深究。就这样，官员们大眼瞪小眼，眼睁睁地看着东乡的老百姓一把火烧了盐商的家，又冲进县衙门，簇拥着人犯张潮青，浩浩荡荡地回去了。
宁波当地的道、府、县各级官员，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来去自如，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但是，他们不知道，张潮青事件仅仅是推倒了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它对官府的伤害是无形的，是巨大的，是引发之后诸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张潮青事件最要命的就是让官府威望扫地！
老百姓敬畏官府，是因为你是国家机器，背后有强大的军队在支撑。
现在，老百姓突然发现所谓的国家机器只是一个纸老虎，所谓的军队缩在军营里不敢出来，那我为什么还要怕你，还要服从你不合理的命令，还要忍受你的剥削和压迫呢？
举个相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宁波驻扎着军队，原本军官的地位不低。军官们戴着顶戴，骑着战马，走过大街小巷，是一件挺威武的事情，老百姓们都很羡慕。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军官再在宁波街头戴着顶戴、骑着战马招摇过市，只能引起老百姓们的嘲笑。老百姓会说，这些当官的，在自己人面前戴着顶戴，耀武扬威，一遇到洋人，就抛弃顶戴逃命去了！渐渐地，军官们上街都不戴顶戴了。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私盐案发，张潮青事件之后的两个月，当周祥千被官府扣押后，老百姓能迅速组织起来，冲击县衙门，烧了衙门，批斗了官员。浙江巡抚常大淳得到报告后，下令将冲突的始作俑者、鄞县知县冯翊革职，急调江山县知县段光清代理鄞县知县，收拾残局。
段光清是何方人士？他又将如何收拾残局呢？
第三回安抚与添乱
浙江巡抚得知鄞县百姓平粮后，紧急抽调段光清来代理鄞县知县，处理善后。那么，段光清是什么样的人物？浙江省为什么挑中他，把那么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
段光清于嘉庆三年（1798年）出生，到咸丰二年已经五十四岁了。这在清朝已经算是高龄了。事实上，段光清进入官场很晚，起点也不高。他出生在安徽宿松乡下一个普通人家，家境清贫，科举考试成绩也很一般，三十八岁的时候才考中举人。之后参加了多次会试，快五十岁了还没有考中进士。
段光清这样没有家庭背景、考场失意的老书生在古代有很多。朝廷也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给他们提供了考试之外的当官途径。
比如，清朝就是“大挑”制度。为了解决落榜书生的前途问题，清朝对会试三届不中的举人进行大挑，选派王公大臣拣选举人中“貌、言、书、判优秀者”分发各省当官。清朝中期逐渐定为六年一大挑，有意者主动向吏部报名备选。大挑没有考试，只是由主持的王公大臣察看而已。主持者往往只凭举人的相貌做出决断。比段光清等人稍晚的阎敬铭，是光绪年间著名的理财家，有“救时宰相”的美誉，当年一度也参加了大挑。遗憾的是，阎敬铭长相矮胖，大小眼，进去以后根本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主持者喝道：“阎敬铭先出去！”他惨遭淘汰后，发愤图强，再考中了进士。
通过大挑当上官的人，虽然也算是“正途”官员，但是是正途中的边缘类别，腰板并不硬，不太拿得出手。朝廷主要是想安置落榜生，并不是真心重用，所以，大挑挑中的举人，四分之一的人是一等，一般授予知县或品级相等的府经历、州同知、州通判、县丞等职位，都是基层的治民小官；四分之三的人是二等，一般授予学正、教谕、训导等教职，都不是行政职务。清朝后期，官位紧张，大挑出身的官员只能候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段光清第三次会试落榜，无奈报名参加大挑。当年大挑，由道光皇帝的胞弟惠亲王主持。惠亲王请训时，道光皇帝指示：“朕昔日也当过此差，盖大挑一等为州县求父母，二等为学官取师长。年纪太轻的举人恐怕不晓事，年纪太老的又恐怕不任事。本届大挑，先取壮年举人，再看人品。”有了圣意，挑选就简单了：首重年龄。段光清四十七岁，年纪不小又不大，被定为大挑一等，分配到浙江省候补。
段光清虽然科举考试不成功，年纪也大，却是个明白人，了解民间疾苦。几十年生活在农村，接触基层现实，让段光清养成了成熟稳重、务实高超的为人处世之道。有一次，段家的佃农和家境不错的邻居忽然被县衙的差役拘传走，罪名是“接贼赃”。其实是遭到盗窃的失主串通衙役，让盗贼诬告无辜百姓，敲诈勒索。这是地方差役常干的伎俩，可小老百姓无依无靠，往往被差役们勒索得家破人亡。
佃农向段光清的大哥哭诉，大哥找段光清商量。段光清给大哥讲了一个故事：嘉庆初年，宿松乡间有乞丐病死了，无赖借机生事，一定要请官员来验尸才让掩埋尸体。地方官下乡验尸，总要带上仵作等检验人员，自聘的幕僚、家人、长随，六房书吏、三班差役，以及官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下乡，最多的多达百余人。下乡后，官员要百姓接待，差役要勒索钱财，下人们狐假虎威耀武扬威。验尸后，案情没有什么发现，农民家却被扫荡一空，家徒四壁了。因此，乡民看到倒毙的乞丐，像看到老虎毒蛇一样。乡绅们就集体赴县衙请示：“乞丐实属自死，验系无伤，只凭本局地保掩埋，无须报官相验。”得到当时的知县大人许可，宿松乡间的乞丐倒毙，都由百姓集体掩埋。乡绅们还刻石刊碑，竖在路旁。
