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地开放虽是大势所趋，但在客观上也确实让很多不善经济的蒙古人感受到了生存危机，由此便出现了“反垦起义”。蒙古有两首传唱度很高的民歌，一为《嘎达梅林》，一为《陶克陶胡》，歌中的主人公都是“反垦起义”的领导人。只是陶克陶胡发动起义的背景更为复杂，当时沙俄正在蒙古收买上层王公和匪首，积极策动以武装叛乱为主的所谓“独立运动”。陶克陶胡在此期间与俄国人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实际被沙俄所操纵，为其分裂中国充当了马前卒。
在一次武装反垦的集会上，陶克陶胡说：“我们蒙古族人要把移入蒙地的汉人驱逐干净，保持我们蒙古领土完整，没收在蒙的汉族商店的财产。”1908年，他率部进入洮南府境内，不但对汉民进行大肆劫掠，而且还把垦务局的官员抓起来，将蒙古人牵狗用的铁链子套在他们脖子上，逼着他们吃狗食。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陶克陶胡又与蒙古土匪白音大赉、牙仟驱等部结成了联军。这些草原上的“胡子”人人乘好马，带刀枪，凶悍异常，牧民见到他们都非常害怕，其烧杀劫掠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反垦的范围，据说连陶克陶胡都对白音大赉等人有所不满，因为他们“军纪极坏，常常不加分别地劫掠汉人财物”。
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牙仟驱三股人马成掎角之势，屡次袭击官府和汉人居住区，令奉天地方政府极为不安。奉天当局曾多次组织官军进剿，奈何对方出没无常，“此剿彼窜，滋蔓难除”。
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时，西北沿边两千余里的地方已几成蒙军乐土，没有一处可以真正安宁。鉴于张作霖在剿除杜立三时的出众表现，徐世昌在与张锡銮商量后，决定任命张作霖为蒙古剿匪总指挥，所部由五营扩为七营，急速进兵洮南。
在张作霖看来，徐世昌委以大任，是对自己的器重，此次剿匪是继杜立三之后，又一个“功成名就之天赐良机”。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要想抓住并实现这一“良机”，其难度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
一块烧饼
洮南一带是一望无际的干燥草原，夏天蚊子既多又大，有的个头几乎跟蜜蜂相似，叮人特别厉害，名为“瞎虻”。一到黄昏，“瞎虻”等蚊虫成群飞来，糊到不加防备的人身上，一夜间就能把人血吸干。张作霖所部在草原上行军，大热的天都不得不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便寸步难行。
比蚊虫更具威胁的是狼。“跑拔子”（军队里的通信人员）一个人骑马外出送信，往往就会被狼吃掉，最后仅剩一匹马跑回来，因此“跑拔子”不离开大队便罢，要离开的话必须几个人在一起，而且还得全副武装，就这样，有时仍免不了遭到狼群的包围。
这是夏季，到了冬季，草原上冰雪载途，人烟寥寥。官兵们晚上露宿寒林，光把手指冻掉的就有二十多个，其他人脸上手上也都不同程度地有冻裂伤。由于军粮接济不上，大家只能吃些干粮，捧雪为饮，张作霖本人亦不例外。有一次，徐世昌派员前来赏银犒师，来使在河岸边碰到张作霖，其形容之憔悴，几乎令他不敢相认。过后，他向徐世昌进行了报告：“（剿匪部队）艰苦情形，可以想见。”
张作霖所部面临的困难，蒙军当然也会遇到，但后者的适应能力显然要强上许多。首先，蒙军出动时会预先带上大群空马，这些空马既是交通工具，可用于换乘，同时亦是其主要给养来源，每当断粮，他们就会杀掉几匹，以马肉充饥。马肉热量高，每天吃一顿基本就可以一天不饿肚子。其次，因为反垦，陶克陶胡等部得到了不少蒙古族民众的支持。随张作霖一同出征的张景惠曾说：“我们军队所到之处，蒙古人都搬家躲得远远的，所以我的部下人马住食十分困难，就想找个蒙古人领路也办不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蒙古族民众视陶克陶胡为英雄，会随时予以接济和帮助。
官军在草原上备受苦楚，每个人都希望早一日收工打道回府，可是接仗并不顺利。蒙军全都精于骑术，有着不俗的枪法，纵马冲锋时他们会将头贴在马脖颈上，以减少伤亡，当驰近目标时才一跃而起进行射击。官军若意志不坚，准备不足，随时有被蒙军冲垮的可能。
要说光这样还好应付，张作霖马队成员有不少是以前辽西的“马胡子”，骑射作战的技术也不赖，加上具备人数武器上的优势，双方真要是立住阵脚，你一刀我一枪地比拼，蒙军自然不是官军的对手。
问题是人家偏偏不跟你这么比。蒙军所用战法多为奇袭，也就是先出其不意地来一个攻击，给你造成损害，然后打马就走，溜之乎也。
蒙军每个人都有两匹马，骑一匹休息一匹，骑的那匹如果被打伤或跑乏了，可以立即换上备用马，以此保证他们的马儿有足够脚力。除此以外，草原上没有正规的道路，不像辽西平原上有村落、树木等作为据点或标志，不常来往这些地方的人简直没有办法走路。因为这些因素，蒙军要么不想逃，只要他们想逃，常见的情况往往都是：官军这边刚刚整顿好准备追击，蒙军那边早已杳如黄鹤。
其实有时候若干脆不追还好，怕的恰恰是若即若离，部队被诱得紧追不舍。那样的话，一旦跑到很遥远的地方，各部就很容易和本队脱离，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张作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险情。那一天，他和蒙军一场鏖战，蒙军故技重施，打了就跑。张作霖带着全部人马跟踪追击，走了一两天后，他才蓦然发现指挥机构与各队脱离了，周围杂草遍野，各队皆不知所往。
张作霖当时身边不过才十几个人，吹集合号没人听得见，鸣枪又怕被蒙军发现，他们只好慢慢地找。过了不久，大家把干粮差不多吃光了，饿了一天多，连困带饿之下，人人都有些承受不住。张作霖年轻时餐风宿露，挨饿也是常事，他最担心的是“总理”陶历卿吃不消。
“总理”是指挥部门办文案的人员，指挥机构内凡一切不直接属于军事作战的事宜，例如公文、粮饷等，都由其负责，所以职位还是很重要的。张作霖非常尊重和关心文人，在他的思维里，文人与武人不同，忍饥挨饿的生活是过不惯的，也决不能任由其挨饿。
张作霖身上还藏着一块烧饼，于是他骑着马走到陶历卿旁边，把这块烧饼悄悄递给了陶历卿。
陶历卿一看是烧饼，哪里肯要：“统领（指张作霖）也一天多没吃东西了，留着统领吃吧。”
张作霖摆摆手：“你不用管我，你吃吧。”
陶历卿又要让给别人吃，张作霖也不允许，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吃下去。陶历卿没办法，只好一个人把烧饼吃掉了。
就这样苦挨苦熬，他们才在一天下午找到各队。聚齐后，大家在一个四面高、中间低的区域集合休息，因为认为这样的地形能遮蔽敌人的视线，当下便决定就地过个夜。
就在其他人忙着搭帐房和埋炉造饭的时候，张作霖亲自上马，到附近绕了一圈。回来后，他召集所有管带开会，说：“不能在这里宿营，赶快上马开拔！”
过人之处
一连三四天奔波下来，众人已经累到了两脚打飘，能够过夜休息，没有人不高兴。现在一听要开拔，各营管带、哨官、军士都不乐意，但在张作霖的一再坚持下，又只好勉强动身。
约莫走了一百多里，天亮时他们到达了一个汉蒙交界的地带，可以看到有土房子和蒙古包，张作霖这才传令“住下”。紧接着，后面的监视兵报告：“昨夜蒙古兵果然前来奇袭。”
凡是和张作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身材短小，然而两眼炯炯有神，精悍之色见于眉宇。”后来据说法军元帅福煦（一说是霞飞）到访中国，在奉天见到张作霖时，也称他“两只狐眼，机警过人”。正是凭借这种精悍和机警的性格，张作霖又一次摆脱了危险。
晚上宿营，张作霖和陶历卿一个住在土房子的里屋，一个住在外屋。陶历卿认为到了新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想安心地睡个好觉，但张作霖偏不让他睡，一个劲地催着他写信。
陶历卿写了一封又一封，一共写了七八封，直熬到深夜才结束。这时勤务兵都已睡着了，张作霖却还没有睡，正在屋内抽大烟玩呢。见陶历卿写完了信，他就把大烟盘子端出来让陶历卿吸。陶历卿推说“不会”，他不让，非得吸，还亲自倒在炕上，给陶历卿打烟泡。
陶历卿推辞不得，只好吸了两口，但他到底困得不行，很快就晕晕乎乎地倒在炕上，头塞在枕头下面睡着了。睡梦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耳边有“扑哧扑哧”的声音，转过头来，赫然看到有人正用刀砍他的枕头。
陶历卿这一惊非同小可，脑子立刻清醒了，他迅速拔出枪，向持刀之人射击，然而子弹并没有射中对方。千钧一发之际，由里屋冲出一人，他把陶历卿拉下炕，用膝盖将其压倒在地上，随之甩手就是“一连六响”（即六颗子弹连发），而且连续打了好几连。与此同时，外面也枪声大作。
原来部队到新地点后，蒙军还是跟了过来，并且在夜晚实施偷袭。张作霖虽不知道这些，但他直觉危险未过，而在有危险预感的情况下，他是不会睡觉的。让陶历卿写信和吸烟，也是为了让陶历卿警醒一点，以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的发生。
