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血统的故事

    1

    我是一九九五年彻底离开那不勒斯的，那时候人们都说，这个城市正在崛起，但我对于它的崛起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些年，我看到新火车站、诺瓦拉街上的摩天大楼，以及斯卡姆比亚区那些展翅欲飞的建筑拔地而起。还有修建在阿莱纳奇亚区灰色的石头上的、塔代奥·达赛萨街和国家广场上的那些鳞次栉比的新建筑。那些建筑在法国或日本被设计出来，然后在彭蒂塞利和波焦雷亚莱区被用一种缓慢、晃晃悠悠的方式修建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楼会失去所有光彩，成为那些绝望的人的巢穴。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只能让人觉得滑稽。

    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重生的口号会点燃人们的希望，一切都会支离破碎，成为残渣，落在之前的残渣之上。因此我没留在那不勒斯，支持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重建，我决定搬去都灵，去一家当时势头很好的出版社当主编。四十岁之后，时间开始狂奔，我没法跟上来，真实的日历被合同上的交稿日期取代了，一年一年就随着一本本书的出版过去了。对于发生在我还有我女儿身上的事情，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我把这些事情都嵌进写作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几乎会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去查看我的书的出版日期。

    我已经写了很多书了，这给我带了一些权威和声誉，还有富裕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抚养几个女儿的负担也越来越轻省。黛黛和艾尔莎——先是老大，然后是老二——都去波士顿上学了。彼得罗那时已经在哈佛当了七八年教授，他鼓励两个女儿去美国。和父亲在一起，她们很自在。除了有几次，她们会写信抱怨那里的气候，还有波士顿人爱卖弄学问，她们对自己很满意，很高兴摆脱了很多年前我强迫她们作出的选择。这时候伊玛也渴望能像两个姐姐一样，我还在城区做什么？刚开始，回那不勒斯这个选择给作为作家的我带来了好处——我本可以选择生活在别处，但却留在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城郊，继续接触现实，从中汲取素材，但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会这么做，其次是因为我的书选择了其他的道路，城区的主题已经退缩到一个角落了，我现在拥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假如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只能不安地记载我的兄弟姐妹、朋友、他们的孩子和侄子外甥，甚至是我的女儿的生活一步步恶化，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

    伊玛当时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她学习很努力，生活上也什么都不缺。但她说一口粗粝的方言，她的同学我都不喜欢，假如她晚饭后出去，我会非常不安，但她常常会自觉待在家里。我自己不怎么出去，我在那不勒斯的生活很局限，我会和那不勒斯文化圈的朋友见面，会有一些男人追求我，后来都不了了之，非常短暂。那些非常出色的男人生活在这里，他们迟早也会为成为失望的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怒，他们很风趣，但总夹杂着一丝恶意。有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追求我只是为了让我看看他们的稿子，询问我对于电视或者电影的看法，有时候只是为了向我借钱，然后就消失了。我强颜欢笑，很艰难地维系着我的社会和感情生活。晚上穿上漂亮的衣服从家里出去，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惩罚。有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关上大门，就被两个不到十三岁的男孩抢劫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在距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等着，他一直没有从窗口探出头来。因此我决定离开。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和伊玛一起离开了那不勒斯。