说完故事，段光清对大哥说：“如今差役们让盗贼诬陷百姓，是故技重演。大哥可以召集同乡，募集一笔经费，每年献给负责的衙役，就说是感激他们为地方辛勤缉拿盗贼的‘辛苦钱’，同时告诫他们不要再让盗贼诬陷他人了。”段光清的建议，其实是默认差役们有勒索钱财的权力，只是要求降低勒索的成本。差役们如果接受段光清的建议，可以把不固定的勒索收入变成稳固的年收入，还能与乡间百姓搞好关系。所以，段光清的建议照顾到了双方的利益。同乡们接受了段光清的建议，踊跃募捐，差役们也欣然接受乡绅们的意见，双方都很满意。
段光清看到局势明朗后亲自面见知县，说明乡间农民受人诬告的前因后果，征到了知县的同意。他这么做，就等于给农民和差役们之间的私下交易上了一层保险。
由此可见，段光清很有实干精神和做事情的手腕，是个能干的人。他既熟悉情况，有手腕，又肯认真扎实地工作，大挑取得官员身份后，就认真地扑在了工作上。
段光清刚到浙江候选的时候，被委派负责杭州武林门外的夜巡。武林门外地段处在杭州城外，妓院、赌场杂处，治安情况极为复杂，治安案件时有发生。分配给段光清的是苦差中的苦差。之前奉委夜巡的官员都要抽调好多名差役，夜里提着灯笼、执刑杖，又命令本地地保随从，大张声势。差役、地保都不是官吏，甚至他们本人就是无赖地痞、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借机骚扰百姓，收受妓院、私娼和赌场、赌客的好处，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所以，武林门外的治安一直搞不好。几十年的基层生活，让段光清对这些弊端了如指掌。差役、地保他一概不用，只带亲信家丁两人，每天夜里自己提灯笼，步行街道，亲自巡视到五更天。妓院、赌场的好处，段光清一概不收。处理起治安事件来，他也就理直气壮，严格执法。
在段光清夜巡期间，武林门外没有发生恶性治安事件，治安情况大有好转。段光清的能力和做法，很快在浙江官场传开了。候补不到两年，段光清就代理了浙江建德县知县。大挑出来的官员，能这么快得到实职，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之后，段光清又代理过慈溪、海盐、江山等县的知县。
调段光清代理鄞县知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代理过慈溪知县。慈溪也属于宁波。在代理慈溪知县期间，鄞县的私盐矛盾已经激化。知县冯翊规定百姓必须到官方指定的盐铺买盐，造成广大农民，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农民买盐极为不便，百姓们意见很大。当时，上司曾委派段光清到鄞县的东乡调查研究，看能不能找到解决方案。段光清知道，他一个外人，不可能扭转大局。但是，他还是尽可能提出了可行的意见。段光清建议，允许私盐贩子在交纳盐税后，合法贩卖私盐。应该说，段光清的这个建议，在默认现实的基础上，给现实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照顾到了官府、私盐贩子和百姓三方面的利益。但是，因为这个建议和食盐专卖制度存在重大政策冲突，上司没有答应。虽然建议没有被采纳，段光清还是博得了鄞县当地百姓的好感。总之，从多方面分析，段光清都是一个收拾残局的合适人选。
当然了，在上司看来段光清也有重大的缺陷。其中一任布政使就认为段光清这个人“论彼做官固好矣，论应酬毫无”，工作做得不错，但是不会交际应酬。所以，段光清在浙江频繁地代理知县，一直没有去掉“代理”两个字；同时，他代理知县职务的地方，都是矛盾集中或者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的地方，省级紧急调他过去处理。上司频繁赋予段光清重任，却不提拔重用他。有困难的时候，想起了段光清；要提拔的时候，却把他放到一边。
段光清接受代理鄞县知县的任务后，发挥一贯的实干精神，第二天就要下乡了解情况。旁人劝段光清多带些人，最好是带上官兵，保护自己。
段光清说，如果真有危险，带再多的人也没用。他只带了鄞县县衙的一个书办和一个听差就下乡去了。书办是当地人，段光清是安徽人，带他是给自己当翻译，不然，段光清听不懂宁波话。至于听差，负责举木牌。段光清来不及制作自己官名的木牌，就在纸上写了“鄞县正堂段”五个字，贴在木牌上，让听差高高举着，让乡下的老百姓知道是谁来了。
果然，段光清轻车简从、深入基层的作风，赢得了老百姓的好感。老百姓很平静地聚集到段光清身边，双方愿意展开对话。
段光清问乡亲们：“你们衙门也烧了，道台大人也批了，是想造反吗？”
好几位年纪大的老人家说：“大人，我们哪里敢造反啊？不过是听了南乡周祥千的话，红白封纳粮太不平等了，他邀请四乡的乡亲入城请县太爷平粮价，我们就跟着去了。”
段光清说：“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是造反？”
几位老人家被段光清这么一说，害怕了：“大人，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段光清提出了一个对官府和百姓都有好处的建议：“我替你们着想，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明自己在某月某日并没有入城滋事，同时说明自己家应该缴纳的钱粮，情愿照常缴纳。大家都把情况说明写好。如此一来，将来官府要治周祥千的罪，也与你们无关。”
老百姓们半信半疑，不知道该不该写情况说明。这时候，随行的书办在一旁开导说：“大家不知道新来的县太爷是谁吧？他就是之前来东乡调查私盐问题的慈溪知县段老爷。大家都知道，段老爷是不会欺骗百姓的。”在段光清和书办的开导下，老百姓们陆续同意写情况说明。
打开一个地方的局面后，段光清马不停蹄从北开始，陆续走访了东、西、南各个乡镇，说服乡亲们和周祥千划清界限。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天下来，段光清就收到了三百八十多户人家的情况说明，表示愿意缴纳税负。
回到县城，段光清向知府毕承昭报告说：“我听说，省里的按察使、盐运使两位大人要带兵前来宁波平乱。请大人回复两位大人，百姓已经说明情况，愿意交纳钱粮。我们只需捉拿周祥千一个人就可以了，不必用兵。”