蒙军偷袭时不用枪，只用刀，在他们砍陶历卿的枕头前，外屋的两个警卫兵已经被砍死了。陶历卿虽然还是睡着了，但幸亏把头放在了枕头下面，又因为被张作霖干扰，所以睡得不是太沉，否则也难免一死。最后从里屋冲出，救陶历卿一命的正是张作霖。他射出的子弹把闯入屋内的两名蒙古兵都给打死了，同时枪声也唤醒了屋外的大部队，参与偷袭的其余蒙军见行动已经暴露，赶紧骑马逃走了。
在草原追剿的那些日子足可以称得上是艰苦卓绝，若是一个不善于带兵或缺乏江湖经验的人，可能还没过几天，麾下官兵就会逃得一干二净，让指挥官变成光杆司令。张作霖在洮南一干就是几年，部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苦和险，都已渐渐习以为常，让人无法接受的还是迟迟难以建功。在这片宽阔无垠的草原上，成天就只能眼看着蒙古骑兵像闪电一般出没，官军除了干着急，还是干着急。张作霖压力很大，他对部下们说：“如果不能把蒙匪消灭，我还有什么脸面干呢？”
听了张作霖的话，大家都坐不住了，便一起寻思究竟该用什么法子才能把事情办好：想剿平这伙“蒙匪”，必须一部一部地消灭；要消灭其中的任何一部，必须知道这一部的老巢在哪里，这样就非得派人去挖底；被派去挖底的那个人，又非得与“蒙匪”有内部关系不可。
众人想来想去，一致认为只有八角台的安遇吾能办这个事，而且除了他谁都不行。
安遇吾身材高大，经常穿一身不扣纽扣的袍子，系一条布带子，平时好骑快马，骑马时不拿马鞭，拿的是绳拂，这是当时东北有钱人的典型装束和做派。安遇吾很有钱，但绝不吝啬：朋友有急，挥金如土自不在话下；朋友有难，别说钱，要他拿命相抵都没有问题。
这种比《水浒传》中“及时雨”还要更慷慨好义的性格，在江湖中最受推崇，在八角台一带，凡是“耍混钱的”，无不把安遇吾敬得像个头儿一般。有人甚至说安遇吾不是“胡子”，但却能指挥“胡子”。
过去，“胡子”里面有一类人，名为“插千的”，专门负责在“砸窑”前潜入“窑”内做卧底或进行侦察活动。“插千”非常危险，一旦被对方发觉，重者被立即处死，轻者也会被打成残疾，所以“插千的”除了需要“管直”（枪法好）外，还必须机智勇敢、忠诚可靠。安遇吾不是“胡子”，当然更没有做过“插千的”，但是“插千的”所需要的技能和品质，他全部都具备。更重要的是，牙仟驱那里有个名叫鲍老疙瘩的头目，过去在安遇吾家里做过事，两人交情不错，安遇吾可以利用这一关系打入对方内部。
张作霖与安遇吾是至交好友，听了众人的意见后深以为然，遂派人给安遇吾送信，约他前来一聚。
路线图
尽管张作霖在信中只是说老朋友聚会，但安遇吾读过信后，还是立即意识到张作霖一定是军事上遇到了什么困难，非自己去不可。
张作霖是何等样人，那也是过五关斩六将后杀出来的豪杰，他都办不了，可想而知有多凶险。这同时意味着他安遇吾要么不去，去了能不能再回八角台就说不定了。安遇吾对信使说：“你回去告诉统领，我随后就到。”信使一走，他在家中杀猪宰羊，宴请邻里和好友，为的就是当着客人的面托付后事。
安遇吾赴约后，张作霖不仅设宴款待，还亲自陪同游玩，只是对深入虎穴一事仍未有一言涉及。这样过了一个月，安遇吾终于有些忍耐不住了，他对张作霖说：“雨亭，究竟有什么事情，快快讲。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是万死不辞。”
张作霖这才说出了行动计划，并且说除了你安大哥，谁也无法把这件事办好。安遇吾听后立即答应下来：“好，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安遇吾独自一人，骑着马向草原深处如飞奔去。在他身后，张作霖一直目送着，直到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方转身回去。
安遇吾很快就找到了鲍老疙瘩。他现编的一套话是说冯麟阁夺去了他的地盘，使他在八角台一带站不住脚，所以不得不来投奔牙仟驱。鲍老疙瘩信以为真，就带他前往牙仟驱老巢，并将他引见给牙仟驱等人。牙仟驱听鲍老疙瘩说安遇吾如此了得，自无不予以接纳之理，这样安遇吾便在牙仟驱那里住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大营附近突然来了一群蒙军骑兵，张作霖闻报立即率部迎击。这些蒙军骑兵打了几枪就逃走了，不过临走前却在树上挂了一件东西。大家近前一看，发现是一个包袱，取下来一瞧，竟然是安遇吾被卸成几块的尸体！
安遇吾遇害了，显然蒙军是在用这种方式向张作霖示威：你派来的侦察员不中用，我们已经把他给杀死了，看以后还有谁敢再来冒这个险。
张作霖见状如遭雷击，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哭罢，他赶紧让人把安遇吾的尸体洗净，再用针线缝在一起，以便装入棺内，送回原籍安葬。
就在刷洗尸体时，有人发现安遇吾的腿上有一处已经溃烂的刀伤，而且伤口里似乎还藏着什么东西。掰开一瞧，里面有一个小油纸包，打开油纸包，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张手绘的路线图。
原来安遇吾打入敌营不久，就摸清了蒙军老巢的位置以及外界通往其老巢的道路。在将这些记好画下来后，本来已经完成了任务，可以逃回来了，但他还想再刺杀一名蒙军头目，以便瓦解其力量。
为了避免逃回来的途中发生意外，安遇吾将路线图藏在伤口里，随后才去进行刺杀。不料尚未展开行动，他的意图就被蒙军发现了，后者将他杀死，又大卸成几块送来张作霖处示威，但唯独没有对安遇吾的伤口处进行仔细搜查。
路线图仿佛给黑暗中的张作霖送来了一盏明灯。1908年6月12日，他按图索骥，率部突袭蒙军老巢。蒙军猝不及防，慌忙溃逃，却又在溃逃途中遭遇伏击。白音大赉手下得力干将巴塔尔被俘，张作霖下令将其斩首示众，以振军威。
6月28日，张作霖再次分四路发起攻击。牙仟驱和他手下头目黑虎窜地龙等人被击毙，他的两个儿子被俘。白音大赉虽然逃走，但是也顶不住张作霖的穷追猛打，不久受伤被捕，几天后即因伤重身亡。
牙仟驱、白音大赉这边一垮，陶克陶胡遂陷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被迫逃往大兴安岭北部的索伦山区。1909年1月，正值朝野上下欢天喜地庆贺新年之际，张作霖率军深入索伦山区，在林海雪原中对陶克陶胡部发起猛攻。
这是张作霖在剿匪过程中所经历的最激烈一仗，蒙军设置了多处险要工事，火力也非常猛烈。张作霖在此役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虽然尖兵队员纷纷中弹倒下，仍坚决不肯后退，最后他终于一鼓作气，亲自率队冲上了山顶。蒙军残部难以抵挡，遂丢下山寨，向巴林旗方向溃逃。
1910年4月，在沙俄特务和俄国驻哈尔滨总领馆的安排下，陶克陶胡绕道外蒙逃入俄境，当时他身边仅剩下了几名护卫。至此，内蒙局势趋于稳定，沙俄分裂中国的图谋也宣告破产。
张作霖深知安遇吾在其中所建之功，他除了派人把其灵柩送回八角台风光大葬外，还将安遇吾的两个儿子一人补一个哨官，带到洮南进行安置。可是安遇吾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在性格上都随父亲，不愿受差事约束。他们几次故意犯错，希望张作霖能够开除他们，而张作霖始终记着大哥的恩情，总是一味包涵，不肯加责。
最终，两孩子还是开小差离开了军营，去往哪里，谁也不知道。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混乱，重又盗匪蜂起。一股土匪打进八角台，向当地商会勒索十万元。就在这时，突然又杀出一股土匪，把先前的土匪给打跑了。商会代表想把钱交给新来的这一股，谁知那位“大当家的”听了却哈哈大笑，说：“我回来是保护家乡的，谁拿出来的钱就还给谁，我是拿不起的。”
说完之后，这股人就走了。有人认识“大当家的”，说他就是安遇吾的儿子啊！
你把我张作霖当个什么人了
张作霖征蒙大获全胜后，即派“总理”陶历卿护送其家眷先回洮南府。家眷中有张作霖新娶的第五房妻妾寿夫人，寿夫人是旗人，乃黑龙江将军寿山的一个外室（即妾）的女儿，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同时又年轻貌美，因此最受张作霖的宠爱。寿夫人恃宠而骄，平时很有些跋扈。
洮南地处偏僻荒凉的辽北，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与辽南相差甚远，寿夫人对食宿不满意，就迁怒到陶历卿身上，认为对方照顾不周，为此她把陶历卿叫到跟前，打算当面申斥，耍一下官太太的威风。陶历卿有着文人的耿直性格，哪里肯买账，寿夫人一发火，他就拿起茶碗泼过去，泼了寿夫人一身水。
寿夫人丢了面子，后来见到丈夫时便寻死觅活、连哭带喊地闹。陶历卿知道后颇有些后悔，他找到张作霖，表示自己脾气不好，不便在张府干下去。张作霖听了马上对他说：“你把我张作霖当个什么人了？她（指寿夫人）年轻，闹就闹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事情要紧。”知道陶历卿可能觉得不自在，又说：“既是你为此不愿意在这里，先到叙五（张景惠字叙五）那里也是可以的。”
