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圣诞礼物

    公元1917年—公元1919年

    市长试图投降

    1917年11月7日，艾伦比拿下加沙。16日，他又拿下雅法。耶路撒冷陷入绝望的境地。坐镇大马士革的“屠夫”杰马勒准备让耶路撒冷“玉石俱焚”。他首先命令驱逐所有基督教牧师，炸毁基督教建筑，包括圣救世主修道院。大主教们被送到大马士革。天主教徒冯·巴本上校救下了一位拉丁大主教，并把他安置在拿撒勒。杰马勒在大马士革绞死了两个犹太间谍，然后宣布驱逐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届时将没有任何犹太人活下来去欢迎英国人。在匆匆赶往陆军元帅冯·法尔肯海因处并向他抱怨之前，巴略瓦尔伯爵在其日记中提道：“我们正处于反犹主义最猖獗的时代。”此时，就连控制耶路撒冷的德国人都感到沮丧。克雷斯将军相信，杰马勒的反犹主义威胁是“不理智的”，他利用自己的权位下令保护犹太人。这是杰马勒最后一次插手耶路撒冷事务。

    11月25日，艾伦比拿下圣城外的先知撒母耳墓。德国人无计可施。巴本回忆道：“在我们因蛮攻而备受指责之前，我恳求法尔肯海因撤离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经没有战略价值。”他想象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新闻：“德国佬将圣城夷为平地，备受指责！”法尔肯海因叫喊道：“我失去了凡尔登，现在你又要我撤出这座世界瞩目的圣城。不可能！”巴本打电话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大使承诺会和恩维尔沟通。

    英国人的飞机轰炸了位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的德军司令部。艾伦比的情报长官则将鸦片空投到奥斯曼军队中，让他们神志恍惚，无法防守耶路撒冷。难民们涌出城市。法尔肯海因摘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礼拜堂里的恺撒画像，离开这座城市，并将司令部迁到纳布卢斯。英德战机在耶路撒冷上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榴弹炮轰炸着彼此的防线。奥斯曼人在先知撒母耳墓发起三次反攻，恶战持续了四天。“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教师萨卡基尼写道，“炮弹四处散落，完全失控，士兵们四处逃窜，恐惧笼罩着一切。”

    12月4日，英国飞机轰炸了设在俄侨区的奥斯曼司令部。德国军官在法斯特酒店痛饮他们的最后一杯杜松子酒，开怀大笑——直到最后时刻的来临。此时，奥斯曼的将军们争论着是否要投降，侯赛尼家族则在他们的宅邸中秘密集会。载满伤兵和碎尸的车辆穿过街头。

    12月7日晚，英国的先头部队已经能够看到耶路撒冷。浓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大雨使群山模糊不清。第二天早上，总督伊扎特·贝（Izzat Bey）用锤子砸碎通信设备，并将投降书交给市长，随后从美侨区“借”了一辆两驾马车，还发誓说一定会归还，

    接着直奔杰里科而去。整个晚上，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士兵艰难地穿过这座城市，结束了奥斯曼统治耶路撒冷的历史。9日凌晨3时，德国军队撤出，巴略瓦尔伯爵称这一天为“非常美好的”一天。上午7时，最后一个土耳其人离开圣斯蒂芬门。巧合的是，那天正是犹太哈努卡节——庆祝马加比解放耶路撒冷的光明节——的首日。抢劫者洗劫了雅法路上的商店。上午8时45分，英国士兵进入锡安门。

    圣地的美侨区里，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侯赛因·侯赛尼——耶路撒冷市长、乌得琴手瓦希夫的金主——赶紧加入兴高采烈的队伍。市长想找到一面白旗——尽管在他的社会中，白旗代表的是适婚的处女。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件白色衬衫，但衬衫似乎不太适合，所以侯赛尼最后从美侨区借了一张床单，并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由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向敌人投降、交出耶路撒冷的过程颇为困难。起初，市长带着随风飘荡的床单，在阿拉伯村庄里夫塔西北部发现两个伦敦腔的军队厨师，他们正在鸡窝里寻找鸡蛋。市长提出耶路撒冷向他们投降，但这两个人拒绝了：床单和扫帚看起来像一个黎凡特人的诡计，而少校正等着鸡蛋，所以他们匆忙赶回自己的部队。

