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孟子的生平

    孟子名轲，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鲁国邹人（今山东省邹县东南郊）。关于他的先世，东汉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介绍了一种说法，说他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1]另外，刘向的《列女传》记载他幼年丧父，他母亲为教育他长大成人，曾经“三迁”和“断机”。[2]这些记载大约是可信的。孟子出身贵族，但是到了他出生的时候，早已沦落为贫寒的普通百姓了。

    孟子出生时，孔子已死去将近百年。不过此时的儒学已成显学，所以孟子接受了儒家的教育。《史记》孟子本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3]，说明他是孔门的嫡传。

    孟子学成以后，便周游列国，向诸侯宣传儒家的思想和政治学说。当时，各国社会变动不居，政治改革的声浪日益高涨。为适应现实的政治形势，孟子也大谈为国之道。然而，当时受到欢迎的是申不害、商鞅的法家理论和吴起的兵家理论，而孟子所倡导的那套“仁政”根本不合乎各国君主的需要。他们表面尊重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无论在大国齐国、鲁国，还是在小国宋国、滕国，他得到的都是这样的待遇。到了七十多岁时，他仍然看不到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希望，于是就结束了出外游说的生涯，回到家乡，和自己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一起著书立说了。

    第二节 《孟子》的篇目与作者

    传世的《孟子》共有七篇，每篇各分上、下；标题也同《论语》一样，系从每篇首句摘出几个字而形成的。其目次是：

    1.《梁惠王（上、下）》

    2.《公孙丑（上、下）》

    3.《滕文公（上、下）》

    4.《离娄（上、下）》

    5.《万章（上、下）》

    6.《告子（上、下）》

    7.《尽心（上、下）》

    然而，关于《孟子》的篇目问题，古代却有所谓“内外篇”的争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孟子》时说：“《孟子》，凡十一篇。”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篇中进一步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孟子》的外书四篇文字肤浅，与七篇内书不相类似，因而怀疑这四篇外书是后世的伪托之作。[4]因此，他作《孟子章句》时，只给七篇内书作注，而没有理会四篇外书。后来，由他作注的七篇《孟子》流传下来，而另外四篇则逐渐亡佚了。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1.认为出于孟轲之手。《史记》孟子本传说：“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此说比较详细。据此，孟轲周游列国不得其志，于是回到故乡和几位学生一起撰写了《孟子》一书。赵岐的《孟子题辞》、应劭的《风俗通义·穷通》篇、傅玄的《傅子》都赞成此说。

    2.认为出于门弟子之手。东吴姚信的《士纬》说：“孟子之书，将门人所记，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见，非惟教辞而已。”[5]韩愈遵从此说。[6]

    3.认为孟轲所自作，后经过门弟子叙定。清人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说：“孟子，……道不行，归而作书七篇，卒，当赧王之世。卒后，书为门人所序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7]

    4.认为由孟轲的门弟子所作，并且有再传的门弟子的记录。宋人林之奇的《孟子讲义序》说：“《论语》、《孟子》皆先圣既没之后，门弟子所录；不惟门弟子所录，亦有出门弟子人者。……如孟子之书，乃公孙丑、万章诸人之所录。其称‘万子曰’者，则又万章门人之所录。盖集众人之闻见而后成也。”[8]清人周广业赞成此说，并在所著《孟子四考》进一步申述其意说：“此书（按：指《孟子》）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万章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其后编次遗文，又遗乐正子及公都子、层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9]

    上述四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到底哪种意见更合适，今人的看法也不一致。周予同先生认为四说当中，“第四说为较优”[10]，而杨伯峻先生则认为《史记·孟荀列传》的话，即第一种说法，“是大体可信的”[11]。这其实重申了朱熹的观点。朱熹说：“《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12]

    第三节 《孟子》的思想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韩愈在他的名文《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3]在韩愈所建构的自尧舜以来儒家道统的谱系中，孟子是其中的一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的思想基本上与孔子相同，但由于时移世易，他又有所发展和创新。[14]《孟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

    孟子具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天”既是宗教性的东西，又是道德性的东西。“天”虽然是具有神性的最高主宰，但其赏善罚恶的作用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人的行为和道德。如果人的行为、道德合于天意，那么同样具有赏罚的力量。在此，人道与天道合二为一，天道的作用不过是人道的需求而已。只要人们能够反求诸己，就可以实现天人合一，就可以认识和了解“天”。从这里自然地引出了“万物皆备于我”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论题。

    孟子也讲“气”和“道”。他反对构造世界万物是“气”、世界万物的总规律是“道”这一唯心主义认识，而认为“气”是人的“浩然之气”，“道”是天道。浩然之气既充塞于天地之间，也存在于人的心中，所以他主张“养气”。他又认为“气”是“心”的道德体现，只有“养心”，才能达到更高的道德修养。以此为基础，他阐发了自己的认识论。他认为人们的认识根本不必依靠感官对外界进行考察，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心”才可能得到知识，因为百事万物俱在心中，养心的工夫，即是求知的最好途径。认识论方面的看法，典型地表现了孟子的唯心主义思想。

