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肮脏的战争

    公元1945年—公元1947年

    梅纳赫姆·贝京：黑色安息日

    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说过“我战斗，故我在”，这是改自笛卡尔的话。这个出生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犹太小镇的孩子，早年曾在波兰加入雅博廷斯基的贝塔运动，但因为与雅博廷斯基的英雄理念不合，他抛弃了雅博廷斯基的法则，构建了更为严酷的军事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用感性的宗教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打一场“反抗占据我们祖先之地的那些人的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贝京遭到苏联内务部的逮捕，并被当作英国间谍关进劳改营。“这个英国特务结局怎样？”贝京开玩笑说，“不久之后，他的头上顶着英国警察提供的最丰厚的赏金。”

    1941年，斯大林和波兰领导人西科尔斯基将军签订协议后，贝京被释放，加入波兰军队，并经由波斯（今伊朗）进入巴勒斯坦。贝京成长在成为“大清洗”之地和“希特勒屠宰场”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的双亲和兄弟就消失在那里，因此他显得比魏茨曼和本—古里安更为冷酷：“希伯来起义的象征不是马萨达，”他说，“而是摩丁（马加比家族起义的地方）。” 1940年，雅博廷斯基死于心脏病。1944年，贝京被任命为拥有六百名战士的抵抗组织伊尔贡的司令官。老一辈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贝京看作“平民”或“乡巴佬”。贝京戴无框眼镜，有着“柔软但不安分的双手，稀松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

    看起来更像波兰乡村校长，而不是革命指挥家。然而他有着“埋伏中的猎人的耐性”。

    伊尔贡已经加入反抗纳粹的同盟战争，但由亚拉伯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领导的一些极端分子从中分裂出来。1942年，斯特恩被英国人杀死，但他的小集团莱希（Lehi，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绰号“斯特恩帮”）随后发动反抗英国人的起义。

    随着同盟国胜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贝京开始试探英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决心：自1929年以来，赎罪日当天在西墙吹响羊角号这一传统就已被禁止，但雅博廷斯基每年都会挑战这个禁令。1943年10月，贝京命令吹响羊角号。英国警察立刻攻击正在祈祷的犹太人，但在1944年，英国人停止了这种行为，贝京把这看作英国人示弱的迹象。

    于是，这个“暴力的导演者”向英国宣战了。1944年9月，伊尔贡袭击了耶路撒冷多处警察局，接着又暗杀了一名正在巡城的英国刑警。贝京昵称“老头”（本—古里安享有同样的昵称），实际上只有三十岁左右，但他甘于地下工作，时常变换住址，并伪装成长胡子的《塔木德》学者。英国人悬赏一万英镑通缉他，无论死活。

    犹太代办处谴责恐怖主义，但当盟军于1944年6月6日登陆德国占领的欧洲时，

    莱希两次试图在耶路撒冷大街上暗杀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那年11月，在开罗，莱希杀害了英国常驻埃及大臣、丘吉尔的朋友莫因勋爵沃尔特·吉尼斯。吉尼斯此前曾不明智地向本—古里安建议，盟军应该在东普鲁士而不是锡安山建立一个犹太国。丘吉尔称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为“最邪恶的歹徒”。本—古里安谴责了凶手，并于1944年至1945年间帮助英国人追捕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民兵——三百名叛乱分子被逮捕。犹太复国主义者称这次行动为“狩猎季”。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大卫王饭店门外，新任高级专员、陆军元帅戈特子爵接受敬礼，并对犹太和阿拉伯政治犯发布了一项赦令。然而第二天，宗派政治势力再次活跃起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都在示威——并且双方已经有效地限制了耶路撒冷市长行使职权。

    在英国，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采用诗人、版画家、基督徒威廉·布莱克的赞歌作为工党的竞选歌曲，他向英国人许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然而，事实证明，他连旧的耶路撒冷都治理不好。

    英国人急切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思想准备。应该如麦克迈克尔建议的那样，将这座拥有十万名犹太人、三万四千名穆斯林和三万名基督徒的城市变成英国管辖下的耶路撒冷国吗？或像戈特建议的那样，由英国人管理的圣地都实行分治？不管怎样，英国人决定阻止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尽管许多移民是希特勒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船船的犹太难民遭到英军的监控与驱逐，只能受监禁般地困在欧洲各地的难民营里。英国人猛攻“出埃及”号，粗暴地对待船上的难民：这些人中许多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其中三人在这次袭击中遇害，而后，英国人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将他们遣返回德国难民营。就连温和的犹太代办处也认为，此举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

