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孩子-壮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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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发去热内亚时,脑子里有一千个问题,但没有任何答案。我的公公婆婆很冷淡,但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艾尔莎满怀热情,但有些怀疑,黛黛对我充满敌意。我不太熟悉热内亚的房子,我只记得那里采光很好。实际上我看到,那栋房子的墙壁上全是书,有很多古老的家具,还有水晶灯,地上铺着精美的地毯,窗帘很厚重。起居室非常豁亮,有一面非常大的窗户,像是把外面的天光云影,还有大海镶在了画框里,就像一幅名画。我发现,我的两个女儿在那个家里行动自如,比在自己家里还自由。她们拿什么都可以,从来都不会受到谴责,她们对家里的女佣说话时,就像她们的奶奶那样,用一种客气但是命令的语气。我刚到那里时,她们给我展示了她们的房间,让我看看她们的玩具,那都是非常昂贵的玩具,我和她们的父亲都不会买的,她们想看看我见到这些玩具时的反应。她们跟我讲了她们做的,还有看到的很多有趣的事。我慢慢发现,黛黛很爱她爷爷,而艾尔莎呢,尽管她紧紧拥抱着我,亲吻着我,一刻也不想和我分开,但她需要什么东西,或者累了,总是会对阿黛尔说。她坐在阿黛尔的膝盖上,大拇指放在嘴里,用一种忧伤的目光看着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两个女儿就适应了没有我的日子吗?或者说,最近几个月,她们看到的、听到的,已经让她们厌烦透顶了。她们担心我会带来更多麻烦,她们害怕重新接受我?我不知道。当然,我不敢对她们说:准备一下你们的东西,我们马上走。我在热内亚待了几天,我开始照顾她们。我的公公婆婆从来都不插手我和两个女儿之间的事儿,相反,假如黛黛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对抗我,为了避免任何冲突,他们会躲开。

    圭多·艾罗塔尤其小心,他从来都顾左右而言他,刚开始,他都没提到我和他儿子离婚的事儿。在晚饭后,黛黛和艾尔莎去睡觉时,圭多·艾罗塔出于客气,在关上房门,在书房里开始工作之前——彼得罗每次也是工作到深夜,毫无疑问,这是跟他父亲学的——会和我聊了几句,他有些尴尬。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聊到了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危机越来越明显了,艰苦奋斗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边缘化的地区越来越多,弗留利地区的地震,象征着意大利的脆弱和不稳定,左派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有以前的老政党和政治小集团。但是,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他对我的观点丝毫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费劲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假如他实在想听我的看法,他可以谈谈我的书,我看到的第一本意大利语版,就是在那个家里:那是小小的一本书,很不起眼,和其他很多书和杂志一起,被送到这里,堆积到书桌上,等着被翻阅。有一天晚上,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知道,他之前没看过我的书,之后也不会看的——我就把书里的内容给他介绍了一下,给他念了几行。通常,他都是很严肃地听着,非常专注。只有在读到我大篇幅引用索福克勒斯的段落时,他才用了一种专业的语气,说我写得很不恰当,让我觉得羞愧。他是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权威的男人,尽管权威就像一种色泽,要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即使只有几分钟,这种权威都会出现裂缝,让人隐约看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并非那么无懈可击。当我提到女权主义时,圭多·艾罗塔忽然一改他的庄重,他眼里忽然冒出一种恶意,他满脸通红——通常他的脸色是苍白的,用一种充满讽刺的语气,开始嘲讽他听到的一些女权主义口号:性,我渴望的性,谁在专治下感到过高潮?没有人!还有,我们不是繁殖工具,女人为自由解放而战。他一边用讽刺的语气说这些话,一边笑着,整个人都很激动。当他发现,这个举动让我很惊异时,他拿起了眼镜,很仔细地擦了擦,然后去学习了。

    这少数的几个夜晚,阿黛尔几乎一声不吭,但我很快明白,无论是她还是她丈夫,都通过一种冷淡的方式让我自己暴露。因为我一直不开口,最后,我公公用他自己的方式提到了这个问题。当黛黛和艾尔莎跟他道了晚安之后,他和颜悦色地问了两个孙女几个问题,就好像那是一种家庭仪式:

    “这两位漂亮的小姐叫什么名字啊?”

    “黛黛。”

    “艾尔莎。”

    “然后呢?爷爷想听你们的全名。”

    “黛黛·艾罗塔。”

    “艾尔莎·艾罗塔。”

    “还有谁姓艾罗塔啊?”

