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她才说：“噢，那可真是美好的时光。”随后便又沉默了，可这句话倒是一个自白，而且用了一种不自觉的诚恳语气，使我心里涌起希望和对她的感激之情。
我极愿意向她叙述夏天的情形。她的个性有了变化，就是在我面前也不时显出拘谨和缺乏自信的畏怯，而我却把这些看成为对我有利的标志。我看到她因自己少女的自尊受到伤害而努力自卫时，心里十分感动。可我什么也不敢说，她的不稳定的情绪使我痛苦，而我又认为自己必须保持沉默的诺言。我从来不懂得如何和女人周旋。我犯了同海因利希·莫特相反的错误：我像对待朋友一般对待女人。
我不能够长期容忍自己遭受欺骗，对盖特露德性格的改变只了解一半，我就退缩了，我减少拜访她的次数，尽量避免作亲密的谈话。我愿意保护她，要让她不再有羞怯和畏惧的心理，因为她仍然显露出痛苦和心神不宁的样子。她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如我所知，她对我的退缩也并没有不高兴。我希望，随着冬天的消逝，一个宁静、美丽的时期会在活泼的交往中重新降临到我们身上，为此，我愿意苦苦等待。但是这位美丽的小姐经常让我痛苦，不禁使我渐渐地不安起来，嗅到了一点不妙的味道。
二月来到了，在这盼望已久的早春时节我仍处于紧张状态。现在莫特也很少来我这里，严冬时他忙于演唱歌剧，目前他正受到两家大剧院的重礼聘请，尚未作出抉择，因为他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新的情况。看来他还没有新情妇，至少和绿蒂闹翻后，我没有在他家见到任何别的女人。
不久前我们庆祝了他的生日，后来就没有再看见他。
一种需要驱使我去找他，由于我和盖特露德之间关系的改变，由于过度劳累，也由于漫长冬日的困乏，我单纯为了闲聊而寻找他。他请我坐下，端给我一杯樱桃酒，便开始谈起剧院来。他显得很疲乏，心不在焉，却又非常温和。我一边听，一边朝房间的四周打量着，正要问他近来可曾去依姆多家时，无意中却看见桌上有一封信，信封上是盖特露德的笔迹。我还来不及多作考虑，便有一种恐惧和痛苦向我袭来。这仅是一封客客气气的邀请信，但我却不这么想，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收到这样一封信啊。
我尽量保持镇静，不一会儿就告辞了。我知道事情业已违反自己的愿望。这仅是一份请柬，一件小事，一次偶然的巧合而已——可是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一瞬间里，我看透了一切，明白了一切，知道最近一段时期所发生的事。我决心考验自己，并且冷静等待，但是所有这些想法不过是借口和逃避，其实我已被利箭刺伤，伤口在汩汩地流血。当我回到家，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可怕的真相便像冰冷的麻醉剂似地慢慢流过全身，我感到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摧残，我的信念和希望都已破灭。
好多天我既不流泪也不痛苦。我想也不想就作出决定，不再继续活下去。确切地说，我刚放弃求生的意念，活下去的愿望便荡然无存了。我考虑着死亡就像在从事一项事业，是一件不可抗拒非做不可的事，不必去考虑它做起来是愉快还是痛苦。
事先我想有些事情还必须料理一番，首先要去拜访盖特露德一次——可以说是出于正常礼节——我的感情需要取得不可缺少的证明。我还想把她从莫特身边拉过来；虽然他看来比盖特露德的过失少些，我却不想去看他。我到盖特露德家，没有遇见她，第二天又去了，同她和依姆多先生闲谈了几分钟，直到他让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他还以为我要和她一起练琴。
现在她一个人面对着我，我再度好奇地打量着她，她略略有了改变，但她的美貌和从前相比毫无逊色。
“请原谅我，盖特露德，”我坚决地说道，“我不得不又来打扰您。夏天时我曾给您写过一封信——我现在可以得到答复吗？我要出门旅行，可能离开很长时间，不过我会等待的，直到您自己……”
她顿时脸色苍白，惊讶地望着我，我为她解围地继续说道：“您是想说‘不’吧，是不是？我也已料到了。我只是想证实一下而已。”
她悲哀地点点头。
“那么是海因利希吧？”
她又点点头，突然又显得很害怕，紧紧抓住了我的手。
“请原谅我！请您别对他干出什么事来！”