    因此，本—古里安、贝京和莱希同意组成一个联合抵抗指挥部，从欧洲偷运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协调反英斗争，他们攻击了全国境内的火车、飞机场、军事基地和警察局。然而两个小派别对更温和的哈加纳仅给予了口头上的帮助。俄国大院是伊尔贡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那时它宏伟的旅社已变成一个警察据点。12月27日，他们摧毁了刑警总部——曾经的尼古拉朝觐者旅社。贝京乘坐公共汽车从特拉维夫来到耶路撒冷观看他的杰作。1946年1月，伊尔贡进攻俄国大院内的监狱，那里曾是供女性朝觐者居住的玛丽安萨卡娅旅社。

    遭到连续打击的英国人希望美国人也卷入这场困境之中。美国犹太社团越来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未公开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在雅尔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讨论过纳粹大屠杀。罗斯福说：“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斯大林回答：“原则上，我也是。”斯大林说他曾“试图在比罗比詹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犹太人在那儿待了两三年，而后四散而去”。

    1945年4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打算把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安置在巴勒斯坦，并希望英国人能允许犹太人在此定居。杜鲁门是浸礼宗教徒，早年经营过农场，当过银行职员，在堪萨斯城开过杂货店。他担任密苏里州参议员时，表现平庸，但他同情犹太人，并且充满使命感。1945年，这位新总统在游览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柏林时，“想到了迦太基、巴勒贝克、耶路撒冷、罗马、亚特兰蒂斯”。杜鲁门和他从前的杂货店合伙人、犹太人埃迪·雅各布森长期保持着友谊，他的随员也多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加之“有阅读古代史和《圣经》的习惯，这使他成为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者”，他的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回忆道。然而，面对国务院的抵制，杜鲁门经常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游说感到恼怒，他担心这些犹太弱者已经变成恃强凌弱的强者。“当耶稣基督在世时，连他都不能取悦他们，”杜鲁门厉声说道，“你们凭什么希望我碰到这等好运气呢？”但他还是同意组建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住在大卫王饭店，其中一名委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是工党议员，他发现“那里的氛围非常可怕，私家侦探、犹太复国主义的间谍、阿拉伯酋长、特殊的通讯记者，全都坐着，小心翼翼地相互偷听”。夜里，阿拉伯王公贵族和英国将军们聚集在凯蒂·安东尼乌斯的别墅里。凯蒂那时已孤身一人。阿拉伯起义的时候，安东尼乌斯夫妇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解体。战争期间，凯蒂与她患病的丈夫离了婚，仅两周后，安东尼乌斯就意外地死去了。他被葬在锡安山，墓碑上刻着“汝等阿拉伯人，起来吧，觉醒吧”。但凯蒂的社交聚会依然光鲜华丽。克罗斯曼享受着“晚礼服、叙利亚饮食和大理石地板上的舞蹈”，他说，阿拉伯人的聚会是最棒的：“很容易看出英国人为什么更喜欢阿拉伯上层而不喜欢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法国的文化印记，风趣，富有教养，带有悲剧性和快乐。与他们相比较，犹太人像是紧张、贪图享受的中欧人。”

    艾德礼原本希望杜鲁门能支持他反对犹太移民的政策，但英美调查委员会却建议英国立刻接受十万难民，杜鲁门也公开支持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艾德礼愤怒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干涉。犹太代办处加紧将纳粹大屠杀难民秘密移入巴勒斯坦，三年内，移民总人数达到七万。与此同时，帕尔马赫不断袭击英国人，斗争的高潮发生在一场夜袭桥梁的爆炸案中。

    英国人已经镇压了阿拉伯人，现在他们将镇压犹太人。1946年6月，阿拉曼战役的司令官、时任陆军元帅和帝国总参谋长的蒙哥马利子爵返回耶路撒冷，抱怨道：“英国的统治形同虚设。我觉得，真正的统治者好像是犹太人，其无言的口号是‘你们不敢碰我们’。”但无所畏惧的蒙哥马利向巴勒斯坦派遣了增援部队。