    “爸爸。”

    “还有谁呀?”

    “还有爷爷。”

    “妈妈叫什么名字?”

    “埃莱娜·格雷科。”

    “你们是姓格雷科,还是姓艾罗塔啊?”

    “艾罗塔。”

    “真棒。晚安,宝贝儿,做个好梦。”

    这时候,两个孩子由阿黛尔陪着,从房间出去。他接着刚才两个小孩的话,说:“我知道你和彼得罗离婚,是因为尼诺·萨拉托雷。”我马上面红耳赤,点了点头。他微笑了,开始说了尼诺的好话,但不像前些年那么认同他。他说,尼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他知道自己是谁,要做什么,但是——他非常强调地说出了这个转折连词——他随波逐流——他把这个词重复了好几次,就好像要搞清楚,他是不是用了一个恰当的词。他强调说:“最近,萨拉托雷写的那些东西,我都不喜欢。”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很鄙夷,他把萨拉托雷归于那些认为需要修订国家政策以便使新资本主义继续正常运行,而不是对社会和生产关系进行彻底革新的人。他话是这么说的,但他说的每句话都像是骂人。

    我受不了这一点,试着驳斥他的观点,我利用尼诺的文章里那些我觉得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话来反驳他。这时候阿黛尔进来了,圭多·艾罗塔在听我说,同时嘴里在含糊地说着“嗯”,那是他表示介于赞同和不赞同之间的一种态度。我忽然住嘴了,整个人很激动。有几分钟,我公公的态度好像有些缓和了。他说:“另外,意大利的危机让人很难明白状况,我明白那些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想改变现状的人,会遇到很多困难。”他站起身来,准备去书房,但在他出去之前,他又犹豫了一下。他在门槛那里停了下来,充满敌意地说:“但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做法,萨拉托雷的聪明是没有根基的,他喜欢取悦掌权者,而不是为某种理想而奋斗,他会成为一个附庸权贵的技术官僚。”这时候他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下,就好像下面要说的话会更加刻薄,但他没说,他只是嘀咕了一句晚安,就去了书房。

    我感觉阿黛尔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也要找个借口走开,我想说我很累,但我希望阿黛尔能说一些缓和的话,能让我平静下来。我问:

    “尼诺的聪明是没有根基的,这是什么意思?”

    她一脸嘲讽地看着我。

    “他谁都不是,对于一个谁也不是的人,渴望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这对他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导致的结果是:萨拉托雷先生会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我的聪明也是没有根基的。”

    她微笑了。

    “是的,因此你也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我没说话。阿黛尔不紧不慢地说着话,就好像那些话不会传递任何情感,而只是说明事实,但我还是很气愤。

    “你想说什么?”

    “我把儿子托付给你,你却对他不诚实。假如你喜欢别人,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我当时不知道。”

    “你在说谎。”

    我迟疑了一下,然后承认了。我说:

    “是的,我说谎,但为什么你要逼我给出一个前后统一的解释,那些连贯的解释通常都是谎言。你也跟我说了彼得罗的坏话,而且你还曾经支持我对抗他。你说谎了吗?”

    “我没有说谎,我是真的站在你那边的,但要遵守一个前提。”

    “什么?”

    “你以前和丈夫孩子在一起,你是艾罗塔家的一员,你女儿是艾罗塔家的孩子。我不希望你不高兴、不称职,我试着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好母亲,一个好妻子。但现在这个前提没有了,一切都变了。从我这里,从我丈夫身上,你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相反,我之前给你的,我现在要拿回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想保持平静,我要像她一样,用那种平和的语气说话。

    “阿黛尔,”我说,“我是埃莱娜·格雷科,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我他妈才不管你们艾罗塔怎么样!”

