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居里夫人的故事-接替皮埃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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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必须要有耐心,特别是要有信心。

    ——居里夫人

    (一)

    皮埃尔不幸去世后,索尔本大学当局便想让玛丽继续留在大学里工作,但该以什么样的职位和头衔留下她呢?

    皮埃尔去世了,他的讲座按理也应该取消,与讲座同时设立的实验室(玛丽是该实验室的主任)也将同样撤销。那么,玛丽如此高的学术地位,怎样安排她,才能让她和大家都满意呢?

    这时,皮埃尔生前的一些亲友,如皮埃尔的哥哥亚克、玛丽的哥哥约瑟夫以及他的朋友佩兰等,都替玛丽向大学建议,认为玛丽是唯一能够继续主持皮埃尔讲座的人选,而且她也肯定有能力、有资格完成皮埃尔未竟的事业。

    索尔本大学当局对这位拥有理学博士头衔的不凡女性的确不敢轻视,但当时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巴黎大学还从来没有过“女教授”,谁有勇气打破这个传统呢?

    可为了事实需要,大学当局不得不鼓起勇气,打破了这个规矩。

    于是,在皮埃尔逝世一个月后,理学院的会议一致决议保留皮埃尔·居里所创设的物理讲座,并把这个位置给予他的夫人玛丽·居里接任。

    这是法国,恐怕也是整个欧洲,第一次将最高教职委任给一位女性。接到聘书的玛丽真是百感交集,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

    “我试试看吧。”

    这天,玛丽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

    皮埃尔,我已经接任了你之前的工作,即将坐你坐过的椅子,拿你拿过的教鞭,我的心情是错综复杂的。想到你经常说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我们都要完成共同的实验。”这番话给予我足够的勇气,所以我接受了校方的聘书。

    ……

    玛丽必须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她要活着,继续皮埃尔的遗志而活着。关于放射性的科学,现在还不过是刚刚开始,正在等待她的研究;两个女儿还都年幼,也正在等待她的抚养。

    玛丽决意收起悲伤,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她怎么能够忘记这些悲伤呢?

    从少女时代开始,因为家庭拮据,她就不得不到荒僻的乡下,做一个被人藐视的家庭女教师。好不容易有机会到巴黎求学,她那如花的青春却在阴冷的阁楼上消磨过去……

    此后,她与皮埃尔相识、结婚,夫妇俩志同道合,本可以过得很好,却为了科学研究,在阴冷潮湿的棚屋里做了4年的粗活重活!好不容易苦尽甘来,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死神却这样残酷地降临到皮埃尔的头上,突然之间带走了他的生命……

    虽然这些悲伤的过往还在玛丽的心头存在,但是,她要让皮埃尔在地下瞑目。为此,她必须坚强地踏着皮埃尔的脚步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

    不久后,布罗尼娅和约瑟夫也都返回了华沙,为了尽快忘记过去,重新生活,经过慎重的考虑后,玛丽在巴黎的市郊租了一幢有庭院的房子搬了过去。

    从此以后,玛丽、伊琳娜、艾芙,还有79岁的老居里先生4个人,便开始过新的生活了。

    (二)

    1906年11月,新学期开始了,玛丽为了准备大学物理的课程,整个暑假都在实验室中埋头工作。

    为了做得比皮埃尔更出色,也为了不辜负皮埃尔,她参阅了皮埃尔生前的各种参考书和笔记,不断地深入理解课程。

    11月5日下午1点30分,是玛丽的第一堂物理课。然而正午时分,就已经有人拥到大学理学院阶梯教室的门口等候了。

    刚刚1点整,小小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在教室中听课的,既有科学院的成员,也有各个科学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还有一些根本听不懂课的新闻记者、艺术家等。而真正需要听课的大学生反而没有了位子可坐。

    人们都好奇地议论着:

    “她今天会穿什么衣服来上课呢?”

    “她开头会怎样讲课呢?会表示感谢吗?”

    “肯定要对她的丈夫讲几句赞美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上课的铃声响了,身穿黑色外套、身材娇小的玛丽·居里从侧门步入讲台。

    挤满教室的人们激动地鼓起掌来,向玛丽表示最深切的敬意。这位怯懦的夫人还带着明显的忧愁和哀伤,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感谢大家的热情。

    掌声停止了,大家都屏息静气,想听听玛丽的第一句开场白将怎么说。

    玛丽用一种声调不高但颇具穿透力的声音,开始了和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课:

    “当我们考虑到近10年来物理学所取得的进步时,我们将不得不对电和物质方面的新思想表示惊叹……”

    听众们都十分惊讶,大家以为她一定会从赞扬她的先生皮埃尔的工作开始,但她却对可能会引起人们同情的往事只字未提,并正好从皮埃尔上次讲完的地方接着向下讲。

    这节课讲的是有关原子分裂、放射性物质的新学说。玛丽讲得从容不迫,纯熟的法语中偶尔夹杂一点波兰口音。

    那些一直听皮埃尔课程的学生,在听玛丽的讲课时,不禁都鼻子发酸,眼泪悄悄地流出来。也许只有他们,才能真正理解玛丽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种巨大的哀痛。

