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长镜头

    武昌，已经在革命党人手中。

    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一个接一个，圆满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任务。

    热情和勇气稍一冷却，无论是党人代表还是普通士兵，都在短暂的怔忡中，忽然于内心中发问：

    下一步，该怎么办？

    吴兆麟非常有自知之明——一个队官（连长），该干的已经干了。自己在楚望台上能指挥人马攻克总督府，已经超出了本身的实际指挥能力。下一步的进伐，绝非他个人所能镇威得住。

    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死的死，病的病，没有一个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在他们应该的位置上。名头更大的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均远在香港或上海，鞭长莫及。

    驾驭“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主心骨镇得住，随时可能倾覆。所以，对于大家拥戴自己做“大都督”，吴兆麟死命推却。

    他不是虚伪地“半推半就”，而是十二万分认真地摆手说不行。

    在这些士兵阶层的革命者当中，蔡济民是最有政治远见的一个人。

    他简单分析当前形势后，说：“起义初告捷，应该马上组织一个像样的领导机构。否则，群龙无首，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当务之急，我们要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现在，我们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作领导，任凭我们这些军中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均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

    大家想来想去，真能符合“深孚众望”四字的，武昌只有两个人，武有黎元洪，文有汤化龙。

    大乱甫定，大家很怕士兵们杀红了眼，手滑之时，说不定就把这二位也给办了。大家好一阵紧张，赶忙分头派人去找。

    纸人傀儡高高挂

    作为“幌子”的黎元洪

    革命党人集合开会的地点，就在蛇山下的咨议局。不久，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熟门熟路，首先被“请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议员。

    相比多数老态龙钟、白髯大腹的议员士绅，时年仅三十七岁的汤化龙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干练、老到，身着时髦西服，文雅中透出股精明之气。

    汤化龙（1874-1918年），湖北浠水人，出身富商家庭。这个人不仅聪明，运气又好，在清朝科举顺利，由举人而进士，再去日本进入政法大学研习法律，是个典型洋派新人物。

    1909年，汤化龙回国，恰好赶上清廷在各地举办咨议局。以他的学问和背景，很快就被推为议长。1910年，他入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被推拥为会议主席。此后，他数次参加立宪派的请愿活动，强烈抵制“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对清廷进行正当抗争。

    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是革命党人要争取的人选。

    看着咨议局大铁栅栏两边高高悬挂的铁血十八星旗，以及来去匆匆、面孔严肃的军人，汤化龙等人表面镇静，心内暗中打鼓。

    乱世之中，兵爷最不好惹。他们手中的枪都是真家伙，刚刚经历过厮杀战阵，血腥气往往使人冲动，极易失去理智。

    入得会场后，见到蔡济民、熊秉坤等人言语温和，彬彬有礼，汤化龙总算稍稍放下一颗心。

    大家团团就座，开始商讨都督的人选。

    汤化龙本人到来，自然有人表示要推他做都督。

    汤化龙立刻起立，摇手表示不同意：“对革命事业，兄弟一向真心拥护。但瑞澂逃走，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哪里能打得仗。都督一职，万万不可。”

    他这一表态，当然是反复权衡风险系数后的托辞。造反革命，不仅本人要掉脑袋，家族都要玩完。时势如此不明，咨议局、立宪派先前再对清廷有怨恨，现在动真格地要革皇帝的命，首先还真要想想自己和三宗九族的命。

    不过，汤化龙的话确实有道理。秀才去领兵，一定拎不清。

    党人们议论纷纷，有的推刘公，有的推蒋翊武。可是，刘公这个人，给人印象总是幕后推手那种人，无法服众；蒋翊武呢，关键时刻找不到人，很有临阵脱逃的嫌疑。

    二人都不是合适人选。

    最后，还是吴兆麟一句话定了调子：“军队起来革命，汤议长不好领导。如果在军中寻找有声望的人，我觉得，黎元洪最合适。”

    听这话一说，咨议局议员刘赓藻马上附和：“很合适，很合适。黎协统现在还在武昌城中。如果大家同意推他做都督，我可以带人去找他。”

    在座几个议员纷纷点头。

    看见“民意代表”如此，蔡济民首先表态，同意迎拥黎元洪。

    大家对此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以咨议局名义，派出刘赓藻、蔡济民前往黎元洪家中，催熟那个要出炉的“大都督”。

    缘何刘、蔡二人这么热心呢？中国人的乡籍意识，每每萦绕不去。他们两个人，与黎元洪均是黄陂老乡，自然感情上倾向于他。

    其实，早在辛亥年三月间，蒋翊武在文学社一次会议上，已经讲明起义后要拥黎元洪为都督。当时的想法，不仅仅是造反要拉一个官大的顶锅，最主要还是怕起义后其余各省不明真相，以为武昌是乱兵哗变或土匪搞事。如果起事后各地不支持，武昌肯定孤掌难鸣。当然，彼时的“推举”，也仅仅是文学社、共进会上层的少数领导人知道，大部分革命士兵对此并不知情。黎元洪本人，当时自然更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被人“委任”为“未来”的革命大都督。

    蒋翊武当时提出此议的一个理由，还有一点很重要——湖北都督，应该由湖北人做，特别要找一位压得住阵脚的“大人物”来做。

    看似公允，其实也蕴含某些私心：文学社与共进会一直明争暗斗，双方谁出来当头，另一方都不会心服口服。所以，不如找个“第三方”，谁都不好再争辩。

    中国人的折中“调和”政治，向来如此。

    所以，天上如此大的一块馅饼，最终竟然会砸在从来没有想到要革命的黎元洪的胖脸上。

    1911年10月10日夜至10月11日上午这个时间段内，黎元洪在干什么呢？

    依据几十年辛亥革命史对这位“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的“坏人”的描述，似乎黎元洪是这样一种形象：粗蛮的光头胖子，胆小怯懦躲在床底下的愚夫，革命后翻脸不认人、杀人不眨眼的变脸恶魔。

    果真如此吗？

    不尽然。

    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守卿，湖北黄陂人（原籍安徽巢湖）。1883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广东水师服役，充当“二管轮”。甲午战争爆发，他本人随舰队北援参战，充当广甲舰主驾驶。

    大东沟一役，日军偷袭，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下令船只脱离战场。此船逃到大连湾三山岛附近，因沙多搁浅。发觉有日舰追来，管带吴敬荣率先再逃。黎元洪等人也与其余十多名官兵坐一小艇，跟着管带往岸上逃。其间，大浪击翻小艇，淹毙数人。黎元洪本人不谙水性，幸亏他身上有件救生衣，捡得一命。

    挣扎游上岸后，他被当地渔民救起。休息一宿，即跑往旅顺归队。后来，他赶往天津待查。北洋水师被连锅端，黎元洪如丧家犬一样，也被清廷追实责任，最终还被拘押数月。

    无奈，英雄路短，黎元洪只得投往两江总督张之洞处。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

    张香帅当时正兴办自强军（南洋军），急缺人手。黎元洪本人军事能力强，科班出身，精通外语（史料未详载他精通哪一国外语，应该是在学堂学的英语），很快被张之洞看中，并短时间内保送他去日本深造。

