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
一样儿好，
红牡丹颜色俊些；
外头的好么家里的好，
一样儿好，
外头的情意重些。
营地，篝火，夜晚，去拉萨的路上。就在那时，福生子学会了这首“花儿”。学会了就悄悄地唱。他知道自己人小，唱出声音来人会笑话。他听父亲问道：“外头的到底有没有？”华叔回答说：“没有。”父亲又问：“那你怎么知道外头的情意重些？”一阵笑。篝火呼啦啦响。
一个月以后，运粮的驼队到了西藏的羌塘。父亲走不动了，对华叔说：“乏透了，乏透了，这么高的地势，我看我是乏透了，不顶事儿了。”说着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把自己丢下了。这一丢就等于丢给了狼口，福生子和华叔挖坑埋葬了他，当天夜里就叫狼给掏走了。华叔带着福生子拉着骆驼去了拉萨，又带着他拉着骆驼回到了家乡河西民勤县的石羊村。华叔说：“娃娃，守着你妈妈往大里长，死活不要再当骆驼客。”
其实父亲一死福生子就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他小声小气地唱：
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
……
母亲改嫁的那天，福生子立在石羊河北岸的沙原上，把自己唱得泪如泉涌。到处都是酸楚的风。他发现风把他的声音吹向了一座黄灿灿的草坯房。一个姑娘走出来，拿眼睃着他说：“你是个‘花儿’手吗？你唱得不罢你怎么了？”他不回答，以后永远也不回答，只是唱。他把那姑娘唱到了自己怀里，生儿育女。
一晃眼就是胡子拉茬。当几间平塌塌的草坯房变成了一些砖瓦建筑，沙原上的小村落变成了一座小乡镇时，福生子唱出了平生最后一次“红牡丹好么白牡丹好”的“花儿”。然后就是哑默，就迎来了受难的日子——他狗熊一样趴在地上，脖子上吊了一块死沉死沉的钢板，上面用锅墨子写着：大流氓、大嫖客、大反动。有人用麻绳在前面牵着他，有人用红柳棍从后面赶着他，天天游街，一游就是半个月。他眼睛瞪着地面，熟悉了小镇街道上所有的公蚂蚁和母蚂蚁。他尽量不压死它们。
镇外的石羊河哗啦一阵响。有人跑来冲他喊道：“你媳妇自决于人民啦。”福生子一听就瘫倒在了地上，可能还是压死了几个蚂蚁。他知道，媳妇实在交代不出他那个“外头的”，受不了逼供，只好到阴间里图清净去了。他再也没有娶女人，自己拉扯着儿子，让他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
“爸，听说你是个‘花儿’手。”福生子摇头。“爸，你唱一个。”他还是摇头，木呆呆地盯着电视：音乐，歌手，声嘶力竭。福生子想：“看把他挣的，屁都快淌出来了，还没有我唱得好哩。”他走到外面去，走到了石羊河的沙滩上。天蓝得什么也没有，大水的涛声撑大着空间，原野奢侈地遥远着。沙滩上到处都是脚印，但看不到一个人。福生子蹲下，掬起河水，喝了一口，又站起，一张嘴就猛亮地唱起来：
家花儿好么野花儿好，
好不过，佛前的绣球；
外头的好么家里的好，
好不过，个家的对头（自己的媳妇）。
儿子悄悄地立在父亲身后。他知道父亲是想念母亲了，突然就冷峻起来，鼻子一酸，无声地哭了。
（上大学时，我的同学王新桥给我说起过这个他父亲的故事，希望我把它写成长篇小说。然而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等我试着写出来时，居然仅仅是一篇如此轻小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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