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耶路撒冷的乌得琴演奏者

    公元1905年—公元1914年

    戴维·格鲁恩成为戴维·本—古里安

    戴维·格鲁恩的父亲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圣山热爱者”——的领导人，也是狂热的希伯来语学者，所以戴维从小就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和其他的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用“熔炉”一词描述美国犹太移民同化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不在巴勒斯坦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州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

    而赫茨尔本人也因长年奔走而筋疲力尽，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除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

    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但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遭遇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参与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放弃“种族”和“宗教”观念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二世认为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

    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迫使戴维·格鲁恩登上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阿里亚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

    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初，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门·巴尔·科赫巴手下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

    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奥斯曼帝国的西顿和大马士革省及耶路撒冷区，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怀有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希望也落了空。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的最新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耶路撒冷当地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

    乌得琴手：瓦希夫·贾瓦哈里耶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还是孩子时便开始学习鲁特琴——或曰“乌得琴”——并且很快便成为那个音乐至上的镇子里最好的乌得琴演奏者，他因此得以与任何人接触，不管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瓦希夫出生于1897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信奉希腊正教的地方官员的儿子，该地方官与耶路撒冷的大家族关系密切。不过，瓦希夫因倾心于艺术而未能成为地方权贵。他曾跟着一个理发师做学徒，不过很快便违背了父母的意愿，成为音乐家。他见证着所有的事情，认识每一个人：从耶路撒冷的显贵、奥斯曼帕夏，到埃及歌女、抽烟抽得很厉害的音乐家，以及各式各样的犹太女人。他在七岁时便开始写日记，他的日记成为耶路撒冷文学的瑰宝。

    当瓦希夫开始记日记时，他的父亲仍旧骑着白驴去工作，他看到了第一个不用马的交通工具：一个美国侨民在雅法路上开着的福特汽车。从不知电为何物的他，很快便对在俄国大院里观看电影产生兴趣（入场费用奥斯曼货币支付，在门口交 纳）。

    瓦希夫陶醉于文化融合的氛围，作为一个在英国圣乔治公学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他还学习了《古兰经》，喜欢在圣殿山上野炊。他将塞法尔迪犹太人视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儿子”，还盛装打扮参加犹太人的普珥节和每年一度在义人西门墓前举办的犹太野炊，并在那里伴着乌得琴和手鼓奏出的音乐演唱安达卢西亚歌曲。在蒙蒂菲奥里区一个犹太裁缝家里举办的特殊的演唱会上，他将一首众所周知的阿拉伯歌曲改用犹太曲谱演奏，以配合阿什肯纳兹唱诗班。

    1908年，人们在耶路撒冷庆祝青年土耳其革命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及其秘密警察的专制统治。青年土耳其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恢复了1876年宪法，要求进行议会选举。在这种令人振奋的情景之下，当地商人阿尔伯特·安特比（Albert Antebi）在雅法门向快乐的民众免费发放了几百个面包，此人被他的崇拜者称为“犹太帕夏”，其敌人则称其为“小希律”。孩童们在街边玩耍时，还把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过程表演了出来。

    阿拉伯人相信，至少他们会从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不确定是否想要一个以阿拉伯半岛或大叙利亚为中心的王国，不过，黎巴嫩作家纳吉布·阿祖里（Najib Azouri）意识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雄心在同步发展，而且势必会发生碰撞。人们推选耶路撒冷贵族奥斯曼·侯赛尼和优素福·哈立迪的侄子——作家、政治家、见多识广的鲁希（Ruhi）——为议会成员。鲁希·哈立迪在伊斯坦布尔当选副议长，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购地者进行抗争。