    回国后，黎元洪步步稳升。当湖北武备军被改编为两镇时，他任湖北第二镇统制官（即陆军第十一镇）。后来十一镇缩编，改番号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独立旅），他得任协统。

    所以，在湖北军界，张彪第一，黎元洪第二。

    黎元洪这个人，不仅仅是军中“知识分子”，人缘也很好。别的军官中饱私囊，克扣军饷，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事，且常常与士兵共苦乐，很会带兵。这种小恩小惠、与兵同乐，看似简单，关键时刻却能救人一命。

    给人印象更深的，还是黎元洪的“开明”态度。革命前，四十一标有位名叫李佐清的学生兵自己剪辫，为军法官所告。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当着一帮军官的面，黎元洪打个哈哈，一笑了事：“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

    本来能杀头的罪过，黎元洪轻轻带过。

    1906年，他奉命督师，率兵前往镇压萍浏醴起义。进入战区前，他召集属下军官们，说：“我们打仗，一定要预先辨明暴徒的性质。如果对方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党人武装，不要与他们死战，应该设法劝说他们，让党人自动解除武装，遣散人众；如果对方是抢掠杀戮为目的的土匪，就一定要坚决予以消灭，以绝根株！”

    可见，黎元洪确实具有比较开明的政治眼光。

    保路运动高潮时，他加入立宪派阵营，作为军界代表加入铁路协会，给时人印象极佳。

    靠拍荣禄马屁做成高官的陈夔龙任署理湖北总督时，由于他老婆是庆亲王奕劻的干女儿，湖北大小官员皆曲意奉承。陈夔龙小女儿病死，办丧事敛财，张彪等人追悼金一送就是十万银元，巴结孝敬，无所不为。反观黎元洪，仅送数元作吊仪，很显“吝啬”。不久，汉口慈善机构筹善款，他反而出手就是三千元。为此，时人对黎元洪交口赞誉。

    陈夔龙经张彪阴激，深恨黎元洪，很想找借口罢掉他。无奈黎元洪在军中人缘、口碑太好，投鼠忌器，陈夔龙最终奈何不了他。

    由于本人出身贫寒，黎元洪生活节俭，与结发妻始终关爱。他对下属对士卒，无论生活还是学习，皆关慰有加。连小兵家里有丧事，他都会亲自慰问并送奠仪。

    所有一切，使得他在士兵中的口碑非常不错，广得军心。

    这么一渲染，似乎黎元洪是个同情革命的“进步”武人。

    当然不是！

    日后渲染黎元洪多么多么“反革命”，都举他在武昌起义当夜手刃革命士兵的例子。10月10日晚上9点，黎元洪本人在黄陂司令部。他接到督府方面的电话，告知他所统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营二十队、辎重二十一标发生兵变。

    当时，他十分着急，马上指示邻近的炮队第二十一营去镇压。但是，炮营很快反正。过了仅仅半个小时，消息传来，隶属第八镇的南湖炮队已经入城，在楚望台上架设大炮，猛轰督署。当晚10点刚过，瑞澂本人逃往楚豫舰。

    大概在11点半的时候，有一士兵突然在营墙上出现，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督署！”

    司令部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那个人擒入司令部。

    惶急失措的黎元洪拔出佩剑，当腹就把被擒之人一下捅穿。那个人意志勃勃，未能即死，仍大呼革命不已。护兵乱刃交下，把革命士兵剁成数段。

    事后得知，爬墙高呼士兵起义的被杀者，乃革命临时总指挥部所派出联系各营的周荣棠。

    这位英雄冤甚！他是安徽宣城人，时为工程营的喂马士兵。事后，黎元洪成为革命“大都督”，他这个革命“小士兵”，自然无人愿意再提起。

    这段经历，是1913年黎元洪本人对居正亲自道出，想必没有遮掩。不过，他当时“手刃”革命士兵的行为，也不能说明他多么凶残，多么“反革命”——无他，杀人之举，乃一清朝高级军官在大乱之时的本能反应。

    大局未明朗之时，当时的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突入司令部一声高呼，激使得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

    手刃杀人，只说明他是不革命，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武昌城内驻军，分为右旗和左旗两大块。左旗为第三十一标和第四十一标，右旗是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左旗的第三十一标归张彪第八镇管辖，而第四十一标都归黎元洪的第二十一协。

    如此“混乱”的安排，最终造成了清军指挥混乱，不相统属，临阵号令不一。

    其实，这种“混乱”的军事布置，一直是清朝入关以来的精心设计。看似犬牙交错，实乃有条不紊，以汉制汉，以满制汉。当初的主要目的，就是满洲贵族对汉军不放心，原意是让这些军队彼此互相牵制。但是，如此巧妙的“设置”，到了末世运尽之时，反而成为混乱的渊薮。

    午夜时，革命军已经在蛇山架炮，猛轰黎元洪所在的司令部。

    城外军队已经起义，城内除已经被调往外地的部队外，他能真正调动的军队，只有第四十一标第三营五六百人。

    参谋副官诸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逃命，都力劝黎元洪“暂避”一下。无奈何，黎元洪点头同意。他先到参谋刘文吉家换了身便衣，然后去附近的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躲避。

    他与军官们逃走后，四十标的革命士兵王世龙等人在操场集结大兵，整队起义，参加了进攻督署的战斗。

    所以，由于黎元洪的“阻挠”，这一标人马的起义时间比别人晚了许多。

    天亮时，工程营的程正瀛、马荣带一排革命军士兵，终于在谢国超家找到了黎元洪。至于他的行踪如何被查到，说法多多。熊秉坤回忆是讲黎元洪派伙夫回家抢救细软被抓，从而得知他藏身所在。而《辛壬见闻录》（作者逸民）又记述另外一种情况：黎元洪私养一美妾，被他老乡刘赓藻知道地址，就引人去找……到底哪条可信，细析之后，笔者认为黎元洪在美妾家隐藏应属桃色传闻。

    黎元洪藏身之地，应该就是管带谢国超家。至于后来革命党人津津乐道的黎元洪钻入床下躲避革命军抓捕的“情节”，几近小说。以他如此肥大身坯，躲入清末那种老床底下，几乎不可能。

    辛亥革命亲历场景的当事诸人，当时没有人提及如此可笑的“细节”，应该是大家日后翻脸后出于仇恨而编排、丑化的“文学加工”，使得他“床下都督”诨号，越传越神（1912年《震旦日报》首登这一“诬蔑”之说，后来《湖北志·人物志》中的《马荣传》，也有黎元洪躲入床下的描写）。

    见一排的兵士手端长枪，刺刀明晃晃，黎元洪心慌：“我平时待兄弟们不薄，奈何杀我？”

    马荣说：“不是杀你，是要你出来主持大局。”

    黎元洪：“革命党人有德有才之人甚多，我算什么？”

    马荣：“吴兆麟总指挥在楚望台，他要见你。”

    “哦，吴兆麟是老军官，他自可做主，我就不去了。”

    程正瀛见黎元洪磨磨蹭蹭，一时火起。他把刺刀往黎元洪肚子上一比画：“如果不去，现在就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黎元洪只得跟着走。