    我在波河沿岸租了一套房子，就在伊莎贝拉桥边上，我和小女儿的生活马上就好了很多。对我来说，住在都灵，让反思那不勒斯的一切变得更加容易，我能更清醒地描述它。我热爱我的城市，但我再也不会捍卫它。我确信，我对那不勒斯的不安和沮丧迟早会消失，但对它的爱就像一个镜子，可以让我看到整个西方。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本能地知道：梦想着毫无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二〇〇〇年伊玛去巴黎上学了，我又成了一个人。我尽量说服她不要去，我说没这个必要，但她周围的朋友都作出了这个选择，她也不想落后。刚开始，我没觉得太难过，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过了两年，我开始感觉到年老的到来，就好像我自己，还有我取得成功的那个世界都在慢慢淡去。尽管我的几部作品都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奖项，但那些书卖得很少，比如说二〇〇三年，我写的十三本小说还有两本杂文，一共给我带来了两千三百二十三欧元的收入。我应该采取对策，我的老读者对我已经没什么期待了，那些年轻的读者——准确来说应该是女读者，从我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大部分读者都是女性——她们都有着别的品味和兴趣。为报纸撰稿也不再是一个收入来源，报纸对我已经失去兴趣了，编辑也很少找我约稿，要么他们会给我很少的稿费，要么就一点儿钱也不给。至于电视，在九十年代的几次成功演播之后，我试着做了一个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节目，是一个下午的节目。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只是因为几个朋友——其中包括阿尔曼多·加利亚尼的建议，他在广播5台有自己的节目，他和国家电视台的人关系不错。结果那个节目彻头彻尾地失败了，我再也没有过类似的工作机会。我之前一直担任主编的出版社，也开始走下坡路。二〇〇四年，一个三十多岁、很聪明的小伙子让我出局了，我成了一个外部顾问。我六十岁了，感觉自己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在都灵，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文化圈的人都不是很热情，男人眼里已经没有我了。我很焦虑，晚上睡得很少。我从阳台上看着波河，河上划船的人，还有旁边的小山，我很厌倦。

    我开始频繁去那不勒斯，但我已经不想再见我的亲戚朋友了，他们也不想见我。我只和莉拉见面，但经常我连她的面也不见，她让我很不自在。最近几年，她对那不勒斯产生了激情，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很粗野的地方主义。我更愿意一个人沿着卡拉乔洛海滨路走，走上沃美罗，或者去法院路散步。二〇〇六年春天，我在维托里奥·埃曼努埃莱大街的一家老宾馆住着，天开始下雨，一直停不下来，我关在房间里出不去。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写作，在短暂的几天时间里，我写了一篇大约八十页的小说，以城区为背景，讲了蒂娜的故事。我写得很快，没有时间去虚构，结果写出了一些干巴巴、很直接的文字，故事的结尾是通过想象加上去的。

    我在二〇〇七年秋天发表了这篇小说，题目是《友谊》。这本书很受欢迎，到现在还卖得很好，学校老师会让学生读这本书，作为暑假作业。

    但我很讨厌这本书。

    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前，吉耀拉的尸体在城区小花园里被发现时——她死于心脏病发作，一场惨淡、孤寂、可怕的死亡——莉拉让我答应她，永远都不会写她，但我没信守诺言，我用一种最直接的手法把她的故事写了出来。有几个月，我相信这是我至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作为作家达到了新的顶峰，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受到关注了。但二〇〇七年年末快要到圣诞节时，我去马尔蒂里广场上的菲尔特瑞奈利书店推广这本书，我忽然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很担心在人群里看到莉拉，她可能会出现在第一排，已经做好了提问的准备，随时会让我陷入尴尬和困境。但那天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回到宾馆，我感觉信心大增，我试着给她打电话，先是固定电话，然后是手机，后来又打了固定电话，她没有接。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接过我的电话。

    2

    我没办法讲述莉拉的痛苦，她命中注定遇到的那些事情，可能一直都潜伏在她的生活里：她女儿不是因为生病、事故或者暴力事件死去，而是忽然消失了。她的痛苦没有着落，她没有一具失去生命的身体可以拥抱，也不能举行一场葬礼，她不能停在孩子的遗体前失声痛哭，想着她刚才还在走路，奔跑，说话，拥抱母亲，但忽然间就消失了。我觉得莉拉一定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撞击，一分钟之前，蒂娜还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但一下子她女儿就脱离了出去，没有经历生离死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无法充分体会她的痛苦，也没有办法想象。