    越来越富有的耶路撒冷大家族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男孩与瓦希夫一起在英国圣乔治公学接受教育，女孩则在侯赛尼女子学校上学。妇女既穿阿拉伯服饰，也穿西式服装。英国人的学校将足球引进耶路撒冷：每个周六下午，沙漠门外面的球场上都会举行足球比赛，侯赛尼家族的男孩更是热心的玩家，一些人甚至戴着塔布什帽踢足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希夫还正在上学，不过已经过着波希米亚式的双重生活。他演奏乌得琴，做着信贷中介人和宴会承办者的工作，或许还是与大家族关系微妙的皮条客，他现在住在耶路撒冷老城外谢赫贾拉的新宅院里。显贵们通常会租一套单身公寓，用以玩牌和供情妇们居住，他们会把自己的备用钥匙交给他。瓦希夫的主顾，市长的儿子侯赛因·埃芬迪·侯赛尼，在雅法路外的单身公寓里包养着情妇中最轻盈凝白的女人珀尔塞福涅，她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混血的女裁缝。这个具有创业精神、专门勾引男人的妖妇还贩卖牲口，出售她自创品牌的百里香油。珀尔塞福涅喜欢唱歌，年轻的瓦希夫则用乌得琴为其伴奏。侯赛尼在1909年当上市长后，便把珀尔塞福涅嫁了出去。

    权贵们的情妇历来都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或者希腊人，然而现在，成千上万的俄国朝圣者成了耶路撒冷享乐主义者最丰富的资源。瓦希夫记载道：在后来的市长拉吉卜·纳沙希比和伊斯梅尔·侯赛尼的陪同下，他为“俄国女士们”安排了秘密宴会。此时，一个前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与众不同的俄国人，批评了他的同胞们在耶路撒冷令人震惊的颓废和嫖娼行为。这个贪图享乐的修士于1911年3月到达耶路撒冷，他是俄国沙皇和皇后的精神顾问和安慰者，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患有血友病，只有他才能治得了这个病。

    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描述这种感觉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艘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进耶路撒冷东正教牧首的豪华寓所，然而，他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特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时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祈祷。

    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的祖国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随着人员增多，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当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要求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保镖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滥交：如前所述，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很容易便被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

    修女们不可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她们的名单之中。

    娱乐的提供是双向的。英国记者斯蒂芬·格雷厄姆、朝圣的农民、拉斯普京大概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格雷厄姆描述了“阿拉伯妇女如何不顾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进入旅馆，向农民兜售瓶装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耶路撒冷逐渐挤满朝圣者、观光者，还有江湖骗子、表演艺人、沿街叫卖者、门的内哥罗（黑山）警察、配有装备的土耳其警官、骑着驴的朝圣者，以及坐着马车的朝圣者等”，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圣城却被转送到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阿拉伯基督徒的手里”。

    俄国小贩使参观者变得堕落。菲利普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有着宽阔的肩膀，身材肥胖，长着大大的脏兮兮的带有黑色鬓毛的不修边幅的脸，浓密的小胡子低垂在厚厚的呆滞的红嘴唇上”，他是“一个为修士拉皮条的人、为基督教店主招揽生意的人，走私者，不道德的人，以及经营宗教物品的商人”，那些物品是在所谓的犹太工厂生产出来的。堕落的牧师在“酩酊大醉、宗教的歇斯底里以及清洗尸体的过程中”结束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天，因为许多俄国人幸福地死在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向俄国农民宣传革命和无神论，好为这个易燃的混合物再增添一点易燃物。

    在格雷厄姆来访的那个圣枝主日，土耳其士兵击退朝圣者后，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正统的阿拉伯人大喊大叫，哭天喊地，表现出相当的宗教狂热”。突然，他们遭到“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土耳其人以及戴着长头巾的穆斯林的攻击，这些人大叫一声，挥舞乱棒，杀出一条路，朝拿橄榄枝的人扑过去，像着了魔一样，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一个美国女孩用她的柯达照相机将此记录下来。阿拉伯基督徒发誓要报仇”。随后，俄国人在金门等待“伟大的征服者”基督再次降临。不过，高潮依然是圣火部分：当火焰出现时，“兴奋的东方人将一支支点着的蜡烛放到自己胸前，在兴奋和陶醉中大声哭泣。他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兴奋剂的影响……哭叫着求主垂怜”。不过，“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发生的蜂拥奔逃的情景”，当局会派人用鞭子和枪托来镇压。