    到了楚望台，革命士兵整整齐齐地横排一字队，忽然鸣号举枪，向黎元洪行礼。

    黎元洪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专门为他准备的高规格的行刑队。

    吴兆麟闪出，握手寒暄。

    看见这位老部下，黎元洪心中稍安，埋怨说：“你学问好，资格深，为什么要革命？一旦失败，九族诛夷！”

    马荣在一旁闻言暴怒，拔刀作欲砍状，大骂：“你不要不识抬举！先前你杀掉我们报信的同志，此账未算。如今敬酒不吃吃罚酒，不革命即汉奸，杀你有名了。”

    吴兆麟赶忙阻挠，喝退马荣。充当“白脸”后，他耐心劝说黎元洪：“协统大人不要生气，士兵皆粗人，昨夜厮杀戾气重，弄不好就要杀人。现在武昌群龙无首，主持大计，非您莫属！”

    黎元洪低头，思之良久，叹息一声：“此乃天意，劫数难逃……事已至此，下一步如何？”

    见黎元洪有所松动，吴兆麟立刻回答：“一切由协统您做主！”

    “武昌一孤城，朝廷很快大军四集，如何抵抗？”

    “协统不必忧虑。孙文携带亿万军饷，黄兴率大批军舰，一时来赴，武昌一切皆在掌握之中。”反正吹牛不上税，任吴兆麟随便说。

    细问了武昌藩银、粮食、兵马等详情后，黎元洪很实际。“张彪等人就在附近，一旦率军反攻，事有不虞，该当如何？”

    “可以退守湖南。”吴兆麟自己也没了底气，“据说湖南方面很快要响应武昌，进行起义。”

    被裹挟至此，万事不由己。黎元洪长叹一声，骑上士兵牵过的一匹马，十二分不情愿地前往咨议局。边走，他边对旁边的吴兆麟叹言：“我这条性命，被你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到了咨议局，会场已经坐满了人，议长汤化龙、秘书长石山俨以及许多重要议员皆在场，围坐团团。

    作为“主席”的汤化龙，待黎元洪坐定后，抱拳拱手，起立寒暄。他首先表示自己全心赞成革命，然后话锋一转：“兄弟我不是军人，不懂用兵。其余诸事，兄弟尽全力帮忙。”

    皮球一踢，在场之人均心领神会，纷纷把目光落在黎元洪身上。众口一词，都推他当都督。

    据当时见过黎元洪的刘莘园回忆（时为陆军第三中学学生），当时的黎元洪，模样衰到极点，头戴一顶南瓜小帽，脑袋后面拖根辫子，两眼污浊无神，连唇上两撇日本式的胡子也无精打采地往下耷拉，愁眉苦脸坐在那里。

    听说推拥自己当大都督，黎元洪把头摇得赛过拨浪鼓：“别害我，别害我……”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再三劝说，黎元洪始终不从。

    蔡济民生气了。他拔枪在手，厉声道：“事已至此，如箭离弦。黎公再不应允，我只有当场自杀，以谢武昌同志及殉难先烈！”

    后来的不少电视剧、电影以及小说，均把蔡济民要自杀写成拔枪逼黎元洪，其实是不能尽然理解当时的情景。

    以蔡济民当时的身份，他不可能拔枪对着黎元洪吓唬。否则，苦肉计就变成霸王硬上弓了。

    见黎元洪推三阻四很坚决，在场人士无不呈激愤之态。特别是大厅外数位聆听的士兵，好几个操枪在手，嚷嚷要进去杀掉黎元洪（不排除党人提前布置“演出”的可能性）。

    乱哄哄之际，吴兆麟一脸关切状，低声附在黎元洪耳边说：“如果再推辞，士兵生乱，我们也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这句话管用，黎元洪脑袋一耷拉，不再言语。

    无声就是默许。

    大家一致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临时大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最后，革命党人摊开临时拟好的军政府布告，让黎元洪亲自签署。

    黎元洪开始猛摇其头。

    革命党人李翊东（李西屏）一拍桌案，拔出手枪：“黎元洪，你如此难缠，再与我们作对，就让你吃子弹！”

    马上有人上前假意阻拦。

    李翊东本人，时为军事测绘学堂学生，共进会会员。那张布告，就是由他起草的。见到黎元洪推推搡搡，他自己捻笔在手，在文告上替黎元洪“代签”了事。

    “哼，木已成舟，你还抵赖不成！”

    在座的人纷纷打哈哈，当天的事情，基本圆满解决。

    也就是说，虽然被逼封为“大都督”，黎元洪仍旧留着后手。如果哪天朝廷军队重入武昌，他可以有喊冤叫屈的借口——布告上的字不是我写的，大都督也是被迫干的。

    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上面署有“都督黎”字样的文告，在武昌起义成功后，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特别是在武昌街头，万头攒动。老百姓们听说黎协统都革命了，顿感心中释然，一下子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有“都督黎”大字的一纸公告，极大地镇抚了大混乱过后的武昌城内的军心、民心，稳住了革命军的阵脚，为武昌起义后的革命之火大燎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虽然是个幌子，黎元洪的历史作用，确实不比寻常！

    这张贴满全城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全文皆用俗俚体，六字一句，朗朗上口，言简意深，大义凛然：

    今奉军政府命 告我国民知之

    凡我义军到处 尔等勿用猜疑

    我为救民而起 并非贪功自私

    救尔等于水火 拯尔等之疮夷

    尔等前受此虐 甚于苦海沉迷

    只因异族专制 故此弃尔如遗

    须知今满政府 并非我汉家儿

    纵有冲天义愤 报复竟无所施

    我今为此不忍 赫然首举义旗

    第一为民除害 与众戮力驱驰

    所有汉奸民贼 不许残息久支

    贼昔食我之肉 我今寝贼之皮

    有人急于大义 宜速执鞭来兹

    共图光复事业 汉家中人立期

    建立中华民国 同胞无所差池

    上民工商尔众 定必同逐胡儿

    军行素有纪律 公平相待不欺

    愿我亲爱同胞 一例敬听我词

    针对武昌起义后城内少数士兵出于民族义愤杀害扎、宝、铁、卜四大旗人家族的事情（中和门一带旗人聚居区死人最多，详见周武彝回忆录），军政府极其重视，马上颁布刑赏令十六条，严禁滥杀旗人，约束纪律。

    武昌一城，旗人在乱中总共被杀八百多人。这个数字，相比清初满兵屠杀汉人的数目，几万分之一不到。

    班子虽草亦搭台

    湖北军政府的新气象

    傀儡主角选定，蔡济民等人商议，派人把黎元洪送到咨议局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严加“保护”起来，并为他专设了“警卫司令”一职，专门负责对他的软禁监视工作。

    庙里的菩萨，待在座上就行，乱说乱动不行。

    然后，与会人员集中商议了几个重大议题。第一，成立由蔡济民、邓玉麟、吴兆麟等十六人组成的“谋略处”，负责军事指挥、参谋、政务、外交；第二，推汤化龙为“总参议”，确认这次起义要成为全国性活动，以同盟会为号召；第三，废清朝宣统年号，定当年为黄帝纪年4609年；第四，凡一地起义成功，立刻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某省都督府；第五，以共进会的旗帜为标志性旗帜，红地黑星，星间连以虚线，代表十八省联合。

