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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保证让主编放心了，他又待了一个小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他很努力地对尼诺的书表现出兴趣。最后在告别时，他拥抱了我，在我耳边说：“我确信，你正在写一个很棒的故事。”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叹了一口气说：“阿黛尔还在继续和我作对，我麻烦大了。”但尼诺表示不同意，他的书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可以出版，也让他的心情好了起来。另外，他刚刚去巴勒莫参加了一场意大利社会党的大会，他遇到了圭多·艾罗塔和阿黛尔，圭多对他最近写的一些东西表示很欣赏。因此，他说了一句和解的话：

    “你不要夸大艾罗塔家的影响力，你刚才只是答应了主编你会开始好好工作，写你的书，你看到他的态度变化了吧？”

    我们吵了一架。是的，我刚刚答应交出一本书，但我怎么交，我什么时候写这本书，我有那种专注力和时间吗？他有没有意识到，我之前是什么生活，现在是什么处境？我口不择言给他列举了我经历的一切，我母亲生病去世，我要照顾黛黛和艾尔莎，做家务，怀孕，伊玛的出生，他对这个孩子的漠不关心，他总是不带我一个人到处参加各种研讨会。还有那种恶心感，是的，的确很恶心，我要和埃利奥诺拉一起分享他。我对着他喊道，我已经彻底和彼得罗离婚了，你想都没有想过和你妻子分居。我一个人，没有他的帮助，我能在这么多压力下工作吗。

    我嚷嚷也没什么用，尼诺的反应和往常一样。他做出一副沮丧的样子，嘟哝着说：“你不明白的，你也不会明白，你对我不公平。”然后他用一种沉痛的语气向我发誓，说他爱我，他离不开伊玛、黛黛和艾尔莎，还有我。最后，他提出为我请一个保姆。

    早些时候，他已经建议我找一个人来照顾孩子，买东西做饭。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要求太高，我总是说，我不想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通常，我做任何事情都倾向与侧重于考虑他是否会喜欢，而不是我自己高兴。还有，我不想承认，在我们的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我和彼得罗在一起时出现过的问题。但那次让他惊讶的是，我马上回答说：“好的，太好了，你赶紧找一个人吧。”我感觉我是用我母亲的声音在说话，不是她临终前那种虚弱的声音，而是那种爱争吵、易怒的声音。花钱算什么，我应该关心自己的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完成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应该很棒。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尼诺，可以阻止我写好这本书。

    71

    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处境，之前的两本书，加上翻译的版本，给我带来了一些钱，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收入了。收到的新书预付款已经快要用完了。我晚上熬夜写的文章，要么稿费极少，要么完全没有稿酬。总之，我是靠彼得罗每月定期给我汇的抚养费，还有尼诺的补贴过活。尼诺会把房租、水电费付了，我得承认，他经常还给我和几个孩子买衣服。刚回到那不勒斯时，我不得不面对的变化，还有各种不方便和痛苦，我都觉得很正常。现在呢？编辑到访的那晚让我决定尽快变得独立。我要定期发表东西，拿出作家的样子，我要赚钱，但原因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和我的未来有关：我真的以为，尼诺会一直照顾我和我的几个女儿吗？

    这时候，我开始慢慢形成了一种意识——但不是很清晰，我觉得我不用太考虑他，我并没感觉到太痛苦。那不仅仅是之前的一种担忧，担心他会离开我，而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我不再想很远的事情，我开始考虑当下的事儿，我不能期待着尼诺给我更多，而是我自己要掂量一下，他给的够不够。

    当然了，我依然爱他，我喜欢他修长纤细的身体、他的聪明，还有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很欣赏他现在的工作，他之前搜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的能力，现在非常符合社会的需求。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备受欣赏的文章——可能是圭多·艾罗塔比较喜欢的那篇，是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从危机源头开始，谈到了建筑、金融和私人电视行业，说这都是需要探察的问题。然而，我开始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我厌烦的东西。比如说，我前夫的父亲赦免了他之后，他表现出来的欣喜让我很难受。我也不喜欢他把彼得罗和他父亲撇开关系，他觉得彼得罗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小老师，他备受追捧，只是因为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他对于共产党的追随也很盲目”，而他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教授，他不遗余力地赞扬我之前的公公，说他写的关于“希腊化时期”的著作是其奠基之作，另外他还是社会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又一次对阿黛尔表现出来的赞赏，也让我心里很不痛快，他说阿黛尔是一位真正的名媛，在社交方面无与伦比。总之，我觉得他对权威的认同很敏感，而另一方面，他会因为嫉妒排斥或者羞辱那些还没有权威，或者权威很小但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人。这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有他维护的自我形象遭到了破坏。