但是已经晚了，浙江按察使孙毓和盐运使庆连，已经抽调了一千多正规军，浩浩荡荡地开赴鄞县平乱来了。按察使孙毓态度极其强硬，宣传要“惩治乱民”。这个孙毓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高调平乱呢？
孙毓，山东济宁人，家庭背景特别强大。爷爷孙玉庭是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父亲孙宝善是江苏巡抚，叔叔孙瑞珍、堂弟孙毓汶都官至尚书。孙毓一出生，家里给他设计的人生轨道就是当官，而且是当大官。孙毓本人也很厉害，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也就是段光清第三次名落孙山，去参加大挑的那一年，考中了状元。他的第一个官职是翰林院修撰，品级是从六品。孙毓的起点，就是很多基层官员奋斗一辈子希望达到的终点。
按照现代标准衡量，孙毓是典型的“官二代”兼“高富帅”，发展态势非常好。考中状元两年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孙毓就出任了云南学政，还没到任就被破格提拔为山西按察使。咸丰元年（1851年），孙毓调到浙江担任按察使，其间还一度代理过布政使。应该说，孙毓的仕途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孙毓的压力非常大，日子过得非常烦恼。有人可能不信，像孙毓这样的潜力股、高富帅，有什么烦恼呢？
草根有草根的烦恼，高富帅有高富帅的问题，大家各有各的心思。社会对不同阶层的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像段光清这样的贫寒子弟，他们的压力是怎么才能当官；而像孙毓这样的豪门子弟，他们的烦恼是怎么才能当大官。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知府知县，而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实在不行，怎么也得是个总督、尚书。
我们知道，任何行业都是类似金字塔的结构，越往上竞争压力越大。
孙毓的竞争压力一点儿都不比段光清这个代理知县小。这种压力，从一出生就被家庭和整个社会施加在了他的身上，孙毓的日子能轻松吗？
在清朝，要想进入官僚体制的最顶端，有很多硬性条件。比如，出身要好，要有科举功名，官场履历要完整，要有中央部院衙门的任职经历，又要有地方官府的任职经历，而且还要有正印官，也就是一把手的经历。
最常见的“宰相成长轨迹”是这样的：第一步，考中进士，从京官做起，进士考试的名次一定要靠前，这样就可以进入翰林院；第二步，在翰林院抓紧机会晋升，用最快的时间升迁到侍读、侍讲或者内阁学士等级别，把品级给提升上去，怎么也得晋升到御史；这样就能在第三步，也就是外放到地方的时候，获得一个比较高的官职。京官外放地方，如果直接是布政使、按察使最好，退而求其次也得是道台或者知府；经过几个地方职位的历练后，如果能升迁到总督、巡抚，就在地方好好耕耘；如果在地方的发展空间有限，就争取回到北京，在各部、各院、各衙门中担任尚书或者侍郎。只有走完以上这些步骤，他才具备竞争内阁大学士或者军机大臣的资格。请注意，这仅仅是具备候选资格而已。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其中重要的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年龄。清朝对官员的任职年龄是有要求的，超过五十五岁的新科进士，原则上不授予实职，而是安排教职和闲差；文官超过七十岁，原则上要主动告老还乡。朝廷对官员的考核，有“才”“守”“政”“年”四个大方面内容，其中“年”就是年纪。一个官员的年纪，可能成为竞争对手攻击他的武器。进入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很多人年纪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皇帝选择这个年龄段的官员进入权力核心，官员才有可能继续效忠五年以上。也就是说，对于孙毓来说，必须在五十五岁之前，走完前面我们说过的所有步骤，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才能达到家庭和社会对他这样的豪门子弟的要求。
时间对孙毓这样的“潜力股”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三十岁出头的时候考中进士，在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成为地方高级官员，在五十岁出头的时候当上总督、巡抚或者尚书侍郎，不然就没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部门了。这样的话，留给他在每个岗位上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年。如果孙毓在某个岗位上待了五六年还没有升迁的迹象，就意味着他很有可能完成不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怎么办？他必须在仕途上一路小跑，不能松懈。
而从道光二十六年到咸丰元年，孙毓恰恰在按察使职位上原地踏步了六年。他没有看到皇上要提拔自己担任布政使或者巡抚的迹象，更没有得到自己将高升到中央各部院的消息。浙江按察使的职位本来是用来“镀金”的，现在看来很可能过渡不成，变成一份长期工作了。你说，孙毓能不压力山大吗？
孙毓焦虑、郁闷、迷茫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宁波平粮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孙毓当时的心情，也不知道他的打算。但是，通过合理的分析，孙毓很有可能把这个坏消息当成自己的机会：如果成功化解平粮案，就立了一个大功劳，就能向咸丰皇帝邀功，这肯定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所以，孙毓对平粮案态度强硬而鲜明：出兵平乱！