    会议开了好久，至晚才散去。

    晚上10点多，咨议局附近忽然枪声大起。原来，武昌城内未被缴械的数百旗兵忽然叛乱，想趁机劫走黎元洪。事起仓促，咨议局内并无多少士兵护卫，就临时调来八十多名测绘学堂的学生兵，扛枪阻击。

    惊慌之余，吴兆麟、张振武二人匆忙换上了清军服装（清军是黄色军服，革命党人在起义第二天全部易为青色军服），准备趁乱逃命。此景，正好为起草文告的学生军士兵李翊东撞见，他举枪怒喝：“你们怎么换上了满狗的服装？想跑吗？敢跑，我就打死你们！”

    二人脸红，悻悻返身。还好，旗兵劫人未果。而后，陆军中学数百学生兵赶来，旗兵被击退。

    经此一吓，革命军内部有人觉得黎元洪是个累赘，张振武更激进，建议把他斩首了事。但吴兆麟、蔡济民坚执不可，认为既然已经打了黎元洪的旗号，就应该留他一命。

    稀里糊涂之间，黎元洪自己不知道，他已经“死”过好几次。

    10月12日，为了使黎元洪“造反”成为不可改易的“事实”，蔡济民、蒋翊武（此时返回武昌）一起“劝”他剪辫。事已至此，黎元洪只得乖乖坐着，老老实实挨“剪”。

    剪辫之后，自认男不男女不女，黎元洪索性要求给自己剃了个光头。

    望着乖乖坐的黎元洪，蔡济民觉得滑稽，他摸着黎元洪的大圆脑袋，哈哈笑着说：“都督这脑袋，真似罗汉一般。”

    黎元洪照镜，忍不住自己笑出声来：“我看像弥勒佛。”

    革命士兵们都觉高兴，在咨议局噼里啪啦放了一大挂鞭炮。

    当天，汉口、汉阳光复，武汉三镇皆落入革命军手中。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0月13日，朝廷派来剿平武昌起义的湖南、河南两只巡防营部队，皆被革命军气势所压，竟然集体缴械投降。

    就这样，一直到10月14日，黎元洪本人基本处于严密的软禁状态中。他一举一动皆被监视，连上厕所都有士兵“保护”。

    其间，汤化龙等人暗中偏向他，悉心搞出一个《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把谋略处职权归于都督。从汤化龙等咨议局议员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放心革命军士兵。保不住革命党哪天兵败，势必引起兵变。稍有乱起，士绅们的脑袋就可能从脖子上搬家。所以，黎元洪才是汤化龙等人心目中最佳的都督府领导人选。

    都督府谋略处的革命党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对这个《条例》的处置很简单——抛入废纸篓了事。

    10月14日这天，继跑到新沟的蒋翊武回到武昌后，在汉口藏身的刘公也来到武昌。

    众人商议后，让蒋翊武主持军务部，刘公主持谋略处。但蒋翊武本人由于在武昌起义中没啥份儿，意不在此，他总想插手汉口军政分府的事情和改编汉川和京山的义军，故只担任顾问一职。刘公本来就无真正的谋略，很快就转任监察处总监察的虚职。

    坐困穷愁之际，一生总撞大运的黎元洪又迎来了一个“贵人”——同盟会的居正。此时，他来到了武昌。

    居正与汤化龙派去起草《条例》的咨议局人员黄中垲是日本的老相识。二人见面十分高兴，就一起去到江汉书院进行长谈。

    居正（1876-1951年），字觉生，湖北广济人。1905年，他在友人资助下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曾在武汉活动，为武昌起义最早的策划人之一。1911年，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他成为湖北分会负责人。听闻武昌起义成功，居正与谭人凤两人赶忙乘船自上海抵达武昌。

    经黄中垲一谈，居正对汤化龙授意搞的《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很认同。他逐条过目后，赞赏不已。于是，他召集武昌的党人开会。

    以居正在同盟会的身份，大家都非常尊崇他。居正扯虎皮作大旗，手拿那份黄中垲起草的条例，上来就讲条例是孙中山制定的：“先生在海外，一直致力革命研究，万事皆有预谋，早就写好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派我持此条例相送，希望大家遵守。”

    与会的人一听，心服口服，再无一人表示反对。

    其实，这些人当时也犯糊涂，中山先生屡战屡败，军事方略本非所长。即使真是他制订的条例，都不一定有可行性，何况是居正送来的“赝品”。

    看见大家手掌拍红，居正自己心中也感诧异：“中山先生这块牌子怎么这么好使呢？”于是，趁热打铁，他详细宣读了条例内容，与会者均无异议，由此条例得以顺利通过。

    这份《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的通过，终使黎元洪逐渐由纸幌子而变为肉傀儡，再由肉傀儡变成真“大王”。

    很快，黎元洪大权独揽，起义各省竞相仿效，为日后军人专政埋下伏笔，为祸不可谓不大。

    现在细读文件，我们还可发现，《条例》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即把湖北军政府升格成中央政府，暴露出汤化龙等人的勃勃野心。

    根据这个《条例》，除军事归大都督一人独揽外，政事完全独立，尽归汤化龙。如此军民分治，大饼一人一半，汤议长可谓费尽心机。10月25日，孙武到位。大家合议后发觉上当，另拟了一个《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从中扩大了党人事权，但已经不能动摇黎元洪的地位。

    截止到11月16日，湖北军政府以鄂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出的电文不少：《传檄全国电》《致海内士电》《檄各督抚电》《宣布满洲罪状檄》《致清朝政府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同时，都督府派人持照会遍送武汉各外国领馆，表示不会损害各国在华利益。

    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这些通电，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特别是《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电》，揭露了清政府一直以来以汉杀汉的阴险伎俩，揭示汉人兵将在清军中的低贱地位：“以满人为统御，以汉人供驱役。一旦有事，则披坚执锐，冒矢石，当前敌，断头流血者，皆汉人；而受殊勋、受上赏者，则满人也！”对那些误以为为清朝效力等同于报效祖国的汉人将士，给予了鲜明的告诫。

    《致满清政府电》则更旗帜鲜明，畅快淋漓地正告清政府应该认清大势，“急以保种为心，毋贪中原富厚之利”，敦促北京的小皇帝为避免招致灭族之惨祸，应该“消号归藩，称臣纳币”，极大宣泄了二百多年来汉民族的抑郁之气。

    为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把《武昌军政府条例》变为现实，在汤化龙等立宪派紧锣密鼓的活动下，他们导演了“祭天大典”，以昭示“光复大义”。

    中国人特别喜欢形式上的东西，在那个暮气沉沉的时代，这出大戏是必要的，可以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黎元洪本人的就位以及军政府的成立，乃“应天顺人”的结果。