    6月29日，星期六，蒙哥马利的指挥官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发起阿加莎行动，这是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进攻。他逮捕了三千名犹太人——不过没能逮住本—古里安，当时他正巧在巴黎。巴克在耶路撒冷构筑了三个“安全区”，将俄国大院变成了一个堡垒，犹太人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名字给这个堡垒起了个绰号——贝文格勒。对犹太人来说，这次行动逐渐以“黑色安息日”之名著称于世，巴克也成为遭人憎恨的英国式压迫的象征。巴克是凯蒂·安东尼乌斯聚会上的常客，此时女主人已成了他的情妇。他的情书热烈激昂、轻率无礼并充满仇恨，大写特写英国军事秘密，还唾液横飞地大声咆哮着反对犹太人：“为什么害怕承认我们痛恨他们？”莱希将炸弹装进婴儿车里，将其伪装成婴儿，试图暗杀巴克。在莱希的协助下，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计划对巴克的“黑色安息日”进行回应，以轰动整个世界。在未得到本—古里安和犹太代办处同意的情况下，哈加纳决定支持这项计划。

    大卫王饭店是英国委任统治耶路撒冷时期的世俗庙宇，饭店侧翼已被英国行政当局和情报机构征用。1946年7月22日，伊尔贡伪装成阿拉伯人和身着努比亚人服饰的饭店工作人员，将装有五百磅炸药的牛奶桶放置在饭店地下室。

    蒙哥马利的镇压：法兰上校案

    伊尔贡向饭店、《巴勒斯坦邮报》和法国领事馆打了匿名电话，警告即将发起的进攻，好让大卫王饭店的人员疏散，但是这些电话被忽视了，而且也太晚了。我们不清楚这些错误处理警告的方式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贝京等在附近：“每一分钟都好像一天那样漫长。12点31分，32分。行动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半小时即将过去。12点37分，突然，整个城市好像都在颤抖！”炸弹炸碎了大卫王饭店整个侧翼，炸死九十一人，有英国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军情五处的五个特工也在其中，但是密探“伦敦夫人”幸存下来，跌跌撞撞地从废墟中走出来，头发上布满泥灰，“看起来像是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本—古里安谴责了这次爆炸事件。他将贝京看作对犹太人的威胁，犹太代办处由此退出了联合抵抗指挥部。

    英国人因为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发起更猛烈的反攻，但这次爆炸事件也加速了伦敦当局从委任统治地的撤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已经泾渭分明。阿莫司·奥兹意识到“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突然爆发了。人人都在预言战争。一张帷幕已经落下，开始分隔耶路撒冷”。犹太人对于即将发生屠杀的传闻感到恐惧。英国平民纷纷从耶路撒冷撤离。

    10月，伊尔贡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11月，蒙哥马利飞回耶路撒冷。“我在凯蒂·安东尼乌斯召集的一次聚会上看到过蒙哥马利。”纳萨尔丁·纳沙希比回忆道。这位陆军元帅计划对伊尔贡的暴行进行严厉回应。新任警察局长尼克尔·格雷上校招募了精明强干之人、前任警员和前特种部队成员，成立了镇压叛乱的特别行动队。爱尔兰籍英国空军特别部队突击队员、杰出服务勋章获得者、国会议员罗伊·法兰（Roy Farran）少校是其中最杰出的新成员，他曾取得赫赫战功。

    法兰刚到耶路撒冷，俄国大院就派车把他接去，简单地通报了情况。之后，法兰便前往大卫王饭店享用晚餐。此后，法兰和特别行动队便驾车巡逻，寻找可疑之人进行审问，如遇不从，便马上射杀。这些特别行动队队员没有任何秘密行动的经验，不熟悉当地语言，并且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不出所料，一开始，法兰一无所获。直到1947年5月6日，法兰的队伍驾车穿过里哈维亚时，才发现手无寸铁的男学生亚历山大·鲁波维兹正在张贴莱希的海报。法兰绑架了这个孩子。法兰在混战中丢失了软帽，上面绣着他拼错的姓氏“FARAN”。他试图从这个惊恐的少年身上挖出更多关于莱希的消息。法兰将鲁波维兹拖出耶路撒冷，沿着杰里科路进入山里，把他绑在一棵树上，殴打了一个小时，而后丧心病狂地用石头击打他的脑袋。赤裸的少年遍体鳞伤，最终可能被野狗吃掉了。