    但事情不仅仅是这些，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阅读趣味发生了变化。我们都不再说一些极端的话，让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是，我开始认同几年前和彼得罗吵架时我找茬贴到他身上的标签。但尼诺比我更过分，他不仅仅认为，任何革命性、破坏旧世界的观点都很滑稽，他也觉得任何自我标榜道德高尚的姿态很可笑。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

    “社会上有太多傻人。”

    “也就是说？”

    “就是些大惊小怪的人，就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些党派各自为政，或者他们会把武装分子还有秘密组织掩盖起来。”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一个党派只能通过给别人好处来换取支持，那些理想主义都是装饰。”

    “好吧，那我就是一个傻子。”

    “这我知道。”

    我开始觉得，在政治上，他哗众取宠的言行让我很不舒服。当他邀请客人来家里吃晚饭时，他会从左派的立场，提出右派的观点，让那些客人很尴尬。他说，法西斯并不是说的都没道理，要和学会和他们对话。或者说，假如我们要改变现状，就不能一味批判，也需要亲手去实践。或者说，假如不希望法官成为民主系统的地雷，法律很快就会顺应那些当权者的需求。或者说，需要控制薪水上涨，那种阶梯式的工资机制会毁掉意大利。假如有人对他说的提出反对，他就会充满鄙夷地冷笑起来，会让人觉得，他不愿意和那些目光短浅、脑子里只有一些过时口号的人进行讨论。

    为了不和客人站在同一条阵线上反对他的观点，我很不自在地沉默下来了。他喜欢现在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他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一点。他了解党内还有议会上发生的一切，他了解资本和劳动组织的所有内部活动。但我只看到了很多恐怖事件的报道，红色武装分子制造的血腥事件和绑架，还有关于工人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形成了一些新的反抗者的论点。结果，我通常都是和其他人，而不是和他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个在建筑系教书的朋友吵了起来。他头发凌乱，充满激情，看起来很英俊。

    “你们没办法区分向前一步、退后一步，或者停步不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向前一步指的是什么？”这个朋友问。

    “就是国家总理不再是通常的天民党的人。”

    “那停步不前指的是什么？”

    “冶金工人的一场游行。”

    “后退一步是什么？”

    “就是要搞清楚，社会党和共产党哪个干净。”

    “你现在越来越犬儒了。”

    “但你一直都很混！”

    不，尼诺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可以说服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表达自己时会用一种很挑衅，但同时又态度暧昧的方式。他在突出自己的远见，就好像他能看到国家管理的各个步骤，但在我还有他的朋友们眼里，这个国家好像已经从根子上坏了。他还在坚持：“我们不要再那么天真地反对权力了，我们要身处那些有生有死、新旧交替的地方：党派、银行、电视。”我听他说这些，但他对我说话时，我会垂下眼睛。他的话让我很厌烦，我已经无法掩饰这一点了，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松散，这正在降低他的格调。

    有一次，他也对黛黛这样说话，因为老师给她布置了一个很离奇的作业，让她做个调查。

    为了中和一下他的实用主义，我说：

    “黛黛，人们总有把一切都摧毁的可能。”

    他满脸笑容地反驳说：“你妈妈喜欢编故事，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但她不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每次她不喜欢什么东西，就会求助于一个神奇的句子：我们把一切都摧毁吧！你要告诉你老师，说我们要让现有的世界好好运转。”

    “怎么才能做到？”我问。

    “通过法律。”

    “比如你说要控制那些法官。”

    他摇了摇头，对我很不满，就像以前彼得罗的态度一样。

    “你赶紧去写你的书吧。”他说，“否则，你又说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你没法工作。”

    他给黛黛讲了三权分立的事情，我默默地听了一会儿，觉得他说的每个字都有道理。

    72

    尼诺在家时，他会和黛黛还有艾尔莎一起，搞一场非常滑稽的仪式。他们会把我拉到放着我的写字台的小房间，非常郑重其事地让我坐下来工作，他们关上房门，假如我要敢打开门的话，他们会齐声指责我。

