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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她有时候对我充满抵触，但在她的敌意隐藏在她对我的情感以及愿意为我付出的态度后面。比如说，莉拉一直都很乐意照顾我的几个女儿，尽管她有时候话里话外，都想让我感觉我欠她的情。她好像在说：你现在的身份，你获得的成就，都是因为我牺牲自己，让你成为那样的人。我听出她的话外之音时，我会提议说，我可以找一个保姆，但是无论是她还是恩佐，都会觉得我太见外了，这种话提都不要提。有一天早上，我需要她的帮助，她提到了她要面对的一些棘手问题，我冷冰冰地说，我会另找一个解决方案。她马上变得很凶，说：“我跟你说了我不帮你吗？假如你需要，我会安排一下的。你的女儿抱怨过吗？我忽视她们了吗？”这样一来，我确信她只是需要我承认她的重要性，我要真诚地对她表示感谢，没有她的支持，我的公众生活是很难维持的。后来我开始忙于自己的事儿，每次都把几个孩子留给她。

    因为出版社宣传部门的有效推广，每天我都会出现在不同报纸上，有一两次我还上了电视。我很振奋，也很紧张，我喜欢人们对我的关注，但我害怕说错话。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找谁谈，我去找莉拉，想听听她的建议：

    “假如他们问起索拉拉兄弟呢？”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假如他们生气了呢？”

    “现在他们怕你更多一些，你比他们更危险。”

    “我很担心，我觉得米凯莱越来越疯狂了。”

    “书写出来，就是为了让人们听到你的声音，而不是为了沉默。”

    实际上，我一直都很小心。那个阶段，因为选举，各个政党的宣传都热火朝天，我很小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从来都不谈论政治，从来都不会提到索拉拉兄弟，大家都知道，他们在给联合执政的五个政党拉选票。但关于城区的生活环境，我会谈很多，在地震之后，一切都更糟糕了，我会谈到城区的贫穷、非法交易，还有管理机构的纵容。然后，根据不同的问题，还有当时的心情，我会谈论我自己、我接受的教育、求学生涯的艰难、比萨高等师范里蔓延的厌女症，会谈到我的母亲、女儿，还有我的女性主义思想。那段时间，图书市场的情况非常复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都游离于先锋主义和传统写作之间，但我是有优势的，因为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我通过第二本书展示了我坚实的文化，还有宽广的兴趣，我是少有的几个已经有了自己的出版生涯，甚至是读者群的作家。这样一来，我的电话越来越频繁响起，但说实在的，那些记者很少让我谈论对文学的看法，他们会问我关于那不勒斯的现状的看法，还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思考，这些问题我还是可以谈论的。很快，我开始给《晨报》写稿子，我接受了一个题为“我们女人”专栏的约稿，无论哪里邀请我去，我都会根据不同的观众介绍我的书。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过去出版的那两本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像这本这么突出，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给我打了电话，都是我之前没有机会认识的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想见我，他想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每天我都会接到消息，都是这个或那个出版社要了解我的书。总之，我越来越高兴了。

    但是最让我满意的是两个出乎我意料的电话。第一个是阿黛尔打的，她对我很客气，问了两个孙女的情况。她说，她通常是从彼得罗那里了解她们的所有情况，彼得罗给她看了两个孩子的照片，她们都很漂亮。我会听她说，只是礼节性地回复了几句。关于那本书，她说：“我又看了一遍，你很棒，这本书现在好多了。”在挂电话之前，她让我答应她，如果我去热内亚推广我的书，一定要告诉她，我要把两个孩子带给她看，让她们在热内亚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了她，但我排除了自己遵守诺言的可能。

