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84师高建白旅长等人，逼问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究竟何时出击，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高斌说：“战机稍纵即逝，推迟一天，对于战争胜负、对高桂滋的部队来讲事关重大！”
而郭宗汾71师战报也称：9月25日，由于高桂滋84师据守的团城口阵地，竟被日寇占领向他们射击，导致71师出击受阻。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说：“平型关正面之敌，获援军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晓起，复向我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队向我东跑池以南冲击，战斗至晚，敌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师各部队正前进之际，适敌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亦向我84师团城口附近阵地攻击，第84师被迫撤退，敌遂占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高地。我第71师，沿公路前进之第404团，于2时许与上述之敌遭遇。”
这里说的是：高的第84师于9月25日在铃木兵团及伪蒙军攻击下“被迫撤退”。虽然没有注明时间，但是说郭宗汾的71师“2时许”与敌遭遇——71师出击是在上午8时以后，可见这里“2时”只能是下午2时。
时任84师营长的邵春起现仍健在，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血战，令人惊心动魄：
高桂滋虽然多次向总指挥杨爱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他们每次都答应，但始终未见派来一兵一卒。终因伤亡过重，阵地无人固守，于26日沦入敌手。
他说的是，阵地无人固守，9月26日“沦入敌手”。
抨击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将领，以时任晋军61军军长的陈长捷为代表。陈长捷1948年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被判为“战犯”关押多年，1959年获特赦。他在回忆录中说：
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跑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着杂牌军的故态。……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
在陈长捷笔下，高桂滋部不仅“无重大伤亡”，只是“发生了恐慌”“意存避敌”“耍着杂牌军的故态”，更严重的是，“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如果说，“擅自放弃”防地还只是为保存自己，故意闪开险隘让郭军“碰钉子”简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军了！对于抗日军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指控。
陈长捷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甚大，陶纯所著《血色雄关》一书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学手法铺陈渲染，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一过程。
放弃还是失陷
陈长捷的说法令高斌与高士洁兄妹难以接受。高斌质问：陈长捷率61军一直在远隔200里的后方待命，接到命令驰援平型关，先头部队24日午夜赶到，他凭什么断言高桂滋受敌“猛攻”“伤亡惨重”是谎言，凭什么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敌”“擅自放弃”，甚至“故意闪开”险隘，让友军陷入陷阱？
84师是“下令撤退”还是“溃退”？84师阵地是“放弃”还是“失陷”？这两者含义根本不同，正如陕西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郭润宇所说：放弃，是能守不守，为了某种目的故意丢掉；失陷，则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欲守不能，被迫丢失。
笔者大量阅读了当时各方人士，包括在押犯、战地记者、当地村民的上百万字战报、电报、回忆、交代以及各地学者的分析评论，力图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从当时的弹雨血火中，厘清真实的脉络。
大量文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场景是：
从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击团城口一线，高桂滋部队防守30华里诸多山头，伤亡惨重。血战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吃紧的地方，甚至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有的山头官兵全部牺牲，层层报上来，高桂滋手里再无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军阀混战了多年的中国，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是常态，他们无法验证高桂滋的部队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要他坚持、再坚持。
时任第六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朗回忆：“第六集团军总部开会研究对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卢宣朗特别提出由15军抽调两个团兵力增援高桂滋以减轻其压力的建议，但孙楚坚持不派援军，“只能以‘已饬郭军出击’一类的空话，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后退”。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21师李仙洲也拒绝了其顶头上司要其增援的命令。万般无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阵地后方待命的预备队郭宗汾和其他友军求援——哪怕只一个团、一个营，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陈光斗旅长都拒绝了。
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满义愤地记述，阎锡山接到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报告：“郭师长宗汾作总预备队，违背命令，不肯增援，现在已经耽误了很好的时机一日一夜了，最好阎司令长官亲来督战云云。”阎锡山连夜驰往平型关，当晚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绝，花言巧语地报告了一个多钟头，诉说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要把力量用尽了’”！郭宗汾出去以后，杨爱源才把战争情况详细报告了，并说到郭宗汾逃避战争、不肯增援的事实。