    此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疯狂地寻找这个失踪的孩子。法兰少校在卡塔蒙的警察食堂向上级承认了此事。之后，法兰突然消失，逃离了耶路撒冷。英国当局先是掩饰，结果激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莱希开始滥杀英国士兵，直到法兰返回耶路撒冷，并在艾伦比的军营自首。1947年10月1日，重重戒备下的塔尔比赫法庭对他进行了军事审判，但因为缺乏可采信的证据，法兰最终被无罪释放。鲁波维兹的尸体一直都未找到。法兰被两个军官匆忙带进一辆装甲车，连夜驶向了加沙。莱希决定除掉他。1948年，莱希寄给法兰一个包裹，上面写着“R. 法兰收”，但包裹被法兰的兄弟打开了，他名字的首字母与法兰相同，结果法兰的这个兄弟被当场炸死。

    这件案子证实了整个伊休夫都痛恨英国人。当局因恐怖罪行判决一名伊尔贡成员死刑时，贝京炸毁位于耶路撒冷戈登斯米德之家的英国军官俱乐部，有十四人被炸死。他还成功地帮助阿科监狱的囚犯越狱。只要伊休夫的成员遭到鞭打，贝京就会鞭打英国士兵；而只要伊休夫成员在阿科监狱因恐怖主义罪行被绞死，贝京就以“反希伯来活动”为名随意绞死两名英国士兵。

    此时的英国反对党领袖是丘吉尔，他公开抨击艾德礼这种“为了将巴勒斯坦送给阿拉伯人或鬼才知道是谁的人而镇压犹太人的愚蠢、肮脏的战争”行为。战争期间，丘吉尔一度考虑对巴勒斯坦行政官员中的“反犹分子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实施一次惩罚。如今，伊尔贡和莱希的所作所为、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引起的愤怒合在一起，使英国人坚定地转向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英国逃兵和一些现役部队有时还会给予阿拉伯武装力量帮助。

    新任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Alan Cunningham）将军私下里把犹太复国主义描述成“带有犹太人心理特点的民族主义，这种心理不仅非常反常，而且不讲道理”。巴克将军禁止英军进入犹太餐馆，他解释道：“我将以这个民族可能最不喜欢的方式惩罚犹太人，即减少他们口袋里的收入。”巴克遭到首相的训斥，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深植于他的内心。在写给凯蒂·安东尼乌斯的情书中，巴克说他希望阿拉伯人杀死更多“血淋淋的犹太人……令人憎恶的民族……凯蒂，我非常爱你”。

    1947年2月14日，被流血事件弄得筋疲力尽的艾德礼在撤离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与内阁达成一致。4月2日，他要求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成立一个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以决定巴勒斯坦的未来。四个月后，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巴勒斯坦分治成两个国家，耶路撒冷则由联合国任命的一名市长进行国际托管。尽管疆界仍未明确划定，但本—古里安接受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民族的心脏”，但为了建国，这样的代价是可以承受的。伊拉克、沙特和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则拒绝分治，他们要求“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11月29日，联合国针对这项议案进行投票。午夜后，耶路撒冷人聚集在收音机周围，神经紧绷地默默收听着。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耶路撒冷前线

    唯美国和苏联马首是瞻的三十三个国家投票支持《181号决议》，十三个国家反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十个国家弃权。“有几分钟大家都震惊了，双唇不自觉地张开，瞪大了眼睛，”阿莫司·奥兹回忆道，“然后我们那遥远的耶路撒冷北部边界突然喧闹起来，不是一种喜悦的喊叫，更像是一种恐怖的尖叫、一种震天动地的灾难性的喊叫。”然后是“阵阵喜悦……人人都在歌唱”。犹太人甚至亲吻了“受惊吓的英国警察”。

    阿拉伯人不承认联合国有权划分这个国家。占据了百分之九十四国土的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剑拔弩张。同时，犹阿极端分子早已开始无情地互相残杀。耶路撒冷“已处于交战状态”。