    市长遇到一位朋友的儿子梅纳赫·埃尔亚沙尔，这孩子才十几岁，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对这个男孩说：“你将见证一件历史事件，终生难忘。”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场景一样，埃尔亚沙尔加入了这帮人。这帮人正好包括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突然，另一个伦敦军团的两名军士从墙后冒出来，拿着枪准备射击，对他们喊道：“站住。”市长赶紧挥舞床单。军士詹姆斯·塞奇威克和弗雷德·赫科姆拒绝接受投降。“嘿，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中没一个人会说英语吗？”他们大喊道。市长英语流利，但他只愿和更高级别的英国人说。不过，两名军士同意和市长及其随从一起拍张照，照片是美侨区的一个瑞典人拍的，他最后还收了几包烟作为报酬。

    这些耶路撒冷人随后又遇到两个炮兵军官，他们也拒绝受降，但愿意通报司令部。市长于是找到贝利中校，贝利中校将投降意向报告交给一八〇旅旅长C. F.沃森准将，沃森传禀指挥一六〇师的约翰·谢伊少将，后者策马奔来。在大卫塔外的台阶上等待的市长一行人喊道：“他们来啦！”

    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亲吻了将军的马镫。谢伊以艾伦比将军的名义接受了投降。艾伦比将军是在雅法附近的帐篷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他正在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谈话。但市长侯赛尼还需要再投降一次。

    “血腥公牛”艾伦比：最荣耀的时刻

    当将军埃德蒙·艾伦比爵士沿着雅法路骑马来到雅法门时，枪声依然不断。他在马鞍袋里放着一本乔治·亚当·史密斯写的《圣地历史地理》，这是劳合·乔治赠予他的礼物。在伦敦，首相得意扬扬，几天后大言不惭地宣称：“占领耶路撒冷已经给整个世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经过数世纪的冲突和无谓斗争之后，这座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已落到英国军队的手中，从此再也不是其他统治者对抗基督教世界的棋子。每座山的名字都因神圣的记忆而让人激动不已。”

    外交部电话告知艾伦比，让他避免任何恺撒式的狂妄自大或基督式的自负，一旦进入这座城市，“最好下马”。将军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陪同，在所有大主教、拉比、穆夫提及各国领事的注目下步行穿过城门。艾伦比得到耶路撒冷市长的欢迎，后者已经是第七次投降，“许多人喜极而泣……陌生人也相互问候和祝贺”。

    刚挺过一生中最大伤痛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陪同着艾伦比。11月末，在一次敌后孤身侦察中，劳伦斯在叙利亚德拉被残酷成性的奥斯曼总督哈基姆俘虏。喜好男色的哈基姆连同几个部下强奸了这位“看着还像个男孩”的英国人。劳伦斯设法逃脱后，表面似乎已经恢复，但心理上的伤害是极深的。战后，他描述那种感觉：“无能为力，体无完肤，仅剩半条命。或许那场狂暴的蹂躏已经击碎了我的灵魂，让我堕入兽界，这种创痛将永远跟随着我，连同各种奇想、恐怖与病态的欲望。”他逃脱到亚喀巴时，正值英军占领耶路撒冷之际，艾伦比召见了他。

    劳伦斯除去他那身贝都因人的装备，为与艾伦比的会面借了件上尉军服。“在我的生命中”，他在《智慧七柱》中写道，“雅法门典礼”是“战争中至高无上的时刻，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一刻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吸引我”。他还是把耶路撒冷看作“满是旅店仆人”的“肮脏的城市”，但此时他已经屈服于这个“支配灵魂的地方”。此时，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正在人群中注视着他。