还没等陶历卿调到张景惠营中，张景惠自己倒已经接到了调令。原来当时各省均设立了讲武堂，用以提高中下级军官的军事知识，东三省一共只设立讲武堂一处，校址就在奉天省城。按照规定，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巡防营军官都需进入讲武堂学习一年，入校时带原部队的底薪，毕业后再返回原部队。
借着这个机会，张作霖便也安排陶历卿前去受训。当全体受训人员由洮南起身时，张作霖又特意前往送行，鉴于洮南信息较为闭塞，他在席间特意嘱咐众人，务必随时把省城形势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他。
正因为时常可以通过这种渠道得到报告，所以从此以后，张作霖虽远居洮南，但对于奉天的情形却非常明了，而这时奉天的形势也已变得非常复杂微妙，革命党人四处活动，尤其在新军内部的活动十分频繁。
甲午战争之后，许多人总结战败教训，认为中国陆军之所以不敌日本，乃是武器装备和编制训练不行之故，换言之，以前的湘军、淮军也包括毅军都落后了，得建立新的陆军。新军于是应运而生，按照政府计划，全国计划编练常备陆军三十六个镇（镇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师），但到清朝灭亡时，建制完备的新军一半都不到，只有十六个镇，其余都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协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旅）。
奉天的新军包括一镇一协，即陆军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这两支部队都是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带来的。不过新军指挥官的任免权却并不掌握在徐世昌或任何一个地方官手里，镇统（相当于师长）和协统（相当于旅长）均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到了宣统年间，也就是小皇帝溥仪登基之后，朝政主要由一些八旗子弟所把持，其中载涛任军谘府大臣，荫昌任陆军部大臣。这两人都曾考察或留学德国，对德国军事很是服膺，又由于日本正是在学习德国军事的基础上才练成了陆军，所以他们对士官生，也就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格外重用。
在载涛、荫昌等人的荐拔下，张绍曾、蓝天蔚分别出任第二十镇镇统制、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保送生，蓝天蔚第二期，他们和另一位士官同学吴禄贞并列，在校期间成绩优异，被称为“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业务上可能无可挑剔，但若翻到另一面却绝对可以让载涛等人瞠目结舌——早期的中国士官生有很多与革命党有联系，或本身就是革命党人，“士官三杰”皆属此列。
除张绍曾、蓝天蔚外，同为士官生的张榕也是东北革命党人的领袖。不过与张、蓝因手中握有武装而享有威望不同，张榕之所以受到党人拥戴则更多是缘于他身上的传奇色彩。
“乡巴佬”
张榕的父亲是辽东有名的财主，广有田产、商号、烧锅和当铺，仅在奉天就置有房产一两百间。和张作霖的“安大哥”安遇吾一样，张榕虽然家财万贯，但却专爱行任侠尚义之事。他很早就在关外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更与吴樾联手谋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在那次轰动一时的谋刺案中，吴樾当场牺牲，张榕逃脱后化名潜往天津，但随即被侦探识破身份并遭到抓捕。张榕的姐姐张焕桂闻讯，赶紧通过关系向太监李莲英贿送重金，经李莲英跪求慈禧太后，才将死刑改为永久监禁。被监禁期间，又由其姐姐重金买通狱长，从而得以成功越狱。
越狱后，张榕东渡日本求学。他本人精通剑术，曾为了给一名下女争取自由，而同日本武士比剑，最终比剑获胜，使那名下女得到了解放。当然，张榕不会仅满足于当一名普通的江湖侠客，在日本的时候，他会见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张榕即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与张绍曾、蓝天蔚等共同策划反清事宜。
当时以大连为跳板，可以北往奉天，南达上海或远赴日本，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同盟会在东北的活动主要以大连为中心，张榕也一直在大连对革命党人和关外的武装力量进行联络。
1911年9月，也即武昌起义爆发前一个月，张绍曾的第二十镇被调入关，驻扎于滦州一带，奉命与驻石家庄的吴禄贞所辖第六镇一齐进行秋操演习。按照计划，张绍曾、吴禄贞将借秋操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张榕则率部从大连出发，经锦州入关袭击北京。因武昌起义突然爆发，清廷临时叫停了秋操，原计划被迫变更，张榕遂来到奉天倡言革命。
辛亥革命开始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在黑龙江视察防务。赵尔巽是翰林院出身的老臣，因其身材瘦小，且生活俭朴，平时如果不着官服的话，很容易被别人误认为是个“乡巴佬”。在清末官僚中，“乡巴佬”官声卓著，尤其是首次执政东省期间更是为人所称道。
在清朝前期，作为所谓的龙兴封禁之地，汉人被禁止移住东北，这成了奉天省人烟稀少、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到了清朝中叶，封禁政策被逐渐打破，“闯关东”的汉人多了起来，政府也开始实施课税，然而财政上仍是入不敷出，每年国库用于补助的资金都高达百余万两。
历任奉督均在改善财政上动过脑筋，但都没有什么成效。赵尔巽继增祺之后出任盛京将军，他在那一任上着力整顿财政，除设置财政局外，还创办了东三省官银号，用于铸造银圆、发行纸币。因其措施有方，且为政清廉，在任两年间，便使奉天省的财政得以根本改观。当他离职转任中央时，奉天省金库储藏现金已有六百多万两。
可问题是，你前面即便留下一座座金山，也吃不消后面那些败家的折腾。接替赵尔巽的徐世昌虽然表面提倡新政，开发实业，但却也被外界指责为“用人不当，贿赂横行”，加上频繁用兵剿匪，赵尔巽留下的库存很快便被挥霍一空。
接班徐世昌的锡良一看财政又困难了，赶紧采取极度紧缩政策，一边设立奉天清理财政局，对财政进行整理，一边裁汰冗员，以节约经费。可就这样，财政上仍大大超支。锡良挽救乏术，回天无力，只得辞职而去，这才有了赵尔巽的第二次督奉，他也成为清代最后一任东三省总督。
赵尔巽上任后尽其所能要拯救经济，重现昔日辉煌，但他这次的运气不好，在任期间，奉天连遭自然灾害，当时中央国库又一贫如洗，无力对地方财政进行弥补。赵尔巽巧妇终究难为无米之炊，非但不能改变财政窘迫的状况，眼看着连地方政府的日常开支都没法维持了，最后他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二百万两，以资补助。
尽管如此，海内外对赵尔巽的评价仍非常高，认为他在财政困顿并被俄日两国包夹的情况下，“既敢于抵抗沙俄的横暴，又不甘居日本下风”，是一位“屈指可数的硬骨权臣”和“顶天立地的人物”。
得知爆发了武昌起义，赵尔巽料定奉天一定会人心动荡，于是连夜就赶回了省城。从1911年10月15日起，他下令拒收密码电报，并将最早公开披露起义消息的奉天《大中公报》予以查封，以便尽可能隔绝内外消息，同时不断召集会议，传见文武官员，力图稳定人心。可是东三省的革命浪潮不但没有因此平息，反而声势越来越大，蓝天蔚、张榕迅速成为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
上策
革命党在奉天拥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除掌握着驻扎于城外北大营的新军外，一旦起事，更可以在南满车站附近继续招兵购械，张榕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毫无顾忌地公开活动，甚至于他还与赵尔巽分庭抗礼，面对面地向对方提出了奉天要独立的要求。
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常用刺杀清廷重要人物的手段来营造恐怖气氛，官场对之无不“谈虎色变”，更何况张榕还曾在谋刺五大臣案中担当过重要角色，所以就算老练沉稳如赵尔巽，也不由得对此提心吊胆，深恐对方一不如意就给他来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能令东三省总督退避三舍，自非寻常之人，张榕由此在奉天轰动一时，连妇孺都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赵尔巽又得到情报，在南满铁路附近，一些日本浪人勾结本地盗匪，正阴谋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一旦得逞，日本便可以假借保护日侨之名，向满蒙伸手。