    1911年10月17日，祭天誓师大典在军政府前的阅马场举行。筑坛，设燎火，具太牢之仪，坛上摆轩辕皇帝牌位，香案供玄酒，祭旗迎风，钟鼓齐鸣，可谓全套仪礼具足矣。

    黎元洪一身蓝呢戎装，汤化龙为导，谭人凤授旗剑，居正宣讲革命初衷，最后，由大戏主角黎元洪跪谈祝文：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我）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凡我汉族，一德一心，今当誓师命众……

    视文内容慷慨激昂，文采飞扬，显然不再是李翊东那种学生兵能为，而是咨议局士绅们的手笔。

    特别是黎元洪读到“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的那一句时，已经完全入戏，大有“一代伟人”的风采。

    而后，礼官朗读誓师词，三军举枪鸣放，三呼万岁。

    临观军民，无不意志昂扬，热泪盈眶。

    黎元洪的这一次正式登坛亮相，也表示他本人铁下一条心。到这份儿上，他也只能死心塌地“革命”了。其间，汤化龙等立宪派人士三番五次地“婉劝”，对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黎元洪本人原本就不是一个草包。主演祭天“大戏”后，湖北军政府的实权，渐渐为黎元洪所掌握。

    锦上添花。祭天大典的第二天，11月19日，革命军三路劲旅直杀刘家庙，把盘踞在那里的清军打得大败而逃。当地百姓纷纷手持农具参战，军民情绪高昂无限。

    当时的对阵形势，一直是革命军占上风。革命军的前身，皆是湖北新军，枪械、粮食、子弹充足，特别是拥有一批德国克虏伯公司所造的新式大炮。而且，炮兵们皆为学堂科班出身，专业炮手持最新大炮，打得往往有炮无弹的清军弃械而遁。

    大胜之后，革命军凯旋。武汉三镇布店中的红布红绸被购买一空，全被制成大花英雄结。官兵们胸前一人挂一个，列队游行，军民同庆。

    此情此景，大部分党人和军民，皆相信清军不堪一击。但是，身为大都督的黎元洪，沙场宿将，反而心中保有难得的冷静和清醒。

    他知道，张彪残部和各地巡防营不可怕，陆续南下的没有领头羊的清军也不算太强。而真正要人命的近畿陆军（袁世凯北洋系军队）一直没大动静，那才是最可怕的敌手。

    “诸位同志，大家不要只顾着庆祝，还要防止敌人的大举反攻啊……”

    军政府内喜气洋洋，上下欢天喜地，没什么人拿他的话当真。

    黎元洪起义以来一直被党人当作“摆设”，但他本人实际是一位在军界经验丰富的将领，知兵善驭，专业知识极强。

    黎元洪水师学堂科班出身，参加过实战，平素手不释卷，基本功扎实。1899年，法国军官罗勃尔利到湖北参观，张彪摆宴款待。席间，法国佬问张彪几个军事问题，老张一个都答不出，倒是一旁陪坐的黎元洪娓娓道来，语惊四座。为此，罗勃尔利离鄂前，向张之洞盛赞黎元洪知兵晓战。

    在清廷1905年、1906年举办的两次秋季军事演习（秋操）中，黎元洪更是大出风头。特别是1906年在河南彰德的演习，清廷组成假想的“南军”“北军”演习。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官，不仅在对抗演习中数战数胜，在射击、军容、战法等操演科目中，均拔得头筹。为此，他受清廷嘉奖，获赏顶戴花翎（秋操的“总统官”段祺瑞，后来在民国时反而“屈居”黎元洪大总统之下，做他的“总理”）。

    也正是在秋操中，黎元洪见识过北洋军健锐的士气和强大的武装能力。所以，他才对未来的战事大感忧虑……

    辛亥革命长镜头

    风起云涌独立潮

    武昌首义，枪响过后，立传回音——仅仅十二天后，湖南、陕西就发生了起义，宣布脱离清朝独立。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皆宣布独立。

    特别是湖南省的革命将士，独立后立刻派军队前往湖北，真枪实弹地支持革命主战场的革命军弟兄，表现卓越。

    而后，在武汉战局险恶的不利情势下，江浙革命党人纵马横枪，一举攻克南京，使得岌岌可危的湖北革命局势大为改观，带来了崭新的转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昌起义绝对不是地域性的、局部的革命，而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在历史中引发核爆的全国性革命运动。

    数千年的封建专制，随着武昌革命的枪声而落下帷幕。共和民主的新观念，飓风一样，吹进古老的中国。

    自此而后，凡想以独夫皇帝面目出现的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笔者稍蘸笔墨，简单叙述一下几个重要省份独立的经过。

    它们分别是湖南、陕西、江西（九江）、山西、云南。

    八日都督说焦、陈

    湖南起义

    湖南，是个久富革命传统的省份。

    自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黄兴作为继起者，在1903年创建华兴会并成为后来同盟会中第二号人物。湖南、湖北两省毗邻，在革命家眼中，两省一直是一个区域整体。

    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湖南人谭嗣同、唐才常都是担纲人物。他们的流血牺牲，激鼓了黄兴等人的革命斗志。

    1903年黄兴组织成立华兴会，曾策划过长沙起义。虽然此次起义事泄失败，但时人多壮之，影响很大。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华中会携手，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负责章程起草的八个人中，三人是湖南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而同盟会最初两年的近一千人会员中，湖南籍人士约占20%，人数仅次于广东省籍。

    1905年，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朝学生规则》，于东京大森湾跳海自杀。1906年，姚洪兴因在上海入学受阻，愤而自沉黄浦江。这两位湖南籍同盟会骨干的死，唤起了无数湘籍青年的革命热情。万人会葬，全城缟素，形成了空前的政治大示威，影响深远。

    1906年秋，萍浏醴大起义坚持近一个月，近万人被杀。起义义士第一次在中国高举“中华民国”旗帜。而后，长沙抢米风潮、争路权运动，皆使湖南一直处于革命前的亢奋状态之中。

    1911年夏，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三十多人，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曾计划以两湖为发难地，鄂起湘应，湘起鄂应。

    在湖南起义中，焦达峰、陈作新贡献最大。

    焦达峰（1887-1911年），浏阳人，在日本入同盟会，又是共进会创始人；陈作新（1870-1911年），安徽青阳人，出生于浏阳，在湖南弁目学堂读书时加入同盟会，后入新军四十九标任排长。

    10月21日，焦达峰发布十六道“特别命令”，宣布10月22日起义。按照命令，革命党人彭友胜等人率四十九标、五十标党人士兵在22日上午8点开始进攻，到下午3点已经攻占军装局、咨议局，直杀抚署。由于清朝巡抚余诚格识时务，在大堂高悬“汉”字白旗，抚署顺利拿下（余诚格本人后乘乱潜逃）。

    10月23日，中华民国湖南都督府成立，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湖南光复后，出于大义，焦、陈马上派出军队支援武汉主战场，总兵力达十六个营以上。后来在中日战争中丢弃南京而逃的千古罪人唐生智，当时也在那一批新募军人中。