    由于其力量、威严和身材，艾伦比“这个最后的圣骑士”被冠以“血腥公牛”（Bloody Bull）的绰号，甚至杰马勒帕夏都钦佩他的“机敏、判断力和智慧”。作为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艾伦比了解“关于鸟类和动物的一切”，还“博览群书，曾在晚宴上全文引用鲁珀特·布鲁克一首鲜为人知的十四行诗”。他具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他的马和宠物蝎子都以德国军事统帅兴登堡的名字命名。即便是苛刻的劳伦斯也崇拜这位“高大、热情而快乐”的将军，劳伦斯说他“在道德上如此伟大，我们这些小人物难以望其项背，他确实是众人崇拜的偶像”。

    艾伦比沿着台阶登上讲台，发表“祝福耶路撒冷”的宣言，接着又用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腊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各重复了一遍。他谨慎地避免使用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敏感的那个词——“十字军”。最后，当市长侯赛尼交出城门钥匙时，艾伦比却说：“现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了！”市长和穆夫提，两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听到以后拂袖而去。然而，对于那些信奉千禧年的美侨区民众而言，这句话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自己见证了最后一次十字军的胜利，”柏莎·斯帕福德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征服了巴勒斯坦！”当劳伦斯聆听艾伦比的演讲时，没有人能体会他内心的感受。他想到自己几天前的遭遇：“站在高塔前聆听着指挥官的演讲，心里却想着几天前自己站在哈基姆面前的情形，这种感觉糟糕极了。”

    随后，艾伦比率众走出雅法门，重新骑上他的坐骑“兴登堡”。“耶路撒冷全城热烈地为我们欢呼雀跃。真是太令人难忘了。”劳伦斯写道。但是奥斯曼人正在发动反攻——劳伦斯写道：“飞机不断地在我们头上盘旋，伴有机枪扫射。耶路撒冷已经许久没有如此顺利地被占领，此前也从未如此轻易地失守。”至于他自己，他觉得“羞耻，所以无法坦然地摆出胜利的姿态”。

    劳伦斯后来回忆道，在谢伊将军的司令部有场分赃的午宴，但法国特使皮科做了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他提出平分耶路撒冷。“而明天，我亲爱的将军，”他以“长笛般的声音”告诉艾伦比，“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座城市建立文官政 府（Civil goverment）。”

    现场随后陷入一片寂静。沙拉、鸡肉蛋黄酱和鹅肝酱三明治挂在我们油亮的唇边，每个人都停止咀嚼，不约而同地转向艾伦比。他涨红了脸，咽下食物，翘起下巴（我们喜欢看他摆出这种表情），冷冷地说：“这里唯一能做主的人是总司令，也就是 我！”

    劳伦斯很快便回去和费萨尔及谢里夫的骆驼军团会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允许共同分担守卫圣墓大教堂的职责，但教堂的钥匙仍一如既往由世袭的努赛贝家族掌管。

    艾伦比安排了印度穆斯林军队守卫圣殿山。

    在伦敦受到国王乔治五世接见之后，身着白色西装的魏茨曼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帮助下到达圣城。雅博廷斯基来自敖德萨，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者和世故的知识分子，他在敖德萨组织了一支犹太自卫队来反抗杀戮。艾伦比的先遣部队向耶路撒冷北部只推进了一点就遭到抵抗，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势力仍有残余。

    艾伦比花了将近一年时间集合军队并再次发起进攻，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前线城市，挤满了准备大规模进攻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军队。在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少校的帮助下，雅博廷斯基招募了一支犹太军团，为他们效力。此时，劳伦斯和费萨尔王子指挥下的谢里夫派，焦急地等待机会去攻占大马士革，他们想借此挫败法国人的野心。

    耶路撒冷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的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名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魏茨曼和劳伦斯一样，对这座城市的肮脏感到震惊：“任何亵渎和玷污神圣的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难以想象有多么荒谬和亵渎神明。”但和蒙蒂菲奥里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此前所做的一样，魏茨曼两次试图以七万英镑的价钱从穆夫提手中购买西墙。这些钱将用作重新安置马格里布区的居民。这个区的人对此很感兴趣，但侯赛尼家族拒绝做任何交易。