    没过几天，尼诺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的小说简直锐不可当（“无法想象在意大利还有这样的写作方式”），他说他要来看几个孩子。我邀请他来吃午饭，他特别精心地照顾黛黛、艾尔莎和伊玛，自然谈了很多自己的事情。现在他在那不勒斯的时间很少，他很多时候在罗马，他和我之前的公公一起做事，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他经常会重复一句话：“现在事情越来越好了，意大利终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他忽然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和好吧。”我笑了起来，说：“你如果想见伊玛，打个电话就好了，但我们俩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感觉是和一个幽灵生了这个孩子，我可以肯定当时床上的人不是你。”他闷闷不乐地走了，再也没出现。他把我们——黛黛、艾尔莎、伊玛还有我——忘了，很长时间都没理会我们，他一定是一出门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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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还想要什么呢？我之前谁也不是，现在终于变成了一个有分量的人了。是因为这个缘故，阿黛尔·艾罗塔才打电话给我，好像要和我和解，因为这个缘故，尼诺·萨拉托雷才会想着祈求我的原谅，想回到我的床上，因为这个缘故，到处都请我去演讲。当然，要和几个孩子分开，不能履行母亲的职责，对我来说很难。但那种撕裂感逐渐也成了我习以为常的东西。那种愧疚感，很快就被要取得公众认可的热望所取代。我的脑子里想着成千上万的事儿，那不勒斯和城区变得黯然失色，其他地方的风景挥之不去。我会去一些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之前从来没去过的城市，我觉得，如果能搬到那些地方去居住，那简直太好了。我遇到一些吸引我的男人，他们会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让我很开心。在几个小时里，我的眼前会出现各种诱惑。我会淡忘作为母亲的羁绊，有时候甚至会忘记给莉拉打电话，跟孩子们道晚安，只有当我感觉离开她们我也能生活时，我才会醒悟过来，回到自我。

    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我去了南方很长时间，为我的书做推广。我要在外面待一个星期，但伊玛不舒服，她感冒了，看起来无精打采。这都是我的错，我不能怪到莉拉身上：她一直都特别小心，但她有很多事情要做，孩子们玩疯了，她也想不到她们出汗时会着凉。在出发之前，我让推广部门的人把我住的宾馆电话给我，我把那些号码给了莉拉，我跟她说，如果有问题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回来。

    我出发了，刚开始时我一直想着伊玛和她的病情，一有机会就会打电话回去，后来我就把这事儿忘了。每到一个地方，我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会给我安排一个非常密集的行程，我尽量展示自己的水平，最后他们会搞一场无穷无尽的晚宴为我庆祝。时间过得飞快，我打电话给莉拉时，没人接电话，我就没有再坚持。有一次是恩佐接的电话，他用那种言简意赅的方式跟我说：“你做你该做的事儿吧，这里你不用操心。”有一次，我和黛黛通话，她用大人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很好，妈妈，再见，玩得开心。”但当我回去时，我发现伊玛在医院里已经住了三天院了。她得了肺炎，医生让她住院。莉拉和她在一起，她抛下了所有事情，甚至抛下了蒂娜，她和我女儿待在医院里。我觉得很失措，我说她不应该瞒着我。我回来了，她还是不愿意卸下责任，她还想照顾伊玛。她说：“你回去吧，你旅途一定很累了，休息一下吧。”

    我真的很累，内心百感交集。我很愧疚，因为在孩子最需要我时，我没能陪在她的身边。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生病时多么受罪，莉拉却经历了我女儿生病的每个阶段：伊玛呼吸困难，焦虑不安，最后被送到医院。在医院走廊里，我看着莉拉，她比我更加疲惫。伊玛生病后，莉拉一直守在她身边，照顾她，安慰她，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她基本都没怎么睡觉，我看到她眼圈很黑，目光黯淡。而我呢，我的内心也许外表也一样，光彩照人。尽管我现在知道，我女儿病了，但这也无法掩盖我对自己的满意，我在意大利四处旅行的自在感，那种一切从头开始的愉快，好像无法掩盖。

    孩子一出院，我就对莉拉说了我的感受，我纷乱思绪，愧疚感和自豪感混杂在一起，想对她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也想让她跟我仔细讲讲——因为我不在，我没办法给予的——她对伊玛的照顾。但莉拉有些厌烦地回答说：“莱农，不要说这些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女儿病好了，现在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我开始以为她说的是工作上的事情，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些问题和我相关。在伊玛生病之前，她得知我被人告了，是卡门告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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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害怕，也很心痛。卡门告了我？卡门这样对我？

    成功带来的振奋消失了。在短短几秒里，对伊玛照顾不周的愧疚感之上，又加上了恐惧，他们会通过法律手段让我失去一切：快乐、地位和金钱。我为自己还有我的那些抱负感到羞耻。我对莉拉说，我要马上和卡门谈谈，她不建议我去。我感觉她知道的比告诉我的还要多，我还是去找卡门了。