    阿拉伯暴徒涌向市中心，用私刑处死犹太人，朝他们的社区开火，洗劫他们的商店，尖叫着“宰了犹太人”。“双方的教授、医生和店主，在局势恶化之前曾是对方的座上宾，而此时却彼此交火”。数座橘园和宅邸的继承人、受过剑桥教育的律师安瓦尔·努赛贝，难过地看到一切化为“尘土、嘈杂与混乱”。

    12月2日，三个犹太人在老城被射杀。3日，阿拉伯枪手攻击了蒙蒂菲奥里区。接着，一个星期后，他们又进攻了犹太区，此时，该区一千五百名犹太人在两万两千名阿拉伯人的包围下紧张得无法入睡。许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搬出混居区域。12月13日，伊尔贡向大马士革门外的公共汽车站投掷炸弹，炸死了五名阿拉伯人，多人受伤。安瓦尔·努赛贝的叔叔在伊尔贡的进攻中幸存下来，他看到一块“粘在城墙上的撕裂的肢体”。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有七十四名犹太人、七十一名阿拉伯人和九名英国人丧生。

    12月7日，当本—古里安从特拉维夫赶着去会见高级专员时，他的护卫队在路上遭到伏击。哈加纳召集了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预备役人员，阿拉伯人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来自伊拉克、黎巴嫩、波斯尼亚的非正规军自愿战斗在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中，一些人曾是先前参战过的民族主义老战士，其他人则是杰哈德基要主义者。最大的一支民兵部队是阿拉伯解放军，他们吹嘘自己大约有五千名战士。名义上由七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支持的阿拉伯军队势不可当。巴克将军那时已离开巴勒斯坦，他“像个士兵一样”欢欣鼓舞地向凯蒂·安东尼乌斯预言“犹太人将被根除”。事实上，阿拉伯联盟——1945年成立的新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联合——成员已在领土划分问题上产生了对立和分裂。阿卜杜拉刚加冕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他还想把巴勒斯坦并入王国之内；大马士革觊觎一个大叙利亚；埃及的法鲁克国王自认为是阿拉伯世界合法的领导人，并厌恶哈希姆王室控制下的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则仇视将他们驱逐出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国王。所有的阿拉伯领导人都不信任返回埃及的穆夫提，穆夫提决定自封为巴勒斯坦国的领导人。

    置身于如此多的腐败、背叛和无能之中，耶路撒冷仍为这场战争贡献了许多阿拉伯英雄。对这种“阴谋和溃败的恶性循环”感到厌恶的安瓦尔·努赛贝和其他的家族，如哈立迪家族和达贾尼家族，一起组建了希律门委员会（Herod’s Gate Committee），开始购买武器武装自己。安瓦尔·努赛贝的表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于1941年在伊拉克和英国人打过仗，战争期间定居开罗，深居简出，此时掌管着被称为“耶路撒冷前线”的阿拉伯指挥部。

    卡迪尔·侯赛尼是耶路撒冷贵族的革命偶像、前任市长的子孙、先知的后裔、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业余诗人、报纸编辑，还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勇士。他总是围着阿拉伯方头巾，身着卡其布上衣，斜挎子弹夹，以阿拉伯英雄的形象出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堂弟赛义德·侯赛尼说，“我记得他曾来过我家的一间密室，他的人格魅力、宽厚性格以及迫切地想要成为英雄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男女老幼都佩服他。”来自加沙的青年学生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成为阿卜杜·卡迪尔的参谋，他为自己的母亲与侯赛尼家族有一定的渊源而感到自豪。

    犹太区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枪手不断朝圣殿山开枪，阿拉伯人则向卡塔蒙的犹太平民射击。1月5日，哈加纳进攻卡塔蒙，摧毁塞米勒米斯饭店，杀死了十一名无辜的阿拉伯基督徒，这场暴行加速了阿拉伯人从这座城市逃离。本—古里安解除了指挥此次攻击行动的哈加纳军官的职务。两天后，伊尔贡炸毁了位于雅法门的一个拒绝向犹太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阿拉伯据点。2月10日，一百五十名侯赛尼军事武装人员进攻蒙蒂菲奥里区；哈加纳击退了他们，却被潜伏在附近的大卫王饭店里的多名英国狙击手攻击，一名年轻的犹太战士阵亡。离英国人结束委任统治还有四个月，但耶路撒冷已经陷入全面但不对称的战争泥潭。之前的六个星期内，已有一千零六十名阿拉伯人、七百六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二十三名英国人丧生。每次暴行都必定遭到双倍的复仇式反击。