“我没有想对他干什么事，请您放心，”我说着，不禁微微一笑，因为想起了玛利昂和绿蒂，她们也很怕他，而他还打她们。也许他还会打盖特露德，那就会彻底毁了她那整个儿开朗高雅和充满自信的气质。
“盖特露德，”我又一次开口说道，“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莫特不会使您幸福的。再见了，盖特露德。”
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直到现在盖特露德用那样一种声调和我说话，和我曾从绿蒂处听到的一样。当时她用完全病态的目光凝视着我，并哀求道：“请您别这样就走，您不该这么对待我！”这句话说得我心都碎了，我努力镇定自己。
我向她伸出手去，并且表白说：“我不愿意使您痛苦。我也不愿意伤害海因利希。但是您等着看吧，您能容忍他对您动武吗！他会毁了一切他所爱的人。”
她摇摇头，松开了我的手。
“再见吧！”她轻轻地说，“我是无辜的。您从好的方面想着我吧，还有海因利希！”
事情就此结束了。我回到家里，像安排商业事务似的继续安排我的工作。痛苦梗塞了我的咽喉，简直无法摆脱这种痛苦的思绪。不管还剩余多少时日、钟点，不管在这些时间里生活得好还是坏，我全然无所谓。我整理了我那一大堆乐谱，包括那出已完成了一半的歌剧，然后写了一封信给台塞尔，请他无论如何要保存这部作品。完了后我就努力思考该如何去死。我爱我的父母，却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死法可以使他们免受惊吓。最后我决定抛却一切顾虑用手枪自杀。所有其他问题在我看来都是虚无缥渺、模糊不清的。只有一个念头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我不再继续活下去。我已经预感到在我冰冷的决心后面，是我对生活的恐惧，它在用空洞的眼睛可怖地注视着我，比较之下，那昏暗的、几乎是冷漠的死亡也远远没有如此丑恶和恐怖。
第二天中午过后，我已把一切都考虑妥当。我还要到城里去一次，有几本书必须还给图书馆。我心里很平静，知道自己活不过今晚，我处在一个遭难者的半麻木状态之中，虽然想象到可怖的痛苦，却没有感到痛苦。我只是希望在真实的痛苦来临之前，尽可能毫无知觉地结束生命。这就是我的指望。我宁愿忍受真实的痛苦，也胜似受痛苦的威胁，我但愿自己再度恢复清醒，就可以一口饮下那一满杯置我于死地的毒酒。于是我急急忙忙赶路，赶紧办完事情便可回到家中。为了不经过盖特露德家，我不得不绕了一段弯路。我想象得出自己看见她的住宅会产生无法忍受的痛苦，面临垮台不如早早逃避。
我回到自己的寓所，喘了一口气，打开大门，不停顿地走上楼梯，这时心里才略觉安定。倘若现在还有痛苦追随在我身后，还有魔爪想攫取我，还有极端的痛苦绞痛我的心，那么我只需在我本人和解脱之间跨出一步，花上几秒钟便可以了。
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正从楼上下来，和我打了个照面。我闪开身子，急匆匆走过他身边，我害怕自己不得不停下步来。但是他脱下帽子并且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摇摇晃晃地注视着他。我的名字、我的停留，使一种恐怖感一下子充满了我的全身，我突然感到浑身发软，觉得非倒下不可，似乎再也走不完那几步路，踏进自己的房间了。
这段时间里，我一直痛苦地瞪视着这个陌生的男人，后来便精疲力竭地一屁股坐在楼梯上了。他询问我是否病了，我摇摇头。他手里始终捏着什么东西，他想给我，我却不想去接，最后他硬把它塞在我手中。我拼命拒绝，说：“我不要。”
他喊叫女房东，她恰好不在。于是他握住我的胳臂想把我拖起来，我一看无法摆脱，而他也不会让我一个人呆着，我觉得他还在使劲拉我，便站起身子径直朝房间走去，他紧紧追随在后。我觉得他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便指指我那跛脚，装出很痛的样子，他倒相信了。我找出钱包给了他一个马克，他道谢后仍然把那东西硬塞在我手里，我这才发现，这个我不愿要的东西原来是一封电报。
我软弱无力地站在桌边，陷于沉思之中。现在居然有人想阻拦我，想打破我的计划。这是什么？一封电报，谁发来的？不相干，对我毫无作用。目前给我发电报是一种粗暴行为。我已把一切都料理妥当，在最后一瞬间却来了一封电报。我再低头一看，桌上还有一封信。