    我先到加油站那里找她，她不在，罗伯特有些尴尬地和我聊了几句。他没说起诉的事儿，他说他妻子和几个孩子去了朱利亚诺的亲戚家了，可能要在那里待一阵子。我没有理会他就走开了，我跑到他们的家里去，想知道他说是不是真的。他们家没人，不知道卡门是真的去了朱利亚诺，还是不给我开门。天气非常炎热，我在外面走着，想平静下来，后来我去找安东尼奥，我想他肯定知道有些事情。因为他一直在外面，我以为很难找到他，但他妻子跟我说他去了理发店，我果然在理发店里看到他了。我问他有没有听说有人要控告我的事儿，他没回答，却说起了城区的学校。他说，学校的老师对他的几个孩子很没耐心，他还抱怨说他的几个孩子要么说德语，要么说方言，但老师也没好好教意大利语。后来他忽然对我小声说：

    “我现在顺便向你告别。”

    “你去哪里？”

    “我回德国。”

    “什么时候？”

    “我还不知道呢。”

    “为什么你现在要和我告别？”

    “因为你从来不在家，我们很少见面。”

    “是你不来找我。”

    “你也没来找我啊。”

    “你为什么要离开？”

    “我的家人在这里过得不好。”

    “是米凯莱让你走的吧？”

    “他指挥我，我听从安排。”

    “因此他不想让你待在城区了。”

    他看着自己的手，很仔细地检查它们。

    “我时不时还会神经崩溃。”他说。他提到了他母亲梅丽娜，她现在脑子也不清楚。

    “你要把她留给艾达？”

    “我要把她带走。”他嘀咕着说，“艾达已经有太多麻烦了。我和我母亲的情况一样，我想把她带在身边，看着她，想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一直生活在这里，在德国她会遭罪的。”

    “到处都会遭罪，你要不要听我说一句？”

    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他决定要对我说他的想法。

    “说来听听。”

    “你也走吧。”

    “为什么？”

    “莉娜相信，你们俩一起就会变得战无不胜，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你们了。”

    “帮助我们做什么？”

    他很不高兴地摇了摇头。

    “你看到这个城区的人投票的情况吗？索拉拉兄弟很生气。”

    “没有。”

    “他们不能像之前那样控制这里的选票了。”

    “然后呢？”

    “莉娜给共产党拉了很多选票。”

    “这和我什么关系呢？”

    “马尔切洛和米凯莱觉得，莉拉是所有事情背后的指使者，她也是你背后的人。这次帮助卡门起诉你的律师，就是他们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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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里，我没去找莉拉。我排除了她不知道选举和选票，索拉拉兄弟很气愤，以及他们是卡门身后指使者的可能。她总是精于算计，只会告诉我她想让我知道的事。我给出版社打了电话，我把安东尼奥告诉我的事告诉了主编。我对他说，现在还只是传言，还没有具体行动，但我很担心。他安慰我，让我放心，他答应我他会向出版社的法律顾问询问一下，一有消息，他就会打给我。最后他说：“你为什么要那么激动，这对你的书是有好处的。”我想，但这对我没好处，回到这里生活，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过了几天，出版社没有联系我，但我收到了起诉通知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迎头一棒。看了那份文件之后，我简直目瞪口呆。卡门要求我和出版社把那本书从市场上收回，还要求支付一笔巨额的赔款，因为我损害了她母亲朱塞平娜的形象。我从来都没看见过这样一张代表法律权威的纸，上面有抬头，里面的文字风格，还有上面的印章和印花税票。我发现，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我从来没留意的东西，现在让我很害怕。这次我跑去找莉拉。当她得知我找她的原因时，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嘲弄，她说：

    “你不是要法律吗，现在法律来了。”

    “我该怎么办？”

    “把事情闹大。”

    “也就是说？”

    “你要告诉报纸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你疯了吗？安东尼奥跟我说，卡门的背后是索拉拉兄弟的律师，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你看看你现在多烦躁，但你不要担心，你害怕法律，但索拉拉兄弟更害怕你的书。”

    “我害怕他们那么有钱，会把我毁了的。”

    “你就是要让他们花钱，你写东西，你越写他们做的那些龌龊事，就越能破坏他们的生意。”

    我很沮丧。这就是莉拉的想法吗？这就是她的计划？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清楚地发现，她觉得我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就像小时候我们赋予《小妇人》的作者的那种力量，因此她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回到城区居住？我什么也没说，回到家里，再次给出版社打电话。我希望主编能采取行动，希望能听到让我放心的消息，但我没找到他。第二天是他打电话给我。他用愉快的语气向我宣布，在《晚邮报》上有他的一篇文章——是他亲自写的，谈到了起诉的事情。他跟我说：“你赶紧去买吧，看完告诉我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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