按察使有了出征的意见，仗还是要由军队来打。如果军队不愿意出征打仗，孙毓想得再美也白搭。那么军队的态度如何呢？
第四回清兵来了
代理鄞县知县段光清成功安抚了百姓，打开了善后的局面，但是浙江按察使孙毓却态度强硬，坚持要出兵宁波平乱，他率领一千多名官兵浩浩荡荡向鄞县开拔。那么，军队方面对平乱的态度如何呢？浙江军队的反应很快，那就是坚决拥护按察使大人的意见，积极要求出征打仗去！
前面说过，清朝军队腐化堕落，已经打不了仗了。况且之前浙江巡抚在宁波调兵的时候，一兵一卒都没有出现。为什么现在军队方面主动请缨，积极要求战斗呢？
发展到咸丰年间，清朝军队逐渐腐化堕落。军官不是贪图享受，就是在官场上奉承拍马、钻营攀附，没人真正关心军队。开会的时候，都统、副都统等最高长官都借故不到，其他到场的军官也不务正业，在会场上五湖四海地闲聊，聊各种各样的段子，笑声不断，什么整顿营务，什么军队训练，什么作战参谋，谁都不关心。八旗和绿营军队早已经养尊处优，不堪一击了。举个例子：白莲教起义的时候，清朝调拨八旗精锐，精兵中的精兵，装备最优良、待遇最优厚的健锐营、火器营，到前线作战。结果，所谓的八旗精锐两天仅走了七十里地。
请注意是华里，而不是公里。前线将领得知，朝廷的精锐部队两天才从北京市区走到良乡，无可奈何地报告，得了，不用麻烦朝廷精英了，等这些老爷兵走到前线黄花菜都凉了。而且，估计到了前线也是让绿营等“非精锐”部队笑话。请朝廷把八旗精锐都调回去吧，前线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但是，不能打仗是一回事，盼着打仗是另一回事。因为打起仗来，官兵们有利可图。
朝廷的军饷很低，官兵们养家糊口都困难。但为了赢得胜利，朝廷出征打仗很舍得花钱。官兵们只要一开拔，银子就源源不断地飞过来。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
第一，只要部队一出发，朝廷就发放额外的“战时行粮”。它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为了让军队能够按时调动，整装出发，朝廷向官兵发放行装费用，比如，赏给将领的行装费用一般相当于两年的俸禄；普通士兵的赏银从六两到十两不等，相当于三四个月的工资。第二部分是伙食补助。为了解决军队在行军打仗时的吃饭问题，保证官兵们都能吃饱吃好，按照不同的级别折合银两发放菜钱。比如，提督每月可以领取菜钱十二两银子，最底层的兵丁可以领取九钱银子。不论是官是兵，也不论是什么民族，口粮一律每天给米八合三斗，或者面一斤。这对手头拮据的官兵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第二，朝廷还给官兵们发交通补助。比如，绿营步兵和守兵出征，没有马匹，每四人连同军装给车一辆，不能行车的地方，改为可以雇四头骡子。如果遇到山路陡峭崎岖，每一百名步兵可以雇用苦力六十名，每一百名守兵可以雇用苦力五十名，来背运军装行李。这些雇用人员的工钱，由官府支付。
第三，打起仗来，朝廷的奖励和抚恤制度非常优厚，是官兵们赚钱和提高待遇的好机会。
清朝奖励军功，官兵作战立功，可以获得从世袭爵位到赏银不等的奖励。不同的战斗行为可以归纳为不同功劳，官兵在战斗中的不同角色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功劳。比如，成功占领敌人的堡垒和营寨，冲锋在前的有赏。八旗官兵冲锋在前的，第一个人赏银一百两，授予世袭职位；第二个人赏银八十两，给二等功牌；第三个人赏银六十两，给三等功牌。两块二等功牌，可以换取一个世袭职位；两块三等功牌，可以换取一块二等功牌。
绿营官兵的军功奖励，远远比不上八旗子弟，但也相当丰厚。比如，面对强敌，能够奋勇作战，取得胜利的，冲锋在前的第一个士兵赏银五十两，破格提拔为守备；第二个人赏银四十两，破格提拔为千总；第三个士兵赏银三十两，破格提拔为把总。如果是两军相遇，势均力敌而战胜对方的，冲锋在前的第一个士兵赏银三十两，立即提拔为千总；第二个赏银二十两，提拔为把总。
如果是攻城略地，清朝视占领的城池的重要程度大加封赏。比如，八旗子弟占领府城，可以奖励五等军功。其中第一等军功可以奖励六个人，为首的授予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相当诱人。绿营官兵占领府城，也可以奖励五等军功，但第一等只能奖励五个人，为首者授予参将，虽然不是世袭爵位，但参将是正三品的高官，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天大的诱惑。
如果受伤了，怎么办？受伤了，就太好了。受伤能够转换为政治待遇。官兵们有没有受过伤，待遇相差很大。清朝提督、总兵等高级军官，如果是被勒令退休的，没有退休工资。但如果曾经打仗受伤，六十岁之后可以领取退休前的全额工资（支取全俸），五十岁之后可以领取退休前的一半工资（半俸）。而如果曾经出征打仗、杀贼捉生、受伤，即使五十岁被勒令退休，也可以领取全额工资。如果在战场上受伤在三处以上，不论什么年纪、因为什么退休，都可以领取退休前的全额工资。中低级军官，如果在战场上受过伤，到五十岁以上退休的时候，就可以领一份固定口粮。至于普通士兵，只要曾经打过仗，就可以在五十岁以上退役的时候，领一份固定口粮；如果因为受伤致残的，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领一份固定口粮。