赵尔巽是汉军旗人，即便在如此风雨飘零之时仍倾向于王室。为此，他把亲近僚属召集起来密议，以征求挽救时局的措施。
还在1905年的时候，赵尔巽任盛京将军。那时朝廷为挽救垂危时局，诏谕各省督抚励行新政，作为新政的措施之一，是准许下级官员破格陈奏。在送上来的各种陈奏中，有一份引起了赵尔巽的注意，上面洋洋千言，陈述的各项改革建议均能引起他的共鸣。出于爱才之心，赵尔巽立刻召见条陈者并认为门生。
几年后，赵尔巽由川督回任东三省总督，这位门生遂正式加入其幕府，此人就是袁金铠。袁金铠被赵尔巽视为东三省难得的人才，一心要加以重用。当时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在各省设立谘议局。谘议局是政府机关的监督机构、日后省议会的前身，从政府人员的升迁补调到财政收入支出，均须其通过才能产生效力。谘议局人员主要由地方士绅选任，经赵尔巽授意，袁金铠也参加了谘议局选举并被选为副议长。
当着袁金铠等人的面，赵尔巽特意声明自己要为清廷保存东三省，给王室留出最后挣扎的余地，从而“不负累代食禄之恩”。袁金铠也先来了一下官样文章，说：“公能行古人之事，功书竹帛，名传千古，铠实钦之。”
随后，他便实打实地说出了自己想好的三条对策，供赵尔巽进行选择。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袁金铠这些幕僚都在一刻不停地关注和分析着外面的局势。在袁金铠看来，“武昌军变”（即武昌起义）之所以发作，纯粹是因为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镇统张彪没有控制好部队所导致的，不过革命军在揭竿而起之后并不可能走得太远。
袁金铠这么说的依据之一，是革命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者。黎元洪虽被推举为都督，但却是被革命军硬推上去的，他本人缺乏意愿，只是出于个人生命安全的考虑，勉强服从而已。孙中山、黄兴倒是革命党人当仁不让的核心领袖，而且正从海外赶回，然而他们只是机会碰得好，“武昌军变”并非他们两人的功劳。袁金铠推断“尔诈我虞，久必生变”。
内部不稳定，外部还有强敌。袁金铠得到消息，袁世凯已被朝廷重新起用，正统兵南下。袁氏久握北洋兵符，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金铠认为，只要袁世凯真打，“民间实鲜对手，胜负之分在指顾间耳”，也就是说革命军可能很快就会败北。
滔滔不绝地论述这么多，都是为了给自己的上策做铺垫。袁金铠照应赵尔巽的开场白，指出关外为朝廷发祥重地，倘若失陷，“岂独为朝廷根本之忧，亦公负世代食禄之恩”。
要替朝廷保住东三省，没有兵不行。奉天之兵可分为本兵和客军，本兵是指五路巡防营，他们是奉天省地方部队，故称本兵，客军是指驻于北大营的第二混成协。袁金铠将他的上策概括为“充实本兵，联络客军，使市面不惊，地方安谧，使革命党人无隙可乘，东省可保无虞”。
如何“充实本兵”？得看五路巡防营的不同路数。中路巡防营统领由赵尔巽自兼，算是最可靠的近卫军，但该部驻防于铁岭一带，要用来拱卫奉天，而且光靠这一路部队显然也不顶什么用。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是秀才出身，恃才傲物且城府较深，要想在关键时候使用他并不容易，而且右路巡防营主守辽东的山林地带，那里情况也很复杂，需要部队镇慑，不能轻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虽是行伍出身，作战勇敢，且本人嗜利无远略，但其部驻地与张作霖一样，同在与内蒙相邻的洮南。虽然蒙古叛军已被张作霖扫平，但若不以重兵威慑，仍不免会死灰复燃。
剔开右后两路，剩下的前左两路统领才是袁金铠觉得可以加以重用的：“前路统领张作霖、左路统领冯麟阁系土匪出身，脑筋简单，公（指赵尔巽）但示以优遇，勉以忠义，必能出力。”他请求赵尔巽，若认为此计可行，应赶快调张、冯来省，以资拱卫。
至于“联络客军”，袁金铠表示将和其他幕僚一起策划，竭力对之拉拢。按照他的想法，“充实本兵”和“联络客军”一有眉目，赵尔巽就能在奉天稳操胜券，到时只要召集军政人员、地方士绅在谘议局开会，当众宣布奉天中立，保境安民即可。袁金铠相信，如此布置，“一切党派人士不敢再存异志，省城当能如磐石之安”。
黑夜中出现了一盏明灯
“整军保境，镇慑革命”的上策之外，尚有中策和下策。袁金铠的中策是建议赵尔巽将巡防部队集中于省城，然后亲自统领，进兵榆关，以遥作勤王之师，后方则令地方士绅倡办团练。这是一个讨巧的计策，用袁金铠的来说，可以做到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倘袁项城（袁世凯）得手，公（赵尔巽）以勤王之故，不失为忠臣；若民军（指革命军）得势，公可奏请朝廷东迁，可当偏安之元勋，不失忠节”。
袁金铠也提到，若实在不行，只有响应革命军，树起白旗，宣布独立，并请皇帝退位。这就是“响应民军，甘当叛逆”的下策。
对着三策，赵尔巽思考再三，下策是他暂时根本不愿考虑的，中策似乎还没到那一步，所以可行一半，也就是没必要先率部勤王，但可以先让地方上办团练。只有上策，马上就能完全施行。
赵尔巽决定采纳袁金铠的上策，让张作霖、冯麟阁整军来省，但是这两大巡防营都有专守区域，短时间内调来并非易事。就在他为此费尽心机地对部署进行调整的时候，又被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打乱了步骤。
赵尔巽固然在积极筹谋，奉天的革命党人却也从没闲着。张榕率先行动，与谘议局议长吴景濂进行联络，吴景濂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属于拥有新思想的立宪派，他见清廷大势已去，就与张榕商定在谘议局举行各界代表会议。居时，他们将在会上逼走赵尔巽，转而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吴景濂自己为民政长，以袁金铠为民政副长。
吴景濂虽然知道袁金铠与赵尔巽的关系，但既然在新政府里已为他留了位置，便认为对方会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且谘议局既要举行会议，不可能完全避开副议长，于是他就试探式地将这一意图告诉了袁金铠。袁金铠听了一边假装赞同，一边赶紧将此事报告给赵尔巽。
用谘议局开会的方式定局，本是袁金铠上策中的一个内容，未料对手竟会先下手为强，但令赵尔巽感到惊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客军”也出了问题。
蓝天蔚与张榕同时行动，他在北大营召集秘密会议，准备发动第二混成协的士兵入城占据各机关，直接宣布奉天独立。第二混成协由两个标（标相当于团）和步、马、炮等几个兵种混合组成，其中第二标标统（标统相当于团长）聂汝清毫无革命思想，也并不拥护革命，会议一散，他就跑到总督府向赵尔巽告了密。
密报意味着袁金铠“联络客军”的措施尚未真正着手就已失败。第二混成协是驻扎奉天的唯一新军，如有变故，别无其他可靠之兵。黑、吉两省虽还有新军，但这两个省的新军向来都唯蓝天蔚马首是瞻，只要蓝天蔚在奉天举义，黑、吉两省只会紧紧跟随。
客军不但不能依恃，反而成敌，至于“充实本兵”，根本八字还没一撇呢。有人说彼时的赵尔巽已准备身穿朝服，以身殉主。如果仅仅是形容他的绝望之态，无疑配得上形象逼真四个字，但赵尔巽实际也没有愚忠到那个地步，他是想三十六计走为上，保命回京的。
临走前，赵尔巽召集亲信开会，在讲清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之后，说：“我早就知道新军靠不住，担心他们与革命党发生联系。现在他们果然密谋造反，我手头又无可靠的军队，所以只好出走入关了，事已至此，实属无奈。”
众人听了一阵骚动，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袁金铠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赵尔巽面前，声泪俱下地说道：“请大帅为我全省民命着想，不要入关。革命党完全是虚张声势，蓝天蔚部下既然来告密，说明军心依然归属大帅，谅不能有大问题。大帅这样轻易出走，不是更便宜了那帮乱党吗？”
能不走赵尔巽哪里肯走，这不是没办法嘛。他双手搀起袁金铠，叹了口气：“说归这么说，可没有自己的军队是压不住乱军的。蓝天蔚部署得那么周密，他是一定要起事的。他的目的无非是撵我走，我让开这个位置好了。”
袁金铠见状又再次跪下，拍着自己的胸脯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有个人就能挽回局势，就看总督你能不能起用。”
仿佛是黑夜中出现了一盏明灯，赵尔巽的眼睛亮了，赶紧追问是谁，然而一问才知道，袁金铠说的还是上策中提到的那个张作霖。
奉天要革命了
张作霖不是远在洮南吗？赵尔巽一阵失望，还没等他开口动问，旁边已经有人插嘴道：“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他驻兵洮南期间，时常有地方百姓告他纵兵劫掠。若引他入奉天，恐怕会引狼入室，反而对总督不利。”
袁金铠立即反驳：“不错，张作霖的确是土匪出身，但这正是他的长处。他头脑简单，不会受革命党蛊惑，只知道忠心耿耿为上司卖力。如果大帅对他给予优厚待遇，以忠义勉励他，这个人必定能为大帅效犬马之劳。”