    通常，假如有时间，他会非常耐心地照顾几个孩子。他对黛黛很好，他觉得黛黛非常聪明，但过于死板，艾尔莎让他很开心，因为她顺从的外表下面其实是狡黠和邪恶。我所希望的事却从来都没有发生，他和小伊玛不是那么亲密。他也会陪着伊玛玩儿，有时候看起来很开心。比如说，他和黛黛还有艾尔莎，会围着伊玛学狗叫，想让她说“狗”这个词。我绞尽脑汁地想写点儿东西，我听见他们在家里汪汪叫，假如伊玛咿咿呀呀，发出一个听起来像“狗”的音，尼诺会和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叫喊起来：“她说了‘狗’，很棒，很棒！”但没别的了。实际上，他把小伊玛当成一个小玩偶，让黛黛和艾尔莎玩。他很少和我们一起过星期天，少有的几次气氛很好，他们带着伊玛去了佛罗里笛安娜，他让两个姐姐推着妹妹的小车，在维拉街上散步。他们回家时，四个人都很高兴，但没说几句，我就明白了，尼诺让黛黛和艾尔莎假装成妈妈，照顾伊玛，他和沃美罗区那些真正的母亲在聊天儿，她们也把孩子带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习惯于他勾三搭四的爱好，我觉得那只是一种坏毛病。尤其是，我也习惯了那些女人马上就会喜欢他。但后来忽然间，这方面也出了问题。我越来越发现，他的女性朋友多得惊人，所有的女人在他面前都会变得光彩照人。我很熟悉那种光彩，并不觉得惊异。在他面前，你会非常有存在感，你会觉得很高兴。很自然，所有那些女孩子，还有成熟女性都会对他产生感情，我不排除她们会对他产生性欲的可能，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让我最不安的，就是之前莉拉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他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尽量不把这句话和另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些女人是他的情人吗？”因此，让我不安的不是他会背叛我，而是其他东西，我确信尼诺会激发这些女人的母性，她们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

    伊玛出生后没多久，尼诺的事业越来越顺了。当他出现时，会带着自豪给我讲他取得的成功。我很快就发现，他过去飞黄腾达，那是因为他妻子的家人，现在呢，他得到的每个新职务都离不开一个女人的帮助。有一个女人帮他在《晨报》上开了一个专栏，每半个月发一篇文章；另一个女人推荐他在费拉拉一个重要的研讨会上致辞；还有一个让他成了都灵一家杂志的主编；一个来自费城的女人——一个联合国官员的妻子，最近推荐他去做一个美国基金会的顾问。这些帮助过他的女人的名单在不断增加。除此之外，我自己不是也帮着他，让他在一家重要的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不是还帮着他出第二本书吗？再想想，他上高中时那么耀眼，还不是因为背后有加利亚尼老师？

    当他忙着施展自己的魅力时，我开始默默地研究他。他邀请那些年轻太太或风韵不再的女人来家里吃饭，她们有的是自己单独来，有的是带着各自的丈夫或男友。在那些情况下，我带着不安的心情，看着他怎么给这些女人说话的机会：他基本上会无视那些男性客人，他会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女人的身上，有时候他会针对其中一个女人。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我都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尽管有其他人在场，他都能表现得像单独和他感兴趣的太太面对面在一起，他不会说任何有暗示性的、不得体的话，他只会问问题。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离家出走了。我十八岁时离开了莱切，来到那不勒斯，但这是一个很难融入的城市。”

    “你住在哪儿？”

    “在法院路一栋很破的房子里，和另外两个姑娘住在一起，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学习。”

    “男朋友呢？”

    “什么男朋友。”

    “男朋友总会有一个吧。”

    “是有一个，也在这儿坐着呢，我后来嫁给他了。”

    这位太太提到了自己的丈夫，就是想让他也加入到谈话中，但尼诺无视那个男人，依然用那种灼热的声音，对面前的女人说话。尼诺对于女性世界很好奇，其实没有别的企图。我对他非常了解，他一点儿都不像那个年代的其他男性，表示出他们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不再那么大男子主义了。我想，不仅是那些来我们家里的教授、建筑师，还有艺术家，他们的行为、感情和观念都有些女性化的成分，就连卡门的丈夫罗伯特，也会分担很多家务，还有恩佐，他会毫不犹豫把自己的所有时间都花在莉拉身上。那些寻找自我的女性让尼诺很振奋，他的热情是真诚的，没有一次晚饭，他不会重复这样一句话：和她们一起思考，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思考方式。但他会死死捍卫自己的空间，还有他投身的诸多事情，他永远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从来都不会让出一点他的时间。

    有一次，我想在所有人面前揭发他的做法，于是用一种充满温情、开玩笑的语气说：

    “你们不要相信他说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帮着我收拾桌子，洗碗。现在他连地上的袜子都不会捡起来。”

    “这不是真的。”他反驳说。

    “就是这样，他想解放别人的女人，而不是自己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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