万一阵亡了，怎么办？阵亡了，的确非常不幸，但阵亡的抚恤特别优厚。绿营官兵阵亡，从将领到普通步兵，可以领到从八百两到五十两不等的抚恤金，即便是余丁，也就是预备役士兵，阵亡的都可以领到二十五两。阵亡士兵的编制，可以由儿子或者弟弟顶替。如果家里没有人顶替，家属可以领取半饷。所以，万一不幸阵亡了，官兵完全可以给家庭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不过话说回来了，不就是去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吗？官兵们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而是几乎没有风险的扫荡。他们估计，大军所到之处，老百姓们望风而逃，自己就忙着翻箱倒柜、搜罗金银财宝就可以了。怎么可能受伤呢？更不可能阵亡了。
有人就会问了，既然军队知道对手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呢？这不就是一场屠杀吗？
清朝后期的军队，军纪涣散，道德败坏，已经完全没有底线可言了。
清朝军队的军纪，一开始是非常严明的。清朝是马背上获得的天下，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集团，早在入关前就有严酷而鲜明的军纪。到了雍正时期，雍正皇帝亲自修订颁布了四十条军规。第一条，不听号令者，斩；第二条，临阵畏缩者，斩；第八条，欺压百姓，强买强卖，抢劫财物，毁坏房屋，奸淫妇女者，斩；第九条，杀害无辜百姓冒充军功者，斩。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又增加了军规，约束军官。之后历代皇帝，都重申军纪，要求八旗子弟和绿营官兵做到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但清朝中期后，军队腐败，官兵纪律败坏，骚扰百姓、冒领军功的情况非常严重。出征的时候，军队沿途吃拿卡要，破坏城镇和乡村；打仗的时候，畏缩不前，败不相救，胜就羡慕嫉妒恨，主要是恨，造谣中伤，打小报告。一打仗，将领军官们都盼着立功升官，扬名立万；当兵的，想着抢银子，抢粮食，抢女人，为自己谋取更好的待遇。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脑海里都没有保家卫国的概念。
一边是急着邀功、升官的官员，一边是把打仗当作致富良机的军队，双方一拍即合，都坚持出兵东乡，清剿乱民。
一心立功的孙毓带着同样有着邀功想法的官员们，会合军队，很快就来到了鄞县，驻扎在城门外。他们不是抓紧时间勘察地形，搜集情况，而是向鄞县要钱要粮，要好酒好菜。段光清意见很大，当面对孙毓说：“我刚从江山县调过来代理知县，鄞县连衙门被烧毁了，你让我去哪儿找军需供应去？在平时，我们这些知县怕得罪了上面的各位大人，怕好不容易到手的职位被撤了，不敢说个‘不’字。今天，我倒盼着早点儿把我的代理知县给撤了呢！军队要吃饭，我只能供应粗茶淡饭，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话把孙毓和随行官员们说得目瞪口呆。
其实，以段光清为首的宁波地方官员，是反对大军前来的。因为不论打仗的结果如何，地方官员都无利可图。
显而易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军队来了以后，对当地官员颐指气使，要钱要粮，剥削当地官府；第二是军队打仗，都会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破坏，甚至杀戮本地百姓，造成社会退化。这是当地官员不愿意看到的。
还有一个制度性的原因，也让地方官员很反对调动军队处理地方事务。我们知道，战争成本极大，嘉庆年间，湖南省为了镇压湘西苗族起义，报销军费一千零九十万两；广东省镇压沿海起义，报销军费三百万两。道光初年，两次用兵西北，报销军费一千八百三十多万两。军队本身没有钱，也不会随军带钱，所以军费需要地方官府承担。而清朝的财政制度僵化固定，缺乏灵活性。每一年的财政概况、每一笔收支，都预先计划得清清楚楚，没有给突发军事行动准备金钱。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也如此，没有余钱。地方财政更大的问题是被上级管得死死的。财政收支大权由中央专制，地方本来就没钱，能勉强维持各方面的开支就谢天谢地了。现在突然多出来至少几十万两、多达几百万两的开支，你让地方官员去哪儿筹集？即便筹集到了巨款，使用后在理论上可以向朝廷报销，但报销的过程极其烦琐，周期极长，常常不能足额报销。最常见的情况是，地方上多用兵一次，就多承担一个财政窟窿，几十年都不一定能补上。所以，地方官轻易不赞成在当地用兵。
当然了，宁绍台道台罗镛是支持按察使孙毓用兵的极个别的宁波当地官员。因为他在平粮事件中被百姓羞辱了一顿，一心要报复回来。
军队的动作很迅速，很快就下乡抓人。到了南乡，周祥千早逃跑了。
官兵又转到东乡，想捉拿张潮青。张潮青也躲起来了。官兵们就抓了与张潮青有关系的，或者参加过平粮或者私盐贩卖的百姓十三人。当然了，官兵们也没有忘记此行的主要目的：抢劫。他们沿途抢劫百姓家的财产。有的人家屋里有刚生育的产妇，床上的衣被也被官兵抢走了。同时，官兵还放火烧了姓张的几户百姓的房子。东乡的老百姓愤怒了，鸣锣集会，操起家伙要和官兵拼命。官兵一看形势不好，押着“人犯”赶紧跑回县城。
孙毓叫知府毕承昭去审讯抓来的人，毕承昭又把这件事推给段光清。他对段光清说：“这些人都是鄞县人，你去审他们。”段光清回答：“如果大人不让我做知县了，我马上去审问。现在，既要我做鄞县知县，又要我去审讯他们，官民对立，将来我还怎么开展工作？”就在两个人相互推诿的时候，孙毓派人来叫段光清参加军事会议。
原来，孙毓召集大家商量第二天进军东乡，攻击张潮青老家石山弄的事情。段光清的任务是连夜准备一百条运兵船。段光清说：“卑职初到任，现在百姓惶恐不安，一时间恐怕备不齐一百条船。”
孙毓不高兴了，说：“你是本地官员，有什么做不到的？这是军务！”
段光清说：“军务有军法。征集来的船只的水手都是本地人，用本地人运兵去打本地人，恐怕不太可能，我看还是不要用兵的好……”孙毓断然拒绝了段光清的意见，强硬地要求他必须完成任务。