    由于首义部队主力皆派往长沙，焦、陈二人身边空虚。在立宪派人士谭延闿等人的策划下，以梅馨（清军管带）为首的留日士官生小圈子军官发动政变，先设计诱杀了陈作新，再冲入督府，杀害了焦达峰（是谭延闿指使梅馨杀人，还是梅馨杀人后拥举谭延闿，也是一笔历史糊涂账）。

    焦、陈二都督，仅仅任职八天，就同日殉难。

    特别是陈作新，相貌清秀，极富艺术天才，诗文俱佳。这个人还擅丹青篆刻，喜酒大言，很有大诗人风采。

    陈作新单人独骑进入叛兵埋伏圈后，一魁梧大汉忽然对他劈头一刀，削去他左额上一块皮肉。剧痛之下，陈作新飞身下马，由于拔枪不及，他跑入街旁一成衣房。而后，他忍住剧痛，操起一条板凳，把紧追他而入的大汉用凳砸趴在地，接着，他猛力挥凳，把刺客的脑袋砸个稀烂。叛兵在店外齐齐开枪，陈作新不支倒地……

    这位自号“梦天”的大才子军人，确是个狂人，曾作过这样的狂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

    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他最后不是死在“色”上，而是死于“名”。

    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后，军权在握，不再出兵援鄂，而是在当地坐观湖北成败。

    五千旗卒尽被戕

    西安起义

    1911年10月22日，武昌起义爆发仅仅十二天后，陕西革命党人与哥老会联手，发动西安起义。

    陕西一动，势连甘、豫、鲁，波延新、青、宁，影响甚巨。

    当初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光绪“西狩”到陕西，沿途搜刮，横征暴敛。为了填饱“老佛爷”的肚子，陕西地方官只得拼命压榨陕西人民，千捐万税，巧取豪夺。彼时，洋人们也不消停，在抢夺西潼铁路路权的同时，垂涎石油等矿产，加紧经济入侵和宗教渗透。

    局势危急之下，以朱光照（佛兴）为首的知识分子首萌民族意识，又有于右任等革命士子慷慨激昂、鼓吹革命。哥老会等民间会党组织不断在各地掀起抗捐抗税活动乃至武装起义。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深入新军、会党、刀客组织内部，扩大联合阵线。特别是在新军中，不仅党人打入基层，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也进入新军充任中级官校。

    在革命气氛影响下，西安街上民谣四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与武昌起义前的态势一样，在西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流言，遍布坊间。

    为此，清政府惊惶异常，一边四处调旗兵增强西安城内满城的军力，一边抓紧加固防御工事。

    10月22日，同盟会、新军、会党首领三十多人，聚合于西安城南的林家坟，决定武装起义。

    上午10点，战斗正式打响。由于当天是星期天，驻防军军官放假，清朝护理巡抚、各司道官员以及一些参议官均在咨议局开会，来不及反应。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军械局，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在占领鼓楼制高点后，他们相继攻占了巡抚衙门和藩库。

    文瑞，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世袭男爵。这个人，在满洲贵族中算条汉子，能文能武，驭下有方。在绥远、青州等地任上，他特别考虑旗人的生计民生，很有忧患感。到西安后，他兴学劝工，为旗民开设工厂，欲图满人自振。可惜，历史不给他机会，辛亥革命到来，他先是率旗兵进攻，后被新军击败，回守满城顽抗。

    10月23日晨，打着“秦陇复汉军”大旗的起义军在张凤翙指挥下进攻满城，文瑞与旗兵左、右翼副都统承燕、克蒙额等人悉心谋划，准备一决死战。

    两军合战，守城旗军约五千人，枪械精良，作战勇敢。新军气势更锐，兵不畏死，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

    满城东城楼，旗兵一百多人全部战死。未几，北城楼上的火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之下，数百旗兵化为肉泥。

    文瑞在交战之间，多次派人持函与革命军讲和，均遭拒绝。

    血战近一日，满城告陷。旗兵终夕巷战，近三千人死于战斗。其余旗兵，无一不为革命军刀枪下鬼。旗人妇孺知道此前太平军遍屠满人的厉害，自忖难免于难，或投井，或上吊，或集体自焚，死者数千。满城余下旗人，皆被那些冲入街巷的、为民族义愤所激的新军士兵所杀。

    西安驻防八旗士兵连同家属，共死亡两万多人。

    西安之役，也是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旗人被杀最多的一次。

    10月24日，又有千余旗兵从躲藏的地窖中冲出，想要复夺军械局，皆被革命军歼之无遗。

    文瑞见满城陷落，知己命难保，投井自杀。其副手承燕、克蒙额二人也拔枪自尽。西安的满族男子，尽数战死。

    清朝之灭，旗人文武官员能壮烈死事者，寥寥数人而已，唯西安文瑞、杭州朴寿（杭州将军）死状最烈，余皆怯懦小丑。反观汉官，无论文武，殉清者甚众。无他，孔孟之书，教人以忠。虽属迂腐，诚可哀矜。

    除西安外，辛亥革命中，所在地驻防八旗兵属死伤较为惨重的，还有福州、南京两地，其余地区旗兵大多经谈判投降。那些人，日后在袁世凯“优待”条件下，生活平静，几与汉人无异（皇室更受优待），没有遭受任何大规模屠戮。

    由此，可见汉民族胸怀之宽广博大。

    西安光复后，秦陇底定。

    清廷大惊。武昌起义后，清廷原本想以陕甘为基地大举重振锐气。岂料陕西义旗一竖，西北震动。惊惶过后，清廷立刻从东西两路派河南、甘肃的清军进攻陕西，最终皆大败而退。

    兵不血刃定九江

    江西（九江）起义及清朝海军起义

    1906年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萍”就是指江西萍乡。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已经极大激奋了江西乃至全国的人心。

    武昌起义十三天后，10月23日上午6点，三声炮响后，江西九江新军起义。起义士兵均臂缠白布，上印“同心协力”四字，有条不紊，分据要隘，直攻道署。清朝九江道恒保早有“准备”，闻乱即逃入洋人租界，然后乘船逃往上海。

    九江知府璞良有血性，对革命军士兵说：“汝等排满，我为满人，当无生理。我世受君恩，义当死节。”革命军嘉其忠义，本想饶他一命。璞良坚持要殉“大清”，革命军索性成全他，赏他当胸一枪，算是全尸。

    九江独立后，南昌尚未兴复。

    那么，九江起义如何又与清廷海军扯上干系呢？

    原来，革命军排长何燮桂在起义后，率一哨人马，迅速占领了九江上游的田家镇炮台。长江隘口，落入革命军之手。由此，远在汉口的清朝军舰，就失掉了接济的来源。

    驻湖口的清军总镇杨福田派炮艇顽抗，反为革命军所败。一鼓作气之下，革命军乘胜占领了湖口炮台和马当炮台，进一步控扼长江的交通。

    武昌起义后，长江上下游各省震撼。在海军方面，清廷孤注一掷，派海军统制萨镇冰率海容、海琛两艘巡洋舰和数艘炮艇、雷艇，溯江而上，准备与荫昌率领的陆军在武汉会师。

    10月18日，清军各舰艇分别抵达汉口下游。

    水军一到，陆上清将纷纷要求舰艇开炮轰击长江上往来的革命军船只。但是，水军中同情革命的官兵很多，他们故意打歪，炮弹落水，革命军船只没有一艘被击沉。

    不久，清朝陆军看出海军的心思，无人再要求他们开炮帮忙。

    其实，早在一年前，清廷害怕汉人士兵闹革命，曾很想把海军中的重要位置全替换成满人。可惜，满人中学习海军出身的人罕见，他们只得先把海容、海琛两个大舰上的管带换了。海容舰的管带（舰长）是喜昌，帮带是满人吉升；海琛舰管带是荣续。