我把信放进衣袋，信改变不了我。可是电报却让我不安心，使我牵肠挂肚，乱了我的方寸。我面对电报坐下，沉思起来，拿不定主意，看还是不看。它肯定会干涉我的自由，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不知道是什么人企图阻拦我。有人不让我逃避痛苦，有人要我被痛苦吞噬而死，避免留下任何伤口、裂痕和痉挛的迹象。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封电报叫我如此坐卧不安。我坐在桌边沉思良久，不敢拆开电报，预感到其中埋藏着一种力量，这股力量要强迫我容忍我们不能忍受的生活，要强行把我拉回到我所要逃避的地方去。最后我还是打开了电报，颤抖着拿在手里慢慢辨认着，好似在翻译一种自己不熟悉的外国语。电文的内容如下：“父病危，速归，妈妈。”我渐渐明白了电报的意义。昨天我还想着我的双亲，担心自己将给他们造成痛苦，当然这仅仅是极表面的担心。现在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提出抗议，要把我拉回到他们身边。圣诞节时我和父亲的谈话也立即出现在我脑海中。他说过，年轻人出于利己主义和独立的感情，他们会由于一个未遂的愿望而轻易捐生；但是谁会想到他的生命是和别的许多人的生活连在一起的呢，这些人是不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欲望走得这么远的。如今我正是连结在这样一根纽带上！我的父亲快死了，母亲孤零零陪伴着他，她召唤着我。他的病危和她的苦恼在这一瞬间还不能抓住我的心，我还是相信自己痛苦欲绝的认识；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把我自己的包袱扔给他们，不理睬他们的请求，自顾逃避痛苦，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我倒是看得清清楚楚。
黄昏时分我穿戴整齐来到火车站，心里虽然不高兴，也只得按照需要购买了车票，把找回的零钱装进钱包，汇入站在月台上等候的长长的人群，登上了一节车厢。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等待着漫长的黑夜过去。一个青年人走进车厢，环顾四周之后便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问了我一些话，而我只是木然对着他看，我毫无所思，毫无所想，但求他不要打扰我。他咳嗽着站起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黄色的皮子，又另外找了一个位置。
列车盲目地、白痴般地在黑夜中奔驰，就像我一样愚笨、认真，生怕耽误了什么，又想挽救什么。几个钟点以后，当我手伸进口袋时，碰着了那封信。它居然还在，我心里想着，一边随手把它拆开了。
信是我的出版商写来的，提到了音乐会和报酬，他告诉我，一切都顺利，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慕尼黑一位大批评家还发表了评论文章，他向我道贺。信里还附有一份杂志的剪报，是一篇文章，以我和我作品的名字为标题，长篇大论地评述当代音乐现状，又讲了瓦格纳和勃拉姆斯，接着就谈到了我的弦乐作品和我的歌曲，用了许多赞美的言词。当我读着这一行行黑色字体时，心里逐渐明白，我会受到人们欢迎并且享誉世界的。一瞬间我禁不住哭了。
这封信和这篇文章让我睁开了眼睛，我回首这个世界，意外地发现自己并没有消失和沉沦，而是生活在世界之中，并且属于这个世界。我必须活下去，我必须愉快地活下去。我该怎么做呢？啊，五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浮现在我眼前，我的感觉和想法都是郁闷的，一切都是那么可厌、苦涩和可鄙。这一切都成了一份死刑判决书，而我却没有执行它，现在也只能不执行它了。
列车在隆隆地前行。我打开窗户，看着向后移动的黑色景致：伸着黑色枝杈的可怜的光秃秃的树木、大屋顶下的庭园和远处起伏的山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乐意生存，似乎都很痛苦和反感。别人可能认为是美丽的一切，我眼中却是凄凉的。我想起了一首歌曲：《这是上帝的旨意吗？》