赵尔巽原本对张作霖的出身就不介意，所着急的还是张作霖一时赶不过来。他对袁金铠说：“现在张作霖远在洮南，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可如何是好？”
未曾想袁金铠却站起说道：“张作霖已在府门外等候多时了。”一听此言，包括赵尔巽在内，与会者全都大吃一惊。
众人都想知道的是，洮南距奉天不下数百里，张作霖怎么可能话到人就到？
事实上，张作霖早就来奉天多日了。把他召来的是正在讲武堂受训的张景惠，张景惠一次和新军的军官闲聊，偶然探知省城的革命党人正蓄机采取行动，要驱逐总督赵尔巽。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景惠连忙打电报给张作霖，告知他奉天城可能要出大乱子，请他迅速进省。
张作霖接到电报时，还没有收到省府的调令，他只能先率一哨马队紧急赶往奉天。若论路的远近，吴俊升大营距奉天还要更近一些，在经过其驻地时，护卫请示张作霖是否需要拜访吴俊升，张作霖照旧马不停蹄，对护卫说：“你拿我的名片去约吴俊升到省城相见，我这次就不去拜访了。”
张作霖快马加鞭，兼程疾进，仅用不到三昼夜的时间就到达了奉天。入城后，他找到张景惠，说：“我刚才看奉天城也没什么乱子呀。”张景惠说不是已经出乱子，而是将要出乱子：“咱奉天要革命了！”
张作霖长在洮南，连革命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于是连忙问张景惠什么是革命。张景惠用对方最能理解的方式解释道：“要是革命，我们就没有地盘了，那么饷银也没法领了，请您快去见总督合计对付办法。”
张作霖虽不懂何为革命，但对怎样在官场上打交道却是再精通不过。因为没有接到正式调令，所以他没有冒冒失失地直接去见总督，而是先找到袁金铠，请袁金铠为他引见赵尔巽。
却说赵尔巽得知张作霖就在府门外，顿时精神大振，他对袁金铠说：“你既苦心为大局，那么先传张统领入府一见。”
听到总督召见，张作霖立刻三步并作两步，从府门外直奔正厅而来。见到赵尔巽后，他马上行礼，并且大声说：“作霖愿为总督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看到张作霖奇迹般地出现在自己面前，赵尔巽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中大喜，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便表露出来，于是就故意训斥张作霖：“阁下不守边疆，擅自到省城，可知罪吗？”
张作霖知道赵尔巽的这一套都是做给人看的，遂也赶紧顺着对方的路子答道：“因局势十分紧张，下臣唯恐总督陷入危险境地，因而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在下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
张作霖没什么文化不假，但他善于应变和辞令也是真的，这一回答不仅给足了赵尔巽面子，也使得他擅自进省的举动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有了张作霖及其“保卫大帅，镇压地方”的保证，赵尔巽心里就有了底。两人私下谈话时，他对张作霖说：“你来得正好，我明天就准备去死！”张作霖有些不解：“总督为什么要去死呢？要死，大家一起去死。”赵尔巽幽幽地说：“奉天的文武官员们要独立，但我绝对不干。如果他们得逞，那我就去死。”
弄明白赵尔巽说话的用意，张作霖赶紧说：“总督给我下命令吧，把我的军队全部调来。你赶快把城门关上，再把我那三十多名学员（即张部在讲武堂受训的人员）召来，给他们发些枪，我来保护这座城。”
赵尔巽听了心花怒放，说：“很好。不但这样，我还要把我的卫队和警察也全都交给你，统统归你指挥。你把他们放在城门那儿，叛军来了，打就是了！”
赵尔巽要的是张作霖再一次的表态。至于巡防营，因涉及面大，以及怕打草惊蛇等原因，暂时还不能调来，能调来的只是另一个巡防营统领，即冯麟阁。
发现张作霖、冯麟阁先后来省，吴景濂觉得奇怪，他问袁金铠：“张、冯何故调省？”袁金铠假装漫不经心地回答：“大帅因为时局动荡，恐怕张、冯在外联络一气，对省城造成威胁，况张、冯是土匪出身，实不可靠，所以才调他们到省城。这样可以就近监视，同时也使其势单力孤，免生意外。”
张作霖、冯麟阁等人也积极配合，在公开场合，当有人问起为何来省城时，他们就说是与巡防营务处接洽业务。党人们对赵尔巽一方的反击能力本身就估计不足，听了之后也就不以为意了。
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得到张作霖、冯麟阁的支持，赵尔巽气壮了许多，也再不提及出走入关的事了。1911年10月20日下午，他更在奉天主持召开东北新旧两军将领会议，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首先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
会议一开始，赵尔巽就开宗明义：“武汉叛乱，朝廷正派大军剿办，不久即可平定。东三省为皇上老家，我们必须拥戴朝廷。现在朝廷还没有谕旨下来，我们的要旨是保境安民。”他接着提议道：“我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与会的新军代表除第二混成协外，还包括黑吉两省的新军军官。旧军主要是指巡防营，几名统领尽皆与会。赵尔巽话音刚落，张作霖就举起了手，其他旧军统领也跟着举手赞同，可是新军那边的镇统、协统和参谋长们却都端坐不动，没一丝反应。原来在开会前，蓝天蔚就与其他新军将领商量好，要趁这次会议将赵尔巽一军，逼迫他发表东北独立的电文。
会场一片寂静，赵尔巽顿时陷入难堪之中。就在他不知如何才能下台收场的时候，张作霖忽然起立吼道：“总督劝告诸位保境安民，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大家如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众人再一看，只见张作霖双手还紧握着两个类似炸药包的毛巾包，且两眼喷着怒火，看起来确实是一副要同归于尽的样子。
见张作霖已镇住全场，赵尔巽趁势说道：“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在赵尔巽重述一遍自己的主张后，新军中一位姓卢的协统率先举手，其他人见有了带头的，迫于形势所逼也相继举手。赵尔巽喜形于色：“全体通过了，大家总算给了我一个老面子。”
一散会，蓝天蔚就抓住卢协统的袖子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是怎么说的？说话不算数，到里面又举手！”
卢协统被说得面红耳赤，只得辩解道：“老兄，有命才能革命。张某那两颗炸弹，你难道没有看见？若是放响了，我们还能有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救了大家。”
话到此处，他还抖了个机灵，说：“我的手仅举到耳根，只算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不看清楚，稀里糊涂地就随着把手全举了起来，这怎么能怪我呢？”
东三省新军的联手“逼宫”至此夭折，蓝天蔚在东北新军中亦因此陷入孤立。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张作霖手里的毛巾包并非炸药，他事先也没有准备。只是看到赵尔巽处境窘迫，为化解危机，才临机一动，从赵尔巽随从手里拿来小茶壶，用毛巾包起来，以此充作“诈弹”。曾有后世学者这样形容张作霖超人的胆识和气魄：“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意谓可吓退千人）。”
张作霖在会上一出头，便把自己摆到了蓝天蔚及其革命党的对立面。随他进入奉天城的马队仅有四五十人，人数上没比他在讲武堂受训的部下多出多少，合起来百人还不到，即便再加上赵尔巽的卫队和警察，兵力也仍然不足。那些天里，张景惠等几名管带每天轮流在张作霖所住的万福客栈值班守卫，为的就是怕蓝天蔚动手或党人行刺。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施出虚张声势的空城计，在东西南北关的各处客栈、商号和大民宅，他都派人在墙上贴出“前路巡防营哨兵房间”的字条，给人以数千兵马源源来到的气势。
当时张作霖的原配赵氏及大儿子张学良都住在新民府，虽然新民府也驻有张作霖的一小部分军队，但若是蓝天蔚派兵袭击，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而已。张作霖做“胡子”的时候，曾经干过绑票的事，他当然不会想不到蓝天蔚可能劫持其家属以为人质，只是在他自己都处于危境的情况下，也实在无法再顾及家人了。
有一天，赵氏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蓝天蔚当晚要打进新民府。她赶紧把十岁的张学良叫到身边，对他说：“今晚上可能会出事，今晚上要是打仗的话，你就跑！”说着，便用白布将三十块大洋包起来，系在张学良的腰上。