    耶路撒冷城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易受到攻击：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需要穿过纵深约48千米的阿拉伯领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指挥着拥有一千多人的穆夫提“圣战军”——耶路撒冷旅——不断地在此发起攻击。出生在圣城的帕尔马赫军官伊扎克·拉宾回忆道：“阿拉伯人计划杀死九万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以使他们屈服。”这一计划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月1日，卡迪尔·侯赛尼的武装人员在两名英国逃兵的帮助下，炸毁了《巴勒斯坦邮报》的多间办公室；10日，他们再次进攻蒙蒂菲奥里区，但经历了六个小时的枪战后被哈加纳击退。英国人在雅法门下建立了一个战地指挥所，以保卫蒙蒂菲奥里区。2月13日，英国人逮捕了四名哈加纳战士，将他们解除武装后交给一群阿拉伯暴徒。暴徒杀死了他们。22日，侯赛尼派遣英国逃兵炸毁本·耶胡达大街，这一暴行导致五十二名犹太平民死亡。作为报复，伊尔贡射杀了十名英国士兵。

    努赛贝回忆道，保卫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域的尝试“就像一个破水管，一个地方补好了，不料竟会从两个地方或更多地方喷出水来”。哈加纳炸掉了努赛贝家的老城堡。前阿拉伯市长侯赛因·哈立迪抱怨道：“人人都在逃离，我也不能坚持太久。耶路撒冷正在陷落。没有人留在卡塔蒙，谢赫贾拉已空无一人。有支票或有点积蓄的人纷纷逃往埃及、黎巴嫩和大马士革。”难民很快从阿拉伯各个社区涌出。凯蒂·安东尼乌斯去了埃及。她的住宅被哈加纳炸毁了，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巴克将军写给她的情书。尽管如此，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还是成功地切断了犹太人从西耶路撒冷撤向海岸的道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也像阿拉伯人一样，认为他们失去了耶路撒冷。1948年初，老城内的犹太区仍处在包围之中，没有武装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难以防守。“那么，耶路撒冷情况如何？”3月28日，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的指挥部里问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耶路撒冷的陷落可能对伊休夫构成致命一击。”将军们仅能分出五百人。自从联合国投票以来，犹太人一直处于防守状态，但此时，本—古里安命令展开“纳赫松行动”，以打开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开始更大规模攻势的“D计划”——确保保住联合国划分的犹太区域，并进一步占有西耶路撒冷。历史学家本尼·莫利斯（Benny Morris）写道：“这个计划明确要求摧毁负隅抵抗的阿拉伯村庄，并驱逐当地村民。”但“文件中并未提到驱逐‘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政策或想法”。在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仍留在他们的家中；在另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则全部遭到驱逐。

    卡斯特尔村控制着从沿海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4月2日夜，哈加纳夺取这个据点，但卡迪尔·侯赛尼随即集合武装力量（包括伊拉克的非正规军），把它夺了回来。然而他和安瓦尔·努赛贝认识到，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两人匆忙赶往大马士革，要求炮兵增援，不料阿拉伯联盟的将军们的无能和阴谋诡计惹得他们怒火中烧。“卡斯特尔已经失守，”伊拉克总司令说道，“收复它是你的责任，阿卜杜·卡迪尔。”

    “给我需要的武器，我们就能收复它。”侯赛尼愤怒地回答。

    “这是什么，阿卜杜·卡迪尔？不是大炮吗？”将军说。最终他还是没有提供任何援助。

    侯赛尼爆发了：“你们这些叛徒！历史将会记下这一笔，是你们弄丢了巴勒斯坦。我如果不能夺回卡斯特尔，就和我的‘圣战者’一块儿战死！”那晚他为七岁的儿子费萨尔——几十年后他成了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事务部长——写了首诗：