    当晚，格雷厄姆记下他的同伴们——“兴奋，狂热，颤动，就像孩子一样”——是如何在他们的背包里装满耶路撒冷的泥土、约旦河水、棕榈叶、裹尸布、立体镜。“我们再一次互相亲吻。”

    这个夜晚，大家都在拥抱和亲吻，到处都是真诚的响吻声和缠结的胡须。这里开启了喧闹的、欢庆的一天。葡萄酒、白兰地、亚力酒（有茴香味的烈性酒）的消费量会使大多数英国人大吃一惊。这种醉酒而舞的场景对耶稣来说一定非常陌生！

    那一年，复活节与逾越节以及先知穆萨节恰好赶到了一起。当拉斯普京留意东正教修女是否道德有亏时，瓦希夫则不断引诱这些修女。一个英国贵族引发了暴乱，暴乱成为世界性的头条新闻。

    “高贵的蒙蒂·帕克”与约柜

    蒙蒂·帕克（Monty Parker）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贵族，上嘴唇上面长着漂亮的浓密小胡子，下巴上则是尖尖的爱德华七世式的胡须。他品位很高，收入却很少，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个轻信他人的无赖。他总想找条捷径发财致富，或至少找其他人为其奢侈的生活埋单。蒙蒂·帕克毕业于伊顿公学，是格莱斯顿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部长的儿子、莫利伯爵的弟弟、前近卫步兵团军官，也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08年，他遇到一个芬兰圣职人员，这个人劝他说，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世界历史上最具价值的财富。

    这个芬兰人就是瓦尔特·尤韦利乌斯（Valter Juvelius）博士，他是教师、诗人、唯心论者，喜欢穿着圣经时代的长袍，解读《圣经》里的密码。在对《以西结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受到一个瑞典巫师搞的降神会的鼓舞后，尤韦利乌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所谓的“以西结密码”。该密码揭示，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准备毁掉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将尤韦利乌斯所称的“圣殿档案”，即约柜，藏匿到圣殿山南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尤韦利乌斯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又可以帮他筹集到寻找约柜所需资金的人。有谁比一个没落但充满活力、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拥有诸多关系的英国贵族更合适呢？

    尤韦利乌斯将他的秘密行动章程拿给帕克看，帕克兴奋地读着这个启示：

    现在我相信，我已经通过考察证明了这个独具匠心的推论：“圣殿档案”的入口就在阿克尔达玛，该档案原封不动地待在它的藏匿地。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老的藏匿地获取“圣殿档案”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以西结密码”的存在证明了“圣殿档案”仍然保持着原样。

    帕克被尤韦利乌斯这个怪人极具争议的论点说服了，即便该论点一点也不比《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更具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连德国皇帝都去参加降神会、许多人对犹太阴谋深信不疑的时代，尤韦利乌斯在寻找皈依者方面毫无困难。正如一个专家所写的那样，“犹太人是一个有些神秘的种族”，所以，他们肯定把约柜藏匿得相当好。

    帕克将尤韦利乌斯的文件从芬兰语翻译过来，并将其装订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册子。然后，他向他的朋友们—— 一群名誉尽失、负债累累的贵族和军事骗子

    ——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大财的机会：这个隐藏的珍宝必定值两亿美元！帕克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推销员，很快便招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这超出了他的驾驭能力。英国、俄国、瑞典的贵族们都像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康斯萝·范德比尔特那般富裕的美国人一样，纷纷投钱给他。帕克的团队需要自由进入圣殿山和大卫城，他确信此事可以“借助慷慨的酬金”得到合理的安排。1909年春，帕克、尤韦利乌斯和他们的瑞典保镖兼中介霍芬施塔尔上尉一同参观了耶路撒冷的遗址，然后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蒙蒂·帕克向土耳其的部长们许诺将给予他们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并会预付部分现金，他还试图从上到下买通新的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蒙蒂最后与财政部长贝伊签订了一纸契约，契约上他自己的称谓是“伦敦跑马俱乐部的高贵的蒙蒂·帕克”。