在军事会议上，孙毓和一大帮省里来的官员，开始详细地计划，计划好什么时间出兵，谁负责守船，谁负责报告胜利的捷报，连论功行赏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当地的地形、敌人的数量，更没有想到万一作战不利的撤退计划，等等。多年以后，段光清在自己的年谱中回忆当天的军事会议，是这么评价孙毓的：“以修撰开方，即放臬司，只知说官话。”意思是说孙毓是空降地方的按察使，只会说官话，不会办实事。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段光清就赶到东门外的大码头，照料军队出兵。船只凑了十几条，官兵们登船的时候，东倒西歪，嘟嘟囔囔，有说船只太破的，有说鄞县供应不周的。湖州副将张蕙是出征的最高将领，原计划是坐船去东乡。一上船，张蕙就大叫“这船太小了，坐着不舒服”，于是上岸，换马走陆路。上马后，张蕙又说不认识路，要求段光清派人当领路。段光清只好派县衙的一个听差跟着去。
作战计划定的是水陆并进，大部分士兵走陆路；官员和武器装备走水路。枪支、弹药以及军需物品等都装上船先行，按察使孙毓、盐运使庆连和随行官吏坐在最后几条船上。等孙毓等人上船坐好，船队发令开拔！岸上官兵在副将张蕙、参将薛允诚带领下，踩着石板路向东行进。大多数官兵没有携带武器，而是放在船上，预备到战场后再从船上取武器。
段光清看着大部队缓缓向东开拔后，返回县衙去了。他的心里一直打鼓，不知道这些吊儿郎当的部队会在东乡遇到什么情况。
早饭后，段光清看到大街的店铺纷纷关门，忙问是怎么回事。老百姓说大事不好了，官军在东乡全军覆没了！东乡人要杀进县城里来了！
段光清连忙赶到道台衙门，发现知府毕承昭也在。道台、知府、知县三个人都知道了前方的噩耗，三个人沉默着说不出一个字来。不久，按察使孙毓和盐运使庆连灰头土脸地跑了回来。段光清的心里好受了一些，毕竟两位大人活着回来了。
这时候，知府毕承昭小声问孙毓：“老百姓都在谣传官军大败。”
孙毓说：“这是真的。”
毕承昭说：“听说薛参将被百姓活捉了，不知道张副将是死是活，得先派人去救出张副将来。统兵大将都死了，这就成了通天大案，不可收拾了。”说完，毕承昭看着段光清说：“非段二哥去不可。”段光清在家排行老二，知府大人尊称只是代理知县的他为“二哥”，看来真是放下身段，把希望都寄托到段光清的身上了。果然，按察使、盐运使、道台的眼光也齐刷刷地投向了段光清。
段光清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能不能成功，我完全不知道。”形势恶化到了这种地步，段光清能不能去前方收拾好残局呢？官兵又是怎么全军覆没的呢？
第五回收拾残局
上回讲到，出征东乡的官军全军覆没，一时间人心惶惶。官员们都把收拾残局的希望寄托在段光清的身上。那么段光清会如何收拾残局呢？他能成功吗？
段光清想找轿夫出城去，发现城里几乎空无一人了。他好不容易从县衙里找到一个差役，像几天前下乡一样，举着“鄞县正堂段”的木牌，两个人走出城去。到了城外，他们碰到两个轿夫，段光清出高价雇他俩抬自己去东乡。两个轿夫不肯去，段光清说：“你们是本地人，东乡人绝不会杀你们的。我去了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好说歹说，两个轿夫才同意接这活儿。
走了几里地，段光清陆续看到丢盔弃甲、魂不守舍的残兵败将往县城方向走来。从官兵口中，段光清大概知道了战斗的经过：原来，官兵走到东乡一个叫羊庙的地方，遭到了百姓的伏击。百姓用土炮炸官兵，官兵多数人没有武器，慌慌张张地让船队靠岸，想把武器卸下来。可雇用的船老大很多都是东乡人，听到炮响后，都跳进水里逃走了。船队乱成一团，很快就把整个河道堵住了。于是，大部分官兵进退不得，导致全军覆没。按察使、盐运使等人的船只因为在船队的后面，没有被堵住，这才掉头逃跑了。
段光清赶紧朝羊庙赶去，一路上认出了好几个官员的尸体，有仁和县（现在的杭州）知县德竹楼、候补知县蔡琪、南塘通判袁廷举、秀水县丞李祺等，还有一些不认识或者无法辨认的官员尸体。最后统计，羊庙一战，死亡文武官员二十多人，士兵超过两百人，参将薛允诚等二十七名官兵被俘。而老百姓这边，只死伤五人，其中三个还是官府雇来的船工。
段光清来到羊庙，大多数乡亲已经散了，还有两三百人留在庙里。段光清也不和他们争辩，直接走进庙里，坐在神殿前。乡亲们都围过来，看着他，不说话。段光清说：“真造反了！看你们能反到什么时候？”段光清这话说得很好，像熟人拉家常一样，拉近了和百姓的距离。同时，他又用“造反”来恐吓乡亲们，造反可是被抄家灭门的大罪。于是，有人就说：“不是百姓造反，是官府来打百姓。”段光清问：“张副将在哪里？”有个百姓说：“张副将已经死了，尸体沉到河里去了。薛参将落水后，被我救了起来，已经带到石山弄去了。”段光清说：“你们把薛参将抓走，是要结寨抵抗官兵吗？”人群中有人反问：“那官兵为什么平白无故抓了我们十三个乡亲，屈打成招，还要杀他们。”段光清说：“十三位乡亲都还在。”很快，双方约定，用十三个乡亲来交换薛参将，交换时间是第二天午刻，地点还是羊庙。
第二天，段光清带着十三个被抓的百姓，如约再次来到羊庙。东乡的百姓知道亲人要被放回来，早把羊庙挤得水泄不通了。段光清挤进去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神殿前有个戏台，段光清就爬上戏台，和大家谈话。
下面人声鼎沸，有要求段光清统一纳粮标准的，有要求允许私盐贩卖，重新划定盐界的，还有要求立刻释放十三位乡亲的。段光清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厉声说：“你们和我并没有私人恩怨。我来鄞县才几天，大家昨天杀了数百官兵，我今天就一个人来到这里，不怕你们大家伙杀我。十三个乡亲，我已经带来了。说到盐界，我担任慈溪知县的时候，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调查研究，赞成乡亲们贩卖私盐，可是上面一直拖着不办。说到纳粮，之前乡亲们进城，已经逼知府毕大人在城隍庙的戏台张贴了告示。如果大家想要一张告示作为凭证，那么已经有知府大人的告示了，何必还要我一个知县的告示呢？”