    下课时间一到,玛丽又微微地一鞠躬,转身走出了教室。教室里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是十分成功的一堂课,学校当局对玛丽的学问和讲课水平都深表钦佩。

    除了讲课之外,玛丽还要到他们的实验室进行指导研究。现在实验室正在研究的,是居里夫妇尚未完成的“镭的单独提取”。这项工作的艰巨和实验的困难,比准备讲课更加辛苦。

    要肩负两份如此重要的任务,玛丽的劳累也是与日俱增,常常因为贫血或劳累过度在实验室或家中晕倒。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是不能担任这种工作的,可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玛丽的工作。

    幸运的是,在实验室孤军奋战的玛丽获得了出乎她意料的帮助。

    首先,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听说了玛丽的事情后,为她提供了几年的研究经费,让玛丽实验室中的设备得以完善,并增加了研究员。

    另外,一位名叫安德烈·德比恩的物理学家也经常来协助玛丽的工作。后来,玛丽能够成功地将镭单独提取出来,德比恩可谓功不可没。

    经过不懈的努力,到1907年,玛丽又成功地提炼出400毫克的氯化镭,并再一次确定了镭的原子量。

    这一年,玛丽在发表的《论镭的原子量》一文中写到:

    1902年,我发表了用90毫克氯化镭对镭的原子量进行测量的结果。从那时开始到现在,从多次矿石处理中又得到数百毫克看来很纯的镭盐。我对它们进行纯化工作后,获得了400毫克很纯的镭盐。这样,便在比上次好得多的条件下,对镭的原子量进行了重新测量。

    在1902年时,玛丽就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也是《论镭的原子量》。那时,她通过实验测定镭的原子量为225.93。

    而这一次,她在实验“比上次好得多的条件下”对镭的原子量进行了更加精确的测定,最终测定结果为226.45。

    (三)

    在皮埃尔去世后,玛丽虽然接任了皮埃尔的物理学讲座,但当时学校给她的聘书上用的是代课的名义。

    1908年,索尔本大学理学院正式任命玛丽为实任教授,她在那里教授放射学——世界上第一个教授这种科目的人,而且是当时唯一教授这种科目的人。

    每天,忙碌的玛丽不但要在课堂和实验室工作,还要着手整理丈夫皮埃尔的遗稿。这一年,一本600页的大著作出版了,题目为《皮埃尔·居里的著作》。

    这是皮埃尔生前的撰著,玛丽对其进行认真的整理后付印。封里有一副居里先生的像,还有一篇序,是玛丽亲自写的。

    在这篇序文中,玛丽追述了这个不幸的学者的生涯,并惋惜他在创业中途不幸失去了生命。

    这本著作出版后的两年中,玛丽还着手编著她所教授的课程。1910年,一本内容高深的专著《放射性论》出版,几乎有1000页。

    更好的消息也传来了,1910年,玛丽终于成功地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我们前面所说的纯镭,其实都是指氯化镭或溴化镭,因为纯金属镭是极其不稳定的。

    然而,在这辉煌的一年,又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皮埃尔的父亲老居里先生因病去世了。这对玛丽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老居里一直都与玛丽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皮埃尔去世后,老居里高度的理性和智慧给予了玛丽很大的勇气,并且帮助玛丽照顾两个孩子,让玛丽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她和皮埃尔未竟的研究事业。

    1909年后,老居里便因肺部充血几乎卧床不起了。玛丽很感激这几年公公对整个家庭所起的作用,因此常常在身边陪伴他。

    老居里的许多观点与皮埃尔都很一致。例如,皮埃尔死后留下了一克镭,对于这一克价值百万法郎的镭该怎样处理?

    有一次,玛丽对老人说,她想把这一克镭赠送给实验室。但许多朋友都劝她留给自己,因为这是名正言顺的。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们的以后想想。但玛丽自己不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孩子们以后应该靠自己生活,怎么能靠父母的遗产生活呢?

    老居里很赞同玛丽的观点:

    “我赞成你把它献给实验室,贵重的镭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玛丽对老人家的理解十分感激。这位老人一生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伟人。

    遗憾的是,2月25日,老人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

    不过,玛丽的成绩还是一件接着一件地凸显出来,她陆续发表了《论镭放射性系数的测定》、《论金属镭》等论文。

    这年的9月,玛丽还参加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国际放射性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放射性强度确定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单位。

    与会者大都同意应该由玛丽来确定这一计量单位,因为她是这方面不可动摇的权威。有人提议,将放射性强度的国际标准单位定为“居里”,玛丽慨然赞同。她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纪念皮埃尔居里·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不过,对于这个计量单位该如何定义这个问题,与会者们没有讨论出一个具体的标准来。

    回到巴黎后,玛丽立即将她提炼出来的21毫克纯金属镭封存入一个玻璃试管中,然后郑重地将其送往巴黎附近的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从而确定了后来通用的国际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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