    人性论是孟子哲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他的人性论主要包括三个问题：一是人性的生成问题，他认为人性与生俱来，难以改变；二是人性的内容问题，他认为人性是善的，而这正是人和禽兽的区别所在；三是道德的标准及如何进行道德修养的问题。他认为人的本性既然是善的，那么只要顺着人性发展，就合乎道德，逆着人性发展就违背道德。善存在于人心之中，道德修养的功夫仅仅在于反求诸己。他的人性论把中国古代的人性理论第一次系统化，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孟子有系统的社会历史观念。他强调义利之辨，主张用仁义反对好利，认为仁义是社会安定、上下有序的根本保证，而好利则是一切争夺之源。他企图用社会分工来论证阶级剥削的合理性，以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他并不主张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他继承古代的民本思想，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著名主张，把古代的民本思想推上一个新的高峰。他认为社会兴衰取决于圣人的隐现，而圣人的出现上应天意，下合人心，有定数，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后来，邹衍接受了这一理论，建立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五德终始”说。

    总而言之，孟子的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四节 《孟子》学源流

    《孟子》在先秦时代的流传情况不详。不过，据《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派，势力最大的是孟（子）、荀（子）两派。孟子的后学与阴阳五行家合流，在周秦之际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范文澜先生认为，“秦始皇时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15]。从孟派的兴盛可以间接地说明，《孟子》在当时不仅流传甚广，而且影响也不小。

    汉代初年，孟派仍然得势。赵岐的《孟子题辞》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16]这几种书相对于“五经”来说，属于“传记”。赵岐又说汉武帝时设置“五经博士”，便把这些“传记博士”废去了。此事《汉书》不载，后人颇多怀疑，王国维则倾向于承认此事的真实性。[17]汉代治《孟子》的，始于扬雄。据《中兴艺文志》载，扬雄曾注《孟子》。东汉，诸子学复兴，研究《孟子》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程曾、高诱、郑玄、刘熙、赵岐都曾为《孟子》作注。赵岐的《孟子章句》，不同于汉代专明训诂的释经著作，它的重点是解释句意。每章的末尾，用韵语总结该章大指，称为“章指”。此书在后世享有很高的地位，宋代孙奭据此作《孟子注疏》，列入“十三经”。现在除赵岐的注本存世外，汉人的其他注释都亡佚了。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也对孟子下过很深的功夫，收于《论衡》中的《刺孟》篇，具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隋唐时代，比较重要的《孟子》学著作是晋人綦母邃的《孟子注》、唐人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的《孟子音义》、丁公著的《孟子手音》，可惜这些书都未能流传到今天。

    宋代，《孟子》一书正式由“子”入“经”，《孟子》学也呈现出崭新的气象，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成果。孙奭的《孟子注疏》是继赵岐《孟子章句》之后又一部非常重要的新疏。此书博采宋以前注《孟》之作的长处，加以融会，既注重义理的发明，也注重文字的训诂，是汉学向宋学转变时期一部比较好的撰作。朱熹的《孟子集注》与孙奭的“注疏”宗旨不同，它继承“二程”的传统，重点在于阐释孟子的思想。此书是宋学《孟子》学的中心。宋代除通注《孟子》的撰作外，还有不少以阐发孟子思想内容为主的作品。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在尊崇孟子的同时，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反对孟子的著作。重要的有冯休的《删孟子》、李觏的《常语》、郑厚的《艺圃折中》、司马光的《疑孟》。

    元明二代，《孟子》学无多称述。清代《孟子》学的重心是攻击宋学，复兴汉学。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广业的《孟子四考》，一反宋明以来空言性理的旧习，以扎实的考证工夫见长。阮元重刻“三十经”，开始比较彻底地恢复了被宋人删弃的赵岐“章旨”的面貌。焦循的《孟子正义》以赵岐注为本，荟萃清儒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的成果加以疏证，被推为清代注《孟》水平最高的作品。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借孟子学说立论，比较详尽地阐发了他自己的进步的哲学思想，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理学的反动性，因而此书从一般的考证之作上升为重要的理论著作。清末的康有为著有《孟子微》，竭力发挥儒家托古改制的思想，是康梁一派宣传政治改良的重要著作。

    解放以后，《孟子》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发表了许许多多的论著。在整理旧文方面，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影响最大。此书注释准确，译文流畅，既专精又通俗，与《论语译注》一起广为流布，深受各界读者的欢迎。

    注释：

    [1]见《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1页。

    [2]刘向《列女传》卷一《邹孟轲母》说：“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乃去。舍市傍，其游戏为贾人衒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旁，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自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史记·孟荀列传》言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司马贞《索隐》引王劭说，以为“人”字为衍文。如此，则孟子系直接受业于子思。《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为“子思弟子”。受班固影响，应劭、赵岐也都说孟子曾师事子思。

    [4]赵岐《孟子题辞》：“又有外书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见前揭《十三经注疏·下》所载的《孟子注疏》。

    [5]转引自周予同《群经概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

    [6]见韩愈《答张籍书》说：“轲之书非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韩愈集》卷十四《杂著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93页。

    [7]转引自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8]同上。

    [9]转引自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10]同上。

    [11]见杨伯峻《孟子》，载《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页。

    [1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九《论语一 语孟纲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

    [13]韩愈：《韩愈集》卷十一《杂著》，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7页。

    [14]孟子在孔子基础上的创新，程颐曾经加以极简要的概括，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又说：“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转引自朱熹《孟子集注·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5]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

    [16]见前揭《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下》。

    [17]在前揭《汉魏博士考》一文中，王国维曾对此有所讨论，载《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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