段光清谈话时，态度和蔼，把老百姓当作平等的对象进行友好协商；同时没有回避矛盾，语气诚恳，坦率地回答了大家的问题。他说完，围观人群慢慢安静了下来。
到了交换人质的环节，又出了问题。薛参将被带到台子上来，百姓看到后，情绪激动，纷纷痛骂薛参将带兵烧杀抢掠，局面有失控的危险。起事的首领俞能贵，登台拉住薛参将不让他走，还想抓住段光清，多扣留一个人质。另一个起事的首领李芝英，制止了俞能贵。李芝英对段光清说：“知县大人，昨天我们约好用十三个乡亲换一个参将，但今天你带回来的十三个乡亲都说受到了官府的残酷虐待。大家都很愤怒。看来今天不能送薛参将回城了，请大人先回吧。”段光清拉着李芝英的手，要求他亲自送自己出去。李芝英答应了，人群这才让出一条道，让段光清慢慢走出去。
出去后，段光清抓紧机会拉拢李芝英。他问李芝英：“你们最终决定造反了？”
李芝英回答：“我们是官逼民反。求知县大人回禀上司，只要官兵不问罪于民，百姓不会主动挑事。”段光清偷偷对李芝英说：“老百姓杀死这么多官兵，朝廷怎么可能不问罪。只要把领头的几个人交出来，就可以敷衍了事。”段光清提醒李芝英为自己早做打算。李芝英沉默了。段光清判断，李芝英是不会造反的，可以争取。
段光清回到县城已经是深夜了。道台衙门里挤满了败退回来的伤兵和家属们，号哭的号哭，谩骂的谩骂，场面极其混乱。段光清找人商量，发现省里来的官员都不知去向了，孙毓和庆连两人在里屋对坐着发呆。段光清报告了交涉情况，孙毓听完后，得出一个结论：“我等在此，恐事更不可测，只好暂回绍。”意思是要开溜。孙毓和庆连两人，等不到天亮，当天晚上就带着残兵败将，连夜逃往绍兴去了。剩下的烂摊子，全都丢给了段光清。
因为段光清平等对待老百姓，主动做出了一些让步，局势由火爆逐渐平静了下来。但人心惶惶，老百姓怕官兵报复，段光清也怕叛乱蔓延下去。他想啊想，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缓和紧张局势。当时已经是征收赋税皇粮的时候，可是没有老百姓来交粮纳税，县衙门也不敢下乡去征收。
这时候，县衙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指名要段光清看。信里说：“不照常收税，社会就不正常。鄞县税收不公正，由来已久，现在县太爷来了，如果能纠正这个问题，顺应民心，老百姓肯定会踊跃纳税。不论是谁，都按照每两两千六百文的标准纳税，不分红白封。这样既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也能保证衙门的正常运转。即日开征，各户还粮，人心自定。人心既定，那些跟着周祥千等人闹事的人，就不会再跟着闹事，局势很快就会平定下来。”
段光清觉得匿名信说得很有道理。他在城隍庙召集了士绅，把信给大家看。他说，大家要想保全身家性命，首先局势必须先要稳定下来。要想稳定，就要多交钱！有个富人，借口不知道乡下农民怎么想，不愿意放弃红封的待遇，不愿意多交钱。段光清说，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现在只有大户人家主动让步，才有可能打破僵局。他一一给大户人家做工作，要么单独谈话，要么写信解释，终于说服他们按照新标准纳粮交税。
鄞县官吏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四处征收田赋。老百姓发现自己争取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而且，向你收税，本身就意味着认可你是良民。于是，大家踊跃交税，就连参加过叛乱的百姓也纷纷来交税，换取一张《完税证明》。交完钱，大家该干吗就干吗去了，农村的秩序迅速恢复。
中国农民是非常现实的。面对盘剥与压迫，他们不敢当斗争的领头羊，就是因为当头的危险太大，而收益却要平摊给整个群体，收益和风险相比，太不划算了。所以，农民的忍耐性很强，只要能喝上粥，能有地方睡，他们就不会造反。如今，官府主动满足了大家的平粮要求，收益切切实实地摆在眼前，那还要冒无谓的风险干吗呢？就算你冒了险，也没有任何可以争取的利益了。所以，老百姓迅速和周祥千、张潮青等人撇清干系。跟着后两者的人越来越少了。
四月的一天，知府派人叫段光清赶紧过去。段光清赶路的时候发现大街上的老百姓都往知府衙门赶，衙门口人声鼎沸。原来是周祥千到知府衙门自首来了。段光清赶紧找到知府毕承昭。毕知府因为上次受惊，不敢出来见周祥千，让段光清去见周祥千。周祥千就坐在大堂的地上，等着官员来处理他。围观的差役和百姓们密密麻麻的，像墙一样把周祥千围在里面。段光清好不容易才挤进去，一把握住周祥千的手说：“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今天这么做，不波及同乡，不愧是大丈夫！”他又大声对围观群众说，“今天如果不是周祥千自首，恐怕你们都不得安宁，大家应该感激周祥千！”段光清这句话一出口，人群立刻安静下来。的确，周祥千明白自首后要面临什么样的结局——那是一条死路。周祥千是赴死而来，为的就是还乡亲们一片安宁。就和他最初领头平粮一样，周祥千再次爆发出了巨大的勇气和责任感，令人敬佩！
段光清命令差役们好好招待周祥千，又赶紧去见毕知府。看到毕知府一个人坐在后堂，双眉深锁，自言自语：“怎么办？办了周祥千，民心不服；放了周祥千，这么大的一个案子，怎么善后？”段光清说：“东乡死了那么多官兵，必须要处置几个人来向朝廷解释。周祥千必须办，但不能在我们这里办。我们处置了周祥千，叛乱马上会死灰复燃。”毕知府问：“那怎么办？”段光清说：“之前按察使大人来宁波，就是为了周祥千而来的，现在按察使在绍兴。我们告诉周祥千：你的案子，已经由省里的按察使负责办理了，不是鄞县和宁波府能处理的。现在按察使大人在绍兴，我们派人护送你到宁波去投案自首，我另外发文为你求情，上司说不定就不重罚你了。如此一来，周祥千肯定愿意去绍兴。周祥千不在我们宁波了，百姓的心也就散了。知府大人您再给省里写封密信，说周祥千身犯重罪，应该处以极刑。但现在鄞县东乡还有张潮青、俞能贵等人聚众作乱，请上级对周祥千暂时缓办，等东乡的乱民最终解散了再处置不迟。”