高士洁费了很大力量，从劳改局找出时任84师502团三营机枪连连长邱仰岳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详叙该团的战斗情况：杜文卿代团长抢堵突破口时中弹殉国。三营防守团城口左翼，9月25日上午10时，阵地上有战斗力的官兵已经很少，大部非死即伤，因之枪声渐稀。日军趁机蜂拥而至，阵地失陷，所遗伤号，均被日军残杀。高桂滋令21师增援，21师抗命，而晋军派来配合高师作战的一营炮兵，一炮未发，惧怕暴露目标，遭日军炮火回击。
高斌与高士洁都认为：邱仰岳所说的“阵地于25日上午10时失陷”是可信的，与高桂滋致蒋介石电、李仙洲致蒋介石电，及高建白回忆录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说道：“战况进展困难，战斗激烈，25日，旅团终于占领了该地附近的二公里长城线的正面，但同日因优势的敌人切断旅团的后方联络线，并不断增加兵力，所以该旅团陷入被包围的困境。”这里所说的日军占领的“二公里的正面”，应该就是指502团上午10时失陷的阵地。
没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队在强敌一波又一波进攻下，战斗力极度耗损却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难以相顾，上下断了联络，阵地上死伤枕藉、无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弹。烈士们死不瞑目，他们怒视着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个又一个山头。
陈长捷的诸多说法，都被亲历者、目击者的说法所否定。
战地记者秋江如此记载：“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总是藏了身子，藏不了头。敌人的炮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块打倒。”在石山上临时挖洞掩体，怎么是“强固阵地”？秋江所亲耳听到高桂滋讨不到救兵，只好命令部下一个最低限度的战法：“别处给敌人突破，你们不能动，还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们达到了任务！”也就是说，人在阵地在。
84师高建白旅长叙述：9月23日晋军据守的1886.4高地被敌占领，阎锡山听了大惊，悬赏万元要去夺回。高桂滋部的吕晓韬团长指挥奋勇队，替晋军在炮火连天中夺回这个高地，仍交晋军防守，并未得这笔赏金，晋军给了接收阵地的收据。同样的事情于25日凌晨2时再度发生：晋军又失守了1886.4高地，吕晓韬团长挑选奋勇队再度夺回，奋勇队50余名生还者仅11人。不惜自己牺牲去夺回友军阵地，这是“意存避敌”吗？
陈长捷说高部败退后“缩避于恒山”，更加没有根据，9月26日阎锡山还电告蒋介石说：将“17军军部和84师师部繁峙上台村”，将17军的“250旅和251旅（置于）团城口附近”；陈长捷转述说阎锡山认为高桂滋“更为可杀”，毫无旁证，像高桂滋这样既无强硬后台、又实力折损惨重的杂牌军将领，真要犯了军法，让阎锡山觉得“可杀”，正好用来祭旗，“杀一儆百”，阎为何不呈报蒋介石下令惩办？
从阎锡山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也可以旁证陈长捷说法的虚妄。9月24日阎锡山致大本营密电：“特急。南京大本营：……灵邱方面之敌，向我平型关、蔡家峪前进阵地进攻，我守兵极力抵抗，是夜敌以大部猛袭平型关阵地，我军奋勇拒敌，肉搏多次，将敌击退，漾晓，敌约一师团，分两路进攻平型关和团城口，战况剧烈，因敌我争夺山头，伤亡奇重，激战至午，卒将敌击退，追击二十余里，团城口之敌也于午后4时被我击退。此役我伤团长一，伤亡营长三，士兵约两千……”
当地目击此役的老百姓也留下了记载：
“……雨下了整整七天，战斗也整整进行了七天六夜。敌我双方伤亡很大。我军在第一道防线牺牲的最多，牺牲的士兵大都是‘南军’（高桂滋的部队）。战壕里堆满了尸体。当时，我们就在第二道防线村西的坡上趴着，双方打仗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我军将士作战英勇，但友军配合支援很差，未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蒋介石的嫡系李仙洲21师当时归高桂滋统率，阵地紧靠高的84师。李仙洲9月25日给蒋的密电，汇报得比较客观：“本午84师伤亡较重，全部溃退，致团城口阵地被敌突破。……此间作战不利原因：（1）指挥官能力薄弱。（2）指挥不统一。（3）上下欠联络。（4）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致敌各个击破。”
他的说法是84师“溃退”，不是“下令撤退”；时间是“本午”（25日中午）。他分析作战不利原因，更明确地指出：“上下欠联络”和“友军互不相信，各不相救”。
这些说法完全能否定陈长捷流传甚广的不实之词。陈长捷明明不可能目睹高桂滋部队的作战情况，为什么要连高桂滋心里怎么想也说得那么真实呢？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润宇分析，“主要是他的军阀派系观念在作怪”，他是晋军，就对晋军颂扬备至，而将责任推到高桂滋的陕军头上。
许多历史学者为什么会忽视大量真实的记录，而被陈长捷并非亲历的“亲历记”轻而易举俘获呢？高士洁分析说：国内历史学者的资料得来不易，资料占有不全面肯定会影响对史实客观的判断；人都有先入为主的弱点，陈长捷的“亲历记”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鲜为人知的内幕”，谁又能想到陈长捷的派性立场扭曲了史实呢？最早受到陈长捷影响的就是全国政协编撰的《晋绥抗战》，为了与陈的说法一致，竟把高建白回忆录中所写的时间改错了！
出击虚实
高桂滋求援不得，孙楚和郭宗汾拒绝他的理由是：预备队要留着出击。高桂滋和他的将士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击能如期进行。
学者杨奎松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中提出一个疑问：国民党军当天到底有没有出击？“按照国民党军当年的电报和战报，国民党军第71师等当天在完成夺回高师所失阵地的任务后，曾一度向东西跑池两侧大举出击。奇怪的是，在日军的战史资料当中，并未见到有类似情况的相关记载。但从林彪当天（25日）晚上的电报中，还是可以多少印证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的。林电称：‘打了一天仗，至黄昏始见晋军之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勉强！’”
为什么杨奎松在日军战史资料中查不到郭宗汾师出击记载？高斌经过反复查证，结论是：郭宗汾的428团是出动了，但是没有出击！他向笔者出示了一份行定远撰稿的《战斗在平型关的第428团》。
行定远当年在郭宗汾71师428团一营三连任班长，后调团部任传令班长。他写道：“（24日）夜间下了一场大雨，但84师防区后半夜仍在激烈战斗，枪炮声和喊杀声都听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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