    蒙蒂菲奥罗里的一个侄孙被艾伦比新任命为耶路撒冷警察局副局长、宪兵副司令，要不是因为是犹太人，他很可能被任命为局长。“耶路撒冷性病流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报告道。他在圣地周围部署了警卫。他派人搜查淫秽场所，经常发现里面充斥着澳大利亚士兵。他还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调查士兵被控奸淫当地女孩的案件。“耶路撒冷的这些妓院会惹出大麻烦。”1918年6月，杰弗里向艾伦比报告，他计划把这些妓院迁到指定区域瓦扎（Wazzah），这样治安会好些。10月，他写道：“还是无法阻止澳大利亚士兵去逛妓院，因此只好加派人手在瓦扎巡逻。”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少校的报告中常常写道：“除了性病泛滥成灾，没有什么大事可汇报。”

    在雅法门周围的众多咖啡馆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争论着巴勒斯坦的未来，双方提出的观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犹太人这边：极端正统派鄙视犹太复国主义亵渎神明；有人认为犹太移民应完全融入阿拉伯人统治下的中东；极端民族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武装的希伯来国家统治臣服的阿拉伯少数民族。阿拉伯人一方：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张驱逐犹太移民；民主自由人士则欢迎犹太人援建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知识分子还讨论巴勒斯坦是否应该成为叙利亚或埃及的一部分。战争期间，一个名叫伊赫桑·图尔吉曼的耶路撒冷年轻人写道：“埃及的总督应该是巴勒斯坦和汉志的联合国王。”而卡里尔·萨卡基尼写道：“让巴勒斯坦加入叙利亚的想法迅速蔓延开来。”拉吉卜·纳沙希比建立了文学社，要求与叙利亚联合，侯赛尼家族则成立阿拉伯人俱乐部。两者都对《贝尔福宣言》怀有敌意。

    1917年12月20日，罗纳德·斯托尔斯抵达耶路撒冷，出任军事总督——也许正如他所说，他的职位“就跟彼拉多一样”。

    东方的斯托尔斯：仁慈的当权者

    在法斯特酒店大厅，斯托尔斯无意中遇到了他的前任，身着睡衣的巴顿将军。巴顿说道：“在耶路撒冷，唯一能让人忍受的两样东西就是浴室和床。”偏爱白色西装和艳丽胸花的斯托尔斯发现“耶路撒冷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认识到，“犹太人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耶路撒冷“冒险”让斯托尔斯感到兴奋，但他也和许多新教徒一样，不喜欢圣墓大教堂的戏剧化风格，

    还把圣殿山看作“圣马可广场和三一学院大展厅的壮丽结合”。斯托尔斯觉得他天生就注定统治耶路撒冷：“通过书面或口头命令赏善罚恶，禁止一切亵渎神明的事，提升执掌权位的能力，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仁慈的当权者。”

    斯托尔斯不是普通的殖民官僚，这个爱慕虚荣的帝国官员是牧师之子，也是剑桥古典学者，抱持着“一种令人惊奇的世界主义立场——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的朋友劳伦斯鄙视大部分官员，但认为斯托尔斯是“近东最杰出的英国人，尽管他的精力分散在音乐、文学、雕刻、绘画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上，但他仍然精明能干”。劳伦斯记得，曾听到斯托尔斯用阿拉伯语、德语和法语讨论瓦格纳和德彪西的成就，但他“固执的脑袋让他很少能通过忍辱来取胜”。斯托尔斯以工于心计和阴谋著称，这让他获得了“东方的斯托尔斯”的绰号，这个绰号得自开罗最坑人的一家商店。这个非同寻常的军政长官着手复兴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而他仰仗的是一支杂牌军：

    一名仰光银行的出纳，一名演员经纪人，两名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助理，一名画商，一名教官，一名小丑，一名地产估价师，一名来自尼日尔的水手长，一名格拉斯哥的制酒师，一名风琴演奏者，一名亚历山大的棉花经纪人，一名建筑师，一名伦敦邮局的低级官员，一名来自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两名小学校长和一名传教士。