    在失去蒂娜之后的十年时间里，尽管我们继续住在同一栋楼里，我每天都会看到她，但我从来都没看到她哭过，也没有看到她绝望发狂的时刻。她先是日日夜夜在城区里跑来跑去，寻找她的女儿，毫无结果，后来她好像太疲惫了，不再继续寻找，她坐在厨房的窗前，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大半天，尽管从那里只能看到一小段铁路，还有一丁点蓝天。后来她又回到了日常生活里，但一点儿也没有听天由命，她的脾气越来越坏了，让周围的人很不舒服，也很害怕。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在叫喊和争吵中日益老去。刚开始，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会说起蒂娜，她死死地抓住这个名字，好像提到女儿的名字，就会让她回到自己身边。但之后，再在她跟前提蒂娜的名字变得不可能，甚至我在她面前提到蒂娜，几秒之后她就会摔门而去。她对彼得罗写的一封信表示欣赏，我觉得这是因为他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但从来都没有提蒂娜的名字。包括一九九五年，在我离开之前，除了很少几次提到蒂娜，她表现得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有一次皮诺奇娅提到蒂娜，说她像一个天使，在天上看着我们所有人，莉拉对她说：“滚！”

    3

    在我们的城区里，没有任何人对于执法机关和报纸抱有希望。男人、女人，甚至那些少年帮派，他们完全无视警察和电视，都在找蒂娜，找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所有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唯一偶尔打来电话的人是尼诺，他会说一些泛泛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重申：“我没任何责任，我已经把孩子交给莉娜和恩佐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惊异，他就是那种会陪着小孩一起玩儿的大人，但孩子跌倒了，摔破了膝盖，他们也会变得和孩子一样，担心有人会对他说：“是你让孩子摔倒的。”也没人想到他，在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忘了他这个人。恩佐和莉拉最信任的人是安东尼奥，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为了找到蒂娜，他又一次推迟了去德国的时间。他这么做是因为友谊，让我们吃惊的是，他说这也是米凯莱·索拉拉交待的。

    索拉拉兄弟比任何人都投入到孩子失踪的事情中。我不得不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做做样子，让人们看到他们在采取行动。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是出现在莉拉家里，他们用一种代表整个城区的语气，说他们想尽办法，尽一切努力使蒂娜完好无损地回到她父母的身边。莉拉一直都盯着索拉拉兄弟，好像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恩佐脸色非常苍白，他听他们说了几分钟，然后大声说，是他们把孩子带走了。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对所有人说，索拉拉兄弟把蒂娜带走了，因为他和莉拉一直拒绝给他们分公司的利润。他期望有人能提出反对，他好跟人动手，但当着他的面，没人说什么，那天晚上索拉拉兄弟也没说什么。

    “我们理解你的痛苦。”马尔切洛说，“假如有人把我的西尔维奥带走的话，我也会跟你一样，会疯了的。”

    他们等着有人让恩佐平静下来，然后走了。第二天，他们让各自的妻子——吉耀拉和埃莉莎——过来探望，莉拉和恩佐很冷淡地接待了她们，但并没有失礼。在这之后，他们寻找得更卖力了，可能就是索拉拉兄弟，组织人扫荡了所有通常来城区摆摊的小商小贩，还有周围所有吉普赛人的营地。当然，也是他们组织那些愤怒的民众，针对那些开着警车、鸣着警笛过来抓人的警察。他们先抓了斯特凡诺——他那个阶段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来住院了，他们还抓了里诺，但几天后就被放出来了，最后甚至是詹纳罗，他哭了好几个小时，发誓说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爱这个小妹妹，他永远都不可能伤害她。无法排除的是，索拉拉兄弟派人在小学门口守着，因为他们的缘故，那个在小学门口诱拐儿童的变态狂，才从一个道听途说的传言成了一件有理有据的事儿。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小男人，尽管没孩子要接送，但他一直出现在学校门口。他被痛打了一顿，逃走了，他被一群愤怒的人追打到了小花园那里。假如他没把话说清楚，那他肯定会被人们打死。他说，他不是人们想象的变态，他只是《晨报》的实习生，正在寻找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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