    九江独立后，清朝海军内的汉人官兵动员起来，齐推汤芗铭（汤化龙的弟弟，萨镇冰的副官）提出起义要求。

    萨镇冰（1859-1952年）不是满人，乃元朝色目人大将萨拉布拉后裔。他船政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是个新派人物。甲午战争中，他在威海卫只率三十名水手坚守刘公岛炮台，血战十天，诚为英雄。

    在汉口，萨镇冰见清朝大势已去，就对外称不忍见同胞自相残杀，决定自动下野。他搭商船去上海，把舰队留下。

    当时，九江独立后，正逢江水渐涸，舰队不可能留在九江以上过冬。所以，清朝的海军其实是被关在汉口，无粮无油，可谓大势已去。

    萨镇冰走后，舰队并未马上流血起义，而是耐心做几个满人管带的“思想工作”。

    最后，喜昌、吉升、荣续三人都同意反正。喜昌怕事后遭杀害，还对士兵表示说他祖先是汉人。

    11月11日，舰队自动驶离阳逻，中途挂上白旗宣布反正，然后开往九江。由于舰队在武昌一直与革命军对峙，还曾炮轰过对方，双方没有过联系。于是，海军舰队就驶往九江，先行派人与当地革命军联系起义合作的事情。

    到达九江后，军政府都督马毓宝立刻上舰慰问，表示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满、汉都可参加。然后，大家开欢迎会，海军将士上岸欢宴，兴尽方散。

    第二天晚上，海容舰管带、满人喜昌想变卦，忽然命令起锚，想驾驶舰只逃往南京与张勋合军。幸亏革命军九江金圭坡要塞炮台察觉有异，发炮相击，吓得喜昌忙令司舵返航，重新抛锚。

    经过此事，九江革命军对舰中三个满人管带防范甚严。对于他们，又不忍杀害，就劝他们回家，每人发三千元旅费。

    发给海容舰六千元后，本应由喜昌和副手吉升平分。这两个不争气的旗人，为钱内讧。喜昌认为应该官大多得，官小少得，不由分说，自己就先拿了五千元。吉升本人家穷，欠一屁股债，见喜昌分钱不公，一气之下投江自尽（此旗人可怜可恨，与其因分钱不均自杀，不如早几天死，还得个殉清的美名）。

    11月18日，海军舰队在临时司令汤芗铭率领下，奉黎元洪之命，驰援武汉，开始截击清军。

    九江独立后，10月30日，南昌的《江西民报》发行全红报纸，社论题为《满城风雨近重阳》，开文第一句就是：“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

    当夜，南昌城外的新军骑兵排发难，从顺化门爬墙入城，城内炮营响应，开始起义。

    清朝巡抚四处唤官员开会，但连传令兵都已经参加起义。慌忙中，巡抚以及大小官员逃避一空。

    武昌城内五十五标新军、警察部队以及宪兵部队均各自留营，全无反抗。

    南昌光复，兵不血刃。

    千年之醉梦惊回

    山西起义

    “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曾如此评价说。

    由于临近北京这一政治中心，自洋务运动以来，山西可谓领中国最早“开化”之风气。1892年，太原火柴厂成立。1898年，当地又成立了拥有马力蒸汽机的山西机器局。

    山西的知识分子，也很早受革命思想影响，倾向于革命和排满。1904年，山西巡抚奏告清廷，官派五十名青年去日本留学，其中就有山西武备学堂的阎锡山、张瑜等人。同盟会成立后，不少山西籍青年纷纷加入。

    总结历史经验后，山西同盟会员提出未来革命“南响北应”的计划。同时，阎锡山等青年发起了“铁血丈夫团”，组织了以军事目的为主的团体。1908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山西籍学生纷纷学成归国，分别进入陆军小学堂（即武备学堂）以及督练公所任职。

    由于清廷要求新军协统以下军官必须由军授科班毕业的人担任，阎锡山等人顺利进入新军中充当教官和标统（团长）。同时，同盟会员还深入新军基层，广泛联合士兵，准备起义。诸如杨彭龄等九个正目（班长）的“双塔寺结义”，就是鼓动基层的典型事例。

    辛亥革命前，太原新军从上到下几乎都掌握在同盟会会员手中。

    武昌起义之时，到山西担任巡抚的陆钟琦，才到任四天。他刚从江苏布政使任上转职，被清廷派来山西。这个人，忠孝传家，光绪十五年进士，曾做过摄政王载沣的老师。

    从道德上讲，陆钟琦为官清廉自律，广有贤名。但在政治上，他是个十足的顽固守旧派，一心要报“大清”深恩。

    10月22日，山西的邻省陕西突然起义，这可急坏了陆钟琦。他立刻派太原镇总兵谢有功巡视黄河，扼控沿岸地区，以阻陕西新军过河。然后，他抽调大同总兵派人协防太原。

    由于对太原城内新军心存警惕，他命令第八十五标开入蒲州，八十六标去代州。

    危急时刻，陆钟琦在北京任职的儿子陆光熙忽然来到了太原。这个人，曾在日本留学，其实也是同盟会会员。他到太原后，即去与阎锡山见了面，估计是密谈合作事宜。

    由于深知老父效忠清廷、深恨党人，陆光熙决定慢慢开导，以图父亲转向。为免遭父呵斥，这位早已剪辫的年轻人，见面前还特意买了一条假辫子带在头上。

    出于对新军士兵的警惕，陆钟琦一直不让发子弹。但派出二标兵士出太原，子弹不能不发。新军的同盟会成员约定，只要大家领到子弹，就立即起义。

    10月29日一大早，大家公推第二营管带姚以价为司令，宣布起义。由于城内士兵早已安排好，大家里应外合，顺利攻入新南门，直杀巡抚衙门。

    陆钟琦没想到革命军如此快手，他本人大梦初醒，马上起身指挥士兵守门。

    新军人众，用大石条砸开大门，尽毙卫士，冲入内堂搜索，正赶上陆钟琦父子匆忙往外走。

    起义士兵一阵乱枪，把陆巡抚当场打死。陆光熙以身遮蔽父亲，也当场被杀。可惜这位同盟会员，未及“策反”父亲，自己反而与父亲一起，同死于革命军乱枪之下。

    士兵们杀完人后往外走，正碰上骑马赶来的协统谭振德。他刚刚呵斥了两句，就被一阵乱枪打成血窟窿。

    山西一文一武两位大员，皆死于革命军枪下。

    满城旗兵本来抵抗甚烈，但新军控制了制高点，居高临下，一阵大炮猛轰，旗兵不得不缴械投降。

    起义非常顺利。中午时分，咨议局开会，军政府成立，阎锡山当选为都督，年号用黄帝纪年，但旗子用的是“八卦太极图旗”。

    山西起义后，祸生肘腋，清廷大惊，忙派在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军入山西去镇压。不曾想，吴禄贞本人就是革命党，他刚到石家庄，就派人与山西方面联系。

