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我对自己充满了鄙视,我没办法把尼诺从脑子里抹去。我试着完成手头的工作,但我没有心思,我强迫自己,抑制自己,但最后还是很混乱、崩溃。我感觉,事实证明莉拉说得对:我正在忽视我的两个女儿,我让她们失学,也失去照顾。
黛黛和艾尔莎被这种新处境迷住了。之前,她们几乎不认识她们的姑妈,但她们迷恋马丽娅罗莎身上散发的那种绝对自由的气息。马丽娅罗莎在圣安布罗吉奥区的房子像一个港湾,会收容任何人。她用那种姐妹般的,或者说像没有任何偏见的修女的语气,接待那些人,她不在意他们是否肮脏,有没有精神问题,是不是罪犯,有没有吸毒。两个小姑娘没有任何功课,她们带着好奇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一直到很晚才睡觉。她们听着用各种语言说的奇谈怪论,大家演奏音乐,唱歌跳舞时,她们会很开心。她们的姑妈早上去大学上课,午后才回来,她从来都不焦虑,她会逗她们开心,在房间里追着她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假如她在家,她就会搞一些大扫除,也会让她们、我还有那些临时的客人来参加。她不是很在乎我们的身体,而是重视我们的精神。她组织了一些晚间课程,邀请她大学的同事来上课,有时候是她亲自上课,她讲得很有意思,有很多知识,她坐在两个侄女旁边上课,对她们讲,让她们参与进来。
在那种时候,房子里会有很多她的男女朋友,是专门来听她讲的。有一天晚上,在她上课的时候,有人敲门,黛黛跑去开门,她喜欢迎接别人。孩子回到客厅,用一种很激动的声音说:“警察来了。”在场的人都有一丝恼怒,表情几乎有点凶恶。马丽娅罗莎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去和警察谈话。来了两个警察,好像是邻居打电话叫的。她非常客气地接待了那两个警察,她坚持让他们进来,几乎是强迫他们坐在客厅里,坐在我们中间,她又接着讲课。黛黛几乎从来都没有近距离看到过警察,她和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搭讪,还把自己的手肘放在人家的膝盖上。我记得她说的话,她给警察解释,马丽娅罗莎是一个很好的人:
“实际上,”她说,“我姑妈是个大学教授。”
“实际上。”那个警察带着微笑,低声说了一句。
“是的。”
“你说话说得真好啊。”
“谢谢。实际上,她的名字叫马丽娅罗莎·艾罗塔,她教授艺术史。”
他们被困在那里十几分钟,那个警察在另一位年长一点的警察耳边说了什么,最后他们走了。黛黛把他们送到门口。
后来,我也主持了那种课程,我讲的时候,来的人比往常要多。在大厅里,我的两个女儿坐在第一排的垫子上,她们很仔细地听我讲课。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黛黛开始带着好奇研究我。她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还有她爷爷和马丽娅罗莎。但关于我,她并不了解,她也不想了解。我是她母亲,什么都不让她做,她受不了我。她用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专注在听我讲,她可能自己也感到非常惊异。可能,她喜欢我用那种平静的语气回应马丽娅罗莎出人意外的批评。我大姑子是所有在场的女人中,唯一表示不赞同我的任何一个字的人。在前不久,她还一直支持我写作、研究和发表文章。没经过我同意,她就讲了我和我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冲突,她对那件事情了如指掌。她引用了很多书籍,说明了一个不爱自己母亲的女人,是一个迷失的女人。
27
有时候,我为工作的事情出去,会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的大姑子,但我发现,其实是弗朗科在照顾她们。他通常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参加我们举办的课程,也不在意来来往往的人,但他对我的两个女儿很上心。她们饿了,他会煮饭给她们,还会想出一些游戏和她们玩儿,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她们。黛黛从他那儿,学会了批判梅尼乌斯·阿格里帕[1]的愚蠢寓言——她在对我讲时,就是用了这个词。她在我最近送她去的新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她笑着说:“贵族梅尼乌斯·阿格里帕说了一堆话,把那些平民蒙了,但他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填饱肚子,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四肢提供养分。哈哈哈!”从弗朗科那里,她还学到了财富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些地方在遭受让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她一直都在重复,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有一天晚上,马丽娅罗莎不在家,我比萨时期的男朋友弗朗科,用一种严肃的、满是惋惜的语气指着两个在家里跑来跑去、发出尖叫的小姑娘对我说:“想想看,她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如果是我们的话,年龄可能会大一些。”他点了点头。我瞥了他一眼,他盯着自己的脚尖。我脑子里把他和十五年前那个有钱、有文化的大学生进行对比:他还是他,但又不是他了。他已经不读书,不写东西了,过去一年里他也很少参加聚会、讨论还有游行。他会谈论政治——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但已经没有之前的激情和自信了,相反,他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同时对自己的悲观失望充满自嘲。他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列举了将要到来的灾难:首先,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会慢慢地衰落;其次,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财富会彻底分散,现在关于资本的作用频繁的争吵,已经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性质;第三,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了,我们要适应现状。我满是怀疑地问:“你真的觉得,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然!”他笑了起来,“但你知道,我特别擅长说这些事情,假如你愿意,反过来说也一样,我可以向你证明相反的立场:共产主义无法避免,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高的民主,苏联要比美国好得多,有些时候,血流成河是正义的,但有时候却是犯罪。你愿意我反过来说吗?”