    这片勇士之地是我们的祖先之地，

    犹太人无权得到这片土地。

    敌人统治它时，我岂能安睡？

    我的心在燃烧，我的家园在召唤。

    这位指挥官第二天早上就赶到耶路撒冷召集人马。

    圣地上空的礼炮：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

    4月7日，阿卜杜·卡迪尔带领三百名战士和三个英国逃兵直奔卡斯特尔。那晚11点，他们攻击了这个村庄，但被击退。第二天黎明，侯赛尼亲自上前线接替一位受伤的军官，但因为是在雾中前进，他无法确定谁正实际占领着村庄。一个哈加纳哨兵以为他们是新到的犹太增援部队，便用阿拉伯方言喊着：“到这儿来，孩子 们！”

    “你们好，孩子们。”侯赛尼用英语回应。犹太人常常用阿拉伯语，但从不用英语回应。这个哈加纳哨兵意识到危险，于是开枪扫射，子弹击中了侯赛尼。他的战友逃跑了，留下他躺在地上呻吟：“水，水。”尽管犹太军医设法急救，但他还是死了。金表和象牙柄手枪显示他是一位领导人，但他到底是谁呢？

    通过广播，疲惫不堪的哈加纳守卫者得知焦急的阿拉伯人正在商讨夺回失踪的指挥官尸体一事。侯赛尼的弟弟卡勒德接过兄长的指挥权。消息传开后，阿拉伯武装人员乘坐公共汽车、卡车，骑着驴子，源源不断地涌向这个地区，并收复了这个村庄，驻扎的帕尔马赫士兵全部阵亡。阿拉伯人杀死了五十名犹太战俘，肢解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夺回了通往耶路撒冷的这个“锁钥之地”以及侯赛尼的尸体。

    “多么难过的一天！他的牺牲使每个人神情沮丧，”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他是一名爱国主义勇士和阿拉伯贵族！”4月9日（周五），瓦希夫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待在家中。人人都行进在送葬队伍中。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有三万人前来送葬，包括挥舞着枪支的阿拉伯战士、来自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众多农民和几大名门望族的家庭成员，他们看着侯赛尼被安葬在圣殿山上的阿拉伯伟人祠堂里，长眠于他父亲的墓旁，附近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墓。礼炮响了十一声，枪手鸣枪致哀。一位目击者声称，哀悼的人数比死在卡斯特尔突袭中的人还多。安瓦尔·努赛贝回忆道：“这里听起来好似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役。教堂钟声响起，人们哭喊着要报仇；人人都害怕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进攻。”他“非常沮丧”。但阿拉伯战士们如此急切地前来参加侯赛尼的葬礼，以致卡斯特尔无人留守。帕尔马赫于是摧毁了这个据点。

    正值侯赛尼下葬之时，一百二十名伊尔贡和莱希战士联合进攻了耶路撒冷正西的一个名叫“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阿拉伯村庄，在那儿他们犯下了犹太人最可耻的战争暴行。他们已被明令禁止伤害妇女、儿童或战俘。但一进入村庄，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四名犹太战士被杀，数十人受伤。进入代尔亚辛后，犹太战士违背命令，向房屋内投掷手榴弹，大肆屠杀男人、妇女和孩子。关于受害者的人数仍有争议，在一百到二百五十四人之间，有些家庭甚至被满门杀害。幸存者被装上卡车，运到耶路撒冷游街，之后哈加纳释放了他们。伊尔贡和莱希意识到这场惊人的屠杀可以震慑许多阿拉伯民众，驱使他们自动逃离。伊尔贡司令贝京一方面极力否认已发生的暴行，另一方面吹嘘此事的效果：“传说，震慑力相当于六个营的以色列军队。恐慌使阿拉伯人不知所措。”本—古里安为此向阿卜杜拉国王道歉，却遭到后者的拒绝。

    阿拉伯人的复仇随之而来。4月14日，一支由救护车和运送食物的卡车组成的卫队前往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柏莎·斯帕福德看到“有一百五十五名叛乱者，装备着从喇叭枪和老式火枪到现代的斯特恩式轻机枪和布伦机枪等各种武器，躲在美侨区的一小块仙人掌园地后面。他们的脸因为仇恨和渴望复仇而扭曲”。她写道：“我走出来，面对着他们。我告诉他们：‘从美侨区的掩体里开火和从一座清真寺里开火没什么分别。’ ”但是他们不顾她六十年来对慈善事业的奉献，威胁她迅速撤离，不然就杀了她。在英国人干涉之前，七十七名犹太人（主要是医生和护士）被杀，二十人受伤。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称：“要不是军队干涉，不会有一个犹太人生还。”枪手们肢解了尸体，并和摆成恐怖姿势的尸体合影。照片在耶路撒冷被大量冲洗，并制作成明信片发售。