我就这样注视着窗外的树木、原野和屋顶，倾听着车轮有规律的节奏，不由得急切地想起了搅扰自己的一切，那些遥远的事物都毫不令人绝望地涌入我的脑海，当然这样是不能持久的。我几乎连父亲也没有想到。他倒下了，和树木、暮色一起被遗忘了。我的思想违背我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又回到了它不该去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古树成行的花园，花园里有一幢邸宅，入口处种着棕榈树，邸宅的四壁挂有古老、发暗的画像，我走进去，登上楼梯，走过所有古老的画像，没有人瞧见我，我像个影子似地走进房内。一个苗条的女人背向着我，一头乌金色的秀发。我看见了他们两个人，她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看见我的朋友海因利希·莫特在微笑，笑容显得既忧郁又狰狞，他一贯如此，好似他早已明白自己也可以欺负和虐待这位金发美女，好似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让最美丽的女子落在这个可怜虫和破坏者手里真是愚蠢而且毫无意义，一切爱情和幸福都会化为乌有。这真是愚蠢而且毫无意义，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当我从睡眠中，或者说从一种失去知觉的状态中醒来时，发现窗前已是晨光熹微，天色开始发亮了。我舒展了一下僵硬的四肢，胆怯和忧虑袭上心头，只见前面是一片颓败和荒凉的景色。这时我才想起了父亲和母亲。
清晨时分，当我看见故乡的小桥和屋宇渐渐靠近时，天色仍是灰蒙蒙的。火车站又脏又乱，这使我更觉得疲乏和恶心，简直不想下车了；但是我还是提起我那简单的行李，登上一辆行驶在光滑柏油路上的离我最近的车子，车子驶过略略冰冻的土地，驶过颠簸不平的石子路面，在我们家宽敞的大门口停下了，这扇大门在我的记忆中，是从不关闭上锁的。
可是现在，大门却关得严严的，我慌乱而惊恐地拉动门铃，没有人来开门，也没有任何回声。我抬头望望楼上，觉得自己像是在一场难堪的噩梦里，一切都是关闭上锁的。看来只好翻墙进去了。马车夫惊讶地望着我，呆呆地等着。我推开另外一道门，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来过这里。门开启了，一直走去便到了我父亲的账房间，我走进去时，那些办事员和过去一样穿着灰色外套安静地坐在那里，看见我进去便都站起身来问安，因为我是唯一的继承人。簿记员克莱姆先生还和二十年前一样，毫无变化，他驼着背，悲哀而又疑虑地望着我。
“为什么把大门关了？”我问。
“前边没有人。”
“我父亲现在怎么样？”
“在医院里，太太也在那里。”
“他还活着吧？”
“今天上午还在，不过听说等不到……”
“啊，怎么样？”
“怎么样？嗯，还是脚的毛病。我们大家都认为是治疗错误。先生突然疼痛极了，叫嚷得真可怕。当即把他送进了医院。确诊是血中毒。昨天两点半钟我们给您发了电报。”
“噢，谢谢你们。请叫人给我送一份面包和一杯葡萄酒，再给我准备一辆马车，请快些！”
有人跑去吩咐了，周围重又一片寂静，不一会儿有人给我送来一盘面包和一杯酒，我吃喝完毕，登上一辆马车，立即到了医院，许多头戴白帽子的女护士，身着蓝条纹布罩衫的男看护在走廊里奔来奔去。有人拉着我的手把我引入一间病房，我看见母亲含着眼泪向我点头，我的父亲躺在一张低矮的铁床上，模样完全变了，显得干枯瘦小，他那短短的灰胡子一根根竖着，特别显眼。
父亲还活着，他睁开眼睛认出了我，虽然仍在发高烧。
“你还在搞音乐吗？”他轻声问，那声调和目光仍同从前一样善良而略带嘲讽。他疲乏地用一种带有讥诮的智慧的目光望望我，再也没有说别的话，我感到他的目光透进了我的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
“父亲，”我说。但他只是笑笑，再度用半带嘲讽的目光望望我，那目光却已经有点弥散了，然后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你的脸色真难看！”母亲一面拥抱我，一面说，“你怎么瘦成这样？”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时进来了一个青年医生，紧接着又进来一位年老的医生，给垂危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于是那双聪明的眼睛又得以无所不知地观察周围，可惜却再也睁不大了。
我们坐在他身边，看他躺着，逐渐平静下来，他的脸容已经变了，已到弥留时刻。父亲又活了几个小时，黄昏时分才断了气。我只感到一种沉重的痛苦和极端的疲乏，瞪着干枯的眼睛坐在死者床边，天黑时终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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