只有两次,我看到了大学生时代的那个他。有一天早上,彼得罗出现了,多莉娅娜没和他一起来。他好像是来考察两个孩子的生活环境的,看她们现在都在学习什么,她们高不高兴等等。那是非常紧张的时刻。也许是两个孩子跟他说了很多我们生活的情况,她们是用那种天真、充满想象和夸张的方式说的。结果是,彼得罗先是和他姐姐吵了起来,然后和我也吵了,吵得很凶,他说我们俩都不负责任。我失去了耐性,对着他喊道:“你说得对,你把她们带走吧,你和多莉娅娜照顾她们吧。”这时候,弗朗科从房间里出来,他介入了我们的争吵,他展示了他特别雄辩的一面,在过去,这种说服力让他可以控制那些争吵得非常激烈的大会。他后来引经据典,和彼得罗讨论起了夫妻生活、家庭、对后代的抚养,甚至说到了柏拉图,全然忘记了我和马丽娅罗莎。我丈夫兴高采烈地走了,他的眼睛熠熠生辉,很高兴自己能遇到一个对话者,可以用一种文明和智慧的方式进行讨论。
尼诺没事先通知就出现了,那天我们吵得最不可开交,对于我来说,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天。他开着车,在长途旅行之后胡子拉碴,非常疲惫,满脸焦虑。刚开始,我以为他是来让我跟他走呢,通告我和两个孩子的命运。我希望他说,现在好了,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的婚姻状况,让我们一起回那不勒斯生活。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好了让步的准备,二话不说就跟他走,我已经受不了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俩关在一间房子里,他支支吾吾,一直在抓耳挠腮,出乎我意料地说,他没办法和他妻子分开。他很激动,他想要拥抱我,他语无伦次地给我解释说,只有和埃利奥诺拉在一起时,他才能不放弃我以及我们的共同生活。其他时候,他说的这些可能会激起我的同情,因为很明显,他的痛苦是很真诚的。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有多痛苦,我很惊异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离开埃利奥诺拉,但我也不能没有你。”
“因此,我的理解没有错。你给我的提议是,让我改变情人的身份,做你的第二个妻子。你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你说什么?事情不是这样。”
我回击了一句,当然是这样,我指着门对他说,我已经对他的所有伎俩感到厌烦,还有他所有的权宜之计,他找的那些借口。这时候,他的声音哽咽在嗓子眼里,他又要说明,他的行为是有一些不容置否的原因。他叫喊着对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不想让其他人告诉我,因此他亲自跑来告诉我:埃利奥诺拉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注释
[1]梅尼乌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93年,古罗马贵族。
28
如今,我已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女人,我知道,听到那则消息时,当时我的反应有些过激。今天,在写这段经历时,我发觉自己会微笑起来。我认识很多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经历和我相似:爱情和性都是非理性的,都很残暴。但那时候,我意识不到这一点。仅仅这个事实——埃利奥诺拉已经怀孕七个月了,都让我觉得,这是尼诺对我最大的伤害。我想起了莉拉,上次和我谈到尼诺时,她欲言又止,和卡门交换了一个眼神。因此,安东尼奥已经发现了埃利奥诺拉怀孕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了?为什么莉拉最后放弃告诉我?她掂量了一下这事儿可能给我带来的痛苦吗?我感觉我的肚子和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破裂了。这时候,尼诺强行抑制着自己的不安,他语无伦次地向我解释着他妻子怀孕的事,假如一方面,这有助于让他妻子平静下来,另一方面,这使得他们离婚变得更难。我痛苦得弯下腰,双臂无力地垂着,我的身体到处都很疼,说不出话,也叫喊不出来。我忽然直起了身子,那时候家里只有弗朗科在,没有任何一个反复无常、满怀痛苦,哼唱着小曲儿或者患病的女人。马丽娅罗莎把两个孩子带出去散步了,她想给我和尼诺机会单独面对我们的问题。我打开房间门,用虚弱的声音呼唤着我大学时代的男友。他马上就过来了,我用手指着尼诺,几乎是嘶吼着对弗朗科说:“把他赶走!”