    奥斯曼政府建议帕克雇佣亚美尼亚人马卡萨德先生充当中介人，并派出两个特派员去监督这次挖掘。1909年8月，霍芬施塔尔上尉从尤韦利乌斯那里得到了“密码”，之后便前往耶路撒冷会见帕克及其朋友。他们将大本营安在橄榄山上德国皇帝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并入住法斯特酒店，镇上最好的酒店。帕克与朋友就像兴高采烈的公学男孩参加男子聚会一样，享用“同性恋晚餐”，用橘子进行打靶比赛。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受到尊敬的考古学家扮作驴仔，和驴一起奔跑，并模仿驴叫，而这种事情通常只有那些爬到英国人的地方玩闹的阿拉伯男孩才做得出来。”帕克这帮人贿赂了耶路撒冷的一些当权者，买通了地方长官阿兹米帕夏，并雇用了一大群工人、向导、女佣以及保镖，开始在俄斐勒山上挖掘。这里曾经是而且仍旧是探索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学上的中心点：1867年，查尔斯·沃伦就曾在这里挖掘；不久，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利克·布利斯和阿奇博尔德·迪基又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地下通道。所有这些使得帕克等人认为，这就是大卫王的耶路撒冷的遗址。帕克在精神上受到远在他处的尤韦利乌斯及这次考察行动中另一个成员——“姓李的会读心术的爱尔兰人”——的引导。即便在耶路撒冷什么也没找到，帕克也没有失去对尤韦利乌斯的信任。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支持下（男爵自己也出钱赞助犹太人挖掘约柜），声称帕克的行为侵犯了犹太人的圣地。穆斯林也很焦虑，不过奥斯曼人对此事相当淡漠。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帕克雇用考古学家、圣经学院的樊尚神父（Père Vincent）监管他的挖掘行动。这次挖掘确实找到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定居点——樊尚对这次挖掘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意。

    1909年底，滂沱大雨迫使帕克停止了工作。1910年，他又乘坐克拉伦斯·威尔逊的“睡莲”号游艇返回雅法，继续他的发掘。阿拉伯工人持续罢工了好几次。当法院以支持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时，帕克与其搭档认定，只有摆出英国军队的阵仗才能震慑住当地人，他们决定穿着“制服”与市长对抗（市长是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的资助人）。达夫上尉穿着铁甲，戴着头盔和英国近卫骑兵团的白手套，蒙蒂·帕克则身穿鲜红色的束腰上衣和熊皮外衣。弗利少校回忆说：“明星出场了。我们引起了一阵轰 动！”

    罢工者散去后，这支滑稽的游行队伍耀武扬威地穿过耶路撒冷老城，用弗利少校的话来说，该队伍“由一队土耳其枪骑兵领头，然后是市长、指挥官及一些圣职人员，接着是达夫、帕克、我、威尔逊、马卡萨德，土耳其警官走在最后面”。突然，达夫的骡子冲到集市上，上尉紧紧抓住它，直到被摔进一家商店，埋在了店里的花生下面，这一场景令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弗利说：“一个年长的犹太人还以为世界末日到了，立刻用意第绪语哭诉。”

    这种炫耀行为更可能是因为“慷慨的酬金”，直到现在也屡试不爽。帕克曾很谨慎地向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些秘密报告，报告隐秘地用团队成员的名字命名为“FJMPW”，主要是对他的行贿情况做的说明。报告显示，他第一次逗留耶路撒冷时就花了一千九百英镑。第一年他一共花了三千四百英镑。1910年返回时，他的账户显示“向耶路撒冷官员们支付了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镑”。市长侯赛因·侯赛尼每月会收到一百英镑。这些大方的贿赂对于耶路撒冷当权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帕克意识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处在飘摇之中，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他在报告中这样说道：“最应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难。”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在玩火。1911年，当他重新开始挖掘工作后，他付给那些人的钱比以前还要多，不过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在圣殿山上进行挖掘，并向世袭的圣地看守人、谢赫哈利勒·安萨里（Khalil al-Ansari）及其兄长行贿。