    代尔亚辛事件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它成了阿拉伯媒体放大犹太人暴行的最佳题材，这本来是为了增强阿拉伯人抵抗的信心，却在一个已陷于战争的国家内激起了神经质般的恐慌心理。3月，在代尔亚辛事件发生之前，七万五千名阿拉伯人已离开他们的家园。两个月后，离开的人数竟达到三十九万。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和他的妻子、孩子居住在西耶路撒冷，住处靠近大卫王饭店。他就是在此期间选择逃离的典型代表，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为。这些记录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可惜并未得到充分利用。

    4月中旬，瓦希夫写道：“我处在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非常痛苦。”他放弃了在委治统治政府的工作，“待在家中思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最后，这个日记作家记录了“决定离开家乡的原因”。首先是他的“房子的危险位置”，它正处于雅法门的阿拉伯人、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人和贝文格勒安全区的英国人三方的火力之下：“白天黑夜不停地遭到射击，所以很难回到房子里。在我们周围，不断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斗，还有建筑物的爆炸。”英国人向蒙蒂菲奥里区开火，炸掉了摩西爵士的风车磨坊的顶部，但无济于事。瓦希夫写道，蒙蒂菲奥里区的犹太狙击手“向街道上的任何行人射击，能幸存下来真是个奇迹”。他要考虑怎样保存他收藏的陶瓷、日记和心爱的乌得琴。与此同时，他的健康也在不断恶化：“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承受这些压力，而且医生已经劝告我离开。”瓦希夫一家争论着：“委任统治一结束，将发生什么？我们将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还是犹太人的统治之下呢？”瓦希夫的邻居——法国总领事——许诺保护这座房子和房子里的藏品。“即使永远不能返回”，瓦希夫仍认为他应该收拾行囊“去保护自己和孩子”：“我们以为离开这座房子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将很快进入这片土地，不是占领它，而是解放它，并将它归还给它的人民，而我们就是它的人民！”他在委任统治的最后几天离开了，从此再未返回。瓦希夫的故事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写照。一些人遭到武力驱逐，一些人离开以躲避战争，他们都希望日后能够返回，还有将近一半的人仍安全地留在他们的家中，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民主下的非犹太公民。然而，还是有总共六十至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并失去了家园。他们的悲剧被称为“纳克巴”（Nakhba）——大灾难。

    本—古里安把耶路撒冷紧急委员会主席伯纳德·约瑟夫召到特拉维夫，商讨怎样给缺粮的耶路撒冷提供给养。4月15日，护卫队冲出包围，食物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这座城市。20日，本—古里安坚持访问耶路撒冷，并和士兵一同庆祝逾越节，帕尔马赫的哈雷尔旅旅长拉宾却站出来抗议本—古里安哗众取宠的行为。护卫队随着本—古里安乘坐一辆装甲车出发后不久，就遭到阿拉伯人的袭击。“我甚至派出两辆偷来的英国装甲车来护送他，原本我是打算保留这些车辆以备不时之需的。”拉宾说。尽管二十名犹太士兵阵亡，但食物和本—古里安安全到达了耶路撒冷犹太区。本—古里安以特有的幽默以及不失敏锐的观察力描述说，这里有“百分之二十的正常人，百分之二十享有特权的人（大学生等），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乡下人，守旧的人等）”——这百分之六十的怪人，他指的是哈西德派教徒。

    英国人的统治接近尾声。4月28日，拉宾占领了阿拉伯人的居住区谢赫贾拉，这里原本居住着几个显赫的阿拉伯家族。但是英国人迫使他放弃了这个地方。英国人离开的前一刻，犹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的西部，阿拉伯人则控制了老城和东部。5月14日（周五）上午8点，最后一位英国高级专员坎宁汉身着全套军礼服走出政府大厦，检阅了仪仗队，随后登上他的戴姆勒轿车，前往大卫王饭店视察他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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