但弗朗科没把他赶走,而是做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他没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抓住了我的手腕,让我不要动,让我恢复理智,然后他把我带到了厨房里,让我坐下来,尼诺跟着我们。我很失控,我用断断续续、痛苦的声音说:“让他走!”尼诺试着靠近我时,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他让尼诺站远一点,很平静地说:“让她安静一下,你出去吧。”尼诺听从了他的话,我用非常混乱的语句跟弗朗科讲了发生的事。他听我说话,中间没有打断我。等到他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力气时,他才用那种非常文雅的方式,对我说:“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要尽量享受你拥有的,这就是规则。”他说的全是男人说的那些套话,我开始生他的气,我对他叫喊着说:“谁他妈在乎享受能享受到的,你说的什么蠢话!”但他不生气,他想让我审视一下那时候的状况。“好吧,”他说,“这位先生对你撒了一年半的谎,他跟你说他离开了妻子,他说他已经和妻子没有任何关系了,但现在你发现,在七个月前,他让妻子怀孕了。你的反应很正常,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尼诺是一个卑鄙的男人。但你要让我说一句,尼诺被发现以后,原本可以消失,再也不理会你。为什么他开一晚上车,从那不勒斯来到米兰?为什么他要低三下四,自我揭发?为什么他要恳求你不要离开他?所有这些做法,一定是有理由的。”我对着他喊道:“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骗子!一个很轻浮的人,他没办法作出选择。”弗朗科一直在点头,说他表示同意。但这时他问我:“假如他真的爱你,他知道自己只能这样爱你呢?”
我还没来得及对他喊,这就是尼诺的想法,一模一样。这时候家里的门开了,马丽娅罗莎出现了,两个孩子马上认出了尼诺,她们有些腼腆,但都想吸引他的关注。她们忽然就忘记了,这几个月,她们的父亲每天都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那就像是一个诅咒,尼诺马上就去照顾她们了。马丽娅罗莎和弗朗科在安抚我,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黛黛和艾尔莎在大声地说话,她们在欢笑,我眼前的这两个人跟我谈论着一些严肃的话题。他们想让我好好想想,但即使是他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让人惊异的是,弗朗科刚开始还主张妥协,但他现在建议我一刀两断,和他往常的态度一样,但我大姑子刚开始完全向着我,但后来她想尽量搞明白尼诺的理由,尤其是埃利奥诺拉的处境,她最后甚至伤害了我,她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故意的。她说:“你不要生气,先反思一下,你是一个有觉悟的女人,当你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毁灭之上,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的讨论就这样向前推进。弗朗科促使我要面对现实,要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自己能获得的东西,马丽娅罗莎给我描绘了埃利奥诺拉带着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遭到抛弃的场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想,这是一个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没办法理解的人说的蠢话。在这种情况下,莉拉肯定会选择退出,就像她之前做的。莉拉会建议我说:“你已经错得够多了,你现在应该甩开眼前的这些人,该干嘛干嘛。”这是她所希望的结局,但我很害怕,弗朗科和马丽娅罗莎说的那些话让我脑子很乱,我不再听他们说,我用眼睛瞄着尼诺。他在博得我的两个孩子的好感时,看起来真帅啊!他假装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他和两个孩子进到房间里,他对马丽娅罗莎说:“你看,你这两个侄女多棒!”他已经恢复了那种感人至深的语气,他的指尖自然而然地触碰到她赤裸的膝盖。我把他从家里拉了出来,让他和我沿着圣安布罗吉奥路走了很长一段。
我记得,天气非常炎热,我们沿着一条砖红色的路向前走,空气中飘满了法国梧桐树上飘落的绒毛。我对他说,我想习惯于没有他的生活,但现在我还做不到,我需要时间。他回答说,他永远都不能离开我。我回答说,他和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分开。他说那不是真的,他是因为环境所迫,为了得到我,他不得不留下其他的。我明白,让他进一步作出决定是不可能的,他看到前面是一道深渊,他很害怕。我陪他来到汽车跟前,打发他走了。在出发前,他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没回答他,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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