    帕克和他那帮人乔装打扮，穿着童话剧中阿拉伯人的装束，悄悄潜入圣殿山，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所在的区域挖开人行道，挖掘下面的秘密通道。然而，4月17日晚，一个穆斯林夜间看门人由于在拥挤不堪的家中难以入睡，来到圣地露营，惊讶地看到了这些英国人，然后跑到街道上大声喊叫，说化了装的基督徒正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里挖东西。

    穆夫提叫停了整个先知穆萨节的游行活动，谴责这个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的邪恶阴谋行动。一伙暴徒在先知穆萨节香客的增援下，马上跑去保卫他们崇高的圣所。帕克和他的朋友飞奔到雅法避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异常愤怒，他们试图处死哈利勒谢赫及马卡萨德，不过后来奥斯曼驻军介入并逮捕了他们，他俩的性命得以保全。他们和帕克的保安人员都被逮捕，关在贝鲁特监狱里。在雅法，蒙蒂·帕克及时登上了“睡莲”号游艇，不过那里的警察接到通知——帕克可能有约柜在身。警察于是搜查帕克的行李，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约柜。帕克意识到自己必须逃走。为了迷惑奥斯曼警察，他伪装成英国绅士的样子，将“睡莲”号装饰一番，并宣称要“为雅法的官员在船上举办一场招待会”。后来，当那些人正准备登船时，帕克却乘船逃走了。

    在耶路撒冷，群众威胁要杀死总督和每一个英国人，因为四处散布的谣言都在说，帕克已经偷走所罗门王冠、约柜以及穆罕默德之剑。为保住性命，总督躲了起来。4月19日早晨，《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城市一片喧嚣。商店关门，农民逃离，流言四起。”基督徒因“先知穆萨节中穆罕默德的朝圣者们”将来这里“杀掉所有的基督徒”的流言惊恐不已。同时，穆斯林被“八千名俄国朝圣者将全副武装，对穆罕默德信徒展开杀戮”的流言惊呆了。各方都认为，“所罗门宝物”已经被“转移到帕克上尉的游艇上”。

    欧洲人躲在屋里，锁上大门。柏莎·斯帕福德回忆道：“耶路撒冷人如此愤怒，每条街道上都设有巡警。”先知穆萨节的最后一天，有一万名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圣殿山上，暴民们“自乱阵脚。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恐慌，农妇和朝圣者涌出老城，跑向城门，哭喊着‘有人在屠杀’。每个家庭都进行了武装，并在家里设置路障”。“‘帕克丑闻’，”斯帕福德写道，“比我们长久以来居住在耶路撒冷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更可能引起反基督徒大屠杀。”《纽约时报》这样通告世界：“所罗门宝藏已飘然而逝。在欧麦尔清真寺下进行挖掘后，英国旅行队在游艇上突然消失：据说他们已经找到所罗门的王冠。土耳其政府已派出高官到耶路撒冷展开调 查！”

    蒙蒂·帕克从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他在那年秋天返回雅法，不过得到不要登陆的建议，“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告诉他的团队，他可能会“前往贝鲁特”看望那些被捕者。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到耶路撒冷平息新闻媒体，找到那里的要人，让他们恢复理智。一旦所有这些都平息下来，再让总督给大维齐尔写信，说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此事的影响在耶路撒冷从未有停歇的迹象，不过帕克直到1914年都一直在为此努力。

    伦敦和伊斯坦布尔方面为此出现了外交上的争执，耶路撒冷总督被撤职，帕克也因其阴谋行动遭到审判，但最后被无罪释放（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偷）。钱打水漂了，财宝也不过是空想而已，“帕克丑闻”终于为欧洲在耶路撒冷长达五十年的考古挖掘和帝国主义统治拉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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