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鉴敏锐地嗅到了硝烟的气息。但是，他更明白没有清政府的贸易政策，十三行就无以为继。同样，失去外商的支持，伍家的商业帝国顷刻之间就会轰然倒地。此刻，他和十三行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化解矛盾，阻止战争。
三天后，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事先做过调查的林则徐大为恼火。这时候，他从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送来的报告中，得知“咪唎坚（美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于是，林则徐立即发表声明“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随即下令传讯颠地，“听候审办”。
当天下午，颠地接到传讯谕令后，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
盛怒之下的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分明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他认为有必要给伍秉鉴一点颜色看看。
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
同一天，林则徐将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摘去顶戴，套上锁链，押往宝顺洋馆，催促颠地进城接受传讯，并扬言如果颠地拒绝前往，就会将伍秉鉴和潘正炜处死。然而，狡猾的颠地全然不顾这两位老朋友的生死，依然拒绝前往。
虽然林则徐没有处死伍秉鉴，但是，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他花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并没有给他带来权势，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尊严。而他以身家性命担保的英商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林则徐释放伍绍荣后，限令他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三日内取结禀复。伍家再一次与颠地协商，劝其交出鸦片，平息争端。但是，颠地的态度却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变得更加强硬起来。
3月24日，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他不仅纵令颠地逃跑，还唆使英国鸦片商贩们拒不缴烟。义律此行的真实目的不是调解纠纷，他正在努力扩大事态直到挑起战争。
面对英国人的顽抗，林则徐对伍秉鉴及十三行深感失望，决定不再通过他们与外商交涉，而是效仿卢坤，直接封锁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
在外国商馆中，有不少商人与鸦片贸易无关。如果闹出人命必然会引发战争，出于人道，更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伍秉鉴让儿子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而这件事，后来也成了伍家是汉奸的罪证之一。
3月28日，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义律，知道对抗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得不将鸦片悉数交出。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此时，颠地和义律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密函正在去往大不列颠的路上，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正在酝酿。
1840·鸦片战争·捐资斡旋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他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伍秉鉴别无选择，他只能倾其所有，希望中国能赢得胜利。
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希望直接与中国通商。从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对中国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十三行利益的颠覆。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家，甚至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的财富。
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竟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的。长期作为清政府“天子南库”的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中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国家源源不断输血。
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等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纵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线溃败。奇怪的是，英军并没有攻入广州城。
这当然不是因为广州城固若金汤。实际上，1841年5月，当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城下，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
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事实上，伍绍荣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这有可能是伍家最无奈的一次生意。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以600万元巨额赔款，换来广州城的苟且之安，自然是悲哀。而这巨款，有1/3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赔款赎城，行商们的牺牲，换来守城将军奕山的功勋。他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遗憾的是，这次赎城之举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
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不符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耻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假设是由伍绍荣代表中方与英方谈判，历史会改写吗？结论或未可知。不过，伍家这次最有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
《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道光帝决定让十三行商人就地筹款。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另外，正如伍秉鉴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1843年病逝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
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中写道。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岭南名士谭莹所撰的墓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
十三年后，又一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同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十三行作为一个整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深度揭秘】
领土扩张下的制度安排：俄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的形成
文/宫玉振
在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其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与强化的过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俄罗斯形成了强大的专制传统，这固然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如东正教的“君权神授”理念和蒙古人两百年的专制统治，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制度的形成，是俄罗斯为了适应由于不断的领土扩张所打造出来的庞大帝国，而做出的一整套内生性的制度安排。
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再到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都是俄罗斯的基本国策。俄罗斯的对外扩张，与其地处欧亚平原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布鲁特库斯曾指出：广阔的俄罗斯平原及其漫长的毫无防卫的边境，使俄罗斯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南方的波洛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经攻入甚至征服过俄罗斯。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俄罗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向外扩张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防御纵深。与此同时，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反过来又使俄罗斯自身的向外扩张几乎不会遇到地理上的障碍，因而变得非常容易。因此扩张便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主题。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最终发展成了占世界陆地面积1/6的庞大帝国。
领土的扩张给俄罗斯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这就是要想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必须发展出强大的中央权力，以应对各种可能的离心力量。而在近代之前，强大的中央权力只能意味着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这是俄罗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
由此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便走向了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中世纪的西方，对中央权力构成最大挑战的无疑是贵族，因而王权与贵族的博弈向来是各国历史的主题，博弈的过程与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发展。与英国、法国包括德国等欧洲国家王权与贵族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达成了不同协议，俄罗斯在发展国家的过程中，君主们采取的是对贵族进行直接打击乃至肉体消灭的激烈手段。俄罗斯对贵族的打击从伊凡三世时代就已经开始，并在伊凡四世时达到顶峰。伊凡四世取消了世袭大贵族对土地的拥有权，他用强制手段，把国家中最好的土地从世袭大贵族手里夺了过来，从而摧毁了这些贵族的经济基础。为了打击大贵族的势力，伊凡四世还专门成立了特辖军，用暴力的手段对贵族进行肉体上的消灭。在7年时间里特辖军先后杀掉了4000多名贵族。俄罗斯世袭贵族的势力由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俄罗斯王权和贵族的关系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演进下去，到彼得一世时期，俄罗斯又制定了贵族服役制，即所有的贵族都有给沙皇服役的义务，沙皇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征调任何一个贵族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去服役。所有的贵族都可能随时从自己的领地抽调出来，被安排到陌生的地方，服役于他根本不熟悉、不喜欢的工作岗位。所有的贵族只有通过为沙皇服役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由此在俄罗斯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贵族本身也是受奴役的。
以打击贵族为基础，俄罗斯发展出了一整套以维护沙皇的绝对权力和保证沙皇对国家进行绝对的控制为基本出发点的制度安排。凡是可能对沙皇的权力构成挑战的社会势力，都会成为毫不犹豫的打击对象。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所有不受政府约束的独立机构都看成是潜在的颠覆根源。亚历山大一世时，国家明令凡是有关大众的事都由国家独揽，不容个人置喙。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象征是沙皇办公厅第三厅，即秘密警察厅。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描述第三厅的秘密警察们：“他们试图介入人民的全部生活，实际上他们干涉一切可以干涉的事情：家庭生活、商业交易、私人争吵、发明项目、见习修士从修道院逃跑等，秘密警察对这一切都感兴趣。同时，第三厅还收到不计其数的陈情书、投诉信、告发信，他们对每封信都要调查，都要立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由此达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是这个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国家，为了维持其庞大帝国的完整性，而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内生性的制度安排。应该说，在保证俄罗斯国家的存在上，这套制度安排可以说是成功的。然而这种成功的背后，是俄罗斯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巨大而长远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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