张学良一看母亲的表情就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很着急地问：“妈，那你呢？”赵氏回答道：“你别管我，也别问，你赶快跑。等事情稍微平息了，你看到哪个老头儿好，就跪下给他磕头，把银子给他，叫他带着找你爸爸去。”
后来张学良才知道，他母亲让他跑而自己不跑，是准备等新军打过来时自杀的。幸好那天晚上并没有打仗，蓝天蔚也没有袭击新民府，长大后的张学良一直想不明白，蓝天蔚为什么不动手。
若真要探究这件事，可能还是蓝天蔚的思维方式与他们不同。党人喜欢行刺要员和发动起义，但殊少像“胡子”那样绑架人质，自然更想不到、干不出用“诈弹”来恐吓别人的事。也正是这个不同，导致蓝天蔚等人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步步开始落入下风。
这就是我的胆子
1911年11月初，革命党的行动计划突然受挫。与蓝天蔚相呼应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调任长江一带的宣抚大臣，实际被剥夺了军权。这些不利情况加剧了党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他们决定立即在谘议局召开大会，以便实施“不流血革命”和宣布奉天独立。
筹备好后，吴景濂亲自登门邀请赵尔巽出席会议。赵尔巽情知这是一次请君入瓮式的会议，在己方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贸然前去恐怕脱不了身，于是就推托说由于最近一段时间许多大臣被激进的革命党人刺杀，所以他不方便公开露面。
赵尔巽若不出席，会议就不会有结果，吴景濂自然要再三规劝，并答应绝对保证其人身安全。赵尔巽觉得事已至此，不去不妥，这才答应出席。
与此同时，蓝天蔚把第二混成协的炮兵开进了省城，但炮兵并未按其命令把炮口对准总督府，而是对准了谘议局。之所以出现这一微妙变化，是因为赵尔巽、袁金铠在“联络客军”方面动了手脚，按照他们的布置，第二混成协士兵的菜金已改由督署支付，中下级军官也交由反对革命的标统负责疏通，让他们反蓝拥赵。也就是说，蓝天蔚已经部分被架空，包括炮兵在内的一些官兵已不听从他的指挥。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党人对赵尔巽一方背后的活动仍然一无所知，他们认为要逼赵尔巽出走不过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干脆把庆功宴都提前摆上了，蓝天蔚对炮兵掉转炮口一事也未能予以足够重视。
相反，赵尔巽一方则进行了精心准备。赵尔巽传令嘉奖张作霖、冯麟阁，以鼓其勇气，袁金铠在传达嘉奖令时对张、冯说：“大帅对二位非常重视，将来打算拟专折特保。此次会议有客军将领和地方士绅，恐临时产生争执，二位可保护大帅安全，以报知遇。”张作霖一听马上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冯麟阁没有先前与赵尔巽、袁金铠的那种私下接触，关系上要生分许多，但张作霖既有如此表示，他也随声附和。
1911年11月12日，谘议局大会如期召开。在场外，已被赵尔巽控制的第二混成协炮兵架起火炮，以资威慑。场内，张作霖践其承诺，把在讲武堂受训的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全都调了过来，加上其他一些军官，一共二十多人，全部穿着便衣，分布于会场各处。他自己也身着轻装短衣，腰别自来得手枪，紧随赵尔巽身旁进行护卫。
当天各界出席会议者达两百余人，这些与会代表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对场内外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未稍加留意，他们只以为己方人多势众，所以表现得情绪激烈，咄咄逼人。会议一开始，议长吴景濂发言，说明开会以及革命的意义，场下喝彩声不断。
赵尔巽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轮到他发言时，他就说自己前后两次来关外，没有做过对不起民众的事，而且东三省处于日俄两强之间，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前途不堪设想，所以希望大家各安生业，静观时局变化。
老爷子说得恳切，话中也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来开会的这些人并没有耐心来听人讲道理，他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在赵尔巽发言时，台下便嘘声四起，不断有人高呼“赵尔巽滚回北京去”等口号，甚至还没等赵尔巽把话全部讲完，革命党人赵忠鹄就站起来直接打断了他的发言：“赵次珊（赵尔巽号次珊），今日不是你报功的时候，就以奉天粮食问题来说，现在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你要讲真话，不要光说官场上的一些废话。”
赵尔巽执政奉天期间，厉行改革，政绩有口皆碑。虽然那两年奉天连续遭灾，但并非赵尔巽之过，赵忠鹄这么说，颇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当然，他的主要目的也不在此，而是为了下面这句：“摆在你（指赵尔巽）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宣布东三省独立，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巽还试图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解释，未及数语，议员席上已经群起呼叫，都是逼他立刻服从民意，宣布独立。就在赵尔巽有口难辩、窘迫万分的时候，旁边的张作霖霍然站起，厉声说：“赵大帅是朝廷命官，服从的是朝廷命令。我张作霖是带兵的官，也只知道保护总督和地方百姓。如有胆敢破坏省城秩序者，我便以铁血对待之！”
议长吴景濂没有搞清状况，说张作霖胆大包天，让他赶紧从主席台上下来。张作霖一听大怒，他掏出腰间手枪，“叭”的一声拍在桌上，然后大声喊道：“这就是我的胆子！我张作霖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要是谁对赵大帅轻举妄动，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把枪，它是不交朋友的！”
赌博性的讹诈
看到张作霖把枪都掏了出来，不仅吴景濂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议员们也都被唬得纷纷起立。其他与会代表则多半是教育界人士，很多还是青年学生，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胆小者已经逃出了会场。
革命党人吃的就是冒险的饭，当然不至于到立刻败下阵来。蓝天蔚赶紧站起发言，先讲了一番满汉的民族仇恨，接着对赵尔巽说：“东省距京较近，又居清军后方，大帅首先独立然后统兵南下，直取幽燕，推倒清廷，报累世压迫之仇，成大帅不世之功，蔚（蓝天蔚自称）当执戟先驱以遂宿愿。”
张作霖先后两次镇住全场，靠的不是“诈弹”就是手枪，这让他尝到了动嘴不如动枪的甜头。一看蓝天蔚还想重新控制局势，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拿起桌上的手枪，直接对准蓝天蔚：“你丧心病狂，满口胡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张某深受国恩，决不叛逆，尔敢再言独立，以此从事。”
汤玉麟等人也纷纷掏出身上暗藏的手枪，朝蓝天蔚怒目而视，大有现场火并之势。蓝天蔚没想到张作霖这一伙人会这么“撒泼”，一时无言以对。其他人则被吓到不轻，吴景濂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更有心理素质差的，甚至已经倒在了桌子底下，会场一片大乱，空气极为紧张。
一旁的袁金铠见状，赶紧上前打圆场，半哄半劝地把蓝天蔚拉出场外，接着吴景濂也溜走了。会场门口早已有人把守，许出不许进，这使革命党人和民意代表在会场上迅速败下阵来。
发现场面已被完全控制住，张作霖又继续说道：“我张作霖有枪有人，只要是对地方有利的事，我张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总督的意见。”
会场在乱了一阵后终于又安静下来。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宣布继续开会，此后的会议进程和结果完全符合赵尔巽一方的愿望：成立保安会，赵尔巽任会长，当场宣布东三省中立，保境安民。