    仅在几个月内，斯托尔斯就成立了亲耶路撒冷协会，该协会受到亚美尼亚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爵士、美国大富豪安德鲁·卡内基的夫人和小J. P.摩根的资助，宗旨是防止耶路撒冷变成“二流的巴尔的摩”。

    没有人比斯托尔斯更钟情于耶路撒冷的头衔、服饰和色彩。他起初和侯赛尼家族成了朋友，

    后来还与魏茨曼，甚至雅博廷斯基成了朋友。斯托尔斯认为“没有军官比雅博廷斯基更勇敢，也没有人比他更迷人和更有教养”。魏茨曼承认雅博廷斯基“在言行举止上不太像犹太人，虽然长得有些难看，但极富吸引力，讲话得体，具有骑士风范，带有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

    然而斯托尔斯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是“一场噩梦，应验了那句土耳其名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很快，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开始怀疑斯托尔斯毫无怜悯之心。许多英国人鄙视雅博廷斯基，也鄙视身着类似军用卡其色腰带、昂首阔步行走在耶路撒冷城内的俄国犹太人，并认为《贝尔福宣言》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将军交给魏茨曼一本书——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首次见到《锡安贤达议事录》（简称《议事录》）

    ——“你会发现，这儿的许多英国军官的背囊里都有这本书，而且他们都相信里面的说法。”将军警告说。在《议事录》尚未被曝光为伪作之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有英国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明显受到犹太委员们的支配，《议事录》被普遍接受。

    斯托尔斯“非常缜密”，魏茨曼观察到“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但这位军政长官却抱怨自己正在遭受“屠杀”，他和吵闹的、“爱好俄式茶饮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及迪斯累利毫无共同之处。当斯托尔斯向首相报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抱怨时，劳合·乔治厉声说：“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你将失去工作。”

    尽管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心存警惕，耶路撒冷还是拥有了两年的平静。斯托尔斯监督着城墙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修复工作，安装了街灯，建立了耶路撒冷国际象棋俱乐部，还炸毁了雅法门上建于阿卜杜勒—哈米德时期的瞭望塔。斯托尔斯钟情于利用权力，重新命名耶路撒冷的建筑：“犹太人希望将法斯特酒店更名为‘所罗门王饭店’，而阿拉伯人希望将它命名为‘苏莱曼大帝饭店’，但两者都无法代表整个耶路撒冷。此时我可以下令将它更名为‘艾伦比饭店’。”他甚至组建了一个修女合唱团，亲自指挥。他试图调解教堂里基督徒的争吵，采纳苏丹1852年的区域划分——这样虽然满足了东正教会，却使天主教感到不快。当斯托尔斯访问梵蒂冈时，教皇斥责他引入了不虔诚的电影院和五百名妓女，从而玷污了耶路撒冷。这个英国人始终无法解决充满敌意的琐碎争执。

    巴勒斯坦的实际归属悬而未决，更不用说耶路撒冷了。皮科再次发表高卢人对耶路撒冷的声明。他坚称，英国人不了解法国人对夺得耶路撒冷多么有兴趣。“那你认为，实际占领它的我们，对它是什么感觉？”斯托尔斯反驳道。皮科随后又主张由法国保护天主教，他认为法国有权在圣墓大教堂的王座上主持弥撒。但方济各修士拒绝合作，这个计划也就破产了。

    当侯赛因·侯赛尼市长意外死于肺炎时（也许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频繁投降而受感染），斯托尔斯任命他的兄弟穆萨·卡齐姆·侯赛尼为市长。这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市长曾担任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雅法各省的总督，他逐渐掌握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寄希望于大叙利亚王国，该王国由劳伦斯的朋友费萨尔王子统治。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穆斯林—基督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代表们投票同意加入费萨尔的叙利亚。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幻想大部分阿拉伯人会甘心接受他们的定居，并试图安抚恐慌的当地人。英国人则鼓励双方保持友好姿态。魏茨曼会见大穆夫提，并再次向其保证犹太人不会威胁阿拉伯人的利益，同时赠送他一本年代久远的《古兰 经》。

