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
（一）
玛丽每次从国外回来，总有一个女儿站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她，等待母亲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位学者的样子，一直到去世都是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提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赠送给她的，包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报告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还要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通常是一些路人赠给她的，虽然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可她从不肯扔掉。
回到家里，当玛丽看邮件时，艾芙就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母亲收拾带回来的行李。
每天晚上，玛丽都会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实验报告等。她从来不按照通常“思想家”的习惯，坐在写字台前的圆椅里工作；她喜欢没有限制的地方，这样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大量的曲线图纸。
每当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玛丽都会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夏天时，这种聚会就在室外的花园中举行。
如果某个试验没有得到她希望的结果，玛丽就会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驼着背，眼神空虚，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的农妇，因为遭到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到她这样，就担心她会出现什么事故，都会关心地询问她出了什么事。玛丽总是会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这次实验没有能让锕X 沉淀。”
玛丽还经常和孩子们谈到自己的死，表面上她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但她的内心其实并不真正地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因为她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开。她常常会冷静地说这样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
“在我去世后，镭学研究院的命运如何？这让我感到不安。”
……
好在女儿伊琳娜继承了她的事业。
在皮埃尔不幸去世时，伊琳娜才只有9岁，只是略知一点人事。后来，母亲用低抑的声音告诉她，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伊琳娜才明白，并且哭得很厉害。
可是，伊琳娜是一个像母亲一样倔强的小女孩，在哭完后，她就忍着悲伤找小伙伴一起玩了，她想快点忘掉这个痛苦。
渐渐大一点后，伊琳娜便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并且显露出很高的数学天赋。玛丽看到伊琳娜的情形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十分高兴，并渐渐给予她一些机会，指导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玛丽和两个女儿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伊琳娜也到索尔本理学院求学。她镇静而坚定，立志成为一名物理学家，而且她的兴趣也在研究镭的方面。虽然她的母亲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有着辉煌的成就和光荣的名誉，伊琳娜能否超过母亲还是个未知数，但伊琳娜并不在乎这些，她显然受到了父母的遗传和环境的影响，热烈地爱好科研工作，此外别无他求。
1918年，伊琳娜被任命为玛丽实验室的委任助手，从此便成为母亲玛丽最忠实的伙伴和最得力的助手。
伊琳娜不但遗传了玛丽的科学天赋和爱好，还遗传了她不关心和不爱修饰的习惯，但是，她却认识了一位英俊活泼的青年，那就是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约里奥是1924年由朗之万介绍到玛丽的实验室担任助手的。两年后，这位玛丽最得意的门生、镭学研究院最聪明最能干的工作者，与志同道合的伊琳娜结为夫妇。
婚后，约里奥·居里夫妇在玛丽的直接指导下，迅速成长，很快便成为新一代的优秀科学家。后来玛丽体弱多病时，女儿和女婿的聪明才干常常让她感到很欣慰，她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有所成就，甚至可以像她一样，摘取诺贝尔奖。
约里奥·居里夫妇没有辜负玛丽的期望，1935年，他们因为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二）
在任何时候，玛丽都不曾放弃科学研究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研究所的每一位成员，也成为她领导下的实验室的精神财富。一位在研究所工作的女研究员曾经描述了玛丽最后一年的工作情景：
“要想分离某种放射性元素，光靠白天的工作时间是不够的。居里夫人常常忙得连晚饭都不顾上吃，留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有一次，我们分离一种元素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都通宵达旦地工作……
“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但一道分离液体的程序还没有完成，居里夫人守在实验设备前，整个灵魂都融入到工作当中了……”
任何力量，除了死亡，都无法将玛丽与实验室分开。这个时期，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她的工作了，她一想到将会因为失明而无法再进入伴随她几十年的实验室时，就感到恐惧和绝望。
早在1920年的时候，医生就发现玛丽的眼睛有了患白内障的迹象。如果再过度使用眼睛，她就有失明的危险。
但是，玛丽却不想让外界知道她的这种境况。她去配眼镜和到医院里治疗时，都是使用一个加勒尔夫人的化名。
1923年，玛丽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接受了眼科手术；后来又于1924年和1930年先后接受了三次手术，这样才总算让她避免了完全失明的悲剧。