革命党人原想通过成立保安会这一机构，来挟持赵尔巽，逼他出走，并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不料事与愿违，反被赵尔巽所窃据，这正应了那句话“拿来防贼的，反做了贼的招牌”。在保安会的成员名单上，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得到了一个参谋部的副职，这还是因为他与袁金铠私交不错，赵尔巽、袁金铠有意拉拢的缘故。
吴景濂虽然也被选为挂名性质的副会长，但这与他原来预想的民政长一职相去甚远，而且奉天中立也非其本意。更主要的是，吴景濂终究不是带兵的武人或革命党人，经历此次惊心动魄的会场风波后，开始变得寝食难安。这时他已经明白自己上了袁金铠的当，接着又听到风声，说是张作霖、袁金铠密谋要将他除掉。吴景濂又恨又怕，于是决定离开奉天。因为怕张、袁中途暗算，他都没敢前往车站直接上车，而是先化装步行到皇姑屯，然后由皇姑屯乘车至天津，再转赴南京。
随着吴景濂的离去，东三省独立之议完全烟消云散。张作霖通过不惜与蓝天蔚拼命的方式，换来了己方的胜利，但他在会场上的举动实际有点类似于“赌博性的讹诈”，因为他的大部队仍远在洮南，能够在谘议局布置的兵力不到百人。蓝天蔚虽部分指挥失灵，但毕竟已在第二混成协经营多年，军队中有不少他的心腹，何况党人又普遍激情高涨，若抵死不后退，张作霖至少不可能赢得盆满钵满。
问题在于蓝天蔚不会像张作霖那么豁得出去，此人在性格上与张榕有相似之处，即生性豪爽、喜交朋友，但他做事缺少主张，决心很容易动摇，说通俗一点，就是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够狠。
直到回营之后，蓝天蔚才慢慢回过味来，对自己被张作霖当场羞辱后，不仅没有予以有力反击，还主动退出会场的举动很是后悔。他当即召集本协将佐开会，将在谘议局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为了将部下们鼓动起来，他还着重强调了赵尔巽如何忠清主张中立，张作霖如何野蛮反对独立，自己如何提议但未能通过等细节。
按照蓝天蔚的打算，他准备整军与张作霖决一胜负，若胜便电告全国响应民军（即革命军），败则退至榆关，与关内民军相呼应。可是在他充满信心地希望部下们“多加赞助，以成此功”时，却遭到一名管带的反对，其他将佐也不同意整军出战。
蓝天蔚这才知道部分部属已被赵尔巽策反。就在他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又有人给予了他重重一击。
谘议局大会结束后，赵尔巽向清廷和袁世凯报告了保安会成立的经过情形，同时着重指出：“协统蓝天蔚与两标素不相洽，全协皆不听从命令。”清廷复电：“蓝天蔚著开去统领官，交赵尔巽差遣委用。”
赵尔巽没有明言蓝天蔚有革命党的嫌疑，是因为蓝天蔚在关外新军和民间中仍有相当威望。当时因为成立了保安会以及先前部署就绪，张作霖的部队即将全部开来奉天，张作霖遂向赵尔巽请示到时是否要借机除掉蓝天蔚，赵尔巽答道：“蓝天蔚的潜在势力不能不考虑，如果采用极端手段，就怕激出兵变来。我看把他逼走就算了。”
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正式发表命令，解除蓝天蔚协统一职，其职务由反对革命的聂汝清兼代。之后，他又邀请蓝天蔚入署，对蓝天蔚说：“因南方风潮日烈，请君去调查，据实以报。”随赠旅费两千元，以打发蓝天蔚速速离奉。
调虎离山
有人说，如果蓝天蔚能够借助于自身的威望，向第二混成协的士兵们晓以大义，则仍有掌握军心的可能，一旦高举义旗，聂汝清等将佐也起不了多大的阻挠作用。到那时，即便张作霖的大部队开来奉天，先不说兵员数量，单单武器弹药及兵员素质就远不及新军，蓝天蔚完全可以靠击败对方而重新扭转乾坤。不过这只是局外人的一厢情愿，站在蓝天蔚的角度，可以说从退出会场那一瞬间起，他就已失去了坚持到底的勇气。
蓝天蔚趁夜只身离开奉天前往大连，接着又渡海前往上海。离奉后，他给赵尔巽写了一封信，说他并非怯懦之人，之所以甘心放弃一切悄然离奉，只是“不忍视生灵涂炭，我公（指赵尔巽）危险”云云（都已经出局了，还要写信向对手进行解释，党人身上固有的那股书生气和要面子思想可谓暴露无遗）。
作为这一轮争斗的胜利者和最大功臣，张作霖、袁金铠声名鹊起，二人在赵尔巽心目中的地位也更高了。在保安会的成员名单上，赵尔巽安排袁金铠为总参议长，张作霖为军事部副部长。同时他还保奏张作霖为总兵简放（即朝廷派任的总兵），特派其为巡防营务处总办。
能够当上巡防营务处总办，对张作霖而言，其意义非同一般，因为他的义父张锡銮以前兼的就是此职，这意味着他张作霖在官职上已跃居各巡防营统领之上。
赵尔巽本身是个极有头脑的老官僚，他很清楚，在革命怒潮频繁爆发的非常时期，昏聩的中央政府已不足恃，新军则更不可靠，唯一能够依赖的只有原本作为地方部队的巡防营，而巡防营将领中跟着他最紧，表现也最为突出的又唯有张作霖。因此之故，赵尔巽特将中路巡防营统领一职也交由张作霖兼任，使他直接指挥的兵力达到十五个营以上。从这时候起，张作霖俨然成为掌握奉天省城大权的军事首领，外界也都普遍认为，这是他爬上高位最关键的一步。
成立保安会后没几天，张作霖的前沿巡防营便开入奉天，加上蓝天蔚的被迫出走，奉天革命活动趋于低迷，力量也有些涣散。为挽回颓势，张榕积极联络其他同盟会会员，于11月17日，也即蓝天蔚出走的第三天，在奉天成立了“联合急进会”，张榕本人被推举为该会会长。
“联合急进会”势力发展很快，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很快便与赵尔巽所控制的保安会形成彼此抗衡之势。趁着这股势头，张榕约赵尔巽谈判，对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已非你我所能控制得住，请你速悬白旗，以靖民心。”赵尔巽身后有张作霖带兵拱卫，新军也已被他控制在手里，因而一口便拒绝了张榕的要求。
赵尔巽有恃无恐，党人在省城内又很难活动，张榕等人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即先在各地招募民军，举行起义，借以引诱省城军队出城讨伐，然后再乘虚在省城起事。为此，除张榕等少数人留在省城坐镇中枢外，其余革命党人皆分赴各地进行组织。
辛亥革命后，辽西地区重又出现大乱迹象，曾经为张作霖等人剿平的“胡子”这里一股、那里一股，又重现江湖。革命党人在招募民军的过程中，很重视对这些“胡子”进行吸收和改编，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要为亡夫报仇，加入的就是民军。
赵尔巽、张作霖为了避免“胡子”加入民军和扩充官军实力，也积极进行招降收编，这使得“胡子”俨然成了官府和党人竞相争取的香饽饽。八角台附近刚刚出现了一股千余人的“胡子”，张作霖的义父、原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此时已被推为资政院候补议员，正式走上政坛，他借鉴先前为张作霖与官府之间牵线搭桥的经验，与“胡子”头领直接面谈，终于促使对方答应接受收编。
可是就收编尚未正式着手进行的时候，张子云却被人刺杀了。这股“胡子”本可被编成三营，但由于刺杀事件发生后大部跑散，最终仅能勉强编成一营，张子云的儿子担任了管带。获知刺杀事件乃党人所主谋，张作霖十分吃惊，这才发现党人也不好惹，同样会使出许多非常手段。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在东北多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各地也都出现了要求保安会脱离清廷的呼声。赵尔巽很是紧张，但并未将省城军队全部派出去讨伐，他只是令当地武装就地弹压，最多也只是抽一部分军队前去助剿。被他倚为护身符的张作霖一直集中巡防营主力于省城，以防备民军进行袭击，张榕的调虎离山之计始终无法实现。
杀秃子
袁金铠在纵论天下大势时，认为只要袁世凯真打，革命军就很难找到取胜机会。让他们这些人失望的是，袁世凯还就不想真打，而南方革命军也继续向自己认准的目标挺进。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蓝天蔚就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军都督，率部誓师北伐。
留在奉天的张榕积极响应北伐，随时准备接应已攻至山东的北伐军。他与袁金铠在生活中是好友，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过从甚密。当时因吴景濂逃离奉天，袁金铠已稳操谘议局大权，张榕便想把袁金铠发展为自己的同志，居然将其委任为急进党部参谋部长，对他毫不避嫌，以至于袁金铠对一些党内机密了解得一清二楚。
张榕性格豪爽、敢作敢为，然而终究年少缺乏经验，他浑然忘记了吴景濂吃过的亏，忽略了“朋友有时就是用来被利用的”这句古训。张榕“调虎离山”以及响应北伐的举动和计划，都被袁金铠一一报告给了赵尔巽，他同时对赵尔巽说：“张某，人杰也！留着他，恐于大局不利，须遇机会除之，以免后患。”
赵尔巽深以为然，遂授意袁金铠与张作霖定计，相机除掉张榕。1912年1月23日晚，袁金铠出面邀请张榕到德意楼饭店喝酒。酒酣耳热之后，袁金铠又撺掇张榕到妓院消遣，张榕开始先不同意，经不起袁金铠再三相劝，这才勉强前往。
两人在妓院刚刚坐定，还什么都没干呢，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张榕很是惊疑，袁金铠就骗他说，只是军警在查夜，枪支走火罢了。可是紧接着又传来几声枪响，张榕意识到绝不是走火这么简单，一定是情况有变，便再不肯留在妓院。