    11月4日，吴禄贞与阎锡山二人在娘子关见面，成立燕晋联军，准备会合吴禄贞的好友、第二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起夹击北京。

    袁世凯刚被清廷重新起用，人在河南，闻之心惧。他秘密派人去石家庄，收买了吴禄贞的卫士长马蕙田。马蕙田在11月7日早晨刺杀了吴禄贞，并割下人头逃走报功。

    如此一来，吴禄贞、阎锡山的大好宏图，付诸东流。

    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视山西、陕西为肘腋大患，提出民军不包括这两省义军，想把北方起义军皆称为“土匪”而加以剿灭。

    最终，在孙中山力争下，袁世凯最后只得同意把山西义军仍作为民军对待。

    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礼（山西定襄人）前往北京“表忠心”，袁世凯才对山西放下心来。1912年春，他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彩云之南响震雷

    云南重九起义

    清末的云南，内忧外患。内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外部，法国占安南，英国占缅甸，虎视眈眈。

    在此情势下，经云南同盟会鼓动，类似“读学会”“死绝会”“敢死会”“兴汉会”等外围革命组织纷纷成立，人民日益觉醒。

    1909年，陆军讲武学堂在云南重开，刚从日本回国的大批留学生和同盟会员纷纷在“海归”潮中被聘为教官，其中包括李烈钧、唐继尧等人。最终，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实际上成为革命党人的大本营。

    云南起义前夕，革命教官教出来的革命学生也纷纷分配进入军队。他们与军中革命党人积极配合，说服士兵，以至于云南新军基本上成为党人的天下。

    1911年初，蔡锷被清廷任命为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从广东调至云南。他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思想上一直很“先进”——想想他的老师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我们就不会诧异他同情革命的态度。当时，他有句拍胸脯的话使得革命党人很放心：“只要时机成熟，我对你们绝对同情支持！”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昆明的党人欢喜欲狂。

    10月16日，唐继尧、刘存原等人召开会议，秘商起义计划。而后，19日、22日、25日、28日，同盟会员接着开了四次会议，蔡锷均加入其中，共谋大事。

    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书写一个纸条，上有“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个字，然后烧之为灰，放入酒中，大家分饮，以示决心。最终，党人决定10月30日深夜在昆明打响起义枪声，并推蔡锷为战时总司令。

    10月27日，滇西的腾越枪声忽起，同盟会会员张文光与刀安仁（此人还是个傣族土司）发动起义，清军腾越总兵自杀，文官逃的逃，降的降，腾越光复。

    滇西的胜利，更坚定了昆明革命党人的决心。

    10月30日晚，党人首领们正忙于深夜起义的准备工作。8点左右，昆明北校场七十三标第三营忽然枪响一片。蔡锷等人对此并不知情，云贵总督李经羲打来电话，让他迅速带部队前往七十三标平息“哗变”。

    原来，正当七十三标的排长黄毓英给革命士兵分发子弹时，恰好被反动的值日队官唐元良巡哨发现。这个人很顽固，怒骂挥鞭，痛斥士兵，叨叨“造反要杀九族人头！”。这个人也是顽固，都什么时候了，还摆这种威风。士兵们愤而举枪，当即把唐队官打成马蜂窝。其余士兵跟进，立刻把营内另外几个反动军官一并杀死。

    七十三标革命士兵也顾不得起义约定时间，提早起义，一拥而出，攻破昆明北门。

    当时，蔡锷本人在巫家坝，他马上召集士兵，宣布起义。于是，大队的士兵整队而起，高呼“革命军万岁”的口号，冲向督署等重要军事、民政机构。

    由于起义当日是农历九月初九，史称“重九起义”。

    此次战斗非常激烈，主要是清军一直盘踞战略要地五华山，又控制了军械局，故而起义进程十分艰苦。

    奋战到次日中午，清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被起义战士击毙，总督李经羲和总参议靳云鹏逃走。

    在付出了牺牲一百五十人、伤三百多人的代价后，昆明终为革命军光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攻督署的作战中，时为七十四标第二营排长的朱玉阶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奋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李经羲的老巢。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朱德元帅。

    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各府、州、县迅速光复，可谓是“传檄而定”。

    11月1日，革命军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云南都督。

    由于蔡锷的锐志进取和悉心培育，云南革命军军力强劲，也成为后来护国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由于本书主要内容围绕辛亥革命（武昌），故对于其他省市的起义描写从略。关涉的主要人物及其“下场”，在此简单交代一下。

    黎元洪：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任湖北都督。1913年，同盟会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10月6日，袁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任正式的副总统，兼任鄂督，但年底即被段祺瑞“请”到北京，被袁世凯安置在瀛台“优待”。1915年袁世凯称帝，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不就，闭门谢客。1916年6月，袁世凯死，根据宪法，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随即，他与握实权的总理段祺瑞相争不休，导致引狼入室，张勋复辟，黎被迫下台。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的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又被拥上总统宝位，次年被曹锟挤下台。

    黎元洪下野后，尽心实业，造福桑梓。1928年，他忽患脑溢血去世。1935年底，国民政府为他在武昌卓刀泉举行国葬。

    汤化龙：此人一直是个政治骑墙派。汉阳失陷后，他随黄兴去上海避风。民国成立后，他一会入共和党，一会又为民主党干事长。1913年，他当选为众议院议长，鼎力支持袁世凯，并与梁启超一起组建进步党（实际上合并了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三党），与国民党抗衡。袁世凯欲称帝，时为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心灰意冷，大有上当受骗之感，在1915年潜往上海，参加讨袁活动。

    袁世凯死后，他重任众议院议长。1917年段祺瑞、黎元洪“府院之争”引来张勋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以汤化龙为内务总长，但仅仅三个多月，汤化龙就被迫辞职。

    政治上失意后，他赴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心情郁闷。

    1918年9月10日，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为一国民党籍华人理发师王昌刺杀，一弹入腹，一弹自口入，洞穿脑袋，终年四十五岁。盛年伏尸海外，汤化龙的遭遇也算一奇。

    刺杀汤化龙的王昌，是孙中山老乡。他杀汤化龙后从容离去，回到住处，对工友说：“我不愿在洋人法官面前受审，免得他们侮辱我们中国人的尊严！”言毕，拔枪自杀。

    王昌之所以要杀汤化龙，是因为他认定汤化龙美加之行目的在于向六国银行团借款购买军火支援段祺瑞政府，以此来进攻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护法政府”。

    王昌行刺，不排除受国民党幕后指使的可能。孙中山得知消息后，派人运送王昌灵柩回广州，以党礼葬之于黄花岗左侧，立坟建墓，至今仍存。

    王昌死年三十三岁，是获国民党党葬殊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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