但即便如此，玛丽的视力衰弱情况依然日趋严重，后来她经常因为视力模糊而摔倒或打破东西。在很多时候，伊琳娜都尽可能地暗暗帮助她，使母亲仍然能够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一样动作自如。可怜和倔强的居里夫人，她是在向自己的命运做最后的挑战，她绝不甘心自己成为一个不能再做实验的无用的瞎子。
为了让自己能够继续实验，玛丽还发明了一种“盲人技术”，以应付她那些精细的工作。她用强度的显微镜和鲜艳的颜色在仪器上进行分度，再用极大的字写出讲课时的参考笔记。有时，她还要利用盘问对方的方法来巧妙地代替她必须进行的观察……
倔强的玛丽由于长期忘我的工作，以及受到镭射线的辐射，身体日渐糟糕。在早年研究放射性元素时，她和皮埃尔开始时并不清楚镭辐射对人体的危害，因而经年累月地受到辐射的伤害，但对保护自己的措施，玛丽却总是漫不经心。她经常严格要求学生们用铅服保护好自己，而她本人却总是违反规定操作。
1933年底，玛丽再一次病倒了。这时，她已经是一位66岁的老人，却每天都在实验室中奔波忙碌。
由X光检查的结果得知，玛丽患上了严重的胆囊结石。她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开刀去世的，玛丽害怕自己会走父亲的那条路，因此拒绝开刀，想通过调养减轻病痛。
从这一次起，玛丽的境况就时好时坏。感到身体状况较好时，她就到实验室工作；如果身体疲乏，不能出门，她就留在家里，写她的那本最后的著作。
1934年，姐姐布罗尼娅来到巴黎，与玛丽一起住，以便能更好地照顾她。玛丽想和姐姐一起在附近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走过几段路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至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尼娅的怀里，像个有病的孩子一样抽泣起来。她担心她的著作，恐怕没力气再把它写完了。布罗尼娅温柔地抚慰着她。
到了第二天，玛丽就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天气渐渐变暖了，玛丽感到很舒服，身体也觉得好了一些。一个医生说她患了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40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但玛丽并不太注意自己，虽然一直发低烧，只要身体允许，她就到实验室中继续工作。
布罗尼娅见玛丽状态比较好，便准备回波兰去。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三）
病魔仍旧在悄悄地进行着它们的活动，让玛丽的身体又出现了不适：发烧、头晕、恶心、颤抖、无法站立……而玛丽却还想着用以前对付疾病的方法，忽视它们。但这一次不行了。
艾芙也看出母亲的病与以前大不相同，因此坚持让母亲找医生来检查。
当医生看到毫无血色的居里夫人后，立即坚决地说：
“您必须马上躺下休息！”
玛丽这一次也预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垮了，她顺从地让医生为她做各项检查，给她服药。以前，她对这些医生可不是太欢迎。
女儿和女婿觉得城里的环境也许不适合母亲养病，而且她还总是放不下实验室的工作，因此建议送母亲到空气清新的乡下疗养院去，玛丽也爽快地答应了。从身体内部传递出来的消息使她知道，她的病这一次来者不善。
到疗养院后，医生又为玛丽详细地检查了身体：她的胆囊里有结石，她的肺十分衰弱，她的白血球数目减少得很快……
玛丽的体温总是在40度左右，医生们一时都弄不清她为何高烧不退。直到最后从日内瓦请来的一位医生才下了结论：这是爆发性恶性贫血，是一种无法控制和治疗的绝症。
这时，大家才逐渐找到伤害这位伟大科学家身体的真正凶手：镭。
7月3日早晨，玛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她很高兴。事实上，体温降低是人临终前都有的现象，这也是人将死前的回光返照，但没有人敢告诉玛丽。
艾芙笑着告诉母亲，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玛丽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这地方的高度。”
过了一会儿，玛丽看了一眼病床前的茶杯，想用茶匙搅动一下。忽然，她好像梦幻般地低声说：
“用镭，还是用钍制作呢……”
接着，便是一些吐字不清的低语。艾芙赶紧找来医生，医生准备给她注射，可玛丽忽然对医生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临终的时刻，玛丽显示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
7月4日黎明，阳光将群山染成了玫瑰色，并开始在极其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整间屋子，也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毫无表情的灰色面孔上。死亡已经使玛丽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医生在死亡报告上写到：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斯罗姆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再生性障碍恶性贫血，骨髓已不再起反应，很可能是由于长期受到辐射而引起的病变。
玛丽病逝的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几个地方更是引起了极度的悲痛：在华沙有希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和布罗尼娅；在蒙彼利埃有亚克·居里；在伦敦有麦罗娜；在巴黎有一群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学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弗尼埃是玛丽最器重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到：
“我们失去了一切。”
7月6日下午，在亲人和好友的陪伴下，玛丽·居里的遗体被葬在皮埃尔·居里先生的墓地里。约瑟夫和希拉从波兰带来了一把祖国的黄土，轻轻地撒在她的棺木上——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波兰女子。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所写成的一本著作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的启示。
镭学研究院也已经恢复了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许多科学作品当中，又增加了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着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皮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则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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