    她点了点头,脸色苍白,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现在能看出来,你是埃莱娜·格雷科,简直太明显了!但这两个孩子也是我儿子的,你不能把她们毁掉。”

    然后她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去睡觉了。

    17

    这是我和我公公婆婆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但从来都没有变成一种公然的鄙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向我表示,假如我只考虑自己的生活,我应该把黛黛和艾尔莎交给他们来抚养。

    当然,我不同意。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愤怒中度过,没有一天不想着把我的两个女儿带走,去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去任何地方,而不是待在那个家里。但我很快就放弃了,我推迟带她们离开的日子,因为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跟我的想法作对。比如说,尼诺打电话给我,我没办法拒绝,我总是去他说的地方找他。还有,我的那本新书在意大利也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浪潮,尽管那些大报纸都没有谈论它,但它还是赢得了一批读者。因此,我要参加一些读者见面会,再加上要和情人见面,都让我不得不和两个孩子分开。

    我很难和她们分开,我能感受到她们审判的目光,我很痛苦。尽管如此,但我一坐上火车,当我学习时,当我准备公众讨论时,当我想象着马上要和尼诺会面时,我都会感觉有一种快乐在我内心沸腾。我很快发现自己逐渐适应了同时感受到幸福和不幸,就好像这是我新生活的一种常态。当我回到热内亚,我会感到很愧疚,黛黛和艾尔莎已经很习惯那里的生活了,她们都开始上学了,而且有自己的玩伴和所有她们需要的东西,她们已经完全独立于我了。但我一离开,那种愧疚感就会变弱,成了一种轻微的不适。这两种情绪的波动让我觉得自己很卑微,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对于尼诺的爱,他的光辉会使黛黛和艾尔莎黯然失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屈辱的事。虽然如此,莉拉的那句话还回响在我耳边:“你要想想,你会给你两个女儿带来多大的伤害!”在这个阶段,我一想起这句话,就会陷入一种不愉快的情绪里。我出去旅行,居无定所,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想起了我母亲对我的诅咒,她的话和莉拉的话混合在一起。对于我来说,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莉拉,她们一直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存在,但在那些无法入睡的夜晚,她们常常会站在一条战线上。我感觉她们对我充满敌意,她们不赞同我的新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我觉得这说明我终于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但我要一个人面对那些困难,我感到很孤单。

    我试着和我的大姑子建立联系。她像往常一样热情,她在米兰的一家书店组织了一场读者见面会来推广我的新书,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对于我的那本书,他们要么非常赞赏,要么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有几个人的姿态和我完全不同,刚开始我非常害怕,但马丽娅罗莎用一种充满权威的语气说了几句,我意外地发现,她能以一个协调者的身份出现,能协调赞同方和反对方的观点。她会采用这样的措辞:“这不是格雷科女士想说的……”最后我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尤其是她的。

    晚饭之后,我去她家住。我在她家里看到了弗朗科,也看到了西尔维亚和她儿子米尔科——我算了一下,他应该有八岁了,我把他长得像尼诺的地方都记了下来,甚至是一些和尼诺很像的性格特征。我从来都没有对尼诺说过,我认识这个孩子,我决定永远都不提这件事。但整个晚上,我一直都在和他说话,和他玩儿,我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宠爱他。在我们混乱的生活之中,我们自身有多少碎片会崩裂开,这些小孩就像是我们迸裂掉落的碎片。在米兰有这个孩子,在热内亚是我的两个女儿,在那不勒斯是阿尔伯特。我忍不住和西尔维亚、马丽娅罗莎、弗朗科谈到了这些散落在四处的孩子,我分析这些事儿,表现得很客观冷静。实际上,我可能期待着,我的前男友能用他通常的方式,说出一些鞭辟入里的话,用他犀利的语言陈述现在,展望未来,让我们理清思绪。但是,他是整个晚上最让我吃惊的人。他说,历史的这一页快要翻过去了,从客观上来说——他说“客观”这个词时,语气里充满了讽刺——革命的一季现在已经日薄西山了,而且会把曾经作为风向标的阶层全部抹去。

    “我不觉得。”我提出了反对,但只是为了挑衅他,“在意大利,一切都很活跃,充满了斗争精神。”

    “你不觉得,那是因为你对自己很满意。”

    “才不是,我很抑郁。”

    “那些抑郁的人不会写书,那些幸福的人、旅行的人、恋爱的人才会写书,他们说呀说,说呀说,他们确信自己说的话都会派上用场。”

    “是这样吗?”

    “是的,那些话真的会派上用场,但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其余时候,只需要随便说说,信口开河,就像现在,要么假装一切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假装?你是一直都掌控着一切,还是在假装?”

    “为什么不呢?假装一下很正常。我们想搞革命,就搞了革命,我们在混乱之中,也发明了一种秩序,我们假装知道事情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你是在做自我批评吗?”

    “是呀,文采很好,句法也说得通,前后也很连贯,出现这个状况有前因也有后果,对所有人都有一个交代,事儿就成了。”

    “这行不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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