    1918年6月，魏茨曼横穿沙漠，去亚喀巴附近的营地会见费萨尔，劳伦斯也参加了此次会见。这正是魏茨曼所夸大的“终身友谊”的开端。他解释说，犹太人将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个国家。私下里，费萨尔看到了劳伦斯所谓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和犹太殖民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费萨尔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前者说的是阿拉伯语，而后者说德国的意第绪语”。费萨尔和劳伦斯希望谢里夫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合作建设叙利亚王国。劳伦斯解释道：“我把犹太人看作自然进入的、促进渐变的西方力量，他们对近东国家很有必要。”魏茨曼回忆说，劳伦斯“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相信，“阿拉伯人肯定会从一个犹太家园中受益很多”。

    在这场绿洲峰会上，费萨尔“接受了犹太人未来可以拥有巴勒斯坦领土的可能性”。后来，当三人在伦敦再次见面时，费萨尔表示，假如他日后登上王位，巴勒斯坦可以吸收“四百万到五百万犹太人，而不至于侵犯阿拉伯农民的利益”。他一时间没有考虑巴勒斯坦是否还有可用之地，就同意大批犹太人出现在叙利亚王国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叙利亚是一件奖品，因此费萨尔乐意做出妥协去获得它。

    魏茨曼的外交首次取得成功。他开玩笑称，“没有大学的犹太国就像没有赌场的摩纳哥”，所以，1918年7月24日，艾伦比驾着劳斯莱斯，载上魏茨曼到斯科普斯山。在那里，穆夫提、圣公会主教、两个大拉比和魏茨曼埋下希伯来大学的奠基石。但旁观者注意到，穆夫提好像不是很愉快。不远处，奥斯曼人的火炮隆隆作响，来宾们唱起《天佑吾王》，犹太复国主义者唱起会歌《哈蒂克瓦》。魏茨曼说道：“耶路撒冷就在我们的脚下，它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奥斯曼人还在巴勒斯坦顽强地抵抗着，而欧洲战场的西线也没有胜利的迹象。在这几个月里，斯托尔斯时不时地得到男仆的通报，说有“一个贝都因人”等着见他。然后，他会发现劳伦斯正在读他的书。不久，这位英国的贝都因人神秘地消失了。同年5月，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把劳伦斯引见给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后者认为“劳伦斯犹如复活的年轻使徒”。而日后，托马斯将创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直到1918年9月，艾伦比才重新发起攻势，在美吉多战役中打败奥斯曼人。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奥斯曼战俘在耶路撒冷游街示众。为表示庆祝，斯托尔斯亲自“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前弹奏各种组曲，有拉托斯卡的《维多利亚》、亨德尔的《耶弗他和西庇阿进行曲》、帕里的《婚礼进行曲》（取材于阿里斯托芬的剧作《鸟》）”。10月2日，艾伦比同意费萨尔，这位待立的叙利亚国王，同劳伦斯上校带领谢里夫的人马前去解放大马士革。但是，正如劳伦斯所怀疑的那样，真正做出这项决策的人在远方。劳合·乔治决定保住耶路撒冷。寇松勋爵后来抱怨说：“首相谈论起耶路撒冷时非常热情，就好像在谈论他家乡的小山丘。”

    甚至在德国人最终战败投降之前，游说就已经开始了。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那天，早就与劳合·乔治约好要见面的魏茨曼到达唐宁街10号，发现劳合·乔治正在一边读《诗篇》一边流泪。劳伦斯游说伦敦官员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身在巴黎的费萨尔请求法国援助。但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瓜分东方土地发生冲突时，劳合·乔治抗议说，是英国人征服了耶路撒冷：“其他国家只是派了几个黑鬼警察监督我们，以防我们偷盗圣墓大教堂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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