知府毕承昭听完段光清的谋划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二哥，您真是胸有成竹。”毕知府一方面如此这般告诉周祥千，周祥千痛快地答应去绍兴；一方面又给孙毓写信，让好好招待周祥千，不要动粗。果然，周祥千到绍兴后，孙毓客客气气，天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
南乡很快就安静下来，如今就只剩下东乡了。张潮青、俞能贵还拉着队伍，操着家伙，防备官兵报复。段光清继续做李芝英的工作，通过一个医生，安排在一条小船和李芝英密谈。段光清答应给李芝英免罪，李芝英给段光清出主意，让官府允许贩卖私盐，划定私盐流通的地界。段光清回城后禀告毕承昭，立刻制作了上百根石柱，石柱上镌着“肩贩地界”字样，又把石柱埋在原来私盐和官盐范围的分界处。东乡百姓一见这些界桩，就明白他们的斗争目标已经实现了，跟在张潮青、俞能贵身边的队伍立刻散了大半。
划定盐界后，李芝英就装作生病，“卧床不起”。俞能贵过来探望，李芝英悲伤地对他说：“盐界划定后，乡亲们都希望安居乐业，谁还和我们一起抵抗官兵啊？我看我要和周祥千一样，自行投案了。”俞能贵立刻醒悟过来，跺脚大骂：“我们中了毕承昭、段光清两贼之计了。”果然，到五月，张潮青、俞能贵的队伍只剩下十来个人了。乡亲们也不再供给他们物资，东乡的抵抗队伍趋于瓦解。
段光清知道后，对毕承昭说：“现在可以抓捕张、俞两个人了。”毕承昭说，那好啊，赶紧派兵下乡去抓。段光清说：“我们派人下乡去抓人，只会再次激化矛盾，况且，兵丁和差役们都成了惊弓之鸟，谁还敢去东乡啊？我们只需要悬赏，宣布只捉拿张潮青、俞能贵两个人，其他人一概无罪，凡是抓住两人扭送衙门的，每个人赏洋钱八百元。乡下百姓，既能脱离干系，又有银子拿，肯定有人响应。我们就等着尘埃落定吧。”毕承昭感叹道：“如果没有二哥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久后的一天，段光清正在衙门里办公，听到大街上乱成一片。差役们说，有好几百百姓手里操着家伙，拥进城来，正朝衙门赶来呢！该不会是东乡的乱民打过来了吧？差役们吓得拔腿就要走。段光清拦住大家说：“今天绝对不会有什么乱子。”
果然，一大群老百姓拥进衙门口，为首的人扑通一声跪下了。他说：“老爷，我们把张潮青给抓来了。”原来，昨天夜里，张潮青偷偷摸回自己家，同村的几百户人家暗地里商量，大家都认为“县中已经出示，只需拘张、俞两人，不更连累东乡，且有赏号，我东乡何不拿潮青到案，以保东乡安宁”。于是，大家把张潮青抓来交给官府。段光清当场赏给大家八百元洋钱，同时问：“俞能贵在哪里呢？抓住了俞能贵，我再赏八百元。”
乡亲们领到了赏钱正高兴着，听段光清这么一问，几个人就说：“俞能贵躲在石山弄呢，我们给老爷领路，肯定能抓住他。”
段光清马上动身。动身前，他报告了知府毕承昭，毕知府问要不要带兵去。段光清说：如果俞能贵反抗，带兵去也不一定能抓住；如果俞能贵不反抗，带路的老百姓就能抓住他，我只是跟着去，装个样子而已。段光清坚持只带一两个用人就跟着老百姓前往东乡去了。毕承昭不放心，派出一支部队，在城外候着，随时准备支援段光清。
一大帮子人到了石山弄，俞能贵已经得到消息逃跑了。段光清回到衙门，乡亲们随后就押着俞能贵的家眷和一个叫俞武宗的人来报官。段光清问，俞武宗是谁啊？乡亲们说：“俞武宗是俞能贵武装的骨干，之前曾替俞能贵招募枪手，今天又给俞能贵通风报信，让俞能贵逃脱追捕，所以大家把他扭送到官府来了。”段光清大度地说：“之前参加俞能贵队伍的人多了去了，不止俞武宗一个人。现在事情都过去了，只追究俞能贵一个人的罪责，其他人一概不问，况且，俞能贵犯法，和他家里人有什么关系？来人哪，快把俞能贵的家眷和俞武宗放了。”
段光清的这番表态相当高明，连俞能贵家里人和铁杆亲信都不追究罪责，那我们一般人还担心什么？老百姓更加放心了。没几天就有百姓通风报信，说俞能贵躲在奉化县海边的某处地方。段光清报告了毕承昭，毕承昭派了一名把总领着十几个士兵到奉化县把俞能贵抓住了。至此，宁波平粮案的三个首犯：周祥千、张潮青、俞能贵全部归案。
三人被押送杭州。严格按照法律执行，这算是聚众谋反，抄家灭族都不过分。但浙江省还是从轻发落，判了三人斩首，没有追究他人的责任，只是把三个人的首级运回宁波，要求示众。这下，老百姓就有了抵触心理。周祥千等三个人都是同乡，而且本意是为大家争取利益，现在这个结局，让乡亲们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段光清顺应民意，让地保把三人首级埋了。乡亲们事后怀念起周祥千、张潮青、俞能贵，南乡人集资在周韩村建了一座“报德祠”来祭祀周祥千；东乡集资建了一幢“张家堂”，纪念张潮青。石山弄的百姓在每年年间祭祀的时候都给三人上供。
宁波平粮案全靠段光清平等的姿态、务实的手段迅速平息，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他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事后即升任同知。同知是正五品官，是知府的副手。当年，段光清和一大帮大挑出来的官员在杭州候补的时候，大家纷纷感叹：如果这一辈子能当到同知就谢天谢地了。段光清就实现了这一点，之后还不断迅速地被提拔，升任宁波知府、杭嘉湖道台、宁绍台道台。咸丰八年（1858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对于像段光清这样出身的官员来说，能升迁为按察使简直是个奇迹。而曾任按察使的孙毓，在平粮案了结后不久就办理了“病退”，走到了仕途的尽头。从段光清和孙毓对宁波平粮案的处理过程中，我们能清楚看出两个人为人处世的思路和能力，看出他们对老百姓的态度和了解程度。正是这些内在的品格、能力和素养，决定了两个人最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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