将张榕堵在妓院杀害，或者是把他放出来枪杀，都在袁金铠与张作霖所定计策的范围之内，因此袁金铠也不拦阻，只是说：“此院外通南北二街，君可北行，我可南往，这样查夜的军警就不会怀疑了。”
张榕听了觉得有理，便与袁金铠分道而行。哪里知道张作霖在南北两个口子都埋伏了人，袁金铠往南口，守南口的人立予放行；张榕去北口，守北口的杀手举枪就射。张榕连中三枪，枪枪都是要害，当即倒地身亡。
当晚，张作霖实施全城大搜捕，同情革命、曾帮助张榕策划一切的满洲旗人宝昆，以及急进会秘书田亚赟均被搜出杀害。第二天早晨，包括张榕在内，三家人院中自晨至晚挤满了来看死者的人。
紧接着，张作霖又下令“杀秃子”。他派人四处巡查，看到有形迹可疑及“秃头”（即剪去辫子的人）着西装的人，马上抓获并押到他的住所万福客栈，查明确实是革命党人或与革命党有联系后，即行枪决。一时间，城内气氛极为恐怖，凡剪发青年和由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全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一定要出去也非得戴上假发辫，以便躲过侦探的耳目。
其时不少日本人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都持支持或同情态度，有日本记者采访张作霖，对他说：“统领应恩威并施才好，太多杀戮于民心不利，况且张榕等辈也没必要处死。”张作霖很干脆地答道：“张榕不除，最为危险。我不下手杀他，他必下手杀我。我是为了加强防卫，才把他处死的。”
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反正赵尔巽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奉天城内的党人势力基本都被消灭了，他不但借以自保，稳渡难关，而且创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先例——辛亥革命后，各省的常见情况都是革命党联合军队以驱逐旧官吏，甚至于赵尔巽的弟弟、四川总督赵尔丰还丢了性命。只有奉天一省，是旧官吏联合军队驱逐了革命党，有人这样评述赵尔巽的厉害之处：“（东三省）号称革命党者，皆销声匿迹十有余年，此皆老官僚之手腕。”
没有袁金铠和张作霖，赵尔巽所谓的厉害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他对二人极为信赖。赵尔巽曾说，袁金铠才大心细有似李鸿章，张作霖骁勇善战过于张国梁，一文一武，乃自己须臾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张国梁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名将，此时的清廷日暮途穷，奄奄一息，急需有更多的“张国梁”出来替它维护江山，赵尔巽请求予以嘉奖的专折特奏一递上去，很快就有了回音：张作霖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所辖的原前路、中路巡防营改编为第二十四镇，镇统制由张作霖升任，同时兼巡防营务处总办。
此时在东北军界，张作霖的威望和权力已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在镇压党人，维护地方治安的同时，仍不忘招兵纳将，扩充实力，这其中就包括吸纳与他有着多年深仇的金寿山。
日俄战争后，同被官府收编的金寿山不像冯麟阁混得那样好，只能在长春充任一个小差使。金寿山的心理极不平衡，他见奉天政局动荡，就暗中召集余党，并和日本浪人勾勾搭搭，想假借革命名义在奉天捣乱，顺便报复一下如今已飞黄腾达的张作霖。
张景惠正好探知这一消息，他知道金寿山和张作霖势不两立，于是便劝张作霖不要再对过去的私仇念念不忘，而应着眼长远，笼络金寿山为己所用。张作霖觉得张景惠说得很对，同时也怕日本浪人掺入捣乱事件后，成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因此便让张景惠从中设法联系。
张景惠找到金寿山后，向他剖明了利害关系，使金寿山同意去见张作霖。两人见面时，张作霖开口就说：“咱们俩不打不成交，现在搞合作，如果以后合不来，再打也不迟。”
金寿山当时听了沉默不语，以为张作霖只是拿话敷衍他而已。不料第二天张作霖便向赵尔巽禀明一切，接着又亲自带他谒见赵尔巽。赵尔巽当面鼓励金寿山几句后，即按照张作霖的意思，委任金寿山为巡防营管带（相当于营长）。
金寿山愧悔交加，对张作霖更是感激涕零，一回去他就将所部编为巡防营正式军队，并和日本浪人断绝了关系。张作霖以他的宽宏大量，不仅为奉天政局消去了一个祸根，而且化敌为友，给自己添了一员得力部下。
有刺客
尽管在外人看来，张作霖事事通达，几乎没碰到过什么不顺的，但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这主要还是因为外部形势太难以捉摸，就连袁金铠那样的头脑，一时都很难看清，比如袁世凯明明可以镇压革命军，却始终藏着掖着，以至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几乎是一天一个行情。
从张作霖的角度和立场来说，他从被招安那一天起，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卖力干，然后得到上司的认可和朝廷的赏赐。朝廷待他也的确不薄，一份份请赏报告送上去，一顶顶官帽发下来，无论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需要，还是照顾赵尔巽那种人所看重的“清誉”，他都实在没有理由不跟在赵尔巽后面做个忠臣。更何况，在与革命党的明争暗斗中，他已经欠下了不少血债，别的不说，光是杀张榕一案，就已与党人结下了血海深仇。试问，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坐了天下，会有他张作霖好果子吃吗？
清廷在摇摇欲坠之际，曾严令赵尔巽，须从奉天的五路巡防营中拨出一半人马，移往山海关以南，以拱卫京师。张作霖知道后，一再请求赵尔巽让他亲自挂帅出征，并且语气铿锵地说：“要用铁血对付革命党，以尽我们军人拱卫朝廷的责任。”
赵尔巽虽然坚决保皇，但他倚张作霖为身边最可信赖的武将，哪里能放他走：“现在关内形势未卜，你这一离省，就等于离了根基，万一进关不妥，恐怕想回来都不行了。另外，你这一离开，必将人心浮动，万一革命党乘虚而来，反丢了自己的地盘。”张作霖想想有理，这才没有坚持。
其实赵尔巽、张作霖再怎么起劲也没用，因为舞台的主角不是他们。作为主角之一的袁世凯长袖善舞，把清廷和革命军都播弄得团团乱转。1912年1月22日，也即张榕被刺的前一天，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自己可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袁世凯来当大总统。
看到南京临时政府做出了让权保证，袁世凯决定牺牲掉清廷。在他的指使下，四十七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清廷同意共和政体以及让清帝退位。张作霖没有参与这次通电，不仅如此，他还认定“共和必招大乱”。
这时蓝天蔚已率北伐舰队在辽东半岛登陆，杀入了东三省。主守辽东的右路巡防营统领马龙潭惊慌失措，连连向奉天发电告急。有人问张作霖该如何应对这一紧急局势，他说：“南方军队北伐之类，何足挂齿？就是袁世凯总理（袁世凯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亦绝不听从其指挥，必将我行我素。”
张作霖由此被革命党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作霖有一个跟随多年的护卫，绰号梁二虎，被党人所争取。有一天晚上，张作霖在其公馆宴请各巡防营的军官，席间梁二虎见卫兵们离得较远，是个出手的好机会，便伸手掏枪，准备射杀张作霖。也是张作霖命不该绝，前来赴宴的金寿山正在照镜子，看到梁二虎拔枪，连忙大叫一声：“有刺客！”
金寿山一边喊，一边拔枪，他是“大当家的”出身，拔枪和开枪速度比梁二虎还快，而且打得准，梁二虎当场就被他打死了。
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加入革命党后，经人介绍与张作霖的部下刘景双结婚。郑梅生从未放弃过要为前夫报仇雪恨，在她的动员下，刘景双也加入到了行刺张作霖的行列。夫妻二人率骑兵两百，时刻想对张作霖发起袭击，但因为曾遭到梁二虎的行刺，张作霖加强了防范，两人一直都未找到合适的机会。
党人的行刺或许可以吓住那些居于省城的满人官僚和八旗子弟，但要吓住过惯刀口舔血生活的张作霖，却还不是一件易事。真正让他改变立场的，不是别人，正是张作霖曾口口声声，只要“附和共和”，就视之为敌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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